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现在……瞧……”神父开讲，随即慌乱起来，再也讲不下去了。 

    而柯希莫呢，狼吞虎咽似的看完各种书籍，把一半时间用来读书，一半时间打猎，以便支付书店老板奥尔贝凯的帐。他总是有一些故事要讲，他讲卢梭在瑞士的森林里采集植物标本，讲本杰明·富兰克林用风筝捕捉闪电，讲匈当男爵愉快地同美洲的印第安人生活在一起。 

    老迈的福施拉弗勒尔以出奇的专心听着这些话题。我不知道他是真正感兴趣还是由于无须讲课而图个轻松而已。他倾听着，当柯希莫问他：“您知道是……吗？”时他就用“不！你告诉我！”或者“啊！真有意思！”之类的话对答。当柯希莫讲给他听之后，他这时就会说，“我的上帝！”这既可能是对上帝的新的伟大之处的赞叹，也可能是对以一切形式处处表现出来使世界在劫难逃的恶表示遗憾。 

    我那时年纪太小，柯希莫在目不识丁的人们之外没有朋友，因此他想谈谈读书心得时就向这位老家庭教师倾诉，抛出许多问题和解答，几乎把他埋葬。而神父呢，众所周知，他有着一切皆空的超脱意识，因此为人处世驯顺随和。柯希莫便利用他的这一特点，他们两人之间的师生关系颠倒过来：柯希莫当老师，福施拉弗勤尔当学生。我哥哥获得相当大的权威，竟然能够拖着那个颤颤巍巍的老头子跟着他在树上流浪，他让他吊着两条瘦骨嶙峋的腿在翁达利瓦家花园里的一棵白皮栗树上坐上整整一个下午，听他凝视着园中的奇花异木和斜照在睡莲池中的夕阳高谈阔论，讲专制与共和，讲诸种宗教中的真与善，谈中国的礼仪，里斯本的地震，菜依达的酒瓶，谈感觉主义。 

    我应当上希腊文课的时候，却找不到家庭教师。全家人都被惊动了，一齐跑到野外四处寻找，连鱼塘里也试探了一下，恐怕总是心不在焉的他掉下去淹死了。傍晚时他回来了，直说腰痛，抱怨让他很不舒服地坐了几小时。 

    然而不可忘记的是，在这老冉森教徒身上这种被动的全盘接收的状态是与他原有的对僵化思想的爱好时时交替出现的。虽然他是一个心神不定，禀性柔顺的人，毫不抗拒地容纳任何新的或自由的思想，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野蛮民族的诚实”、“迷信的坏影响”等等，一刻钟后，绝对僵化的思想就会发作起来，支配他，他会把刚刚那么肤浅地接收到的这些思想加以调和，把他那一整套一成不变的严酷道德规范掺入其中，于是在他的嘴里，自由和平等的公民的责任或者是信奉自然宗教的人的道德都变成了一种严酷的惩戒条例，一种狂热信仰的教义。除此之外他只看到一幅腐化堕落的黑暗画景，一切新的哲学家在揭露恶时都过于温和而表浅，通向至善的道路虽然艰辛，却不容许妥协或折中办法。 

    柯希莫面对神父这些突发的即兴演说，不敢再开口。他怕自己的话会被指责为无条理和不严密，而自己思想中尽力描绘的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化成了一个竖满又冷又硬的大理石碑的墓场现在眼前，他感到不寒而栗。幸好神父很快就对这种集中意志的紧张感到疲乏了，他显得精疲力尽，好像他所做的把每一种观点都归纳入单一的实质之中的简化工作使他的生命的活力耗散殆尽，只剩下几丝活气了。他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由呼吸变为打哈欠，渐入梦境。 

    但是就在这两种精神状态的支配之下，他已经把他的时日都花费在追随柯希莫的学习之上了。他在柯希莫所在的树木与奥尔贝凯的书店之间穿梭般往返，向阿姆特丹或巴黎的书商订购书籍，并取回新到的书，于是酿成了一场灾祸。因为流言传说在翁布罗萨有一个教士熟读一切被教会禁止的欧洲出版物。这谣言一直传到宗教裁判所。一天下午，警察出现在我们的别墅里，他们来查抄神父的小房间。他们在他的经书中找出了一本贝勒的著作，还未切边，可是这就足以证明他们是当场启获。他们把神父带走了。 

    那是很凄惨的一幕，在那个乌云密布的下午，我记得我是从我的房间的窗口里惊恐地目睹了那情景。我停止背诵希腊语动词不定过去时的变位，因为不会再上课了。苍老的福施拉弗勒尔神父被武装警察押送着顺大路走向远方，他抬头望着树木，走到某一处时他扭动了一下身子，好像要跑向一棵榆树并往上爬，可是他跑不脱。柯希莫那天到森林里打猎去了，他什么也不知道，因此他们没能告别。 

    我们不能为营救他做任何事情。我们的父亲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他不肯进食，因为他害怕食物中被耶稣会士们下了毒药。神父在监狱和修道院里，在不断地做弃绝起誓之中度过了他的风烛残年。至死他也不明白在把整个一生奉献给宗教之后，他到底相信什么，然而他努力争取坚定不移地信奉宗教，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无论如何，神父的被捕没有妨碍柯希莫学习上的进步。因为从那时开始他同欧洲最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们有了书信联系。他写信给他们，请他们解答自己的疑问和异议。或者仅仅是为了喜欢同优秀人物进行讨论，而且同时又练习了外文。很可惜的是他所有的信件，由于他存放在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树洞里，从来没有被发现过，当然它们将被松鼠毁掉或者霉烂，从那里面原本可以找到出自本世纪最著名学者之手的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