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静寂。时间长得可怕。我在门廊里没事可做，于是我走进屋子。

盖茨比两手仍然揣在口袋里，正斜倚在壁炉架上，勉强装出一副悠然自得、甚至无精打采的神气。他的头往后仰，一直碰到一架早已报废的大台钟的钟面上。他那双显得心神错乱的眼睛从这个位置向下盯着黛西，她坐在一张硬背椅子的边上，神色惶恐，姿态倒很优美。

"我们以前见过。"盖茨比咕哝着说。他瞥了我一眼，嘴唇张开想笑又没笑出来。幸好那架钟由于他的头的压力就在这一刻摇摇欲坠，他连忙转过身来用颤抖的手指把钟抓住，放回原处。然后他坐了下来，直挺挺地，胳臂肘放在沙发扶手上，手托住下巴。

"对不起，把钟碰了。"他说。

我自己的脸也涨得通红，像被热带的太阳晒过那样。我脑子里虽有千百句客套话，可是一句也说不出来。

"是一架很旧的钟。"我呆头呆脑地告诉他们。

我想我们大家当时有一会儿都相信那架钟已经在地板上砸得粉碎了。

"我们多年不见了。"黛西说，她的声音尽可能地平板。

"到十一月整整五年。"

盖茨比脱口而出的回答至少使我们大家又愣了一分钟。我急中生智，建议他们帮我到厨房里去预备茶，他们俩立刻站了起来，正在这时那魔鬼般的芬兰女佣人用托盘把茶端了进来。

递茶杯、传蛋糕所造成的忙乱大受欢迎，在忙乱之中建立了一种有形的体统。盖茨比躲到了一边去，当我跟黛西交谈时，他用紧张而痛苦的眼睛认真地在我们两人之间看来看去。可是，因为平静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一有机会就找了个借口，站起身来要走。

"你上哪儿去？"盖茨比马上惊慌地问道。

"我就回来。"

"你走以前，我有话要跟你说。"

他发疯似的跟我走进厨房，关上了门，然后很痛苦地低声说："啊，天哪！"

"怎么啦？"

"这是个大错，"他把头摇来摇去地说，"大错而特错。"

"你不过是难为情罢了，没别的。"幸好我又补了一句，"黛西也难为情。"

"她难为情？"他大不以为然地重复了我的话。

"跟你同样难为情。"

"声音不要那么大。"

"你的行动像一个小孩，"我不耐烦地发作说，"不但如此，你也很没礼貌。黛西孤零零一个人坐在那里面。"

他举起手来不让我再讲下去，怀着令人难忘的怨气看了我一眼，然后战战兢兢地打开了门，又回到那间屋子里去。

我从后门走了出去--半小时前盖茨比也正是从这里出去，精神紧张地绕着房子跑了一圈--奔向一棵黑黝黝的盘缠多节的大树，茂密的树叶构成了一块挡雨的苫布。此刻雨又下大了，我那片不成形的草地，虽然被盖茨比的园丁修剪得很整齐，现在却满是小泥潭和历史悠久的沼泽了。从树底下望出去，除了盖茨比的庞大的房屋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可看，于是我盯着它看了半个小时，好像康德①盯着他的教堂尖塔一样。这座房子是十年前一位酿酒商在那个"仿古热"初期建造的，并且还有一个传闻，说他曾答应为所有邻近的小型别墅付五年的税款，只要各位房主肯在屋顶铺上茅草。也许他们的拒绝使他"创建家业"的计划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他立刻衰颓了。丧事的花圈还挂在门上，他的子女就把房子卖掉了。美国人虽然愿意、甚至渴望去当农奴，可是一向是坚决不肯当乡下佬的。

①康德（immanu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

半小时以后，太阳又出来了，食品店的送货汽车沿着盖茨比的汽车道拐弯，送来他的仆人做晚饭用的原料--我敢肯定他本人一口也吃不下。一个女佣人开始打开楼上的窗户，在每个窗口出现片刻，然后，从正中的大窗户探出身子，若有所思地向花园里啐了一口。该是我回去的时候了。刚才雨下个不停，仿佛是他们俩窃窃私语的声音，不时随着感情的迸发而变得高昂，但是在这新的静寂中，我觉得房子里面也是一片肃静了。

我走了进去--先在厨房里做出一切可能的响声，就差把炉灶推翻了--但我相信他们什么也没听见。他们两人分坐在长沙发两端，面面相觑，仿佛有什么问题提了出来，或者悬而未决，一切难为情的迹象也都消失了。黛西满面泪痕，我一进来她就跳了起来，用手绢对着一面镜子擦起脸来。但是盖茨比身上却发生了一种令人惶惑的变化。他简直是光芒四射。虽然没有任何表示欣喜的言语姿势，一种新的幸福感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充塞了那间小屋子。

"哦，哈罗，老兄。"他说，仿佛他有好多年没见过我了。有一会儿工夫我还以为他想跟我握手哩。

"雨停了。"

"是吗？"等他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又发觉屋子里阳光闪烁时，他像一个气象预报员又像一个欣喜若狂的回归光守护神似的露出了笑容，又把消息转报给黛西，"你看多有趣，雨停了。"

"我很高兴，杰伊。"她的声音哀艳动人，可是她吐露的只是她意外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