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禁要指出，这女人用一种残酷的温柔俯向雅罗米尔，就象兰波的老师伊泽蒙巴德的姐妹们——那些著名的捉虱女人——俯向这位法国诗人，当他长时间地漫游之后便去她们那里寻求避难，她们给他洗澡，去掉他身上的污垢，除去他身上的虱子。）

    "我们的朋友有这个好运——相当短暂的好运——不再是一个孩子，但还没有成为一个男人。"画家说。

    "青春期是最有诗意的年龄。"第一个女人说。

    "你会吃惊的，"画家带着微笑反驳，"看到这个尚未成熟，纯洁无理的小伙子写出这样非常完美和成熟的诗歌。"

    "的确。"其中一个男人点点头，表示他熟悉雅罗米尔的诗，赞同画家的夸奖。

    "你打算发表它们呢？"那位有着低音嗓子的女人问。

    "在这个正面英雄和斯大林大逮捕的时代，是不太利于这样的东西。"画家回答。

    这句关于正面英雄的话把谈话重新转到雅罗米尔来之前一直在进行的话题。雅罗米尔熟悉这一话题，可以毫不费力地加入到谈话中，但他根本没有听他们讲什么；他看上去象十三岁，他是一个孩子，一个童男。这些话不断地在他头脑里回响。当然，他知道，没有人想羞辱他，画家尤其是真诚地喜欢他的诗——但这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在这种时候，他还关心什么诗歌？如果能给予他自身的成熟，他愿意一千次地牺牲他那些成熟的诗节。他愿意用他所有的诗来换取同一个女人的一夜。

    辩论变得激烈起来。雅罗米尔本想离开，但他是那样沮丧，以至于觉得很难想出适合的话来道别。他怕听见自己的声音；他怕它会颤抖或发嘶，再次暴露他的不成熟和十三岁。他很想变得看不见，踮着脚走开，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他可以在那里入睡，等十年以后，他的脸已变得成熟，有了男子汉的皱折再醒过来。

    那个有女低音嗓子的女人再次转向他："我的上帝，孩子，你干嘛那样安静？"

    他咕哝着说，他宁愿听别人谈话而不愿自己说话（尽管他根本没有在听）。他觉得他最近与女友的经历对他宣布的判决是无法逃避的，这个他带在身上象耻辱标记一样的童贞（大家想必都看见了，他从来没占有过一个女人）判决又一次得到了证实。

    由于他发现自己再次成为注意的对象，他开始痛苦地意识到他的面孔，恐惧感渐渐上涌，他感到他的面部表情正是他母亲的微笑！他清楚地认出了它，那种病弱，辛酸的微笑；他感觉到它紧紧粘在他的嘴唇上。无法摆脱它。他感觉到他的母亲附在他的头上，她围着他吐丝就象一个裹住幼虫的蚕茧，剥夺了他自己的本来面目。

    他正坐在一群成年人中间，被妈妈的面容所掩盖，被妈妈的手臂从一个他所追求的世界中拉出来，这个世界使他感觉到——渐渐地但又明确地——他那可恨的幼稚。这个感觉是那样痛苦，雅罗米尔拼命想摔掉母亲的面孔，挣脱出来。他极力想加入讨论。

    他们正在争论当时所有艺术家都在激烈辩论的问题。捷克现代艺术一直声称忠实于共产主义革命；但当革命到来时，它却宣布自己完全遵从一个通俗易懂的现实主义纲领，现代艺术被作为资产阶级颓废的畸形产物遭到唾弃。"这就是我们的困境，"其中一个客人说，"我们应该背弃和我们一起成长的艺术，还是应该背弃我们所赞扬的革命？"

    "这问题提得很不好，"画家说，"想挖掘僵死的学院派艺术，在装配线上制造政治家们逮捕的革命，不仅背叛了现代艺术。而且背叛了革命本身。这样的革命并不想改变世界。恰恰相反：是想保留历史上最反动的精神——偏执、惩诫、教条、正统和因袭的精神。没有什么困境。作为真正的革命者，我们不能赞同这种对革命的背叛。"

    雅罗米尔可以很容易地阐述画家的观点，他完全熟悉它的逻辑，但是他讨厌扮演老师宠儿的角色，一个渴望博取赞同的男孩的角色。他充满了反抗的渴望。他转向画家，说：

    "你喜欢引用兰波的格言：绝对的现代是必要的。我完全赞成。但是，绝对的现代并不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所见到的东西，而是使我们震惊和诧异的某种东西。超现实主义根本不是绝对的现代——它已经出现了大约二十五年。不，现代事件是正在进行的革命。你未能理解它，这正证明了它才是真正的新生事物。"

    他们打断他的话。"现代艺术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世界的运动。"

    "不错，"雅罗米尔说，"但是，如果现代艺术果真坚持反对当代世界，它就会迎来它自身的毁灭。现代艺术必须预料到，这场革命会创造出它自己的文化——事实上，现代艺术本来也想要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