《宽容》

一　无知的暴虐

五二七年，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成为东罗马的统治者。 

这个塞尔维亚的农夫对书本知识一窍不通。正是出于他的命令，古雅典的哲学学派才被最后压抑下去。也正是他关闭了唯一的一座埃及寺庙，这座庙宇自从信仰新基督教的僧人侵入尼罗河谷之后己有数百年香火了。 

庙宇座落在一个叫菲莱的小岛上，离尼罗河的第一个大瀑布不远，从人类的记忆所及之时起，这儿就是朝拜爱西斯的圣地，不知是什么原因，非洲、希腊和罗马诸神早已悲惨地销声匿迹了，只有这个女神还灵光不灭。直到六世纪，这里一直是理解古老神圣的象形文字的唯一场所，为数不多的教士继续从事着在其它地方早已被忘却的工作。 

而现在，随着一个被称为“皇帝陛下”的文盲农夫的命令，庙宇和毗邻的学校变成了国家的财产，神像和塑像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里，教士和象形字书法家被投入监牢。等最后一个人由于饥寒交迫死去以后，具有悠久传统的象形文字工艺便成为绝代失传的艺术。 

真可惜啊。 

假如查士丁尼（该死的家伙）稍缓斩草除根，把几名老象形文字专家抢救到类似“挪亚方舟”的安全地方，那会使历史学家的工作容易得多。我们虽然能再次拼写出古怪的埃及词汇（这全靠商博良的天才），却仍然理解不了他们传给后代的内在含义。 

在古代社会的各民族中，这类事情不胜枚举。 

蓄有奇特大胡子的巴比伦人给我们留下整座整座刻满宗教文字的造砖场，他们曾经虔诚地疾呼：“将来有谁能够理解天国中上帝的忠言”，那时他们是怎样想的呢？它们不断祈求圣灵的庇护，力图解释圣灵的律法，把圣灵的旨意刻在最神圣城市的大理石柱上，他是怎样看待这些圣灵的呢？他们忽而虚怀若谷，鼓励教士研究天国，探索陆地和海洋，忽而又变成惨无人道的刽子手，人们稍微疏忽了如今早已无人问津的宗教礼节，就或有骇人听闻的惩罚降临在头上，这原因又是什么呢？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 

我们派出了探险队去尼尼韦，在西奈的沙漠上发掘的古迹，译释的楔形文字书版足有几英里长。在美索不达尼亚和埃及各地，我们都竭尽全力寻找打开神秘的智慧宝库前门的钥匙。 

突然，也完全是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了宝库的后门，其实它一直对人们敞开着，随时都可以进去。 

然而，这扇小小的方便之门并不是座落在阿卡达或孟菲斯附近。 

它隐藏在丛林的深处。 

异教徒寺庙的木柱几乎把它遮挡得风雨不透。 

　※　 ※ ※ 

我们的祖先在寻找易于抢掠的对象时，接触了他们乐于称之的”野蛮人”。 

他们的相遇并不愉快。 

可怜的野蛮人误解了白人的用心，还举着长矛和弓箭欢迎他们。 

来访者却用大口径手枪作为回敬。 

从那以后，平心静气不带偏见的思想交流变得十分渺茫。 

野蛮人总是被描写成一群信奉鳄鱼和枯树的肮脏懒惰的废物，任何灾难对他们都是应得的报应。 

以后便是十八世纪的转机。让·雅克·卢梭首先透过朦胧的伤感泪水观察世界。同时代的人被他的思想打动了，也掏出手绢加入流泪的行列。 

愚昧无知的野蛮人成为他们最喜欢谈及的题目，在他们看来（尽管他们从未见过野蛮人），野蛮人是环境的不幸牺牲品，是人类各种美德的真正体现，三千年的腐败文明制度已经使人类丧失了这些美德。 

如今，至少在特定的调查领域里，我们了解得更清楚了。 

我们研究原始人就象在研究较高级的家禽，其实二者并无大区别。 

一般来说，我们的辛苦总能换来果实。野蛮人实际上正是我们自己在恶劣环境中的自我体现，他们只是没有被上帝感化而已。通过对野蛮人的仔细研究，我们开始懂得了尼罗河谷和美索不达尼亚半岛的早期社会；对野蛮人深入彻底的认识使我们得以管中窥豹，了解人类在最近五千年内形成的很多怪异的天性，如今这些天性却深深地埋藏在一层薄薄的礼仪和习惯的外壳之下。 

这些发现并不总能为我们的自豪感增光添色。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了解了自己已经摆脱了的环境，欣赏了我们已经完成的许多业绩，这只能使我们以新的勇气对待手中的工作，除此之外如果还有别的，那就是对落伍的异族兄弟们要采取宽容态度。 

这本书不是人类学手册。 

这是一本奉献给宽容的书。 

但是宽容是个很大的命题。 

偏离主题的吸引力会很大，我们一旦离开大道，天晓得将在哪儿歇脚。 

既然如此，还是让我用半页的篇幅，恰如其份地解释我所谓的宽容吧。 

语言是人类最富有欺骗性的发明之一，所有的定义都是武断的。因此无名小辈的学生就应该拜倒在一本书之下，囵为它的权威性已经被大多数能看懂该书的人接受了。 

我说的就是《大英百科全书》。 

该书第二十六卷一○五二页这样写道“宽容（来源于拉丁字tolerare）：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 

也许还有其它定义，不过就这本书的目的，我不妨把《大英百科全书》的话作为引线。 

既然我已经或多或少地把自己束缚在某个明确的宗旨上，我还是回到野蛮人身上，告诉你我从已有记载的最早期社会形态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宽容吧。 

　※　 ※ ※ 

人们通常以为，原始社会非常简单，原始语言不过是几声简单的咕哝，原始人的自由只是在社会变得“复杂”以后才消失。 

近五十年来，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在中非、北极地区和玻里尼西亚进行调查，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原始社会非常复杂，原始语言的时态和变格比俄语和阿拉伯语还要多，原始人不仅是现实的奴隶，也是过去和未来的奴隶；一句话，他们是凄凉悲惨的生灵，在恐惧中求生，在战栗中死去。 

对野蛮人的通常想象是一群红肤色人悠闲自得地在大草原上漫步，寻找野牛和战利品，而我所讲的却似乎和这种想象相差很远，不过这更接近于事实。 

事情怎么会是别的样子呢？ 

我读过许多介绍奇迹的书。 

但是它们缺少一个奇迹：人类能够活下来的奇迹。 

这些手无寸铁的哺乳动物居然抵御细菌、柱牙象、冰雪和灼热的侵袭，最后成为万物的主宰，他们到底通过什么方式和方法做到这些的，在这里就不多谈了。 

不过可以肯定一点，这不是一个人所能单独完成的。 

当时的人为了获取成功，不得不把自己的个性融化在复杂的部落生活中。 

统治原始社会的只有一个信条，即至高无上的求生欲望。 

这有许多困难。 

因此所有其它欲望都得服从于最高的要求——活下来。 

个人是无足轻重的，集体却至关重大。部落是活动的堡垒，它自成体系，依靠群力，为己谋利只有排斥一切外来的东西，才能得到安全。 

但是问题比刚才说的还要复杂，我的话只适于可以看到的世界，但是在人类发展初期，可见的世界与不可见的世界相比，简直不足挂齿。 

为了充分理解，我们必须记往，原始人与我们大不相同。他们根本不懂因果法则。 

如果我坐在有毒的常青藤上，我会责怪自己的疏忽，派人去请医生，并让孩子赶快弄走那些东西。辨明原因效果的能力告诉我，有毒的常青藤会引起皮疹，医生会给我药止痒，清除毒藤可以避免痛苦的事情再发生。 

真正的野蛮人的反应却迥然不同。他不会把皮疹和毒藤联系起来。在他生活的世界中，过去、现在和将来盘根错节，纠缠不清。死去的首领变成了上帝，死去的邻居变成了精灵，仍然是家族中看不见的成员，步步陪伴着活着的人。他们与死人仍然同吃同睡，一同看守大门。是避免与他们亲近还是争取得到他们的友情，这是活着的人应考虑的问题，否则就立即会遭到惩罚。由于活人不可能知道怎样才能取悦于精灵，便总是害怕上帝把不幸作为报复降临在自己头上。 

所以，他不是把异常的事情归结于最初的原因，而是归结于看不见的精灵的涉足。他发现臂上的皮疹时，不是说：“该死的毒藤！”而是小声嘟嚷：“我得罪了上帝，他来惩罚我了。”他跑去找医生，不是去讨抵消藤毒的膏药，而是要一张符，还必须比愤怒的上帝（不是毒藤）甩给他的那张符灵验百倍才行。 

至于使他遭罪的毒藤他却不予理睬，依然让它象往常一样生长。如果偶尔有个白人带来一桶煤油把它烧掉了，他还会骂他招惹麻烦。 

因此，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一切事情都被认为是由看不见的生灵操纵的，那么社会要维持下去，就必须绝对服从能平息上帝怒火的律法。 

按照野蛮人的看法，律法确实存在。祖先创立了律法，把它传授下来，这一代最神圣的职责就是把它原封不动完美无缺地传给下一代。 

这在我们看来当然荒诞无稽，我们相信的是进步、发展和持续不断的改进。 

不过，“进步”是近年来才形成的概念，而低级社会形态的特点是，人们认为现状已经完美无暇了，没有理由再做什么改进，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别的世界。 

如果上面所说的是真的，那么怎样才能防止律法和已定的社会形式有所变更呢？ 

答案很简单。 

就是靠及时惩处拒不把公共条例看做是上天旨意具体体现的那些人，说得露骨一点，就是靠僵化的专横制度。 

　※　 ※ ※ 

如果我由此说野蛮人是最不宽容的，本意也不是侮辱他们，因为我马上要加上一句，在他们借以栖身的环境里，专横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他们一意容忍，用来保护他们人身安全、头脑纯洁和部落生活的许多清规戒律遭人践踏，便会陷入灭顶之灾，这可是最大的罪过。 

但是（这个问题值得探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又是怎样保护了一整套靠口口相传的条例呢？今天我们拥有成千上万的警察，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却仍然觉得连推行一点普通法律都困难重重。 

答案同样很简单。 

野蛮人比我们聪明得多，他们精明地估算出用武力不能推行的东西。 

他们发明了“忌讳”（塔布）这个概念。 

也许“发明”这个词有些文不达意，这类东西很少是一时灵感的产物。它们是长年累月的积累和实践的结果。不管怎样，非洲和玻里尼西亚的野蛮人想出了“忌讳”这个概念，从而省去了不少麻烦。 

“忌讳”这个词起源于澳大利亚。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它的含义。如今的世界里也充满了忌讳，也就是不能做的事或不能说的话，譬如在吃饭时谈及刚刚做完的一次手术或把小勺放在咖啡杯里不拿出来。不过我们的忌讳都没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只是一些礼节，下会扰乱生活的幸福。 

对于原始人，忌讳则甚为重要。 

它意味着超然于这个世界的人或没有生命的物体，（用希伯莱语说）是“神圣”的东西，人们绝不能冒着即刻死去的痛苦或永恒磨难的代价谈论或涉及。对于胆敢违抗祖先意志的人可以大骂特骂，切不可表示冷惜。 

　※　 ※ ※ 

究竟是教士发明了忌讳，还是为了维护忌讳才产生教士，这是尚待解决的问题，由于传统比宗教更为源远流长，因此很可能早在男巫师和女巫婆问世之前忌讳就存在了。但是巫师一在世上露面，就成为忌讳的顽固支持者，以巧妙的手法大肆盗用这个概念，使忌讳成为史前的“禁物”象征。 

我们第一次耳闻巴比伦和埃及的名字时，它们还处于忌讳举足轻重的发展时期。粗糙原始的忌讳并不象后来在新西兰发现的那样，而是带有“汝不能……”这样字眼的戒律。它们是约束人类行为的严肃的否定式准绳，就象我们熟悉的基督教“十诫”中的六条一样。 

不用说，在那些国度的早期历史中，宽容的概念完全不为人知。 

我们有时看到的宽容，其实是由于无知导致的漠不关心。 

我们从没有发现国王和教士能够有一丝诚意（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同意别人履行“行动或判断的自由”，成“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而现在这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理想。 

　※　 ※ ※ 

由此说来，这本书的兴趣并不在研究史前的历史，或者研究按一般所称的“古代历史”。 

为宽容的斗争直到个性发现以后才开始。 

在现代最伟大的新发现中，个性发现的荣誉应当归于希腊人。 

二　希腊人

在地中海的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岩石半岛，它在近两个世纪中为当今世界的生活奠定了完整的基础，这包括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上帝知道还有些什么，这是怎样实现的呢？多少世纪以来，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哲学家们一生中也或多或少都要用一些时间来寻找答案。 

盛气凌人的历史学字与化学、物理、天文和医学的专家不同，他们总是以一种居心叵测的蔑视态度来看待人们力图发现“历史法则”的努力。在研究蝌蚪、细菌和流星中有用处的东西，在研究人类领域中似乎毫无用武之地。 

也许是我错了，但是我认为这种法则应该存在。迄今我们的收获鲜微，这的确是事实。不过，我们探索的功夫也不够。我们一直忙于积累事实，却没有时间把它们煮一煮，让它们液化、升华，再从中提取出风毛鳞角的智慧结晶，而这些智慧对于我们这种特殊的哺乳动物也许还真有点价值。 

我涉足到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不免诚惶诚恐。这里我暂借科学家的一纸名言，献上历史原理如下。 

根据现代科学家的上乘之作，当所所有物理和化学的成份都达到形成第一个细胞的理想比例时，生命（区别于无生物的有生物）便开始了。 

把上面的话翻译成历史学的概念，就是： 

“只有所有种族、气候、经济和政治条件在不健全的世界中达到或接近一种理想比例时，高级形式的文明才会突然地、貌似自动地脱颖而出。” 

我举几个反面事例详细论述这个观点。 

头脑还处于穴居人水平的种族是不会繁荣昌盛的，即使在天堂里也不会。 

如果是出生在爱斯基摩人的圆顶茅屋里，一夭到晚只是直勾勾地盯着冰上的捕海豹洞，那么伦勃朗就绘不出图画，巴赫就谱不出受难曲，伯拉克西特列斯也塑不出雕像。 

假如达尔文不得不在兰开夏郡的工厂里干活谋生，那他在生物学上就做不出贡献，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如果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奴隶，住在罗曼诺夫庄园的一个偏僻村子里，那他也无法发明电话。 

埃及是第一个高级文明的发祥地，气候宜人，但土著居民的体魄却不很健壮，进取心也不强，政治和经济条件也糟糕。巴比伦和阿西利亚也是这样。后来迁居到底格利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闪米特族倒是身材魁梧，精力充沛，气候也不成问题，不过政治和经济的环境却差得太远了。 

巴勒斯坦的气候没什么可吹嘘的，农业落后，在横穿国土沟通亚洲和非洲的大篷车道以外的地区，商业寥寥无几。况且，巴勒斯坦的政治完全操纵在耶路撒冷寺院的教土手里，这当然无益于个人积极性的发挥。 

腓尼基的气候倒是无可厚非，而且人高马大，经商的条件也不错，然而，这个国家却遭受了经济严重不平衡的厄运。一小撮船主把持了全部财富，还建立了森严的商业垄断。这样，早期泰雅和西顿的政权就落入大富豪之手。穷苦大众连起码的勤劳干活的权力都被剥夺了，他们变得冷淡、漠然，最后，腓尼基重蹈迦太基的复辙，由于统治者的鼠目寸光和自私贪婪而化为废墟。 

总而言之，在各个早期文明的中心，成功的必要因素总是欠缺。 

公元五世纪时完美平衡的奇迹终于在希腊出现了，它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而且奇怪的是，就连这也不是发生在本土上，而是出现在爱琴海彼岸的殖民地。 

我在另一本书中描述了著名的岛屿桥梁，它们沟通了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的联系，早在尚无文字记载的时候，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商人就经过这些岛屿来到欧洲。他们的登陆既通了商，又把亚洲的思想带到欧洲，他们的足迹留在了小亚细亚西岸的一个狭长地带上，这个地方叫以沃尼亚。 

这时离特洛伊战争还差几百年，希腊大陆的一些部落征服了这块长九十英里、宽仅数英里的疆域，先后建立了殖民城市，其中最著名的有以弗所、福赛、艾丽斯莱和米莱图斯。在这些城市周围，成功的条件以完美的比例臻于成熟，使文明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后世的文明最多有时可以与之并驾齐驱，却从未能超过它们。 

首先，殖民城市居住了来自十多个民族的最活跃最有胆识的人。 

其次，这里拥有新老世界之间和欧亚大陆之间互通贸易得来的财富。 

第三，代表殖民主利益的政府给予广大自由人以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机会。 

我不提及气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对于只经营商业的国家来说，气候并没有很大关系。无论是下雨还是晴天，船只都可以建造，货物都可以卸舱，只要不是冷得港口结冰，只要城镇没有被水淹没，居民们就不会对每天的天气预报感兴趣。 

以沃尼亚的天气极为有利于知识阶层的发展，在书籍和图书馆问世之前，知识是靠人们口口相传的，城镇的水泵周围成为最早的社会活动中心，也是最古老的大学所在地。 

他们当中有记载的第一个人——现代科学的真正创立者，是一个背景值得怀疑的人物。这并不是说他抢了银行或杀死了家人，并为此而从无人知晓的地方逃到米莱图斯来的。谁也不知道他的祖先是谁，他是比奥夏人还是啡尼基人？（用博学多才的人类学专家的行话来说）是游牧人还是闪米特人？ 

这表明麦安德尔山口的这个区区古城在当时是一个多么显赫的世界中心。它的人民来自四面八方（就象如今的纽约一样），因此人们只是凭表面印象判断自己的邻居，从不过多注意他的家底。 

这本书不是数学史和哲学手册，因此无需为阐述泰勒斯的思想而多占篇幅了。只需提一下的是，他倾向于对新思想采取宽容的态度。这种风气曾在以沃尼亚盛行，那时罗马还只是远方一条不为人知的泥泞小河旁的小商镇，犹大人还是阿西利亚人的俘虏，欧洲的北部和西部还是狼嗥鬼叫的荒原。 

为了搞清这种发展的原因，我们必须了解自从希腊首领们渡过爱琴海、掠夺特洛伊城堡的财富以来希腊所发生的变化，当时那些远近闻名的英雄不过是最初级文明的产物，他们犹如四肢过于发达的孩子，生命在他们眼里只是一场漫长而又光荣的搏斗，充满了刺激、角斗、赛跑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竞技，而我们现在的人如果不是为了面包和香蕉而埋头于日常工作的话，倒也未尝不愿意从事这些活动。 

这些血气方刚的武侠对待他们信仰的上帝的态度坦率质朴，就象是对待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严肃问题一样。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在公元前十世纪曾经左右过希睹人的一切，但是他们都具有实实在在的人的形象，和地球上的人并无大区别。地球上的人是何时、何地、怎样与他们的上帝分道扬飚的，此中详情一直是个谜，从未有人搞清楚过。不过，九重之外的上帝对匍匐在地面的臣民所怀有的深情厚谊从未间断过，一直带有亲切的个性色彩，它使希腊的宗教表现出独特的魅力。 

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当然都会知道，宙斯是非常强大的统治者，蓄着长长的胡子，偶尔狂暴地耍起闪电雳雳时，世界就象到了未日一样。尽管孩子们在摇篮里就听别人讲过神灵的故事，可是等他们稍一长大，能够自己读古老的传说了，便开始琢磨起这些可怕神灵的弱点。他们这时看到的神灵是在愉快的家庭晚会的灯光下出现的化装人物——他们彼此无休无止地恶作剧，参加凡人朋友们的政治争论，由于各支持一方而相互激烈争吵，因此，希腊尘世每发生一次争论，就必然会引起天国诸神之间的一场轩然大波。 

当然，宙斯虽然具有人类的弱点，但仍不失为非常伟大的上帝和无比强盛的统治者，为了安全起见，最好不要触犯他。不过，他还是“通情达理”的，对这个词的含义现在华盛顿议会中专门进行院外游说活动的说客们了解得一清二楚，宙斯也确实通情达理，如果掌握的火候得当，还可以疏通他。最主要的是，他具有幽默感，并不把他本人和他的天国看得太重。 

也许这并不是对宙斯的最好评价，但这一点却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古希腊从未有过条例森严的教规，规定凡人应该把哪些看作真理，哪些看做谬误。由于没有现代概念中的“信条”，以及冷峻的教理和靠绞刑架推行教理的职业教士，全国各地的民众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好恶来修改宗教思想和天国的概念。 

住在奥林匹斯山咫尺之遥的塞萨利人对自己的可敬的邻居奥林匹斯诸神的崇拜，当然要比住在遥远的拉科尼亚湾小村子里的阿索庇人差得多，雅典人自以为得到守护神雅典娜的保护，便可以对她的父亲宙斯放肆无礼，而住在远离通商要道的山谷里的阿卡迪亚人却坚持更为纯朴的信仰，最使他们恼火的就是以轻浮的态度对待宗教这样严肃的事情。福西斯的居民依靠人们对德尔法的朝圣来维持生计，所以他们坚信，阿波罗（这个在有利可图的圣地接受朝拜的天神）是所有天神中最伟大的一个，不远千里而来的人，只要腰包里还有一两个德拉克马，就应该去为阿波罗进香。 

犹太人只信仰一个上帝，这是他们区别于其它民族的标志，犹太人当时都聚集在一个城市里，势力日渐强大，终于击败了所有与之匹敌的朝圣地，从而保持了对宗教的垄断近一千年之久，不然要让人们只信奉一个上帝是不可能的。 

这样的条件在希腊是不具备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想使自己的城市成为全希腊公认的首都，但都失败了。他们的努力只导致了徒劳无功的长年内战。 

个性这么强的民族肯定会为独立思考精神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有时被称做是“幸腊人的圣经”。其实它们与《圣经》风马牛不相及，只不过是普通读物。从未跨入“圣书”的范围。这两本书讲述了叱咤风云的英雄们的冒险经历，人们总喜欢把他们认做是当时希腊人的上一辈祖先。这两本书汇集了不少宗教知识，因为天神们都无一例外地在凡人的相互争夺中各助一方，把正经事抛到脑后，只是尽情地欣赏在自己版图上展开的亘古罕见的大拼杀。 

荷马的著作是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在米纳瓦和阿波罗的启示下才写成的，对于这一点希腊人从未考虑过。荷马史诗是文学史上的光辉一页，在漫长的冬夜里，它成为陪伴人们的良好读物，还可以使孩子们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 

这就是一切的一切。 

这座城市充满了知识和精神自由的气氛，弥漫着从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上散发出来的呛人气味，还点缀着富丽堂皇的东方绸缎，飘荡着饱食终日的人们的欢声笑语，泰勒斯就诞生在这里，在这儿工作，学习，最后告别人世。如果他探索出的结论与其他人的见解存在很大分歧的话，那么请记住，他的思想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米莱图斯人一般都知道泰勒斯，就象一般纽约人都久闻爱因斯但的大名一样。如果问纽约人爱因斯坦是谁，他会说，爱因斯坦是留着长头发、叼着烟斗、拉着小提琴的家伙，他还写过一个人从火车这头走到那头的故事，登在星期日的报纸上。 

这个叼着烟斗、拉着小提琴的怪人抓住了瞬现即逝的真理之光，最终推翻了（至少是大大改变了）六十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科学结论。但是，这件事并未能引起千百万懒散随和的纽约人的注意，只是在自己喜欢的击球手想推翻万有引力而受到阻碍时，才会想起世界还有数学这门学问。 

古代历史教科书通常避开这个难题，只是印上“米莱图斯的泰勒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来敷衍搪塞。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出当时的《米莱图斯报》上登出这样的大字标题：“本地毕业生发现了真正科学的秘密”。 

泰勒斯究竟是何时、何地、怎样超越前人走过的老路，独自开创新的途径的，我也说不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是生活在没有知识的真空世界里，他的智慧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公元前七世纪，人们已经在探索许多新的科学领域，有大量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资料，可供学者随时参考。 

巴比伦的星球观察家已经在探索天空。 

埃及建筑师经过精心的计算，把两块重达百万吨的花岗石放在了金字塔里面墓室的顶部。 

尼罗河谷的数学家们认真研究了太阳的运动，预测出旱季和雨季的时间，为农民提供了日历，使农业劳动规律化。 

然而，为这些实际问题提供答案的人们，依然把自然界的力量视为无形的上帝意志的直接表现——上帝掌管着季节、星球和海潮，就象总统的议会议员掌握着农业部、邮电部和财政部一样。 

泰勒斯反对这种看法。不过他象当时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样，不愿意在公开场合加以讨论。假如海滨的水果贩子遇到日食时，被这怪异的景象吓得匍匐在地上，乞灵于宙斯的名字，那是他自己的事，泰勒斯绝不会去告诉人们说，稍有天体运行知识的小学生也会预测出公元前五八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会发生日食，米莱图斯城在几分钟内会陷入相对的黑暗。 

发生这次著名日食的下午，波斯人和利迪亚人正在战场上厮杀。人们认为，他们停止相互残杀是由于光线不足的缘故。泰勒斯不相信这是利迪亚的诸神效仿几年前在阿迦隆山谷战役中发生的先例，创造了奇迹——使天国的光芒突然熄灭，以便胜券能稳操在受他们宠爱的一方手中。 

泰勒斯达到的境界（这正是他的伟绩所在）就是敢于把一切自然现象看做是受永恒法则支配的结果，是永恒意志的具体体现，不是人们一直想象的天神任意支配的结果。在他看来，即便那天下午只有以弗所大街上的狗咬架，或者是哈利奇举行一次婚礼筵席，没有发生更重大的事，日食也会照样发生。 

泰勒斯通过科学的观察，得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他把万物的产生归结于一条普遍必然的法则，并做出了这样的推测（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推测是正确的）：世间万物来源于水，水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世界，从创世纪的时候就与世共存了。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泰勒斯留下的任何亲笔文稿，那时他已有可能用文字表达他的思想（希腊人从啡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字母），但如今他的文稿荡然无存，我们对他的了解全是从他同时人的书中提供的一鳞半爪资料里得到的，这才对泰勒斯的个人生活略晓一二。泰勒斯是个商人，与地中海各个角落的人都有接触，顺便说一句，早期哲学家大都是商人，这也是当时的一大特点。哲学家是“智慧的恋人”。不过他们从不忽视这个事实：生活的秘密寓于生灵之中。他们认为，“为智慧而寻求智慧”的观点，就如同“为艺术而艺术”、为食品而吃饭的谬误一样，贻害无穷。 

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有各种个性的人，好的、坏的和居中的，这是衡量世间万物的最高标准。因此，他们在空闲时间耐心地研究人这个难以捉摸的动物，而且是按照人的本来面目去研究，不是凭先入为主的臆造从事。 

这使他们能够与其他人和睦相处，从而大大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这要比不厌其烦地说教、向人们指点通向大同世界的捷径更为有效。 

他们极少提出森严的清规戒律作为限制人们活动的准则。 

但是，他们以自身的榜样向人们表明，一旦真正理解了自然界的力量，就必然会获得寄托着一切幸福的灵魂深处的安宁。哲学家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博得了周围人的好感以后，便有了充分的自由去研究、探索和调查，甚至可以深入到一般被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干预的领域里去探险。泰勒斯作为这个新福音的先驱，把才华横溢的一生献给了这项有益的事业。 

尽管他对希腊人眼中的世界进行了分解，分别考查了每一个细微部分，并对亘古以来大多数人一直认为是夭经地义的事情公开提出的质询，但人们还是容许他躺在床上寿终正寝。即使当时有人让他对自已的异端邪说作出解释，我们如今也无从查考了。 

一经泰勒斯指明了道路，追随者便蜂涌而至。 

譬如阿那克萨哥拉，他三十六岁时离开小亚细亚来到雅典，后来一直当“诡辩家”，还在希腊几座城市里当私人教师。他对天文颇有研究。他在授课时指出，太阳不是常人公认的由一名天神驾驭的马车，而是一个又红又烫的火球，比整个希腊还要大一千万倍。 

这个理论并没有招灾惹祸，天国也没有因为他胆大妄为而用霹雳打死他。于是他又把自己的理论推进了一步，大胆提出，月球表面上覆盖着山脉和山谷，最后他竟然暗示说，世间有一种“种子”，是万物的起源和归宿，从寰宇诞生之时起就存在了。 

但是，阿那克萨哥拉涉足到了一个危险的领域，因为他所谈的正是人们熟悉的事情，后来的不少科学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太阳和月亮离地球遥遥千里，一般哲学家并不在乎怎样称呼他们。但是这位教书先生提出世间万物都是从一个叫做“种子”的原始物质中成长起来的，这毫无疑问大过份了。他的断言与天神的故事背道而驰——是天神在大洪水后把小石子变成无数男女，使世界重新人丁兴旺。希腊所有的孩子在童年就听到过这个故事，因此否认它的无比庄重严肃的真实性会使现存社会的安宁受害匪浅，也会使孩子们怀疑长辈的智慧，万万使不得。于是，阿那克萨哥拉成为雅典父母同盟大肆攻击的靶子。 

假如当时是君主制或共和制早期，城邦的统治者还会有足够力量保护一名宣扬不受欢迎的教理的老师，使他免受目不识丁的古雅典农民的愚蠢迫害。但那时的雅典，民主制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个性自由早已今非昔比了。况且，当时深受多数人鄙视的伯里克利正是这位天文学家的得意门生，这又为法庭的治罪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得人们借以掀起一场反对老独裁统治的政治运动。 

一名叫奥菲特斯的教士，在一个人口最稠密的郊区当行政长官，他提出的一条法律被接受了。这条法律要求，“对一切不相信现存宗教者和对一切神明持不同见解者，要立即治罪。”据此，阿那克萨哥拉被投入监牢。不过，城市中的开明势力最后占了上风。阿那克萨哥拉只缴了很小一笔罚款就获释出狱了。他迁居到小亚细亚，在那里寿逾古稀，名同皓月，活到公元前四二八年才与世长辞。 

这件事表明，官方要压抑科学理论的发展实在是徒劳无功。阿那克萨哥拉虽然被迫离开了雅典，但他的思想却遗留给了后世。两个世纪以后，一个叫亚里士多德的人运用了他的思想，并把它作为自己科学假设的基础。经过一千年的漫长黑暗时期以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又直接传授给了伊本·路西德（通常称阿威罗伊），一位伟大的阿拉伯医学家，他在西班牙南部摩尔大学的学生中大力传播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把理论和自己的观察结合起来，写下了许多著作。这些书被及时地运过庇里牛斯山，送到巴黎和布伦大学，并译成拉丁文、法文和英文。西欧人和北欧人和盘接受了书中的观点，如今它们已成为科学入门书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人们眼里就象乘法口诀表一样无害。 

现在我们回到阿那克萨哥拉的话题。在他受审判以后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里，希腊科学家承蒙恩准，可以教授与民间迷信有所出入的学说。到了公元前五世纪末年，又发生了第二件事。 

这次受害的是普罗塔哥拉，一个流浪教师，来自希腊北部以沃尼亚殖民地的阿布戴拉村。这个地区因为是德谟克利特的出生地而已经名声不佳。德谟克利特是具有创见的“微笑哲学家”，他提出一条法则：“只有能够给绝大多数人提供最大幸福和最小痛苦的社会，才是有价值的。”结果他被视为激进分子，应该置于保安系统的监视之下。 

普罗塔哥拉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他来到雅典，经过几年的钻研，向人们宣布说，人是衡量世界万物的尺度；生命犹如昙花一现，因此不要把宝贵的时间花在本来就令人怀疑的神的存在上，全部精力应该用来使生活更美好更愉快。 

这个观点无疑是击中了要害，肯定会比以往任何文字或谈话都更能动摇人们的信仰。况且，这个理论问世的时候，正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胜败攸关之际，人们深受失败和疾病的挫折，已经走投无路了。很明显，这时对上帝的超凡神力提出怀疑，激起上帝的怒火，实在不是时候。普罗塔哥拉被指控为无神论者，勒令必须改变理论，使它服从于法庭。 

伯里克利本来可以保护他，但此时他已经去世。普罗塔哥拉尽管是科学家，却对殉道毫无兴趣。 

他逃走了。 

不幸的是，在驶往西西里的航程中，他的船触礁了。他可能当场溺水而亡，因为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惨遭雅典人心狠手辣迫害的另一个人是戴阿哥拉斯。其实他并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个青年作家。他在一次官司中没有得到上帝的帮助，便把个人的怨恨一股脑倾泄在上帝身上。在很长时间里，他为自己的苦情郁郁沉思，以至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他四处奔走，以亵渎的语言诽谤希腊北部人敬仰的“神圣玄机”。他的胆大妄为使他被判处死刑。可是在临刑前夕，这个可怜虫得到机会逃跑了。他来到科林斯，继续诅咒奥林匹斯的天神，最后终因肝火太旺而一命呜呼。 

希腊人不容异说的偏见最后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其典型例子就是法庭对苏格拉底的臭名昭著的死刑判决。对此我们有详尽的记载。 

只要一谈到世界依然如故，谈到古代雅典人心胸狭窄的程度不亚于后人，人们就必然举出苏格拉底的例子，作为希腊人顽固不化的有力佐证。但是今天我们经过详尽无遗的考察之后，对情况了解得更清楚了。这位街头演说家的一生很平凡，他有才华，却又招人讨厌，他对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盛行的思想自由精神作出了直接的贡献。 

当时的老百姓仍然相信天神的存在，苏格拉底便把自已说成是代表上帝的预言家，雅典人尽管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说的“精灵”（即在内心深处告诉他应该说什么做什么的声音）意味着什么，却完全可以领悟这一事实：他对周围人们奉若神明的东西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传统习俗也不屑一顾。最后，当政者杀死了这位老人，而他的神学观点（尽管官方为了说服大家而牵强附会地作为加罪之辞）实际上于审判的结果几乎毫无相关之处。 

苏格拉底是石匠的儿子。他父亲子女很多，收入菲薄。这孩子没有钱念正规大学，因为那个时候的哲学家都讲究实惠，教授一门学科要索取两千块钱的报酬。况且，在苏格拉底看来，追求纯真理、研究没用的科学现象简直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在他的眼里，一个人只要善于培植自己的信念，没有几何学的知识也无关紧要，了解慧星和行星的自然现象对于拯救灵魂毫无用处。 

这个鼻梁塌陷、衣冠下整的朴实的小个子，白天在街头巷尾与无业游民争执，晚上则洗耳恭听妻子的唠叨（他的妻子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不得不在家里给别人洗衣服，而丈夫却把谋生看作是生存中最不值得注意的细节）。他多次参加过战争和远征，是个受人尊敬的老兵；他是雅典参议院的前议员，在当时众多的教师中，他被选中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引颈受戮。 

为了便于了解事情的原委，我们必须了解当苏格拉底为人类的知识和进步做出痛苦而有益的努力时，雅典的政治状况是什么样子。 

苏格拉底在一生中（他被处以死刑时已年逾七十），试图告诉人们，他们正在虚度年华，生活的毫无意义，把过多的时间花在了空洞的欢乐和虚无的胜利上，一味挥霍伟大的上帝赐与的各种恩典，力求使自己的虚荣心和野心得到哪怕是几小时的满足。他完全相信人的命运是崇高的，因而打破了旧哲学界设置的所有框框和禁区，甚至比普罗塔哥拉走得还远。昔罗塔哥拉教给人们：“人是衡量世间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则声称：“人的无形意识是（或者应该是）世间万物的最后尺度；塑造命运的不是上帝，而是我们自已。” 

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的演讲（准确地说，法庭上共有五百名法官，是苏格拉底的政敌精心挑选的，其中有些人还会读书写字），对任何听众来说，不管他们是不是持同情态度的，都是最鼓舞人心的通俗易懂的道理。 

这位哲学家争辩说，“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力。”他又说：“人只要具有自己的道德和信念，即使没有朋友的赞同，没有金钱、妻室和家庭，也会成功。但是如果不彻底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汪何人都休想得出正确结论，因此必须拥有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完全不受官方的干涉。” 

遗撼的是，这个被告是在错误的时间阐述了错误的论断。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之后，雅典富人与穷人之间、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便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苏格拉底是“温和分子”——一个既看到双方利弊，又力图找到折衷方案以满足一切有理智人士的自由主义者，这自然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好感，不过那时候双方势均力敌，腾不出手来对付他。 

到了公元前四○三年，那些百分之百的民主派完全控制了王国，把贵族赶跑了，苏格拉底也就在劫难逃了。 

他的朋友知道了这一切，建议苏格拉底尽早离开这座城市，这是很明智的。 

苏格拉底的敌人并不比他的朋友少。在大半个世纪里，他一直充当“口头评论家”，成为一个绝顶聪明的大忙人，善于把那些自我标榜为雅典社会支柱的人的伪装和思想骗术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甚至成为一种癖好。久而久之，他的名字在希腊家喻户晓。他在上午谈到一些趣事，到了晚上全城便无人不知了。有人为他编演了戏剧。他被捕入狱时，全希腊没有一人不对他一生中的大小琐事了如指掌。 

在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那些人（例如那个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只因为通晓上帝旨意而成为起诉中最卖力气的可敬的粮贩子）深信他们审讯苏格拉底是在为社会尽职，为城市除掉一个所谓“知识界”中的最危险分子，一个只能教给奴隶懒惰、犯罪和不满的人。 

颇为有趣的是，即使在这种环境里，苏格拉底仍以精湛的口才为自己辩解，而且竟然使陪审团的绝大多数人倾向于释放他。他们提出，苏格拉底只要摈弃辩论、争吵、说教这些可怕陋习，不再干涉别人所偏爱的东西，不再用永无止境的疑问去纠缠他们，就可以被赦免。 

但是苏格拉底拒绝接受。 

“这办不到！”他喊道，“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种微弱的心声还在让我继续向前，把通向理智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我就要继续拉住我遇见的每一个人，告诉他我的想法，绝不顾虑后果。” 

这样，法庭除了判处这个囚犯死刑外，没有别的办法。 

苏格拉底被缓刑三十天。每年一度去戴洛斯朝拜的圣船还没有返航，按照雅典的法律，在这期间是不准行刑的。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这位老人安然地呆在地窖里，琢磨如何改进他的逻辑体系。他有许多次逃跑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他已经不虚此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累了，准备离世而去了。直到行刑的时候，他还在和朋友们谈话，用自己追求的真理开导他们，劝他们不要把脑筋用在物质世界上，而要多考虑精神世界。 

接着，他饮下毒鸩，躺在床上，从此以后，一切争论都随着他的长眠而宣告结束。 

苏格拉底的门徒曾一度被势不可挡的公众愤怒吓破了胆，觉得还是避开过去的活动场所为好。 

可是等他们看到一切都平息无事了。便又回来，重操公开讲学的旧业。在这位老哲学家死后的十多年里，他的思想比以前传播得更广泛了。 

与此同时，这座城市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争夺希腊半岛领导权的战争已经结束五年了，在这场战争中雅典人一败涂地，斯巴达人获得了最后胜利。这是体力击败智力的大胜仗。不用说，这种状况是好景不长的。斯巴达人从没有写下一句值得记载的话，也没有对人类的知识有过一丝的贡献（一些军事战术除外，这些战术已沿用到今日的足球比赛里）。斯巴达人认为，对手的围墙被推倒了，雅典的舰队也所剩无几，他们已经大功告成。但是，雅典人的思想却没有因此而失去其敏捷的天资。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结束后十年，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就又云集了世界各地的船只，在希腊联合舰队中，雅典的海军将领又一次身先士卒。 

况且，伯里克利的努力虽然没有得到同代人的重视，却使雅典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就象公元前四世纪的巴黎一样。罗马、西班牙和非洲的有钱人家都想使孩子受到时髦的教育，即使孩子只被准许参观一下卫城附近的任何一所学校，家长也会为此而受宠若惊。 

我们现代人要正确理解古代社会是非常困难的，在那个世界里，生存被看得至关重要。 

在早期基督教的影响下——当时的基督教是一切异教文明的死敌——罗马人和希腊人被视为丧尽天良的家伙。他们随意崇拜一些不伦不类的天神，剩下的时间便大吃大喝，饮整桶的萨莱诺酒，听埃及舞女的缠绵细语，间或还奔赶战场，仅为嗜血的乐趣而残杀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和达西雅人。 

不可否认，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罗马，都有很多商人和战争贩子，在罗马可能更多一些。他们把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精辟阐述的伦理道德抛到脑后，积攒起万贯家私。正是因为这些人非常富有，人们才不得不对他们忍气吞声。但是，这些人在社会中毫无威信，因此不可能被推崇为当时文化的化身。 

我们发掘了埃帕菲罗迪特的公寓，这家伙同尼禄把罗马及其殖民地洗劫一空，从而发了数以百万计的大财。我们望着这个老投机商用不义之财建造起来的拥有四十间房屋的宫殿的废墟，禁不住会摇头叹息：“太腐败了。” 

继而，我们坐下来读一读爱比克泰德的著作。爱比克泰德曾经当过埃帕菲罗迪特这个老恶棍的奴仆。然而读了他的书，我们却感到是在与一位古今少有的高尚显赫的灵魂相交。 

我知道，人们喜欢关起门来随意对自己的邻居或邻国品头评足，但是不要忘记，哲学家爱比克泰德不愧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名符其实的代表，正象朝廷中的势利小人埃罗菲罗迪特也具有他的代表性一样。二十个世纪以前的人们追求尽善尽美的生活，这种欲望也不亚于如今的人们。 

当然，那时的尽善尽美与今天的尽善尽美在概念上有着天壤之别，这一点毋庸置疑。那时的尽善尽美是一个深深欧化了的产物，与东方社会毫不相干。但是，那些建立了自己的理解、把它作为生活中追求的最崇高目的的所谓“野蛮人”，毕竟是我们的祖先，正是他们慢慢地发展了一种生活的哲理，并广为人们所接受。如果我们以为良心纯正，衣食简朴，加上身体健康和收入适足便是知足常乐的最好保障，那么这个哲理我们也不妨予以认可。灵魂的归宿并未能引起那些“野蛮人”的很大兴趣。他们仅仅把自己视为有知识的特殊动物，高踞于地球其它生物之上，他们常常谈及上帝，但那只是我们如今经常用“原子”、“电子”、“乙醚”一类同汇一样。在他们看来，万物的起源必须有一个名称，因此在爱比克泰德说到宙斯时，那只是一切尚未得出答案的难题的代号，就象欧几里德在解题时用x和y作为代号一样，可以含义庞大，也可以微不足道。 

那时人们最感兴趣的是生活，而仅次于生活的，便是艺术。 

他们研究包罗万象的生活，并按照苏格拉底创造推广的分析方法，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 

有时他们出于寻求完美精神世界的热情，走到了荒唐的极端，这是令人遗憾的。不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柏拉图却是古代众多理论家中唯一的一个出于对完美精神世界的炽爱而鼓吹不宽客的人。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这个年轻的雅典人是苏格拉底的心爱门生，是苏格拉底的文字记载人。 

他收集了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或想过的一切，编成对话，可以当之无愧地称做是《苏格拉底福音书》。 

他完成这个工作后，便开始对他老师的理论中的一些晦涩难解之处进行详尽的解释，撰写了一系列文采横溢的文章。最后他开了许多课，使雅典人公正和正义的主张越过希腊国界，流传四海。 

在全部活动中，他所表现的全力以赴的忘我精神简直可以和圣徒保罗媲美。不过，圣徒保罗的一生极为惊险，他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地中海的每个角落，而柏拉图却从未离开过他那舒适花园的坐椅，让世界各地的人来拜见他。 

他的世家出身和可以使他自立的财产使他能够如此行事。 

首先，他是雅典人，从他母亲的血统可以追溯到索伦。其次，他到了法定年龄就继承了一笔足以维持富裕生活的财产。 

最后，他具有出众的口才，任何获准聆听他在柏拉图大学授课的人，哪怕只是听过很少几次讲课，都心甘情愿跋山涉水来到爱琴海。 

至于其它方面，柏拉图具有许多当时青年人的特点。他当过兵，但对军事毫无兴趣。他参加户外运动，是摔跤和赛跑的能手，却又从未榜上留名。他和当时的青年一样，也把很多时间花在国外旅行上，曾跨越爱琴海，在埃及北部做过暂短停留，重温了他那大名鼎鼎的祖父索伦走过的历程。不过他回国后就没再外出，在雅典郊区赛菲萨斯河畔一座风景宜人花园的阴凉角落里传授他的教义长达五十年之久，“柏拉图学园”也就因此而得名。 

柏拉图最初是数学家，后来渐渐转向政治，在这个领域里，他为现代政治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是坚定的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正在持续不断地进化，他认为，人的生命是从低级向高级的缓慢上升，世界从美好的实体发展到美好的制度，再从美好的制度中产生美好的思想。 

他的这一想法写在羊皮纸上倒是很有吸引力，但是当他试图把想法转化成具体原则、为他的理想的共和国提供理论基础时，他追求公正和正义的热情就变得非常强烈，以至于无法容忍其它任何考虑。他主张的共和国一直被那些纸上谈兵的乌托邦建设者们视为人类完美无缺的最高境界。这个奇特的共和国组织不论是在过去还是从现在来看，都孕育着许多偏见，那是一些退伍上校们独有的偏见，这些人享受着充裕的个人收入，生活舒适，却喜爱与政界周旋，井极为鄙视下层社会的人，以图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分享一下只有“上流社会”才有的那些特权。 

不幸的是，柏拉图的书在西欧中世纪学者中颇受推崇。在这些学者手里，举世闻名的共和国变成了向宽容精神开战的可怕武器。 

这些才学渊博的学者故意要忘记，柏拉图得出结论的背景是与他们生活的十二、十三世纪的情况毫不相同的。 

譬如，按照基督教的教义。柏拉图根本不是一个虔诚的人。记对祖先们敬仰的神明深恶痛绝，把它们看成是马其顿的乡下佬，俗不可耐。他曾经为特洛伊战争纪年表中记载的有关神明的丑恶行径而深感耻辱。但随着他走向成年，年复一年地坐在小橡树园里，对家乡各个小公国之间愚蠢的争吵也越来越义愤填膺了。他看到了旧民主理想的彻底失败，逐步相信，对于一般平民来说，宗教是必不可少的，不然他想象中的共和国就会立即陷入混乱。于是他坚持认为，他的模范社会的立法结构应该制定出限制所有居民行动的明确规定，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都无一例外地必须服从，否则就判处死刑或监禁和流放。看起来，这一主张是对苏格拉底在不久前曾为之英勇奋斗的宽容精神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彻底否定，其实这也是柏拉图理论的本意。 

这个世界观转变的原因并不难寻找。苏格拉底扎根于民众之中，而柏拉图却惧怕生活。他为了逃避丑陋的世界，躲到了自己臆想的王国中。他当然知道自己的梦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各自为政的城邦并存的时代，不论是想象中的还是实际存在的，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集权统治的时代已经开始，整个希腊半岛日后很快归并为广阔的马其顿帝国，从马里查河一直延伸到印度河畔。 

但是，这个古老的希腊半岛上难以驾驭的各个民主城邦尚未落人征服者的巨掌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位傲立于群雄之上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使整个世界都怀念那一代已经绝灭的希腊民族。 

我指的当然是亚里士多德，一个来自斯塔吉拉的神童。他在那个时代已经通晓了许多尚不为人知的事情，为人们的知识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宝藏。他的书成为智慧的温泉，在他以后，整个五十代欧洲人和亚洲人都无需经受绞尽脑汁的寒窗之苦，便可以从中获取尽人满意的丰盛的精神食粮。 

亚里士多德十八岁那年就离开了马其顿的家乡，来到雅典聆听柏拉图的讲课。他毕业后，在许多地方授课，直到公元前三三六年回到雅典，在阿波罗神庙附近的一座花园里开办了自己的学堂。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授课学园，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生。 

奇怪的是，雅典人并不愿意在自己的城堡里多建一些学园，那时，城邦开始丧失其传统的商业重地的作用。精力旺盛的市民都搬迁到亚历山大港、马赛和其它南方和西方的城市。剩下没有出走的都是些不名一文或懒惰成性的人。他们是老一辈自由民中最墨守陈规的一派人的残余。这一派人既为苦难深重的共和国增了辉，又导致了它的毁灭。他们对柏拉图学园里发生的一切没有什么好感。在柏拉图去世的十多年以后，他的最著名的门生竟然重返故土，继续讲授那些仍然不为人们接受的关于世界起源和神明威力有限的教义。对此，老守旧派的人煞有介事地摇起头来，低声咒骂他把城邦变成了思考自由和不拘信仰的场所。 

如果这些守旧派一意孤行，就会把这位门生赶出国境。但是他们明智地克制了自己。这是因为，这位身体健壮、两眼近视的绅士以饱览群书和衣着讲究而闻名，是当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可不是一两个流氓打手就能随意赶出城邦的无名小辈。他是马其顿宫廷医生的儿子，和皇子们一起受过教育。他刚一结束学业，就担任了皇储的家庭教师，整整八年的时间，他每天都和年轻的亚历山大形影不离。这样，他赢得了亘古以来最强大的统治者的友谊和帮助，在亚历山大去印度前线期间，掌管希腊各省的摄政王对他倍加关怀，生怕有人伤害了这位帝国主宰的挚友。 

然而，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一传到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生命便陷入了险境。他想起了苏格拉底的遭遇，不愿意再重蹈他的厄运。他象柏拉图那样，谨慎地避免把哲学和现实政治混为一谈。但是，他对政府的民主形式的厌恶和对平民掌权的不信任是众所周知的。他看到雅典人爆发出冲天怒火，把马其顿的守卫部队赶跑了，便度过埃维亚海峡，来到卡尔希斯。在马其顿人再次征服了雅典、惩治了叛乱的前几个月，他离开了人世。 

多少个春秋过去了，现在要追根究底地找出亚里士多德被指控不忠诚的确实背景，真是谈何容易，不过按照一般情况，在一个业余演说家充斥的国度里，他的活动必然与政治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他不得众望，与其说是因为散布了会使雅典遭受宙斯严厉惩罚的骇人听间的新异端邪说，到不如说是由于他对偏见很深的少数几个地方实力派采取了蔑视态度。 

不过，这个背景材料是无关紧要的。 

各自为政的小城邦共和国已经未日临头了。 

过后不久，罗马人继承了亚历山大在欧洲的业绩，希腊人从此变成了他们众多省份中的一个。 

争执斗口到此结束，因为罗马人在许多事情上甚至比黄金时代的希腊人还要宽容。他们容许臣民自由思考，但是不允许人们对政治上的某些随机应变的原则提出质问，因为罗马政权之所以从史前时期就能保持繁荣安定，全部仰仗这些原则。 

和西塞罗同一代的人所具有的思想同帕里克利的追随者所推崇的理想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别。希腊思想体系的老一代领袖人物把其宽容精神基于某些明确的结论上，这些结论是他们经过数世纪认真实践和苦思冥想总结出来的。而罗马人却认为，他们用不着从事这方面的探讨。他们对理论问题漠不关心，还把这种态度引为自豪，他们对实用的东西感兴趣，注重行动，看不起高谈阔论。 

如果异国人愿意在下午坐在老橡树下，讨论统治的理论或者月亮对海潮的影响，罗马人是欢迎的。 

但是，如果异国人的知识可以付诸实践，那便会受到罗马人的重视。至于谈经论理，连同唱歌、跳舞、烹调、雕塑和科学一类玩艺儿，最好还是留给希腊人或其他外国佬，大慈大悲的丘庇特创造了他们，正是为了让他们去摆弄这些正统的罗马人不屑一顾的东西。 

罗马人则要全力以赴地掌管好日益扩大的领土，训练足够的外籍步兵和骑兵，以保卫边沿省份，巡查沟通西班牙和保加利亚的交通要道。他们通常要花费很大精力来维持数以千计的不同部落和民族之间的和平。 

但是，荣誉桂冠毕竟还是要送给无愧于这个称号的人。 

罗马人通过精心的工作，创建了一个庞大的统治系统，这个系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直延续到今日，这个功劳是很伟大的。那时的臣民只要缴纳必要的赋税，表面上尊重罗马统治者定下的为数不多的行动准则就可以享受广泛的自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相信某事或不相信某事，可以信仰一个上帝，也可以信仰十几个上帝，甚至崇拜任何装满上帝的庙宇，这没有关系。但是，不管人们信仰什么，在这个世界范围的大帝国里，混居着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必须永远记住，“罗马和平”的实现有赖于公正地实践这样一条原则，“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干涉别人或自己大门内的陌生人的事情，即使偶然认为自己信仰的上帝被亵渎了，也不必找官府寻求什么解脱，因为，正如台比留大帝在一次值得纪念的场合说的那样：“如果那位上帝认为必须补偿他所蒙受的损失，他一定会自己关照的。” 

靠了这样一句不足道的话，法庭就可以拒绝处理所有这类案子，并要求人们不要把涉及个人见解的问题带进法庭。 

如果说一群卡帕迪西亚商人在哥罗西人的地盘居住的时候有权利继续信仰自己的上帝，并在哥罗西镇子里建筑起自己的庙宇，那么，哥罗西人为了类似原因搬到卡帕迪西亚人的地盘落户时，也必须得到同样的权力和同等的信仰自由。 

人们时常争辩说，罗马人之所以能够摆出一副至高无上的宽容姿态，是因为他们对哥罗西人、卡帕迪西亚人以及其他所有野蛮部落的人都持有同等的轻蔑态度。这可能是正确的。我对这一点没有把握，但是，在整整五百年中，宗教上的彻底宽容一直盛行于文明和半文明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绝大部分地区。罗马人发展了一种统治艺术：最大限度地减少磨擦，从而获取巨大的实际成果，这一切也毕竟是事实。 

但永存的东西是没有的，至少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帝国是不能长久的。 

罗马征服了世界，同时也毁灭了自己。 

罗马帝国年轻战士的白骨，被扔在数以千计的战场上。 

在差不多五个世纪中，社会的精华都把智慧浪费在管理从爱尔兰海到黑海的殖民帝国这个巨大的工作中。 

最后，恶果出现了。 

以一城为邦统治全世界，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事业在人力和脑力上把罗马拖垮了。 

随后，又发生了一桩可怕的事。人们逐渐厌恶了生活，失去了生活的热情。 

他们已经占有了所有的城乡住房，拥有了他们希望得到的全部游艇和马车。 

他们拥有了全世界的奴隶。 

他们尝遍了全世界的美酒，踏遣了绿水青山，玩遍了从巴塞罗那到底比斯的所有女人，世间所有的文字书籍在他们的藏书室里都能找到，他们家的墙上挂满了最美丽的图画。他们吃饭的时候有世界上最卓越的音乐家为他们演奏。他们在童年时曾由最出色的教授和教育家为他们上课，使他们学到了所有应该学到的知识。结果，所有的美味佳肴都失去了味道，所有的图书都变得乏味，所有的女人都失去了魅力，甚至生存本身也成为一种负担，很多人宁可获取一个体面的机会使自己丧生。 

剩下的只有一种安慰！对未知和无形世界的遐想。 

然而，旧的上帝已经死去多年了，有头脑的罗马人是不会轻信那些在幼儿园里教唱的歌曲里对丘比特和米纳瓦的赞颂的。 

享乐主义学派和犬儒学派的哲学体系已经出现，这些哲学体系宣扬仁爱、克己和无私的美德，宣扬一生要有益干他人。 

但是，这些哲学思想过于空洞。塞诺、伊壁鸠鲁、爱克比泰德和普卢塔克的书在街头书店里比比皆是，书里面讲的倒是娓娓动听。 

不过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纯理性的教义缺乏罗马人所需要的营养，他们开始追求一种可以作为精神食粮的“情感”。 

由此说来，纯哲学色彩的“宗教”（如果我们把宗教思想和追求有益高尚生活的愿望联系起来，这确是一种哲学色彩的宗教）只能取悦于一小部分人，这些人几乎都属于上流社会，早已经饱享能干的希腊老师对他们个别授课的特殊待遇。 

普通老百姓却视这些冠冕堂皇的哲学思想如草芥。他们的想法也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认为大部分古代神话都是粗俗愚昧的祖先幼稚的产物。但是他们还赶不上那些所谓的知识高人，还不能否认上帝的存在。 

于是，他们采取了所有知识浅薄的人在这种环境中会采取的行动：表面上还一本正经地推崇共和国官方认可的上帝，背地里却为了寻求真正的幸福而拜倒在某个宗教行会的脚下，在过去两世纪中，这种宗教行会在台伯河畔的古城里开始受到了真心诚意的欢迎。 

我前面用的“行会”一词源于希腊，原意是一群“受到启示的”人——这群男女为了不把本行会最神圣的秘密泄露出去，必须做到“守口如瓶”。只有他们才能知道这些秘密，这种行会就象大学兄弟会的咒符一样使人们结合在一起。 

其实，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行会只不过是一种崇拜形式，一种说法，一种教派，一个希腊人或罗马人（这里请原谅时间上的略微混淆）已经离开长老教会加入基督科学教会，便会告诉别人他去参加“另一个行会”去了。“教堂”、“英国北部教会”和“贵族院”相对来说是新发明的同汇，在当时可无人知晓。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想弄明白当时罗马的情况，就请在下周六买一份纽约报纸看一看，任何一份都行。你会看到四五栏关于从印度、波斯、瑞典、中国以及其它十多个国家引进的新教旨和新处方的广告，这些广告旨在给人们以健康、富有和得到灵魂永恒拯救的希望。 

罗马与我们如今的大都市一样，充斥着外来和本地的宗教。这也不可避免，因为它与世界各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小亚细亚北部覆满青藤的山上开始了对神母的崇拜，弗里基亚人把神母尊崇为所有天神之母。伴随这种对神母的崇拜的是一些不合乎礼仪的表达感情的放荡形式，这使罗马当局不得不诉诸武力关闭神母庙，最后还通过了一项果断的法律，禁止进行任何传教活动，因为这种宗教只会鼓励公众豪饮和做出更糟的事情。 

埃及这块充满自相矛盾和神秘色彩的古老土地，为人类提供了五六个怪诞不经的天神，奥赛利斯、塞拉皮斯和爱西斯在罗马时代就象阿波罗、迪梅特和赫耳墨斯一样被人所熟悉。 

至于希腊人，他们在若干世纪之前就把抽象真理和行为法典的雏型体系奉献于世。这时，他们又向坚持偶像崇拜的异国居民提供了远近闻名的艾蒂斯、迪奥尼修斯、奥尔费斯和艾多尼期的“宗教行会”。从公共道德的角度来说，这些神明中没有一个是尽善尽美的，不这他们却颇受到人们的欢迎。 

在整整一千年里，腓尼基商人常常光顾意大利海岸，使罗马人熟悉了他们的上帝巴尔（耶和华的不共戴天之敌）和上帝的妻子艾斯塔蒂。为了这位奇妙的女神，所罗门在老年时在耶路撒冷中心建造了一个“高坛”，使他忠诚的臣民大为震惊。这个令人敬畏的女神在争夺地中海的第一把交椅的漫长苦战中，一直被公认是迦太基城的庇护者，她的庙宇在亚洲和非洲都打碎以后，她又俨然以基督教圣人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欧洲。 

不过，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神。他的名望誉满全军。在从莱茵口到底格里斯河源的罗马边境线上，每一堆残砖破瓦之下都会发现他的破碎金身。 

这就是伟大的米思拉斯神。 

据我们所知，米思拉斯原是司管光、空气和真理的亚洲神，在里海低地平原饱受香火。我们的鼻祖占有了那片牧草肥沃的土地，使人类在山峰峡谷之间得到了栖身之所，这里以后便成为人所共知的欧洲。这个天神给予人类各种美好的东西，大家相信，这块土地的统治者得以施展权力，完全是依靠万能的天意。米思拉斯终日处在天火之中，有时他把一缕天火降在身居高职的人们的身上，作为天恩的象征。他虽然早已离去，连名字也被忘记了，但是自中世纪征。他虽然早已离去，连名字也被忘记了，但是自中世纪起，那些仁慈的圣人们头上的光环就足以向我们提示早在教堂问世一千年之前的一个古老传统。 

尽管米尼拉斯在很长时间内深得人们的崇敬，但人们要稍微准确地了解他的一生却仍然非常困难。这是事出有因的。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对米思拉斯神话恨之入骨，其程度百倍于对一般神话的仇恨。他们明白印度神是他们最凶恶的对手，便竭尽能事，毁掉一切可以使人们记忆起他的东西，他们的努力大见成效，所有米思拉斯的寺庙荡然无存，这个宗教在五百年中曾经盛行于罗马，就象今日美以美教派和长老会在美国盛行一样，这时却连一张文字记载的纸片部没有留下。 

不过，当时炸药还没有发明，建筑物不可能被彻底铲平，人们通过仔细搜索一些废墟和从几个亚洲古地得到的资料，填补了这个空白，以至现在已经掌握了有关这个有趣天神及其轶事的相当准确的情况。 

米思拉斯的故事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一天，米思拉斯神秘地从一块岩石中脱胎而生。他睡在摇篮里，附近几个牧羊人过来向他参拜，还送礼逗他高兴。 

米思拉斯在孩提时代就经历了形形色色怪异的冒险，其中很多事情使我们想起了使赫尔克里斯成为希腊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业绩，不过，赫尔克里斯残酷暴虐，而米思拉斯总是与人为善。有一次他与太阳神角逐，把他打翻在地，但是他尽管得胜了，却豁然大度，使太阳神和他如手足兄弟一样，以致旁人常常将二人混淆起来。 

当罪恶神降下一场干旱、意欲毁灭整个人类的时候，米思拉斯一箭射向一块岩石，顿时水如泉涌，冲向干裂的土地。继而，艾赫里曼（这是罪恶神的名字）又想以一场大水达到其卑鄙目的。米思拉斯得知后，就告诉了一个人，让他造一只大船，把亲属和家禽都带上，这样又把人类从毁灭中挽救出来。他为了拯救人类，使之不因自身的各种弊病而遭到恶报，竭尽了力气，然后又升人天国，永操掌管正义和公正的大权。 

当时有谁要想加入崇拜米思拉斯的行列，就必须通过一种仪式，吃一些面包和酒做为礼餐，来纪念米思拉斯和他的朋友太阳神一起用的著名晚餐。接着，必须在水前接受洗礼，做很多我们现在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事情，这种宗教形式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寿终正寝了。 

一旦加入崇拜米思拉斯的行列，所有虔诚信徒都被一视同仁。他们一起在同一个烛光明亮的祭台前祷告，唱同一支赞美诗，一同参加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节目，以庆祝米思拉斯的生日。而且他们在每周的第一天不做任何工作，以纪念那位伟大的天神，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称那一天为“星期日”。他们死后，尸体要摆放整齐，等到最后审判日，好人得到公正的报答，恶人则被掷入不息的烈火中。 

这些五彩缤纷的神话的成功和在罗马士兵中米思拉斯精神的深远影响，表明人们对宗教是非常感兴趣的。实际上，罗马帝国在最初几个世纪里，一直不停地寻找能够在精神上使大家感到满足的东西。 

到了公元四七年，发生了一件事。一叶扁舟离开了腓尼基，驰向佩加城，该城是通往欧洲各条道路的起点。乘客中有两个人，他们没有带行李。 

他们的名字是保罗和巴纳巴斯。 

他们是犹太人，但其中有一个人持有罗马护照，还通晓非犹太族人的智慧。 

这是一次永垂青史的旅程的开始。 

基督教开始征服世界了。 

三　桎梏的开始

基督教迅速征服了西方世界，人们有时以这件事为佐证，来强调基督教思想来源于天国。我并不想加入这个辩论，只是想指出，大多数罗马人水深火热的生活与最早期传教士的成功有着很大关系，就象窘苦生活导致神学的成功一样。 

至此我已向读者勾画出了罗马的一个方面——士兵、政客和企业富翁的世界，这些幸运儿住在拉特山山坡上、坎帕尼亚山峰峡谷里和那不勒斯海湾，享受着幸福文明的生活。 

但他们只代表一个方面。 

在城郊多如牛毛的贫民窟里，那种能使诗人欢呼太平盛世、能激发演说家把奥克塔维安比做丘比特的繁荣盛况，却是很少见的。 

在一排排长无尽头、凄凉惨澹的租赁住宅里，人头攒簇，臭气熏天，劳苦众生的生活不过是无休无止的饥饿、流放和痛苦。在这些男女的眼里，只有一个朴实的木匠讲的故事才是真实可信的，他住在大海彼岸的小村庄里，用自己辛勤的双手换来了每日衣食；他热爱贫苦受辱之辈，因此被嗜血成性、贪得无厌的敌人杀害了。的确，贫苦的罗马人全都久闻米思拉斯、爱西斯和艾斯塔蒂的大名，但是这些神都死了，千百年前就已经远离人世，人们知道他们也只是根据千百年前就死了的人留下的传闻。 

可是，约书亚，基督，也就是希腊传教士称之的救世主的，不久前还活在世上。当时的很多活着的人都知道他，在台比留皇帝当政时期，谁要是偶尔去过叙利亚南部，也许还听到过他的演说。 

还有其它事例。街角的面包匠和邻街的水果贩在阿皮恩大道旁边的黑暗小花园里，曾经与一个叫彼得的人谈过话；到过戈尔格塔山附近的渔夫也许看到过先知被罗马政府的士兵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要理解人们突然热衷于新信仰的原因，就必须记住这些。 

正是亲身的接触，也就是亲密直接的私人感情，使基督教获得了远远高于其它教义的优越性。基督教的爱表达了各国深受压迫、丧失权利的人们的呼声，因而传遍了四面八方。基督的话是否与后人所用的词汇一致倒是无关紧要，奴隶们有耳有心，能够理解。他们在光辉前言的崇高诺言面前战栗，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希望的光芒。 

他们终于盼到了使他们获得自由的话。 

在世界的权势面前，他们再也不显得卑贱可恶了。 

相反，他们成了受慈父宠爱的孩子。 

他们要继承世界的一切。 

他们也要分享一直被住在萨姆尼别墅的深宅高院里趾高气扬的人独霸的欢乐。 

新信仰的力量由此而产生。某督教是使普通人得到均等机会的第一个实叉在在的宗教。 

当然，我并不想把基督教说成是灵魂的感受——一种生活和思考的方式——我是想说明，在腐朽的奴隶制世界里，这种好消息必然会一传千里，燃起感情上的熊熊烈火。但是历史除了个别情况外，是不记述普通人的精神历险的，不管是自由人的还是奴隶的。如果这些谦卑的人被分为民族、行会、教会、军队、兄弟会和同盟，开始服从一个统一的指挥，积累起足够的财富来缴税，被强制入伍为征服其它民族而战，只有在这些时候，他们才会受到编年史家的注意和重视。因此，我们尽管对早期基督教会了解甚多，却对它的真正创始人知道得很少。这的确是憾事，因为基督教早期的发展在任何史籍里都不失为最有趣的史实。 

基督教堂终于在古老帝国的废墟上拔地而起，它是两个对立利益相结合的产物，一个代表友爱慈善理想的高峰，是耶稣亲自教授的，另一个则代表狭隘地方主义，在它的束缚下，耶稣的同乡从一开始便与世界其它地方的人疏远了。 

说得通俗一点，这种地方主义使罗马人的效率和朱迪亚人的专横溶为一体，结果建立了压抑思想的恐怖统治，虽然行之有效，却又情理难容。 

为了理解来龙去脉，我们必须再次回到保罗的年代和耶稣遇难后的五十年，把握住这个事实：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内部的变革中产生的，是一场纯民族主义的运动，它从诞生之日起，所威胁的不是别人，正是犹太王国的统治者。 

基督在世时当权的帕里希人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们自然十分害怕威胁着精神垄断的鼓动宣传，因为这种垄断只是建筑在野蛮武力的基础上。为了使自己不被赶走，他们被迫惊慌失措地采取行动，在罗马当权者还没来得及插手的时候，就把这些牺牲品送上了绞刑架。 

谁也说不清假如当时基督不死，会采取什么对策。他遇害时还没能把信徒组成一个教派，没有写下任何东西告诉后人应该怎样做。 

然而这倒成了福音。 

没有文字规定，没有明确的条例规则，反而使信仰者可以自由地遵循耶稣的精神而不是教规文字了。如果他们被一本书束缚了，势必会把全部精力用在理论讨论上，沉缅于对句号冒号的迷人的研究中。 

当然，倘若如此，那么除了几个专业学者外，就没有人会对新信仰感兴起了，基督教就会重蹈其它众多教派的旧辙，以煞费苦心的文字纲领开始，最后以那些争吵不休的理论家被警察扔到大街上而告终。 

在近三十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了解到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打击，但令人惊讶的是，既然它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就象匈奴和哥德人的侵略一佯，为什么罗马当政者不采取行动镇压呢？他们当然知道，正是那个东方先知导致了家奴的骚动，女人们也喋喋不休地谈论天国之王会很快重现，许多老人还一本正经地预言地球会在一团火球中毁灭。 

不过，贫苦阶层为了某个宗教人为而发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且很可能也不是最后一次。只要警方严密注视着动态，贫穷的狂热者就无法扰乱帝国的安宁。 

警方的确戒备森严，但没有找到诉诸武力的把柄。新的宗教追随者干事业的方式很值得推崇。他们并不想推翻政府，开始时有几个奴隶还期望上帝的父爱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之情会终止主仆之间的旧式关系，圣徒保罗赶忙来解释说，他的王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灵魂王国，凡是尘世的人最好对一切都逆来顺受，以期在天国里得到好报。 

同样，许多妻子抗争着罗马法典规定的婚姻束缚，归纳出结论说，基督教和解放、男女平等是同义词，保罗又跳出来，以一连串娓娓动听的字眼恳求心爱的姐妹们不要走向极端，以免保守的异教徒对教会产生疑心，并说服他们继续维持半奴隶的状态，因为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以后，这一直是女人的本份。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对法律的毕恭毕敬，很值得效仿，因而当权者准许基督教传教士任意往来，因为他们的说教最适合当政者的口味和愿望。 

但是，一如历史中经常出现的情况，群众的宽容精神逊于统治者。他们贫穷僚倒，即使良知准许它们为积累财富而妥协让步，他们也不可能感到快慰和富足。 

古罗马的最下层人由于数世纪以来沉缅于恣意豪饮和打架决斗，都毫无例外服从于上述规律。起先他们从面容严肃的男男女女那儿取得粗俗的快乐，那些男女全神贯注地倾听讲述关于耶稣象普通罪犯那样不光彩地死在十字架上的神奇故事，这些男男女女把为投掷石块泥土的流氓高声祈祷看做是自己的责任。 

但罗马传教士却不能对这个新的发展趋势持超然的态度。 

当时帝国奉行的宗教是国教，它包括某些特定时节的隆重祭祀，人们要为此缴纳现钱，而这些钱又装进了教堂头目的腰包。如果成千上万的人不理睬旧的圣地，奔向另一个不名一文的教堂，教士的收入就会大为减少。这当然不会使他们顺心，于是他们竭尽诽谤之能事，咒骂不信奉传统神灵的异教徒背叛了祖先的上帝，指责他们为纪念外国的先知而进香。 

但城市中的另一阶层人更有理由憎恨基督教。他们是一伙骗子，就象印度的瑜迦信奉者和爱西斯、艾什特、巴尔、西贝尔和艾蒂斯神话的祭司长一样，年复一年地挥霍着偏听轻信的罗马中产阶级的钱，过着脑满肠肥的奢侈生活。假如基督教是与他们竞争的组织，为了自己提供的上天启示定价收费，那么巫师、看手相的人和巫术师帮会是找不到理由抱怨的。生意毕竟是生意，预言的行当让别人干一点也未尝不可。然而基督徒却出了些该死的主意，竟拒绝收报酬，还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给饥饿者饭吃，把无家可归的人请到家里住，而且分文不取。他们做的大过份了，如果没有私下的收入或尚未被发现的财源，这是做不到的。 

这时的罗马已经不是自由民的城市，它是从帝国各地云集而来的成千上万丧失了财产的农民的临时栖身之所。这些下层民众只知道服从左右大多数人行为的玄奥法则，而对于行为与众不同的人却很反感，对无缘无故想过正派节制生活的人存有戒心。时常喝上一杆酒、偶尔还替别人会钞的好心人的确是佳邻善友：但是自命清高、不愿意看科利西姆的斗兽表演、看到一批批战俘在凯西特兰山的街道上游街而不欢呼的入，却被视为逆子，视为公众的敌人。 

公元六四年，一场大火烧毁了罗马的贫民居住地，它成为对基督徒进行第一次有组织进攻的口实。 

开始时，有人谣传说，是喝得醉醺醺的尼禄皇帝异想天开，命令在首都放火，除掉贫民窟，以便按照他的计划重建城市。然而大家知道得更清楚。这场火是犹太人和基督徒放的，因为他们总是谈论天国大火球的降临，把邪恶的世界烧为灰烬。 

这种说法一开始就很快引起反响。一个老归人听到了基督徒与死人说话，另一个人得知他们拐骗小孩，割断喉咙，把血涂在希奇古怪的上帝祭坛上。当然，没人亲眼目睹这些卑鄙勾当，但这是因为基督徒大狡猾，已经用钱收买了警察的缘故。这次他们被当场抓住了，必须为他们自己的罪恶行径接受惩罚。 

我们无从得知有多少虔诚的教徒被私刑处死，或许保罗和彼得也是受害者，因为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名字。 

自不必说，这场民众性的可怕的大发泄一无所获。牺牲者接受厄运的凛然态度是对新信仰和死去基督徒的最好宣传。一个基督徒死了，却有十多个异教徒争先恐后地补上了他的位置。尼禄他在短暂无用的一生中做了唯一一件体面的事（这就是于公元六八年自杀）以后，基督徒马上重返旧土，一切又依然如初了。 

这时的罗马当政者有了一大发现，他们开始怀疑，基督徒和犹太人并不完全一样。 

我们也很难责怪他们的错误，近百年来的历史研究日趋清晰地表明，犹太人集会堂其实是一个情报中转站，新信仰是通过它传到世界各地的。 

还记得吧，耶稣本人是犹太人，他一直不折不扣地履行祖先制定的古老律法，只对犹太听众演讲。他只有一次离开过故土很短时间，但是他为自己制定的使命却是与犹太人共同完成的，目的也是为了犹太人。他的话中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以使罗马人感到基督教与犹太人的区别。 

耶稣实际上力图做到的是下面这些：他已经清楚地看到祖先的教堂里充满弊病陋习，也曾经大声疾呼过，并有效地作了斗争。但是他为之奋斗的只不过是内部的改革，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门新宗教的创始入。假如当时有人提到这样的事，他还会认为荒唐可笑。但是，就象在他前后的改革者一样，他逐渐陷入了不能再调和的境地。他的过早死亡反而救了他，使他兔遭路德和其他许多改革者的命运，那些人本来也只想在“内部”做一点好事，却突然发现自己成为组织“外部”一个新团体的头领，以致于茫然不知所措了。 

在耶稣死后很多年，基督教（当时这个名字还没有形成）仅仅是某个犹太小教派，只在耶路撒冷、朱迪亚村和加里利村有几个支持者，从未跨越叙利亚省一步。 

是犹太血统的罗马公民盖尤斯首先发现这个新教义有可能成为世界范围的宗教。他的饱受磨难的经历告诉了我们犹太基督教是怎样激烈反对这个宗教世界化的。他们只愿意它在本国享受统治地位，只允许本族人加入。他们深恨一视同仁地向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宣扬灵魂拯救的人。保罗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如果没有罗马护照的保护，肯定会被怒火填膺的同乡撕成碎片，重温耶稣的厄运。 

不过，派出半个营的罗马士兵保护保罗，把他带到港口城市，乘船回罗马参加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著名审判，还是有必要的。 

他死后没过几年，他一生经常担心而又不断预言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摧毁了，在过去耶和华庙的所在地建起了丘比特的新庙。城市的名字改为爱利亚首都，朱迪亚也变成了叙利亚巴勒斯坦的罗马省份的一部分。至于当地居民，不是被杀就是被逐出家园，在废墟周围方圆数英里内，不准有人居住。 

这座圣城给犹太基督徒带来过许多灾难，现在终于化为乌有了。在这以后的若干世纪中，在朱迪亚内地的小村子里会发现一些怪异的人，他们自称是“穷人”，正在以极大的耐心和终日不断的祷告等待即将来临的世界未日。他们是耶路撒冷老犹太基督徒的残余。我们从十五、十六世纪的书中常常可以看到他们的情况，他们远离文明世界，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怪诞教义，以对门徒保罗的仇恨作为宗旨。到了七世纪左右，我们就没再发现这些自称拿撒勒人的足迹。伊斯兰教的胜利者把他们斩尽杀绝了。不过，即使他们能再苟延残喘几百年，也是无法使历史倒退的。 

罗马把东西南北集于麾下，政治上中央集权，使世界接受一个统一宗教的条件已臻成熟。基督教既简单又实用，教徒可以直接与上帝讲话，因此注定会成功，而犹太教、米思拉斯教以及所有其它参加竞争的教旨肯定要落败。但不幸的是，新信仰没有摈弃自身的一些不良特点，它们很显然是与宗旨背道而驰的。 

一叶扁舟曾载着保罗和巴纳巴斯从亚洲来到欧洲，带来了希望和仁慈。 

但是另一个家伙也悄悄溜上了船。 

它戴着神圣高洁的面纱。 

但掩盖的嘴脸却是残忍和仇恨。 

它的名字是：宗教的专横。 

四　上帝的晨光

教会在早期是很简单的组织，人们一旦明白世界的末日并不是迫在眉睫，最后审判日也不会在耶稣遇难以后接踵而至，基督教还要在泪谷里挣扎很长时间，使开始感到需要建立一定形式的统治体系。 

基督徒最初（由于全是犹太人）都在犹太教堂里聚会。由于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产生摩擦，非犹太人就到别人家的空屋子开会，如果找不到能容纳所有虔诚（和好奇）的信徒的房子，就干脆在露天或废石场召集会议。 

起先会议都在星期六举行。但随着犹太基督徒与非犹太基督徒之间的感情日趋恶化，非犹太基督徒便废弃了星期六安息日，把聚会改在死者复活的星期日。 

这些庄严的仪式完全体现了公众的特点和感情特点。没有固定的讲演和说教，没有教士，所有男女只要感到内心被圣火激励，都可以站起来剖白内心的信仰。按照保罗的描述，这些虔诚的弟兄们“以雄辩的口才”，使这位伟大的圣徒心里充满了对前途的展望。他们当中大多人是平民百姓，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们即席良言的真诚当然是无可怀疑的，但他们常常过于激动，象疯子一样大喊大叫。教会虽然顶得住迫害，却受不了人们的冷嘲热讽。于是，保罗、彼得以及他们的继承人不得不花费力气维持秩序，平息人们因急于表达精神世界和神圣热情而引起的纷乱。 

开始时，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因为规章制度与基督教的民主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不过人们最后还是从实际出发，同意集会按照固定的仪式进行。 

集会以一首赞美诗开始（用以安抚可能在场的犹太基督徒）。然后，全体教徒就高唱新近为罗马和希腊崇拜者谱写的歌曲。 

唯一预先拟好的演说是倾注了耶稣一生哲学思想的著名祷文。然而在数世纪中，布道都是自发的，只有感到心里有话说的人才能登台说教。 

但是，随着集会次数的增加，总是对秘密团体怀有戒心的警察开始干涉了，因此必须推选出某些人代表基督徒与外界打交道。保罗曾高度评价了领导的才能。他把他在亚洲和希腊走访的小团体比做惊涛骇浪中的小舟，要闯过怒涛汹涌的大海，就必须有聪明绝顶的舵手。 

于是虔诚的信徒们又凑在一起，选出男女执事。他们是整个团体的“仆人”，要照顾好病人和穷人（这是早期基督徒关心的事情），管理好集体财产，还要料理所有日常琐事。 

到了后来，教会的成员有增无己，事务性管理变得复杂不堪，非有专职的执事不可，于是几位“老者”被推举担当此任。他们的希腊称呼是“长老”，按我们说法就是“神父”。 

过了些年，每个村庄和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教堂，因此又有必要提出大家都要执行的共同政策。人们选出了“总监”（即主教）来监督整个教区，并代表教区与罗马政府打交道。 

很快，帝国的各个主要城市里都有了主教，在安提阿、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和雅典，这些闻名的当权人物。 

在开始阶段，主教掌管着耶稣当年曾经生活、受难、死去并广受尊敬的大部分地方。但是，自从耶路撒冷被摧毁、期待世界未日和天国成功的一代人从地球上消失以后，可怜的老主教在他狼藉的宫殿里被剥夺了原有的威望。 

虔诚的信徒首领的位置很自然地被那个“总监”顶替了。“总监”住在文明世界的首都，守卫着西方大圣徒保罗和彼得当年殉教献身的地方——他就是罗马大主教。 

这个主教与其它主教一样，也被称做“神父”或“圣父”，这是对圣职人员的一般称呼，表示热爱和尊敬。然而在以后的数世纪里，“圣父”这个头衔在人们心目中只与主教管区的首领相联系。每当人们提到“圣父”，所指的只是罗马的大主教——教皇，绝不会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或迦太基的主教。这是个自然贴切的发展过程。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总统”一词时，绝无需再加上“美国”一词做限定，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指的是政府首脑，不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局长、哈佛大学校长或国联主席。 

“教皇”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正式公文里是二五八年。那时罗马还是强盛帝国的首都，主教的势力完全被皇帝所吞没。但是在以后的三百年中，凯撒的后裔时常受到外侵内乱的威胁，便开始寻找更为安全的新巢穴。他们在国土的另一端找到了一座城市，名叫拜占庭。它是根据一个传说中的英雄拜扎斯而得名的，据说特洛伊战争结束不久，拜扎斯曾经在这里登岸，它座落在几条割开欧亚大陆的海峡之畔，虎视黑海通向地中海的商业要道，控制几家独一无二的工商业中心，在商业上享有重要地位，斯巴达人和雅典人为了争夺这个富足的要塞，曾经拼杀得你死我活。 

然而拜占庭在亚历山大时代以前一直是独立自主的。它落入马其顿之手没多久，便纳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 

现在经过十个世纪的财富积累，被称为“金号角”的海港里挤满了来自上百个国家的船只，它被选中作为帝国的中心。 

罗马的居民被撇下听任哥德人、范达尔人、天知道还有哪些野蛮人的虐待宰割。他们看到皇宫一连好几年空空如也，看到政府部门接二连三地搬迁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看到首都的居民竟要遵照千里之外制定的法律行事，都感到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了。 

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事情都是此失彼得。皇帝走了，留下的主教就成为市镇中地位最显赫的人物，他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皇冠荣耀的继承人。 

他们不遗余力地抓住这个无束无缚的大好时机。教会的声望和影响吸引了意大利所有才博学广之辈，这使主教们又变成了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他们感到自己俨然是某些永恒信念的代表，因此大可不必着急，而是采取潜移默化的方法，看准时机出奇制胜。他们不像许多人因为迫于操之过急造成的压力，仓忙决断，最后乱中出错，导致失败。 

不过重要的是，主教们只抱有一个目的，只向一个目标坚韧不拔地前进。他们所做所说所想的一切都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为了使在凡世代表上帝意志的教会更为强大有力。 

以后十个世纪的历史表明，他们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当时野蛮部落横扫欧洲大陆，在风卷残云的冲击下，玉石俱焚，帝国的围墙一面面倒坍了，上千个像巴比伦平原那样古老的体制象垃圾一样七零八落，只有教堂坚如磐石，在各个时代中，尤其在中世纪，犹如砥柱中流。 

胜利虽然最后到手了，但是代价却很可观。 

基督教虽然起源于马厩，却可以被允许在宫殿里寿终正寝。它本是以抗议政府起家的，然而后来自命能沟通人与神联系的神父却坚持让每一个凡世庸人做到无条件地服从，基督教本来带有变革色彩，但日后不断发展，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竟形成了新的神权政治集团。古老的犹太国家与之相比，倒成了幸福无虑的臣民居住的温和自由的联邦。 

然而这一切又合乎逻辑，不可避免。我下面要进一步说明。 

大多数游览罗马的人都要去看看科利西姆，在饱经风沙的围墙里，人们可以看到一块凹地，数千名基督徒曾经在这里倒下，成为罗马专制的牺牲品。 

不过尽管确有几次对新信仰倡寻者的迫害，却都与宗教的专横无关。 

迫害全是出于政治原因。 

基督教做为一个宗教派别，享有最广泛的自由。 

但是，基督徒公开宣布自己由于宗教道德而拒服兵役，甚至当国家受到外国侵略时还大吹大擂什么和平主义，而且不分场合公开诋毁土地法律。这些教徒作为国家的敌人，被处决了。 

基督徒是按照头脑中的神圣信条行事的，但普通的警方法官不管这个，基督徒极力解释自己的道德本质，可是长官大人却迷惑不解，一窍不通。 

罗马的警方法官毕竟是凡人，他突然发现，他应召而来进行审判，可是犯人陈述的道理在他看来却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弄得他简直不知所措。长期经验告诉他对神学中争论的问题应采取超脱态度，他还记得许多皇帝敕令中曾经告诫公职人员，对付新教派要圆滑老练，于是他甩开解数，企图说理。可是当全部争论集中到一个原则问题的时候，一切逻辑方法又都徒劳无功了。 

最后，行政长官面临了这样的抉择，是放弃法律的尊严，还是坚持国家最高权力的并不够格的绝对惩治职能。不过，那些教徒坚信生命只有在死亡之后才会开始，还热烈欢呼能离开这个邪恶世界去享受天国快乐，就连监狱和折磨也奈何他们不得。 

于是，当局和基督臣民之间痛苦而漫长的游击战争爆发了。我们没有全部死亡人数的官方资料。三世纪的著名神父奥利金的一些亲戚在亚历山大的一次迫害中被杀死了，按照他的说法，“为信念而死的真正基督徒的数目还是可以统计出来的。” 

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一下早期圣人的生平，就会发现许多鲜血淋淋的故事；我们不禁奇怪，一个屡遭杀戮迫害的宗教怎么会保留下来呢？ 

不论我提供的数字如何，终究会有人指控我为心怀偏见的骗子。我且保留己见，让读者自己去下结论吧。人们只要看一看德西厄斯皇帝和瓦莱里安皇帝的一生，便可以较为清楚地看清迫害最猖獗时罗马专制的真正本性。 

此外，倘若读者还记得，就连马可·奥勒留皇帝这样开明智慧的君主尚且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处理基督臣民问题上的无能，那么对帝国边远地区的无名小官面临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本想尽忠职守的芝麻官不是必须背弃自己的就职誓词，就是必须处死自己的亲朋好友，因为这些亲朋好友不能也不愿意服从帝国政府为保存自己而制定的几项简单法令。 

与此同时，基督徒没有受异教臣民的假惺惺的伤感的迷惑，继续稳步扩大自己的影响。 

四世纪后期，罗马元老院里的基督徒上诉说，在异教偶像的阴影下面过日子实在有伤感情，请求格霍希恩皇帝把胜利女神像搬走。于是，这座矗立在凯撒建立的宫殿里达四百年之久的神像从此远居他乡了。几个元老曾经表示抗议，但是无济于事，只导致了一些人的流放。 

这时，远近闻名的忠诚爱国者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挥笔写下一函，提出了折衷的道理。 

“为什么，”他问道，“我们异教徒与基督邻朋不能和平相处呢？我们仰面看到同样的星辰，并肩走在同一块土地上，住在同一苍天覆盖之下。每个人自己选择寻求最终真理的道路又有什么关系？生存的奥妙玄机莫测。通向答案的道路也不是只有一条。” 

他并不是唯一认识这个道理、看出古罗马宗教开放政策传统正在受到威胁的人物。与此同时，随着罗马胜利女神像的搬迁，已经在拜占庭立足的两个敌对基督教派之间爆发了激烈内讧。争执引起了世所未闻的以宽容为题的最为才智勃发的讨论。哲学家西米思蒂厄斯是讨论发起人，他对祖先信奉的上帝忠诚不渝，但当瓦斯林皇帝在正统与非正统的基督徒论战中偏袒一方时，他也感到必须晓以皇帝真正的职责。 

他说：“有一个王国，任何统治者休想在那里施展权威，这就是美德之国，个人宗教信仰之国。在它的版图里实施强制必然会导致建立在欺骗上的虚伪和皈依。因此，统治者还是以容忍一切信仰为好，因为只有宽容才能防止公众冲突。况且，宽容乃神圣之道，上帝自己已经明确表明容忍多种宗教的意愿。上帝能够独自辨明人类用以理解神圣玄机的方法，上帝欣赏对他的形形色色的崇拜，喜欢基督徒的一种礼仪，也喜欢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其它礼仪。” 

的确是金玉良言，但根本没人听。 

古代世界连同思想和理想已经死了，任何倒转历史时钟的企图都注定失败。生活意味进步，进步意味磨难。社会的旧秩序迅速土崩瓦解。军队成为受外国雇佣的叛民。边境发生公开叛乱。英格兰及其它边沿地区早已落入野蛮人之手。 

在最后的灾难爆发的时候，数世纪以来一直从事国家公职的聪明年青人发现，晋升之路除了一条以外都阻死了，这条路就是教会生涯。西班牙的基督主教可以操纵地方长官的权力，基督教作者只要全心从事理论题目就能获得广泛读者，基督教外交官只要愿意在君士坦丁堡皇庭里代表罗马教皇、或愿意冒险到高卢或斯堪的那维亚博得野蛮人酋长的友情，就可以步步高升。要是当了基督教财务大臣，还可以掌管那片曾使拉特兰宫的占有者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最富有人家的飞快增长的领地，尤其可以大发横财。 

我们在过去五年中已经见过本质相同的事情，到一九一四年为止，野心勃勃、不指望靠手工劳动过活的欧洲青年人仍想挤入政府部门供职，在不同的帝国和皇家陆军、海军中当官。他们把持法庭要位，掌管财政，或在殖民地当几年总督或军事司令官。他们并不奢望富有，但他们的官职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威望，只要聪明、勤奋、诚实，就可以赢得美满的生活和受人尊敬的晚年。 

继而战争来临了，它把社会旧封建结构的残渣余孽荡涤殆净，下层阶层掌握了政权。一些正式官员已经年迈，不能再改变一生形成的习惯，便典卖了自己的勋章，离开了人世。然而绝大多数人都顺潮流而动。他们从小接受教育，把生意经视为低下，不屑一顾。也许生意是不足挂齿的，但人们总得选择是进办公室还是进贫民院。为信念宁愿饿肚皮的人相对是少数，大动乱后没过几年，我们便发现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军官都并非不情愿地跑起生意来，而十年前他们是绝不会问津此事的。此外，由于他们中多数人的家庭世代从事行政工作，指挥别人犹如轻车熟驾，因此在新的生涯中总能进展得顺利些，比所期望的更为幸福和富足。 

生意在今天的情形，也就是教会在十六个世纪以前的写照。 

一些年轻人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赫尔里斯神、罗米拉斯神或特洛伊战争的英雄，要让他们接受一个奴隶的儿子、一个朴素牧师的教诲并不那么容易；然而，出身奴隶的朴素牧师所奉献的东西，正是那些把祖先追溯到赫尔里斯伸、罗米拉斯神或特洛伊战争英雄的年青人所如饥似渴盼望得到的。因此如果双方都智敏通达（也很可能是这样），就能很快学到彼此的长处，和睦相处。这是历史的又一条奇怪法则：表面的变化越大，就越一成不变。 

自古人类形成之时起，就似乎有一条不可避免的规律，即小部分聪明男女统治，大部分不太聪明的男女服从。两类人在不同时代中分别有不同的名字，一方代表力量和领导，另一方代表软弱和屈从，分别称为帝国、教堂、骑士、君主和民主、奴隶、农奴、无产者。但是，操纵人类发展的神秘法则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伦敦、马德里和华盛顿，都异曲同工，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它常常以怪异的形式或伪装出现，披上拙劣的外衣，高喊对人类的爱、对上帝的忠实和给绝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好处的谦卑愿望。但是在宜人的外壳下面却一直藏有并继续藏有原始法则的严酷真理：人的第一职责是生存。一些人对于人类出生在哺乳动物世界的事实很恼人，也对这种论点很反感。他们称我们是“实利主义者”，“愤世嫉俗者”，如此等等。他们一直把历史当做娓娓动听的神话故事，因此一旦发现历史也是一门受制于操纵其它事物的无可动摇的规律的科学时，便大惊不已。他们也许还会反对平行线法则和乘法口诀表吧。 

我奉劝他们还是服从规律为好。 

这样，也只有这样，历史才能对人类有实用价值，而不是一伙从种族偏见、部落的专横和广大居民的无知中坐收渔利的人所结下的联盟。 

谁要是对此怀有疑心，便请在我几页前所写的这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寻找佐证吧。 

请他研究一下最初四个世纪教会领导者的生平。 

他肯定会发现，教会头目都出身于古老的异端社会，在希腊哲学家的学校里受过栽培，只是到后来不得不选择一个职业时才转到基督教会。当然其中有几个人是受了新思想的吸引，至诚尽意地接受基督的教诲，但大部分人从效忠凡世主人转变到效忠天国统治者，是因为晋升的机会多一些。 

教会一方也通情达理，通人心灵，因而并不过份细究许多新信徒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突然改奉基督教的，还认真地对所有人做到仁至义尽。有些人向往实利凡俗的生活，教会便提供机会使他们在政界和经济界大显身手。情趣不同的人对信仰情深义重，教会便提供机会让他们离开拥挤不堪的城市，在安宁中深思冥想生存的弊端，追寻他们认为对灵魂的永恒幸福至关重要的个人圣境。 

开始时，这种信奉上帝、默祷冥思的生活显得非常自在。 

教会在建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只是对住在远离权力中心的下层百姓有松弛的约束。但是当教会继帝国之后成为世界的主宰、成为拥有大片土地的强大政治组织之后，隐居生活的可能性便减少了，许多善男信女开始向往“过去的好日子”，那时所有真正的基督徒都可以致力于做善事和祷告。为了追寻幸福，他们便想用人为的方法创造一些条件，再现过去在自然发展中形成的局面。 

这场争取修道院式生活的运动起源于东方，它对以后一千年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为教会镇压不信教者或异教徒的战争提供了一支忠实有用的突击队。 

我们对此不必惊诧。 

滨临地中海东岸的国家的文明已经很古老了，人民已经精疲力尽。仅在埃及就有十种不同文化此伏彼起，自从第一个居民在尼罗河谷住下来，这些文化便以不同方式循环往复，底格利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平原也是这样。生活的虚无缥缈和人类努力的徒劳无益，都反映在路旁成千上万个庙宇和宫殿的废墟里，比比皆是。欧洲年青一代接受了基督教，是出为它体现了他们对生活的迫切期望，激发了他们刚刚复苏的精力和热情。但是，埃乃人和叙利亚人对自己的宗教生活却有迥然不同的看法。 

宗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盼望已久的解脱。他们怀着对死亡的快乐时辰的期望，逃离记忆的尸骨场，躲进沙漠，只与悲伤和上帝做伴，把存在的现实置之脑后。 

出于某些难以解释的原因，改革似乎总能对士兵有特殊号召力。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为直接地接触到文明的野蛮和恐怖的一面。此外他们还懂得，没有纪律就一事无成。为教会而战的最伟大的勇士是查理五世军队中的一个上尉。他是把精神落伍者组成简单团体的第一个人，曾在君士坦丁皇帝的军队中当过列乓，名叫帕肖米厄斯，埃及人。他服完兵役后，便加入到一小撮隐居者当中，头目是来自同一国家的人，叫安东尼。帕肖米厄斯离开了城市，与沙漠上的豺狗泰然相处。不过，隐居生活往往会导致种种思想矛盾，引起某些可悲的过份虔诚，如爬到古老的石柱顶上或荒芜的坟墓里面度日（这给异教徒以笑料，使真正信仰者悲伤），于是帕肖米厄斯决定把这个运动建立在更为实际的基础上。他成了第一个宗教秩序的奠基者。从那时起（四世纪中叶），住在一起的隐居者都服从一个司令官，称他是“最高统帅”，他可以任命不同修道院的院长，把林立的修道院称为主的堡垒。 

帕肖米厄斯死于三四六年。在他死去之前，他的修道院思想被亚力山大时代的阿塔纳修斯主教从埃及带到了罗马。数以千计的人开始借此机会逃离现实世界，避开它的邪恶和欲壑难填的勒索。 

然而，欧洲的气侯和人们的本性使创始人必须把宏图稍做修改。在冰天雪地里，饥寒交迫的滋味可不象在尼罗河谷那样容易忍受。况且，西方人的头脑很实际，神圣的东方理想表现出的又肮脏又邋遢，不但不会给他们以启迪，反而使他们觉得恶心。 

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们心自问，“早期教会呕心沥血做的善事有什么结果呢？几个人住在千里之外深山老林的潮湿帐篷里禁欲苦行，难道这样寡妇、孤儿和病人就从中受益了吗？” 

西方的头脑非要把修道院体系改变得合理一些不可，这要归功于一位住在亚平宁山脉的纳西亚镇人。他叫本尼迪克特，通称圣人本尼迪克特。他的父母送他到罗马求学，但这座城市使他的基督心灵充满了恐怖。他逃到阿布鲁齐山的苏比亚克村，躲进了尼鲁时代的一座古老乡间行宫里。 

他与世隔绝地隐居了三年，美德的盛名便在乡间传开了。愿意与他接近的人很快能名骚天下，于是隐居者蜂拥而至，多的足以组建十几座修道院。 

本尼迪克特便告别了土窟，成为修道生活的制典人。他首先立法，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罗马血统的痕迹。发誓遵守他制定的院规的僧人可别指望能游手好闲，除去做祝福和默祷之外，他们还要在田野里躬耕。年纪太大不能干农活的，要教育年轻僧人如何当一个好基督徒和有用的公民。他们审慎守职，使本尼迪克特修道院的教育在一千年中独树一帆，在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得到获准教养才能超著的年轻人。 

做为报酬，僧人们得到了体面的衣服，丰富宜口的食品和床铺，每天不干活不祷告的时候还能睡上两三个小时。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僧人不可只是逃离现实世界和义务去为来世灵魂做准备的凡夫俗子，而是上帝的仆人。他们必须在漫长痛苦的试用期内使自己配得上新的尊称，继而在传播上帝王国的力量和荣耀中起直接积极的作用。 

在欧洲不信教的人们中的初步传教工作已经完成了。不过，为了不使教徒的成果化为乌有，必须得到居民百姓和官员们有组织的支持。于是僧人们扛着铁锹和斧头，捧着祷告书，来到德国、斯堪的那维亚、俄国和远方冰岛的不毛之地，耕耘，收获，布道，办学，第一次为遥远的土地带来了大多数入只是道听途说的文明之音。 

所有教会的最高执行首脑罗马教皇正是用这种方法激发了形形色色的人类精神力量。 

务实的人可以得到机会扬名天下，就象做梦者能找到静静丛林中的幸福一样，没有白做的运动，没有浪费的事情，它所导致的是力量的增长。很快，皇帝和国王如果不屈尊体亲自诩为基督迫随者的要求，就坐不稳自己的宝座了。 

取得最后胜利的方法，也很有意思，因为它表明基督教的胜利是有确实原因的，绝不是（如一般人所认为的〕心血来潮迸发出来的浩荡宗教狂热的结果。 

对基督徒的最后迫害发生在戴奥里先皇帝时代。 

奇怪的是，戴奥里先本来不是借近卫军之力统治欧洲的众多君主中最坏的一个，可是他却饱受古往今来被召来管理人类的人所遭到的非难。其实，他连最基础的经济知识都一窍不通。 

他发现自己的帝国正在四分五裂、一落千丈。他一生都从事戎马生活，深知致命的弱点就在罗马的军事体制内部，这个体制把边沿地区的防卫任务交给占领地的士兵，而这些士兵早已经丧失斗志，变成了悠闲自得的乡下佬，卖白菜和胡萝卜给那些按说应该远远拒之于国门之外的野蛮人。 

戴奥里先无法改变风雨飘摇的体制，为解救燃眉之急，他建立起一支新型野战军，由年轻机敏的战士组成，一俟入侵便能在数周内开赴帝国的任何角落。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不过，就象所有带军事色彩的好主意一样，需要的花销十分庞大，要以赋税的方式由内地老百姓掏腰包。不出所料，百姓们群情激愤，高呼再缴钱就家徒四避了。皇帝答复说百姓们误解了，并把只有刽于手才有的权利交给了收税官，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各行各业的臣民兢兢业业苦干一年，到头来反而亏损，便都丢开住宅家庭，蜂拥到城里或干脆当流浪汉。可是皇帝陛下却一不做二不休，又颁布了一项用以解决困难的法令，这表明古罗马共和国堕入东方专制主义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大笔一挥，使所有政府机关和手工业、商业都成为世袭的职业，也就是说，官员的儿子注定要做官，不管愿意不愿意，面包匠的儿子即使有从事音乐或典当业的天才也要继承父业，水手的儿子即便在台伯河划船都晕船也得在船板上飘流一生。苦力虽然在技术上是自由的，但必须在出生地生老病死，不得越境一步，无异于一般奴隶。 

谁要是以为自信心极强的统治者能够或者愿意容忍由一小部分人根据自己的好恶去遵守或是反对那些规定和法令，那就大错特错了。但是我们在评价戴奥里先对基督徒的粗暴时必须记住，他已经进退维谷，还深深地怀疑数以百万计的臣民对他的忠诚，他们只知在皇帝的庇护下纸醉金迷，却作壁上观，丝毫不替国家分忧。 

早期基督徒从未动笔写下过任何东西。他们期望世界随时会土崩瓦解，既然花钱费时的文学成果也会在不足十年内被大火焚烧殆尽，为什么还要徒劳无益呢？但是新教并没能使预言兑现。基督的故事（经过一百年的耐心等待后）被人添枝加叶地口口相传，也已经改头换面，虔诚信徒不辨真伪，无所适从了。于是，人们感到有必要搞一本权威性的书，把耶稣的几个短传和圣徒信件的原稿综合成一卷。这就是《新约》。 

书中有一个章节叫《天启录》，它包括关于建立在“七山”之中的城市的引证和预言。人们自从罗慕路斯时代就知道罗马建立在七山之中。这个奇特章节的匿名作者的确小心翼翼地把那个城市称为他深为憎恶的巴比伦，但还是没有逃脱帝国官员的理解力。书中把那座城市说成是“妓女的母亲”和“地球的污点”，饱浸着圣人和牺牲者的鲜血，是所有魔鬼和邪恶梢灵的栖身之所，是一切肮脏可憎的鸟类的卵巢，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不敬之词。 

这些言论可以被解释为出自一个可怜狂热者的胡言乱语，这位狂热者想起了五十年来被害的许多朋友，被怜悯和怒火蒙住了眼睛。然而宣读这些言论是教堂庄严礼拜式的一部分，要周复一周地在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传诵，旁观者自然会认为，它表达了基督徒对台伯河畔强大城市的真实感情。我并不是说基督徒没有理由产生旁观者所说的感情，但我们也不能因为戴奥里先没有产生这种热情而责备他。 

但这并不是全部。 

罗马人对一个闻所未闻的概念日趋熟悉起来，这就是“异教徒”。起先“异教徒”的名字只是用于那些愿意相信某些教旨的人，或称一个“教派”。但渐渐地它的意思缩小到那些不信仰由教会权威制定的“正确”、”合理”、“真实”、”正统”的教旨的人，用圣徒的话说即为“异端、谬误、虚假和永恒错误”的人。 

几个仍抱着旧信仰不放的罗马人可以免遭异端邪说的罪名，因为他们仍然隔膜在基督教徒之外，而且严格来讲也不允许他们解释自己的观点。同样，《新约》中的一些话也有伤皇帝的自尊，如“异端邪说是可怕的邪恶，犹如通奸、猥亵、淫荡、偶像崇拜、巫术、怒火、争斗、凶杀、叛乱、酗酒”，还有一些，出于礼貌，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所有这些导致了摩擦和误解，继而产生迫害。罗马监狱里又一次挤满了基督囚徒，刽子手大大增加了基督牺牲者的数目，血流成河，却一无所获。最后戴奥里先黔驴技穷，放弃了统治地位，回到达尔马提亚马海岸做罗纳的家乡，一心一意从事更有趣味的消遣——在后院里种大元白菜。 

他的继承者没有继续镇压政策。相反，他看到用武力剪除基督教已经无望，便大力从事一笔不光彩的交易，想通过收买来赢得敌人的好感。 

这发生在三一三年，君士坦丁大帝第一次以官方名义承认了基督教会。 

如果有朝一日我们有一个“国际历史修改委员会”，所有皇帝、国王、总统、教皇、市长，凡享有“大”字称号的，都要以特定的准绳来衡量，那么其中站在“国际历史修改委员会”法庭前需要审慎研究的一位就是上面所提的君士坦丁皇帝。 

这个狂野的塞尔维亚人在欧洲各个战场上挥舞长予，从英格兰的沃克打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廷。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姐夫和侄子，还屠杀了一些地位低卑的亲戚。然而尽管如此，由于他在面临最危险的对手莫克赞蒂厄斯时惊慌失措地为获得基督徒的支持而大加许愿，反而赢得了“第二个摩西”的名声，亚美尼亚和俄国教会都推崇他为圣人。他生来死去都是个野蛮人，虽然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但至死还试图用蒸祭祀羊的五脏卜测未来。然而人们却忘记了这些，只是盯着皇帝用以保证可爱的基督臣民“自由表达思想和集会不受干扰”的权利的著名《宽容法》。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四世纪上叶的教会头目都是些实用政治家，他们终于使皇帝签署了这个值得纪念的法令，使基督教从小教派的行列中一跃成为国教。不过，他们知道成功是怎样取得的，君士坦丁的后裔对此也一清二楚，他们想大展伶牙俐齿的解数掩盖这些，但机关算尽仍不能瞒天过海。 

　※　 ※ ※ 

“交给我吧，强大的统治者”，内斯特主教对狄奥多西皇帝说道，“把教会的全部敌人都交给我吧，我将给你天堂。与我站在一起，把不赞成我们教义的人打倒；我们也将与你在一起，打倒你们的敌人。” 

在过去的二十个世纪中，还有过其它交易。 

但是这个无耻妥协使基督教从此大权在握，这种事在历史上还是寥寥无儿。 

五　囚禁

当帏幕行将最后一次落在古代世界上的时候，有一个人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过早的去世是很可惜的，但他无愧于“圣徒”的称号。 

我讲的是朱利安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三三一年出生于帝国的新首都。三三七年，他的名声显赫的叔叔死了，三个儿子立刻扑到共有的财产上，饿狼般地打做一团。 

为了不让别人分享产业，他们命令杀死住在城里和附近的所有皇亲。朱利安的父亲就惨遭毒手。他的母亲生下他后没过几年便去世了，六岁的孩子成了孤儿。一个体弱多病的表兄与他分担了寂寞，两人在一起念书，学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宣扬基督信仰的好处，讲课的是待人亲亲热热但为人又庸庸碌碌的尤斯比厄斯主教。 

孩子们长大以后，大家觉得最好把他们送得远一些，免得树大招风，重蹈小拜占廷王子们的厄运。两个孩子被送到小亚细亚中部的一个小村庄里，生活虽然索然无味，却使朱利安有机会学到不少有用的东西，因为他的邻居都是凯帕多西亚的山里人，很朴实，仍在信仰祖先传下来的天神。 

孩子在那里根本没有可能掌管什么要职。他要求能够专心做点学问，得到了批准。 

他首先来到尼科姆迪，只有在那里和其它几个屈指可数的地方还在继续教授古希腊哲学。他的脑子里装满了文学和科学，从尤斯比厄斯那儿学来的东西全都被挤掉了。 

继而他获准去雅典，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呆过的圣地从事学习。 

与此同时，他的表兄也被暗杀了。他的堂兄，君士坦丁剩下的唯一儿子君士坦蒂厄斯，想起来只有他和他的堂弟，小哲学家，才是皇族中的两个唯一活着的男性，便亲切地把他接回来，还让他娶了自己的妹妹海伦娜，并命令他去高卢抵御野蛮人。 

看来朱利安从希腊老师那儿学到了比嚼舌斗口更为有用的东西。三五七年阿拉曼尼人威胁法国，朱利安在斯特拉斯堡附近打垮了他们的军队，还巧用计谋，把默慈和亲茵河纳入了自己的省份。他住进巴黎，把图书室装满了自己喜爱的作家的书，他尽管平时不苟言笑，但这次也不禁喜形于色了。 

胜利的消息传到了皇帝耳朵里，却没有点燃庆祝的火焰。相反，他们制定了周密计划，要除掉这个对手，因为他的成功有些过头。 

可是朱利安在士兵中享有崇高威望。他们一听到总司令要被召回（一种客气的邀请，回去就要斩首），便闯入他的宫殿，宣布他为皇帝，同时还四处张扬说，如果朱利安拒不接受，就杀死他。 

朱利安的脑子并不迟钝，他慷慨领诺了。 

那时候，通往罗马的道路仍然是一夫把关万夫莫敌。朱利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先把部队从法国中部开到博斯普鲁斯海岸。但是在他到达首都之前，消息传来，他的堂兄君士坦蒂厄斯已经死了。 

就这样，异教徒又当了西方世界的统治者。 

朱利安要做的事情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说来也十分奇怪，这样富于智慧的人竟会认为，过去死了的东西可以借某种力量复活，伯里克利的时代可以复苏，只要重建卫城的废墟、在荒芜的学园树林里重新住上人、教授穿起过时的宽外袍、彼此用五世纪前就已消失的语言讲话，就可以再现过去的一切。 

然而这正是朱利安力图要做到的。 

他在执政的短暂两年里，致力于恢复当时大多数人都不屑一顾的古老科学，想重新探索僧人统治的世界，那些僧人目不识丁，认为一切值得了解的东西都包括在一本书里，独立的研究和调查只能导致丧失信仰，引地狱之火来烧身；朱利安还想恢复具有高度活力和热情的人的欢乐生活。 

他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比他更坚韧的人也会被反对之声搞得晓夜不安、悲观失望。至于朱利安，他简直晕头转向了，有一段时间还乞灵于祖先的真灼经验。安提阿的基督庶民向他投掷石块和泥上，可是他不肯惩罚这座城市。头脑迟钝的僧人想激怒他，重演迫害的悲剧，而皇帝却一再告诫手下的官员，“不要造成任何牺牲者。” 

三六三年，一支仁慈的波斯箭结束了这个奇怪的生涯。 

对于这位最后、也是最伟大的异教徒统治者来说，这种结局倒是再好不过了。 

他如果活得再长一些，容忍力和对蠢行的憎恶反而会使他变为当时最专横的人。他在医院的病床上能坦然回忆起在他的统治下没有一个人因为与他见解不同而被处死。可是，他的基督臣民以永恒的仇恨报答了他的仁慈。他们大肆炫耀说是皇帝自己的士兵（一个基督徒军团的士兵）射死了他，还精心炮制了颂词歌颂凶手。他们大讲朱利安死前是怎样承认自己做法的错误和承认基督的权力。为了诽谤这位一生俭朴苦行、全心全意为自己臣民谋取幸福的正人君子的名声，他们搜肠刮肚，把四世纪盛行的贬义形容词都派了用场。 

朱利安被抬进了坟墓，基督教的主教们终于可以自诩为帝国名符其实的统治者了。他们立即开始扫荡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每个角落，摧毁一切反对势力。 

在瓦林廷尼安和瓦林斯兄弟当政的三六四至三七八年，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任何罗马人为旧天神祭祀牲畜。这等于剥夺了异教教士的收入，他们必须改行另谋出路才行。 

不过这些规定还算是轻的。狄奥多斯皇帝颁布的法律不只是让所有臣民都接受基督教义，而且还必须接受“天主教”的形式；他自己俨然成为天主教的庇扩者，位大主教垄断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法律颁布以后，所有坚持“错误观点”的人，所有抱住“愚蠢的异端邪说”不放的人，所有继续忠实于“可耻教义”的入，全都要自食拒不执行法律的恶果，被流放到远方或处以极刑。 

从那以后，旧世界走向最后灭亡的步子更快了。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英格兰，异教徒的庙宇荡然无存，不是被拆去建造桥梁、街道、城墙和了望塔，就是被重建为基督徒的会场。成千上万座从共和国建立时就开始积累的金制和银制神像被没收或偷盗，最后所剩无几，残存的也被打得粉碎。 

六个多世纪以来希腊人、罗马人和埃及人所尊崇的亚历山大的塞拉佩尤姆庙被夷为平地。从亚历山大大帝之时起就闻名于世的大学仍然留在故地，继续教授和解释古代哲学。地中海各个角落的学生闻风而至。亚历山大主教下谕不让这所大学关闭，但教区的僧人自行其事。他们闯入教堂，毒刑拷打最后一位柏拉图学派的教师海帕蒂娅，把她大卸八块，扔到大街上喂狗。 

罗马的情况更糟。 

丘比特的庙宇关闭了，古罗马信仰的经典《古罗马神言集》被付之一炬。首都成了一片废墟。 

在著名的图尔斯主教当权的高卢，旧天神被宣布是基督教义中魔鬼的前身，于是所有庙宇都从地球上消失了。 

在边远的乡间，有时农民会起来保卫自己心爱的天神，军队就开来，用斧子和绞架平息“撒旦的叛乱”。 

希腊的破坏进行得慢一些，但是到了三九四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终于被禁止。希腊国家生活的中心（从无间断地进行了一千一百七十年）一终止，其它活动便土崩瓦解。哲学家被逐出国境，最后贾斯蒂尼安皇帝一道命令，雅典大学也关闭了，基金被没收。最后的六位教授丧失了谋生之路，逃到波斯。乔思罗斯国王倒是友好地接待了他们，安排他们过世外桃源式的晚年，玩一玩神奇新颖的印度游戏——棋。 

到了五世纪上半叶，克莱索斯陀大主教便毫不夸张地宣称，古代作者和哲学家的书已经在地球上销声匿迹了。西塞罗、苏格拉底和荷马（更不必说被所有好基督徒恨之入骨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都被扔在顶楼和地窖里被忘却。他们要再过六百年才能重见光明，在这以前人们只能战战兢兢地对待文学艺术，听凭神学家的摆布。 

真是古怪的节食（按医学行话讲），但并不平衡。 

基督教会虽然战胜了异教徒，却没能摆脱困境。大声疾呼要为自己的古老上帝进香的高卢和卢西塔尼亚贫苦农民还是容易制服的。但要命的是，奥斯特罗戈斯、阿拉曼和朗戈巴德人为亚力山大教士艾利厄斯所描绘的基督真实面目是否正确、同一城市里艾利厄斯的死对头阿塔纳修斯是否错误争执得面红耳赤，朗戈巴德人和法兰克人在是否坚持基督与上帝“井非同类，只是相象而已”的问题上打得不可开支，范达尔人和萨克逊人为证明内斯特所说的圣母玛丽亚只是“基督的母亲”而不是“上帝的母亲”的正确性撕破了脸，布尔戈尼人和弗利西人为承认或否认耶稣具有二重性，即半人半神而剑拔弯张。这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野蛮人虽然接受了基督教义，却不幸误入歧途。不过他们还是教会的坚定朋友和支持者，不能按照一般戒律革出教门，也不能用地狱炼火恫吓。他们必须用婉言说服，指出错误，引回具有仁爱和献身精神的信徒队伍。他们必须首先有明确教旨，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人们要求把形形色色有关信仰的说法集于一同，这便导致了著名的集会——“基督教世界范围联合会”。自从四世纪中叶，这种会议就不定时地召开，决定哪些教义对，哪些带有异端邪说的痕迹，应被指为错误、谬论和异端。 

联合会的第一次会议于三二五年在离特洛伊不远的尼西亚召开，第二次会议五十六年以后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第三次四三一年在以弗所召开。后来，会议连续在查尔斯顿开了几次，在君士坦丁堡开两次，在尼西亚开了一次，最后一次于八六九年又在君士坦丁堡召开。 

从那以后，会议便在罗马或教皇指定的欧洲任何一个城市召集，因为在四世纪，人们已经默认，皇帝虽然有布置会议地点的权利（这一特权也迫使他为忠诚的主教出路费），可是权力博大的罗马主教提出的建议却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我们无从得知是谁主持了第一次尼西亚会议，不过以后的会议都是由教皇主持的，圣会的决定不经教皇或他的代表批准就没有效力。 

现在我们告别君士坦丁堡，到西部风调雨顺的地区走一走。 

宽容与专横之争一直此起彼落，一方把宽容捧为人类的最高美德，另一方却抵毁它是道德观念衰弱的产物。我并不想从理论角度谈这个问题。不过必须承认，教会的支持者在为残酷镇压异教徒而辩解时，讲得都是头头是道。 

他们说：“教会和其它组织一样，犹如一个村庄、一个部落和一片森林，必须有一名总指挥、一套明确的法规和细则，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一切宣誓效忠教会的人就等于立誓尊敬总指挥、服从法规。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根据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自试其法，从教会滚出去。” 

迄今为止，这些都是正确合理的。 

如今，一个大臣如果不再信仰浸礼会教派的经典，可以改信美以美教派，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对美以美教派的教旨也失去信仰，还可以转到唯一神教派、天主教派或犹太教，也可以信印度教和土耳其的穆斯林教。广阔世界大路纵横，任人驰骋，除去饥肠辘辘的家人外，没有人和他唱反调。 

但这是轮船、火车和充满经济机缘的时代。 

五世纪的世界却并不这么简单。罗马主教的影响无所不在，无处不有。当然，人们可以去波斯或印度，但旅程遥远，十去九不还，而且还意味着永远妻离子散天各一方。 

既然人们心里感到自己对基督的理解是正确的，说服教会修改一下教旨只是时间问题，那为什么还要放弃自由信仰的权利呢？ 

这正是关键所在。 

早期基督徒，不管是虔诚的还是异端的，都认为思想的价值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博学的神学家极力想说明无法解释的事情，把上帝的本质归纳成公式，这就象数学家们为x绝对值的争论把对方送上绞架一样荒唐可笑。 

但是，自诩正确和专横的风气弥漫了整个世界，直到最近，在“人们从不可能分辨对与错”的基础上倡导宽容的人在履行自己的主张时还要冒杀身之祸，他门只得把忠告小心翼翼地隐含在拉丁文里，而能够理解他们意思的聪明读者却寥寥无几。 

六　生活的纯洁

这里讲一个并非节外生枝的小小数学问题。 

把一根绳子绕成圈，如图： 

（图1略） 

圆圈中各条直径当然是相等的。 

ab=cd=ef=gh，以次类推。 

但是，轻拉绳子两边，圆圈就变成了椭圆形，完美的平衡被破坏，各条直径乱七八糟。ab和ef等几条线段大大缩短了，其它线，尤其是cd，却增长了。 

现在把数学问题用到历史中。为了便于阐述，我们先假定： 

（图2略） 

ab代表政治 

cd代表商业 

ef代表艺术 

gh代表军事 

图i是完美的平衡，所有线段都长短一致，对政治的关注与对商业、艺术和军事的关注基本相等。 

但是图ii（它不再是圆圈了）中，商业受到特别优待，代价是政治和艺术几乎完全销胜匿迹，而军事却略长了一些。 

或者使gh（军事）成为最长的线段，而其它的都趋于消亡。 

这就是解答许多历史问题的灵巧钥匙。 

试一下希腊这把锁。 

（图3略） 

希腊人在短时间内还能够保持各行各业的完美圆圈。但是，不同政党之间的愚蠢争吵很快发展得不可收拾，无休无止的内战耗尽了国家的精力。士兵们不再是被用来抵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他们受命向国人开火，因为这些人投了另一个候选人的票，或者想稍微变通一下征税法。 

商业是这类圆圈中最重要的直线，它第一次感到步履维坚，最后完全走投无路，便逃向世界的其它地方了，因为生意在那里还比较稳定。 

贫穷从前门进城，艺术便从后门溜走，从此不再露面。资本乘坐一百海里内最快的航船逃之夭夭。随着智力活动成为昂贵的奢侈品，好学校也维持不住了。最优秀的教师赶忙奔往罗马和亚历山大。 

剩下的都是那些二等货色，靠传统和常规过活。 

这都是因为政治的线段超出了比例，平衡的圆圈遭到破坏，其它线段，艺术、科学、哲学等等，都化为乌有。 

如果把圆圈的问题应用于罗马，你就会发现，那条叫“政治权力”的特殊线段不停地增长，最后把所有别的都挤掉了，筑成共和国荣耀的圆圈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条细细的直线，这就是从成功到失败的最短距离。 

再举一例。如果你把中世纪教会的历史纳入这个数学中，就会发现下面的情况。 

最早的基督徒曾经极力保持行为圆圈的完美。也许他们忽略了科学的直径，不过既然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生活不感兴趣，也就未必要求他们多么关心医药、物理或天文。他们只想为最后审判日做好准备，这个世界他们眼里仅仅是通往天堂的前厅，有用的学科对于他们当然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不过，基督的其它虔诚的追随者想方设法（尽管很不完备）要过好日子，他们勤奋刻苦，慈善宽厚，大仁大义，诚实正直。 

然而，众多的小社团一结为一个大组织，新的世界性责任和义务便无情地破坏了原来精神圆圈的完美。他们的信仰是建筑在贫穷和无私的原则基础上的，半饥半饱的木匠和采石工人觉得遵守这样的信条还很容易。可是罗马皇位继承人、西方世界的大祭司和整个欧洲大陆最富有的财主却不能象波美拉尼亚或西班牙省镇的小执事那样过节衣缩食的生活。 

用这一章的术语讲，代表“世俗”和“对外政策”的直径伸展得太长，代表“谦卑”、“贫穷”、“无私”和其它基督教基本美德的直线已经短得微乎其微了。 

我们这一代人谈论到中世纪的愚昧时总带着一种同情感，知道他们生活在一团漆黑之中。的确，他们在教堂里点腊烛，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下安歇，没有几本书，连许多在如今小学和较高级精神病院里教授的东西茫然无知。不过，知识和智力是全然不同的两回事，这些优秀的自由民很聪明，建立了我们现在仍然采用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 

他们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对许许多多对教会的恶毒诋毁似乎束手无策，我们对他们的评价还是留点情吧。他们至少对自己的信念还是充满信心的，与他们认为错误的东西拼斗到底，把个人幸福和舒适置之度外，还常常在断头台上了解自己的一生。 

除此之外的事情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确实，在公元一千年中，很少有人为自己的思想而牺牲。不过这不是因为教会对异端的反感不如以前强烈，而是因为它有更重要的事情，顾不上在相对无害的持不同观点者身上费时间。 

首先，在欧洲许多地方，奥丁神和其它异教神仍然是最高的统治。 

其次，发生了一件很不妙的事，几乎使整个欧洲陷于崩溃。 

这件“不妙的事”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个新先知，叫穆罕默德；一群人追随一个叫“真主”的新上帝，他们征服了西亚和北非。 

我们孩提时读到的文学充满了“异教狗”和土耳其人残酷恶行的故事，这使我们留下印象，觉得耶稣和穆罕默德各自代表的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 

其实，他们俩是同一种族，说同一语系的方言，都把亚伯拉罕奉为始祖，都追溯到同一个在一千年前矗立于波斯湾畔的祖籍。 

两位大师的追随者是近亲，却又怒目而视，虎视眈眈，他们之间的战争已经打了十二个世纪，到现在还没有平息。 

现在再做“假如”的猜想是白费力气，但的确曾有一回，罗马的头号敌人麦加差一点接受了基督信仰。 

阿拉伯人象所有沙漠居民一样，把大量时间用在放牧家畜上，因此有充裕时间讲行默祷。城里人可以在终年不断的乡镇市场的乐趣中陶冶灵魂，而牧民、渔民和农夫却过着孤门寡居的生活，缺少一种比热闹和刺激更实际的东西。 

阿拉伯人期待拯救，还尝试过好几种宗教，不过他们明显偏爱于犹太教。这原因很简单，因为阿拉伯尽是犹太人。公元前十世纪，索罗门国王的大批臣民受不了沉重的赋税和统治者的专横，逃到阿拉伯。到了三百年后的前五八六年，尼布加尼撒征服了犹太人，大批犹太人第二次涌向南部的沙漠。 

犹太教由此传播开来。犹太人只追求唯一真正的上帝，这与阿拉伯部落的志向和理想不谋而合。 

稍微读过穆罕默德著作的人都知道，麦地尼特从《旧约》中借用了大量智慧之言。 

以实玛利（与母亲海加一起埋葬在阿拉伯中部犹太神殿中的至圣所）的后裔并不敌视拿撒勒的年青改革者的思想。相反，耶稣说只有一个上帝，是所有人的慈父，他们也如饥似渴地相信了。他们不愿意接受拿撒勒木匠的追随者喋喋不休宣扬的所谓奇迹。至于复活，他们干脆就不相信。不过，他们还是倾向于新信仰，愿意给它以一席之地。 

但是，穆罕默德在一伙狂热的基督徒手里吃了不少苦头。这伙人缺乏判断力，没等他开口就斥责他是骗子，是伪先知。这件事，加上迅速广为流传的认为基督徒是信仰三个而不是一个上帝的偶像崇拜者的说法，终于使沙漠居民对基督教嗤之以鼻，他们宣布自己热爱麦地那的赶骆驼人，因为他只讲一个上帝，而不是抬出三个神来混淆视听，一会儿合为一个上帝，一会儿又分为三个，全凭当时形势和主持教士的眼色行事。 

这样，西方世界便有了两种宗教，都说自己信奉的是唯一真正的上帝，都把其它上帝贬为骗子。 

这些观点上的冲突很容易引起战争。 

六三二年，穆罕默德去世了。 

在不到十二年的时间里，巴勒斯但、叙利亚、波斯和埃及相继被征服，大马士革成为大阿拉伯帝国的首都。 

到六五六年底，北非沿海国家都把真主做为天国领袖，穆罕默德从麦加逃到麦地那后不到一个世纪，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的一个湖，欧洲和亚洲的一切交往都切断了，直到十七世纪末期，欧洲大陆一直处于包围之中。 

在这种环境中，教会要把教旨传往东方是根本不可能的。它能希望做到的只是保住已经取得的成果，它选中了德国、巴尔干各国、俄国、丹麦、瑞典、挪威、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作为进行深入精神开发的肥沃土地，而且总的说来大获成功。偶尔也有象查理曼那样桀骛不驯的基督徒，心肠倒是不错，就是不够文明，用暴力手段屠杀了热爱自己的上帝而摈弃外来上帝的臣民。不过，基督传教士大都是受欢迎的，因为他们诚实正直，宣讲的东西简单明确，易于理解，为充满流血、殴斗和拦路抢劫的世界带来了秩序、整洁和仁慈。 

前方捷报频传，但是教会帝国内部却祸起萧墙。（用本章开始时的数学概念讲）世俗的线段不断加长，最后教会的精神因素完全成为政治和经济思想的附庸；尽管罗马的权力日益膨胀，对以后十二个世纪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崩溃瓦解的迹象已经露头，老百姓和教士当中的智者商人也看出了这一点。 

现在北方的新教徒把教堂看成一座房子，七天中有六天空荡无人，每星期日人们去听布道和唱赞美诗。我们知道一些教堂里有主教，偶尔主教们在城里开会，那时我们周团会有一群面孔和善的年老绅士，衣领都翻到后面。我们从报纸上得知他们已宣布提倡跳舞，或反对离婚。以后他们又回到家里，周围的生活依然是那样平静幸福，无忧无扰。 

我们现在极少把这种教堂（即使它与我们形影不离）与我们的生死以及所有社会活动联在一起。 

政府当然完全不同，它可以拿走我们的钱，如果觉得社会需要，还可以杀死我们。政府是我们的所有者，是主人，但通常所称的“教会”却是可以信赖的好朋友，即使与它发生争执也无关紧要。生争执也无关紧要。 

但是在中世纪，情况迥然不同。那时的教会看得见摸得着，是非常活跃的组织，呼吸着，存在着，用种种政府做梦也想不到的办法决定着人的命运。第一批接受慷慨王储馈赠的土地、放弃古老的贫穷理想的教皇，很可能没有预见到这个政策会导致的结局。起先，由基督的忠诚追随者向圣徒彼得的后裔赠送一点凡物俗礼似乎有益无害、合情合理。但是仔细想一想，从约翰格罗斯到特莱比松，从迦太基到乌普拉沙，到处都有复杂的监督管理体制，有成千上万的秘书、牧师和抄写员，再加上各个部门数以百计的大小头目，他们都要住房、穿衣、吃饭。还有横穿整个大陆的信使的费用，今天去伦敦、明天去诺夫格勒的外交使臣的旅行费用，以及为了保持教皇信使与世俗王储在一起时衣着毫不逊色所必需的花费。 

回顾一下教会本来代表什么，思考一下如果环境再好一些会出现什么情况，这种发展委实是极大的遗憾。罗马很快变成了巨大的国中之国，而宗教色彩却只剩下断编残简，教皇伊然成为世界独裁者，与他相比，古代皇帝的统治反倒显得宽仁大度了。 

教会的成功所向披靡，但到了一定程度，便出现了一些障碍，遏制了它统治世界的野心。 

主的真正精神又一次在民众中掀起轩然大波，这对于任何宗教组织都犹如眼中钉。 

异教信徒已经司空见惯了。 

可能引起人们反对的单一信仰统治一出现，也就有了持异见者。争执与教会同日问世，它使欧洲、非洲和西亚在数世纪内互怀敌意，虎视耽眈。 

不过，撒比利人、莫诺菲人、马尼卡人和内斯特教派之间血腥的争斗在本书中是不值一提的。一般来讲，各个教派都是鼠肚鸡肠，阿瑞斯的追随者与雅典娜的信徒都专横暴虐，是一丘之貉。 

况且，这些争执总是围绕着的神学中很不起眼的只言片语，现在已经逐步被遗忘了，我不想把这些玩艺再从坟墓中抢出来，在这本书里损时耗力挑起神学的战火。我写下这些，是想告诉子孙后代祖先不惜生命为之奋斗的知识自由的理想，告诫他们不要蹈循导致两千年沉痛灾难的傲慢的教条态度和独断独行。 

可是到了十三世纪，情况大为改观。 

异教信徒不再只是持异见的反对者，为《天启录》中个别词句的误译或错拼了圣约翰的一个字母而固执己见。 

他成长为战士，维护奥勒留当政时期拿撒勒村庄中的一位木匠为之而死的理想，而且，他的姿态俨然是唯一真正的基督徒。 

七　宗教法庭

一一九八年，塞格尼公爵洛太里奥继在位没几年的保罗登上了教皇的宝座，这就是英诺森三世。 

他是所有主宰拉特兰宫的最显赫的人物。他就位时三十七岁，是巴黎大学和布伦大学的优等生，富有、聪明、精力充计。雄心勃勃，善于使用权力，堪可问心无愧地宣称，他“不仅管理了教会，而且还左右了整个世界”。 

他把驻罗马的帝国官吏赶出城去，再次征服了由帝国军队控制的那部分巴尔干半岛，最后把皇位继承人逐出教会，使那个可怜的王子身陷困境不能自拔，乖乖地放弃了阿尔卑斯山东面的领地。这样，洛太里奥使意大利从日尔曼人手中解脱山来。 

他组织了闻名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不过压根儿没去“圣地”，而是奔向君士坦丁堡，手戮了城里的大批居民，把金银财宝掠夺一空，干得太令人发指了，以至后来到希腊港口的十字军士兵无不忧心忡忡，生怕被当做亡命徒送上绞架。英诺森三世倒也表示过不赞同这种使德高望重的少数基督徒心灰意冷的悲惨行径。不过他是个务实分于。他很能看风使舵，让一个威尼斯人去当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这聪明的一招使东正教又一次落入罗马的魔爪，同时又赢得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好感，从此威尼斯共和国把拜占庭领地看成是自己的东方殖民地，肆意发号施令。 

在精神方面，教皇也是个造诣深邃、手腕圆滑的人物。 

教会经过近一千年的踌躇不决，终于下决心，认为婚姻不只是男女之间的民事契约，而是一桩圣事，只有在神父当众祝福后才生效。法国的菲力浦·奥古斯特和莱昂的阿方索四世曾经一意孤行，按照自己的好恶治理国家，但很快就得到警告让他们记住自己的职责，由于他们一生处世小心，便立即按教皇的旨意行事了。 

甚至在北方高地，尽管基督教刚刚传入，人们也明确意识到谁是真正的主人。哈康四世国王（同伙海盗们习惯称他为“老哈康”）刚刚征服了一个小帝国，除了他所在的挪威外，还有苏格兰的一部分、整个冰岛、格陵兰岛、奥克尼群岛和海布里地群岛，但他在旧天主教堂加冕之前，也必须向罗马法庭把自己复杂的身世原原本本讲清楚才行。 

年复一年，教会的势力根深蒂固。 

保加利亚国王一味屠杀希腊战俘，偶尔还折磨拜占庭的皇帝。他根本不对宗教思想感兴趣，可是还千里迢迢跑到罗马，卑躬屈膝地恳求教皇承认他做臣仆。在英格兰，几个男爵搞出条条框框来约束皇上，教会便不客气地声明他们搞的宪章无效，因为“它是依仗武力获取的”；接着又由于他们给世界带来的那份著名的文件《大宪章》而把他们逐出教会。 

所有这些都表明，英诺森三世不会轻易放过朴实的纺织工和胸无点墨的牧羊人提出的要求，因为他们对教会的法律提出了质询。 

不过，到底还有一些人能鼓起勇气，做了我们将要看到的事情。 

异端邪说这个题目实在费解。 

异教徒大都是贫苦大众，没有什么搞宣传的才能。他们偶尔写几本小册子阐述见解，以保护自己打击敌人，但是马上就会被当时掌权的宗教法庭派出的机敏鹰犬抓住把柄，大祸临头。他们的敌人为了杀一儆百，欺世惑众，也写文章披露“新撒旦的反叛”，我们对异端邪说的了解都是从这些文章和审判记录中略知一二的。 

结果，对这些人的复杂形象，我们通常得到的是这样的印象，他们都是些使体面人闻之欲呕的小人，他们披头散发，衣裳褴褛，住在最下层贫民窟的空地窖里，拒不沾崇高的基督食品，一味吞嚼菜帮菜叶，只喝白水，对女人避而远之，念念有词地叨唠救世主第二次下几的预言，责骂教士的庸俗和邪恶，还恶意攻击万物的内在规律。 

当然，许多异教徒的确今人讨厌，这也许是自命不凡的人的天命。 

很多人以非神圣的热情追求神圣的生活，脏得象个魔鬼，臭气冲天，那些关于真正基督存在的怪诞思想把乡村的平静生活搅得鸡犬不宁。 

不过，他们的勇气和诚朴还是值得赞许的。 

他们所获无几，却失去了一切。 

一如既往，他们一事无成。 

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趋于组织化。最后，就连根本不相信组织的人为了有所成就也要成立一个“无组织促进协会”。喜爱神话、沉缅于感情的中世纪异教徒也不例外。他们谋求生存的天性使他们聚在一起，一种不安全感迫使他们在自己的神圣教旨外面裹上于几层玄奥莫测的礼仪做掩护。 

但是，忠诚于基督教会的公众却不能区别这些教派。他们把所有异教徒混为一谈，称他们是肮脏的摩尼教徒或用其它不恭的字眼，以为这样就能一了百了。 

这样，摩尼教徒成了中世纪的布尔什维克，当然我不是说当时有一个纲领明确的政党，象数年前在俄帝国建立的统治力量一样。我是指一种含混不清的谩骂，如今的人也用它来诅咒房东，因为房东如果嫌开电梯的小伙计没有把电梯停在适当位置，就要向他要房租。 

在中世纪的上等基督徒眼里，摩尼教徒是最讨厌的家伙。可是他们又没有真凭实据进行审判，便以道听途说之词施以诽谤。这个方法在私下聚会中倒颇有成效，比一般的法庭审判还快一些，但常常欠准确，导致了许许多多冤案。 

可怜的摩尼教徒的情况愈变愈糟，因为创始人波斯人摩尼是宽厚和仁慈的化身。他是历史人物，生在三世纪前叶一个叫艾克巴塔娜的小镇子里，父亲帕塔克是有影响的财主。 

他在底格利斯河畔受过教育，青年时代所处的环境就象如今的纽约一样，集世界风云、语言混杂、道貌岸然、不信上帝和追求实利，并充满空想。在从东方、西方、南方和北方熙熙攘攘来访美索不达米亚大商业中心的人群中，各种异端、宗教和教派都有自己的追随者，摩尼倾听着各种说教和预言，把佛教、基督教和犹太教混在一起，再掺上一点古巴比伦迷信，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哲学。 

如果不考虑摩尼教徒有时把教义扯向极端，那么摩尼只是复苏了古代波斯神话中的好上帝和坏上帝的说法。坏上帝总是与人的灵魂作对，摩尼把万恶之神与《旧约》中的那和华联在一起（于是那和华变成了魔鬼），把万福之神看作马太福音中的“天父”。而且，（这里可以体会到佛教的影响）摩尼认为人的血肉之躯是邪恶龌龊之物，天性可卑，所有人都应该不断磨砺体肤，忍饥缩食，以期摈除自己的凡俗野心，才能不沦入万恶之神的魔掌，不被地狱之火烧为灰烬。他恢复了一大批禁忌，这不能吃，那不能喝，给追随者的食谱只是凉水、干草和死鱼。这后一项条令也许会使我们吃惊不已，不过教徒们一直认为海里的冷血生物对人的不朽灵魂损伤小一些，比陆地上的热血亲族强，这些人宁愿死也个肯吃一块牛排，而吃起鱼来却津津有味，毫无恶心厌恶之感。 

摩尼把妇女视为草芥，这也表明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东方人。他禁止信徒结婚，主张逐步灭绝人类。 

至于对犹太派创立的、洗礼者约翰发起的洗礼以及其它仪式，摩尼对之深恶痛绝。因而即将就职的圣职人员不必将身子浸入水中，而是要行按手礼。 

二十五岁那年，这个怪人开始向全人类解释他的思想。他首先来到印度和中国，获得相当大的成功。继而他转回故土，要把教义的祝福带给自己的邻邦。 

可是，波斯教士们已经感到超凡脱俗的教义的成功使他们失去了大宗秘密收入，于是转为反对摩尼，请求对他施以极刑。起先摩尼受国王保护，但是老国王死后，新国工对宗教事务毫无兴趣，把摩尼交给教士阶层裁决。教士们把摩尼带到城墙下，钉在十字架上，还把他的皮剥下来挂在城门上示众，以此警告对这个预言家的异端邪说感兴趣的人。 

随着与领导人物的激烈冲突，摩尼教会分崩离析了。但是预言家的零碎思想却象众多的精神流星，在欧洲和亚洲的大地上广为传播，在以后的世纪里在朴实贫苦的民众中引起巨大反响，民众不自觉地拣起了摩尼的思想，仔细审视它，发现它很合乎自己的口味。 

摩尼教是何时、怎样进入欧洲的，我也不得而知。 

很可能它是经过小亚细亚、黑海和多瑙河流传过来的。继而它翻过阿尔卑斯山，很快在德国和法国享有崇高声誉。新教义的追随者给自己起了个东方名字：凯瑟利，或者说“过纯洁生活的人”。苦恼的情绪迅速蔓延，以至在整个西欧，这个词与“异端邪说”相提并论了。 

不过请不要认为“凯瑟利”因此形成了一个固定教派，根本没人试图另立一种新教派。摩尼教的思想对许多人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些人却又咬定自己只是基督教会的虔诚儿子。这使这种特殊形式的异端邪说非常危险，难以察觉。 

有些病菌的体积大得在省级卫生部门的显微镜下就能看到，相对来说由普通医生诊断由这轩病菌引起的疾病并不那么难。 

但是天神庇护我们不受在超紫外线照射下仍然能隐形匿迹的小生物的侵害，因为这些小东西还要继承世界。 

用基督教的观点看，摩尼教是最危险的社会瘟病，它使组织的上层人物的头脑充满恐惧，这在各种精神苦恼到来之前是体察不到的。 

这些话不过是些窃窃私语，然而早期基督信仰的最坚定支持者也的确表现出了这种病的征兆。就拿圣奥古斯丁来说，这个十字军的杰出勇敢卫士曾经一马当先摧毁了异教的最后堡垒，但据说他内心里却向着摩尼教。 

西班牙主教普里西林于三八五年被烧死了，他彼控倾向摩尼教，获得了《反对异教法》的第一个试刀鬼的荣誉。 

就连基督教会的头面人物也渐渐被可怕的波斯教义所吸引。 

他们开始劝告不懂神学的门外汉不要读《旧约》，最后在十二世纪还宣布了著名的条令：所有神职人员都必须保持独身。不要忘记，顽固的波斯理想很快在精神变革的主要人物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使最受人爱戴的艾西斯的弗朗西斯制定了具有严格的摩尼式纯洁的新修道院条令，为他赢得“西方释迦牟尼”的头衔。 

但是当自愿的贫穷和灵魂谦卑的高尚理想慢慢渗入大众心灵的时候，当皇帝与教皇的又一场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当外国雇佣军各自扛着镶有十字架和苍鹰的旗帜为地中海岸珍贵的弹丸之地拼杀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当大批十字军携带从朋友和敌人那儿掠夺的不义之财蜂拥回国的时候，当修道院长豢养一群阿谀之徒深居在穷奢极欲的宫殿的时候，当教士们乘马撞过清晨熙攘的人群去饱享狩猎早餐的时候，一桩不妙的事情已经注定要发生，而且真的发生了。 

毫不奇怪，对基督教现状的不满首先产生在法国的一个地方，那里的古罗马文化传统虽然维持得最长，但野蛮却没有能够融化在文明之中。 

从地图上可以找到这个地方。它叫普罗旺斯，包括地中海——隆河——阿尔卑斯山这样一个三角形。腓尼基人的殖民地马赛过去曾是、现在依然是这个地区的重要港口，这儿有不少富裕的乡镇和村落，有肥沃的土地、充足的雨水和阳光。 

当中世纪欧洲的其它部分还在洗耳恭听长头发的条顿英雄的野蛮故事时，普罗旺斯的民间歌手和诗人就已经发明了新的文学形式，为现代小说奠定了基础。普罗旺斯人与邻邦西班牙和西西里有着密切的商业交往，这使人们能够及时接触到科学领域的最新图书，而在欧洲北部，这种书却少得屈指可数。 

在这个国家里，再现早期基督教的运动在十一世纪的前十年就已趋明朗。 

但是无论怎样牵强附会，这些都不能构成公开反叛。在一些小村落里，一些人有时含蓄地指出，教士应该象教民那样朴素无华；他们拒绝随爵士们奔赴疆场（啊，多么令人怀念古代的牺牲者啊！）；他们要学一点拉丁文。以便自己阅读福音书：他们公然宣称不赞成死刑；他们否认“炼狱”的存在，而早在那稣死后六世纪，“炼狱”就被官方视为基督天国的一部分；而且（这是更重要的细节〕，他们不向教会交纳分文。 

只要一有可能，反对牧师权威的叛逆首领就会被察出来，如果他们拒不改悔，还会被偷偷地扫地出门。 

但是邪恶继续蔓延，最后不得不召集普罗旺斯各地的主教开会，商量采取什么行动阻止这场非常危险的煽动性骚动。他们的争执一直延续到一o五六年。 

这时已经清楚地表明，一般性的惩罚和逐出教会是徒劳无功的。要过“纯洁生活”的朴实乡民只要有机会在监狱铁窗里表现基督仁慈和宽厚的信条就高兴不已，如果有幸被判处死刑，江会象羊羔一样顺从地走向火刑柱。况且，一个牺牲者留下的位置总会马上被十几个怀抱圣念的新人填补上。 

教会的代表坚持要采用更残酷的迫害，而地方贵族和牧师（由于了解老百姓的本意）则拒绝执行罗马的命令，他们抗议说暴力只能使异教徒以更坚定之心反对理性的声音，是白白耗费时间和精力。就这样，两方面的意见争吵了整整一个世纪。 

到了十二世纪末期，这场运动受到了来向北方的激励。 

在与普罗旺斯隔隆河相望的里昂小镇里住着一位商人，叫彼得·沃尔多。他严肃持重、心地善良、宽宏慷慨，满脑子只想追随救世主的榜样，都有些发痴了。耶稣曾经说过，让骆驼钻进针眼也比让富有的年轻人进天堂容易。整整三十代基督徒绞尽脑汁想弄明白耶稣说这话时的确切含意。彼得.沃尔多并没有这样，他读了这句话便深信不疑。他把自己拥有的一切都分给了穷人，然后退离商界，不再积攒新的财富。 

约翰写道：“汝等需自寻圣经。” 

二十个教皇评论了这句话，仔细小心地定出条条框框。规定在何等条件下一个俗人才能不经教士指点自己研究圣书。 

彼得·沃尔多可不这么看。 

约翰既然说了：“汝等需自寻圣经。” 

那么好吧，彼得·沃尔多就要自己读一读。 

他发现一些与圣杰罗姆的结论不相吻合的东西，便把《新约》译成自己的语言，把手稿散发到普罗旺斯各地。 

起先他的活动并未引起很大注意。他渴望贫穷的热情似乎没有危险。他很有可能被说服，为愿意过真正艰苦生活的人建立一种新型的修道院式禁欲条令，他还指责现存的修道院有点儿太奢侈太舒服了。 

罗马是很会为信仰热情过盛而常常闹出乱子的人找到适当发泄场所的。 

但是一切都要按照常规和先例办。如此说来普罗旺斯的“纯洁人”和里昂的“穷人”真是棘手万分。他们不仅不告诉教皇他们的所作所为，甚至还胆大包大地公然宣称没有职业教士的指点他们也能成为完美的好基督徒，罗马的主教在自己的司法权限之外没有权力告诫人们应该做什么和信仰什么，正如培尔塔利的大公爵或巴格达的哈里发也没有这种权力一样。 

教会当时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实事求是他讲，它等待了很长时间才最后决定诉诸武力根除这些异端邪说。 

但是如果一个组织基于的原则是：只有一种正确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其它的都是臭名昭著人所不耻的，那么当它的权威受到质询时，它就必然会采取极端措施。 

教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无法生存，这终于迫使罗马采取果断行动，制定出一整套惩罚条例，使以后的持异见者都心怀恐惧。 

阿尔比教徒（以阿尔比城命名的异教徒，该城是新教义的发祥地）和沃尔多教徒（因其创始人彼得·沃尔多得名）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因而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他们被选中做为第一批牺牲品。 

一个教皇的代表统治了普罗旺斯好几年，他把那里当作被征服的领土作威作福，结果被杀死了。这给英诺森三世的干涉提供了借口。 

他召集了一支正规十字军，攻击阿尔比教徒和沃尔多教徒。 

在四十天内志愿加入讨伐异教徒的远征军的人可以在欠债中免交利钱，可以赦免过去和将来的一切罪孽，也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不受一般法庭的审判。这些恩惠煞是可观，北欧的人正求之不得。 

攻打普罗旺斯的财丰物盛的城市能够得到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报答，千里迢迢到东方的巴勒斯但打仗所能得到的好处和荣誉也不过如此，北欧人怎么会不去从军奔赴路程短一些的地方呢？ 

那时“圣地”已被人们遗忘，法国北部、英国南部、奥地利、萨克森和波兰贵族绅士中的败类纷纷拥往南方以躲避地方长官，把已经空荡的钱箱重新装满，把一切灾祸部推在富裕的普罗旺斯人身上。 

被十字军绞死、烧死、斩首或大卸八块的男女老幼的数目众说不一，我也不清楚究竟有几万人送了命。各地在正式的执行大规模死刑后很少提供具体数字，通常都在两千和两万之间，视城镇大小而定。 

贝济埃城被占领后，十字军士兵分辨不出哪些是异教徒，哪些不是，左右为难。这个问题被送到随军的教皇代表精神顾问那里。 

这家伙说：“孩子们，干吧，把他们都杀死。主知道谁是良民。” 

有一个英国人叫西蒙·德。蒙特福特，是个久经沙场的正牌十字军。他残暴无比，嗜血成性，不断变出新花样杀戮掠夺。作为对他的“功绩”的报答，他得到了大片刚被他抢掠过的土地，他的部下也按“功”分得赏赐。 

剩下几个个免遭杀戮的沃尔多教徒慌忙逃入人迹罕至的庇耶德蒙山谷，建立了一个自己的教会，直至十六世纪的基督教改革运动。 

阿尔庇教徒的命运更糟。经过一个世纪的折磨和绞刑之后，他们的名字从宗教法庭的报告中消失了。不过三个世纪之后，他们的教义稍做改变又卷土重来，倡导者是个撒克逊教士，叫马丁·路德。这个教义掀起了一场改革，打破了一千五百年来教廷的垄断。 

当然，这一切都瞒过了英诺森三世的机敏眼睛，他还以为困难局面已经终止，绝对服从的信条已经成功地确立了。《路加福音》中有一条著名的命令，讲的是一个人想举办一个晚会，他发现宴席上有空位子，几个客人还没有来，便对仆人说：“到大路上去，把他们拉进来。”现在这条命令又一次实现了。 

“他们”，也就是异教徒，被拉进来了。 

怎样留住他们是教会面临的问题，直到许多年后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由于地方法庭未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诸如在第一次阿尔庇教徒造反时组织的特别调查法庭便在欧洲其它首都纷纷建立起来。法庭专门审判所有异端邪说，后来人们干脆称它们为“宗教法庭”。 

甚至在今天宗教法庭早已不起作用的时候，这个名字仍然使我们心惊肉跳。我们仿佛看见哈瓦那的黑牢，里斯本的刑具室，克拉科夫的生锈铁锅和烙人的刑具，黄色的兜帽和黑色的面纱，以及一个下额宽大的国王凝视着一排排望不到边的男男女女慢慢地走向绞架。 

十九世纪后期的几部通俗小说的确描写了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我们可以把其中百分之二十五的内容归于作者的想像，百分之二十五归于异教徒的偏见，即使这样所剩下的恐怖也足以证明所有秘密法庭都是难以容忍的魔鬼，在文明世界中是绝不会被容忍的。 

亨利.查理利在煞费苦心写成的八卷书中讲叙了宗教法庭的活动。我在这里把它缩减至两三页，要在这样短的篇幅内对中世纪最复杂的问题做一精辟解释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宗教法庭能与如今的最高法院或国际仲裁法庭相比。 

在不同的国家里有形形色色的宗教法庭，它们又都负有不同的使命。 

最著名的是西班牙的皇家宗教法庭和罗马的圣宗教法庭。前者带有局部性质，监督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殖民地的异教徒。 

后者的魔爪伸往欧洲各地，在大陆北面烧死了圣女贞德，在南面烧死了乔达诺·布鲁诺。 

严格他讲，宗教法庭没有杀过一个人，这倒是真的。 

由教士组成的法庭宣判之后，异教罪犯便被送到非宗教的当局手里，当局可以用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置他。不过当局如果没能判处他死刑，便会招致许多麻烦，甚至被逐出教会或失去教廷的支持。如果罪犯逃离了此难，投有被送到地方当局，这类事也曾发生过，那么他受的磨难就更大，因为他会被囚在宗教法庭的孤独牢房里惨熬余生。 

由于在火刑柱上了却残生比在岩石城堡的黑洞里缓慢发疯而死的恐惧还要好受一些，许多无辜的囚犯便大包大揽承认各种罪名，以期被判处异端邪说罪而早日脱离苦海。 

谈论这个题目要不带偏见是很困难的。 

说来令人难以相信，在整整五个多世纪里，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与世无争的平民仅仅由于多嘴的邻居道听途说而半夜三更被人从床上拖起来，在污秽的地牢里关上几个月或几年，眼巴巴地等待既不知姓名又不知身份的法官的审判。没有人告诉他们罪名和指控的内容，也了准许他们知道证人是谁，不许与亲属联系，更不许请律师。如果他们一味坚持自己无罪，就会饱受折磨直至四肢都被打断，别的异教徒可以揭发控告他们，但要替他们说好话却是没有人听的。最后他们被处死时连遭到如此厄运白原因都不知道。 

更难以置信的是，已经入土五六十年的男女也会被从坟墓中挖出来“缺席”判罪，以这种方式定了罪的人的后裔还要在罪犯死去半个世纪之后被剥夺财产。 

但事实的确是这样，因为宗教审判官正是靠分享所有被没收来的物品来饱私囊，所以这种荒唐的事就绝非罕有，时隔两代的祖父据说干过某件事而导致孙子们被逼得一贫如洗，这种事屡见不鲜。 

凡读过二十年前沙皇俄国处于全盛时期的报纸的人都记得什么是暗探。这种暗探总是以引人注目的个性和“悲伤”的样子出现，扮成地地道道的小偷或洗手不干的赌徒。他故作诡秘地使人知道他是由于创痛才参加革命的，常常能博得诚心反对帝国政府的人的信任，但他一旦探得新朋友的秘密，便向警察局告密，把报酬装进腰包，再到另一个城市重演卑鄙的勾当。 

在十三、十四和十五世纪中，南欧和西欧布满了这些居心歹毒的私人暗探。 

他们的谋生方式是靠告发那些据说抨击了教会或对教义中的某几点持怀疑态度的人。 

如果周围没有异端邪说者，暗探就要人为地制造出几个。 

他心里有数，被告不论多么清白无辜，在严刑拷打下也会承认罪名。他丝毫不会担风险，可以无止境地从事这个职业。 

在许多国家中，人们可以匿名告发别人思想不端，这种制度在人们头上笼罩了恐怖。最后，就连最亲密无间的朋友都不敢相信，一家人也要互怀戒心，留神言辞。 

掌管宗教法庭大量工作的托钵僧人充分利用了他们造成的恐惧，在差不多两世纪中他们搜刮了许多民脂民膏。 

是的，我们可以毫无顾忌他说，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就是广大民众对这些盛气凌人的乞丐深恶痛绝了，他们披着虔诚的外衣，闯入安份守己的公民家里，睡在最好的床上，吃最好的饭菜，嘴里还喋喋不休地说他们应该被做为上宾招待，应该活得无比舒服。他们的唯一本领就是恫吓人们说，如果他们没有得到理所应当的奢侈豪华，就要向宗教法庭告发施主。 

教会当然可以答复说，宗教法庭这样做完全是起思想健康检查官的作用，立誓要尽的职责就是防止错误思想在群众中流传开来。它可以举例说明对于出于无知而误入歧这的异教徒的既往不咎。它甚至还可以宣称除背教者和屡教不改的人之外几乎没有人被处死过。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 

一个鬼把戏可以把无辜的人变为死囚，也可以使他表面上悔过自新。 

暗探和伪造者从来是好朋友。 

在奸细的行当中，几封捏造出来的文件又何足为奇呢？ 

八　求知的人

现代的不宽容就象古代高卢人一样，可以分为三种：出于懒惰的不宽容，出于无知的不宽容和出于自私自利的不宽容。 

第一种也许最普遍。它在每个国家和社会各个阶层都能看到，尤其在小村子和古老镇子里更为常见，而且不仅仅限于人类的范围。 

我们家的老马在前二十五年里在考利镇的温暖马厩度过了安定的生活，说什么也不愿意到西港的同样温暖的谷仓去，理由很商牟，他一直住在考利镇，熟悉这里的一砖一石，因此知道每天在康涅狄格州的舒适土地上漫步时下会受到陌生景物的惊吓。 

我们的科学界迄今花费了巨大精力研究早已不复存在的波利尼西亚群岛的方言，却很可惜忽视了狗、猫、马和猴子的语言。不过，假如我们懂得一匹名叫“杜德”的马与从前考利镇的邻居说些什么，就能听到一场空前激烈的不宽容的大发泄。杜德已经不是小马驹，在许多年前就已定型，所以它觉得考利镇的礼节、习惯和风俗样样顺眼，而西港的礼节、习惯和风俗则完全不对头，死它还是这样认为。 

正是这种不宽容使父母对子女的愚蠢行为摇头叹息，使人们荒唐向往“过去的好日子”，使野蛮人和文明人都穿上令人难受的衣服，使这个世界充满了多余的废活，也使抱有新思想的人成为人类的敌人。 

不过即使这样，这种不宽容相对来说还是无害的。 

我们大家或早或晚都要因为这种不宽容而受罪。在过去的几代中，它致使数以百万计的人背井离乡，如今它又是使渺无人烟的地方出现永久居民点的主要原因，不然那些地方到现在还会是一片荒凉。 

第二种不宽容更为严重。 

无知的人仅仅由于他对事物的一无所知便可以成为极其危险的人物。 

但是，他如果还为自己的智力不足措辞辩解，那就更为可怕。他在灵魂里建立起了花岗岩的堡垒，自我标榜一贯正确，他站在咄咄逼人的要塞顶端，向所有敌人（也就是不苟同于他的偏见的人）挑战，质问他们有什么理由活在世上。 

有这种苦恼的人既苛刻又卑鄙。他们常年生活在恐惧之中，很容易变得残酷暴虐，喜欢折磨他们憎恨的人。正是从这伙人当中首先冒出了“上帝的特选子民”的念头。况且这些幻觉的受害者总是想象他们与无形的上帝有某种关系，以此来壮胆，为自己的偏执辩护增色。 

譬如，他们绝不会说：“我们绞死丹尼·迪弗尔，是因为他威胁了我们的幸福，我们对他恨之入骨，只是喜欢绞死他而已。”他们是绝不会这样说的。他们凑到一起召开气氛庄严的秘密会议，一连几个小时、几天或几个星期详细研究上面说的丹尼·迪弗尔的命运，最后判决一经宣布，丹尼这个也许只搞了些诸如小偷小摸的可怜虫便俨然成为犯有重罪的最可怕的人物，胆敢违反上帝的意志（这意志只是私下授与上帝的特选子民，也只有上帝的选民才能理解），对他执行判决是神圣的责任，法官也因为有勇气给撒旦的同伙判罪而光宗耀祖。 

忠厚老实、心地善良的人和野蛮粗鲁、嗜血成性的人一样，都很容易被这个最为致命的幻觉所迷惑，这在历史学和心理学上已经司空见惯了。 

一群群的人们兴致勃勃地观看一千名可怜的牺牲者遭难，他们肯定不是杀人犯，他们是正直虔诚的老百姓，自己还觉得是在上帝面前从事一件荣耀喜人的事情哩。 

如果有人向他们提到宽容，他们还会表示反对，认为这是不体面地承认自己道德观念衰退。也许他们自己就不宽容，但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反倒以此而自豪，还振振有词，因为在潮湿寒冷的晨光里站着丹尼·迪弗尔，他穿着藏红色衬衣和缀满小魔鬼的马裤，一步一步绥慢而坚定地走向执行绞刑的市场。示众一结束，人们便回到舒适的家里，报餐一顿熏肉和豆角。 

这本身不就足以证明他们所想的和所做的是正确的吗？ 

不然他们怎么能是观众呢？怎么不和死者调换一下位置呢？ 

我承认这个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但却很常见，也难予以回击，人们只是深信自己的思想就是上帝的思想，因此根本无法明白自己会有什么错误。 

剩下的第三种不宽容是由自私自利引起的，实际上它是嫉妒的一种表现，就象麻疹一样普遍。 

耶稣来到那路撒冷后教导人们，靠屠杀十几只牛羊是唤不来全能上帝的垂青的，于是所有靠典礼祭祀谋生的人都诋毁他是危险的革命者，在他还没有从根本上危害他们的大股收入时，就设法把他处死了。 

几年后，圣保罗来到艾菲西斯，宣扬一种威胁珠宝商买卖的新教义，因为当时珠宝商通过制作和贩卖当地的女神黛安娜的小塑像大发横财，为此金匠行会差一点要用私刑教训这个不受欢迎的侵入者。 

一些人依靠某种已经建立的崇拜来谋生，另一些人却要把人们从一个寺庙引到另一个寺庙，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着公开的战争。 

我们在讨论中世纪的不宽容时，必须记住我们要对付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只是在极为个别的情况下我们才能遇到三种不同的不宽容中的单独一种表现。在引起我们注意的迫害案件中，常常三种情况并存。 

一个组织如果拥有了雄厚的财富，掌管了数千英里的土地和统治了成千上万农奴，就会把全部怒气和能量都倾泄在要重新建立朴实无华的“地上天堂”的农民身上，这是很自然的。 

这样，终止异端邪说就变成经济上的需要，隶属于第三种——出于自私自利的不宽容。 

不过还有一种人感到了来自官方禁令的压力，这就是科学家。这个问题更为复杂。 

为了理解教会当局对揭示大自然奥秘的人所执有的邪恶态度，我们必须倒退若干世纪，看看一至六世纪中欧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野蛮人的入侵象一股无情的洪水扫荡着欧洲大陆每个角落。在混浊的污水中还杂乱无章地矗立着几个古罗马的国家组织。但是，城墙里面的社会已经泯灭，书籍被浪潮卷走，艺术也在新型的无知泥潭里被遗忘。收藏、博物馆、图书馆和慢慢积累起来的科学资料全都被亚洲中部的野蛮人用来点了簧火。 

我们有公元十世纪图书馆的一些书目。至于古希腊的图书（君士坦丁堡除外，那时君士坦丁堡被视为远离欧洲中心的地方，就象如今的墨尔本那样远）西方人所拥有的也寥寥无几。这说来似乎难以置信，但是书的确是没有了。学者为了熟悉古人的思想煞费苦心，但找到的只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著作中个别章节的翻译（译文也很拙劣）。要学习古人的语言也找不到老师教授，只有几个希腊僧人，他们是在拜占庭的神学争吵中被迫放弃家园逃到法国或意大利来避难的。 

拉丁文的图书倒是不少，不过大部分是四世纪和五世纪才写成的。所剩无几的古人手稿被无数次漫不经心地转抄，如果不耗费毕生心血研究古代文学就根本无法看懂。 

至于科学书籍，除去欧几里得的一些最简单的几何作图题可能幸免外，其它的在任何图书馆都找下到，更可悲的是，这些书也不再为人们所需要。 

那时统治世界的人用敌视的眼光看待科学，根本不鼓励数学、生物学和动物学领域的独立钻研，更不必说医学和天文学了，它们的地位低下，不为人们所重视，丝毫没有实用价值。 

现代人要理解这种情况实在太困难。 

二十世纪的人都信仰进步，尽管各自的角度不同，我们并不知道是否能使世界趋于完美。不过都觉得应该试一试，出为这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是的，进步已然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有时这个信念似乎成为整个国家的国教。 

但是中世纪的人却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希腊曾经幻想实现一个充满乐趣的美好世界，但是这个美梦仅仅是可怜的昙花一现！政治的动荡无情地摧残了它，席卷了整个不幸的国家。以后几个世纪的希腊作家都成了悲观主义者，他们凝视着曾经一度是乐土的废墟，凄惨地认为人间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只不过是一场空！ 

另一方面，罗马的作家从近一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中得出了结论，从人类的发展中发现了一种蓬勃向上的潮流，罗马哲学家们，其中最著名的是伊壁鸠鲁，也兴致勃勃地为更幸福更美好的未来教育年轻一代。 

以后基督教到来了。 

人们关心的中心从这个世界移到了另一个世界。人们马上坠回到又深又黑的地狱中，毫无希望地逆来顺受。 

当时的人是低劣的。他的天性和癖好都是邪恶的。他沉溺于罪孽之中，在罪孽中出生，在罪孽中生活，最后在对罪孽的悔恨中死去。 

但是旧的失望与新的失望之间存在一种差别。 

希腊人坚信自己比别人更聪明，受过更好的教育，还怜悯那些不幸的野蛮人。但是他们从不认为他们的民族由于是宙斯的选民而与其它民族有任何区别。 

相反，基督教从未能脱离自己的老祖宗。基督徒把《旧约》当做自己信仰的一本圣书之后，便继承了难以置信的犹太教义的衣钵，认为他们的民族与其它民族“不同”，只有表示信仰某种官方建立的教义的人才有希望获得拯救，其他人则注定要沉沦。 

有些人缺乏精神上的谦卑，相信自己是成千上万同类中的得天独厚之辈，上面所说的思想当然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直接好处。在许多至关重要的年代里，这种思想使基督徒成为联系紧密、自成一家的整体，在异教横行的汪洋大海中超然地飘流着。 

对特图利安、圣奥古斯丁和其它埋头于把教义写成具有文字形式的人来说，在向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延伸的这片水域所连接的其它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最后的希望是要到达一处安全的海岸，在那儿建起上帝之城。至于其它拼命奋斗的人要达到或完成的事情，则与他们毫不相干了。 

因此，他们为自己创造了关于人的起源和时间空间界限的完全新型的概念。埃及入、巴比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发掘的秘密丝毫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真诚地相信，随着基督的诞生，一切过去有价值的东西部已土崩瓦解。 

譬如关于地球的问题。 

古代科学家认为地球是数十亿星球中的一个。 

基督徒从根本上反对这个观点。在他们看来，他们借以生存的小圆地盘是宇宙的中心。 

地球是为一群特殊的人专门创造的临时栖身之所。它的来龙去脉很简单，在《创世纪》第一章描写得一清二楚。 

到了需要确定上帝偏爱的人在地球上生活了多久的时候，问题就更复杂了。大型的古物、俺埋了的城市、绝种的怪物和已经变成化石的植物遍布各地，俯拾即是。不过这些东西可以被驳倒、视而不见、否认或硬说不存在。这一切做完后，再决定创世纪的具体日期就易如反掌了。 

在这样的宇宙里，一切都处于静止状态，它从某年某月某时开始，又在某年某月某时结束。地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目的，根本没有数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人探索求知的任何余地，因为这些人关心的只是一般规律和时间空间的永恒和无限， 

的确，许多科学家抗议说，他们在内心里是上帝虔诚的儿子。不过正牌的基督徒都更明确地认为，一个人如果真心诚意地主张要热爱和忠诚于信仰，就不会知道得那么多，也不会有那么多书。 

有一本书就足够了。 

这本书就是《圣经》，里面的每个字、每个逗号、每个冒号和每个感叹号都是由受到神示的人写下的。 

帕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如果要是知道世上存在这样一本所谓的圣书，里面包括支鳞片爪生涩难懂的民族史、感情混漠的爱情诗、半疯半痴的先知描绘的虚无缥渺的梦幻和对出于某种原因而惹恼了亚洲许多部落神灵的人连篇累牍的恶意痛斥，那他们是不会感兴趣的。 

但是，三世纪的野蛮人却对“文字”拜服得五体投地，在他们看来，这是文明的一大奥秘，当这本特别的书被他们所他们看。这是文明的一大奥秘，当这本特别的书被他们所信奉的一届教会会议做为完美无缺和无隙可击的经典推荐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便诚惶诚恐地全盘接受，把它看做是人类已经知道或希望能够知道的一切，谁否认天国，在摩西和以赛亚规定的界线之外去进行任何探索，谁就会遭到他们的痛斥迫害。 

甘愿为原则去死的人毕竟有限。 

不过，有些人对知识的渴望是无法压抑的，积蓄已久的精力必须有发泄的地方才行。结果，求知与压制的矛盾冲突导致产生了另一株弱小乏味的智力幼苗，人们后来称它为“经院学派”。 

这要回溯到八世纪中叶。法兰克国王小佩潘的妻子伯莎生了一个儿子，他比善良的路易王更有理由被称做是法国民族的恩主圣人，因为老百姓为了路易王的获释而不得不交付了约八十万土耳其金币的赎金，为了感谢百姓的忠诚，路易王曾恩准他们建立自己的法庭。 

这孩子受洗礼时起名叫卡罗鲁斯，在许多古代宪章的结尾处都能看到他签的名字。他签字有些笨拙，不过他对拼写一向是马马虎虎的。他幼年时学过法兰克文和拉丁文，但他的手指由于在疆场上同俄国人和摩尔人搏斗而患了风湿病，很不听使唤，最后他不得不打消了写字的念头，请来当时最好的书写家当秘书，替他签字。 

这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在整整五十年里只穿过两次“城市服装”（罗马贵族穿的外袍），还以此而自豪，不过他真正了解学习的价值，把王宫变成了私立大学，教授他的孩子和其它官员的子女。 

这个西方的新皇帝周围簇拥着当时的许多名人，他自己也很津津乐道于同他们消磨业余时间。他极为崇拜学院式的民主，甚至把礼节都放弃了，还像大卫兄弟那样积极参加各种讨论会，允许地位最低下的学者与他辩论。 

但是，我们在审度他们在讨论中感兴趣的问题时，自然会联想到田纳西州任何一所乡间中学的辩论小组选中的题目。 

这些人至少是很天真的。如果说800年的情况的确如此的话，那么1400年的情况也不例外。这并不能责怪中世纪的学者，应该说他们的头脑和二十世纪的后人一样敏捷。他们的处境和现代化学家和医师有雷同的地方，可是他们尽管享有调查研究的充分自由，但所做所为和主张却不能违反一七六八年的第一版《大英百科全书》，其原因很简单，那时的化学还是一个不大为人知的科目，外科也常常与屠宰相提并论。 

结果（我有些混淆了自己的比喻），中世纪的科学家尽管有丰厚的智力和能力，但试验的范围却很窄，就象在一辆旧汽车的底盘上安一台罗尔一罗伊斯牌的现代引擎，一踏油门便会出现一连串故障。等他能安全操纵、按规定和交通规则驾驶这台古怪的新玩艺时，已经变得荒唐可笑了，即使费上天大的牛劲，也无法到达目的地。 

当然，出类拔萃的人对于他们不得不遵循的进度是万分着急的。 

他们想方设法摆脱教会鹰犬的无休止监视。他们撰写了卷==帐==浩繁的著作，证明他们承认是正确的东西的反面，以便暗示出内心深处的思想。 

他们做出各种掩人耳目的假象：穿上奇装异服，屋顶上挂满了鳄鱼，架子上摆满了装有怪物的瓶子，在炉子里烧些气味难闻的草药以便把左邻右舍从前门吓跑，这样便得到一种声誉，说他们是与人无害的神经病患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胡说八道，不必对自己的思想负很大责任。渐渐地他们形成一整套科学的伪装，甚至在今天我们也难以判断出他们的真正意图。 

若干个世纪以后，新教徒也和中世纪教会一样对科学和文学毫不宽容，不过这里就不多谈了。 

大宗教改革家们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声疾呼和咒骂，却从没能把恫吓转化为反抗的具体行动。 

罗马教会却不然，它不仅有致异己于死地的威力，而且一俟时机成熟便加以施展。 

对于那些喜欢抽象地思考宽容和专横的理论价值的人，上面所说的差别倒无足轻重。 

然而，对于那些不得不做出选择——是当众宣布放弃信仰还是当众受鞭==苔==——的可怜虫来说，这差别却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有时他们缺乏勇气表述自己以为是正确的东西，愿意把时间荒废在《天启录》中野兽名称的纵横填字谜上，我们倒也不必太苛求他们。 

我敢肯定，假如倒退六百年，我也不敢写现在这本书。 

九　向书开战

我发现写历史越来越困难。我就象自幼学拉小提琴，可是到了三十五岁别人突然给我一架钢琴，命令我象克拉威尔演奏能手那样生活，理由是“钢琴也是音乐”。我已经学会了某个领域的技巧，却必须从事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工学会了某个领域的技巧，却必须从事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作。我所学的是借助一种明确建立的秩序观察过去发生的事情，即由皇帝、国王、大公和总统在众议员、参议员和财政秘书辅佐下较为有效地管理的国家。而且在我年幼的时候，上帝仍然是大家心目中掌管一切的万物之尊，必须不失礼节地崇拜才行。 

后来开战了。 

旧秩序被打翻在地，皇帝和国王被废黜，负责的大臣被不负责任的秘密委员会取代，在世界许多地方，天国的大门被不经议会同意而颁布的敕令关闭了，一个已死的经济学雇佣文人被官方认做古往今来所有先知的继承人。 

当然所有这些并不会长久，但却使文明再过几世纪才能赶上来，而到那时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我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但这并不容易。就拿俄国的情况来说吧。大约二十年前我在这个所谓的“圣地“住了一段时间，那时我们得到的外国报纸中总有整个四之一的篇幅被涂抹的漆黑一片，技术上称之为“鱼子酱”。这次涂抹是为了擦去一些内容，因为小心翼翼的政府不愿意让心爱的臣民们知道。 

整个世界把这种监督看作是“黑暗时代”的复苏，令人难以容忍，西方伟大共和国的人保留了几份被涂有“鱼子酱”的美国滑稽报纸，给本国老百姓看，让他们知道远近闻名的俄国人实际上是落后的野蛮人。 

我是在较为开明的社会环境中长大成人的，这个社会信仰米尔顿的格言：“最高形式的自由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自由地了解、自由地阐述和自由地辩论。” 

正象电影上描述的，“开战了”，于是我看到过去的时代，《神山布道》被宣布是德国的危险文件，不允许在千百万王国臣民中流传，编辑和印刷商要是出版了它就会被罚款或坐牢。 

鉴于这些，似乎放弃研究历史，搞短篇小说或经营庄园更明智些。 

但这是服输认栽，我要坚持自己的工作，尽量记住在秩序井然的国度里，每个正直的公民都应该有权表白、思考和陈述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只要不干涉他人的幸福、不破坏文明社会的礼仪和不违背当地警察局的制度就行。 

当然，这使我备录在案，成为所有官方出版审察的敌人。依我之见，警方应该追查的倒是那些为了私利而印刷的色情杂志和报纸。至于其它的，谁愿意印什么就由他去印吧。 

我讲这些并不是说我是理想主义者或改革家，我很讲实际，最憎恶浪费精力，也很熟悉过去五百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清楚地表明，对文字和言论的任何暴力压服都没有过任何益处。 

胡言蠢话就如同炸药，只有放在狭小密封的容器里，再加上外力的打击，才会产生危险。如果放任一个可怜虫去讲演，他至多只能招来几个好奇的听众，他的苦心只会成为大家的笑柄。 

同一个人，如果被目不识丁的粗鲁的地方长官戴上手铐，送进监狱，再判处三十五年的单独囚禁，那他就会变成大家同情的对象，最后还会被誉为烈士。 

但是要记住。 

既有为好事献身的烈士，也有为坏事送命的亡命徒，后者手段狡猾，人们无从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 

因此我主张，由他们去说去写吧。如果说的是至理名言，我们就应该知道，如不然，也会很快被忘记。希腊人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罗马人在帝国时代之前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一俟罗马军队总司令成为帝国半神半人的人物、成为朱比特的远亲、远远地离开了普通民众，一切就部改变了。 

“欺君犯上”的滔天罪名被炮制出笼。这是一桩政治罪，从奥古斯都时代到查士丁尼当政时期，许多人仅仅由于上谏直言稍有冒犯，便被投入监狱。但如果人们把罗马皇帝束之高阁不去搭理，也就没什么谈话题目可忌讳了。 

到了教会统治世界的时候，快乐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耶稣死后没几年，善与恶、正统与异教之间便有了明确的分界线。一世纪后期，圣徒保罗在小亚细亚的依弗索斯附近周游了很长时间。那个地方的护身符和符咒是闻名已久的。保罗四处传教，驱逐魔鬼，获得极大成功，使许多人承认了自己的异教错误。作为忏悔的象征，人们在一个晴空万里的一天，带着魔法书聚在一起，把价值一万多美元的秘密符咒付之一炬，你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可以读到这些记载。 

不过这完全是出于忏悔罪人的自愿，《使徒行传》上并没有说保罗曾经禁止过其他依弗索斯人阅读或藏有这些东西。 

直到一个世纪以后，才迈出了这一步。 

依弗索斯城的一些主教发出命令，凡载有圣徒保罗的书都是禁书，忠诚的信徒不应当阅读。 

在以后两百年中，被禁封的书籍很少，因为问世的图书也寥寥无儿。 

但是尼卡会议（三二五年）以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对文字的审查随之成为教士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某些书是绝对禁止的。还有些书则被称为“危险品”，并有警告说，阅读这类书的人都要冒身家性命的危险。作者在出版作品之前，最好还是先获得当局的批准，以保平安，这形成了一种制度，作者的手稿必须送当地主教审批。 

即使如此，作者也不总能担保著作可以久存于世。这个教皇宣布这本书无害，而他的继承人却会宣布它亵渎不正派。 

不过总的来说，这个办法倒也较为有效地保护了撰写人免于与自己在羊皮纸上的作品一起被烧为灰烬。那时的图书还靠手抄相传，出版一套三卷本需要五年时间，所以这项制度甚为奏效。 

然而这一切都被谷登堡的发明改变了。他的别名叫古斯弗雷什。 

从十五世纪中叶以后，有魄力的出版商在不足两星期内便可以出版四百至五百本之多的图书，在一四五三年至一五○○年的暂短时间内，西欧和南欧的读者竟获得不下四万册不同版本的图书，这相当了当时较大的图书馆历代积累的全部藏书。 

图书数量出乎意料地迅猛增加，使教会忧心忡仲。明知一个异教徒在阅读自抄的《马太福音》，却不能轻易逮捕他，不然的话对拥有两千万册编辑整洁的图书的两千万异教徒又该如何处置呢？他们对当权者的思想构成了直接威胁，看来必须指派一个特别法庭审查以后所有的出版物，决定哪些可以出版，哪些永远不能见天日。 

这个委员会经常公布一些书目，认为这些书含有“犯禁知识”，由此产生了臭名昭著的《禁书目录》。它与宗教法庭的名声差不多一样狼藉。 

有人认为对印刷出版的监督是天主教会独有的。其实这并不公正。许多国家的政府也害怕出版物也象雪崩一样突然压下来，威胁国家的安宁。他们早已强迫出版商把书稿送到公共检查机关，凡是没有盖上官方批准大印的书都不得出版。 

不过除罗马外，没有一个国家把这种做法延续至今，即使罗马的情形也与十六世纪中叶迥然不同。这也是势在必行。出版工作的进展迅猛澎湃，红衣主教为审查各类印刷品而成立的“《禁书目录》委员会”，也就是红衣主教会议，很快就应接不暇、力不从心了。除图书以外，还有小册子和油印文稿，以报纸、杂志和传单的形式，如汹涌洪水冲击过来，再勤勉的人也休想在两三千年内通读一遍，更不用说审查分类了。 

统治者对不幸的臣民施以了恐怖专横的手段，但自己也因为专横而大吃苦头。 

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塔西陀就曾宣布自己“反对迫害作者”，认为“此乃愚蠢之事，绝无公众注意之图书亦会因此而大获瞩目。” 

《禁书目录》证实了这个论断。宗教改革一俟成功。大执禁读书目便地位骤增，成为想完整了解当代文学的读者的向导书。还不止这些。十六世纪的德国和低地国家的雄心勃勃的出版商在罗马长期驻有耳目，专门搜集被禁止或被删节的最新书目，到手后便由特别信使跋山涉水越过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谷，以最快速度送到赞助人手里。继而德国和荷兰的印刷厂着手工作，夜以继日抢印特别版，以高利卖出，由大批职业书贩偷偷运往禁令森严的国度。 

不过偷运过境的书毕竟有限，而且在一些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禁书目录》直到前不久还十分猖厥，压抑政策的后果实在触目惊心。 

如果这些国家在进步的竞赛中落伍了，原因并不难寻，因为大学生不但不能使用外国的教科书，就连不得不使用的国内产品也是下等货色，质量低劣。 

最可悲的是，《禁书目录》使人们心灰意冷，没有心思再搞文学和科学了，因为头脑健全的人不愿意辛辛苦苦写下一本书，却被无能无知的检查官“修正”得七零八落，或者被无学无识的宗教法庭调查委员会校订得面目全非。 

他情愿钓钓鱼，或者去化装舞会和酒馆消磨时间。 

也许他会坐下来，在对自己和自己的人民的完全失望中写下唐·吉诃德的故事。 

十　关于一般历史书籍，尤其是这本书

我谨向已经厌烦于现代小说的人热烈推荐伊拉斯谟信札，这位博学的求知者当年收到了许多比他更为温顺的朋友的来信，其中不乏老生常谈的警告。 

×行政长官写道：“听说您整个考虑写一本关于路德之争的小册子。请注意掌握火候，因为您容易触怒教皇，教皇希望您能万事平安。” 

或曰：“某君刚从剑桥回来，他告诉我您正在筹备出版一本散文集。看在上帝份上，不要惹皇帝不高兴,他有权有势，会使您受害匪浅，” 

一会儿是卢樊主教，一会儿是英格兰国王，一会儿是索邦大学，一会儿又是剑桥大学可怕的神学教授，四面八方都得考虑周全，不然作者就会失去收入，丧失官方保护，还会落入宗教法庭的魔掌，在刑车轮下被辗成碎块。 

如今，轮子（除做为运载工具外〕已经降格放在老古董博物馆里了，宗教法庭在近百年里已经关门闭户，对致力于文学的人来说，官方保护没有一丝实用之处，历史学家聚在一起时更缄口不谈“收入”二字。 

不过，一提到我要写一部《宽容史》时，另一种形式的警告和忠言便拥入我那与世隔绝的小住所。 

“哈佛大学已经拒绝黑人进宿舍”，一个书记官写道,“请务必在书中提一下这件最令人遗憾的事情。” 

或曰：“弗拉明格的一家食品店老板公开宣称加入了罗马天主教，当地三k党已经开始联合抵制他，您在撰写宽容故事的时候一定会就此谈几句吧。” 

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毋庸置疑，这些情况都很愚蠢，理应严受指责。不过它们似乎不在论述宽容的著作范围之内。它们只是恶劣做派和缺乏正派的公共精神的表露，他们与官方形式的不宽容有很大不同，官方的不宽容是与教会和国家的法律紧密相联的，它使对安份守己的百姓的迫害成为神圣的职责。 

按巴奇豪特所说，历史应该象伦勃朗的蚀刻画一样，它把生动的光辉洒在最好最重要的事情上，至于其它的，则留在黑暗中别去看吧。 

现代的下宽容精神也曾经发疯般地爆发过，报纸忠实地记载下了一切，但即使从这里面我们也能看到有希望的前途。 

许多事情在前辈人眼里或许合情合理，附上“一直就是这样”的批语，本应理所当然地被接受下来，可在今天却要引起激烈的争论。一些人常常会拍案而起，保卫某些思想，而父辈和祖父辈却认为这些思想是无稽的幻想，毫无实际用处，他们常常向甚为讨厌的下层民众的精神世界开战，成功的次数倒也不少。 

这本书必须保持短小。 

生意兴隆的当铺老板竭尽阿谀奉承之事，独霸一方的北欧人的荣誉已有所折损，边远地区的福音传教士无知无识，农民教士和巴尔干的犹太法学博士偏执顽固，所有这些我都不暇谈及了。他们总是纠缠着我们，人品倒是不错，只是思想糟糕得很。 

不过只要没有官方支持，他们相对来说倒也无害，在开朗的国家里，有害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消除了。 

个人的不宽容是个讨厌的东西，它导致社团内部的极大不快，比麻疹、天花和饶舌妇人加在一起的弊处还要大。不过个人的不宽容没有刽子手。如果允许了刽子手的角色，就象有时某些国家的情形那样，那就超出了法律限度，真的成为警方注意的对象。 

个人的不宽容不存在监狱，也不能为整个国家规定出人们必须想什么、说什么、吃什么和喝什么。如果真要这么做，就必然会招致所有正派百姓的强烈不满，新法令就成为一纸空文，就连在哥伦比亚地区也无法执行。 

一句话，个人的不宽容只能以自由国家的大多数公民不介意为极限，不得超越。然而官方的不宽容却不然，它可以权力浩大。 

它除自己的力量之外，不承认任何权威。 

官方的不宽容一旦胡乱发起脾气，便可以置无辜的人于死地，也从不做任何反悔补救之事。它不要听任何辩解，还求助于“神灵”来支持自己的决定，花言巧语辩解一番“天国”的旨意，似乎打开生存之谜的思想是刚刚在大选中获胜的人的独有之物。 

如果这本书屡次三番地把“不宽容”一词当做“官方的不宽容”的意思解，如果我很少谈到个人的不宽容，那还请读者多多包涵。 

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 

十一　文艺复兴

我们的土地上有一个博学的漫画家，他喜欢问自己，地滚球、填字游戏卡、小提琴、煮洗的衣服和门前的擦鞋垫会怎样看待这个世界呢？ 

不过，我想知道的倒是受命操纵大型现代化攻城炮的人的心理反应。战争中许多人从事形形色色奇怪的工作，但哪一个比发射贝尔塔型巨炮更荒诞呢？ 

其它士兵或多或少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飞行员可以从飞腾而起的红光中判断是否击中了煤气工厂。 

潜艇指挥员可以两三小时后返回，通过遗弃的残骸判断成功的程度。 

壕沟里的可怜虫知道要坚持在某个堑壕里便是守住了阵地，心里也沾沾自喜。 

甚至野外的炮兵向看不见的目标射击后，也可以拿起耳机，向藏在七英里以外一颗枯树上的同伴询问，所要摧毁的教堂塔尖是否有坍倒的迹象，是否需要变换角度再打一次。 

但是，使用贝尔塔型巨炮的弟兄们却生活在奇怪虚假的孤独世界中。他们冒冒失失地把炮弹射往天空，却无法预见炮弹的命运是什么，就连知识渊博的弹道学教授也无济于事。炮弹也许真的击中了目标，也许落在了兵工厂或要塞中心。然而它也会打中教堂或孤儿院，或安静地潜入河底或扎入墓穴，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在我看来，作家在许多地方与攻城炮兵有相同之处。他们也在操纵一门重型火炮，他们的文学炮弹也许会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引起革命或动乱。不过一般发射的只是可怜的哑弹，无声无息地静卧在附近的田野里，最后被当做废铁，或制成雨伞架和花盆。 

的确，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消耗了这么多纸浆，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个时代就是通常说的“文艺复兴”。 

意大利半岛上的每一个托马索、里卡多和恩里格，条顿大平原上的每一个托马西医生、里卡都斯教授和多米尼·海因里希，都急匆匆地印刷出自己的作品，所用的纸张最小也是十二开的，更甭说模仿希腊人写的动人的十四行诗的托马西诺和学照罗马祖先的佳篇文体写颂歌的里卡蒂诺了。还有不计其数的人热衷于收藏古币、雕塑、塑像、图画、手稿和古代盔甲，几乎整整三十世纪兢兢业业地把刚刚从前辈的废墟里挖掘出来的东西分类、整理、制表、登记、存档和编纂，用无数对开纸印出集子，再配上美丽的铜版和精制的木刻。 

印刷术的发明毁了谷登堡，却使弗劳本、阿尔杜斯、爱琴尼以及其它新印刷公司发了财，他们从强烈的求知欲望中大捞油水。不过，文艺复兴的文学产品并没有在当时的世界——作家们生活的十五、十六世纪——产生巨大的效果。贡献出新思想的人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鹅毛笔英雄，他们象那样开大炮的朋友一样，并没能亲眼看到自己取得多大成功，作品造成了多大的毁坏。但是，他们总的说来是铲除了进步道路上的种种障碍。我们应当感谢他们干净彻底地清扫了堆积如山的垃圾，没有他们，这些垃圾还会在我们的思想里碍手碍脚。 

不过严格他讲，文艺复兴起先并不是“向前看”的运动。它鄙视刚刚消失的过去，称上一代人的著作为“野蛮”之作（或“哥特式的野蛮”之作，因为哥特人曾一度和匈奴人一样名声狼藉）。文艺复兴的主要志趣在艺术品上，因为艺术品里蕴藏着一种叫“古典精神”的物质。 

文艺复兴的确大大振兴了良知的自由、宽容和更为美好的世界，不过运动的领袖们并没想这样做。 

早在这之前很长时间，便有人提出质问，罗马主教有什么权力强行规定波希米亚农民和英格兰自由民必须用哪国语言析祷，必须以何等精神学习耶稣的教诲，必须为自己的放纵付出多少代价，必须读些什么书和怎样教育子女。他们公然蔑视这个超级王国的力量，却被它打得粉身碎骨。他们甚至还领导或代表过一场民族运动，但终不免失败。 

伟大的简·胡斯余火未息的骨灰被不光彩地掷入莱茵河，这是对全世界的警告：教皇体制仍然是至高无上的统治。 

威克利夫的尸体被官方执刑人焚烧了，它告诉列斯特夏的下层农民，枢密院和教皇还能把手伸到坟墓里。 

显然，正面攻击是不可能的。 

“传统”这座坚固堡垒是在十五个世纪里靠巨大的权威逐渐地精心建成的，靠外力攻打休想占领它。在高墙壁垒之中也有不少丑闻。三个教皇动起干戈，谁都说自己合法，是圣彼得的唯一继承人；罗马和阿维尼翁教廷腐败透顶，制定法律只是为了使人通过花钱疏通来破坏的；君主的生活完全道德败坏；贪财谋利之人以日益加剧的炼狱恐怖做幌子，要挟可怜的父母为死去的孩子缴纳大笔钱，所有这些都人所共知，却又丝毫无碍于教会的安全。 

然而，一些人对基督教事务毫无兴趣，对教皇和主教也无切身之恨，他们胡乱开了几炮，却使这座陈旧的大厦倒坍了。 

布拉格的“瘦小苍白的人”向往基督美德的崇高理想，可他未尽之事却被一群杂混的平民百姓实现了，这伙人别无他求，只想做为世界诸般善事的赞助人活着和死去（最好等老了以后再死），做圣母教会的虔诚弟子。 

他们来自欧洲的各个角落，代表各行各业，如果当时的历史学家点破他们所作所为的真实本意，他们还会怒发冲冠。 

以马可·波罗为例。 

我们知道他是个非凡的旅行家，看到过奇光异景，无怪乎拘谨于西方城市巴掌大地方的人们称他是“百万美元的马可”。他向人们描述说，他看到的金色御座有宝培那么高，大理石墙的长度犹如从巴尔干到黑海的距离，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这个小家伙束手无策了，然而他在进步的历史中起了绝顶重要的作用。他的文笔并不好。他对文学也怀有同时代同阶层的人的偏见。一个绅士应该挥舞宝剑而不是耍鹅毛笔，因此马可先生不愿意当作家。但是，战争使他进了热那亚监狱。为了打发枯燥的铁窗时光，他向同牢的一个可怜作家讲述了自己一生的奇怪故事，靠这种间接的途径，欧洲人终于了解了许多过去一无所知的事情。马可·波罗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他固执地相信他在小亚细亚见过一座山被一个虔诚的圣人挪动了两英里，因为圣人想告诉异教徒“真正的信仰能做到什么”；他也轻信了许多广为流传的故事，讲没有脑袋的人和三只脚的鸡，但他讲述的事情却胜过前一千三百年中的一切，从而推翻了教会的地理学理论。 

马可·波罗从生到死当然一直是教会的虔诚弟子，谁要是把他比做几乎是同时代的著名的罗吉尔·培根，他还会怒不可遏。培根是个地地道道的科学家，他为了追求知识，忍痛整整十年没写作，还在监狱里关了整整十四年。 

不过这两个人中还是波罗更为危险。 

十万人中最多只有一个人会跟随培根追逐天上的虹，琢磨娓娓动听的进化理论以颠扑当时的神圣观点，而只学过abc的平民百姓却可以从马可·波罗那儿得知世界上还存在着《旧约》作者从未想到过的东西。 

我并不是说在世界尚未获得一丝一毫的自由之前，仅靠出版一本书就能引起对《圣经》权威性的反叛。普遍的启蒙开化是数世纪艰苦准备的结果。不过，探险家、航海家和旅行家的朴实宣言却得到了大家的理解，这对怀疑论精神的兴起起了重大作用。怀疑论是文艺复兴后期的特点，它允许人们去说去写那些仅在几年前还会使人落入宗教法庭的魔爪的言论。 

以薄迦丘的奇特故事为例，他的朋友们从佛罗伦萨出发，进行趣昧宜人的长足旅行，头一天便听到了这些故事。故事里面讲所有宗教体制都可能有对有错。可是如果这个说法成立，所有宗教体制都对错相等，那么许多观点就无法证实或否定，既然如此，持各种观点的人为什么还要被判处上绞架呢？ 

象洛伦佐·瓦拉这样著名学者的探险更奇特。他死时是罗马教会政权中深受崇拜的政府官员。可是他在钻研拉丁文时却无可辩驳地证明说，传说中关于康斯坦丁大帝曾把“罗马、意大利和西方所有省份”赠给西尔敏斯特教皇的说法（从这以后的历代教皇都以此为依据，在整个欧洲作威作福）只不过是个拙劣的骗局，是皇帝死去几百年后教皇法庭里的一个一文不名的小官编造的。 

也可以回到更实际的问题，看看一直受圣奥古斯丁思想熏陶的那些虔诚基督徒。圣奥古斯丁曾教导他们说，地球另一侧的人所持的信仰是亵渎和异端的，那些可怜的生灵不可能见到第二次基督降临，因而根本没有理由活在世上。不过，当一四九九年达·伽马首航印度归来，描绘了他在地球另一端发现的人口稠密的王国的时候，这些善男信女又该如何看待圣奥古斯丁的教义呢？ 

这群头脑简单的人一直被告知说，我们的世界是平面圆盘子，耶鲁撒冷是宇宙的中心。然而“维托利亚”号环球航行后平安返回，这表明了《旧约》中的地理有不少严重错误，那么这些人应该相信谁呢？ 

我重复一下刚才所说的。文艺复兴不是自觉钻研科学的时代，在精神领域中也很遗憾缺乏真正的志趣。这三百年里在一切事物中作主导的是美和享乐。教皇虽然暴跳如雷反对一些臣民的异端教旨，可是只要这些反叛者健谈、懂一点印刷和建筑学，他倒也十分乐于邀请他们共进晚餐。美德的热情鼓吹者，如撒沃那罗拉，和不可知论者冒有同样大的危险，年轻的不可知论者很聪明，在诗歌和散文中抨击了基督信仰的基本观点，而且言词激烈，绝不是和风细雨。 

人们表露的是对生活的新的向往，但是里面却无疑蕴藏着一种潜在的不满，反对现存的社会和拥有无上权力的教会对人类理解发展的束缚。 

薄迦丘和伊拉斯谟之间隔有近两个世纪的间隔。在这两百年里，抄写匠和印刷商从未清闲过。除教会自己出版的图书外，所有重要的著作几乎无一不间接地暗示，由于野蛮入侵者造成的混乱局面取代了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明，西方社会落入了无知的僧人掌管之下，世界便陷入了极为悲惨的灾难。 

马基雅维里和罗伦佐·美第奇的同代人对伦理学并不很感兴趣。他们讲究实际，最会利用现实世界。他们表示要与教会和平共处，因为它的组织强大，魔爪甚长，会带来很大害处，所以从不有意识地参加改革的尝试，或对管辖他们的制度提出质询。 

但是他们对过去事情的求索之心总也得不到满足，他们不断追求新的刺激，活跃的思想极不安稳。人们在这个世界上从小就坚信“我们知道”，但是从这时起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真的知道吗？” 

这要比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集和拉斐尔的画集更值得后世纪念。 

十二　基督教改革运动

现代心理学教会了我们几件有用的东两，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极少出于一种单一的动机而做一件事情。我们不论是向一所新大学解囊捐赠一百万美金，还是连一个铜子也不愿意给饥饿的流浪汉，不论是宣称说真正的智力自由生活只有在国外才能得到，还是发誓永不再离开美国海岸，不论是坚持把黑称做自，还是把白称做黑，总是有不一而足的种种动机促使我们做出决定，我们心里也明白。但是，我们要是真敢对自己和周围的人老实承认这一点，那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形象可就寒碜可怜了。出于天性，我们总要从各种动机中挑选出最值得钦佩最有价值的一项，修饰一番以迎合公众口味，然后公诸于世，称它是“我们做某件事的真正理由”。 

不过这虽然可以在大多数场合下蒙骗住大家，却从来没有一个方法能蒙骗自己，哪怕是蒙骗一分钟。 

大家都清楚这条使人尴尬的真理，因为自从有了文明以来，人们便狡黠地达成默契，在任何公共场合里都不得戳穿它。 

我们内心怎样想，这是自己的事。只要外表保持一幅道貌岸然的样子，心里便会感到满足，因此就很乐于遵守这样的原则：“你相信我的谎话，我也相信你的。” 

大自然却没有礼仪之限，它在我们的一般行为准则中是个绝大的例外，因此它极少能被允许跨入文明社会的神圣大门。由于历史迄今只是少数人的消遣之物，所以名叫克莱奥的可怜女神至今一直过着枯燥无味的生活，尤其与不如她体面的姐妹们相比更是如此。她的姐妹们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可以自由地唱歌跳舞，还被邀请参加每一个晚会，这当然引起了可怜的克莱奥的无比愤恨，她不断施展微妙的于腕，以图报复。 

报复纯属人的天性，却又很危险，在人类的生命和财产中常常索价高昂。 

每当这个老妇人向我们揭露数世纪流传下来的成套的谎言时，整个安宁幸福的世界就陷入动荡之中，狼烟四起，上千个战场包围了世界。骑兵团开始横冲直撞，漫山遍野的一队队步兵慢慢地爬过大地。以后，所有的人都回到各自的家舍或墓地，整个国家一片荒凉，不计其数的金银枯竭到最后一文钱。 

如前所述，我们的同行现在已经开始认清，历史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它受无法言明的自然法则的支配，而这种法则迄今却只在化学实验室和天文台受到尊敬。于是，我们就搞起非常有用的科学大扫除，这对子孙后代造福匪浅。 

这终于把我带到了本章开始时的题目，那就是：基督教改革运动。 

直到前不久，对这场社会和思想的大变革只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全盘肯定，一种是全盘否定。 

前种看法的支持者认为，它是一次宗教热情的突然爆发，一些品行高尚的神学家对教皇龌龊的统治和受贿大为震惊，自己就建立起独立的教堂，向真心诚意要当真正基督徒的人传授真正的信仰。 

仍旧忠于罗马的人绝没有这么高的热情。 

按照阿尔卑斯山另一端的学者的说法，宗教改革是一场既可憎又可恶的反叛，几个卑鄙的王宫贵族不想结婚，还希望得到本该属于教会圣母的财产，便阴谋闹事。 

一如既往，双方都对，可又都错了。 

宗教改革是形形色色的人出于形形色色的动机造成的。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明白，宗教上的不满只是这场大动乱的次要原因，际上它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社会和经济革命，神学的背景微乎其微。 

如果教导我们的子孙，使他们相信菲利浦王子是个开明统治者、他对改革后的教旨很感兴趣，这当然要比向孩子们说明一个无耻政客如何通过狡猾诡计，在向其它基督徒开战时接受了异教的土耳其人的帮助要容易得多。于是几百年来，新教徒便把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伯爵打扮成宽宏慷慨的英雄，他希望得到的是黑森家族取代自古以来掌权的世敌哈斯堡家族。 

另一方面，克莱门特主教可以被比做是可爱的牧羊人，他把日益衰竭的最后精力都徒然地用在保护羊群不跟随错误头领误入歧途上，这要比把他描写成典型的美第奇家族的王子更易于理解，因为美第奇家族把宗教改革看成是一群酗酒滋事的德国僧人的不光彩吵闹，并运用教会的力量扩展意大利祖国的利益。因此，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传说中的人物在天主教的课本里对我们微笑，我们丝毫不必惊讶。 

这种历史在欧洲可能是必要的，不过我们既然在新世界上幸运地落了脚，就不必坚持欧洲大陆祖先的错误，而应该自由自在地得出自己的结论。 

黑森的菲利浦是路德的挚友和支持者，他虽然怀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却不能说在宗教信仰上不虔诚。 

他丝毫不是这样。 

一五二九年他在著名的《抗议》上签字时，他和其它签名者都知道，他们会“遭到猛烈暴风雨的严酷打击”，还会在断头台上了却一生。他如果不是具有非凡的勇气，就不能扮演他实际上扮演了的角色。 

不过我要讲明的是，历史人物受到启发做了一些事情，也被迫放弃一些事情，但如果不深入了解他的各种动机，要对他（或者对我们所熟悉的人）下断语是很困难的，也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法国有句谚语：“了解一切即宽恕一切。”这个解决方法似乎过于简单。我想做一点补充，修改成：“了解一切即理解一切。”善良的主在数世纪前已经把宽恕的权力留给了自己，我们还是让他去尽宽恕之职吧。 

我们可以低就一点，尽量去”理解”，这对于人类有限的能力来说已经够多了。 

现在我还是回到宗教改革上来，这个题目使我把话题扯开了一些。 

据我的“理解”，这个运动起初是一种新精神的体现，它是前三个世纪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结果，后来被人称为“民族主义”，因此它与那个外来的国上之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前五个世纪的欧洲各国都被迫要看那个国上之国的眼色行事。 

要是没有同仇敌忾，就不能使德国人、芬兰人、丹麦人、瑞典人、法国人、英国人和挪威人紧密团结为一体，形成强大的力量，足以摧毁长期监禁他们的监狱围墙。 

如果各自怀有的险恶嫉妒之心没有由于一个伟大的理想而暂时收敛，超脱私人的仇视和野心，宗教改革也绝不会成功。 

反之，宗教改革就会变为一连串小规模的地方起义，只需一支雇佣军团和几个精力旺盛的宗教法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镇压下去。 

改革领袖便会重蹈胡斯的厄运，追随者们也会象从前被杀的沃尔登学派和阿尔比格学派的人一样被处死。教皇统治集团会记载下又一次易若反掌的胜利，接踵而来的便是对“违反纪律”的人们施以施雷克里克式的统治。 

改革运动虽然胜利了，但成功的范围却小到了极点。胜利一到手，对反抗者生存的威胁一解除，新教徒的阵营便瓦解成无数个敌对的小山头，在已经大大缩小了的范围内重演敌人当权时的所有错误。 

一个法国主教（很遗憾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曾经说过，我们必须热爱人类，不论人类处于什么境况。 

我们从局外人的角度回顾一下，在近四个世纪的时光里，人们曾充满希望，但同时也陷入更大的绝望。多少男男女女怀着崇高的勇气，在断头台和战场上为了理想抛弃了生命，而理想却从未实现过。我们也看一看数以百万计默默不闻的小市民，他们认为某些东西是神圣的，便为之牺牲；还有新教徒的起义，他们本想建立更自由更开明的世界，却一败涂地。这都会使人们的博爱之心受到异常严峻的考验。 

直言不讳地讲，新教徒奉行的主义从这个世界上剥夺了许多美好、高尚和美丽的东西，又加进了不少狭隘、可憎和粗陋的货色。它不是使人类社会更简朴更和谐，而是使它更复杂更无秩序。不过，与其说这是宗教改革的过错，倒不如说是大多数人本身具有的弱点造成的。 

他们不愿意慌张从事。 

他们根本跟不上领导者的步伐。 

他们并不缺乏善良的愿望，最终他们会跨过通往新世界的天桥。但是他们要选择最好的时机，而且还不肯放弃祖宗留下来的传统。 

宗教大改革原想在基督徙和上帝之间建立一种完全新型的关系，摈除过去的一切偏见和腐败，可是它完全被追随者们头脑中的中世纪包袱搞得混乱不堪，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很快便发展成为一个与它所深恶痛绝的教廷组织毫无二致的运动。 

这便是新教徒起义的悲剧，它不能从大多数支持者的平庸智理中摆脱出来。 

结果，西部和北部的人并没有象所期望的那样取得长足的进步。 

宗教改革运动未能产生一个所谓一贯正确的人，却贡献了一本书，据说是完美无暇的。 

不是出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当权者，而是涌现了无数个小当权者，每一个都想在自己的范围里充当领袖。 

它不是把基督世界分为两部分，一半是占统治地位的。一半是占非统治地位的，一半是虔诚的教徒，一半是异端分子，而是制造出无数个意见分歧的小团体，彼此毫无共同之处，还深恨所有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 

它没有建立宽容的统洽，而是效法早期教会，一俟获得权力，依靠不计其数的宗教手册、教旨和忏悔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便公然宣战，无情打击不赞同他们社团的官方教义的人。 

但是在十六、十六世纪的思想发展中，这是无法避免的。 

要形容象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领袖的勇气，只有一个词，说来还相当吓人：硕大无朋。 

德国边远地区的不毛之地有一所潮汐学院，里面的一位教授是个朴实的多明我会僧人，他公然烧毁了一项教皇训谕，用自己的叛逆思想狠狠敲击了教会的大门。还有个体弱多病的法国人，他把瑞士的一座小村镇变成了堡垒，完全不把教皇的力量放在眼里。这些事例展示了人们的刚毅坚韧，堪称超世绝伦，现代世界无一可与之媲美。 

这些胆大包天的造反者很快找到了朋友和支持者，只不过这些朋友都抱有个人目的，支持者也只是为了混水摸鱼捞一把，好在这不是本书探讨的问题。 

这些造反者为了自己的良知以性命赌博的时候，并不能卜测出世界将会怎样，也没能预见到北部大部分民族最后会云集到自己的旗帜之下。 

但他们一旦卷入自己引起的大旋涡，就不得不随波逐流了。 

不久，怎样使自己保持在水面上这个问题就耗去了他们的全部力气。教皇在千里之外的罗马终于了解到，这场人所不齿的动乱要比多明我会和奥古斯丁僧人之间的争吵严重得多。它是一个法国牧师的阴谋。为了赢得众多资助人的欢心，教皇暂时停建了心爱的大教堂，开会商讨发动战争。教皇的训谕和逐出教会的命令飞送到四面八方，帝国的军队开始了行动。造反的领袖们无路可退，只好背水一战。 

伟大的人物在你死我活的冲突中丧失了平衡的概念，这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同一个路德曾经疾呼，“烧死异教徒是违背圣灵的”，可是几年后，他一想起邪恶的德国人和荷兰人竟然倾向于浸礼教徒的思想，就恨得咬牙切齿，似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这个无畏的改革者在开始时还坚持认为，人们不应把自己的逻辑体系强加于上帝，而到了最后却烧死了理论明显比他更高一筹的敌人。 

今天的异教徒到了明天就成为所有持异见者的大敌。 

加尔文和路德总是谈论新的纪元，那时黑暗之后终归会出现曙光，然而他们在有生之年却一直是中世纪传统的忠实后裔。 

在他们眼里，宽容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美德。他们在没有容身之地的时候，还心甘情愿乞灵于信仰自由的神圣权力，以它作为攻击敌人的论点。一旦仗打赢了，这个深得信赖的武器便被小心翼翼地放在新教徒的废品仓库的墙角，和其它很多善良的意愿一起被当作不实用的东西扔掉。它躺在那里，被忽略，彼遗忘，直到许多年后才从盛满旧式说教的木简后面被翻找出来，人们捡起它，擦去污迹，又一次走向战场，但是使用它的人的本质已经改变，与十六世纪初期奋战的人截然不同。 

不过，新教徒革命也为宽容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倒不是革命本身取得的，这方面的收益的确很小。但是宗教改革的结果却间接地促进了各个方面的进步。 

首先，它使人们熟悉了《圣经》。教会从未严令禁止人们读《圣经》，但也没有鼓励普通凡人研究这本圣书。现在每个正直的面包匠和烛台制造师终于可以拥有一本圣书了，可以在工棚里独自研究它，得出自己的结论，完全不必担心在火刑柱上被烧死。 

熟悉可以抵消人们在一无所知的神秘事物面前的敬畏利恐惧感。在宗教改革后的两百年见，虔诚的新教徒相信自己从《旧约》中读到的一切，从巴拉姆的驴子到乔纳的鲸鱼。那些敢于质询一个逗号的人（博学的阿伯拉罕·科洛威斯的“带有启发性的”元音点）知道最好别让大家听到他们怀疑的窃笑。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仍然害怕宗教法庭，而是因为新教牧师有时会使他们的生活很不愉快，众口纷坛的责难所导致的经济后果即使不是毁灭性的，也会十分严重。实际上这本书是一个由牧民和商人组成的小民族的历史，但是长期不断地研究它却逐渐产生了后果，这是路德、加尔文和其它改革者未能预见的。 

假如他们预见到了，我肯定他们会和教会一样，讨厌希伯莱文和希腊人，小心谨慎地不使《圣经》落入凡世俗人之手。到头来，越来越多的治学严谨的学生只是把《圣经》当作一本有趣的图书来欣赏，在他们看来，里面的许多描写残忍、贪婪和谋杀的鲜血淋漓令人发指的故事绝不会是在神示下写成的，根据内容的性质判断，那只能是处于半野蛮状态的民族的生活写照。 

从这以后，许多人当然不去再把《圣经》看成是唯一的智慧源泉。自由思考的障碍一旦扫除，被阻塞了近一千年的科学探索潮流便沿着自然形成的渠道奔腾而去，一度中断了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哲学家的成果又从二十个世纪以前丢下的地方重新捡了起来。 

还有一点从宽容的角度来看更为重要，宗教改革把西欧和北欧从一个权力专制中解脱了出来，这个专制尽管披着宗教组织的外衣，但实际上却是罗马精神专制的不折不扣的翻版。 

信仰天主教的读者很难苟同于这些观点，但他们也会对这场运动怀有感激之情，因为它不仅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对他们的天主教义也同样带来了一些益处。本来，天主教会这个一度神圣的名字已经沦为贪婪和暴虐的代名词，所以教会才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扫清这些指责。 

取得的成功还甚为辉煌。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梵蒂冈不再容忍波尔吉亚人了。诚然，教皇和从前一样，仍然都是意大利人，要改变这种规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就如同古罗马时期受信任的大主教们在选举教皇时要是挑上一个德国人、法国人或其它任何一个外籍人，下层百姓非把城市闹得天翻地覆不可。 

新教皇的选举万分慎重，只有最德高望重的人才有希望当选。新主人由忠诚的耶稣会会士辅佐，开始彻底的大清洗。 

放纵胡为的事情不再有市场了。 

修道院的神职人员必须研究（也就是服从）修道院创始人定下的规矩。 

在文明城市里，行乞的僧人踪影全无。 

大家对宗教改革的不屑一顾态度已经消失，继之而来的是热切向往圣洁有益的生活，做善事，竭力帮助那些无力承担生活重担的不幸的人。 

即使如此，教延还是未能收回已经失去的大片疆土。按地理概念讲，欧洲北半部人信奉新教，只是在南半部保留了天主教。 

不过，如果我们把宗教改革的成果用图画来说明，那么欧洲实际发生的变化就更为清晰。 

在中世纪，有一座包罗万象的精神和智力的监狱。 

新教徒的造反摧毁了旧的建筑，并用现成的材料建立起自己的监狱。 

一五一七年以后，出现了两座地牢，一座专为天主教徙，另一座是为新教徒。 

至少原定的计划是这样的。 

可是新教徒没有受过长达数世纪的如何进行迫害和镇压的训练，他们想建立一个没有反对者的禁地，却失败了。 

大批桀骜不驯的囚徒从窗子、烟囱和地牢的门口逃跑了。 

没过多久，整个地牢大厦陷于崩溃。 

到了夜晚，异教徒便整车地搬走石头、大梁和铁棍，次日早晨用它们建造了一座自己的小堡垒。它的外表很象一千年前格雷戈里大帝建造的普通监狱，但缺乏必要的内在力量。 

堡垒一旦投入使用，新的规定和制度一旦被张贴在门上，大批心怀不满的信徒便蜂拥出走了。他们的上司，即现在的牧师教长由于从未掌握过旧式执行纪律的方法（逐出教会、酷刑、处决、没收财产和流放），只好无可奈何地站在一旁观望着已经下定决心的乱民。这帮叛逆按照自己的神学所好建起了一道防卫木桩，宣布了一套暂时能迎合他们信仰的全新教旨。 

这一过程经常往复，最后在不同的禁地之间形成了精神上的“无人区”，求知者可以在这里自由闲逛，正直的人们可以放任暇想，下会受到阻碍和干扰。 

这就是新教为宽容事业带来的帮助。 

它重建了人的尊严。 

十三　伊拉斯谟

撰写每本书都会出现危机，有时出现在前五十页，有时却直到稿子快要结束时才冒出来。的确，一本书如果没有危机，就象一个孩子没有出过天花一样，也许这正是问题的所在。 

这本书的危机在几分钟前出现了，因为想在一九二五年撰写论述宽容思想的著作似乎相当荒谬，也因为我迄今为这部基础研究而花费的那么多宝贵时光和艰辛劳苦可能徒劳无益了。我很想用伯里、莱基、伏尔泰、蒙田和怀特的书点燃篝火，也想把我自己的著作丢进火炉付之一炬。 

这该怎么解释呢？ 

有很多原因。首先，作者与自己定下的命题形影不离，一起生活了这么久，难免也会感到枯燥无味。第二是怀疑这类书完全没有实用价值。第三是担心这本书只会为不那么宽容的同胞们提供把柄，他们利用书中一些次要的史料为他们自己的可恶行径进行辩解。 

可是除去上述问题（在大多数严肃图书中这些问题也的确存在），这本书还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即它的“结构”。 

一本书要获得成功，必须要有开头和结尾。这本书倒是有个开头，但是能有结尾吗？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我可以举出许多骇人听闻的罪行，它们表面上打着公正和正直的旗号的，实际上却是不宽容的结果。 

我可以描述那些痛苦的日子不宽容被抬举到了至高无上美德的地位。 

我可以痛斥和嘲弄不宽容，直到读者异口同声地大声疾呼：“打倒这个可恶的东西，让我们全都宽容吧！” 

但是有一件事我做不到。我说不清怎样才能达到我奋力追求的目标。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手册向我们讲述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从饭后的闲谈到如何表演口技。上星期日我看到一张函授课程广告，不少于二百四十九个题目，学院保证学生的水平能登峰造极，而且费用很少。但是至今没有人提出如何有四十（或四千）个课时中讲明白“怎么做到宽容”。 

历史据说是能解开许多秘密的钥匙，但却无法帮助我摆脱这种危急情况。 

的确，人们可以写出大部头的专业著作，谈谈奴隶制、自由贸易、死刑和哥特式建筑，因为这些问题是非常明确具体的。即使任何资料都没有，我们至少还可以研究在自由贸易、奴隶制和哥特式建筑中大显身手或大力反对的男男女女的生平。从这些优秀人物讲述他们的命题的方法，从他们的个人习惯、社会联系，从他们对食品、饮料和烟叶的嗜好，甚至从他们穿什么样的马裤，我们都可以对他们热情赞助或恶毒诋毁的理想得出某些结论。 

可是从没有人把宽容作为自己的职业。热烈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的人只是出于很大的偶然性。他们的宽容只是一个副产品。他们所追求的是别的东西。他们是政客、作者、国王、物理学家或谦虚的美术家。在国王的事务中，在行医和刻钢板中，他们有时间为宽容美言几句，但是为宽容而奋斗却不是他们的毕生事业，他们对宽容的兴趣就象对下象棋和拉小提琴一样。这伙人非常怪异混杂（想一想斯宾诺沙、弗雷德里克大帝、托马斯、杰弗逊和蒙田竟会是好朋友！），要发现彼此性格中有共同之处几乎不可能，尽管一般来说，从事共同工作的人都有共同的性格，不论这个工作是从戎、探测还是使世界免于罪孽。 

因此，作家很想求助于警句。世界的某一处有一句警句，能应付各种进退维谷的困境。但是在这个特殊问题上，《圣经》、莎士比亚、艾萨克·沃尔顿和老贝哈姆都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也许乔纳森·斯威夫特（按我的记忆）接近了这个问题，他说，大多数人都有足够的宗教信仰做依据憎恨旁人，却不能爱别人。遗憾的是，这条真知灼见还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目前的困难。有些人对宗教的熟悉不逊于任何人，也最从心底里仇恨别人。有些人全无信仰宗教的天性，却对野猫、野狗和基督世界的人类倾注了真挚感情。 

不行，我必须得出自己的答案。经过必要的思考（但是没有多少把握），我要讲述一下我自己所认为的真理。 

大凡为宽容而战的人，不论彼此有什么不同，都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的信仰总是伴随着怀疑；他们可以诚实地相信自己正确，却又从不能使自己的怀疑转化为坚固绝对的信念。 

在如今超爱国主义的时代，我们总是热情地叫嚷要百分之百地相信这个，百分之百地相信那个，但是我们不妨看一看大自然给我们的启示，它似乎一直对标准化的理想很反感。 

纯粹依靠人喂大的猫和狗是人所共知的傻瓜，因为如果没人把它们从雨里抱走，他们就会死亡。百分之百的纯铁早已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混合金属：钢。没有一个珠宝商会费尽心思地去搞百分之百的纯金、纯银手饰。小提琴无论多好，也必然是由六七种不同木材组成的。至于一顿饭，如果是百分之百全是蘑菇，非常感谢，鄙人实难领教。 

一句话，世间绝大多数有用的东西都含有不同成份，我不明白为什么信仰要例外。我们“肯定”的基础里要是没有点“怀疑”的合金，那我们的信仰就会象纯银的钟一样总是叮当作响，或象铜制的长号一样刺耳。 

宽容的英雄们正是由于深深赞赏这些，才与其它人分道扬镳了。 

在人品的正直上，诸如对信仰的真诚，对职责的无私忠实，以及其它人们所共知的美德，他们中大多数人本来可以被清教徒法庭视为十全十美的完人。我想讲得更深一些，他们中至少有一半人活着和死了以后本可以进入圣人行列，可是他们的特殊意识逼迫他们成为某一个机构的公开可怕的敌人，而这个机构自称只有自己才有权力把普通百姓加封为圣人。 

这些英雄怀疑天国的神灵。 

他们知道（一如前辈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浩瀚无际，头脑正常的人绝不期望能够解决。他们一方面希望并祈祷自己所走的路能最终把他们引向安全的目的地，另一方面又不相信这条路是唯一正确的，其余的全是歧途，他们认为这些歧途尽管迷迷动人，足以陶醉头脑简单的人，却不一定是通往毁灭的罪恶之路。 

听来这与《宗教问答手册》和伦理学教科书上的观点截然相反。这些书宣传由绝对信念的纯洁火焰照耀的世界具有绝对的美德。也许是这样。但是整整几个世纪里，尽管那团火焰一直以最强的亮度熊熊燃烧，但普通大众却不能说是幸福美满的。我并不想搞激烈的变革，但是为了变换一下，不妨试一试别的光亮，宽容行会的兄弟们靠着它一直在审度着世界的事情。如果这试验不成功，我们还可以回到父辈的传统里。似是如果新的光亮能把一缕宜人的光芒照射在社会上，多带来一点仁慈和克制，使社会少受丑恶、贪婪和仇恨的骚扰，那么收获一定会很大，我肯定，所花的代价也会小得多。 

一点衷言，待价而沽。下面我必须接着讲历史。 

最后一个罗马人被掩埋后，世界的最后一个公民（取其最佳最广泛的意义）也泯死消亡了。古代世界充满了人道的古老精神，这是当时先进思想的特点，只是过了很长时间，它才平安地重返大地，社会才又一次有了安全的保障。 

正如所见，这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 

国际商业的复苏为西方贫穷的国家带来了新的资本。新的城市平地而起，出现了新的阶层。他们资助艺术、解囊购书，还投资给随着繁荣而兴起的大学。一些“人道思想”的支持者大胆地以整个人类作为对象进行试验，高举叛旗，打破旧式经院哲学的狭小局限，与旧的虔诚之徒分手了，因为后者把他们对古人智慧和原理的兴趣看做是邪恶肮脏的好奇心的体现。 

一些人站在了这一小队先驱的前列，这本书以后的部分全是他们的故事，其中最可称赞的要算那个温顺的灵魂：伊拉斯谟。 

他固然很温顺，却也参加了当时所有的文字大论战，并且精确地操纵了各类武器中最厉害的一种——幽默远程大炮，从而使自己成为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炮弹里装着由他的智慧制成的芥子气，径直射往敌人的国土。伊拉斯谟式炮弹的种类繁多，很危险。一眼看去似乎毫无害处。它没有僻叭作响的明显导火索，倒象是绚丽多采的花炮，可是，上帝保佑那些把这些玩艺拿回家让孩子玩的人们吧。毒气肯定会进入幼小的心灵，而且根深蒂固，整整四个世纪都不足以使人类免除后遗症。 

这样一个人，竟出生在北海淤泥沉积的东海岸的一个索然无味的小镇子，也颇为奇怪。十五世纪时，这些被水浸透的土地还没有达到独立富足的全盛时期，只是一群无足轻重的小公国，处于文明社会的边缘。他们长年累月闻着鲱鱼味，因为鲱鱼是他们的主要出口品。即使招徕一个客人，也只能是个走投无路的水手，他的船在阴沉的岸边触礁沉没了。 

这样讨厌的环境会形成童年的恐惧，但也会刺激好奇的孩子奋力挣扎，最后摆脱出来，成为那个时代最知名的人物。 

他一生下来就事事不顺当。他是个私生子。中世纪的人们与上帝和大自然亲密无间，诚挚友好，对这种事情比我们现在要计较得多。他们为之甚感遗憾。这种事既然不应该发生，他们当然也就很不赞同。不过除此之外，他们的头脑过于简单，没有想到要去惩罚播篮里的小生命，因为这不是孩子的过错。伊拉斯谟的不正规的出生情况并未对他造成很大不便，它只是表明他的父母太糊涂，根本没有能力应付局势，只好把孩子和他的哥哥留给了不是笨蛋就是流氓的亲戚照看。 

这些叔叔和监护人不知道怎样打发他们的两个小监护对象，母亲一死，两个小家伙就无家可归了，首先他们被送到德汉特的一所负有盛名的学校，那儿的几个教师加入了“共同生活兄弟会”，不过我们如果读一读伊拉斯谟后来的信件，便可以判断出，这些年轻人只是在共同生活这个词的完全不同的意义上“共同”。继而，两个孩子分手了，弟弟被带到豪达，置于拉丁文学校校长的直接监督之下。校长是三个被指定管理孩子继承的微薄产业的监护人之一。如果伊拉斯谟时代的学校象四个世纪以后我参观过的学校那样糟，我只能为这可怜的孩子感到难受。更糟糕的是，三个监护人这时已经挥霍了孩子的每一分钱，为了逃避起诉（那时荷兰法庭对这类事情毫不通融），他们急忙把他送进修道院，让他出家修行，还祝他幸福，因为“现在前途有保障了。” 

历史的神秘磨盘终于从这些可怕的经历中磨出了具有伟大文学价值的东两。中世纪末期，所有修道院中半数以上的人都是只字不识的乡巴佬和满手老茧的种田人，这个过于灵敏的年轻人形孤影单，多年被迫与这些人住在一起，一想起来真觉得不是滋味。 

幸运的是，施泰恩修道院的纪律松弛，使伊拉斯谟能把大部分时光用在前任修道院长收藏的拉丁文手稿上，这些手稿搁置在图书馆里早已被忘记了。他吸吮着卷==浩繁的著作，最后成为古代学问的活的百科全书。这对他以后有很大的帮助。他总是在活动，很少去参考图书馆的书。不过这倒没关系，因为他可以凭借自己的记忆加以引用。大凡读过收有他著作的十大本卷宗或是只通读了其中一部分的人（因为现在人的命太短促了），一定会对十五世纪所说的“古典知识”大加赞叹。 

当然，伊拉斯谟最后还是离开了那个古老的修道院。象他这样的人是不会被环境所左右的，这样的人造出自己的环境，而且是用根本不成器的材料创造的。 

伊拉斯谟的余生完全自由了，他没完没了地要找一个清静的地方，以便使工作不受慕名来访的客人们的干扰。 

可是直到他行将辞世，对童年时代“活生生的上帝”的缅怀使他的灵魂陷入死亡的沉睡中的时候，他才饱尝了一会儿“真正的清闲”。这对于紧步苏格拉底和塞诺后尘的人来说，一直是极少有人得到过的最美好的佳境。 

这些过程经常被描写，我就不详细赘述了。每当两个或更多的人以真正智慧的名义凑在一起时，伊拉斯谟或早或晚一定会出现。 

他在巴黎学习过，是个穷学者，差一点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他在剑桥教过课，在巴塞尔印过书，还想（几乎是徒劳无功）把启蒙之光带进远近闻名的卢万大学，冲破壁垒森严的正统偏执。他在伦敦度过很长时间，获得都灵大学神学博士学位。他熟知威尼斯大运河，咒骂起新兰岛的糟糕道路来就象咒骂伦巴第一样熟悉。罗马的天国、公园，人行道和图书馆在他的头脑中留有深刻的印象，甚至莱瑟河水也不能把这座圣城从他记忆中洗掉。他只要还在威尼斯，便可得到一笔慷慨的年金，每当威尼斯兴办一所新大学，他肯定会被请去，担任他选中的任何课程的教授，即使他不愿任教，只要偶尔光临一下校园也会被视作莫大恩惠。 

但他坚定地回绝了诸如此类的邀请，因为这里面含有一种威胁：束缚和依赖。万事之中他首先要自由。他喜欢一间舒适的屋子，讨厌破旧的，喜欢有趣的同伴，讨厌呆笨的，他知道布尔根迪的美味佳酿和亚平宁的淡色红墨水之间的区别，但是他要自己安排生活，如果他不得不称别人为“大师”，那这些就都成泡影了。 

他为自己选定的角色是地地道道的知识探照灯。在时事的地干线上，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伊拉斯谟立即让自己的智慧明光照在上面，尽力让旁人看清那东西的真面目，剥光它的装饰，戳穿它的愚蠢和他所痛恨的无知。 

伊拉斯谟在历史的最动乱时期能这样做，既避开了新教狂热者的愤怒，又不惹恼宗教法庭的那帮朋友，这是他的一生中最常为人们指责的一点。 

后代子孙似乎一提起古人，便对殉道牺牲者有真挚情感。 

“这个荷兰人为什么不挺身支持路德、不拼出性命与其他改革者站在一起呢？”这个问题好象已经困惑了至少十二代有学之士。 

回答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诉诸暴力并不是伊拉斯谟的本性，他也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什么运动领袖。他毫无自诩正确的把握感，尽管他要告诉全世界下一千年应该如何实现，这确是一大特色。他还认为，我们每次觉得有必要重新布置住所时，不一定非得把旧房子拆掉。的确，地基亟待整修，下水道也过时了，花园里杂乱不堪，很久以前搬走的人家扔下了许多破烂。可是，如果房主兑现了诺言，花些钱做些立竿见影的改进，容貌便会焕然一新。伊拉斯谟所要做到的也仅限于此。尽管他象敌人讥讽的那样“中庸”，但成功却不亚于（也许高于）那些“激进派”，世界上原来只有一个暴君，激进派却带来了两个。 

伊拉斯谟象所有真正的伟人一样，对制度毫无好感。他相信世界的拯救在于每个人的努力，改造好每一个人，便是改造了世界。 

于是，他向现存的谰言发起攻击，向广大平民呼吁。他采用了很高明的手段。 

首先，他写了很多信，寄给国王、皇帝、教皇、修道院长、骑士和恶棍。他写信给每一个想接近他的人（那时信封上尚无需盖邮戳和写上发信人的地址），一拿起笔就洋洋至少八页。 

第二，他编辑了大量古文，这些古文常常被传抄得十分糟糕，已经文不达意。为了搞好编辑，他不得不学习希腊文，他煞费苦心要掌握这门被教会禁用的语言文法，致使许多虔诚的大主教徒指责他内心里与真正的异教徒一样坏。这听来未免荒诞无稽，但却是事实。在十五世纪，体面的基督徒绝不会梦想学会这门禁用的语言。会一点希腊文会使人陷入无数困境。它会诱惑人拿福音书的原文与译文做比较，而这些译文早已得到保证，说它是原文的忠实再现。这才是个开头。不久他便会到犹太区去，学会希伯莱文法，差一点就要公开反叛教会的权威了。在很长时间里，一本画得希奇古怪歪歪扭扭的文字书，便可以成为秘密革命倾向的物证。 

长老会的首领时常闯入屋子搜查违禁品。一些拜占庭难民为了谋生私下教一点本国语言，便常常被赶出借以避难的城市。 

伊拉斯谟克服了这些障碍，学会了希腊文。他在编辑塞浦路斯和其它教会神父的书时加入了一些注释，里面巧妙地藏匿了许多对时事的评论，这些话如果做为一本小册子的主题，是断不会给印出来的。 

但是，注释的顽皮精灵在伊拉斯谟创造的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文学形式中出现了，我是指大家都知道的他的希腊和拉丁文成语收藏。他把成语归到一起，以便使当时的孩童都能学会古文，变得高雅。这些所谓的“矛板”中充满了聪智的评论，在保守派看来这肯定不是出于教皇之友的手笔。 

最后，他写了一本书，可以算是时代精灵所孕育的最怪异小书中的一本。这种书其实是为了几个朋友一笑而作的。却在古典文学史中占据了一席，连作者本人也没有想到。这本书叫《对傻瓜的奖励》，我们正好知道了它是怎样写成的。 

一五一五年，一本小册子哄动了世界。这本书写得非常巧妙，简直弄不清它是在攻击僧侣，还是在保卫修道生活。封面上没有姓名，但对作者有些了解的人认了出来，它出自一个有些古怪的人之手：乌尔里克·冯·赫顿。他们猜得对，因为这个有才干的年轻人、桂冠诗人、奇怪的城市游民在这本大作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写了有用的滑稽部分，他自己也颇为之自豪。他听说连英国新学领袖托马斯.莫尔都称赞了他的书，便写信给伊拉斯谟，请教他一些细节。 

伊拉斯漠对冯·赫顿没什么好感。他的头脑有条有理（表现在他生活的有条理），厌恶邋里邋遢的条顿人，这些人在上午和下午都为启蒙事业疯狂地挥舞笔和剑，然后便逛到附近的小酒馆里，忘却时间的流逝，无休止大杯大杯地灌酸啤酒。 

不过，冯·赫顿有自己的路子，的确是个才干，伊拉斯谟的回信也彬彬有礼。在写信的过程中，冯．赫顿逐渐称赞起伦敦朋友的美德，还描绘了一幅美满家庭的迷人图景，觉得托马斯爵士的家庭永远是别的家庭的出色楷模。在这封信里，他提到莫尔这个作用非凡的幽默家怎样赋与了他写《对傻瓜的奖励》的最初灵感，很可能正是莫尔创立的善意的闹剧（一个真正的挪亚方舟，有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鸟、狗、私人动物园、私人业余演出和业余小提琴乐队），启发他写出了使人兴奋的并使他一举成名的作品。 

这使我隐约想起了英国木偶剧《庞奇和朱迪》，在好几个世纪里，它是荷兰儿童唯一的开心娱乐。《庞奇和朱迪》木偶剧中有大量粗俗的对话，却又保持了一种格调严肃高雅的气息。用空洞嗓音说话的“死神”出现在舞台上。演员们一个挨一个来到这位衣着褴褛的主角面前，自我介绍一番。小观众们总觉得开心的是，他们又一个接一个被人用大帮敲了脑袋，再被扔进假想的垃圾堆里。 

在《对傻瓜的奖励》中，整个时代的社会面纱被仔细地剥去，《傻瓜》如同受到启迪的验尸官，用它的评论和广大公众站在一边，赞扬他们。各种人物尽汇文中，整个“中世纪主要街道”里的合适形象被搜集一空。当然，当时的野心家，絮絮叨叨大谈拯救世界的僧侣，连同他们伪装虔诚的游说和闭塞无知哗众取宠的词句，全被写入书中遭到鞭答，这是不会被忘记的，也不会被饶恕。 

教皇、红衣主教和主教这些与加里利的贫苦渔民和木匠南辕北辙的后裔，也出现在人物表里，占据了好几章的篇幅。 

不过，伊拉斯谟撰写的《傻爪》比玩具画式的幽默文学更有坚实的人性。在整本小书中（其实在他所写的一应文字中），他都在宣扬自己的一套哲理，人们不妨称它为“宽容的哲学”。 

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的道理，对神圣教规的实质而不是对神圣教规文本中逗号和分号的重视、只把宗教作为伦理学而不是作为某种统治形式来接受，正是这些才使头脑固执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痛斥伊拉斯谟是“不信上帝的骗子”，是所有真正宗教的敌人，“污蔑了基督”。但他们只字不提这本小册子中有趣的词句后面的本意。 

攻击（一直持续到伊拉斯谟去世）没有起任何作用。这个尖鼻子的矮个子一直活到七十岁，而那时有谁想从官方既定的文字里增加或减少一个字都会导致绞刑。他对风靡一时的英雄毫无兴趣，也公开这样讲。他从不希望从剑和火绳枪里得到任何东西，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如果神学上的一点争执便导致世界范围的宗教战争，那么世界将要冒多么大的危险。 

于是，他象个巨大的海狸，日夜不停地筑造理智和常识的堤坝，惨淡地希望能挡住不断上涨的无知和偏执的洪水。 

他当然是失败了。要挡住从日耳曼山峰和阿尔卑斯山上冲来的邪恶意图和仇恨的洪水根本不可能。他死后没几年，他的书也全部被冲走了。 

不过，由于他的杰出努力，许许多多沉船的骸骨又冲到了后代人的岸边，成为永远无法制服的乐观主义者们的好材料，他们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建起长堤，切实挡住洪水。 

伊拉斯谟于一五三六年六月与世长辞了。 

他的幽默感一直陪伴着他。他死在他的出版商家里。 

十四　拉伯雷

社会的动荡制造出了奇怪的伙伴。 

伊拉斯谟的名字可以印在令人起敬的书中，供全家阅读，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谈及拉伯雷却是有失大雅。的确，这家伙挺危险，我国还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天真的儿童触及他的邪恶著作，在很多国家里，他的书只能从胆量更高一层的书贩那儿得到。 

当然，这只是骗人的官僚用恐怖统治强加于我们许多荒唐事情中的一件。 

首先，拉伯雷的书对二十世纪平民来说，就象《汤姆·琼斯》和《七面山墙的房舍》一样枯燥无味。很少有人能读完冗长不堪的第一章。 

其次，他的言词并没有意图清楚的启发性。拉伯雷用的词汇在当时很通俗，如今却不常用了。不过，在那一片碧蓝的田园年代，百分之九十的人与土地有不解之缘，因此铁锹还是铁锹，母狗也下会被误解为“贵夫人的狗”。 

不，目前对这位出色的外科大夫的著作的反对意见，不仅仅限于反对他所用的丰富但有些过于直率的用词，而是深刻得多。这起源于这样的情况：许多优秀人物对凡是属于生活打击的人感到都无比厌恶。 

据我的分析，人类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对生活说“是”，另一种说“不”。前一种人接受生活，并有勇气尽量利用廉价的命运对他们的赐赋。 

后一种人也接受生活（他们何以自拔呢？），但看不起赐赋，还为之烦恼，就如同小孩本想要木偶或小火车，却得到了一个小弟弟。 

“是”派的快乐弟兄们很乐意相信郁闷不乐的邻居对自己的评价，注意忍让他们，即使“不”派在大地上撒满悲伤、在失望中堆起可怖的高山，也不去阻拦。不过，“不”派的伙伴却极少向第一种人献殷勤。 

“是”派要想走自己的路，“不”派便会立即把他们清除干净。 

这可不易做到，于是“不”派为了满足嫉妒心，便无休止地迫害那些认为世界属于活人而不属于死者的人。 

拉伯雷大夫属于第一种人，他的病人，或称他的思想，从未向往过墓地。当时这无疑是件憾事，似人们也不能都去做挖墓人。必须有一些乐观派，世界上如果到处都是哈姆雷特，那住起来才吓人哩。 

至于拉伯雷的生活，倒也没有什么神秘的。由他的朋友撰写的关于他生平的书里有少量情节被遗漏了，但可以在他敌人撰写的书里找到，固而可以相当准确地了解他的一生。 

拉伯雷是紧接伊拉斯谟的一代，但他降生的世界仍被僧人、修女、执事和无数托钵僧所把持。他生于芝侬，父亲不是药商就是酒贩（十五世纪这两种职业并不相同），挺富裕，有钱供儿子在好学校念书。年青的弗朗西斯在那儿结识了杜贝拉－兰格家族的后裔。那个家族在当地颇有些名气，男孩子象父亲，略有天资，能写，偶尔也能打仗。他们老于世故——“世故”这个词常被曲解，我这里是褒意。他们是国王的忠诚侍从，担任无数公职，而仅一个头衔便可以把他们打入众多责任和义务、但极缺乏乐趣的生活。他们成为主教、红衣主教和大使，翻译古文，编辑炮兵步兵训练材料，出色完成了贵族应做的许多有用劳务。 

杜贝拉家族后来对拉伯雷的友谊表明，拉伯雷并不只是一个阶他们饮酒作乐的有趣的食客。他的一生有许多坎坷，但总能依靠老同学的帮助和支持。他一同上司产生矛盾，杜贝拉家族古堡的大门便向他敞开；偶尔在法国出现了对这个年轻倔犟的道德主义者不利的情况，便总有杜贝拉家族的一个人正好奉命去国外，急需一个秘书，要求不但懂点医学，还是个有造诣的拉丁文学者。 

这里不琐碎细说了。不只一次，我们这位有学问的大夫的生涯似乎就要突然在不幸中完结了，而老朋友的势力又把他从巴黎大学神学院的愤怒或加尔文主义者的怒火中解救出来。加尔文主义者本来把他看做是他们的同伙，但他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无情地嘲讽了加尔文派大师的偏见十足的热情，就象他在枫蒂南和马耶萨斯讽刺老同事似的。 

两个敌人中，巴黎大学神学院当然最危险。加尔文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声疾呼，但一出小小的瑞土州疆界，他的闪电就象爆竹一样丧失了意义。 

相反，巴黎大学神学院，再加上牛津大学，则坚决支持正统派和“旧学”，他们的权威一遇挑战，他们便毫不留情，并总与法兰西国王和绞刑吏有会心的合作。 

哎呀，拉伯雷一离开学校，就成了引人注目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爱喝好酒、爱讲同伴僧人的有趣故事。他所干的还要糟。他屈从了邪恶的希腊文的诱惑。 

他所在的修道院的院长一听到传闻，便决定搜查他住的地窖。他们发现了成堆的文字违禁品、一本《荷马史诗》、一本《新约》和一本希罗多得的书。 

这个发现实在可怕，他那些有势力的朋友多方活动，才使他解脱了困境。 

在教会发展史里，这是个奇妙的阶段。 

起初，正如我前面所讲的，修道院是文明的先行者，僧侣和修女在提高教会利益上做出了难以估价的努力。不过，不只一个教皇预见到，修道院体制发展得太强大会十分危险。但是一如既往，正因为大家都知道应该对修道院采取某些措施，才迟迟不见有所行动。 

新教徒中似乎有一种看法，天主教会是个稳定的组织。由一小撮目中无人的贵族无声无息、自然而然地把持着，内部从未有过动乱，而其它所有由普通平民组成的组织则必然与内讧形影不离。 

世间万物，唯有真理离我们最远。 

也许一如前因，这个看法是由于错误地理解了一个字。 

充满民主理想的世界一听说有“一贯正确的人”便会大吃一惊。 

人们说：“一个大组织只要有一个人说了算，而其他所有人都跪下喊阿门，服从他，那么管理起来还不是易若反掌。” 

在新教徒国家长大的人要对这个错误复杂的问题有一个正确全面的了解，那真是难上加难。不过，如果我没有搞错，教皇“一贯正确”的言论就象美国的宪法修定案一样历历可数。 

况且，重要决策总要经过充分讨论，而最后做出决定之前的争论常常会动摇教会的稳定。这样产生的宣言是“一贯正确”的，正如同我们的宪法修定案也一贯正确一样，因为它们是“最后”的，一经明确地并入最高法律，任何争持都到此结束。 

谁要是说管理美国很容易，因为人们在紧急时刻都会站在宪法的一边，那就大错特错了，就象是说天主教徒既然在重大的信仰问题上承认教皇的绝对权威，那么，他们一定是一群驯良的羔羊，把拥有自己独特想法的权力都放弃了。 

假如真是这样，那么住在拉特兰和梵蒂冈宫殿里的人倒是有好日子过了。但是，只要肤浅地研究一下一千五百年来的历史，就会发现事情恰恰相反。那些主张信仰改革的人在著书立说时，似乎以为罗马当权者全然不知道路德、加尔文和茨温利满怀仇恨谴责的那些罪恶，其实他们才是真正不知事情的真相，或者说不能处埋好他们对美好事业的热情。 

象艾德里安六世和克莱芒七世这样的人完全了解教会有重大弊病。不过，指出丹麦王国里有些腐败现象是一回事，而改正弊病则是另一回事，就连可怜的哈姆雷特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那个不幸的王子是最后一个美好幻觉的受害者，他以为靠一个诚实的人以无私的努力便能在一夜间纠正几百年的错误统治。 

许多聪明的俄国人知道统治帝国的旧式官僚结构已经腐败，丧失效率，是民族安全的威胁。 

他们做出了暴风雨般的努力，却失败了。 

有多少同胞在经过思考之后仍然看不清民主式的而不是代表式的政府（正如共和国的创立者们所向往的那样）最终会导致一系列混乱啊！ 

而他们又能怎么办？ 

这些问题自从引起人们关注以后，一直非常复杂，除非经历一场社会大动乱，不然是很难得到解决的。然而这种社会大动乱极为可怕，它使许多人望而生畏。这些人宁愿不走向极端，而是修补一下陈旧的和衰老的机器，同时祈祷机器再开动时能出现奇迹。 

靠教会建立和维持的专横的宗教社会专制制度，是中世纪末期最臭名昭著的罪恶。 

在历史的许多世纪中，军队总是最后随总司令一起逃跑。说得明自一点，形势完全超出了教皇的控制。教皇能做的只能是稳住脚跟，改善自己的组织，同时安抚那些惹起他们共同的敌人——行乞修道士不满的人。 

伊拉斯谟常常受到教皇的保护。不管是卢万刮起狂风暴雨还是多明我会暴跳如雷，罗马总是拒不让步，指着这个无视命令的人悲哀地表示：“由这老头去吧！” 

经过上述介绍，我们对下述情况便不会感到惊讶：头脑敏捷但桀骛不驯的拉伯雷在上司要惩处他时常常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当他的研究工作接连不断受到干扰使生活忍无可忍时，他能顺利地得到准许，离开修道院。 

他松了一口气，掸去脚上的尘土，来到蒙彼利埃和里昂学医。 

他的才能的确不几。不到两年时间，这个独身的僧人成为里昂市医院的主要内科大夫。不过他一取得新的荣誉，不安定的灵魂便开始寻找新的乐园。他没有扔下药粉和药片，但是除去学习解剖学外（这是同希腊文一样危险的新学科），他还操起了文学。 

里昂座落于罗呐河谷的中心，对致力于纯文学的人是理想的城市。意大利是毗邻。轻快地走上几天使能来到普罗旺斯。特鲁巴杜尔的古代乐园虽然在宗教法庭手中化为狼藉，但壮观的古老文学传统却没有完全丧失。况且，里昂的印刷厂很出名，产品优美、还藏有最新的出版物。 

一个叫塞巴斯蒂安·格里弗斯的人是主要印刷商之一，他要找人编辑他的中世纪古收藏品，自然想起了这个人称学者的新医生。他雇用了拉伯雷，让他开始工作，卡朗和希波克拉蒂教派的论文出手后，紧接着又是历书和注释。正是从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开端中产生出了那个奇特的大卷本，它使作者跨入当时名作家的行列。 

追求新奇事物的天资不但使拉伯雷成为著名的开业医生，还成为成功的小说家。他做了前人不敢问津的事：开始用普通大众的语言写作。他打破了千年的旧传统，那就是，有学之士写书必须用粗俗的平民看不懂的文字。他用的是法语，并采用一五三二年的地方话，不加任何修饰。 

至于拉伯雷何时、何地、如何发现他的两个心爱主人公，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我很愿意留给文学教授们去研究，说不定这两人是异教的上帝，凭借本性，熬过了一千五百年来基督教的迫害和鄙视。 

或许拉伯雷是在一阵狂欢中发现他们的。不管怎样。拉伯雷对民族的欢乐有很大贡献，人们称赞他为人类的笑声增添了色彩，任何作家都得不到如此高的赞誉。不过，他的书与现代的可怕字眼“趣味书”不能苟同，它有严肃的一面，是通过对人物的描写为宽容事业打出的大胆一击。书中的人物是对教会恐怖统治者的讽刺性的写照，而正是这种恐怖统治造成了十六世纪上半叶的无以数计的痛苦。 

拉伯雷是训练有素的神学家，他成功地避开了会招惹麻烦的直接评论。他把握住的原则是：监狱外面一个活泼的幽默家，胜过铁窗里面一打子脸色阴沉的改革者；因而他避免过份表露他的极不正统的观点。 

但是敌人清楚地知道他的意图。巴黎大学神学院分毫不差地斥责了他的书，巴黎的国会也把他的书上了黑名单。没收和焚烧所管辖范围内能找到的所有文本。不过，尽管绞刑吏猖撅（当时的绞刑吏也被官方派出去毁书），《巨人传》仍然是畅销的古典作品。差不多四世纪以来，它一直启发着能够从誊意的笑声和妙趣的智慧的合成品中汲取乐趣的人们。有些人认为真理女神嘴边一旦挂出一丝微笑，就不再是个好女人，因而《巨人传》总是让他们烦恼不安。 

至于作者本人，他在过去和现在都被看作是“一本书而闻名天下”的人。他的朋友杜贝拉家族一直对他忠心耿耿。不过拉伯雷一生很谨慎，他虽然是由于得到了大人物的“特别照顾”才得以发表了自己恶毒的著作，却对他们敬而远之。 

但他冒险去了罗马，没有遇到困难，相反却受到友好的欢迎。一五五○年他回到法国，住在默顿，三年后逝世。 

要准确衡量这样一个人的正面影响当然是不可能的，他毕竟是个人，不是电流，也不是一桶汽油。 

有人说他仅仅是在摧毁。 

也许是这样。 

可是在他从事这项工作的年代里，正是人们大声疾呼迫切需要有一支能摧毁社会的队伍的时候，领头的也正是要伊拉斯谟和拉伯雷这样的人。 

谁也未能预见到，他们要建立的许多新大厦中的许多东西，还会象旧房子一样龌龊难看。 

不管怎样，那是下一代人的过错。 

下一代人是我们该责备的。 

他们本来有机会重起炉灶，极少有人能遇到这样的良机。 

他们却忽视了这个机去；还是让上帝宽恕他们吧。 

十五　旧时代的新招牌

现代诗人中的最伟大者把世界看做一片大海，有着许多船只在航行。每当一只船撞上另一只，便产生“美妙的音乐”，人们称它为历史。 

我愿意借用海涅的大海，不过只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和比喻。我们在孩提的时候喜欢向水池里扔石子，觉得好玩。石子溅起美丽的水花，漂亮的涟漪引起不断扩大的圆圈，很好看。如果手边有砖头（有时正好有），还能用核桃壳和火柴做成“无敌舰队”，让它陷于壮观的人为风暴之中。沉重的投掷物可别让人失去平衡，不然会把离水太近的小孩摔下去，弄得他事后躺在床上，连晚饭都吃不了。 

在专门为成人保留的世界里，同样的消遣并不是无人知晓，但结局却远为惨痛。 

一切都平静安然，阳光明媚，滑冰者欢快地摇摆着。突然，一个胆大的坏孩子抱着块大石头来了（天晓得他是从哪儿找来的），别人还没来得及拦住他，他已经用力把石头扔在池塘中间，接着是一场大乱。大家问是谁干的，该怎样揍他的屁股。有人说：“放他走吧。”其它人嫉妒这孩子，因为他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就也拾起周围的旧东西扔进水洼，大家都溅了一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结局往往是一场群殴，几百万人打破了脑袋。 

亚力山大就是这样一个胆大的坏孩子。 

特洛伊的海伦美丽动人，是个胆大的坏女人。这些人充斥了历史。 

但从古至今，最坏的肇事者是那些卑鄙的小人，他们怀有自己的目的，把人们一潭死水般的思想上的冷漠态度作为用武之地。头脑正常的人对他们恨之入骨，一旦抓住他们，就非科以重罚不可，我对这一点毫不奇怪。 

想一想近四百年他们造成的灾难吧。 

他们是复辟旧世界的首领。中世纪的雄伟城壕反映这样一个社会的影子：它在颜色和结构上都很谐调。它并非完美无缺，但人民喜欢它，爱看自己小宅院的红砖墙与昏灰色的天主教堂溶为一体，教堂塔楼居高临下，望着他们的灵魂。 

文艺复兴可怕地飞溅而起，隔夜间天翻地覆。不过这仅仅是开始。可怜的自由民刚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吓人的日耳曼僧人又出现了。他们带来整整一车特意准备的砖头，扔进教皇的环礁湖中心。这的确太过份了，难怪世界花了三个世纪才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研究这段历史的老历史学家常犯一个小错误。他们看到动乱，下定论说涟漪是由一个共同原因引起的，并轮换称它是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 

如今我们了解得清楚多了。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两项运动，都宣称追求同一个目的。不过它们为达到最终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却截然不同，以致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徒双方经常互怀敌意。 

双方都信仰人应享有最高的权利。在中世纪，个人淹没于集体之中。这不象约翰·多伊。约翰·多伊是个聪明人，随意来去，任意做买卖，十几个教堂中他想去哪个便去哪个（也许哪个都不去，这要看他的嗜好和偏见）。他一辈子从生到死都遵循经济和精神礼节的僵板小册子行事，这小册子教导他说，身体是从自然之母哪儿随便借来的次品衣服，除用来暂时寄托灵魂外毫无价值。 

这种训练使他相信，这个世界只不过是通往未来美好位界的中继站，对它应持鄙视态度，就象去纽约旅行的人鄙视昆斯敦和哈利法克斯一样。 

约翰很安于这个世界，幸福地生活着（因为他只知道这个世界）。这时来了两个神仙教母：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她们说：“高贵的公民，起来吧，从今住后你自由啦。” 

约翰问道：“自由去干什么？”她们回答不一。 

“自由去追求美的东西”，文艺复兴回答。 

“自由去探求真理”，宗教改革告诫他。 

“自由去探索过去，那时的世界是真正属于人类的。自由去实现诗人、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曾一心一意追求的理想。自由去把整个宇宙囊括在你的永恒的实验室里，使你知道它的一切奥秘，”文艺复兴许诺道。 

“自由去研究上帝的言词，你会得到灵魂的拯救和对罪孽的饶恕”，宗教改革警告道。 

她们转身走了，留下可怜的约翰·多伊享有新的自由。但是，新自由比昔日的束缚更令人难受。 

不管是万幸还是不幸，文艺复兴很快与既定的秩序携手和好了。菲狄亚斯和贺瑞斯的后裔发现，对上帝的信仰和表面上对教会法规的顺从大相径庭，只要小心称呼了赫尔克里斯神、施法者约翰·赫拉和圣母玛丽亚，便可以极不圣洁地画异教图画，谱写异教协奏曲。 

这就象去印度的旅行音，只要遵守一些无关重要的法律，便能进入庙宇，还可以自由自在地旅行，惹不了麻烦。 

但在路德的真诚追随者眼里，最小的细节也会成为无比重大的事。《旧约全书》中错了一个逗号便意味着流放。要是在《启示录》里用错了一个句号，就会立即处死。 

这种人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宗教信仰，在他们看来。文艺复兴的轻松的折衷精神是懦夫的行为。 

结果，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分手了，再也没有联合。 

于是宗教改革单独抵挡整个世界，穿上“正确”的铠甲，准备保卫它最神圣的财产。 

开始时，反叛的军队几乎全是日耳曼人。他们战斗，受难，英勇无比。但是，相互嫉妒是灾祸之根，北方各国间的争吵很快抵消了他们的努力，最后被迫接受停战。导致最后胜利的策略是由一个完全不同的天才提出来的。路德让位给了加尔文。 

早该如此。 

在伊拉斯谟度过许多不愉快时日的同一个法国学院里，有一个瘸腿（高卢人子弹的结果）黑胡子的西班牙年轻人，他梦想一天能率领上帝的一支新军队，扫清世上所有异教徒。 

需要由一个狂热者打败另一个狂热者。 

只有象加尔文这样坚韧不拔的人，才能打败罗耀拉的计划。 

我很高兴没有生活在十六世纪的日内瓦。不过同时，我也深感庆幸十六世纪有日内瓦存在。 

没有它，二十世纪的世界会更为糟糕，我这样的人很可能会啷入狱。 

这场光荣之战的英雄，著名的约翰·加尔文，比路德年小几岁。出生日：一五○九年六月十日。出生地：法国北部诺扬城。出身：法国中产阶级。父亲：低级的圣职人员。母亲：酒馆老板之女。家庭成员：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少年受教育的特点：敏捷、单纯、做事有秩序、不吝啬、细致、有效率。 

约翰是二儿子，家里本打算让他当教士。父亲有一些有势力的朋友，可以把他安排在好教区。他没满十三岁就在城里的教堂做事，有一小笔固定收入，这笔钱被用来送他在巴黎的好学校读书。这孩子很出众，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说：“留神这个小伙子！” 

十六世纪的法国教育制度能够培养这样的孩子，尽量发挥他的才能。十九岁时，约翰被批准布道，他做一个称职的副主祭的前程似乎注定了。 

但是家中有五儿两女，教堂的晋升又很缓慢，而法律却能提供更好的机会。况且那正是宗教动乱之时，前途难测。一个叫彼尔·奥利维坦的远亲刚刚把《圣经》译成法文。约翰在巴黎时经常与他在一起。一个家庭里有两个异教徒就无法相处，于是约翰便打起行李被送往奥尔良，拜一个老律师为师，以便学会辩护、争论和起草辩护状的业务。 

在巴黎发生的事在这里也发生了。到了年底，这个学生变成了老师，教那些不够刻苦的同学法学概要。他很快掌握了所需要的一切，可以理案。他的父亲高兴地希望儿子有朝一日能成为著名律师的对手，那些律师发表一点意见就能得到一百个金币，远方的贡比涅的国王召见时还坐四轮马车去。 

可是这些梦想从未实现，约翰·加尔文没有干过法律工作。 

他又回到自己的第一爱好，卖掉了法律汇集和法典，专心收集神学著作，一丝不苟地开始了使他成为二十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工作。 

不过那几年学的罗马法典为他以后的活动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再让他用感情看问题是根本不可能了。他对事物很有感受，而且入木三分。请读一读他写给追随者的信吧，这些人后来落入天主教会手里，被判处用做火活活烤死。在无望的痛苦中，他们依然把他的信视为世间最优美的佳作，信中表达了对人的心理的入微理解，致使那些可怜的受害者在临死前还在为一个人祝福，而正是这个人的教诲使他们陷入危境。 

不，加尔文不象他的许多敌人所说的，是个铁石心肠的人。但是生活对他是神圣的职责。 

他竭尽全力对上帝和对自己诚实，因而他必须把每一个问题化简为基础的原则和教义，再把它交付人类感情的试金石检验。 

教皇庇护四世得知他的死讯时说：“这个异教徒的力量在于他对金钱的冷漠。”如果教皇是在称颂他的死敌毫不考虑个人的私利，那么他说对了。加尔文一生一直很穷，并拒绝接受最后的一笔季薪，因为“疾病已经使他不能再象从前那样挣钱了。” 

但是他的力量却表现在另一方面。 

他只怀有一个信念，一生只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认清《圣经》中体现的真正的上帝，当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在他看来已经能够经得起所有的争辩和反对时，他就把它纳入到自己的生活准则中。从此他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完全无视自己的决定会引起的后果，成为不可战胜、不可阻挡的人。 

然而这个品质直到许多年后才表露出来。在转变信念后的前十年，他不得不竭尽全力对付一个平庸的问题：谋生。 

“新学”在巴黎大学获得的短暂胜利，关于希腊文词尾变化、希伯莱文的不规财动词和其它受禁的知识的几次授课，全部引起了反响。连坐在著名的博学宝座上的教区长也受了有害的日耳曼新教义的污染，于是人们采取措施，清洗那些现代医学会称为“思想传播者”的人。据说加尔文曾经把几篇最会引起异议的讲演稿交给教区长，于是他的名字出现在嫌疑犯名单的前列。他的房间被搜查，文章被没收，还签署了逮捕他的命令。 

他闻讯藏到了朋友家里。 

诚然，小小学院里的风浪不会持久，但在罗马教会里供职已经不可能了。到了做出明确决断的时刻。 

一五三四年，加尔文与旧信仰绝裂了。几乎与此同时，在俯瞰法国首都的蒙特马特山上，罗耀拉和他的几个学生也庄严起皙，誓言后来纳入了耶稣会法规。 

接着，他们都离开了巴黎。 

罗耀拉往东而去，但一想到他第一次攻击圣地的不幸结局，又原路返回了，来到罗马。他在那儿开始的工作使他的英名（也许是臭名）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约翰却不同。他的上帝王国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他四处漫游，希望能找到一席安静之地，用余下的时间阅读、思索和平静地宣讲他的道理。 

他在去斯特拉斯堡的路上时，查理五世和弗朗西斯一位交战了，这迫使他绕道瑞士西部。在日内瓦他受到吉勒莫·法里尔的欢迎，他是法国宗教改革中的海燕，是从长老会和宗教法庭的牢笼里逃出来的杰出人物。法里尔张开双臂迎接了他，告诉他在小小的瑞士公园里可以完成的业绩，并请他留下。加尔文要求有时间考虑，然后他留下了。 

为了躲避战争，新天国应该建立在阿尔卑斯山脚下。 

那是个奇怪的世界。 

哥伦布出发寻找印度，偶然发现了新大陆。 

加尔文寻找一席静地，以便以研究和思索圣教度过余生。他漫步来到一个三等的瑞士小镇，把它做为精神首都，人们很快把天主教王国的领地变成了庞大的基督教帝国。 

读历史既然能达到包罗万象的目的，为什么还要读小说？ 

我不知道加尔文的家庭圣经是否仍被保存着。如果有，人们会发现，载有丹尼尔的书的第六章磨损得特别厉害。这个法国改革家是个有节制的人，但他常常要从一个坚定不移的上帝仆从的故事里获取安慰，那个人被扔进狮穴，后来他的清白救了他，使他没有悲惨地过早死去。 

日内瓦不是巴比伦。它是个令人起敬的小城，居住着体面的瑞士裁缝。他们严肃地对待生活，却比不上这位新宗教领袖，他象圣彼得一样在讲坛上滔滔不绝地布道。 

况且，有一个叫内布查尼萨的，是撒沃依的公爵。凯撒的后裔正是在与撒沃依家族的无休止的争吵中决定和瑞士的其他地区联合起来，加入宗教改革运动。日内瓦和维登堡的联合犹如相互利用的婚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而不是相互爱慕基础上的结合。 

但是，日内瓦改奉新教的消息一传开，所有热衷于各种新的千奇百怪的教义的传教士——它们不下五十个——都涌到了莱芒湖边。他们干劲十足，开始宣讲迄今活人所能想出的最怪诞的教义。 

加尔文从心里憎恶这些业余预言家。他深知他们只会对自己所标榜的事业带来危险，他们是热情的战士，但走错了路。他休息了几个月后，做的头一件事便是尽可能准确、简练地写下他希望新教民能够掌握的对与错的界线。这样，谁也不能挪用老掉牙的借口：“我不知道呀。”他和朋友德里尔亲自把日内瓦人分为十人一组进行检查，只有宣誓效忠这个奇怪的宗教法才能享有全部公民权力。 

接着，他为年轻人编写了一本庞大的教义问答手册。 

他又说服了市议会，把所有仍然坚持错误的旧观点的人赶出城去。 

为下一步行动清扫了道路之后，他按照《出埃及》和《申命记》中政治经济学家制定的规范，开始建立一个公国。加尔文象其它许多大改革者一样，不是现代基督徒，倒更多象个古典犹太人。他嘴上崇拜上帝耶稣，但心里却向往摩西的耶和华。 

当然，在感情压力很大的时候常会出现这种现象。卑贱的拿撒勒木匠对仇恨和斗争的看法明确无误，以至于在他的见解和暴力办法之间不可能找到折衷物。两千年来，各个民族、每一个人都想以暴力达到目的。 

所以战争一爆发，所有有关的人便都默许了；人们暂时合上福音书，在血泊和雷鸣中兴高彩烈地打滚，沉迷于《旧约》的以眼还眼哲学之中。 

宗教改革的确是场战争，而且很凶残。没人乞求生命保障，也没有饶恕，加尔文的公国实际上是个军营，任何个性自由的表现都逐一被压制了。 

当然，这一切的取得并非没有阻力。一五三八年，组织中比较开朗的份子的出现对加尔文形成很大的威胁，他被迫离开了城市。但到了一五四一年，他的支持者又一次掌权。在一片钟声和教土们响亮的赞美声中，乔安尼斯行政长官又回到了罗呐河的城堡。从此他成为日内瓦没有王冠的国王，在以后的二十三年中致力于建立和完善神权形式的政府，这自从伊齐基尔和埃兹拉的年代以来还没人见过。 

按照《牛津大辞典》的解释，“纪律”一词意为：“使受控制，训练服从和执行。”它最好地表达了加尔文梦想中的整个政治宗教结构的实质。 

路德的本性和大部分日耳曼人的一样，是感伤主义者。在他看来，只有上帝的话才足以向人们指出通向永恒世界的道路。 

这大不确切了，不适合法国改革家的口味。上帝的话可以是希望的灯塔，但是道路漫长黑暗，还有能使人忘记自己目的的各种诱惑。 

然而这个新教牧师却不会走弯路，他是个例外。他知道所有陷阱，也不会被收买。如果偶尔要走出正道，每周的教士例会就很快能使他认清自己的责任，在会上，所有名符其实的正人君子都可以自由地相互批评。因此他是所有真切追求拯救的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我们爬过山的人都知道，职业导游偶尔可能成为不折不扣的暴君。他们知道一堆岩石的险处，了解一块看来很平坦的雪地的危险，他们对自己所照顾的旅行者有完全的命令权，哪个傻爪胆敢不听命令，强言厉语便会劈头盖脸泼下来。 

加尔文的理想公国中的教士也有同样的责任感。对那些跌倒了、要求别人扶起来的人，他们高兴地伸出援助之手。但是，一意孤行的人只要想离开已经开辟好的道路，离开大学，那只手便抽回来变成了拳头，击出又快又可怕的惩罚。 

在其它许多宗教组织里，教士也喜欢使用同样的权力。但是地方长官嫉妒他们的特权，极少允许教士与法庭和行刑官并驾抗衡。加尔文知道这些，在他的管辖区，他建立了一种教会纪律，实际上超过了法律。 

大战之后出现了许多怪异的错误历史概念，坯流传甚广，但其中最令人吃惊的是说法国人（与条顿人相比）是热爱自由的民族，憎恨所有的管辖。数世纪以来，法国一直在官僚体制统治之下，很庞杂，却比战前普鲁土政府的效率低很多。官员们上班迟到早退，领子也系得不周正，还抽着劣等纸烟。要不然他们就乱搞一顿，引起人们反感，象东欧的政府官员一样，而公众却很温顺地接受官员们的粗鲁，这对于一个醉心于反叛的民族来说真是使人惊讶。 

加尔文钟爱集权，是个理想的法国人。他在某些细节上已经接近了拿破仑成功的诀窍。但他不象那个伟大的皇帝。缺乏个人的雄心大志，他的胃口很差，也没有幽默感，只是个严肃得可怕的家伙。 

他为了寻找适应于他那个耶和华的词句，翻遍了《旧约》，然后让日内瓦人接受他对犹太历史的解释，把它做为上帝意愿的直接体现。一夜之间，罗呐河的这座迷人城市变成了悲哀的罪人云集之地。由六个教士和十二个长者组成的城市宗教法庭日夜监听着市民的私下议论。谁被怀疑有“受禁的异教观点”的倾向，便被传讯到长老会法庭，检查他的所有论点，解释从哪里、怎样得到那些向他灌输有害思想使他迷失路径的书的。被告如果有悔过表示，使可免刑，判处他到主日学校旁听。如果他固执已见，便要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城市，不许再在日内瓦联邦管辖区内露面。 

但是与所谓的“教议会上院”发生矛盾，并不只是因为缺乏一点正统感。下午在邻村玩一玩滚木球，如果被控告（常常会这样），便有理由被狠狠责骂一番。玩笑，不管有用没用，都被认为是最坏的形式。婚礼上搞一些智力题目就足够啷铛入狱了。 

渐渐地，新天国里充满了法律、法令、规则、命令和政令，生活变得无比复杂，失去了昔日的风采。 

不许跳舞、不许唱歌、不许玩扑克牌，当然也不许赌博。不许举办生日宴会，不许举办乡间市场，不允许有丝绸和所有外表华丽的装饰品。允许的只是去教堂，去学校，因为加尔文是个思想主张鲜明的人。 

胡乱的禁止可以免除罪孽，但不能强迫人热爱美德，美德来源于内心的启迪。于是建立了优秀的学校和第一流大学，鼓励一切治学活动。还建立了有趣的集体生活，以吸引大家的剩余精力，使人忘记苦难和限制。加尔文的制度如果完全不考虑人的情趣，就不能存在下去，也就不会在近三百年历史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不过，所有这些要归功于一本论述政治思想发展的书。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日内瓦为宽容事业做了些什么，结论是，新教徒的罗马一点不比天主教的罗马强。 

我在前面几页历数了可以减轻罪孽的情况。那个时代有诸如圣巴陀洛梅大屠杀和铲除许多荷兰城市的野蛮行径，困此期望一方（弱的一方）实现等于坐以待毙的美德完全是荒谬无稽的。 

但这并不能开脱加尔文煽动法庭杀害格鲁艾和塞维图斯的罪责。 

在第一个人的案件中，加尔文尚且可以说，雅克·格鲁艾有重大嫌疑煽动市民暴动，是图谋推翻加尔文主义的政党。但是，塞维图斯很难说是对社会安全，也就是对日内瓦构成任何威胁。 

按用现代护照的规则，他只是“过境者”，再过二十四小时就离境，但他误了船，为此丧了命。这是个耸人听闻的故事。 

麦格尔·塞维图斯是西班牙人，父亲是受尊敬的公证人（这在欧洲有半法律的地位，不只是拿着盖章机看人家签了字使索取两毛五的年轻人）。麦格尔也准备从事法律工作，被送到土鲁兹大学。那些日子很快洁，所有教学都用拉丁文，学习范围广及各业，整个世界的智慧对所有人都敞张，只要学会五个词尾变化和几个不规则的动词就行。 

塞维图斯在法国大学里认识了胡安·德·金塔那。金塔那不久成为查理五世皇帝的忏悔教父。 

中世纪的皇帝加冕很象现代的国际展览会。一五三○年查理在波罗那加冕时，金塔那把麦格尔带去做秘书。这个聪明的年轻西班牙人看到了所有的一切，他象当时的许多人，有永远满足不了的好奇心，在以后的十年里接触了各种各样的学科，有医学、天文学。占星术、希伯莱文、希腊文、还有最要命的神学。他是个很有潜力的医生，在研究神学时产生了血液循环的想法。这可以在他的反对三位一体教义的第一本书第十五章中找到，检查过塞维图斯著作的人竟没有看出他做出了这样一项最伟大的发现，这充分说明十六世纪神学思想的偏执。 

塞维图斯要是坚持医学研究该有多好啊！他可以活到老年平安死去。 

但他简直不能避开那时被激烈争论的紧要问题。他认识了里昂的印刷厂，便开始对形形色色的题目发表自己的看法。 

如今一个慷慨的百万富翁可以说服一所学院把“三位一体学院”改成一种流行烟草的商标，而且还安然无事。宣传机器说，“丁古斯先生如此大方解囊，难道不好吗？”大家便说：“阿门！” 

今日的世界似乎已经不再对亵渎神明这种事情感到震惊，因而要想描绘过去的情况——在那时，仅仅怀疑一个市民对三位一体说了些不敬之言，便足以使整个社会陷入惊恐——这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们要是不充分体会这些，就不能理解十六世纪上半叶塞维图斯在善良的基督徒心目中所造成的恐怖。 

他根本不是激进派。 

他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自由派。 

他抵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承认的三位一体旧信仰。由于他坚信自己的看法正确，使给加尔文写信，建议到日内瓦和他进行私人会晤，彻底讨论整个问题。他写信是犯了极大的错误。 

他没有被邀请。 

其实他也不可能接受邀请，里昂的宗教法庭大法官已插手此事，塞维图斯人狱了。法官早已风闻这个年轻人的亵渎行为，因为他秘密收到了受加尔文指使的日内瓦人送来的一封信。 

不久，又有一些手稿证实了对塞维图斯的控告，也是加尔文秘密提供的。看来加尔文并不在乎谁绞死这个可怜家伙，只要他被绞死就行。可是宗教法官玩忽了圣职，塞维图斯跑掉了。 

他首先想穿越西班牙边境，但他的名字人所共知，长途旅行穿过法国南部很危险，于是他决定绕道日内瓦、米兰、那不勒斯和地中海。 

一五五三年八月一个星期六的黄昏，他来到日内瓦。他本想搭船到湖对岸去，可是在安息日将近的时候是不开船的，要等到星期一。 

第二天是星期日，当地人和陌生人都不许逃避宗教礼拜式，否则便是不端行为。塞维图斯也去教堂了。他被人认出来，遭到逮捕。塞维图斯是西班牙国民，没有被指控违反日内瓦的任何法律。但他在教旨上是自由派，不敬神明，胆敢对三位一体发表异端言论。这种人要想得到法律的保护才是荒唐哩。罪犯或许可以，但异教者却不行！他不由分说被锁进肮脏潮湿的小洞，钱财及一切个人物品全被没收。两天后，他被带上法庭，要求回答问题单上的三十八个不同问题。 

审判延续了两个月零十二天。 

最后，他被控有“坚持反对基督教基础的异端邪说”罪。在谈到他的观点时，他的回答使法官暴跳如雷。对这类案件的一般判处，尤其是对外国人，是永远赶出日内瓦城，而塞维图斯的案子却是例外。他被判处活活烧死。 

与此同时，法国法庭也重新开庭审理这个逃亡者的案子，与新教徒达成同样结论，判处塞维图斯死刑，并派出司法长官到日内瓦，要求把罪犯交给他带回法国。 

要求被回绝了。 

加尔文也能执行火刑。 

走向刑场的路程确实很艰难，一队牧师跟着这异教者走完最后的旅程，嘴里还喋喋不休地进行说服。极度的痛苦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直到人们出于对可怜牺牲者的同情向火焰里扔出一把刚采集的柴枝为止。对于喜欢这类事情的人来说，这读起来倒是有意思，不过还是略过不谈为好。死刑多一个或少一个，在宗教狂热放肆无忌的年代又有什么区别呢？ 

可是塞维图斯案件不会事过境迁，它的后果实在可怕。业已赤裸裸地表明，那些新教徒虽然口口声声地叫嚷“保留已见的权利”，实际上不过是伪装的天主教徒，心胸狭窄，对待不同己见者象对敌人一样残酷；他们只是等待时机，建立他们自己的恐怖统治。 

这个指控是严肃的，不能只耸耸肩膀说“咳，你还能期望什么”便一了百了。 

我们有关于这次审判的大量材料，也详细知道外界是怎样看待这次判决的，读起来的确令人痛心。加尔文曾经出于一时的慷慨，倒也建议过不烧死塞维图斯，改为砍头。塞维图斯感谢他的仁慈，却要求另一种解决方法。他要求获释自由。他坚持认为（道理全在他这一方）法庭对他没有裁判权，他只是探求真理的正人君子，因此有权利在大庭广众之下与对手加尔文大夫辩论。 

但加尔文不要听这些。 

他已经起过誓，这个异教徒一旦落入手中就决不让他活着逃走，他要信守誓言。他要给塞维图斯判罪，就必须得到头号大敌——宗教法庭的合作，但这无关紧要，如果教皇有可以进一步给那个不幸的西班牙人加罪的文件，他甚至也可以与教皇携手。 

还有更糟的事情。 

塞维图斯临死的那天早上求见加尔文，加尔文便来到又黑又脏的牢房。 

此时此刻，他应该大度一点，也要有点人性。 

他全都没有。 

他站在这个两个小时后就要去见上帝的人的面前，争辩着，唾星四溅，脸色铁青，大发雷霆，却没有一句怜悯仁慈的话，一个字都没有。有的只是恶毒和仇恨：“活该，顽固的流氓。烧死你这该死的！” 

这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 

塞维图斯死了。 

所有的塑像和纪念碑都不能使他重生。 

加尔文死了。 

上千卷咒骂他的书也触及不到他那不为人知的坟墓。 

狂热的宗教改革者在审判时浑身战栗，生怕亵渎的流氓逃掉；教会的坚定支持者在行刑后赞美欢呼，相互写信道：“日内瓦万岁！采取行动啦。” 

他们全都死了，也许最好也被人们遗忘。 

我们只需要留心一件事。 

宽容就如同自由。 

只是乞求是得不到的。只有永远保持警惕才能保住它。 

为了子孙中的新的塞维图斯，让我们记住这一点吧。 

十六　再洗礼教徒

每一代都有自己的怪物。 

我们有“赤党”。 

父辈有社会主义者。 

祖辈有莫利·马圭尔。 

曾祖辈有雅各宾派。 

三百年前的祖先不比现在好。 

他们有再洗礼教徒。 

十六世纪最流行的《世界史纲》是一本“世界之书”或编年表，作者塞巴斯蒂安是个肥皂匠，禁酒主义者，住在乌尔姆城；这本书是在一五三四年出版的。 

塞巴斯蒂安了解再洗礼教徒。他和一个再洗礼教徒家庭的女儿结了婚姻。他与他们的信念不同，因为他是个坚定的自由思想者。但是关于他们，他写道：“他们只教授爱、信仰和十字架杀身，在任何苦难里都能保持耐心和谦卑，彼此真诚相助，互称兄弟，还认为大家可以分享一切。” 

应该不苟言词地夸赞他们，但一百年来他们却象野兽一样被猎取，最血腥年代中的最残忍处罚加在了他们身上。这却是怪事。 

但是有一个原因，要理解它，必须记往宗教改革中的一些事。 

宗教改革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解决。 

宗教改革给世界带来了两个监狱而不是一个，制造了一本一贯正确的书，用来取代某一个一贯正确人，建立了（不如说是试图建立）黑袍教士的统治以代替白袍教士。 

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和牺牲，只获得这样贫乏的成果，这的确使千百万人心灰意冷。他们本来盼望尔后能有一千年的社会和宗教安定，根本没有准备对付迫害和经济奴役。 

改革者本来准备做一次大冒险，却发生了一件事。他们掉进码头和船的空隙里，不得不拼命挣扎，尽量露出水面。 

他们处在了可怕的境地，他们已离开旧教会，良知又不准他们加入新信仰。在官方眼里他们已经不存在，可是他们还活着，还在呼吸，既然继续活着和呼吸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便想把邪恶的世界从愚昧中解救出来。 

最后他们活下来了，不过请不要问是怎样活的。 

他们被剥夺了旧的关系，就必须结成一个新组织，找到新领袖。 

但神经正常的人怎么会去管这群可怜的疯子呢？ 

结果，有预见力的鞋匠以及充满幻觉和歇斯底里的助产婆担当了预言家的角色。他们乞求、祷告、胡言乱语，开会用的小黑屋的椽木都在虔诚信徒的赞美声中颤抖，直到村里的法警不得不来察看这不体面的干扰时寸罢休。 

接着，好几个男女被捕入狱，村镇议员们开始进行所谓的“调查”。 

这些人既不去天主教堂，也不敬新教徒的苏格兰教会。因此要请他们说明自己是什么人、信仰什么教。 

说实在的，那些可怜的议员们的处境委实尴尬困难，因为囚犯是所有异教徒中最不幸的，对宗教信仰一丝不苟。许多最受敬重的改革者颇为世故，只要能过舒适体面的生活，做一点妥协也未尝不可。 

但真正的再洗礼教徒却是另一种人，他厌恶所有不彻底的措施。耶稣曾告诉过追随者，遭敌人打时，要把另半边脸也转过去让他打，持剑者必死于剑下。对再洗礼教徒来说，这意味着绝对的命令，不许使用暴力。他们慢条斯理无休止地小声说什么环境会使情况改变，他们当然反对战争，但这场战争不同往常，扔几颗炸弹，偶尔使用一下，只此一回，上帝是不会介意的。 

圣令毕竟是圣令，不过如此。 

他们拒绝应征，拒绝扛枪。当他们因为主张和平主义而被捕时（他们的敌人正是这样称呼这种实用基督徒的），他们总是心甘情愿地接受命运，背诵《马太福音》第三十一章第五十二节，直到以死亡结束他们的苦难。 

但是反对好战主义只是他们怪僻行径中的一小部分。耶稣教导说，上帝的王国和凯撒的王国大相径庭，彼此不能也不应该溶合。很好，说得一清二楚。据此，所有的好的再洗礼教徒都小心地避开了国家的公职，拒绝当官，把别人浪费在政治上的时间用来研究《圣经》。 

耶稣告诫他的信徒不要丧失体面去争吵，再洗礼教徒便宁可丧失财产所有权，也不向法庭提出异议。还有其它几点使这些怪人与世界隔开了，但是这几个怪僻行为的例子却引起过着享受生活的肥胖邻人的疑心和厌恶，他们总是把“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的宜人教旨和虔诚混为一谈。 

即使是这样，如果再洗礼教徒有能力保护自己不被朋友伤害，也可以象洗礼徒及其他许多观点不同的人一样，找到和官方调解的方法。 

然而作为一个教派，他们被怀疑有许多奇怪的罪责，而同有根有据。首先，他们一丝不苟地读《圣经》。这当然不是罪责，但让我把话说完。再洗礼教徒研究《圣经》时不带任何偏见，但谁要是特别喜欢《天启录》，那可是很危险的。 

直到十五世纪，这本怪书仍然因为有点“虚伪”而遭抵制，但是对易于感情冲动的人来说，这本书很受欢迎，流放中的帕特莫斯说的语言，这些被猎捕的可怜虫完全可以理解。当虚弱的怒火使他浸沉于现代巴比伦的歇斯底里预言时，所有再洗札教徒就齐声高呼“阿门”，祈祷新天国新大地快些到来。 

软弱的头脑屈从于高度狂热的压力，这并不是头一次。对再洗礼教徒的每一次迫害几乎都伴随着宗教疯狂的爆发。男人女人赤条条地冲上大街，宣布世界的未日，竭力想在怪诞的牺牲中平息上帝的怒火。老巫婆闪入其它教派正在举行的仪式，打断会议，刺耳地嚎叫着，胡言乱语，说魔鬼就要来了。 

这类苦恼（程度轻一些）当然总是和我们形影不离。读一读日报，你会看到在俄亥俄州、衣阿华州或佛罗里达州的偏僻小村里，有一个女人用切肉刀把丈夫大卸八块，因为天使的声音“让她如此”；或是头脑清醒的父亲预见到七支号角的声音，便杀死了妻子和八个孩子。不过，这是绝无仅有的例外。他们很容易被当地警察抓住，也不会给国家的生活和安全带来影响。 

但是一五三四年在美丽的小城蒙斯特发生的事却不同往常，严格按照再洗礼教徒的理论讲，新天国确在那里宣布建立了。 

所有北欧人一想起那恐怖的冬春就浑身打战。 

这件事中的恶根是个漂亮的裁缝，叫简·比克斯宗。史书上称他是莱顿的约翰，因为约翰是那个勤奋小城的人氏，在脏乱不堪的莱茵河畔度过了童年。他象当年所有的学徒一样，东游西转，南奔北跑学习他那行当的秘诀。 

他读和写的本事只够偶尔玩一玩的，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许多人明白自己社会地位的卑贱和知识的缺乏，有一股自卑感，但他没有。他年轻漂亮，脸皮厚，酷爱虚荣。 

他离开英国和德国很久之后，又回到了故乡，做起长袍和礼服的生意。同时他加入宗教，开始了不寻常的生涯，成为托马斯·芒泽尔的信徒。 

这个芒泽尔以做面包为业，是个著名人物。一五二一年，有三个再洗礼预言家突然出现在维腾贝格，要向路德指出通往拯救的真正道路，芒泽尔便是其中之一。他的本意虽好，却不受赏识，被赶出了新教徒城堡，永远不许在撒克森尼公爵的管辖范围内露面。 

到了一五三四年，再洗礼教徒已经历了许多失败，于是他们孤注一掷，把一切押在一次大胆的大规模行动上。 

他们选中威斯特法伦的蒙斯特做为最后的尝试点，这倒不使人惊讶。该城的公爵主教弗朗兹·范·沃尔德克是个鲁莽的醉汉，长年和六个女人公开姘居，从十六岁起就因为生活的堕落无道而得罪了所有正派人士。城市兴起新教时他让步了。但他是个远近闻名的骗子，他的和平条约并没有使新教徒得到安全感，而没有安全的生活太难受了。于是蒙斯特的居民都憋足了劲，等着下一次选举。这带来了一桩吃惊之事，城市政权落入了再洗礼教徒手中，主席是个叫伯纳德·尼普多林克的人，他白天是布商，晚上是预言家。 

那个主教看了一眼新长官，便溜走了。 

这时莱顿的约翰出场了。他来到蒙斯特的身份是简·马希兹的圣徒。马希兹自己创建了一个教派，被拥为圣人。约翰听说正义事业进行了一次有力的出击，便留下来庆祝胜利，并清除原主教在教区里的影响。再洗礼教徒为了斩草除根，把教堂变成采石场，没收了为无家可归的人建造的女修道会，焚烧除去《圣经》外的所有图书。更有甚者，他们把所有拒绝按照再洗礼教徒的仪式进行再洗礼的人赶到主教营地，不是砍头就是溺毙，原因是，他们都是异教徙，他们死了对社会不会造成什么损失。 

这便是序幕。 

戏剧本身的可怕程度有增无已。 

信仰几十种新教旨的上层教士涌向这个新耶路撒冷。他们在那儿遇到一些人，他们以为自己对虔诚、正直、向上的人们有号召力，但一遇到政治和手腕就象孩子一样无知了。 

蒙斯特被占领了五个月，在这期间，所有社会和精神复活的计划、制度和议程都尝试了一遍，每一个羽毛初成的预言家都在议会上炫露了一番。 

不过一个充满逃犯、瘟疫和饥饿的小城显然不是一个合适的社会学实验室。不同宗派之间的分歧和争吵削弱了军队首领的努力。在这危机关头，裁缝约翰挺身而出。 

他荣耀地昙花一现之时刻到来了。 

在饥饿的人们和受难的孩子中，一切事情都是可能的。约翰照搬他在《旧约》里读到的旧神学政府的形式，开始建立他的王国。蒙斯特的自由民被分为以色列的十二个部落，他自己当国王。他本来已经和预言家尼普多林克的女儿结了婚，现在他又娶了一个寡妇、他从前的老师约翰·马希兹的妻子。后来他想起索罗门，便又加了两三个妃子。从此一出令人作呕的滑稽剧开场了。 

约翰整天坐在商业区的大卫宝座上，人们站在周围，听宫廷牧师宣读最新命令。这来得又快又猛，因为城市的命运日趋恶化，人民迫切需要它。 

然而约翰是乐观派，他完全相信一纸条令的无上权威性。 

人们抱怨太饿了，约翰便许诺解决他们的问题。接着国王陛下签署了一道圣旨，城中财产在富人和穷人中均分。铲除街道做菜园，所有餐馆共同享用。 

到此还算顺利。但有人说，富人藏起了一部分财产。约翰让臣民不要着急。第二次法令宣布，谁违反任何一条法律就立即砍头。注意，这个警告可不是随随便便的恐吓，因为这个皇室裁缝手里总握着剑和剪刀，经常亲自动手行刑。 

接着到了幻觉时期，人们都陷入各种宗教狂热，成千上万的人不分白天黑夜地挤在商业区，等待报喜天使吹起的号角。 

然后是恐怖时期，这个预言家靠嗜血成性积攒起来的勇气，割断了他的一个王后的喉咙。 

下面便是报应的可怕日子，两个绝望的市民为主教的军队打开了城门，预言家们被锁在铁笼里，在威斯特法伦的各个乡间市场上示众，最后被折磨至死。 

这是个怪诞的尾声，但对众多惧怕上帝的朴素灵魂却具有可怕的后果。 

从此，所有再洗礼教徒都被通缉。逃过蒙斯特大屠杀的首领也象野兔一样被猎捕，就地处决。在每一个讲坛上。大臣和牧师都谴责再洗礼教徒，恶毒咒诅他们的叛逆，他们要妄图推翻现有的秩序，还不如狼狗值得同情。 

对异端的围剿很少能如此成功。再洗礼教徒作为一个教派不复存在了。但是有一件怪事，他们的思想活了下来。被其它教派汲取，溶于形形色色的宗教和哲学体系，变得令人起敬，如今成为每个人精神和智力遗产的一部分。 

这件事叙述起来倒不是难事，但解释原因却很困难。 

再洗礼教徒几乎无一例外是把墨水瓶甚至都看做无用的奢侈品的阶层。 

过去，撰写再洗礼教徒历史的人都把这个教派看成恶毒的宗教激进派。只有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才开始理解，在把基督教发展得更理智更宽容的事业中，这些平贱农民和艺术家的思想起到了多么伟大的作用。 

但是，思想犹如闪电，谁也不知道第二个霹雳会落在哪里。狂风暴雨在锡耶纳上空迸裂而下的时候，蒙斯特的避雷针还有什么用处呢？ 

十七　索兹尼一家

意大利的宗教改革从没有成功过。其实它也成功不了。首先，南部的人并不把宗教看得很重，不需要为它而刀枪相见；其次，罗马近在咫尺，它是宗教法庭的中心，五脏俱全，随便发表见解很危险，还得付出代价。 

不过半岛住着成千上万个人文主义者，他们中间当然会有几个害群之马，重亚里士多德而轻圣克里索斯顿。但这些人也有许多机会来发泄精力，有俱乐部、咖啡馆和注重礼节的沙龙，男男女女可以发挥知识热情又不得罪帝国。这一切都是那样悠闲宜人。其实生活不就是调和吗？它过去不是一直这样吗，在世界的未日到来之前难道就不调和了吗？ 

为什么要为信仰中的枝节琐事而大动肝火呢？ 

经过几句介绍之后，读者在我们的两名主角登场的时候，也就不会再希望有大吹大擂或隆隆炮声了。他们是讲话斯文的君子，做事情都讲究体面。 

然而在推翻使人受难许久的暴政上，他们的贡献却比所有咋咋唬唬的改革者还要大。但这是无法预见的怪事。事情发生了，我们谢天谢地，可是要问原因，哎呀，连我们也不太明白。 

在理智的葡萄圆里安安静静干活的这两个人叫索兹尼。 

他们是叔侄。 

不知是为什么缘故，年纪大的雷利欧·弗朗西斯科拼写名字时用一个“z”，而年轻的福斯图·保罗用两个“z”。不过，人们更熟悉他们名字的拉丁文形式索西尼厄斯，不熟悉意大利文的形式索兹尼，我们可以把这细节留给语法学家和词源学家去解决。 

在影响上，叔叔远不及侄子重要，因此我们先谈叔叔，然后再讲侄子。 

雷利欧·索兹尼是锡耶纳人，出身于银行家和法官世家，命中注定在博洛尼亚大学毕业后要从事法律行当。但他却和许多同代的人一样自行其事地搞起神学来，不再读法律了，摆弄起希腊文、希伯莱文和阿拉伯文，最后（也象大多数同类人的结局一样）成为理智神秘主义者——既很通晓世故，又不够老练。这听来相当复杂，不过能理解我意思的人用不着多加解释，不能理解的人我再费唇舌也没用。 

然而他的父亲还认为儿子能成为世界文坛上的人物。他给了儿子一张支票，让他出去开开眼界。于是雷利欧离开了锡耶纳，在以后的十年里从威尼斯到日内瓦，从日内瓦到苏黎世，从苏黎世到维藤贝格，然后又到伦敦、布拉格、维也纳和克拉科夫，不时在城镇或小村里住上几个月或一年半载，希望能找到有趣的伙伴和学到有趣的新东西。在那个年代，人们一谈起宗教就没完没了，就象现在我们谈生意一样。雷利欧积累了许多五花八门的怪思想，他竖起耳朵到处打听，很快熟悉了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的所有异端论调。 

不过当他带着知识的行李来到日内瓦的时候，迎接他的却是不甚友好的表示客气。加尔文那暗淡的双眼疑心重重地看着这个意大利来访者。他是个出身高贵的杰出年轻人，不象塞维图斯那样贫困无亲无靠。可是据说他倾向塞维图斯。按加尔文所想的，随着对那个西班牙异端派的火刑，三位一体已经是非论定了。其实，恰恰相反！从马德里到斯德哥尔摩，塞维图斯的命运已经成为人们谈论的主题，世界各地思想严肃的人开始站在反对三位一体的一边。这还没有完。他们还利用古登堡的该死发明，四处宣扬自己的观点，由于离日内瓦很远，他们的言辞也多有不敬。 

在这之前不久，出现一本才学横溢的小册子，收有历代教会神父对迫害和惩罚异端者的事情所说所写的一字一句。在加尔文所说的“憎恨上帝”的人们、或按他们自己反驳的“憎恨加尔文”的人们中，这本书立刻大力畅销。加尔文放出风声，要和这个珍贵小册子的作者单独谈谈。不过作者预见到了这个邀请，明智地在封面上删去了姓名。 

据说他叫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曾经是日内瓦一所中学的老师。他对形形色色神学罪孽很有看法，这促成他憎恶加尔文而赞赏蒙田。不过这并没有人证实，只是道听途说。但是，一有人领头，其他人便会起步紧随。 

因此加尔文对索兹尼敬而远之，却建议说巴塞尔的柔和空气比萨沃伊的潮湿气候更适于这位锡耶纳的朋友；索兹尼一动身去著名的古伊拉斯米安要塞，他就衷心祝他一路平安。 

使加尔文庆幸的是，索兹尼叔侄不久便引起了宗教法庭的怀疑，雷利欧被没收了基金，还发高烧，年仅三十六岁便在苏黎世死去了。 

他的过早去世在日内瓦引起了欢腾，不过高兴的时候不长。 

雷利欧除去遗孀和几箱子笔记本外，还有个侄子。他不仅继承了叔叔未尽的手稿，还很快成为更胜于叔叔的塞维图斯热衷者。 

福斯图斯·索兹尼从小就象老雷利欧一样广泛旅行。他的祖父给他留下了一小块不动产。他直到近五十岁才结婚，因此可以把全部时间用在他喜欢的神学上。 

他似乎在里昂做过一段时间的生意。 

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买卖人，但他做买卖经营具体商品而不是精神财富，这一经验使他相信，如果对方在买卖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那么靠屠杀或发脾气是无济于事的。他在一生中一直保持这个清醒的头脑，这种头脑在公司办公室里固然可以找到，但是在神学院里却象海里捞针。 

一五六三年福斯图斯回到意大利。在返程中他来到日内瓦。他好象没有去向当地主教表示敬意。况且加尔文那时已经生病，索兹尼家族的人拜访他只能增加他的烦恼。 

在以后的十多年里，索兹尼在伊莎贝拉·德·梅迪希那儿工作。但一五七六年在这位大太结婚狂喜的几天之后，就被丈夫保罗·奥希尼杀死了。于是索兹尼辞了职，永远离开了意大利，来到巴塞尔，把《赞美诗》译成意大利白话文，还写了一本关于耶稣的书。 

福斯图斯正象他在作品中表露的那样，是个审慎小心的人。首先他的耳朵不好使，耳聋的人都天性谨慎。 

第二，他能从阿尔卑斯山另一面的几块地产中获取收益，托斯卡那的当政者暗示他说，被怀疑是“路德学说”的人在评论使宗教法庭恼火的题目时，只要不太过分就行。于是他采用了许多笔名，出版一本书之前，必须请朋友们看一遍，认为比较安全才送去印刷。 

这样一来，他的书没有列入禁书目录，那本关于耶稣生平的书一直流传到南喀尔巴阡山，落到另一个思想自由的意大利人手里。他是米兰和佛罗伦萨的一些贵妇的私人医生，与波兰和南喀尔巴阡山的贵族结了亲。 

南喀尔巴阡山在那时是欧洲的“远东”，直到十二世纪初期还是一片荒野，一直被用来安顿德国的多余人口。勤劳的撒克逊农民把这片沃上变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秩序井然的小国家，有城市、学校，还有几所大学。但这小国家还是远离旅行通商的要道。一些人由于某种原因，希望远离宗教法庭的亲信，最好与他们相隔几英里的沼泽地和高山，于是这个小国家便成了理想的栖身之地。 

至于波兰，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一提到这个不幸的国家便联想到保守和沙文主义。但是我要告诉读者，在十六世纪上半叶，它却是名副其实的庇护所，保护了所有由于宗教信仰而在欧洲其它地方饱受折磨的人，这是个令人高兴的惊讶吧。 

这个出乎意料的情况是由典型的波兰风格形成的。 

在很长时间里，这个共和国是全欧洲管理得最为拙劣的国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波兰的上层教士玩忽职守，但西方各国主教的放荡和乡村牧师的酗酒也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恼事，因此没能充分重视波兰的情况。 

但在十五世纪下半叶，日耳曼大学里的波兰学生迅速增多，这引起了维藤贝格和莱比锡当权者的注意。学生们开始提出质问。接着，事态发展到由波兰教会管理的克拉科夫波兰学院一垮到底，可怜的波兰人要受教育就必须背井离乡。不久之后，条顿大学受到新教旨的影响，华沙、拉杜姆和琴斯托霍瓦的学生也随之入流。 

他们功满还乡的时候，已经是羽毛丰满的路德派了。 

在宗教改革的前期，国王、贵族和教士要消除错误思想的传播还很容易。不过这样的措施要求共和国的统治者必须团结在一项明确普通的政策之下，这当然很矛盾，因为这个奇怪国家的最神圣的传统是，一张反对票便能推翻一项法律，即使有国会其他所有议员的支持也不行。 

不久之后，那位著名的维藤贝格教授在宣扬他的宗教时又搞了一个经济副产品，那就是没收所有教会的财产，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的肥沃平原上的博尔劳斯家族、乌拉蒂斯家族和其他骑士、伯爵、男爵、王子和公爵，都明显倾向另一种信念，即口袋里要有钱的信念。 

随着这个发现，出现了为修道院的真正领地而进行的非神圣的抢夺，造成了出名的“间歇”，自从有人类记载之时起，波兰人就是靠这种“间歇”拖延思索时间的。在这期间，所有权力都按兵不动，新教徒便利用机会，不到一年就建起了自己的教堂，而且遍布全国。 

当然，新教长之间的争吵最后又使农民回到教会的怀抱，波兰又成为天主教的一个坚固堡垒。可是到了十六世纪下半叶，波兰获得了允许各种宗教派别并存的许可证。西欧的天主教和新教开始了杀绝再洗礼教徒的战争，残存者便向东逃窜，最后定居在维斯杜拉河畔。正是这时，布兰德拉塔大夫拿到了索兹尼关于耶稣的书，表示想认识作者。 

乔古奥·布兰德拉塔是意大利人，医生，而且多才多艺。他毕业于蒙彼利埃大学，是出色的妇科专家。他从始至终都桀骛不驯，却很聪明。他象当时的许多医生一样（想一想拉伯雷和塞维图斯），既是神学家又是神经病专家，扮演的角色时常更换。他成功地治愈了波兰皇太后的病，她原总是有幻觉，认为凡是怀疑三位一体的人都错了，病愈后开始悔恨自己的错误，以后就只判决赞同三位一体教义的人。 

这个好母后已经死了（是被情人杀死的），她的两个女儿嫁给了当地的贵族，布兰德拉塔作为医疗顾问，在政治上发挥了很大影响力。他知道内战已是一触即发，除非采取行动终止宗教上的争吵，于是他尽力想在对立教派之间竖起免战牌。但是达到目的需要一个比他更精于错综复杂的宗教论战的人。他灵机一动，想起了写耶稣生平的那个作者。 

他给索兹尼写了一封信，请他东行。 

不幸的是，索兹尼到达南喀尔巴阡山的时候，刚刚公布了布兰德拉塔私生活中的一大丑闻，那个意大利人也已被迫辞职，到无人知晓的地方去了。索兹尼留在了这个遥远的土地上，娶了个波兰姑娘，一六○四年死在那里。 

他一生的最后二十年是最为有趣的阶段，因为这时他具体表达了他的宽容思想。 

十六世纪后半叶是大量出版宗教问答手册，进行信仰、信条和教旨告解的时代，在德国、瑞士、法国、荷兰和丹麦，人们都在写这些东西。可是各地印刷草率的小册子都表明一个糟糕的信条：他们（也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真理，所有宣过誓的当政者的职责，就是支持这个特殊形式的真理，用剑、十字架和火刑柱惩处那些肆意信仰其它劣等真理的人。 

索兹尼的信仰具有截然不同的精神。它一开始便开门见山地说，它的真正意图绝不是和别人吵架。 

他继续说道，“许多虔诚的人有理由地埋怨说，现在已经出版以及各个教会正在出版的形形色色的教义和宗教手册是基督徒之间产生分歧的根源，因为它们都试图把某些原则强加在人们的良知上，把持异议者视为异端。” 

据此，他以最正式的方法宣布，索兹尼派绝不主张剥夺或压抑任何人的宗教信仰。讲到广义的人性，他又做了如下的呼吁： 

“让每个人自由判断他的宗教吧，因为这是《新约》定下的法则，最初的教会已经做出了先例。我们这些悲惨的人有什么资格要压抑我熄灭上帝已经在人们心中点燃的圣灵之火？我们谁能独占《圣经》的含义？我们为什么不记住，我们唯一的主是耶稣基督，大家都是兄弟，有谁被赋予了压服别人的力量呢？可能其中一个兄弟比别人博学一点，但是在自由和基督的联系上，我们是平等的。” 

所有这些都绝美无伦，只是早了三百年。索兹尼派和其它新教派都不能指望在那个动荡的世界里长期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宗教改革的潮流已经气势汹汹地开始了。成群的耶稣会神父在失去的省份里大肆放纵。新教徒们一边工作一边争吵，致使东部人很快又回到罗马一边。今天来到这些远隔文明欧洲的地方的旅游者，很难会想到曾几何时这里曾经是最先进最自由的堡垒，也不会猜到在可怕的路德山丛里曾经有一个小村子，世界在那儿第一次获得了实现宽客的明确的途径。 

我出于闲散好奇的缘故，最近一天上午来到图书馆，浏览了供我国青年了解过去的最流行的教科书。没有一个字提到索兹尼派或索兹尼叔侄，所有的书都从社会民主派跳越到汉诺威的索菲亚，从撒拉森斯跳越到索比斯基。其实在这个被跳越的时期里，伟大宗教革命的领袖是大有人在的，包括厄可兰帕鸠斯和一些次要人物。 

只有一卷提及了这两个锡耶纳人文主义者，不过是出现在罗列路德或加尔文所说所做的事情的一个含混不清的附录里。 

预见的确有危险，但是我却怀疑，在以后三百年的通俗历史里，这一切会被改变的，索兹尼叔侄会独自享有一小章节，而宗教改革的传统主角则下降到次要的地位。 

他们的名字即使放在脚注里也会显得咄咄逼人。 

十八　蒙田

有人说中世纪的城市空气有益于自由。 

的确如此。 

躲在高高石墙后面的人尽可以安全地对男爵和教士嗤之以鼻。 

不久以后，欧洲大陆的条件大为好转，国际商业又成为可能，于是产生了另一种历史现象。 

以三个双字词组表示便是：生意益于宽容。 

你在一周内的任何一天，特别是在星期天，都可以改变这个论点。 

温斯堡和俄亥俄可以支持三k党，纽约却不行。纽约人如果掀起一场运动，驱逐所有犹太人、所有天主教徒和外籍人，华尔街就会乱做一团，劳工运动冲天而起，一切都化为废墟，不可收拾。 

中世纪后半期正是如此，莫斯科是一个貌似公爵的小小伯爵的所在地，可以激恼新教徒，但是在国际商业中心的诺夫格罗德却需要小心从事，不然便会惹恼前来做生意的瑞典、挪威、日耳曼和佛兰芒商人，把他们赶到维斯比去。 

一个纯农业国可以用一整套丰盛的份饭来泰然款待农民。似是，如果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布吕赫人在他的围墙里开始屠杀异教徒，那么代表外国公司的人便会马上外流，随之资金也会被抽回，使城市陷于破产。 

不少国家并不能从根本上汲取教训（如西班牙、教皇统治区和哈普斯堡的领地），却依然被所谓的“对信仰的忠诚”所左右，无情地把信仰的敌人驱逐出去。结果，它们不是化为乌有，就是缩小到第七等国家。 

然而商业国家和城市的掌管人通常都很尊崇既定事实，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在精神世界上严守中立，天主教、新教、犹太人和中国主顾都能照常经商，同时继续忠诚于各自的宗教。 

为了外表的体面，威尼斯通过了一项反对加尔文教派的法案，但是十人内阁却小心地告诉宪兵，这条法令不必执行得太认真，让那些教徒自行其事吧，愿意信仰什么都可以，除非他们真的动手把圣马尔可抓到他们自己的会场去。 

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好友也如此行事。每个星期天，新教牧师们都高声叱责“淫荡女人”的罪孽。但是在旁边的街道里，可怕的天主教徒也在一个不显眼的房子里默默地做弥撒，外面还有新教警长警戒，提防日内瓦宗教千册的狂热崇拜者闯入这个犯禁的会议，他有用的法国和意大利客人吓跑。 

这丝毫不是说，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的人们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可敬教会的忠诚弟子。他们一如既住，仍然是好天主教徒或新教徒。不过他们记得，汉堡、吕贝克或里斯本的十个经商的异教徒的善良愿望，要比日内瓦或罗马的十个寒酸教士的允许更有价值，于是他们便宜行事了。 

蒙田有开明自由的见解（并不总是一种），而他的父亲和祖父却经营鲱鱼生意，母亲又是西班牙犹太人的后裔，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据我看，商人长辈对蒙田的观点有很大影响。他作为战士和政治家，整个一生的特点就是深恶盲信和偏执，这要起源于离波尔多主要码头不远的一家小鱼铺。 

我如果当着蒙田的面这样说，他是不会感谢我的，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所有“生意”的痕迹都从华丽的家族纹章中小心地抹去了。 

他的父亲获得了蒙田地方的产业，便无度地花钱，想让儿子成为绅士。蒙田刚刚会走路，私人教师便在他的可怜小脑瓜里塞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六岁的时候他被送往高级学校，不到二十岁便成为波尔多市议会的羽毛丰满的一员了。 

接着他从了军，还在法院工作过。三十八岁时父亲死了，他退出了所有的外界活动，把余下的二十一年（除去几次违心地短期介人政治）都消磨在他的马匹、狗和书的上面，而且都有所研究。 

蒙田可以称做是划时代的人物，却有几个弱点。他从没有彻底摆脱某些感情和礼仪，这个鱼贩的孙子相信这才是真正的绅士风度。他直到死去的时候，还一直说他不是真正的作家，只是个乡村绅土，到了冬天没有事情做，才草草记下一点略有哲学内容的杂乱思想。这全是废话。如果说有谁把他整个的心、灵魂、美德和罪恶以及一切都献给自己的书，那就是这位能和不朽的达尔塔昂匹敌的开朗的绅士。 

由于心、灵魂、美德和罪孽都属于这个豁达大方、深有教养和性格宜人的人，他的全部作品要比文学作品更胜一筹，它们已经发展成为明确的生活哲理，它们以常识和实际的日常体面为基础。 

蒙田生为天主教徒，死时依然故我，年轻的时候还加入过法国贵族为把加尔文主义逐出法国而成立的天主教贵族联盟。 

一五七二年八月，教皇格列高里八世欢庆杀死三千名法国新教徒，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天，从这以后蒙田永远离开了天主教会。他从来没有加入另外一派，而且继续参加某些重大礼仪，免得旁人饶舌，然而自从圣巴塞洛梅惨案之夜以后，他的作品便全都与马尔库斯、奥里利厄斯、爱比克泰德或其他十来个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著作同归一辙了。有一篇题为《论良知的自由》，很值得缅怀，他在文章里使用的语气就好象是古时帕里克利的同代人，而不是法国皇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仆臣，他还以背教者朱利安为例，阐明真正宽容的政治家应该取得的业绩。 

文章很短，充具量才五页，你可以在第二册的第十九章中找到。 

蒙田已经看腻了众多顽固不化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倡导的绝对自由，这种自由（在当时环境中）只会导致新的内战。但是一经条件允许，那些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睡觉时不再把两把匕首和手枪放在枕头下面了，明智的政府就应该尽量避免干预别人的思想，应该允许所有臣民依照最能使自己心灵能获得幸福的方式热爱上帝。 

蒙田既不是唯一也不是第一个产生这种想法并且大胆公诸于世的法园人。早在一五六○年，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前大臣麦克尔·德·豪皮塔尔和好儿个意大利大学的毕业生（由此被怀疑是受了再洗礼教的熏染）就曾经说过，对异端者只宜用文字论战。他的使人惊讶的观点是，良知有自己的本来面目，不是靠武力可以改变的。两年以后，他促成了《皇家宽容法》的产生，该法使胡格诺教派有权召开自己的集会，举行宗教会议讨论本宗教的事务，俨然象一个自由独立的教派，而不是寄人篱下的小派别。 

巴黎律师让·保丹是个令人尊敬的公民（他保卫了私人财产，反对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里表达的共产倾向〕，他的观点也是这样，否认国王有权运用武力强迫臣民进这个或那个教堂。 

大臣们的演讲和政治哲学家的论文极少受人欢迎，但蒙田的书却在以智慧之士座谈会的名义下聚在一起的文明人中阅读、翻译和讨论，并且持续达三百多年之久。 

他的业余身份和他只为乐趣而写作的说法，使他深得大众之心；不然人们绝不会买（或借阅）一本被官方列为“哲学”的图书的。 

十九　阿米尼斯

“有机社会”把“整体”的安全放在所有考虑的前面，而智力或精力非凡的个人却认为世界迄今的发展全赖个人的努力，不是靠集体（说穿了就是不相信所有变革），因此个人的权力要比集体的权力重要得多，他们之间代复一代的冲突正是争取宽容的斗争的一部分。 

我们如果认为这个前提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国家的宽容程度便与大多数居民的个性自由程度成正比。 

过去，有时会出现非常开明的统治者，他对孩子说：“我坚信‘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的原则。我希望所有可爱的臣民们都对别人施以宽容，不然就会白食其果，” 

于是，性急的臣民们就赶忙贮存官方徽章，上面刻有壮丽的几个字：“宽容第一”。 

但是这个突然的转变是出于对国王绞刑吏的畏惧，并不会长久。国王只有在恫吓的同时再建立起一整套逐级教育的明智体系，把它当做每天的政治活动，才能取得成果。 

十六世纪后半叶，这种幸运的环境在荷兰共和国出现了。 

首先，这个国家有数千个半自给自足的城镇和乡村。居民大都是渔夫、水手和商人。这三种人习惯于一定程度的独立行动，职业的性质迫使他们做决定时要迅速果断，按照自己的利弊判断出工作中的机遇。 

我不是说他们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更聪明，心胸更开阔。但是艰苦的工作和下达目的不罢休的干劲使他们成为整个北欧和西欧的谷物渔类搬运夫。他们懂得，天主教徒的钱和新教徒的钱一样好用，他们喜欢付现钱的土耳其人，讨厌要赊账六个月的长老会教徒。于是他们成为进行一点宽容试验的理想国度，而且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占了天时地利人和。 

寡言的威廉是“意图统治世界者必须了解世界”这个古老格言的光辉典范，他开始时是个着装入时、钱多财广的年轻人，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给当时最大的君王当机要秘书。他在晚宴和舞会上挥霍无度，娶了好几个颇为闻名的女继承人，生活放荡，今朝有酒今朝醉。他不很用功，对他来说竞赛图表远比宗教小册子更为有趣。 

宗教改革引起的生活动荡在他眼里起初不过是雇佣者之间的又一场争吵，只要稍用手腕，再摆出几个五大三粗的警察，便可以解决了。 

不过，等他了解了国王和臣民之间的争端的本质时，这个和蔼的贵人已经突然变成了卓有能力的领袖。其实，他所要从事的是当时已经完全失势的事业。他在短期内卖掉了宫殿、马匹、金盘和乡间地产（或者立即予以放弃）。这个布鲁塞尔的花花公子成为哈普斯堡的最顽固最成功的敌人。 

然而财产的变动并没有改变他的个性。威廉在仓满囤流的时候是哲学家，住在两三间出租房子里、星期六都不知道如何付洗衣费的时候也还是哲学家。过去有一个主教想建造足够的绞架来处死所有的新教徒，他竭尽全力挫败了主教的企图，如今他同样尽量要刹住热情的加尔文教徒要绞死所有天主教徒的干劲。 

他的心血几乎毫无指望。 

二万至三万人已经惨遭杀戮，宗教法庭的监狱里装满了新的牺牲品，遥远的西班牙正在召集一支军队，准备在叛乱还没有传播至欧洲其它地方的时候就把它粉碎。 

有人说应该热爱刚刚绞死自己父兄、叔叔和爷爷的人，也有人在拼命反对这个说法，在这里无需告诉读者是谁在反对。但是他通过自己的事例和他对反对者的和解态度，已经向追随者表明有性格的人应该超脱摩西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律法。 

在争取实现公共道德的论战中，他得到一个杰出人物的支持。在豪华的教室里，你会看到一个极为奇特的简短碑文，记载德克·孔赫特的美德，他的遗体就埋在那里。这个孔赫特挺有意思。他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年轻时长年旅行国外，获得关于德国、西班牙和法国的第一手资料。他一回国，便爱上了一个身无分文的姑娘。他的荷兰父亲处事谨慎，个准他们结婚。儿子照样结了婚，父亲便做了长辈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做的事：指责儿子忘恩负义，并剥夺了他的继承权。 

年轻的孔赫特不得不干活谋生了，这的确有些困难。不过他是个多寸多艺的年轻人，学会了一门手艺，成了铜雕匠。 

哎呀，一做荷兰人，便永远要说教。到了晚上，他就急忙扔下雕刻刀，拿起鹅毛笔，记下一天的大事。他的文笔并不大象现在人们所说的“引人入胜”。但是他的书里有许多类似于伊拉斯谟所阐述易为人接受的道理，这使他交了许多朋友，也与寡言的威廉有了接触，威廉高度赞赏了他的能力，雇他做机要顾问。 

当时威廉正忙于一桩奇怪的争论。国王菲利浦有教皇撑腰，要干掉人类的大敌（也就是他的敌人威廉），他以两万五千金币、贵族头衔和赦免一切罪行的代价，找人去荷兰杀死这个头号异端者。威廉已经五次遇险，可是他觉得用一套小册子驳倒菲利浦国王是他的职责，孔赫特助了他一臂之力。 

论点直指哈普斯堡内阁，不过要是指望内阁会由此而变得宽容，那才是妄想，然而整个世界都在注视威廉和菲力浦的决斗，小册子也被译成了不同文字，广泛阅读，其中许多题目人们过去只敢低声说说，现在却热烈地讨论起来。 

不幸的是，争论并没有多久就结束了。一五八四年七月九日，一个法国天主教徒拿到了两万五千金币的报酬，六年以后，孔赫特还没有完成把伊拉斯谟著作译成荷兰文的工作，也与世长辞了。 

在以后的二十年中，狼烟四起，炮声隆隆，湮没了不同观点的神学家之间的叱骂。最后敌人被逐出了新共和国的边界。但此时却没有威廉这样的人来掌管内部事务。不同的教派本来在大批西班牙雇佣军的压力下暂时很不自然地和解了，现在又要彼此割断对方的喉咙。 

他们的争战当然要有个借口，可是，有哪个神学家没有一点要抱怨的事呢？ 

在莱顿大学里，有两个教授持不同的见解。这既不新鲜也不出众。但是，他们不同意人有意志的自由，这倒是个严重的事。兴奋的人们立即参加到讨论中去，不到两个月，整个国家便分成两大敌对的阵营。 

一面是阿米尼斯的朋友。 

另一面是戈马鲁斯的追随着。 

后者虽然出生在荷兰家庭，却在德国度过了一生，是条顿教育体系的出色产物。他的学问十分广博，却又缺乏起码的常识。他的大脑精通希伯莱律学的奥秘，而心脏却按照阿拉米语的句法规则跳动。 

他的对手阿米尼斯却迥然不同。他生于奥德沃特，是离伊拉斯谟度过不愉快的少年时代的斯特恩修道院不远的小城市。他幼年时赢得邻居、马古堡大学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教授的友谊。这个人叫鲁道夫·斯内里斯，他把阿米尼斯带回德国，让他受良好的教育。可是这个孩子在第一个假期回家时，发现家乡已被西班牙人劫掠一空，亲戚也都遇难了。 

这似乎结束了他的学业，幸亏一些好心的有钱入听说这个年幼孤儿的遭遇，慷慨解囊，送他到莱顿大学学习神学。他刻苦努力，六年以后便学完了所有的课程，又去寻找新的知识源泉了。 

当时，出类拔萃的学生总可以找到资助人为他们的前程花几块钱。阿米尼斯很快拿到了阿姆斯特丹几个行会给他开的介绍信，高高兴兴去南方寻找受教育的机会了。 

做为一个颇受尊敬的神学继承人，他首先来到日内瓦。加尔文已经死了，但是他的从人西奥多·贝扎象天使的牧羊人似地接替了加尔文。这个捕捉异端邪说的老手鼻子很灵敏，立刻闻出这个年轻荷兰人教旨中的拉姆主义气味，对他的拜访也缩短了。 

拉姆主义这个词对现代读者毫无意义。不过熟悉米尔顿文集的人了解，三百年前它却被看成是十分危险的宗教新说。它是由一个名叫彼尔·德·拉·拉姆发明或创始的（随你怎样用词）。他做学生时，十分反感老师的过时教学方法，于是选了一个颇使人惊讶的题目做为他的博士论文：《亚里士多德教诲的一切全是错误的》。 

不用说，“这个题目得不到老师的好感，几年以后，他又把自己的想法写进几卷很有才华的书里，这使他的死成了定局，他是圣巴塞洛梅大屠杀的第一批牺牲者。 

但是恼人的书并不会随着作者一起被杀掉，拉姆的书残存了下来，他的惊异逻辑体系也在西欧和北欧受到欢迎。不过真正的虔诚人士却认为拉姆主义是去地狱的通行证，于是有人建议阿米尼斯去巴塞尔，这个多难的城市自从堕入对一切持探索态度的伊拉斯谟的魔网，一直把“自由派”当做好样的人物。 

阿米尼斯得到警告以后，便启程北行。但是他又做出一项颇为反常的决定。他大胆踏入到敌人的境内，在帕多瓦大学学习了几个学期，还去了一趟罗马。一五八七年他返回故土时，这使他成为国人眼里的危险分子。不过他似乎既没有长角也没有添尾巴，于是渐渐地赢得了大家的好感，被允许担任阿姆斯特丹的新教牧师。 

他不仅使自己发挥了作用，还在瘟疫横行的时候博得了英雄的美名。人们很快就真心拥戴他，委托他重建城市的公共教育体系，一六0三年，当他作为羽毛丰满的神学教授被调往莱顿时，首都的所有居民还都依依不舍。 

他要是知道在莱顿等待他的是什么，我肯定他不会去。他到达的时候，正好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和上拉普萨里安派教徒之间的战斗发展到白热化。 

阿米尼斯的家庭出身和所受的教育都是下拉普萨里安派的。他本想不带偏见地对待同事——上拉普萨里安派的戈马鲁斯。但是两派的差异不容调和。阿米尼斯被迫宣布自己是不折不扣的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 

读者当然会问我，这两派是什么啊，我不知道，好象也无法了解这些玩艺儿。不过据我所知，两派的争论由来已久，一派（如阿米尼斯）认为，人们某种程度上有意志的自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另一派是索弗克利斯、加尔文和戈马鲁斯之辈，他们说我们一生中的一切早在出生之前便注定了，命运取决于造物时圣骰的一掷。 

一六○○年，北欧的大部分人都是上拉普萨里安派。他们愿意听布道说除了自己以外的大多数人已经命定要进地狱，如果有那么几个牧师竟胆大包天，敢于宜讲善意和仁慈的福音，他们便立即会被怀疑患有罪恶的软弱症，象心慈手软的医生的一样，不能给人们开苦口的良药，却以他们的软弱心肠把病人置于死地。 

莱顿的许多饶舌老妇一发现阿米尼斯是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他的作用也就终止了。他从前的朋友和支持者大肆攻击咒骂他，把他折磨至死。继而，两派都介入政治，这在十六世纪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上拉普萨里安派在选举中获胜，下拉普萨里安派被宣布为公共秩序的敌人和国家的叛徒。 

这场荒诞无稽的争战还没有结束，奥尔登·巴内维尔特就脑袋夹在两脚中间死去了，他曾是寡言的威廉的助手。有功于共和国的建立，格罗蒂斯逃到瑞典女王的王宫里过寄人篱下的生活，尽管他的温和节制曾经使他成为国际法律公正体系的第一个伟大倡导者；寡言的威廉所献身的事业似乎中途而废了。 

但是加尔文主义者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 

荷兰共和国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是商人和银行家的俱乐部，由几百个颇有势力的家族统治着。这些绅士对平等和博爱毫无兴趣，却信仰法律和秩序。他们承认并支持已有的教会。每逢星期天，他们就满怀热情来到四壁洁白的圣物存放地，这里过去是天主教堂，现在是新教徒的布道厅。可是到了星期一，教士前往拜见市长大人和议员们，想愤愤不满他说说这人不行那人不好的时候，官员们却又“开会”，不能接见这些虔诚的人。如果虔诚的人坚持不懈，召集好几千名忠诚的教民在市政大厅前“示威”（这种事常常发生），官员们也会彬彬有礼地垂顾，接过虔诚的人抄写整齐的诉苦书和建议书。可是，大门在最后一个穿黑袍的请愿者后面关上以后，官员们就会用那些文稿点烟斗。 

他们已经采纳了实际有效的格言：“一次足矣，下不为例。”上拉普萨里安教派掀起的大规模内战的骇人年月把他们吓坏了，于是他们坚定地压抑宗教狂的发展。 

后代并不总是夸赞这些贵族。他们无疑把国家视为私有财产，也不能持之以恒地把祖国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利益区分得一清二楚。他们缺乏从整个帝国角度的宏观，因此常常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但是他们做了一件事，值得我们发自内心的推崇。他们把国家变成了国际交换站，持各种思想的人物在这里都有最广泛的自由，随心所欲地去说、去想、去写、去出版。 

我并不想描绘得太动人。不时在内阁否决的威胁下，市议员也会被迫镇压天主教的一个秘密协会，或没收某一本过于嚣张的异端派印发的小册子。不过一般说来，只要不爬到市场区中央的肥皂箱上高声诋毁宿命论的宗旨，不把天主教的念珠带到公共餐厅里，不否认南方卫理公会的上帝的存在，就可以确保一定程度上的太平无事。在差不多两个世纪里，许多人在世界其它地方会因为思想而受到迫害，而荷兰共和国却成为他们的名符其实的天堂。 

这里又重新变伐为天堂的消息四处传开了。在以后的两百年里，荷兰的印刷所和咖啡馆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热情者，他们是精神解放的奇特新军的先锋。 

二十　布鲁诺

据说（而且很有根据）世界大战是没有军衔的军官们的战争。将军、上校和三星战略家坐在某个无人光顾的大别墅的大厅里，守着孤独的光亮，盯着数英尺长的地图沉思，直到想出一点新战术，使他们能得到半英里的领土（以三千人丧生做代价），而与此同时，下级军官、中尉、下士却在聪明下士的帮助和鼓动下，做着所谓“黑活”，最后导致了德国边线的崩溃。 

为精神世界的独立进行的伟大征战与它相差无几。 

没有投入几十万人的正面交锋。 

没有孤注一掷的冲锋为敌人的炮兵提供叨显顺手的靶子。 

我说得更进一步，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在打仗。好奇心会不时驱使人们寻问早晨烧死了谁，明天下午又会把谁绞死。然后他们也许会发现，有几个亡命徒还在继续为天主教徒和基督徒从心底下赞成的几项自由原则而抗争。但是我想，这消息只会使人们轻叹惋惜而已。下过，要是自己的叔叔落得如此可怕的下场，亲戚们一定会痛不欲生。 

情况大概只会如此。殉道者为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们的业绩不能简化成数字公式，也不能用安培和马力的概念表示。 

攻读博士学位的勤奋学生会仔细阅读乔达诺·布鲁诺文集，通过耐心地收集所有充满感情的话语，如“国家无权告诉人们应该想什么”和“社会不应该用剑惩处不同意通常公认的教理的人”，写出以《乔达诺·布鲁诺（一五四九——一六○○年）和宗教自由的原则》为题的可以被人接受的论文。 

但是，不再研究这样重要课题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也有所不同。 

我们在最后的分析中说过，有一批虔诚之士，他们对当时的宗教狂热深感震惊，也震惊于人们头上的枷锁，各国百姓被迫在枷锁下生活。于是他们起来反叛。他们真是穷鬼，除了背上的披风以外几乎一无所有，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保证。但是圣火在他们胸中燃烧，他们穿梭在大地上，演讲，写作，把高深学府里的高深教授拉进高深的争论里。在普通的乡间酒馆里与普通的乡巴佬进行普通的辩论，并且一如既往地宣讲要善意、理解和仁慈地待人。他们提着书和小册子，穿着破衣烂衫，四处奔走，最后患肺炎死在波美拉尼亚的穷乡僻壤的悲惨小村里，或者被苏格兰小村里的醉醺醺的村民私刑处死，要不就是在法国的大道上被车轮碾得粉身碎骨。 

如果我提到乔达诺·布鲁诺的名字，我并不是说他是这类人中唯一的一个。不过他的生活、他的思想、他为自己认为正确合意的东西所产生的不息热情，确是所有先驱者的典型，是很好的例子。 

布鲁诺的父母很穷，他们的儿子是个普通的意大利孩子，没有什么天资，只是按照一般惯例来到修道院。后来也成为多明我会僧人。他与这个团体格格不入，因为多明我会教徒热情支持所有的迫害，当时被称为“真正信仰的警犬”。他们都很机警。异端者无需把观点写出来让追踪的暗探嗅出味道。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耸肩膀，便常常足以露馅，使他与宗教法庭打打交道。 

布鲁诺成长在一切都要俯首听命的环境中，他是怎样成为叛逆、丢弃《圣经》而捧起塞诺和阿纳克萨哥拉的著作的，我也搞不清楚。但是这个奇怪的新手还没有完成规定的课程，就被赶出了多明我会，成为大地上的流浪者。 

他翻过阿尔卑斯山。在他之前，有多少人冒险穿过了这个古老的山口，希望能在罗纳河和阿尔弗河交汇处的大森林里找到美好的自由啊！ 

又有多少人心灰意冷地离开了，他们发现这里和那里总有那么一个内在的精灵迷惑了人们的心，改变一个教义并不一定意味着改变了人们的心灵。 

布鲁诺在日内瓦住了不足三个月。城里挤满了意大利难民，他们给这个同乡弄了套新衣服，还找了个工作，当校对员。到了晚间，他就读书写作。他得到了一本德·拉·拉梅的书，终于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德·拉·拉梅也相信，中世纪教科书所宣扬的暴政不打碎，世界便不能进步。布鲁诺并没有象自己的著名法国老师走得那样远，不认为希腊人教诲的一切全都错了。但是十六世纪的人为什么还要受早在基督出生前四个世纪写下的字句的束缚呢？究竟为什么？ 

“因为一直都是这样”，正统信仰的支持者回答他。 

“我们与祖先有什么关系，他们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让死去的人死去吧，”这年轻的反传统观念者答道。 

很快，警方便来找他，建议他最好打起行李到别处碰运气去。 

布鲁诺以后的生活是无休无止的旅行，想找个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和安全的地方生活和工作，却从未如愿。他从日内瓦来到里昂，又到图卢滋。那时他已经开始研究天文学，成为哥白尼的热情支持者，这是危险的一步，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都在狂吼：“世界围绕大阳转动？世界是绕太阳转动的普通行星？呸！谁听说过这种胡言？” 

图卢滋也使他感到不快。他横穿法国，步行到巴黎，接着作为法国大使的私人秘书来到英国。但是等待他的又是失望，英国的神学家并不比大陆的强。也许他们更实用一点，譬如在牛津大学，他们并不惩处犯有违反亚里士多德教诲错误的学生，而是罚他十个先令。 

布鲁诺变得好讽刺挖苦了。他开始写一些文采勃发却又颇为危险的短篇散文和以宗教哲学政治为内容的对话；在对话中，整个现存的秩序被弄得颠三例四，受到细致但绝无奉承之意的检查。 

他还讲授他喜爱的科目：天文学。 

但是学院的当权者对受学生欢迎的教授是极少给笑脸的。布鲁诺又一次被请离开。他回到法国，又到马尔堡。不久前路德和兹温格尔曾在那里争论在虔诚的匈牙利伊丽莎白地堡里发生的化体的实质。 

他的“自由派”大名早已先他而行。他连授课都得不到允许。维藤贝格应该好客一些，可是这座路德信仰的堡垒刚开始被加尔文大夫的教徒把持，从此，布鲁诺自由倾向的人也不再有容身之地了。 

他向南行，到约翰·赫斯的地盘碰运气。新的失望在等待着他。布拉格成了哈普斯堡的首都。哈普斯堡一从前门进入，自由便从后门离去。再回到大路来吧，走向遥远的苏黎世。 

在苏黎世他收到一个意大利年轻人乔瓦尼.莫塞尼哥的信，诸他去威尼斯。我不知道什么使布鲁诺接受了邀请。也许这个意大利农民被一个贵族名字的光采迷惑了，为这个邀请而受宠若惊。 

乔瓦尼·莫塞尼哥的前辈敢于蔑视苏丹和教皇，但他自己却不是这副材料。他意志薄弱，胆小如鼠，当宗教法庭的官员到他家要把客人带到罗马时，他连手指头都没有动一下。 

威尼斯政府一贯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权力。布鲁诺如果是个日耳曼商人或荷兰船长，他们还会强烈抗议，如果外国军队胆敢在他们的管辖区抓人，他们甚至会发起战争。可是为了一个除思想外不能给城市带来任何好处的流浪汉，为什么要触怒教皇呢？ 

的确他自称学者，共和国也甚感荣幸，不过国内自己的学者已经绰绰有余了。 

和布鲁诺告别吧，愿圣马可怜悯他的灵魂。 

布鲁诺在宗教法庭的监狱里呆了六年之久。 

一六○○年二月十六日，他在火刑柱上被烧死，骨灰随凤扬去。 

他的行刑地在坎普迪菲奥利，懂意大利文的人能从这个短小美妙的比喻中获取灵感。 

二十一　斯宾诺莎

历史中的一些事情我从来没能弄明白，其中之一便是过去年代中一些艺术家和文人的工作量。 

现代写作行会的成员有打字机、录音机、秘书和自来水笔，每天能写三四千字。莎士比亚有十多种工作分散精力，有个碎嘴疯泼的老婆，蘸水笔也不好用，他怎么能写三十七个剧本呢？ 

“无故舰队”的老兵洛浦·德·维加一生都忙忙碌碌，他从哪儿弄来必要的墨水和纸张写下一千八百个喜剧和五百篇文章呢？ 

那个奇怪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小屋里有二十个孩子吵吵闹闹，而他却有时间谱写了五个清唱剧，一百九十个教堂大合唱，三个婚礼大合唱，十二支圣歌，六支庄严弥撒曲，三部小提琴协奏曲（仅一部双小提琴协奏曲就足以使他的名字永载史册〕，七部钢琴管弦乐队协奏曲，三部两架钢琴的协奏曲，两部三架钢琴的协奏曲，三十部管弦乐谱，还为长笛、竖琴、风琴、提琴、法国号管写了曲子，足够让普通学生练一辈子的。 

还有，伦勃朗和鲁本斯在三十年中几乎每个月都创作四幅画或四幅蚀刻画，他们是怎样勤奋用功的呢？不起眼的平民安东尼奥·斯特拉地瓦利怎样在一生中做了五百四十把小提琴、五十把大提琴和十二把中提琴呢？ 

我现在不是讨论他们的头脑怎么能想出所有的情节，听出所有的旋律，看出各式各样的颜色和线条的组合，选择所有的木材。我只是奇怪体力的一面。他们怎么能胜任呢？他们不睡觉吗？他们也下打几小时台球吗？他们从不疲倦吗？他们听说过“神经”这个东西吗？ 

十六和十八世纪充满了这种人。他们无视健康法则，大吃大喝有害的东西，根本不知道作为光荣的人类的一员所负有的崇高使命，但他们有的是时间，发泄起艺术的才智来煞是骇人。 

艺术和科学的情形也出现在繁琐和多番推敲的神学上。 

如果你在二百年前去图书馆，就会发现天花板和顶楼上都塞满了八开、十二开和十八开的宗教小册子，布道书、讨论集、驳论、文摘和评论，用皮革、羊皮纸和纸张装帧，上面尘土堆集，早已被人忘却了。不过这些书都包含着广博而又无用的学识。 

其中谈论的题目和采用的许多词汇在现代人看来已经丧失了意义。可是这些发了霉的汇编却有着重要的目的。如果它们一事无成，至少还是清洁了空气，因为它们或者解决了讨论的问题，使有关人士满意，或者使读者相信那些问题并不是逻辑推理和辩论所能解决的，干脆随便扔在什么地方算了。 

这听来好象是讽刺挖苦式的恭维话。不过我希望将来三十世纪的批评家们在啃嚼我们残留的文学和科学成就时也能这样仁慈。 

　※　 ※ ※ 

巴鲁克·德·斯宾诺莎是这一章的主角，他在数量上没有追随当时的时尚。他的全集不过是三四个小本子和几捆信札。 

但是，用正确的数学方法解决他的伦理学和哲学中的抽象问题所必需的大量学习，会使普通的健康人不知所措。这个可怜的结核病人的死，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因为他试图通过乘法口诀表来理解上帝。 

斯宾诺莎是犹太人。不过那时的犹太人还没有受过犹太隔离区的侮辱。他们的祖先在西班牙半岛定居的时候，那里还是摩尔人居住的一个省。西班牙征服以后，引进了“西班牙属于西班牙人”的政策，最后使国家陷入崩溃，斯宾诺莎一家被迫离开了老家，他们走水路来到荷兰，在阿姆斯特丹买了幢房子，辛勤工作，积攒钱财，很快就大名鼎鼎成为“葡萄牙移民”中最受尊敬的家族中的一员。 

如果说他们的儿子巴鲁克意识到了他们犹太血统，那么除去邻居小孩的讥讽外，更要归结于在塔尔穆德学校受的训练。由于荷兰共和国被阶层的偏见所窒息，无暇顾及种族偏见，所以外来的民族可以在北海和须德海的海岸找到避难所，过上平静和谐的生活。这是荷兰生活的一大特点，现代的旅行者在撰写“游记”时绝下会遗忘这一点，这是有充足原因的。 

在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甚至到了相当晚的时代，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关系还是极不理想。二者之间的争吵简直达到无可救药的程度，因为双方都正确也都错了，都可以说是对方专横和偏见的受害者。这本书里已经说过，宽容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按照这个理论，很明显，只要基督徒和犹太人忠诚于各自的宗教，就会认为对方是敌人。首先双方都坚持自己信奉的是唯一真正的上帝，其它民族的其它上帝全是假的。其次，双方是危险的商业对头。犹太人象最初到巴勒斯坦一样来到西欧，是寻觅新家园的移民。当时的工会即“行会”不让他们找到职业，所以他们甘愿开个当铺和银行作为经济上的权宜之计。这两种行当在中世纪很相近，在人们眼里，正派人不会去干这一行业。教会直到加尔文时期一直对金钱（税收除外）深恶痛绝，把拿利息看成罪孽，这真难以理解。当然，没有一个政府会容忍高利贷，早在四十个世纪以前，巴比伦人就通过一项严厉的法律，对付那些企图从别人钱中谋利的金钱交易者。我们从两千年前写下的《旧的》的几章中读到，摩西曾经强力禁止追随者以高利息借给别人钱，不过借给外国人除外。以后，包括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内的大希腊哲学家都表示不赞同从别人的钱中生出钱来，教会神父对这种事情的态度更明确。在整个中世纪中，放债人一直被人瞧不起。但丁在地狱里为他的金融界朋友们专门准备了一个小壁龛。 

从理论上可以证明，开当铺和开银行的是不受欢迎的公民，世界要是没有他们该多好啊。不过，只要世界不再是清一色的农业，那么不借助于信用贷款就连最普通的生意都做不成。于是放债人成了大家需要的魔鬼（按照基督徒的看法），注定要下地狱的犹太人被迫从事人们需要的行当，但体面人绝不会问津。 

这样，不幸的出走者被迫干上了不光彩的行当，这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富人和穷人的对头。他们一发迹，对方便翻脸无情，诋毁谩骂，把他们锁在城市最脏的地方，冲动之下还会把他们作为不信教的恶棍绞死或作为基督叛徒烧死。 

真是愚蠢，而且无知。无休无止的攻击和迫害并没能使犹太人喜欢基督徒。直接的结果是，一大批第一流的智慧从公共交往中退出了，成千上万天性聪明的年轻人本来可以在商业和科学中进取，却把脑筋和精力浪费在了无用地研究那些深奥莫测的难题和吹毛求疵的诡辩的旧书上，数以百万计无依无靠的男女青年注定要在发臭的小屋里过着畸形的生活，一面听老人讲他们是肯定会继承大地和所有财富的上帝的选民，一面却又听到别人不停地骂他们是猪罗，只配上绞架或刑车，并为此吓得魂不附体。 

要让在这种逆境中生活的人（不管是谁）保持用正常的眼光看待生活是不可能的。 

犹太人一次又一次被逼得对基督徒同胞采取疯狂行动，白热化时还起来反抗压迫者，于是他们又被称为“叛徒”，“不知报恩的恶棍”，受到更严重的欺侮和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只有一个结果，它使心怀怨恨的犹太人增多，使其他人意志颓丧，使犹太区成为受挫的雄心和积累的仇恨的可怕栖身地。 

斯宾诺莎生在阿姆斯特丹，因此幸而没有遭到大部分亲戚生来就遭到的苦难。他首先被送进犹太教堂（合适的称呼是“生命之树”）掌管的学校，学会希伯莱文的动词变化以后，便被送到博学的弗朗西斯科·阿皮尼厄斯·范·登·恩德博士那儿，攻读拉丁文和科学。 

弗朗西斯科博士正如他的名字所示，出身于天主教徒家庭，传闻他是卢万大学毕业生，按照城中最为广傅的教堂执事的说法，他是伪装的耶稣会成员，是个危险人物。不过这是胡说。范·登·恩德年轻时确实在天主教学校呆过几年，但他对功课心不在焉。离开家乡安特卫普以后，他来到阿姆斯特丹，自己开办了一所私立学校。 

他有卓绝的鉴别能力，善于想办法使学生们喜欢古文课，阿姆斯特丹的加尔文派自由民不顾他过去与天主教的关系，情愿把孩子托付给他，而且很自豪，因为这个学校的孩子在六韵步诗和变格上总比别的学校强。 

范·登·恩德教小巴鲁克拉丁文，但他热情追求科学领域的最新发现，对乔达诺·布鲁诺崇拜得五体投地，因此毫无疑问教给了这孩子一些正统犹太家庭一般不应提及的事情。 

小斯宾诺莎一反当时的习惯，没有和其他学生同住，而是住在家里。他的学识很深，颇使家人惊奇，亲戚们都自豪地叫他小先生，毫不吝啬地给他零用钱。他没把这钱浪费在烟草上，而是买了哲学书。 

有一个作者最使他感兴趣。 

这就是笛卡尔。 

雷内·笛卡尔是法国贵族，出生在图尔和布瓦蒂耶交界处，查理曼的祖父曾在这里挡住了穆罕默德征服欧洲。他不满十岁就被送到耶稣会受教育，呆了十二年，很惹人讨厌，因为他肯思考，没经过证明的东西就拒不接受。耶稣会会士能调理这种难管的孩子，既不挫伤他们又训练得很成功，他们也许是世界上唯一这样的人。要检验布丁就要吃一吃。办教育也是一样。如果现代教育家学会了耶稣会罗耀拉兄弟的方法，我们也会有几部自己的笛卡尔了。 

笛卡尔二十岁时开始服兵役，他到了荷兰，在那里，纳索的莫里斯曾经彻底完善了他的军事体系，使他的军队成为有志当将军的年轻人的进修学校。笛卡尔并不经常去纳索亲王的司令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怎能当新教徒首领的仆人！这听来就象叛国罪。不过笛卡尔憾兴趣的是数学和炮兵，不是宗教和政治。荷兰刚刚和西班牙休战，他便辞了职，来到慕尼黑，在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公爵麾下作战。 

但是那场战争并不长，唯一一场至关重要的战斗是在拉罗谢尔附近进行的，那时，胡格诺派正在抵御黎塞留。笛卡尔回到法国，想学一点高级攻坚战。可是军营生活使他厌倦了。他决定告别戎马生涯，致力于哲学和科学。 

他自己有一笔小收入。他不想结婚，奢望也无几，只想过安静快乐的生活，而且如愿以偿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中荷兰做为居住地。不过这个国家充满印刷商、出版商和书店，只要不公开攻击政府和宗教，出版检查的法律就形同虚设。况且，他从未学会他所移居的国家的文字（这种文字对真正的法国人来说本来并不难），所以避开了不必要的伙伴和没用的谈话，能够把全部时间（每天差不多二十个小时）用在自己的工作上。 

对于当过兵的人来说，这种生活太枯燥了。但是笛卡尔有生活的目的，很满足于这种自我折磨的背井离乡生活。随着光阴的流逝，他逐渐相信，世界仍然被深不可测的无知笼罩着，被称做“科学”的东西其实连真正科学的边都不沾，陈旧的错误和荒谬不首先铲平，总体的进步就不可能实现。这可不是小的命题。不过笛卡尔的耐性很好，到了三十岁，他开始向我们奉献出了崭新的哲学体系。他深为自己的工作所激励，在最初的提纲里加进了几何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在工作中他毫不偏袒，这使得天主教徒宣布他是加尔文派，而加尔文派又驾他是无神论者。 

这些喧闹传到他的耳朵里，丝毫不去干扰他。他平静地继续自己的探索，在斯德哥尔摩同瑞典女王谈论了哲学，最后安详地死在城里。 

在十七世纪的人们中，笛卡尔主义就如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达尔文主义，引起了很大轰动。当一名笛卡尔主义者在一六八0年是件可怕的事，很不光彩。它表明某人是社会制度的敌人，是索西奴斯教徒，是自认不能与体面人同伍的下等人。这并没能阻止知识界大部分人如饥似渴地接受笛卡尔主义，就象我们的前辈接受达尔文主义一样。但是在阿姆斯特丹的正统犹太人中，这类题目却没有人提及。在塔尔穆德和托拉赫也没有人间津笛卡尔主义，因此它也就不存在。一经表明它在巴鲁克·德·斯宾诺莎的头脑里存在，结局就注定了，只要犹太教堂的权威人士一出面调查此事，采取官方行动，斯宾诺莎也会同样不复存在。 

那时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会刚刚度过一场严重的危机。小巴鲁克十五岁的时候，来了一个名叫尤里尔·艾考斯塔的葡萄牙流亡者。他断然抛弃了在死亡威胁下被迫接受的天主教，又回到前辈的宗教。可是这个艾考斯塔不是等闲的犹太人，而是个绅士，惯于在帽子上插一根羽毛，腰上挎一把剑。那些在日耳曼和波兰学校受过训练的荷兰犹太教士所表现出的自高自大使他惊讶和恼怒，他也很自傲，他从不屑掩饰自己的观点。 

在那种小的社会组织里，如此公开的蔑视是不可能被容忍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开始了，一方是清高的梦幻者，半先知半贵族，另一方是铁面无情的法律护卫士。 

结局是悲剧。 

首先，在当地警察局，艾考斯塔被控是几本否认灵魂不朽的渎圣小册子的作者。这使他与加尔文派教士发生摩擦。不过事实很快澄清，控告也撤消了。于是犹太教会把这个犟头的反叛逐出教会，剥夺了他的谋生之路。 

在以后几个月里，这个可怜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流浪，最后贫困和孤独又驱使他回到教会。但是他要首先当众认罪，任所有犹太人鞭抽脚踢，然后才能被批准重新入会。这侮辱使他精神失常了。他买了一支手枪，把自己的脑袋打开了花。 

自杀事件在阿姆斯特丹市民中引起很多议论。犹太团体觉得不能冒险再惹起另一场风波。当“生命之树”中最有前途的学生已经无疑彼笛卡尔的新异端思想所污染的时候，犹太教会就立即行动起来，试图加以遮掩。人们找巴布克谈话，只要他答应听话，去犹太教堂，不再发表或散布任何反对法律的言论，就可以给他一笔年金。 

斯宾诺莎最厌恶妥协，三言两语就回绝了这些事。结果，根据出名的古老《惩处准则》，他被逐出教会。那个准则毫不给人思考的余地，全是照搬耶利哥时代的诅咒谩骂的字眼。 

面对五花八门的咒骂，他泰然坐在屋里，从报纸上了解前一天发生的事。甚至当一个《准则》的狂热者想结果他的性命时，他也不肯离开城市。 

这对犹太教士的威信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尽管乞灵于约书亚和伊莱沙，在短短的几年里却仍有人再次公开向他们挑战。他们心急火燎地向市政厅提出诉讼，要和市长见面，告诉他这个刚被赶出教会的巴鲁克·德·斯宾诺莎的确是个危险分子，是不可知论者，不信仰上帝，在阿姆斯特丹这样受人尊敬的基督社团中不应该容忍这种人。 

那些大官人有个好习惯，凡事都不插手，而是推给基督教牧师的小组委员会去办理。这个小组委员会研究之后。发现斯宾诺莎并没有做有害于城市法律的事，便如实向市政府的官老爷做了报告。不过他们又觉得一个教派的人能如此团结一致是好事，便向市长建议，请这个似乎独立性很强的年轻人离开阿姆斯特丹几个月，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从那以后，斯宾诺莎的生活一直平坦无波，就象他从窗口看到的大地一样。他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在莱顿附近的莱茵斯堡小村里租了一间房子，白天修磨光学仪器的镜头，晚上抽着烟斗，根据自己的兴致读点什么或写点什么。他一直没有结婚。谣传说他和拉丁文老师范·登·恩德的女儿有私情，可是斯宾诺莎离开阿姆斯特丹时那孩子才十岁，所以不大可能。 

他有几个挚友，每年至少两次提出要给他一点接济，使他能用全部时间致力于研究。他回答说他感谢他们的好意，但他更愿意独立，除了一个有钱的笛卡尔主义者每年给他八十块钱外，他不再多要一分钱，生活在真正哲学家应有的受尊敬的贫穷之中。 

他曾经有机会去德国当教授，但他谢绝了。著名的普鲁士国王给他写信，愿意当他的资助人和保护人，他也给予了否定回答，继续度过平静快活的流亡生活。 

在莱茵斯堡住了几年后，他搬到海牙。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半成品镜头上的玻璃沫感染了他的肺。 

一六七七年，他孑然一身孤独地死去了。 

使当地教士愤然的是，不下六辆宫廷豪门的私人马车陪伴着这个“无神论者”直到墓地。两百年后，当纪念他的雕像落成的时候，倒霉的警察不得不大批出动去保护参加这个隆重仪式的人，使他们不被成群的狂热加尔文教徒的怒火所害。 

这就是他，他有什么影响呢？他难道只是把没完没了的理论塞进成摞的书里、使用的语言能把奥马尔·卡雅姆气得脸皮发育的勤奋哲学家吗？ 

不。 

他取得的成就绝不是靠发挥才智或靠用巧言善辩正确阐述自己的理论。他之所以伟大，主要靠他的勇气。他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只知道一种法则，它是在早已被忘却的遥远的黑暗年代里定下的不可更改的一套规矩，这些规矩是为那些自命可以解释圣理的职业教士创立的精神专制体系。 

在他生活的世界中，知识自由的思想与政治上的无政府几乎是同义词。 

他知道他的逻辑体系既会得罪犹太人，也会得罪非犹太人。 

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 

他把所有问题都视为普遍问题，一无例外地看做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意志的体现，是纯现实的表现，它将适用于最后审判日，就象适用于创世纪那样。 

这样，他为人类的宽容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斯宾诺莎象前面的笛卡尔一样，摈弃了旧宗教设下的狭隘界线，以百万星辰为基石，建立起了自己的崭新思想体系。 

这样一来，他恢复了从希腊和罗马时代就被歪曲的人类的真正形象——作为真正的世界一员的形象。 

二十二　新的天国

没有理由害怕斯宾诺莎的书会流传开来。他的书很象三角学教科书那么有趣，然而很少有人能读三句以上，不管是哪一章节。 

需要另一种人向人们传播新思想。 

在法国，国家一旦转为君主集权制，独立思考和调查的热情便告终止。 

在德国，三十年战争带来的是贫穷和恐怖，它扼杀了个人的创造力至少达二百多年。 

十六世纪下半叶，英国是欧洲大国中在独立思考方面有进步可能的唯一的国家，国王与国会的长期不和增加了不安定的因素，促进了争取个性自由的事业。 

首先我们要谈谈英国君主。多年来，不幸的国王一直夹在魔鬼般的天主教和汪洋大海般的清教徒之间。 

天主教臣民（包括许多暗地里投靠罗马的圣公会教徒）一直叫嚷要回到英国国王当教皇的仆从的幸福时代。 

而清教徒臣民却用另一只眼紧盯着日内瓦，梦想英国有一天没有国玉，英格兰变得象蜷缩在瑞士山脉角落里的幸福联邦一样。 

但这不是全部。 

统治英格兰的人也是苏格兰国王，苏格兰臣民在宗教方面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要求。他们完全相信自己坚决反对宗教信仰自由是正确的。在他们看来，在新教徒的土地上有其它教派存在，还能自由信仰，这简直是邪恶。他们坚持认为，不仅天主教徒和再洗礼教徒应该被赶出不列颠群岛。而且索西奴斯教徒、阿明尼教徒、笛卡尔主义者，总之所有对活生生的上帝的存在怀有不同观点的人，都应该绞死。 

但是，这个三角冲突产生了没有料到的后果。一些人想在对立的教派之间保持中立，便不得不缄默寡言，这使他们变得比原来宽容些了。 

如果斯图亚特和克伦威尔在一生的不同时间里都坚持各教派的同等权力——而且历史告诉我们他们也这样做了——那绝不是由于他们对长老会教徒和高教会教徒有什么感情，或者是他们受到那些教徒的爱戴。他们只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交易中争取最好结果。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里的一个教派最后变得权力浩大，这件可怕的事情告诉我们，如果英国的众多相互倾轧的小教派中的一个教派建立了全国范围的绝对专制，那么英格兰的命运会变成什么样子。 

克伦威尔当然达到了为所欲为的境地，但是这个护国公很明智。他知道他的统治是靠铁的军旅维持的，便小心地避免一切会使反对派联手对付他的过人行为或法令。不过他的宽容之心也就到此为止。 

至于可怕的“无神论者”——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索西奴斯教徒、阿明尼教徒、笛卡尔主义者和其它人类神圣权力的信徒——他们的性命仍然象以前那样难保。 

当然，英国的“持自由思想者”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他们靠近大海，只要晕上三十六个小时的船就能到达安全的避难所——荷兰城市。荷兰城市的印刷所出版南欧和西欧的犯禁文学，穿越北海就意味去出版商那儿得一笔稿酬，再看一看思想反抗文学中有什么最新东西。 

有些人用这个好机会进行安定的研究和宁静的思索，其中最有名望的是约翰·洛克。 

他和斯宾诺莎生在同一年。他象斯宾诺莎（其实也象大部分独立的思想家）一样，是一个虔诚信教的家庭的儿子。巴鲁克的父母是正统的犹太人，约翰的双亲是正统的基督徒。他们用不同教旨的严格教义训练孩子，当然他们是好意。不过这样的教育不是摧毁孩子的心灵，就是使他们变成叛逆。约翰同巴鲁克一样，都不是易于屈从的人，他紧咬牙关离开了家门，自己去谋生路。 

到了二十岁，洛克来到牛津，第一次听到笛卡尔的讲话。可是在圣凯瑟琳大街尘土堆积的书店里，他发现了其它一些更对口味的书，譬如托马斯·霍布斯的著作。 

霍布斯是个有意思的人物，他在马格达朗学院做过学生，总也不安分，去意大利和伽利略谈过话，与大名鼎鼎的笛卡尔通过信，一生的大部分都往在欧洲大陆，为的是逃避清教徒的怒火。偶尔他写一本大部头的书，把他对所有可以想到的题目的看法都装进去，用一个引人注目的书名：《极权主义国家，或曰长老会联盟和国民联盟的物质、形式和权力》。 

这本博学的书问世的时候，洛克正在大学里上二年级。它一针见血指明了诸侯的本质、权力，尤其是他们的责任，就连最彻底的克伦威尔派也不得不赞同，许多克伦威尔党徒都倾向于宽赦这个一贯抱怀疑态度的人，因为他尽管是个保皇派，却在一本重量不在五磅以下的书里揭露了保皇派的虚伪。当然，霍布斯不是那种易于划分规类的人。当时的人称他是“不拘于教条的人”，意思是，他更感兴趣的是基督教的伦理学而不是基督教的教义，主张让人们在不太重要的问题上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洛克与霍布斯有相同的气质。他一生在教，却又从心底赞同对生活和信仰应做大度的解释。他和朋友们认为，国家摆脱一个暴君（戴金冠的），如果只是为另一个暴君（戴黑色耷拉帽的）来滥用权力，那还有什么用呢？为什么要今天否认这一帮教士的忠诚，而第二天又接受另一帮同样傲慢专横的教士的统治呢？从逻辑上讲这当然是对的，不过有那么一伙人，对他们来说，如果“自由人”一旦成功，把僵化的社会体系变成伦理辩论的社会，他们就会没饭吃，因而这个观点在他们当中是行不通的。 

洛克本人似乎很有些魄力，他有几个颇有势力的朋友，能保护他不受地方长官的怀疑，但是没过多久，他还是不能再逃避“无神论者”的嫌疑了。 

这发生在一六八三年秋天，于是洛克来到阿姆斯特丹。斯宾诺莎已去世五六年了，不过荷兰首都的学术气氛还很自由，洛克有机会学习和写作，而且不受官方的干涉。他很勤奋，在外的四年里写下了著名的《关于宽容的信》，这使他成为我们这本小历史书的主角。在信中（按照他的反对派的意见应该是三封信），他根本否定国家有权干涉宗教。洛克认为（这源于另一个流亡者，法国人皮埃尔.贝尔，那时他住在鹿特丹，正在一个人编撰百科全书，很有才学），国家只是个保护性的组织，由一批人创立和维持，为的是相互间的利益和安全。这么一个组织为什么要发号施令、让人信仰这个而不允许信仰那个，洛克和他的信徒始终没有搞明白。国家并没有规定他们应该吃什么喝什么，为什么非要强迫他们去这个教堂而躲开那个教堂不可呢！ 

清教徒主义的不彻底的胜利使十六世纪成为奇怪的宗教妥协的时代。 

威斯特法利亚的和平终止了所有宗教战争。它阐明了一条道理：“所有臣民都必须服从统治者的宗教信仰。”这样一来，一个公国的臣民今天全是路德教徒（因为大公爵是路德教徒），而第二天摇身一变又都成了天主教徒（因为男爵恰好信天主教）。 

洛克争辩说：“如果国家有权力命令人们的灵魂归宿，那么一半人都注定要沉沦，因为不可能两种宗教都正确（按照宗教手册第一条的说法），生在边界这边的肯定会进天堂，生在那边的注定要下地狱。这样一来，出生时的地理位置便能决定一个人的灵魂能否被拯救了。” 

洛克没有把天主教徒列入他的宽容计划中，这的确是件憾事，不过可以理解。在十六世纪的不列颠百姓眼里，天主教不是宗教形式，而是个政党，从来没有停止颠覆英国的安全，它建造了个“无敌舰队”，还弄来大桶大桶的炸药要把这个友好国家的国会崩个稀巴烂。 

所以洛克宁愿主张把权力交给殖民地的异教徒，也不给天主教徒，而且请他们别再踏上英国的国土。但这只是因为他们危险的政治活动，不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不同。 

要听到这种看法就必须回溯十六个世纪。一个罗马皇帝曾经定下著名的原则：宗教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事，上帝觉得自己尊严受到损害的时候，自己会照顾自己的。 

英国人在不到六十年里经历了四个政府的变更，所以他们较容易接受基于常识的宽容理想所包含的根本道理。 

一六八八年，奥兰治的威廉渡过了北海，洛克也紧跟着他坐船来了，同船的还有英格兰王后。从此，他的生活安定无事，高寿到七十二岁才瞑目，成为人们尊敬的作者，不再是吓人的异端者了。 

内战是件可怕的事，却有一大好处。它可以清洁气氛。 

十六世纪英国的政见分歧耗尽了这个国的多余精力。其它国家还在为三位一体相互拼杀的时候，大不列颠的宗教迫害业已停止。间或有一个过于放肆的批评家抨击教会，象丹尼尔·笛福，这也许会倒霉地触犯法律。不过《鲁宾逊飘流记》的作者被戴上颈手枷，不是因为他是业余神学家，而是因为他是个幽默家。盎格鲁一萨克逊民族历来天生就是对讽刺疑心不已。假如笛福写的是严肃维护宽容的书，也不至于身受责难。他把对教会暴政的攻击化为一本半幽默的小册子，名叫《持不同意见者的捷径》，这表明他是个不知体面的粗人，不亚于监狱中的小偷。 

笛福还是幸运的，因为他的旅行从没有超出不列颠群岛。专横从发源地被赶出去以后，在大洋彼岸的殖民地找到了倍受欢迎的栖身之地。与其说这应该归因于刚刚搬进那片土地的人们的性格，不如说是因为新世界比旧世界更具有广阔的经济优势。 

英格兰是个小岛，人口稠密，只是大部分人有立足之地，人们如果不愿意再履行古老可敬的“平等交换”的规律，所有的生意都会终止。但是在美国，它是一个范围不知有多大、财富多得难以置信的国家，是一个只住有寥寥无几的农夫和工人的大陆，这种妥协就没有必要了。 

因此，在马萨诸塞海岸的小小共产团体里，产生了防范坚固的自诩正确的正统教，自从加尔文在瑞士西部充当了警察署长和最高审判长的快活年月以后，这种情况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在查理河的冰天雪地里第一次住上了人，这是人称“朝圣神父”的一小伙人。朝圣者一般是指“为表达宗教虔诚而去圣地旅行的人”。按照这个意思讲，“五月花”号的旅客并不是朝圣者，他们是英国的瓦匠、裁缝、搓绳匠、铁匠和修车匠，他们僧恨别人所崇拜的天主教教义，为了离开它才离开英国。 

他们首先渡过北海来到荷兰，到达这里时正赶上经济大萧条。我们的教科书还继续描写说，他们决意继续旅行是因为不愿意让孩子们学荷兰语，不然就会被这个国家同化。这些纯朴的人居然不图报恩，却跑去做什么美国公民。这听起来似乎不可能。其实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不得不住在贫民窟里，在人口已经很稠密的国家里谋求生路的确很难。据说在美国种烟草的收入远胜于在莱顿梳羊毛，于是他们便起程去弗吉尼亚。谁知遇上了逆风，马萨堵塞岸边的水手又笨手笨脚，他们就决定就地住下，不再乘着漏船到海上的恐怖中去冒险了。 

但是他们虽然逃脱了淹死和晕船的危险，却仍然处在危险之中。他们大多是英国内地的小城镇的人，没有开创生活的能力。共产思想被寒冷打得粉碎，城市的热情被不息的狂风吹得冰凉，妻子和孩子由于没有象样的食物而死去。只有很少的人熬过了三个冬夭，他们秉性善良，习惯于家乡的粗鲁而又质朴的宽容。可是由于随后又来了好几千新的殖民者，他们完全被吞没了。那些后来的人无一例外全是更严厉、更不妥协的清教徒，他们使马萨诸塞成为查理河畔的日内瓦，达数世纪之久。 

清教徒在弹丸之地上挣扎谋生，总是灾难重重，他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想从《旧约》中找到他们所想所做的事情的依据了。他们与体面的社会和图书一刀两断，悟出了自己的一套奇怪的宗教精神。他们把自己看做是摩西和纪登的后裔，很快会成为西部印地安人的马卡比。他们没有办法聊慰自己的艰苦乏味的生活，只能相信他们受难是为了唯一真正的信仰，还由此得出结论说，其他的人都是错误的。谁要是含蓄地说清教徒的所做所为并不完全正确，便会由于观点不同而遭到虐待，不是被无情地鞭苔一顿赶到荒野里，就是被割去耳朵和舌头，还要驱赶出境，除非他们万幸逃到邻近瑞典和荷兰的殖民地藏起来。 

这块殖民地对宗教自由和宽容事业毫无贡献，它起的作用并不是出于本心，而是歪打正着，这在人类进步历史中颇不少见。宗教专制的暴力引起了更为自由的政策的反作用。在差不多两个世纪的教士专制以后，涌现了新的一代，他们是各种形式的教士统治的公开可怕的敌人，认为政教分家是很必要的，厌恶前人把宗教和政治混为一体。 

这个发展过程很缓慢，却很有点运气，直到大不列颠和它的美国殖民地的敌对爆发之前危机才出现。结果是，撰写美国宪法的人不是自由思想者就是旧式加尔文主义的秘密敌人，他们在这个文件里注入了颇为现代化的原则，经过验证，这些原则在维持共和国的和平稳定中有巨大价值。 

可是在这以前，新世界在宽容领域里已经经历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发展，而且是在天主教区里，在现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地方。 

这次有意思的事情的主要人物是卡尔佛特父子，原籍在佛兰芒，不过父亲后来迁居到了英国，为斯图亚特王朝效劳，干得很不错。他们起先是新教徒，但是乔治·卡尔佛特——他做了国王詹姆士一世的私人秘书和总管——烦透了当时人们的神学纠缠，便又回到古老的信仰，老的信仰甭管是好、是坏、还是不好不坏，反正它称黑为黑，称白为白，不把每项教义的最后判定权留给一帮半文盲的教士。 

这个乔治·卡尔佛特似乎多才多艺，他的倒退（那时很严重的罪名！）并没有使他丧失他的皇上主子的恩宠。相反，他被封为巴尔的摩的巴尔的摩男爵，在计划为受迫害的天主教徒建立一小块居住地时，还获得了各方帮忙的许诺。他先在纽芬兰试运气，但是他派去的居住者都被人赶出了家门，于是他申请在弗吉尼亚要几千平方英里的土地。谁知弗吉尼亚人是顽固的圣公会教徒，他们也不要这些危险分子做邻居。巴尔的摩接着要求得到弗吉尼亚和荷兰、瑞典领地之间的一条荒野，但没等获准就死了。他的儿子塞西尔继续这件好事，一六三三至一六三四年冬天，“方舟”号和“鸽子”号两只小船在乔治的兄弟伦纳德的命令下，穿过大西洋，于一六三四年三月满载着旅客平安抵达切萨皮克海湾。这个新国家叫马里兰，以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的女儿玛丽命名。亨利四世本来计划建立一个欧洲各国的联盟，但这计划却被一个发疯的僧人用匕首打破了，玛丽成为英国国王的妻子，而这个国王不久又在清教徒手里丢了脑袋。 

这个移民区迥然不同，它不剪除印第女人，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平等相待，度过了好几个困难年头。首先移民区里有很多圣公会教徒，他们是为了逃避马萨诸塞清教徒的专横才来的。后来清教徒也踏进这块移民区，为的是逃避弗吉尼亚圣公会教徒的专横。这两伙人都是亡命徒，盛气凌人，都想把自己的“正确信仰”带进这个刚刚给他们安身之地的州。由于“所有会引起宗教狂热的争执”在马里兰的土地上都被禁止，老移民者便有权力让圣公会教徒和清教徒都安安静静的别惹事。但是，家乡的保皇党和圆颅党的战争爆发不久，马里兰人就害怕不管哪一方获胜，他们过去的自由都会丧失。因此，一六四九年四月，刚刚获得查理一世被处以极刑的消息以后，在塞维尔·卡尔佛特的直接倡议下，就通过了著名的《宽容法》。其中有这样一段，很出色， 

“由于宗教对思想的高压统治在所及的范围内常常产生有害的结果，为了本省份政权的安定，为了保护居民相互之间的友爱和团结，特此决定，任何人不得以宗教或宗教信仰为理由，对本省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进行干预、骚扰和迫害。” 

在一个耶稣会会士掌管重权的国家里，能够通过这样的法案，这显示了巴尔的摩家族的杰出政治能力和非凡的勇气。这种宽宏大度的精神深受来访者的赞扬。后来，一伙外逃的清教徒推翻了马里兰的政权，废除了《宽容法》，以自己的《关于宗教的法案》取而代之，它给予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以宗教自由，但天主教徒和圣公会教徒却除外。 

幸运的是，这个反动的时期并不长。一六六○年，斯图亚特分子重新当权，巴尔的摩派的人也重掌马里兰的大印。 

对他们政策的又一次攻击来自另一边。圣公会教徒在本国获得了完全胜利，因此硬要让自己的教会变成所有移民区的官方宗教。卡尔弗特家族继续奋战，但他们看到要把新移民者吸引到自己一边是不可能了。经过整整一代人的斗争，这次试验宣告终止。 

新教徒胜利了。 

专横也占了上风。 

二十三　太阳国王

十八世纪常被指为专制的年代。在现今信仰民主的年代里，专制无论多么开明，也不是理想的政府。 

总是说人类好话的历史学家也会对路易十四国王伸出责难之指，然后让我们自己去做结论。这个聪明的国王带上王冠的时候，在他继承的国家里天主教和基督徒两派势均力敌。他们经过一个世纪的相互残杀（天主教人占了很大便宜），最后终于达成了和平，双方许诺，尽管对方是不受欢迎的，但既然是躲下开的邻居和公民，就要承认其存在。一五九八年发布的“永久的和不可改变的”《南特法令》包括了双方达成的各项协议，即：天主教为国教，基督徒可以充分享有信仰自由，不得因其信仰而遭迫害。他们还获准建造自己的教堂和担任公职。基督徒还获准掌管法国境内二百个要塞城市，以此表示对他们的信赖。 

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安排。胡格诺派教徒不是天使，把二百多座繁荣的城市和乡村放在敌视政府的政党手中，简直就象我们把芝加哥、旧金山和费城交给民主党人以换取他们接受共和党人的统治一样荒谬无稽。 

黎塞留是统治过这个国家的一个聪明人，他看出这一点。经过长期奋斗，他剥夺了基督教徒的政治权利，却丝毫不干涉他们的宗教自由，尽管他本人的职业是大主教。胡格诺派教徒不再能与国家的敌人进行单独的外交谈判了，不过享受的权利还和从前一样，可以唱赞美诗，听布道，全都听便。 

下一个执行类似政策的法国统治者是马萨林，但是他于一六六一年就死了。年轻的路易十四开始当政，这便是人心向善的时代的终止。 

这个国王很聪明，却又引起了人们的争沦，似乎十分不幸的是，他一辈子只有一次不得不与正派人结交，却落入一个宗教狂的女人手里，她叫弗朗斯·多碧娜，是御用文人斯科隆的遗孀。她在宫中担任路易十四和蒙特斯丹的七个私生子的家庭教师，由此开始发迹，等到那位夫人的春药已经丧失了魔力，国玉已经偶尔表露出厌烦的时候，这位女教师便取而代之。她与以前所有国王情妇的唯一不同是，在搬入国王的居室时，巴黎大主教为他们的结婚举行了隆重的宗教仪式。 

在以后的二十年里，王位后面的权力全抓在这个女人手中，而她又听凭她的忏悔神父的摆布。法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从来没有原谅过黎塞留和马萨林对基督徒的和解态度。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毁掉那些明智的政治家的成就了，便大干起来，因为他们不仅是王后的官方顾问，也是国王的银行家。 

这是又一个奇怪的故事。 

在前八个世纪里，修道院积攒了法国的大部分财富，他们不顾国库开支的与日俱增，拒不向国家交税，因而他们握有大量过剩的财产。国王陛下——他的荣耀比他的信誉大得多——抓住了这个机会，重新填满了自己的金库。为此，他给支持他的教士一点好处，作为报答，他被允许随意向教会借钱，想借多少就给多少。 

这样一来，“不可改变”的《南特法令》被一项一项地改变了。起初基督徒还没有被禁除，但是坚持信仰胡格诺派事业的人总是得不到安宁。据说一些省份里的错误教义很顽固，龙骑兵的人马便去大肆横行，住在老百姓家，发号施令，很使人讨厌。他们狂吃豪饮，偷走勺子和叉子，打破家具，侮辱安分人家的妻女，就象在被征服的国土上一样无恶不作。主人们失望无度，便冲到法庭要求保护，谁知却被嘲弄一番，还说这是他们自作自受，自己应该知道怎样摆脱这些不受欢迎的来客，重新博得政府的好感。 

只有很少的人听从了劝告，到附近的乡间牧士那里接受天主教洗礼。但是绝大部分纯朴的人还是坚持自幼就信仰的理想。最后等教堂一个接一个被关闭，教士被送上了十字架，他们才懂得原来他们命里注定要倒霉。他们不想投降，使决定一走了之，可是刚到边境，才得知谁也不许离境，抓住就被绞死，帮忙的人大概也得上绞架。 

显然，当时发生了一些后人永远不会知道的事。 

其实自从法老的时候起，各个政府也都不时“关闭边境”，却从来没有成功过。 

决意要走的人只要不惜冒各种危险，总是可以找到路的。成千上万的法国基督徒通过“秘密途径”来到伦敦、阿姆斯特丹、柏林和巴塞尔。当然这些外逃者没有很多钱，但他们是以忠诚肯干而闻名的商人和艺术家，信誉很好，精力又充沛，没过几年便重新繁盛起来。这繁盛本来应该是属于法国的，法国在经济上失去了无法计算的价值。 

如果说《南特法令》的取缔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奏，并不算夸张。 

法国一直是富有的国家。但是商业和宗教从来没能合作。 

法国的政权一落入女人和教士的手里，命运就注定了。写下驱逐胡格诺教徒法令的那支笔，后来也签署了宣判路易十六的死刑。 

二十四　弗雷德里克大帝

德国王族从来也没有因为喜欢平民执政的政府而出名。但是这个家族的人头脑清醒，喜欢藏书和救济穷人，在巴伐利亚人的疯狂气质侵蚀他们之前，还为宽容的事业做了一些非常有益的贡献。 

在某种难度上这是实际需要的结果。德国王族继承了欧洲最穷的地方，那是漫无边际的沙地和森林，只有一半的地方有人住。三十年战争使得那里的居民家破人亡。他们需要人力和资金，以便重整家业，于是开始去寻求这一切，不论其来源于什么种族，信奉什么教义和以前的卑贱身份。 

弗雷德里克大帝的父亲是个粗俗的家伙，言谈举止活象个采煤工，对酒吧女招待很感兴趣。不过他会见外国逃亡者代表团的时候倒是能彬彬有礼。在处理涉及到王国重要统计数字的事情时，他的座右铭是“越多越好”，他有意识地收集所有国家抛弃的东西，就象是在收集六点三英尺高的掷弹兵担任自己的警卫一样。 

他的儿子的能力非同一般人，很有教养。父亲不允许他学习拉丁文和法文，可他偏要研究这两种语言。他喜欢蒙田的散文，讨厌路德的诗歌，喜欢爱比克泰德的智慧，讨厌那些天主教的无知。父亲按照《旧约》中的教义对孩子很严厉（为了让孩子学会服从，父亲命令把孩子的最要好的朋友在窗前斩首），但这没有使儿子倾向于正直的犹太理想，那时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牧师都对犹太理想赞不绝口。弗雷德里克把所有的宗教都看做是史前的恐惧和无知状态的复苏，信教等于陷入一种被一小撮聪明却又无耻的家伙们小心操纵的奴性状态，这些家伙知道怎样充分利用自己的优越地位靠着损人利己来享乐。弗雷德里克不仅对基督教义感兴趣，而且对基督本人的兴趣更大，但是他是按照洛克和索兹尼的观点来接触这个问题的，所以至少在宗教问题上是个宽容大量的人，而且可以毫不吹嘘地说，在他的国家里，“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方法寻求拯救”。 

弗雷德里克做出的这个英明论断为他沿着宽容的道路做进一步的试验奠定了基础。譬如他颁布说，只要传授宗教的人是正直的，过着正派和遵纪守法的生活，那么所有的宗教就都是好的，因此所有的信念都必须享有同等权利，政府不许干涉宗教事务，只需充当警察的角色，维持不同宗派之间的和平就够了。他的确相信这一点，只要求臣民顺从和忠诚，把对思想和行为的最后评判权留给上帝，“只有上帝才了解人的良知”，他从不对上帝的旨意做哪怕是很小的评论，免得使人们以为他需要人的帮助，也就是用暴力和凶残来推行神圣的目的。 

弗雷德里克在思想境界比他所处的年代早了两个世纪。国王在首都的中心给天主教徒们拨出了一块土地，让他们自己修建教堂，当时的人都摇头不止。耶稣会的人从大多数天主教国家被赶了出来，他又挺身保护他们，于是人们开始咕哝一些恶毒的警告。他宣布说道德和宗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每个人只要交纳税款和服兵役，就可以随意信奉什么宗教，这时候人们再也不认为他是个基督徒了。 

由于当时他们恰好住在普鲁士境内，批评家都不敢轻举妄动，因为陛下精通警句，在皇家法律上稍加评论，就可以给那些在某些方面没能博得他欢心的人的事业造成一些不寻常的后果。 

不过事实上他是一个掌权三十年的开明的专制君主，他第一次给欧洲带来了几乎是完全的宗教自由。 

在欧洲的这个偏僻的角落里，新教徒、天主教、犹太人、土耳其人和不可知论者第一次享有了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待遇。喜欢穿红衣服的人不能对穿绿衣服的人称王称霸，穿绿衣服的人也不能对穿红衣服的人称王称霸。那些回到尼西亚寻找精神安慰的人，被迫与那些既和坏人打交道、又和罗马主教打交道的人和平友好地相处。 

弗雷德里克真的很满意他的努力成果吗？我很怀疑。他在行将辞世的时候，让人把他忠实的狗叫来。在这最重要的时刻，狗看来是比“所谓的人类”更好的伴侣（陛下是一个能力很强的报刊专栏作者）。 

他去世了，这是第一个误入这个错误世纪的马可·奥勒留，他象他的先辈一样，给他的继承者们留下了一份很好的遗产。 

二十五　伏尔泰

在当今时代里，我们常听人们说起新闻广告人员的恶毒努力，许多好人都指责“宣传”是现代魔鬼的一项成功发明，是一种既新奇又拙劣的方法，为的是使人们注意某个人或某项事业。不过这种责备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一般认为“宣传”是最近才发明的。但是如果不带偏见地看待过去的事件，就会发现这与事实恰恰相反。《旧约》中的预言家们，不管大小，都曾是精通吸引老百姓注意力的大师。用新闻行业的话说，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是一个长长的连绵不断的“宣传噱头”。有些宣传是体面的。但大部分都是现在连百老汇都拒绝刊登的眼花缭乱、粗俗卑劣的宣传。 

象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改革者们都充分懂得精心布置的广告的巨大价值。我们不能责怪他们。他们不能象红菊花那样，只要谦卑愉快地生长在路边就行。他们非常认真。他们想让自己的观点发扬光大。要取得成功，不吸引一大群追随者怎么行呢？ 

肯皮斯的某一个托马斯，在一个寺院的安静角落里生活了整整八十年，这种长期的自愿流放，如果及时做广告（原原本本地），就会产生深远的道德影响，好奇心会驱使着人们去阅读那本关于他一生祈祷和思考结晶的书，销路会很好。但是阿西斯的某一个弗朗西斯或罗耀拉如果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劳动确实成效，那他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使用现在常常与马戏团或电影新星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方法。 

基督教特别强调谦虚，赞美那些精神谦卑的人。但是赞扬这些美德的布道现在之所以能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却是因为当时在宣扬时用了特定的方法。 

难怪那些被谴责为教堂不共戴天的敌人的男男女女们，在抗争西方世界的精神专制侄梏时，从圣经上撕下一页来，并采用了一种相当奇特的宣传方法。 

我提供这个不足挂齿的解释，是因为善于做大量宣传的最伟大的学者伏尔泰，有时不择手段地利用了人们思想上的空虚，因而经常受到抨击。也许他的手法并不总是那么高明，但是那些因他而得救的人或许不这么看。 

进一步来说，就象检验布了要通过品尝一样，对象伏尔泰这样的人的成功或失败也应该根据他究竟为他的同胞们做了些什么贡献来评定，而不是他所喜欢的衣服、玩笑或糊墙纸。 

这个奇怪的人有一天忽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便说：“我没有王权又有什么关系？我有一支笔。”他对了。他有一支笔。他有许多支笔。他是鹅的天敌，因为他使用的鹅毛笔比二十多个一般作家用的还要多。他属于文学巨人那一类人，他们都孤独一人，在最可怕的逆境中写的文章也和作家协会所有的作家总数写的一样多。他在肮脏的乡下客栈里伏案疾书。他在冰冷孤独的乡下客房里创作出了无以数计的六韵步诗歌。他的稿纸布满了他在格林威治寄宿的屋子的破地板。他把墨水飞溅到普鲁士王家住宅的地毯上，还用了大量印有巴士底狱监狱长名字的私人信笺。当他还在玩滚铁环和做弹球游戏时，尼农·德·兰克罗曾送给他一笔数目可观的零用钱，让他“买一些书”，八十年后在同一个巴黎，我们听见他说要买一本大页纸和散装咖啡，以便在无法逃脱的死亡长眠来到之前再写完一部书。 

关于他撰写的悲剧、故事、诗歌、哲学以及物理论文，都无需在本书里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加以评论。他的十四行诗并不比同时期的几十个诗人写得好。作为历史学家，他的资料并不可靠，而且乏味得很，他在科学领域的探险也只能达到我们在星期日的报纸上看到的那种水平。 

但他是愚蠢、狭隘、固执和残忍的敌人，由于勇敢而坚强，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一九一四年的大战之前。 

伏尔泰生活的年代是个走极端的时期，一方面是一个极端自私和腐败过时的宗教、社会和经济制度，另一方面是一大批积极但又过分热忱的青年男女，他们想搞个太平盛世，但完全没有实际基础，只不过是一片好心罢了。他是个不引人注意的公证员的儿子，体弱多病，诙谐的命运把他扔进了鲨鱼和蝌蚪的大旋涡里，要么溺死，要么游出来。他愿意游出来冲到岸上。他长期同逆境作斗争的方法常常令人怀疑。他乞求、谄媚、充当小丑的角色。但这是在他没有版税和成为文学巨人之前的所做所为。让这个从来也不为混饭吃而粗制滥造作品的作者扔出第一块石头吧！ 

这并不是说，伏尔泰为了几块多余的砖块发愁。在他漫长而繁忙的一生中，他献身于与愚蠢的斗争，经历了无数次挫败，因此不在乎被当众打一顿或是挨了人家扔来的香蕉皮这类小事。但他是一个不屈不挠、充满了希望的乐天派。如果他今天在陛下的监狱里消磨了时光，说不定明天就会在驱逐他的同一个宫庭里得到一个名声显赫的职位。如果说他的一生都被迫去听那些愤怒的乡村牧师骂他是基督教的敌人，有谁知道在塞满了情书的碗橱的某个角落里，说不定扔着教皇赠送给他的一枚漂亮的勋章，以证明他既能遭到教会的非难，也能受到教会的赞许。 

这是不足为奇的。 

他尽情地领略人间的快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过着奇怪的、丰富多彩的生活。 

伏尔泰在血统上属于中间阶层。他的父亲，由于缺少一个得体的名称，可以称为开私立信托公司的那类人。他给许多富豪贵族的心腹打杂，兼管他们的法律和财务利益，因此年轻的亚鲁艾（因为这是他家的姓）习惯于接触比自己的家庭境遇稍为好点的阶层，这在后来的生活中给予了他压倒大多数文学对手的有利条件，他的母亲是一个叫德·奥玛尔德小姐的人。她是个穷姑娘，没给丈夫带来一分钱的嫁妆。但是她的姓前有一个小小的“德”字，所有法国中产阶级（和一般欧洲人，特别是为数不少的美国人）对此都肃然起敬，她丈夫觉得获得这样的奖赏是相当幸运了。她的儿子也沉浸在被封为贵族的祖辈给他带来的荣耀里，他一开始写作就把带有平民色彩的弗朗西斯·玛丽·德亚鲁艾改为更具有贵族特色的弗朗西斯·玛丽·伏尔泰，但是他如何更改、在什么地方更改了自己的姓氏，还是一个不解之谜。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伏尔泰非常喜欢姐姐，她在母亲去世后一直照料他。他哥哥是詹森教派的忠实牧师，非常热情和正直，但伏尔泰讨厌他，这是他尽量不在父亲名下生活的一个原因。 

父亲亚鲁艾不是傻瓜，他很快就发现小儿子是一个不逞之徒。为此他把儿子送到耶稣会，希望他成为一个精通拉丁文六步韵诗和斯巴达式的严于律己的人。虔诚的神父们尽最大的努力开导他，给这个下肢细长的学生进行已经消亡和正在使用的语言的扎扎实实的基础训练。但是他们感到不可能根除这孩子的某种“古怪”才能，这从一开始就使他有别于其他的学生。 

伏尔泰十六岁的时候，教士们都很乐意让他离开耶稣会。为了赢得父亲的欢心，年轻的弗朗西斯开始学习法律。不幸的是，一个人不可能整天闭目塞听地读书。晚上有许多困散的时间。为了消磨时光，伏尔泰不是为地方报纸撰写一些滑稽风趣的小故事，就是在附近的咖啡店给他亲密的朋友们朗读他的文学新作。两个世纪以前过这种生活一般是被认为要下地狱的。父亲亚鲁艾充分意识到儿子所冒的危险。他求助于一个颇有影响的朋友，为弗朗西斯在海牙的法国使馆里谋得一个秘书职位。荷兰的首都，当时和现在一样，单调得出奇。由于没有事情好做，伏尔泰就开始和一个不特别漂亮的女孩谈恋爱了。女孩的母亲是一个社交界的记者，一个令人生畏的女人。这位夫人希望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更有前途的党徒，就赶忙找到法国大使，请求他在整个城市还不知道这件丑闻的时候赶走这个危险的罗密欧。大使自己已经是自身艰保了，不想再找麻烦。他把自己的秘书匆匆忙忙地撵上去巴黎的下一辆公共马车，弗朗西斯丢掉了工作，再次处于父亲的支配之中， 

在这种紧急的时刻，亚鲁艾想了一个权宜之计，这种方法常常被有朋友在法庭工作的法国人采用。他要求并得到一封“盖有国王封印的信”，把信放到儿子面前，让他要么到强制空闲的监狱去，要么写一份到法律学校勤奋用功的申请书。儿子说他选择后一种出路，并保证做勤奋和用功的模范。他信守诺言，投入自由创作小册子的幸福生活，这方面的勤奋使整个镇子都议论纷纷。这当然不符合父亲的口味，于是他决定运用做父亲的权利把儿子从塞纳河的寻欢作乐的场所赶走，让他到乡下的一位朋友家里住一年。 

在乡下，天天都有二十四小时的闲暇时间（包括星期日在内），伏尔泰开始非常认真地学习文学并且创作出了他的第一个剧本。十二个月的清新空气和受益不浅的单调生活之后，他被准许回到花天酒地的首都，他马上写了一系列讽刺摄政王的文章来弥补失去的时间。其实对于那个卑鄙的老家伙，骂他什么都不过份，但是他一点也不喜欢伏尔泰这样替他做宣传。以后的文章招来了第二次流放，最后还不得不去巴土底狱呆一段时间。但是当时的监狱，也就是说为象伏尔泰这样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年轻绅土准备的监狱，并不是坏地方。囚犯不允许擅自离开房间，但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的事情。这正是伏尔泰所需要的。巴黎中心的孤独牢房给了他做一些认真工作的机会。他被释放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好几个剧本，都非常成功，其中一个连续上演了四十五个晚上，打破了十八世纪的所有纪录。 

这不仅使他赚了一笔钱（他非常需要钱），而且使他获得了才子的名声，这对于一个还得为前途奋斗的年轻人来说是最不幸的，因为从此以后，人们把在林荫大道上或是咖啡馆里开的能在几小时内博得人们欢迎的玩笑都归罪于他。顺便提一句，这也是他到英国学习自由党政治家的研究生课程的原因。 

一七二五年，伏尔泰对古老而又无用的罗汉家族开了（或没开）几句玩笑，罗汉的骑士感到自尊心受到打击，一定要对此报复一下。当然不可能让古代统治者的后代和一个公证员的儿子举行决斗，这位骑士就把复仇的事交给了他的侍从们。 

一天晚上伏尔泰正与父亲的一个主顾苏里公爵一起吃饭，有人告诉他外面有人要找他。他到了门口，就被罗汉爵士的侍从们狠揍了一顿。第二天这件事在镇子里不胫而走。伏尔泰在打扮得最体面的时候也活像漫画上的丑陋的小猴子。他鼻青眼肿，头上缠满了绷带，成了人们评论的再好不过的话题。只有采取一种非常断然的措施才能挽救他，使他不在滑稽报纸的手里名声扫地。肚子里的生牛排一给他鼓劲，伏尔泰先生就把他的见证人送到罗汉骑士那里，然后开始紧张地练习击剑，准备进行一场殊死的决斗。 

哎呀，等到大战的那天早晨，伏尔泰发现自己再次被送进监狱了。罗汉这个地地道道的无赖，把这场决斗交给了警察，于是决斗的勇士被拘留起来，直到给了他一张去英国的车票才被释放。伏尔泰被打发向西北方向起程，并且被告知，只要陛下的宪兵不发邀请，他就不许回法国。 

伏尔泰在伦敦和伦敦附近住了整整四年。不列颠王国并不是个真正的天堂，但和法国相比，多少还有一点天国的样子。 

皇家断头台给这块土地撒下了一道阴影。一六四九年一月三十日是所有身居要职的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发生在死去的查理王身上的事也会发生在任何胆敢把自己置干法律之上的人的身上。至于国教，当然官方教堂要享受某种权力和优厚的待遇，但是喜欢在别的地方做礼拜的人也可以平安度日，与法国相比，宗教神职人员对国家事务的直接影响几乎是微不足道的。承认是无神论者的人和一些令人讨厌的不信奉国教的人，偶尔可能得到赏光到监狱里逛一逛，不过对于路易十五的臣民来说，英国一般的生活状况还是完美的。 

一七二九年，伏尔泰回到法国，虽然得到了允许生活在巴黎，但是他很少利用这种特权。他象一只战战兢兢的动物，乐意从朋友们手里接过一块白糖，却又总是十分警觉，稍微有一点危险的迹象就会逃之夭夭。他努力地工作。他写了大量作品，根本不管时间和事实，自己选定题目，从利马和秘鲁讲到俄国和莫斯科，写了一系列知识渊博、通俗易懂的历史剧、悲剧和喜剧。四十岁时，他已经是当时独步一时的文学家了。 

另一件事，使伏尔泰接触到了一种不同的文明。 

在遥远的普鲁士，善良的弗雷德里克国王在土里土气的院子里被一帮土包子簇拥着，大声地打着呵欠，想能找到几个能使他快活的人作伴。他非常羡慕伏尔泰，多年来一直想把伏尔泰请到柏林来。但是对于一七五○年的法国人来说，这样的移居就等于迁到荒无人烟的维吉尼亚，弗雷德里克一再提高给他的款项，伏尔泰这才接受了邀请。 

他来到柏林，矛盾也就开始了。普鲁士国王和这个法国剧作家都是不可救药的个人主义者，不可能毫无怨恨地在同一个屋顶下和睦相处。经过两年的龙争虎斗，一场无关紧要的争吵就把伏尔泰赶回了他乐意称为“文明”的地方。 

不过伏尔泰汲取了一个有益的教训。也许他是对的，普鲁士国王写的法国诗歌的确很糟糕。但是国王陛下对宗教自由的态度是无可指责的，这就是他比欧洲任何君主更值得一提的地方。 

差不多六十岁的时候，伏尔泰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他没有心情去接受严酷的判决，而法国的法庭正是靠这种判决来维护其秩序的，不允许有什么严厉的反抗词句。上帝在创世纪的第六天赋予了他的最伟大的产品以神圣的智慧之光，而人类却不愿意利用它，这使伏尔泰一生都为之恼火。他（伏尔泰）痛恨各种形式、各种样子的愚蠢。他把大部分愤恨都发泄在那些“邪恶的敌人”身上，象古罗马的政治家一样，总是威胁要摧毁它。这个“邪恶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大家”。他们只要有吃有喝，有地方休息就拒绝思考。 

从孩提时代，伏尔泰就感到自己是被一架巨大的机器驱赶着，这架机器似乎是通过一种完全没有生气的力量，把残酷和固执联在了一起。摧毁或至少打翻这个东西成了他老年的遐想。法国政府并没有亏待这个特殊的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制造了一大堆法律上的丑闻，着实帮了伏尔泰的大忙。 

第一件事发生在一七六一年。 

在法国南部的土鲁斯城里住着一个叫吉恩·卡拉斯的店主，是个新教徒。土鲁斯一直是个虔诚的城市。那儿的新教徒不许担任公职，也不许当医生、律师、书商或是助产士。天主教的家庭里不准任用新教徒佣人。每年的八月二十三和二十四日，全体居民要用隆重的赞美盛宴和感恩来纪念杀戳新教徒的圣巴塞格梅大惨案。 

尽管环境不太妙，卡拉斯一辈子还是和左邻右合和睦相处。他的一个儿子改信了天主教，但是父亲对儿子仍然很好，还对人们说，就他自己来说，他完全可以让孩子们自己选择喜爱的宗教。 

但是吉恩家发生了一件不可外扬的丑事，那就是关于他的大儿子麦克·安东尼。麦克是个不幸的人。他想成为一名律师，但是这个职业不让新教徒参加。他是虔诚的加尔文主义者，还拒绝改变自己的信条。思想斗争使他患了忧郁症，最后病魔深深地摧残了这位年轻人的思想。他开始为父母背诵哈姆雷特的著名独自，他独自长时间散步，并常常向朋友们讲自杀的好处。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家里人正在招待一个朋友，这个可怜的孩子悄然离去，跑到父亲的储藏室里，拿了一根打包的绳于，在门柱上悬梁自尽了。 

他父亲几小时以后发现了他，他的罩衣和衬衣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鞋子的上面。 

家里人绝望了。那时自杀的人要脸朝下赤身裸体地被拖着穿过城里的街道，然后绑在门外的绞刑架上，让鸟把尸体吃光。 

卡拉斯一家是有身份的人，对这样的奇耻大辱是不甘心的。他们站成一圈，讨论应该做什么和准备做什么，这时一个邻居听到了这场混乱，报告了警察。丑闻迅速传开了，这条街上马上挤满了愤怒的人群，他们大声呼喊要求处死老卡拉斯，”因为他为了不让儿子成为天主教徒就把他杀了。” 

在小城市里是无奇不有的，而且在十八世纪法国的乡下，无聊就象一个黑色的送葬棺材，沉重地压在人们的身上，因而最无知离奇的故事也有人相信，它们能使人们如释重负似地松一口气。 

高级官员完全清楚在这种可疑的情况下自己应该做什么，于是他们立即逮捕了卡拉斯全家、客人、佣人及最近去过或接近过卡拉斯家的人。他们把犯人送到镇公所，给他们戴上镣铐，扔到专门关押怙恶不悛的敌人的地牢里，第二天对他们进行了审查。所有人讲的都一样，麦克·安东尼怎样不露声色地进了家门，怎样离开了房间，他们认为他是去一个人散步了，等等。 

然而这时土鲁斯城的教士们也参与了这件事，在他们的帮助下，可怕的消息传开了：这个胡格诺派教徒杀害了自己的儿子，因为他要树立真正的信念，他嗜血成性，因为儿子要转回到真正的信仰，就杀死了他。 

熟悉现代侦破方法的人们会认为官方一定要利用当天对谋杀现场的调查结果。人们都知道马克·安东尼身强力壮，他二十八岁，父亲六十三岁。他父亲不经任何搏斗就轻而易举地把他挂到门柱上吊死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但是没有一个镇议会议员为这微不足道的细节费脑筋，他们忙着收拾受害者的尸体，因为麦克·安东尼的自杀现在被认为应当受到殉教者的待遇，尸体在礼堂里停放了三个星期，被穿白服的忏悔者们按最隆重的仪式埋葬了。他们出于一些不可思议的原因把已死去的加尔文主义看作为自己组织的成员，把他的涂抹了防腐药料的尸体隆重地送到大教堂，这通常是为主教或当地最富有的资助人采用的仪式。 

在这三个星期中，城里每个布道坛都一再敦促土鲁斯虔诚的人们提供反对吉恩·卡拉斯和他们家的证据，最后大众报刊彻底抛出了这个案件，审判在马克自杀了五个月之后开始了。 

当时一个审判官灵机一动，提出应该到这位老人的铺子里去看看他所描述的那种自杀是否可能，但他被十二票对一票压倒了，卡拉斯被宣判施以酷刑，用车轮把他撕裂。 

他们把卡拉斯带到刑讯室吊起来，脚离地有一米高，然后使劲拽他的四肢，直到拉得“脱臼为止”（我是抄自官方的报导）。由于他拒不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犯过的罪行，就又被放了下来，灌了大量的水，一会儿他的身体就比“原来大了一倍”。他还是否认自己的罪行，就又被抬上死囚车送到刽子手那里，要把他胳膊和腿都撕开。在后来的两个小时里，他心灰意冷地躺在铁砧上，地方官和教士们还继续喋喋不休地用问题打扰他，老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继续申辩自己无罪。首席执行官被这种固执的谎话弄得火冒三丈，便放弃了对这个无望案子的审理，命令把他绞死。 

这时大家的愤怒已经平息了，就没有处死他家里的人。卡拉斯的遗孀被剥夺了所有财产，允许她隐居起来，在忠心耿耿的佣人陪伴下，忍饥挨饿地度日。孩子们全都送到修道院去了，只有最小的孩子在哥哥自杀的时候正在尼姆读书，他很明智地跑到了日内瓦。 

这个案子引起了好多人的关注。伏尔泰居住在费内的城堡里（城堡建得离瑞士的边界很近，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听到了这个案件，但一开始他拒绝穷源究委。他一直与瑞士的加尔文主义的牧师们不和，他们也把矗立在他们自己城里的那个小小的私人戏院视为明目张胆地挑衅，是恶魔的建筑。因此，伏尔泰在目空一切的心境下写道，这个所谓的新教殉难者并不能激起他的任何热情，因为如果天主教不好的话，那么胡格诺教徒一意孤行，拒绝了他的戏剧，就更坏！另外，在他看来（也就是其他许多人看来），那十二个法官似乎很得人尊敬，要说他们无缘无故就把一个无辜的人判处死刑，简直是不可能。 

费内的这个圣人很好客，来者不拒，几天后从马赛来了一个商人，他在审判期间正好在土鲁斯。他向伏尔泰提供了一些第一手的资料。伏尔泰终于开始明白了已经犯下的这种罪行的可怕之处，从那儿以后，他就再也放不下这个问题了。 

勇气有许多种，但一等功勋应该留给那些举世无双的人们的，他们单枪匹马，敢于面对整个社会，在最高法庭进行了宣判，而且整个社会都认为审判是合法和公正的时候，敢于大声疾呼正义。 

伏尔泰清楚地知道，如果他敢于控告土鲁斯法庭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大风暴就会降临，他象一个职业律师那样，精心准备自己的诉讼。他访问了卡拉斯家跑到瑞士的孩子。他给每个可能知道内情的人写信。他还雇用了辩护人来检查和修改他的结论，以免自己由于满腔怒火和义愤而丧失了理智。等他自己的根据有了把握，他就开始了这场战斗。 

首先，伏尔泰推动每一个在法国有影响的人（他认识大部分人）给国务大臣写信，要求修正卡拉斯案件。然后他开始寻找卡拉斯的遗孀，找到她以后，又慷慨解囊把她带到巴黎，雇用了一个最有名的律师照看她。这个女人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了。她呆呆地祈祷要在她死之前把女儿们从修道院里领出来。除此之外，她再没有任何希望。 

然后，伏尔泰又和卡拉斯的信奉天主教的儿子取得了联系，帮助他逃出学校，到日内瓦找他。最后，他把所有的事实以题为《关于卡拉斯家庭的最原始材料》的小册子出版了，这个小册于由悲剧的幸存者们的书信组成，一点也没有涉及伏尔泰自己。 

后来，在修改这个案件过程中，伏尔泰还是审慎地躲在幕后，但是他成功地策划了这场宣传战，不久卡拉斯家的诉讼就成为欧洲所有国家所有家庭关心的事情，各地成千上万的人（包括英格兰国王和俄国的沙皇）都为帮助被告而捐款。 

最后伏尔泰打了一生中最艰苦的一仗，并取得了胜利。 

当时，声名狼藉的路易十五占据着法国王位。幸亏他的情妇对耶稣会和他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教堂在内）都深恶痛绝，因此站到了伏尔泰一边。但是国王喜欢使享乐高于一切，人们对一个死了的默默无闻的新教徒喋喋不休，这使他很恼火。当然国王只要不签署新的判决，大臣就不敢采取行动，只要大臣不轻举妄动，土鲁斯法庭就安然无事。他们自认为很强大，用高压手段不让伏尔泰和他的律师们接近判决的原始文件。 

在这可怕的九个月里，伏尔泰坚持不懈地做鼓动工作，最后在一七六五年三月，大法官要求土鲁斯法庭交出所有关于卡拉斯案件的记录，并提议进行新的判决。当这项决定公布于众时，吉恩·卡拉斯的遗孀和最后回到她身边的两个女儿，都来到了凡尔赛。一年以后，受命调查这个上诉案件的特别法庭判决吉恩·卡拉斯是由于一项他没有犯过的罪被处死的。人们经过巨大的努力，总算说服国王赐给卡拉斯的遗孀和孩子们一小笔钱。此外，处理卡拉斯案件的地方官们都被解了职，这件事很委婉地向土鲁斯人民暗示，这种事情不许再重演了。 

虽然法国政府对这件事可以采取委婉的态度，但是法国人民的内心里却激起了愤怒。伏尔泰突然意识到这并不是独此一桩的误判案，还有许许多多象卡拉斯那样清白的人蒙受了折磨。 

一七六○年，土鲁斯附近的一个新教徒乡绅在家里盛情招待了一个前来参观的加尔文主义牧师。由于这是个骇人听闻的罪行，他被剥夺了财产并被处罚作划船苦工。他一定是个非常强壮的人，因为十三年后他居然还活着。别人告诉了伏尔泰他的困境。伏尔泰又着手于这项工作，把这个不幸的人从船上弄走，送到瑞士；妻子儿女也在那儿靠政府施舍度日。伏尔泰一直照料他们全家，直到政府退还了他们一部分没收的财产，并允许他们回到荒废的家宅为止。 

下一个是绍蒙的案件，这个可怜的人在参加新教徒的露天会上被抓了起来，由于这个罪名，他被遣送到船上作无期的划船苦工，但是后来经过伏尔泰的多方调解，他被释放了。 

然而这些案件对于下面所发生的情况来说，不过是一桩小事。 

地点还是在法国屡遭蹂躏的朗格多克，阿尔比和沃尔多异教徒灭绝之后，剩下的是无知和偏见的荒野。 

在靠近土鲁斯附近的一个村庄里，住着一位名叫瑟文的老新教徒，很受人们的尊敬，靠钻研中世纪的法律度日，当时的封建司法制度已经变得非常复杂，连一张普通的租契都象所得税申报单一样，能赚大钱。 

瑟文有三个女儿。最小的是个从不省事的傻子，专门爱瞎琢磨。一七六四年三月她离开了家。父母四处寻找，音信全无，几天之后，地区的主教告诉瑟文说，他的女儿拜访了他，表示要当尼姑，现在她在一个女修道院里。 

几百年的迫害已经使法国这个地方的新教徒的精神完全崩溃了。瑟文毕恭毕敬地口答说，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每件事都会有好报，并温顺地接受了不可避免的命运。但是在修道院的异常气氛里，这个可怜的孩子很快就丧失了最后一点理智，等她开始令人生厌时，就被送回了家。那时她的精神非常沮丧，四周总是有可怕的声音和魔鬼，她的父母很担心她的生命。没过多久她又失踪了。两个星期后。人们从一口旧井里把她打捞了出来。 

当时吉恩·卡拉斯的案件正在受审，对新教徒的造谣和诽谤大家都相信。瑟文一家还记得发生在无辜的吉恩·卡拉斯身上的事情，便决定不再重蹈覆辙。他们落荒而逃了，在穿过阿尔卑斯山的可怕的旅行中，他的一个小孙子冻死了，最后他们到达了瑞士。但他们走得有点晚了。几个月之后，父母被判处犯有杀害自己孩子的罪（缺席判罪），并命令要把他们吊死。女儿们被宣判目睹父母的死刑，然后终身流放。 

卢梭的一个朋友把这个案件告诉了伏尔泰，他一处理完卡拉斯的事情，就马上转到诉讼瑟文一家的案件上。这时瑟文的妻子已经死了，剩下的任务只是为她的丈夫辩护。伏尔泰用了整整七年的时间做这项工作。土鲁斯法庭再次拒绝提供任何资料证据，伏尔泰只好又一次开始宣传，请求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俄国的凯瑟林、波兰的波尼亚陀斯基捐款，直到迫使国王问津这件事为止。最后在伏尔泰七十八岁时那年，也就是他不屈不挠上诉的第八个年头，瑟文被宣判无罪，幸存的人得到允许重返家园。 

第二个案件就这样结束了。 

第三个案子接踵而来。 

一七六五年八月，在离亚眠不远的阿布维尔镇子里，有两个矗立在路边的十字架不知被谁折断了。三个男少年被怀疑犯了渎圣罪，所以下令把他们抓起来。其中一个逃到了普鲁士，剩下的两个被抓住了。这两个人中，大一点的名叫巴尔骑士，人们怀疑他是无神论者。人们在他的书堆里发现了一本《哲学辞典》，所有思想自由的大师都汇集在这本著名的辞典里，这一点就很值得怀疑。法官们决定调查这个年轻人的过去，他们寻找能把他和阿布维尔案件联系在一起的证据。在一次宗教队伍路过时，他不是没有下跪、脱帽致敬吗？ 

巴尔回答说是的，但是当时他正忙着赶乘一辆公共马车，并不是有意冒犯。 

法官便拷打他，他由于年轻，不能象老卡拉斯那样忍受痛苦，就承认毁坏了其中的一个十字架，这样由于他“不虔诚，故意不在圣饼前下跪，不脱帽，唱亵渎的歌，对渎神的书有赞许的表示”，还有类似性质不尊敬的罪行，被判处了死刑。 

判决非常残忍（要把他的舌头用烧得通红的铁块撕下来，右手要被砍掉，并要把他慢慢烧死，而这只是一个半世纪以前发生的事！），激起了民众的非议。即使犯了所有写在罗列详细的起诉书上的罪行，也不能用这种惨绝人寰的方法来屠杀一个少年！人们向国王请愿，大臣们被请求缓刑的呼声包围了。但是国家动荡不安，必须杀一儆百，巴尔受了和卡拉斯相同的折磨后，被送上断头台斩首了（这是对他的特别恩惠）。他的尸体，连同他的《哲学辞典》以及我们的老朋友拜勒的一些书，都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刽子手们付之一炬。 

对于那些害怕索兹尼、斯宾诺莎和笛卡尔的不断增长的影响的人们来说，这倒是赏心悦目的一天。它表明，对于那些误入歧途的年轻人来说，如果背离正确与错误之间这条窄狭道路，追随一小撮激进的哲学家，这便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伏尔泰听说后就接受了挑战。他已快过八十岁生日了，但他还是以过去的热情和充满正直怒火的头脑投入到这个案件中。 

巴尔由于“亵渎”而被处死。伏尔泰首先要找出是否有这样一条法律，人们犯了假设的罪就能够被处死。他找不到这样一条法律，接着他又询问他的律师朋友们。他们也我不到这样的法律。人们渐渐地明白了，是法官们用他们邪恶的狂热“发明”了这样一个合法捏造，以便干掉犯人。 

在处决巴尔的时候，到处都是不堪入耳的谣言。现在出现的这场风暴迫使法官们不得不审时度势，对第三个年轻犯人的审判从来没有得出结论。至于巴尔，他一直未能雪冤。复审案件拖拉了许多年，到伏尔泰去世的时候还没有结果。但是他打出的这一击已经开始奏效了，它即使不是为了宽容，至少也是为了反对不宽容。 

由于爱搬弄是非的老妇人的煽动和腐朽法庭的判决而作出的种种可怖的行径到此结束了。 

怀有宗教企图的法庭只有在黑暗中偷偷摸摸地行事才能成功。伏尔泰采取的这种进攻方法法庭是抵挡不住的。 

伏尔泰打亮了所有的灯，雇用了庞大的乐队，邀请大家来参加，逼得敌人走投无路。 

结果，敌人一筹莫展。 

二十六　百科全书

有三种不同学派的政治家。第一种人教授的学说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星球上挤满了可怜的愚昧无知的人，他们不能为自己着想，一当需要自己决策的时候，就头脑发昏，会被第一个游说拉票的政客引入歧途。如果这些老百姓受某个了解他们思想的人的统治，对整个世界来说不仅是一件好事，而且他们自己也会感到其乐无穷，因为他们无需再过问议会和投票箱的事，可以全心致力于自己的车间、孩子、廉价小汽车和菜园。” 

这一学派的信徒们成了皇帝、苏丹、巨头、酋长、大主教，他们很少把工会看做是文明的主要部分。他们努力工作，修筑公路、营房、大教堂和监狱。 

第二种政治思想流派倡导者有如下的议论：“普通人是上帝的最高尚的发明，上帝有权力做一个统治者，他具有超凡绝伦的智慧，审慎和高尚的动机。他完全有能力关照好自己的利益，他想通过一个委员会来达到统治世界，而这个委员会在处理国家的一些棘手问题时慢得出奇，这是尽人皆知的。因此人们应该把执政的事情交给几位可以信赖的朋友，他们用不着总惦记养家糊口，所以能把全部时间用于为人们造福。” 

不用说，这种灿烂理想的鼓吹者在逻辑上就是寡头政府、独裁者、第一执政官和贵族保护者。 

他们拼命地工作，修筑公路和营房，却把教堂变成了监狱。 

但是第三种人是人民。他们用严肃的科学眼光观察人，认清人的真面目。他们喜欢人的好品质，也了解他的局限性。他们通过对过去事件的长期观察，认为一般的人只要不受感情或自私心的影响，就的确能竭尽全力做正确的事情。但是他们不对自己抱任何虚假的幻想。他们知道生长的自然过程非常缓慢，要想加快人们智慧的增长就象要加快潮流或季节的进程一样，只能是枉费心机。他们难得被邀请参加一个州的政府，但是每当有机会把他们的思想变成行动时，他们就开始修筑公路、改进监狱，并把剩余基金用在学校和大学上。这些坚定不移的乐观主义者相信，正确的教育将会逐步消除世界上遗留下来的部分年代已久的弊病，因此这样的事业应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 

作为实现这个理想的最后一个步骤，他们通常是写一部百科全书。 

象其它许多需要巨大智慧和极度忍耐力的东西一样，第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书源于中国。中国的康熙皇帝想用一部五千零二十卷的百科全书博得臣民的欢心。 

第一个向西方引进百科全书的是薄林尼，他有三十七本书就心满意足了。 

基督教时代的最初一千五百年在启蒙的方面没有搞出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圣·奥古斯丁的一个同乡、非洲人费利克斯·卡佩拉浪费了许多年写成了一本书，自以为是汇集了各种知识的宝库。为了使人们能够轻而易举他记住他提供的许多有趣事情，他采用了诗歌的形式。这是一大堆可怕的误传，却被中世纪以后的十八代子孙记住了，他们把这些玩艺儿当成了文学、音乐和科学领域的定论。 

二百年以后，塞维利亚一个叫艾西多尔的主教撰写了一部崭新的百科全书，从此，百科全书以每一百年两本的速度增长起来。这些书的情况如何，我一无所知。蛀书虫（最有用的家禽）可能担当了我们的搬运工。如果所有这些书都保存下来的话，地球上就没有其他东西的立足之地了。 

最后，在十八世纪上半叶，欧洲经历了声势浩大的求知运动，百科全书的撰写人进入了真正的天国。这些书和现在的一样，通常是由一贪如洗的学者们编写的，他们靠每星期八美元过活，劳苦钱还不够买纸和墨水的。英国尤其是这种文学的伟大国家，所以生活在巴黎的英国人约翰·米尔斯自然想到要把伊弗雷姆·钱伯斯成功的《万能辞典》译成法文，以便向路易国王的臣民们兜售他的作品，从中捞些油水，出于这个目的，他和德国的一位教授合作，然后又和国王的印刷商雷伯莱顿打交道，让他做实际的出版工作。长话短说，雷伯莱顿发现了这个小小的生财之道，就故意敲诈他的同伙，把米尔斯和那个条顿医生赶走以后，便为了自己而继续盗印。他把即将出版的著作称为《艺术与科学的万能百科全书辞典》，并发出了一系列颇能招来顾客的漂亮书讯，很能吸引人，预订单很快就排满了。 

然后，他雇用了法国中学的一名哲学教授作总编辑，买了大量的纸张，然后就坐等着结果。不幸的是，等一部大百科全书并不象雷伯莱顿的如意算盘那样简单。教授搞出了笔记，但这不是文章，预订者大吵人闹地要得到第一卷，一切都弄得一团糟。 

在这紧急时刻，雷伯莱顿想起了几个月前出版的颇受欢迎的《医学万能辞典》。他把医学卷的编辑找来，当场就雇用了他。这样，一本专科的全书就变戌了《百科全书》。这个新编辑就是丹尼斯·狄德罗，这项本来是艰苦无味的工作变成了十八世纪对人类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狄德罗那时三十七岁，他的生活既不安逸也不幸福。他拒绝做一个年轻体面的法国人应做的事，不愿意上大学。他一离开耶稣会的老师，就到巴黎当一个文人。经过短时间啼饥号寒的生活（按照两个人挨饿和一个人挨饿是一样的逻辑），他和一个后来证明是虔诚得可怕的妇女、一个不可理喻的悍妇结了婚，这种结合并不是象有人认为的那样罕见。但是他得养活她，就不得不做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工作，编辑各种各样的书，从《关于美德与价值的探讨》到名声扫地的修改薄伽丘的《十日谈》。然而在他心里，这个拜勒的学生还是忠于他的自由思想。不久政府（象处于艰难时期的政府一样）发现这个并不使人讨厌的年轻作者，他对《创世记》第一章描述的创世故事持严重怀疑的态度，是一个重要的异教徒。结果，狄德罗彼送进了万塞纳监狱，严密监禁达三个月之人。 

直到从监狱被释放以后，狄德罗才当了雷伯莱顿的雇工。狄德罗是当时最善于雄辩的人。他看到在这个终生事业中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仅仅修改钱伯斯的旧资料简直是降低身份。当时正处于轰轰烈烈的思想活跃时期。太好了！雷伯莱顿的百科全书要让每一个可以想到的题目具有最新消息，文章要让最有权威的人撰写。 

狄德罗热血沸腾了，他实际上说服了雷伯莱顿让他全权指挥，而且不限制时间。然后，他列出了一个同他合作的人员名单，拿出一张大页纸，开始写道：“a：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等等，等等。 

二十年以后，他写到了z，工作完成了。然而很少有人能在这种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工作。雷伯莱顿雇用狄德罗时，他原有的资本已经增加了，恫他每年给编辑的钱从不超过五百美元。至于那些应该提供帮助的人，唉，我们都知道会是怎样一种情况。他们要不就是当时很忙，要不就是下个月再说，或者得去乡下探望祖母。所以，尽管教会和政府的官员们的谩骂使他感到痛苦，他还得亲自做大部分的工作。 

现在他的百科全书的版本非常罕见了。这倒不是因为好多人想得到它，而是因为好多人都要除掉它。一个半世纪之前这本书就作为毒害非浅的激进主义表现形式被怒吼声吞没了，而在今天读起来却象喂婴儿的器官一样单调无害。但是，对于十八世纪教士们中更为保守的分子来说，这部书就象吹响了走向毁灭、无政府、无神论和无秩序的嘹亮号角。 

当然，人们进行了那种司空见惯的谴责，指责总编辑是社会和宗教的敌人，是既不信上帝和国家、又不相信神圣家庭关系的放荡恶棍。但是一七七○年的巴黎只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乡村，人们之间都很了解。狄德罗不但主张生活的目的应该是“做好事，寻找真理”，而且也真正实践了自己的座右铭，他敞开大门招待饥饿的人，为了人类每天工作二十个小时，除了要一张床、一个写字台和一叠纸外，从没有要求过任何报答。这个纯正、朴实、努力工作的人是这些美德的典范，而这正是高级教士和君王们明显缺少的，因此要从这个角度攻击他不容易。于是官方就想方设法找他的麻烦，建立了一个谍报网，总在他的办公室周围打探情况，抄狄德罗的家，没收他的笔记或者有时干脆禁止他工作。 

然而这些障碍都不能阻抑他的热情。工作终于完成了，《百科全书》真的按狄德罗所期望的那样竣工了。有些人已经在某种程度嗅到了新时代的气息，知道世界亟需全面彻底的大检修，《百科全书》便是他们重振旗鼓的转折点。 

看起来我有点夸大了这位编辑的真实形象。但他毕竟还是狄德罗，穿着一身褴褛的衣服，每星期聪明的朋友霍尔巴西男爵请他去饱吃一顿的时候，他就高兴得手舞足蹈。当四千册书销售一空时，他会感到非常满意吗？他和卢梭、达兰贝尔、杜尔哥、爱尔维修、沃尔涅、孔多塞，还有其他许多人是同时代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比他享有高得多的声誉。但是如果没有《百科全书》，这些好人就不可能发挥他们的影响。这不止是一本书，它是社会和经济的纲领。它告诉我们当时领导人的真实思想。它具体陈述了不久之后就统治了整个世界那些思想。它是人类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 

有耳朵有眼睛的人都知道，法国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必须采取某种严厉措施避免即将临头的灭顶之灾，然而这些有耳朵有眼睛的人却拒绝这样做。他们全都非常固执地坚持和平只能靠严格执行梅罗文加王朝的一套废弃了的法律来维护这个论调。当时这两个党派势均力敌，都保持着原样，这却导致了奇怪的复杂情况。法国在保卫自由中起了引人注目的作用，它给乔治·华盛顿先生（一名共济会成员）写了最亲切的信，并且为本杰明·富兰克林部长先生安排了愉快的周未晚会，别人称富兰克林是“不可知论者”，我们称他为朴素的无神论者。这个屹立在大西洋岸边的同一个国家又是各式各样进步的仇敌，只有在判处哲学家和农民都要过同一种单调贫困的生活时，才表现出一点不带偏见的民主意识。 

最后，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 

然而变化的方式却是出乎预料，这次斗争是要扫清非皇廷的人在精神上和社会上的障碍，而参加斗争的却不是奴隶本人，这是少数几个公正无私的人的活动，新教徒对他们恨之入骨，就象天主教压迫者痛恨他们一样。那些无私的人的唯一指望就是期待所有诚实的人都能进天堂。 

十八世纪保卫宽容事业的人很少属于某个特殊的派别。为了个人方便起见，他们有时也参加一些可以把宪兵从写字台前赶开的表面上的宗教活动。然而就内心活动来说，他们不妨说是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或是中国的孔子时代。 

他们常常后悔没有同时代的大部分人对各种事物的敬畏感，认为这不过是过去遗留下来的、虽然没什么害处却很幼稚的东西。 

他们很少注意古代民族的历史，西方的人们出于某些好奇的原因，从巴比伦亚人、埃及人、赫梯人和迦勒底人的历史中挑出一些记载，作为道德和习俗的行动指南。但是大师苏格拉底的真正信徒们只倾听自己良心的呼唤，根本不管后果，他们无所畏惧地生活在早已变得屈服温顺的世界。 

二十七　革命的不宽容

有一座标志着达官贵人的荣誉和平民百姓的痛苦的大厦，名叫法兰西王国，一七八九年八月的一个令人难忘的晚上，它终于倒塌了。 

那天晚上天气闷热，一星期来人们的怒火不断上涨，国民议会沉浸在真正的兄弟博爱的狂欢之中。只是到了这个群情激昂的时刻，特权阶层才交出了他们花了三个世纪获得的古老权力和特权；广大民众宣布赞成人权理伦，这便为以后的民众自治奠定了基础。 

就法国而言，这意味着封建制度的消亡。第一流的人实际上就是社会上最具有进取心的人，他们勇敢地担起领导权，决定着这个普通国家的命运，而且也得到了生存的机会。贵族们都甘愿退出公职，在政府的不同部门里做一点冠冕堂皇的教士工作就心满意足了。他们现在只适合在纽约的五号街上喝茶或者在二号街上开饭馆。 

旧的法兰西死亡了。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福还是祸。 

但是它死了，和它一起死去的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最残暴的统治，自从黎塞留时代以来，教会一直把这种统治强加在涂了圣油的圣·路易斯的子孙们身上。 

毫无疑问，人类又获得了一次机会，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冲天的热情激励着所有诚实的男男女女，这不言白明。 

太平盛世已经很近，甚至可以说已经到来了。 

独裁政府的专横及其种种邪恶都要干净彻底地从美好的地球上永远清除掉。 

前进吧，祖国的后代，暴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对于它的后果可以多说几句。 

帷幕落下来了，社会上许多不公正的事被荡涤得一干二净，一切都重新开始。但是这一切过去以后，我们又看到了面熟的“下宽容”，它穿上了无产阶级的裤子，梳着罗伯斯比尔式的发型，与检查官并肩坐在一起，度过它罪恶的晚年。 

一年前，有人要是说当权者只是靠上帝的垂青度日，有时也会出差错，“不宽容”便会把他们送上断头台。 

现在，谁要是坚持认为人民的意愿不一定总是上帝的志愿，“不宽容”也会把他们推向死亡的道路。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玩笑！ 

然而这个玩笑（大家还都喜欢它）却换来了一百万无辜旁观者的鲜血。 

不幸的是，我要讲的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人们可以从古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表达同一个意思的比较文雅的词句。 

在人类的精神生活方面，一直明显他存在、而且很可能会永远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 

少数人没完没了地学习和思考，认真寻求自己的不朽灵魂，他们将会悟出某些恰如其份的哲学结论，终能摆脱常人的苦恼。 

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满足精神上的“淡酒”，他们想找些能刺激精神、烫坏舌头、割断食管、使他们突然坐起来振奋一下的东西。那“东西”是什么倒无关紧要，只要能起到上述的作用，能采用直截了当的方法而且没有数量上的限制就行。 

历史学家似乎不懂得这个事实，这使许多人大失所望。愤怒的民众刚刚摧毁了过去的城堡（当地的黑罗多弟和塔西提及时而又热情地报导了这件事），就马上让泥瓦匠把旧城堡的废墟运往城市的另一端，重新建起一个地牢，它和旧堡垒一样卑鄙、暴虐，也是为了镇压和恐怖的目的。 

恰好在这个时候，一些自尊心很强的民族终于摆脱了“一贯正确的人”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枷锁，但他们却接受了一本“一贯正确的书”的指挥。 

就在旧掌权人装扮成仆从骑着马向边境狂奔出逃的同一天，自由党进入了这座被遗弃的宫殿，他们穿上被丢下的皇袍，又陷入到迫使他们的前任背井离乡的错误和残酷之中。 

这一切都令人沮丧，但这是我们故事里一个真实的部分，必须告诉大家。 

毫无疑问，那些对法国大动乱负有直接责任的人是出于好意。《人权声明》规定的原则是，不得干预任何公民依照自己的观点，”包括宗教观点”，安静地寻求自己的道路的自由，只要他的观点不扰乱由各项法令和法律制定的社会秩序就行。 

然而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宗教派别都享有同等的权力。新教从此以后得到容许，新教徒不会因为不和天主教徒在同一个教堂里做礼拜而遭到任何麻烦，但天主教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国教。 

米拉博在认识政治生活本质的方面有准确无误的本能，他知道这个扬名远近的让步是不彻底的办法。他试图把一场社会大变革变成一个人的革命，但壮志未酬就谢世了。许多贵族和主教很后悔他们在八月四日晚上作出的宽宏大量的表示，便开始采用设置障碍的方法，这给他们的国王主子造成了致命的后果。直到两年以后的一七九一年（整整两年，这对于任何实际目的来说都太迟了），所有宗教派别，包括新教徒和犹太人在内，才取得了完全平等的基础，被宣布在法律面前享有同等的自由。 

从那时开始，各种角色就反转过来。法国人民的代表给这个前途无量的国家制订了宪法，要求教士们无论具有什么信仰，都必须宣誓忠于这个新政体，就象同胞学校的教师、邮局雇员、灯塔看守人和海关官员一样，要把自己严格视为国家的公仆。 

教皇庇护六世反对这样做。新宪法对神职人员的规定直接践踏了一五一六年法国和罗马教庭签定的各项正式协定。但是议会没有时间考虑先例或条约这类不足挂齿的小事。教士要么宣誓效忠宪法，要么退职饿死。一些主教和教士接受了这个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把手指交叉在一起，履行了宣誓手续。但是绝大多数教士是老实人，他们拒绝发假誓。他们已经迫害了胡格诺教派许多年，现在他们又效仿胡格诺派，开始在荒废了的马厩里作弥撒，在猪圈里交流思想，在乡下的树篱后面布道，并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他们以前教民的家里进行秘密拜访。 

一般来说，他们比新教徒在类似的情况下过的生活好得多，因为法国的秩序已散乱不堪，连采取对付宪法的敌人的敷衍了事的措施都顾不上。由于他们似乎都不想冒上断头台的危险，所以那些杰出的神职人员——人们一般称他们是拒绝宣誓的倔强分子——很快就壮着胆子要求官方承认自己是“可以被容忍的宗派”，并要求得到特权，而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也正是他们坚决拒绝把这些特权交给自己的同胞加尔文教徒。 

我们如今处在没有这方面风险的一九二五年来回顾那个年代，难免感到它又冷酷又滑稽。但是官方当时并没有就他们的要求采取明确的措施，因为议会已经很快被极端的激进分子完全控制了。由于法庭的背信弃义，加上国王陛下愚蠢地与外国结盟，结果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引起了从比利时海岸到地中海海滨的惊恐慌乱，它导致了从一七九二年九月二日至七日的一系列屠杀。 

从那时起，这场革命注定要堕落为恐怖统治。饥饿的民众开始怀疑自己的领袖正在搞一个大阴谋，要把国家出卖给敌人，这时哲学家们想徐图渐进取得成果的打算便成了泡影。下面发生的剧变在历史中并不足为奇。在这样大的危机之中，处理事务的权力很容易落在无情无义的人手里，认真学习历史的学生都很熟悉这种情况。但是这出戏的主要演员竟是个一本正经的人，一个楷模，一个美德的不折不扣的化身，这的确出人意料。 

等法国开始明白了新主人的真正本质，已经为时太晚了，这就象在协和广场的绞架上枉费口舌说一阵过时的警告一样。 

到此为止，我们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这几个角度研究了这场革命，但是只有等历史学家变成了心理学家，或者心理学家变成了历史学家，我们才能真正解释或理解那些黑暗的力量，它们在极度痛苦中决定了民族的命运。 

有些人认为是愉快和光明支配着世界。有些人认为人类只尊重一个东西：蛮横力量。从现在起几百年后，我们可能会在这二者之间做出一个选择。然而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在社会学的试验室里，法国革命是所有试验中最伟大的，它是暴力的神圣化。 

一些人想通过理智建立一个更具有人性的世界，但他们不是寿终正寝，就是被他们原想给予荣誉的人们处死。随着伏尔泰、狄德罗、杜尔哥、孔多塞这些人的销声匿迹，新至善论的无知倡寻者变成了国家命运的名正言顺的主人，他们把这项崇高的使命弄得一团糟。 

在他们统治的第一阶段，胜利掌握在宗教的敌人手里，这些人出于某些原因，痛恨基督教的象征。他们在过去教士专权的日子里默默地忍受了很大痛苦，一看到教士穿的黑色长袍就气忿不己，香人的气味使他们的脸色发白，引起他们早已忘却的狂怒。还有些人认为可以借助数学和化学来反对上帝本人的存在。他们联合起来，开始摧毁教会和它的作品。这是件毫无希望的事，充其量是一场徒劳无功的任务，但它是革命心理的一个特点，正常的变成了不正常的，不可能的事变成了每天发生的事。于是一纸法律公文就废除了基督的旧历，废除了万圣节，废除了圣诞节和复活节，废除了星期和月份，重新划分一年为十天一段，每十天有一个异教徒的休息日。接着，又出现了一张废除崇拜上帝的声明，使世界没有主心骨了。 

但这时间并不长。 

在四壁空空的雅各宾俱乐部里，不论怎样滔滔不绝地做着各种解释和辩解，这种虚无缥渺的主张还是很不得人心，大部分人连两个星期就忍耐不了。旧上帝满足不了人们的要求，那为什么不效仿摩西和穆罕默德，制造出一个合于时代要求的新上帝呢？ 

于是出现了理智女神！ 

她的确实身份还是后来才弄明白的。在当时，一个标致的女演员，穿上合适的古希腊服装，就完全符合了人们的要求。这个女士是从前任国王的芭蕾舞团舞蹈演员中找到的，在一个适当的机会，她被人们很隆重地送到了旧信仰追随者早已抛弃了的巴黎圣母院的高大祭坛上。 

至于圣母，许多世纪以来她一直站在祭坛上，用完全理解的容忍目光温和地注视着灵魂受到了创伤的人们。现在她也消失了，在被送进石灰窑变成灰浆之前，被一双怜爱的下勿忙地藏了起来。她的位置被自由女神的塑像取而代之。这是一个业余雕塑家的得意之作，用白色的石膏随便雕塑而成。但这并没有完，巴黎圣母院还见识过其他发明。在唱诗班中间有四个柱子和一个屋顶，它们象征着“哲学圣堂”，在国家的重大日子里就成为新舞神的宝座。当这个可怜的女孩子不主持仪式、不接受追随者的崇拜时，哲学圣堂就高高燃起“真理的火炬”，意在用这火照亮世界的文明，直到最后的时刻。 

但“最后的时刻”不到六个月就来临了。 

一七九四年五月七日早晨，法国人民被正式告知说上帝又重新确立了，灵魂的不朽又一次被公认为是一条信仰。六月八日，新上帝（那是用已故的让·雅克·卢梭遗留下的旧材料匆忙塑造出来的）正式向盼望已久的信徒们亮相了。 

罗伯斯比尔身着一件崭新的蓝色马甲，发表了欢迎词。他得到了一生中最高的地位，从一个三流城市里的默默无闻的法律执事变成了法国革命的高级教士。更有甚者，一个可怜的精神错乱的修女凯瑟琳·泰奥特竟被千百万的人拥戴为上帝的真正母亲，因为她刚刚宣布了救世主即将到来，还透露了救世主的名字，这就是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这个马克西米利安穿着自己设计的奇异制服，高傲地大讲了一番，向上帝保证说从今以后他所掌管的小世界一定会完善起来。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两天后他又通过了一项法律，法律规定，凡被怀疑犯有叛国罪和异教罪的人（二者又一次被视为一体，就象宗教法庭时代一样）都被剥夺一切自卫手段。这个措施非常奏效，在后来的六个星期中，就有一千四百多人在断头台倾斜的刀下掉了脑袋。 

剩下的事情是大家熟知的。 

罗伯斯比尔认为自己是他所认为美好的东西的完美化身，在品质上是有头脑的狂热者，因此不可能承认其他不够完美的人有和他在同一星球上生活的权利。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罪恶的仇恨扩展到如此的地步，致法国于濒临人口灭绝的边缘。 

最后，由于担心自已的性命，美德的敌人开始回击。经过一场短暂的殊死搏斗，这个正直得可怕的信徒遭到了毁灭。 

从这以后，法国革命的力量很快消弱了。法国人民当时采用的宪法承认了不同宗派的存在，给它们以平等的权利和特权，至少共和国官方不再管宗教方面的事情了。那些希望成立教堂、公理会和联盟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但是必须在支持自己的教士和牧师的同时，承认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个人选择的完全自由。 

从那时起，法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开始和平共处。 

天主教会从未承认过自己的失败，这倒是真的。它继续诋毁政教分家的原则（见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八日罗马教皇庇护九世的教令），并且支持那些妄图颠覆共和国体制恢复君王制或帝国的政党，以图东山再起重掌大权。但是这些战斗一般都是在大臣太太的起居室里或者是在退伍将军加上一个野心勃勃的岳母在打兔子的山林小屋里进行的。 

他们为趣味读物提供了极好的素材，但这只能证明他们是枉费心机。 

二十八　莱辛

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晚上，一场战斗在法国的革命军和前来剿灭这场可怕暴动的君主联盟军之间打响了。 

这是一次战果辉煌的胜利，但胜者不是联盟军。联盟军的步兵在瓦尔密村滑溜溜的山坡上施展不开。战斗变成了接连不断的炮战，可是叛军比皇家军队射击得更猛烈迅速，这样后者就率先撤离战场，晚上向北方撤退了。参加这场战斗的有一个名叫歌德的人，他是世袭魏玛王子的助手。 

几年后，这个年轻人出版了对这一天的回忆录。他那时站在洛林的又稠又粘的没踝泥浆里，却变成了一个先知。他预言经过这场炮战，世界再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他说得对。在永远值得记忆的那天，受上帝垂青的君主权力被扔进了垃圾堆。人权运动的参加者们并没有象人们预想的那样象鸡一样逃之夭夭。他们挺着枪，穿过山谷，翻越高山，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播到欧洲最边远的角落。把他们的马拴在整个大陆的每座城堡和教堂里。 

我们写一写这样的言词倒是毫不费力。这场革命的领导人已经死去大约一百五十年了，我们尽可以取笑他们。我们甚至还可以感谢他们为这个世界做了好事。 

但是从那些日子里熬过来的男男女女们——他们曾在某一天的早晨聚在自由之村的下面高兴地跳舞，但在以后的三个月中又象城市下水道里的耗子一样被到处追赶——不可能对这场动乱采取作壁上观的态度。他们一从地窖和阁楼里爬出来，梳理一下乱得象鸡窝似的假发，就开始想方设法避免重演这种可怕的灾难。 

但是为了对抗敌手的成功，他们必须首先掩盖过去。这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那个含混的过去，而是他们自己偷偷摸摸地阅读伏尔泰先生的书并公开表示对百科全书派的钦佩的“过去”。现在他们把伏尔泰先生的书堆放在阁楼里。把狄罗德先生的书卖给了废品贩子，把曾经虔诚拜读过的揭示真理的小册子扔进了煤箱。为了掩盖可能暴露他们曾在自由主义领域里逗留过的蛛丝马迹，他们用尽了一切可能的方法，真可谓是煞费苦心。 

哎呀，就象屡见不鲜的摧毁一应文字材料的情况一样，这些忏悔人忽视了一件事，这比那些众说纷纭的谣传更糟糕，这就是戏剧舞台。他们曾经为《费加罗的婚礼》说了整车整车的恭维话，现在再宣布他们从没有相信过人人平等的理想有可能实现，也未免有些幼稚。他们曾为“聪明的南森”流过泪，所以现在也无法再证明自己一直坚持认为宗教宽容是政府软弱的表现。 

这出戏和它的成功所证明的与他们所说的恰恰相反。 

这出戏是十八世纪后期迎合民众感情的著名戏剧。它的作者是德国人，名叫戈思霍尔德·伊弗雷姆·莱辛。他是一名路德派牧师的儿子，在莱比锡大学攻读神学。但是他不愿意以宗教为职业，经常逃学。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把他叫回家，让他选择是马上退学还是写一份到医学系学习的申请书。戈思霍尔德当医生的兴趣并不比当牧师大，他保证做到父亲的每项要求。他虽然又回到莱比锡，却继续为一些他喜爱的演员朋友们做保借贷。后来这些人从城里跑得无影无踪了，莱辛为了避免因负债而被捕，就不得不落荒逃到维腾贝格。 

他的逃跑意味着长时间的步行和忍饥挨饿的开始。他先来到柏林，有好几年为几个神学刊物写稿，稿费很低。后来他又给一个准备做环球旅行的有钱朋友当私人秘书。他们刚一起程，七年战争就爆发了。这个朋友被迫从军，坐上第一辆马车回家乡。莱辛又失了业，流落在莱比锡城里。 

但莱辛是个善于交际的人，不久又找到了一个新朋友，名叫艾德华·克里斯蒂娜·克莱斯特。这位朋友白天做官，晚上写诗，是个敏感的人，他给予这个饥饿的神学家以洞察力，使他看到了慢慢步入这个世界的新精神，但是克莱斯特在库内道夫战役中被打死了，莱辛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得不当一名报刊专栏作者。 

接着，莱辛又为布雷斯勒（现弗罗茨瓦夫）城堡的指挥官作了一段时间的私人秘书，由于驻防生活很无聊，他就认真钻研起斯宾诺莎的著作来消遣，这位哲学家去世一百年之后，他的著作才开始流传到国外。 

然而所有这一切还是解决不了日常生活的问题。莱辛这时已经差不多四十岁了，他想成家。他的朋友们建议任命他当皇家图书馆的馆员。但是许多年前发生的事已经使莱辛成为了受普鲁士宫庭欢迎的人。他第一次访问柏林时就结识了伏尔泰。这个法国哲学家是个极为慷慨的人，一点没有架子。他允许这个年青人借阅当时已经准备出版的《路易十四的世纪》的手稿。不幸的是，莱辛匆匆忙忙地离开柏林时，把手稿打在自己的行李里（完全是出于偶然）。伏尔泰本来就对吝啬的普鲁士宫庭的劣质咖啡和硬板床很恼火，便马上大喊大叫说自己被盗了，那个年青的德国人偷走了他最重要的手稿，警方必须监视边界等等，样子完全象一个客居外国的激动万分的法国人。几天之内，邮递员带来了他丢失的稿件，但里面还附有莱辛的一封信，这个直率的年青条顿人在信中对敢于怀疑他诚实的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场发生在巧克力罐里的风波应该很容易被人们遗忘，但是十八世纪是巧克力罐在男人女人的生活中起巨大作用的时期。直到二十年以后，弗雷德里克国王仍然不喜欢他那位爱找麻烦的法国朋友伏尔泰，所以也就不同意莱辛到宫庭来。 

莱辛告别了柏林，来到汉堡。这里有个谣传，说要新建一个国家剧院。但是这项规划未能实现，莱辛在绝望中接受了在世袭大公爵布伦斯威克的图书馆当馆员的工作。那时他居住的沃尔芬布泰尔城不算是大城市，但是大公爵的图书馆在德国却是首屈一指的。它存有一万多部手稿，其中好几部是历史上基督教改革运动的最重要的文献。 

无聊当然是恶意中伤和流言蜚语的主要源泉。在沃尔芬布泰尔城，当过艺术批评家、报刊专栏作者和戏剧小品文作者的人很令人怀疑，莱辛不久就再次陷入困境。这倒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但是有人传闻他干了些事情，即出版一系列攻击老一派路德神学正统言论的文章。 

这些布道（因为它们是布道的形式出现的）实际上是汉堡一位前任教长撰写的，但是布伦斯威克大公爵对于在他的领地里开展一场宗教战的前景惶恐不安，便命令他的图书馆馆员谨慎行事，避开一切争论。莱辛按照主人的要求做了，然而当时谁也没有旗帜鲜明地论述过这个问题，于是莱辛开始工作，通过戏剧形式重新闸述他的看法。 

在小镇子娱乐室里诞生的这出戏叫做《聪明的南森》。这个主题非常古老，我在前面提到过它。喜欢古典文学的人能在薄伽丘《十日谈》中找到它，在那里它被称为《三个戒指的悲惨故事》。情节如下： 

很早很早以前，伊斯兰教的一位王子想从他的一个犹太臣民那儿榨取一大笔钱。但是他苦于无正当的理由剥夺这个可怜人的财产，就想出一条诡计。他派人把这个受害者找来，对他的学识和智慧大加赞赏一番，然后问他，在三种流传最广的宗教——土耳其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中，他认为哪一个最真实？这个令人尊敬的老人没有正面回答王子，而是说：“噢，伟大的苏丹，让我给你讲个小故事吧！从前，一个有钱人，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戒指。他在遗嘱里写道，他死的时候，哪个儿子手上带着这个戒指，哪个儿子就能继承他的全部财产。他的儿子后来也立了同样的遗嘱，孙子也一样，如此好几百年来，戒指一代一代传下去，一直完美无缺。但是最后有一个主人，他有三个儿子，他都很喜爱，简直无法决定哪一个应该享有这无价之宝。于是他到一个金匠那里，让他做了两个和自己手上的一模一样的戒指。他临终时躺在床上，把三个孩子都叫来，为每个人祝福，他们也都认为自己是那个戒指的继承人。父亲的葬礼完毕后，三个孩子都宣布自己是继承人，因为他们都有那个戒指。这导致了许多争吵，最后这件事被提交给法官处理。由于这三个戒指一模一样，连法官也无法确定哪个是真的，所以这个案件就拖了下来，一拖再拖，很可能要拖到世界的末日。阿门。” 

莱辛用这个古老的民间故事来证明他的信念：没有一种宗教可以垄断真理。人的内心世界比他表面上遵奉某种规定的仪式和教条更有价值，因此人们的任务就是友好地相处，任何人也无权把自己视为完美无缺的偶像让别人崇拜，无权宣布“我比其他任何人都好，因为只有我掌握真理。” 

但是这个在一七七八年曾倍受欢迎的思想，这时在小诸侯国里却不得人心。小诸侯们大风暴中都极力设法保住残存的财产和牲畜，为了恢复他们丧失了的声望，他们把土地拱手交给警察管辖，并期望那些依赖他们谋生的牧师先生起到精神支柱的作用，帮助警方重建法律和秩序。 

这场不折不扣的反动完全成功了，那些试图按照五十年前的宗教宽容的模式重新塑造人们思想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结果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各国大多数人们对革命和骚乱、对议会和那些毫无意义的讲演、对于完全破坏了工商业的各种关税已经感到厌倦，这的确是事实。他们想要和平，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他们想做生意，想坐在自己的客厅里喝咖啡，不再受到住在家里的士兵的骚扰，下再被迫喝令人作呕的从橡树上挤出的汁。如果能享受到这种幸福愉快的生活，他们就宁愿容忍一些小小不言的不方便，譬如向每个戴有铜钮扣的人行礼，在每个皇家信箱前面鞠躬，并用“先生”来欢呼官方的打扫烟囱的助手。 

但是这种谦卑的态度完全是出于需要，出于经过漫长动荡不安的年代后要有一个短促的喘息之机的结果。那时每天早晨都会出现新制服、新的政治讲台、新政策和既属于上帝又属于平民的新统治者。然而，单从这种一般的奴性状态、从对上帝任命的主人的高声欢呼中，就断定人们在心灵深处已经把曾经激励过他们的头脑和心胸的格朗中士的鼓动忘得一干二净，那可就错了。 

他们的政府具有所有反动独裁者都固有的玩世不恭的思想，主要要求表面的循规蹈矩和秩序，对于人们的精神生活倒毫不介意，所以平民百姓就享有了很大程度的自由。星期日平民百姓挟着一大本《圣经》去教堂，一周剩余的时间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但他们必须保持喊默，不公开个人的见解，发表言论之前要仔细看一看，先要保证沙发底下或是炉子后边没藏有暗探。不过他们尽管可以兴致勃勃地谈论当日发生的事情，却又从经过正式检查、反复推敲、消过毒的报纸上得知新主人又采取了某种新的愚蠢方法来保证王国的和平，把人们带回到公元一六○○年的岁月，于是他们就又会凄惨地摇摇头。 

他们的主人所做的，正是自从公元一年以来所有对人类历史一窍不通同类主人们在类似情况下一直做的事情。这些主人命令搬走装饼干的大桶，因为有人站在上面发表了攻击政府的激烈言词，以为这样就能摧毁言论自由。只要有可能，他们就把出言不逊的讲演家送进监狱，从严宣判（四十、五十或一百年的监禁），使这些可怜的人得到烈士的声誉。不过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主人不过是轻率浮躁的白痴，只读过几本书和一些他们根本看不懂的小册子罢了。 

受到这种例子的警告，其它的人都避开公共游憩场，躲到偏僻的酒馆里或拥挤不堪的城市中的公共旅店里发牢骚，因为他们确信在这里有谨慎的听众，他们的影响比在公共讲台上更大。 

上帝以其智慧赋予某人一丁点权力，又时刻害怕因此而丧失自己的官方声望，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可怜了。一个国王可以失去他的王位，并且对这场打断他枯燥无味的生活的小插曲报之一笑。不论他是戴上男仆的褐色圆顶礼帽，还是戴上他祖父的王冠，他总还是一个国王。但是对于一个三流城市的市长来说，只要他被剥夺了小木槌和办公室的徽章，就只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张三李四，一个可笑的自以为是的人，一个被人们嘲笑跌入困境的人。因此，谁要是胆敢接近当时的掌权人而没有明显向他表示应有的尊敬和崇拜，灾难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但是对于那些在市长面前不低头的人们，那些用学术巨著、地质手册、人类学、经济学来公开质问现存秩序的人们，他们的处境却糟不可言。 

他们立即被不光彩地剥夺了谋生之路，然后被从他们散布有毒教条的镇子里赶出去，妻子和儿女全要由邻居们照看。 

这种反动精神的爆发给大批真挚的原想根除许多社会弊病的人带来很大不便。然而时间是伟大的洗衣工，它早已把地方警察能够在这些和善学者们的制服上发现的污迹去除了。今天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威廉能够被人记住。主要是因为他干涉了危险的激进分子伊曼纽尔·康德的学说。根据康德的教诲，我们行动的准则要具有变成字宙规律的价值，按照警方的记录，他的教导只能取悦于“嘴上无毛的年青人和一无所知的傻子”。昆布兰公爵之所以总是臭名远扬，就是因为他作为汉诺威的国王，流放了一位名叫雅各布·格利姆的人，这个人在一份《陛下不合法地取消国家宪法》的抗议上签过字。梅特涅的名声也不好，因为他把怀疑之举伸进了音乐领域，审查了舒伯特的音乐。 

可怜的奥地利！ 

既然奥地利已经死亡而且消失了，整个世界就对“快乐帝国”产生好感，忘记了这个国家曾经有过积极的学术生活，有一些东西更胜于体面有趣的乡村集市上的物美价廉的酒、粗劣的雪茄和由约翰·施特劳斯本人作曲和指挥的迷人的华尔兹。 

进一步看，我们可以说，在整个十八世纪中，奥地利在传播宗教宽容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基督教改革运动之后，新教徒马上在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找到一块肥沃的土地作为他们用武的地方。但是一等鲁道夫二世成为皇帝，这一切就都变了。 

这位鲁道夫是西班牙菲利普的德国化身，在这个统治者眼里，和异教徒签定的条约没有任何意义。虽然鲁道夫受的是耶稣会的教育，但他懒得不可救药，这倒使他的帝国免于政策上的剧烈变动。 

等到费迪南德被选做皇帝，这种事就发生了。他当君主的主要资格是，他在哈普斯堡皇室中是唯一有好几个儿子的人。他在统治初期还参观了有名的天使报喜馆，这个建筑是一二九一年被一群从拿撒勒到达尔马提亚的天使们搬迁到意大利的中心的。费迪南德在宗教热情的爆发中发誓要把他的国家变成百分之百的天主教国家。 

他恪守诺言。一六二九年，天主教再一次被宣布为奥地利、施蒂里亚、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的官教和唯一信仰。 

与此同时，匈牙利与这个奇怪的家族建立了裙带关系，每个新妻子都带来了大片欧洲地产作为嫁妆。费迪南德便着力把新教徒从马扎尔人集中居住的地区赶出去。但是，由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唯一神教派教徒和土耳其异教徒的支持，匈牙利直到十八世纪的后五十年还能让新教徒保持独立。这时奥地利内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哈普斯堡皇室是教廷的忠实支持者，但是最后就连这些思想最迟钝的人也对教皇的不断干涉产生了厌烦，很想冒一次风险，制定一项违反罗马意愿的政策。 

在本书的前一部分里我已经讲过，有许多中世纪的天主教徒认为教会体制是完全错误的。评论家们评论说，在殉道者的时代，教会是真正的民主机构，因为它是由年长者和主教掌管的，而这些人又是由教区居民推选的。他们乐意承认罗马主教，因为他自称是圣徒彼得的直接继承人，有权在教会委员会里享受优惠的位置。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这种权力只是一种荣誉性的，因此教皇就不应该认为自己高于其他主教，并且不应把自己的影响伸展出应有的范围。 

教皇利用各种训令、诅咒、逐出教会的惩罚来对付这种思想，结果有好几个勇敢的改革者由于大胆地倡导圣职下放而丧生。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明确解决，后来在十八世纪中叶，这种思想被有钱有势特利尔主教的代理主教给复苏了。他叫约翰·范·抗泰姆，但他以拉丁文的笔名弗布罗纽斯而著称。他受过自由思想的教育。在卢万大学学习几年以后，他暂时离开家人到莱顿大学读书。他到达那里时，正值纯加尔文主义的老城堡开始被怀疑城堡内部有自由派存在。等到法律部成员杰勒德教授得到允许进入神学界、并发表赞扬宗教宽容的理想的讲演的时候，这种怀疑就成为公开的罪证了。 

至少可以说，抗泰姆的推理方法是有独创性的。 

他说：“上帝是万能的，他可以制定出对所有人民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科学定律。所以，只要他想做，就可以很容易地引导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在宗教问题上持相同的观点。我们知道上帝并没有这么干。因此，如果我们用武力迫使别人相信自己是正确的，我们就违背了上帝的明确旨意。” 

很难说抗泰姆是否受到伊拉斯谟的直接影响。但是从抗泰姆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伊拉斯谟唯理主义思想的痕迹，后来他在主教权限和分散罗马教皇权限的问题上发展了自己的思想。 

不出所料，他的书马上受到罗马教廷（一七六四年二月）的谴责。但这时玛丽亚·泰雷兹支持了抗泰姆，因为这符合她的利益。他发起的这场运动被称为费布罗尼主义或主教统治主义，它继续在奥地利繁荣起来，最后形成了实用的《宽容专利权》，玛丽亚·泰雷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在一七八一年十月十三日把它赐予给了自己的臣民。 

约瑟夫是他母亲的大敌、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的化身，他有在错误时刻作出正确事情的惊人天才。最近的二百年里，奥地利的家长让孩子入睡时就吓唬说，要是不睡新教徒就把他领走。这样一来，要让孩子们再把新教徒（他们知道的样子是长着角和一条又黑又长的尾巴的人）当做亲如手足的兄弟姐妹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样，可怜、诚实、勤奋、易犯错误的约瑟夫总是被那些高薪厚禄的主教、红衣主教和女执事的伯父、伯母和表兄妹包围着，因此他突如其来的勇气很值得赞扬。在天主教统治者中，他第一个大胆地宣布宽容是治理国家的理想实用的财富。 

他三个月以后做的事更令人震惊。公元一七八二年二月二日，他颁布了涉及犹太人的著名法令，把仅仅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才享有的自由扩展到这些直到现在才认为自己是幸运儿的犹太人那里，他们得到允许可以和基督徒的邻居们呼吸同样的空气。 

我们应该在这儿停笔了，让读者们相信这个好事还在继续，奥地利现在成了那些希望按用自己的良心行事的人们的天堂。 

我希望这是真的。约瑟夫和他的几位大臣们可能在常识上来了一个飞跃，但是奥地利的农民自从古代以来就一直被教导说犹太人是他们的天故，新教徒是反叛者和背教者，所以他们不可能克服视犹太人和新教徒为天故的根深蒂固的偏见。 

杰出的《宽容法令》已经公布一个半世纪了，可是天主教会以外人的地位仍然和十六世纪一样不利。从理论上说，一个犹太人或一个新教徒可以指望当首相或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但实际上，他就连和皇帝的擦皮鞋匠吃一顿饭都不行。 

关于这份纸上谈兵的法令就讲到这儿吧。 

二十九　汤姆·佩恩

在某个地方流传着一首诗歌，它的大意是，上帝在神秘地活动，在创造奇迹。 

对于研究过大西洋沿海地区历史的人来说，这个说法的真实性是很明显的。 

十七世纪的前五十年，美洲大陆北部住着一批对《旧约》理想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不知内情的参观者还会把他们当作摩西的追随者而不是基督的信徒。宽阔寒冷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把这些开拓者与欧洲国家隔断了，他们在美洲大陆建立了一种恐怖的精神统治，这在对马瑟家族的大规模搜捕和迫害中达到了顶点。 

乍一看，要说这些令人起敬的绅士对宽容倾向颇有功绩似乎是不可能的，而这宽容倾向在英国与从前殖民地之间的敌对情绪爆发前的《美国宪法》和其它许多文件里又讲得明明白白。实际情况是，由于十七世纪的镇压非常可怕，便注定导致了比较有利于自由思想的强烈的反作用。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殖民主义者都突然派人去找索兹尼的选集，不再用罪恶之地和罪恶之城的故事来吓唬孩子们。但是他们的头目几乎都是新思想的代表，都是些有能力有计谋的人，他们自己的宽容思想都建筑在羊皮宣言的基础上，新的独立民族的大厦就要在这上面拔地而起。 

如果他们是对付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也不会这么成功。但是在美洲的北部建立移民区一直是件很复杂的事情。瑞士路德派的人开辟了一部分土地，法国派来了一些胡格诺教徒，荷兰的阿米尼教徒占领了一大块土地，而英国的各个宗派则都想在哈德逊湾和墨西哥湾之间的荒凉地带找到自已的小天堂。 

这有助于各种宗教的发展，不同宗教之间有很好的平衡，在一些移民区里，一种最原始的初级的互相忍耐形式被强加在各派移民者的头上，要是在一般情况下，他们非揪断彼此的喉咙不可。 

对于那些靠坐收渔利发财的体面绅士来说，这个发展实在讨厌。在新的仁慈精神出现许多年之后，他们仍然在为维持旧的正直理想而战斗。虽然他们没捞着什么，却成功地使年轻人疏远了一种信条，这个信条似乎是从比它野蛮的印第安邻居的仁慈善良的概念借用来的。 

我们国家幸运的是，在这场长期的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最受攻击的是人数不多却勇气十足的反对者。 

思想在轻快地传播开来，甚至一只小小的八十吨重的双桅帆船就足以传播使整个大陆陷入混乱的新见解。十八世纪的美国殖民主义者没有什么雕塑和大钢琴，但他们并不缺乏书籍。十三个移民区中的聪明之士开始懂得，这个大世界正在受到震撼，这在星期日的布道中是听不到的。那时的书商成了他们的先知。他们虽然不公开脱离已有的教士，表面的生活也没什么改变，但是时机一到，他们马上就表示自己是特兰西瓦尼亚老王储的最忠实信徒，那个老王储拒绝迫害唯一神论的臣民，理由是因为上帝已经明确地给了他做三件事的权力：“有能力进行从无到有的创造，知道未来，支配人的良知。” 

当需要制订一个将来治理国家的具体的政治和社会纲领时，这些勇敢的爱国者就把自己的思想写进文件里地理想置于公共舆论这个最高法庭面前。 

如果弗吉尼亚善良的公民知道他们洗耳恭听的一些讲演是由不共戴天的敌人——自由思想者——直接操纵的话，他们一定会被吓得魂不附体。然而最成功的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本人就是一个很有自由观点的人，当他说宗教只能用道理和说服力来管理，不能用武力或暴力时，当他又说所有的人都有同等权利按照自己的良知自由运用宗教时，他仅仅是在重复以前伏尔泰、拜勒，斯宾诺莎和伊拉斯谟的思想和作品罢了。 

后来人们又听到如下邪说：“在美国谋求任何公职都不需要把宣布信仰作为条件”；或者说：“国会不应用法律来干涉宗教的建立或者禁止自由运用宗教”，美国的反叛者们默许并同意了这种做法。 

这样一来，美国成为第一个宗教和政治明确分离的国家，成为第一个公职候选人接受任命时不用出示主日毕业证的国家，在法律上成为第一个人民可以随意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国家。 

但是这里就象在奥地利（或是其他这种地方）一样，平民百姓比领袖们落后得多，领袖们稍微有一点偏离旧路，他们就跟不上趟了。许多州不仅继续给不属于主导宗教组织的百姓施加限制，而且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的人仍然不容忍持异见者，好象他们从未读过一句本国宪法一样。对于汤姆·佩恩来说，所有这些不久就都降临到他的头上。 

汤姆·佩恩为美国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宣传员。 

从血统上讲他是英国人，职业是水手，在天性和训练上是个反叛者。 

他访问各移民区的时候已经四十岁了。在伦敦时，他遇见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接受了“西行”的建议。一七七四年，他带着本杰明亲笔写的介绍信，启航驶住费城，帮助富兰克林的女婿理查德·贝奇创立了《费城公报》杂志。 

汤姆是个老牌的业余政治家，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处在了考验灵魂的重大漩涡之中。不过他的头脑非常有条理。他收集了关于美国人不满悄绪的凌乱材料，把它们融入一本小册子中，篇幅不长，写得却很亲切。小册于通过一般“常识”，使人们相信美国的事业是正义的，应当得到所有忠心爱国者们同心同德的合作。 

这本小册子马上就传到英国，传到欧洲大陆，许多人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有个“美国民族”，这个民族完全有理由，而且具有神圣的职责，向母国开战。 

独立战争刚一结束，佩恩就回到欧洲，告诉英国人民统治他们的政府的种种蠢行。那时塞纳河两岸正发生着可怕的事情，体面的英国人开始用非常怀疑的眼光观看着海峡对岸的情况。 

一个叫埃德蒙·伯克的人吓破了胆，刚刚发表了《对法国革命的见解》。佩恩马上用义愤填膺的《人的权利》作为回击，结果英国政府通令他应为叛国罪而受审。 

与此同时，他的法国崇拜者们选他进入国会。佩恩对法文一窍不通，却是个乐观主义者，他接受了这项荣誉，来到了巴黎。他在这儿一直住到受罗伯斯比尔怀疑为止。佩恩知道自己随时有可能被捕或砍头，就赶忙完成了他关于人生哲学的一本书。这本书名叫《理智时代》，第一部分是在他行将入狱时发表的。第二部分是他在狱中的十个月里完成的。 

佩恩认为，真正的宗教，他称之为“人性的宗教”，有两个敌人，一个是无神论，另一个是盲信主义。但是他在表达这个思想时受到了大家的攻击，一八○二年他回美国后，人们都以极大的仇视态度对待他，因而“又肮脏又可鄙的无神论者”的名声直到他去世后还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他没出什么事这倒是真的，既没有被绞死烧死，也没有在轮子上被分尸。只是大家都不理睬他，当他壮着胆子要出门时，大家就怂恿小孩子向他伸舌头，他去世的时候已经变成被人唾弃遗忘的人。他撰写了一些反对独立战争中其他英雄人物的愚蠢的小册子，用来发泄自己的愤怒。 

对于一个好的开端来说，这似乎是最不幸的结局。 

但这是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反复发生的典型事情。 

公众的不宽容刚一发泄完自己的愤怒，个人的不宽容又开始了。 

官方死刑己告终止，而私刑处死又问世了。 

三十　最后一百年

二十年前写这本书一定很容易。那时在大多数人的头脑中，“不宽容”这个词几乎完全和“宗教不宽容”的意思一样，历史学家写“某人是为宽容奋斗的战士”，大家都认为他毕生都在反对教会的弊病和反对职业教士的暴虐。 

然后战争爆发了。 

世界产生了很大变化。 

我们得到的不是一种不宽容的制度，而是十几种。 

不是对同伴的一种形式的残酷，而是一百种。 

社会刚开始摆脱宗教偏执的恐怖，又得忍受更为痛苦的种族不宽容、社会不宽容以及许多不足挂齿的不宽容，对于它们的存在，十年前的人们连想都没想过。 

　※　 ※ ※ 

许多好人直到最近还生活在愉快的幻想之中，认为发展是一种自动时针，只要他们偶尔表示一个赞许，就不用再上发条，这想法似乎太可怕了。 

他们悲伤地摇着头，嘟囔着“虚荣，虚荣，所有这一切都是虚荣！”他们抱怨人类本性所表现的令人讨厌的固执，人类一代接一代地受到挫折，却总是拒绝吸取教训。 

直到完全绝望的时候，他们才加入迅速增长的精神上的失败主义者的行列，依附于这个或那个宗教协会（他们把自己的包袱转移到别人身上），用最令人悲哀的语调宣布自己失败了，并且不再参与以后的社会事务。 

我不喜欢这种人。 

他们不仅仅是懦夫。 

他们是人类未来的背叛者。 

　※　 ※ ※ 

话说到这里，解决的办法又应该是什么呢？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我们对自己要诚实。 

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 

起码在当今的世界上是没有的，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要求立竿见影，希望借助数学或医药公式，或国会的一个法案，迅速而又舒舒服服地解决地球上的所有困难。但是我们这些习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的人，知道文明不会随着二十世纪的到来而开始或消亡，倒感到还有些希望。 

现在我们听到许多悲哀绝望的论断（如“人类一向是那个样子”，“人类将永远是那个样子”，“世界从未有过变化”，“情况和四千年前的完全一样”），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是一个视觉上的错误。 

进步的道路常常中断，但是我们如果把感情上的偏见置于一边，对两万年来的历史作个冷静评价（仅就这段历史来说，我们或多或少还掌握一点具体材料），就会注意到，发展虽然缓慢，却是毋庸置疑的，事情总是从几乎无法形容的残忍和粗野状态走向较为高尚较为完善的境界，甚至世界大战的硕大错误也无法动摇这个坚定的看法，这是千真万确的。 

　※　 ※ ※ 

人类具有难以置信的生命力。 

它的寿命比神学长。 

总有一天，它的寿命将超过工业主义。 

它炫历了霍乱和瘟疫，残酷迫害和清教徒法规。 

它将学会怎样克服许多扰乱这一代人的精神罪恶。 

　※　 ※ ※ 

历史谨慎地揭示了自己的秘密，它已经给我们上了伟大的一课。 

人制造的东西，人也可以将它毁灭。 

这是一个勇气的问题，其次便是教育的问题。 

　※　 ※ ※ 

当然这听起来象是老生常谈。最后这一百年来，教育灌满了人们的耳朵，甚至使人们厌恶这个伺。他们向往过去，那时的人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但能用多余的智力偶尔进行独立思考。 

我这里说的“教育”不是指纯粹的事实积累，这被看作是现代孩子们的必需有的精神库存。我想说的是，对现时的真正理解孕育于对过去的善意大度的了解之中。 

在这本书中我已经力图证明，不宽容不过是老百姓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 

一群狼不容忍一只与众不同的狼（弱狼或强狼），就一定要除掉这个不受欢迎的伙伴。 

在一个吃人的部落里，谁的癖性要是会激怒上帝，给整个村庄带来灾难，部落就个会容忍他，会把他野蛮地赶到荒野。 

在希腊联邦里，谁要是胆敢向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提出疑问，他就不可以在这个神圣的国度里久居，在一次可悲的不宽容爆发中，这位滋事的哲学家会被仁慈地判处饮一杯毒药，以此丧命。 

古罗马如果允许几个无恶意的征热者去践踏自从罗慕路斯以来就不可缺少的某些法律，那它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因而它只得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做不宽容的事情，而这一点与它的传统的自由政策恰好背道而驰。 

教会实际上是这个古老帝国版图上的精神继承人，它的生存全是靠最恭顺的臣民的绝对服从，因而它被迫走向镇压与凶残的极端，致使许多人宁可忍受土耳其人的残酷，也不愿意要基督教的慈悲。 

反对神职人员专权的伟大战士总是处在重重困难之中，但是他们要想维持自己的生存，就必须对所有的精神革新或科学试验表示不宽容。于是在“改革”的名义下，他们又犯了（或者试图犯）自己的敌人刚刚犯过的错误，敌人正是因为这些错误才丢掉权力和势力的。 

多少个时代过去了，生命本来是光荣的历程，却变成了一场可怕的经历，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迄今为止人的生存完全被恐怖所笼罩。 

　※　 ※ ※ 

我重复一遍，恐怖是所有不宽容的起因。 

无论迫害的方法和形式是什么，它的原因都来自恐惧，它的集中表现可以从树起断头台的人和把木柴扔向火葬柴堆的人的极端痛苦的表情中看得一清二楚。 

我们一旦认清了这个事实，马上就有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人们在没有恐怖笼罩的时候，是很倾向于正直和正义的。 

到现在为止，人们很少有机会实践这两个美德。 

但是我认为，我活着看不到这两个美德得到实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人类毕竟是年轻的，太年轻了，年轻得荒唐可笑。要求在几千年前才开始独立生活的哺乳动物具备这些只有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长才能获得的美德，看来是不合理的，不公正的。 

而且，它会使我们的思想出现偏差。 

当我们应该有耐心的时候，它使我们愤怒。 

当我们应该表示怜悯时，它使我们说出刁钻刻薄的话来。 

　※　 ※ ※ 

在撰写这样一本书的最后几章时，往往有一种诱惑力，那就是去充当悲哀的预言家的角色，做一点业余的说教。 

千万不能这样！ 

生命是短暂的，而布道却易于冗长。 

用一百个字表达不了的意思，还是不说为好。 

　※　 ※ ※ 

我们的历史学家为一个重大错误而问心有愧。他们高谈阔论史前时代，告诉我们希腊和罗马的黄金时代，信口胡诌一段假设的黑暗时期，还创作了歌颂比过去繁荣昌盛十倍的现代生活的狂想诗。 

如果这些学识渊博的博士偶然发现人类的某种情况似乎不适合他们巧妙组成的那幅画面，他们就会说几句低声下气的道歉话，嘟嘟囔囔地说，很不幸，这种不理想的情况是过去野蛮时代的残余，但时机一到，这种情况就会象公共马车让位于火车一样，全都烟消云散。 

这听起来倒挺悦耳，但不是真实的。它可以满足我们的自尊心，使我们相信自己是时代的继承人。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是古时住在山洞里的人的当代化身，是叼着香烟、驾驶着福特汽车的新石器时代的人，是坐着电梯上公寓大厦的穴居人——那对我们精神健康倒更好些。 

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向那个还隐藏在未来山岭中的目标迈出第一步。 

　※　 ※ ※ 

只要这个世界还被恐怖所笼罩，谈论黄金时代，谈论现代和发展，完全是浪费时间。 

只要不宽容是我们的自我保护法则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要求宽容简直是犯罪。 

等到象屠杀无辜的俘虏、烧死寡妇和盲目崇拜一纸文字这样的不宽容成为荒诞无稽的事，宽容一统天下的日子就到了。 

这可能需要一万年，也可能需要十万年。 

但是，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它将紧随人类获得的第一个胜利——征服自身恐惧心理的载入史册的胜利——而到来。 

后记　但是这个世界并不幸福

出版商给我写信说：“《宽容》一书出版于一九二五年。现在已经快成古典作品了，我们想搞一个普及本的永久性版本，重新定一个‘大众化的价格’”。如果他们要对原作作必要的安排，我还愿意写最后一章吗？也许我可以试着尽力说明，宽容的理想在近十年内为什么这样惨淡地破灭，我们如今的时代为什么还没有超脱仇恨、残忍和偏执！这一切肯定有原因，如果的确有，而且我也知道的话，那我可以讲出来吗？ 

我回答说，解剖美丽的宽容女神的尸体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却是应该做的，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下一个问题是，我应该在哪一页与十五年前写的这本书告别，开始写后记呢？ 

出版商建议我删去最后一章，因为结尾部分是崇高的希望和欢呼。关于这一点他们无疑是对的。的确没什么可高兴的，用《英雄》中的葬礼进行曲伴随我的结束语，比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充满希望的大合唱更合适。 

不过细想之后，我觉得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我和出版商一样，对前景都很悲观。但是这本书还要留在世上许多年，我想唯一公正的方法还是让下一代知道，一九二五年怎样激起了我们对更幸福更高尚前程的憧憬，而一九四○年又是怎样彻底打破了这些光辉的梦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犯了什么错误才导致这场可怕的灾难。 

经过几次通信后，我说服了出版商，使他相信我还是通情达理的，下面便是我给出版商写的内容，作为《宽容》的最新、也是最后一版的补充。 

　※　 ※ ※ 

最近这七年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丑巫婆的大锅”，人类所有的邪恶弊端全部汇集在里面，成了大杂烩，它会毒死我们所有的人（除非我们发明一种又快又灵的解毒药）。我仔细研究了倒入这个呕人的容器中的各种成份，也不厌其烦地观察了对这个可恶的大杂烩负主要责任的那些人。那个大杂烩臭气熏天，正在我们整个星球上蔓延，我和其他住在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民主国家中的人一样，看到下等的厨房仆人居然被那么多人拥戴，真是大惑不解。这些下等的仆人不但因为这令人作呕的大杂烩而欣喜若狂，而且还用全部时间把它强灌进对他们毫无妨害的旁观者的喉咙。这些旁观者显然更喜欢祖传的善意和宽容的浓汤，可他们要是不对大杂烩表示出高兴的样子，不吃下这堆翻肠倒胃的东西，就马上会被杀死。我尽力了解了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以满足我的好奇心。现在我要告诉你我耐心观察的结果。 

　※　 ※ ※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的起因，我建议大家效仿精明可敬的政治家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先生，他原住在纽约州的阿尔巴尼，现在住在帝国大厦。我们首先看一下记录，看能找到什么。 

我这里提一个问题，它似乎有点离题，但是（过一会儿你就会看到）和我们要解决的难题却有密切关系。你养过狗、猫或其它家禽动物吗？你研究过这些卑贱的动物对豢养它的家庭以及主人的花园和后院的态度吗？你一定注意到，这些不能说话的动物出于天性、本能或训练，或是三种因素兼而有之，都荒庸地珍视着它们自认为的“权利和特权”。同一条警犬，它可以让主人的孩子拉着它的尾巴在屋里转圈，也可以让孩子从身上揪下一撮毛，但另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孩子刚刚踏上属于“它”家的草坪时，它就马上去嗥叫不止。德国种的最小的猎狗一定注意到了邻居家北欧种粗毛大猎狗能把它撕成碎片，可是只要那猎狗敢于跨越它认为是区分自家领地和邻居地盘的界限一步，它便会扑向那头凶猛的大兽。甚至只顾自己舒服的猫，当另一只猫胆敢闯入自己的炉边时，也会勃然大怒。 

捕捉大猎物的猎人都熟悉森林居住者的习惯。他们告诉我说，野兽具有集群本能，外面的野兽休想加入它们的部落，不管加入者增添的力量对于它们迅速削弱的实力来说是多么有利。那些假装懂得不会说话的鱼的心理的人对我讲，甚至在这些冷血动物当中，当一个陌生的鱼出现时，也有一种固定的行为准则，在河流岩石之间固定的场所栖息的鱼，从来也下会让一条外来的鱼加入自己的行列。 

我不很精通动物学，但我学到了一点关于人类的知识，当我研究人类在所谓历史时期（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人类记录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行为记载时，我发现了什么呢？我发现从开始到现在，人类从来就是“群居动物”，只有当一个人感到自己属于由同路人结成的某种排他性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都苟和于自己继承的信仰、偏见、偏爱、恐惧、希望和理想时，这个人才真正感到幸福。 

当然，经济上的需要偶尔可能迫使某些人群，包括互相对抗的部落，按照某种政治方式行事。然而这种安排总不能持久。真正使许多人不顾艰难险阻和危险聚集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许多泾渭分明的共同信仰、共同偏见、共同偏爱、共同恐惧、共同希望和理想。 

看一下从乔普斯和哈姆拉比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记载。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情况都一样——每个团体、每个部落、每个宗派、几乎每个家庭，都坚持与邻居们保持一定距离，因为自己都大大优越于旁人，没有共同理解或共同行动的任何基础。我给你举一个尽人皆知的例子。 

世界各地差不多所有的人从一开始都用什么名字称呼自己呢？这种例子多得惊人，他们称自己是“上帝的人”或“上帝的选民”，更荒谬的是，“属于上帝的人”。埃及人在其他人的眼里是卑贱的小农，但他们却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人”。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苏密”——现在人们所知的官方名字是芬兰，它的意思（人们告诉我）是“上帝的人”。太平洋上的许多部落——我们最熟悉的只是塔希提岛人——也称自己为“上帝的人”。波利尼西亚同西亚、北非和北欧相距万里之遥，在这些地方居住的种族彼此间毫无共同之处。可是有一点，他们都明显地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人，他们看不起人类的其他成员，认为他们是异己，不体面，应该受到鄙视，如果可能，还得躲远一点。 

在这个触目惊心的规律中，乍看起来希腊象是一个例外。但是他们高傲地坚持自己是海伦的直系子孙，是天神的儿子，是大洪水的唯一幸存者，这表明他们很尊重本种族的人。他们轻蔑地把非希腊人指为野蛮人（希腊文barbarous这个词的意思是陌生、外来、粗野、奴性和无知），这暴露了他们非常蔑视所有的非希腊人，粗率无礼地称他们为异己，甚至那些在各方面的确高出一筹而且心胸宽广的著名科学家、哲学家们也认为他们是劣等人。这表明至少在这个方面，他们和愚昧无知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水平一样，那些土人从来没学过三以上的数，但却十分得意地告诉欧洲最早的来访者说，如果问他们是什么人，将是非常愚蠢的，因为他们显然是独一无二和绝无仅有的“上帝的人”。 

我们注意到的罗马人不受这种傲慢无礼的讨厌形式的束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低于旁人。千万不要这样认为！他们象现代的英国人一样，认为自己理所当然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们从不认为有必要就这一点做任何明确的解释。他们是罗马人，这就够了。对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这是人人都能看见的——大惊小怪不免有失体统。罗马人对此并不在乎，至少在这方面是不在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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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纯种族的概念促使大多数部落和民族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值得被称为真正的人民的人，这一点我就谈这么多吧。但这只是一个细节，因为伴随这种奇怪的排外和优越感的种族意识，还有对宗教、道德、风俗这些不同但至关重要的问题的特定的信仰。结果，每个集团无论大小都总是居住在壁垒森严的城堡里，用偏见和固执这个坚固的屏障抵御外界和外来的影响。 

美国已经独立地生存一个半世纪了。诚然，清教徒的不宽容行径是没有什么可吹嘘的，但是我们毕竟避免了最危险的极端行为。可是现在，边远地区已经开发了，国家正迅速地走向定型，我们却似乎没有从地球上古老一些的种族的错误事例中吸取足够的东西。就在我们的土地上，各个种族团体仍紧紧地抱成团，各自推行自己的禁忌，好象根本没有听说过《人权宣言》一样。宗教团体好象从未谈过宪法中对出版自由的规定，不但强令自己的成员应该阅读和思考什么，还不顾由全体人民选出的代表制定的法律，自己制定起法律来。在咫尺之间，我们就能看到（如果我们愿意这么做的话）一种狭隘的精神和种族排外性的发展，它直到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时一直被认为是黑暗时代的不幸残余。 

很明显，我们对形势的乐观看法有点过早。在近六年的发展中，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各种形形色色偏见和片面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增长开始使最抱有希望的人们相信，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回到了几乎是不折不扣的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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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一个愉快的发现，但正如一个喜欢哲学的法国将军不久前说的那样（几乎是预言）：“对不愉快的事情生气是没有用的，因为事实根本不在乎，因此也不会改变”。所以让我们勇敢地面对这些最不受欢迎的发展，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找出对付它们的方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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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广博的意义讲，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这些人从思想上说是摆脱了不够开明的同伴们的狭隘偏见的人，看到整个人类具有广阔多彩的前景。他们就象我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引用老朋友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向我们提出质问：既然我们举目共望同样的星星，既然我们都是同一星球上的旅伴，既然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天空里，既然生存之谜深奥得只有一条路才使人找到答案，那我们为什么还总是彼此为敌呢？但是如果我们敢于这样做，并且引证一个古代异教徒的高尚之语，那些坚持只有一条通往拯救的道路（也就是他们的那条道路）的帮派的不宽容首领就会马上向我们嚎叫起来，并投来石块和木捧，那些没有沿着他们的狭窄小路走的人注定要永远沦入地狱，因此便严厉镇压他们，来防止他们的怀疑影响别的人，使别的人也去试一试在“唯一权威性的地图”上没有标出的路径。 

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生活在公元四世纪。从那以后，有高尚思想的人们偶尔用提高嗓门的方法来捍卫这种精神和种族问题上的中立态度。他们偶尔（但仅仅是很短的时间）甚至成功地创建了自己的团体，在那里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并且允许按照自己的方式寻求拯救。但这种宽容的态度总是由上层领导强行实施的。它从不来自下层，他们不甘于接受来自上层的干预，使凭借着传统的权力，总是要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而如果没有别的方法使别人开窍，就用武力迫使他们“入会”，因而为了防止流血，常常需要由警方出马。 

所有的美国人应该永远感激不尽的是，他们的联邦是由一批真正的哲学家缔造的，这些人无愧于哲学家这个词，他们具有广泛的实际经验，完全摆脱了十三个移民区早期历史上典型的狂热宗派主义。这一代人得到了最后的报答，但等他们过世以后，千百万饥饿的欧洲人便潮水般地涌进了他们曾希望建立理智王国的美丽土地，这些欧洲人不仅带来了强壮的臂膀（这是他们必需的），还带来了古老的先入为主的偏见。他们只相信自己见解的正确性，在各个问题上只能依从自己，绝不能兼听旁议。 

当时我们太乐观了，又忙于勘探大陆的资源，以至于觉得有了这口大熔炉就能解决一切。但是要熔化任何物质，最好是经过缓慢复杂的过程，还需要经常的监督和照管，因为人的灵魂不愿意被液化，它比我们知道的任何物质都顽固。结果便是现在这个局面，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各种各样现代的不宽容比中世纪的又胜一筹，因为中世纪要“说服”异教徒也只不过使用地牢和缓慢燃烧的火刑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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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前几页我讲过，我并不信赖对不愉快的事采取熟视无睹的政策。因此我得出了不乐观的结论：至少在目前我们对眼下非常不幸的事态是做不了建设性的事情的。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形势，同时又要缓慢地为将来作出细致的计划，这点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再也不能让自己措手不及了，因为文明再也经受不住类似近六年中所遭受的各种无休止的打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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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战争象一场飓风。它不仅摧毁了大部分人类组织，而且使许多人死去或陷于穷困潦倒之中，要在不长的时间里消除这些损失是不可能的。那些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而且一毛未损的人们，兴致勃勃地只顾修理自己的房屋，根本不管别人变成了废墟的大厦。最后，在周围受打击最重的被遗弃的里弄里，要进行各种正常和健康的生活已经完全不可能了。接着，在一些凄凉的地窖的废墟里，谁也不知道从那儿跑来了一些陌生的、不健康的人，他们聚集一些被抛弃的人，开始宣讲自己发明的学说，这些人是在荒凉的灌木丛里长大的，那里根本不会培育出健康和理智的生活哲学。 

既然重建工作已经落后了许多年，我们就可以用正确的观点观察它。世界大战后，世界需要大量的新鲜空气、阳光和好的食物，这比任何东西都迫切，但它得到的却是饥饿和失望。于是许多有害的新学说应运而生，它使我们想起了那些难以置信的信条，它们是在三、四世纪小亚细亚衰败的沿海城市里的臭气熏天的弯曲小街里发展起来的。 

但是最后，新的拯救预言家们的信徒饿得受不了，便逃了出来，涌入我们相对平静的村庄里，我们对此毫无准备，就象十七个世纪以前的亚历山大人一样，那时附近沙漠里的暴徒圆睁怪眼，闯入学校，处死了哲学家，因为他们传授的宽容学说意味着对那些自认为掌握了唯一真理的人们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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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们现在象过去一样惊讶和绝望。现在我们再想扫除席卷了整个地球的瘟疫——偏执和暴徒精神的瘟疫——已经为时过晚了。但至少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它们存有的现实，把它们看作某些非常古老的人类性格在现今生活中的再现，多少年来，这些性格一直在沉睡着，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时机一到，它们不仅要凯旋而归，而且由于受了这么长时间的压抑，其狂暴、愤怒和凶残的程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甚。 

这就是现在展现在我们恐怖的目光前的图景。我们自己（为辽阔的大西洋祝福吧！）在最近爆发的这场种族和宗教狂热的恶果中还相对安全。但如果我们不常备不懈，病毒就会登上我们的海岸，把我们毁掉。 

刚才我问自己：“我们能做些什么？”就我看来，除了保持头脑冷静和时刻做好准备，没有什么事情好做。磨嘴皮子不会有什么成效。幻想自己如何优越，这种思想上和感情上的冲动只能加速崩溃的过程。因为民主的敌人会把我们的怜悯和长期容忍的态度误解为单纯的软弱，因而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将来我们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欧洲中部的民主国家和我们一样，也是这样被毁灭的，他们对持完全对立的理论的人大谈什么宽容，就犹如对白蚂蚁甜言蜜语地吹嘘“大家具有不可分割的权力”，而这些白蚁却正在摧毁我们脚下的基石。 

不——就我所理解的当前形势，进行直截了当的反攻已经太晚了。是我们鼓励了敌人进来。我们给予他们各种安全保护，直到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反对自己的保护人，并且迫使保护过他们的人过下等的生活——没有自由的生活。但在我们星球上屈指可数的几个角落里还残存着自由，那些正直的和有正义感的人有责任——迫切的和绝对的责任——养精蓄锐，保存自己，以便迎来开始进行重建工作的那一天。 

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这是失败主义者的表现，或是不敢应战的人提出的想法。根本不是！事实就是事实，由于不可饶恕的粗心大意和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我们暂时丧失了许多领土，因而多少在目前我们应该撤退，然后为再发动一次启蒙运动作好准备。 

这样就给予我们在宽容问题上实际锻炼自已的任务。我们应该结束得过且过、漠不关心的局面，首先要摆脱这种事情不会在这里发生的想法。它们不仅可能发生，而且已经发生了，还屡见不鲜。当我们勇敢地接受军队式的严明纪律——这支军队受命进行一场决战——的时候，必须为那个快乐的时辰做好坚实的准备，那时我们能够又一次为带来最后和永久的理性而前进，使它发挥威力，给予自由。 

朋友们，这儿有一项留给几个坚定的自愿者的工作。我承认这将是我们所接受的最困难的一场斗争，但是担当它的人将流芳百世。这场光荣斗争的幸存者将作为人类真正的慈善家而受到人们的欢呼——他们使人类解脱了多少代以来的偏见和自诩正确的优越感的束缚，这种偏见和优越感一旦加上怀疑和恐惧，会使最谦卑最温顺的人变成万物之中最残忍的畜生和宽容理想的不共戴天的敌人。 

1940年8月于康州老格林威治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