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忘了加尔文的这段话吗：“如果他真的来了，只要我还在城里掌权，就务使他不能活着离开”？但特里，这加尔文的心腹，写得更明白，他揭发了那异端的名字：“我所谈的是一个西班牙阿拉贡人，他的真名是米圭尔·塞维特斯，但他自称米歇尔·德·维仑努，是个开业的医生”，他接着告诉了那本书的书名和目录，附上第一至第四页的抄本。他的信以哀悼世界上的罪孽作为结束。

这一日内瓦的炸药是巧妙地安放在正确的地方爆破的。一切都按照告密者的计划进行。阿尼，这虔诚的天主教徒，义愤填膺，立即把信交给里昂的宗教当局。里昂红衣主教以同样的速度立即去罗马教皇的宗教法庭审判官皮埃尔·奥雷处。这样，由加尔文推动的石头以可怕的动量从山顶滚到了山脚下。告密信是二月二十六日从日内瓦发出的，三月十六日米歇尔·德·维仑努在维也纳正式被控告。

但他们的火药毕竟没有起爆，对狂热的日内瓦的告密者们来说，想必是一个大失望。一定有人在帮着割断那导火线。很可能是维也纳的大主教及时暗示他的常任医官。当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审判官在维也纳出现时，那印刷所神秘地消失了，受雇的印刷工明确表示他们从来没有排过或印过这样的书。而深受尊敬的医生维仑努愤慨地否认他就是米圭尔·塞维特斯，奇怪的是：天主教宗教法庭仅仅满足于引起一场抗议，这一可怕的机构异乎寻常的克制，加强了我们的这一想法。一定有几个有权势的人对那犯人伸出了保护的手。天主教宗教法庭通常是用拶指夹和拉肢具开始工作的，这次却凭维仑努弗斯逍遥法外。审判官一无所获地回到里昂。而阿尼则接到通知。他的控告查无实据。那个日内瓦人，通过天主教宗教法庭之手，除掉塞维特斯的企图遂告失败。如果不是阿尼向日内瓦提出要求，乞求他的表兄弟特里对上述异端的情况提供进一步的和更多能定罪的材料的话，整个事情就很可能不了了之。

迄今为止，如果希望取一个宽大的看法的话，我们可能会这样猜想：是特里发难，向他的信天主教的表兄弟指控一个他完全不相识的作者，不论是特里还是加尔文都不会梦想到他们的告密会漏到罗马教廷当局那里去。但现在司法机器既已发动，日内瓦那一大群狂热分子一定知道阿尼之所以写信给他们要求进一步提供信息，这并不出于无聊的好奇心，而是在天主教宗教法庭的促进下办的。他们就不能不怀疑这些人所作所为动机的性质了。一个牧师想必不会对用文火烤炙这么多新教徒的、可怕的天主教当局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塞维特斯有充分的理由向加尔文怒吼：“你不知道作为一个福音的仆人，使自己成为一个官方的控告人，并利用他的职权设置圈套是邪恶的吗？”

让我再说一遍，当加尔文的教义处于危急情况时，他是一个无耻之徒。塞维特斯必须被“消灭”，因为加尔文是一个极记仇的人，他一点也不介意使用什么手段。特里给阿尼的第二封信无疑是加尔文口授的，是一个伪善的杰作。特里称他对他表兄弟把信交给天主教宗教法庭一事，大吃一惊。“原来只打算让你过目，”他说，“我除向你说明那些自命为教会柱石的人们是如何对信仰全无热情外，别无其他目的。”但现在，当他已知道柴薪已经堆积起来，他并不丢掉进一步向天主教宗教法庭活动的念头。这一卑鄙的告密者继续甜言蜜语地说什么，因为大错已经铸成，毫无疑问，“上帝的意愿是把基督教徒从这肮脏和致命的灾害中拯救出来。”接下去的内容使人简直不能相信。在把上帝的名字拖下水去以掩盖人类仇恨的不人道现象之后，特里把他所能找到的最机密的材料——塞维特斯的亲笔信和那书的部分手稿送给他的表兄弟。现在，对异端采取严厉措施的人就可以很快行动了。

塞维特斯的几封亲笔信也附在里面。特里从来没有和塞维特斯通过信，那么特里怎能掌握这些信呢？事情至此已无可掩盖。我们一定要把躲在幕后的加尔文揪到光天化日下来。塞维特斯的信件和几页书的手稿，都是塞维特斯寄给加尔文的，加尔文十分清楚地把它们从抽屉取出来的目的。他知道这些文件该送给那些他每天从布道台上大声呵斥为“撒旦之爪”的、并习惯于用酷刑和火刑对付他自己信徒的“罗马天主教徒”。他只知道那些文件足以把塞维特斯送上火刑往了。

因此，他后来徒劳地试图掩盖他所留下的蛛丝马迹。他不无诡辩地写道：“外间谣传我采取步骤以促成假手天主教宗教法庭的教皇的仆人逮捕塞维特斯，有人甚至说是我不光彩地把他交给我们信仰的死敌，把他投入狼爪。我要问那些谴责我的人，我怎么会突然同那些罗马教皇的仆从接触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会同他们有过任何这样的接触，他们会和我一起搞阴谋。要知道，那些人对于我正象魔鬼之对于基督一样。”但这样的借口未免太露骨了。因为就在加尔文天真地问：“我怎么会突然同那些罗马教皇的仆人接触”时，文件却提供了一个确凿的回答。这件事假手于他的朋友特里，后者在写给阿尼信时，坦率地承认加尔文参与了合作。“我得承认我费了很大的劲，才从加尔文先生处弄来我所附上的文件。我无意暗示，他不认为必须采取措施去镇压如此可恶的无神论者，他考虑到他的责任是用健康的教义劝信异端们，而不是用正义的剑向他们进攻。”因此，这笨拙的信件为真正的罪犯推卸责任（显然是由加尔文教唆的）的尝试是徒劳的，因为信上说：“我如此不厌其烦地告诉你，如果不是加尔文先生帮助我；如果他不把那份我所寄上的、起确定作用的材料交给我，人们就会谴责我提出了一项不正当的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