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儿有几个人想要插话，但雅罗米尔决不愿放弃发言。最初，听到从自己嘴里发出画家的言词和声调，他觉得很不愉快，但过了一会儿，他就感到这另一个我是安全与保险的源泉；它象一面盾把他掩蔽起来。他不再紧张和羞怯。他喜欢他说话的声调，于是他继续说下去：

    他援引马克思的观点，迄今为止，人类一直生活在史前时期，它的真正历史仅仅始于无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在艺术史上，一个类似的决定性转折点是安德列·布勒东 及其他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发现了无意识写作，揭示了人的潜意识这一隐藏的珍宝的那个时刻。它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大约同一时期，这是很有象征意义的。人类想象力的解放有如从经济奴役中的解放一样。同样需要向自由王国飞跃。

    这时，那个黑头发男人加人了辩论。他表扬雅罗米尔捍卫了进步的原则，但对是否可以把超现实主义同无产阶级革命如此紧密联系起来表示怀疑。他陈述了他的观点，现代艺术是颓废的，最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艺术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安德列·布勒东，而是伊希·沃尔克 ——捷克社会主义诗歌的创始人——必须成为我们的典范！

    雅罗米尔以前曾听到过这样的观点。事实上，画家曾用嘲讽的口吻把这些观点描述给他听过。雅罗米尔现在也试图带着嘲笑的口气回答，从艺术的观点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只是旧的资产阶级"拙劣艺术"的复制品。黑头发男人反驳道，唯一的现代艺术是有助于建立一个新世界的斗争的艺术。这决不可能是超现实主义，因为超现实主义是群众不能理解的。

    这场讨论很有趣味。黑头发男人很有说服力地发表了他的反对意见，不带丝毫教条主义，因此辩论没有变成一场争吵——尽管雅罗米尔因成为注意的中心而有点飘飘然，偶尔采取了过分辛辣嘲讽的态度。结果没有得出定论。其他人发言了。雅罗米尔讨论的这个问题很快就被其它问题所掩盖。

    但是，弄清楚进步是不是存在，超现实主义是资产阶级运动还是革命运动，这的确很重要吗？谁是对的，他还是他们，这真的要紧吗？对雅罗米尔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他现在同他们连在一起。他虽与他们争论，但他却非常同情这群人。他甚至没有再听下去，他的内心充满了幸福，他已找到了一群人，在他们中间，他不再作为母亲的儿子，或班上的学生，而是作为他自己而存在。他突然想到，一个人只有当他完全处在别人中间，他才能成为他自己。

    黑头发男人站起来，他们全都意识到该离开了，因为他们的领导故意含糊地提到他还有工作要做，这给了他一种表示他很重要的意味。当他们聚集在过道门口，准备离开时，一个戴眼镜的姑娘走到雅罗米尔身边。我们应当指出，在整个会上，雅罗米尔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个姑娘。不管怎样，她一点也不引人注目，但却难以形容——不丑，只是有点矮胖。她的头发很光滑地盖住前额，式样并不特别，没有化妆，穿了一件破旧的仅仅可以蔽体的衣服。

    "你刚才讲的真有趣，"她对他说，"我很想跟你再探讨一下。"

    离黑头发男人的公寓不远处有一个公园。他俩朝那里走去，热烈地交谈。雅罗米尔得知这个姑娘是一个大学生，比他整整大两岁（这使他洋洋自得）。他们沿着环形小路散步，姑娘的言谈很有教养，雅罗米尔也有一种有分量的方式讲话。他们都渴望让对方知道他们想什么，信仰什么，是怎样的人（姑娘注重科学。雅罗米尔注重艺术）。他们列举了他们崇拜的所有伟大的名字，姑娘重又说她被雅罗米尔不落陈套的观点吸引住了。她沉默了片刻，然后称他是一个伊菲贝斯 ；是的，当他一走进房间，她就觉得他象一个迷人的伊菲贝斯。

    雅罗米尔虽不知道这个词的确切意思，但得到一个特殊的名称——而且是一个希腊名称，这似乎很不错，他感到这个词与青春有关系；这不是他从个人经历中了解的那种笨拙、卑微的青春，而是强健的令人欣羡的青春。因此这位女大学生虽然暗指他不成熟，但同时又使这种不成熟失去了痛苦的性质，而使它成了一个优点。当他们第六次围着公园散步时，雅罗米尔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从一开始他就打算这样做，但为此他必须鼓足勇气；他挽住了姑娘的胳膊。

    "挽住姑娘的胳膊"还不完全确切，更正确地说，应该是他"把手小心地放在她的臀部和上臂之间。"他这样做时毫不引人注意，仿佛他希望连姑娘也不会注意到，的确，她对他的动作毫无反应，以致他的手就象一个不相干的东西，一个她已经忘记并快要掉下来的手提包或包裹一样不稳定地贴在她的身上。但接着这只手突然感觉到它紧贴着的那只胳膊已经意识到它的存在。他的腿开始感觉到姑娘的步子逐渐慢了下来。过去他曾经历过这样的时刻，知道某种不可避免的东西已悬在空气中。象通常所发生的那样，当某种不可避免的事临近时，人们总会加速这个必然，至少加速一两秒钟（也许是为了证明他们至少有某些自由意志）。不管怎样，雅罗米尔的手刚才一直软弱无力，此刻却有了生气，紧紧地压住姑娘的胳膊。就在这时，姑娘突然停了下来，朝他抬起戴着眼镜的脸，把书包扔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