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顿森在一条积水深达半米、两旁都是土石屋圆墙的巷子里蹒跚前行，突然觉得上衣被人从后头拉住。他转身一看，一个满头虱子的男孩伸手向他讨钱。摩顿森从帆布包里拿了个苹果给他，男孩却随手丢进水沟。

    经过艾斯科里北边的一段路时，摩顿森得用衣角捂住鼻子才能呼吸。这里是无数登山队伍攀登巴托罗冰川的大本营，几百堆粪便发出阵阵恶臭。

    摩顿森最近读了海琳娜·诺伯·霍吉的著作《古代的启示》，对作者的观点深有同感。诺伯·霍吉在此山南边的拉达克住了十七年。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几乎一模一样。诺伯·霍吉研究拉达克文化近二十年之久，最后的结论是：比起无限制地“改善”拉达克人的生活水平，保存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与土地和谐共处的大家庭生活方式——才能为拉达克人带来最大的幸福。

    “我过去一直以为，人类的‘进步’是某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不容质疑。”她写道，“我们被动地接受种种‘进步’的做法：在公园中间开一条车道，拆掉有两百年历史的老教堂，盖钢筋玻璃帷幕的银行……步调越来越快，生活却变得越来越困难。但在拉达克，我不再这么认为，我们不是只有一条路可走，我很幸运地目睹了另一种‘更正常’的生活方式——一种基于人类与地球共同演化的生存形态。”

    诺伯·霍吉认为西方的开发者不应该盲目地给古老的文化强加上现代的“进步标准”，她提出工业国家应该像拉达克这样的民族学习，建造永续的社会。“在拉达克我看到的是，社群，以及人与土地的密切关系，比任何物质或高科技都更能丰富人类的生活。这时我才了解，另外一种生存方式是可行的。”

    摩顿森爬上湿滑的峡谷继续往科尔飞前进，右边就是湍急的布劳渡河，他忽然担心一座桥可能给这个与世隔绝的村落带来的影响。“科尔飞的人生活非常辛苦，但他们身上有一种罕见的纯真。”摩顿森说，“有了桥之后，他们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到达医院，不用再花上好几天时间，但我也担心外面的世界会改变科尔飞。”

    村民们在河岸边迎接他，帮他坐进缆车。河岸两边是几百块大花岗岩板，堆在桥墩的预定位置等着开工。哈吉·阿里最后说服摩顿森，与其把石头千辛万苦运过河，或者看老天脸色从别的地方把石头运上来，倒不如从河岸两旁几百米的山腰处把石头切割下来用。科尔飞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石头。

    大雨中，摩顿森领着一群人去哈吉·阿里家，讨论建桥的程序，一头黑色长毛牦牛站在两间房舍中间，正好挡住他们的路。十岁的女孩泰希拉拽着牦牛鼻环上的辔头，好声好气地叫它让路，她是村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侯赛因的小女儿。不过这头牦牛别有打算，好整以暇地拉出一堆冒着烟的粪，泰希拉见状赶紧把白头巾甩过肩，蹲下来把牛粪和成一个个小球，然后往屋檐下的石墙上摔去，好让粪球变干，以免这珍贵的燃料被雨水冲走。

    到了哈吉·阿里家，莎奇娜握住摩顿森的手表示欢迎，他才想起这是第一次有巴尔蒂妇女敢碰他。她大胆地贴近他的脸，露齿而笑，仿佛在挑战他的惊讶。因为莎奇娜的热情欢迎，摩顿森也跨过限制，走进了她的“厨房”。里面有一个石头火炉，几个架子和一块变了形的砧板。摩顿森蹲在引火的草堆旁，跟莎奇娜的孙女嘉涵打招呼。小女孩害羞地笑着，用酒红色的头巾遮住嘴，又把整张脸藏了起来。

    莎奇娜在一旁咯咯笑着，想把摩顿森赶出厨房，但摩顿森从旧铜壶里抓了把草药味的“潭布洛克”（高山茶），然后把水从塑料汽油桶倒进熏黑的茶壶，又给火里加了几把树枝把茶烧开。

    他为开会的人们斟好茶，自己也拿了一杯，坐在哈吉·阿里和炉壁中间，牦牛粪燃烧的刺鼻气味弥漫在整间屋子里。

    “我的祖母非常惊讶，葛瑞格医生居然跑进了她的厨房，”嘉涵说，“但她已经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了，所以也能接受。很快她的观念就改变了，她开始跟我祖父开玩笑，说他应该学学他的美国儿子到厨房帮忙。”

    不过在事关科尔飞的重大问题上，哈吉·阿里从不放松警惕。

    “我每次都觉得很惊奇，没有电，没有电话，没有收音机，但哈吉·阿里对布劳渡河谷和其他地区的信息都了如指掌。”摩顿森说。这次，两辆载着钢索的吉普车驶到距离科尔飞二十五公里的地方，突遇坍方落石，道路中断。哈吉·阿里告诉村人，道路可能好几个星期都通不了，重机挖土设备也不可能在这样的天气下从斯卡都出来抢修，他建议村里的壮丁全部出动，把钢索搬上来，这样就可以立刻开始造桥了。

    第二天，三十五位巴尔蒂男子，从十几岁的少年到和哈吉·阿里差不多年纪的白胡子老公公，在雨中走了一整天，背起钢索后再走十二个小时的山路回到科尔飞，他们的兴高采烈让摩顿森非常吃惊。每捆钢索重达三百六十公斤，穿过轴孔的木杆要十个人才扛得动。

    摩顿森比科尔飞人高出一个头以上，他也想帮忙一起搬，却总让钢索歪向一边，最后只好在一旁看别人忙，不过也没人在意——大部分村民都曾受雇于西方登山队担任协作和挑夫，早就习惯了背着同样沉重的大包攀爬巴托罗冰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