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罗米尔对自己的雄辩感到满意，并注意到一对平静的黑眼睛在疑视他。他觉得，"真正爱情"和"解放的情感"这些词从他嘴里流出来，就象勇敢的船只驶进那对黑色大眼睛的港湾。

    但当他讲完后，一个诗人讥讽地微笑说，"你真的认为你诗中的情感比亨利希·海涅诗中的情感还要多吗？维克多·雨果的爱情对你来说似乎太卑贱了吗？你是否想告诉我们，一个象聂鲁达这样人的爱情由于金钱和偏见而变成了畸形吗？"

    出乎意料的一击。雅罗米尔不知所对；他脸红了，那对黑眼睛目睹了他的耻辱。

    那位中年妇女对雅罗米尔同伴的嘲弄攻击感到很高兴，她说："同志们，你们为什么要干预爱情？爱情永远都是一样的，谢天谢地。"

    那位组织者回答："噢，不，同志，你错了！"

    "不，我说的不完全是这个意思，"那位诗人迅速插话，"但是，旧日爱情诗和现代爱情诗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情感的力量和真实。"

    "那么，区别在哪里？"中年妇女问。

    "在这里：从前，爱情——甚至最祟高的爱情——总是对令人厌倦的社会生活的一种逃避。但今天，人们的爱情却与我们的社会责任，我们的工作，我们整体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现代爱情诗新的优越所在。"

    对面那排人表示赞同这个系统的阐述，然而，雅罗米尔突然轻蔑地大笑起来："这种优越，我亲爱的朋友，一点也不新。过去的伟大作家难道没有把爱情与社会斗争联系起来吗？雪莱著名诗中的恋人都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共同献出了生命的革命者。这就是你所说的爱情脱离了社会生活的意思吗？"

    接着是一阵令人难堪的静默。刚才，雅罗米尔还不知道怎样回答那位同行的反对意见，现在轮到他的同行一下子语塞了，于是就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一个无法接受的印象）：在昨天和今天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新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幻觉。事实上，那位中年妇女就又站了起来，带着急切的微笑大声说，"我们在等待，同志们。告诉我们——今天的爱情同过去的爱情有什么区别？"

    在这关键时刻，当每个人都仓皇失措时，那位有条木腿的男人插了进来。他一直在仔细地听着辩论，但明显表露出不耐烦。现在他费力地站起来，让自己靠在椅子上直立着。"同志们，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他说，同排的人开始对他嚷道，这没有必要，因为他们都非常熟悉他。"我不是向你们自我介绍，而是向诗人同志们，我们的客人。"他反驳说。由于他明白单单介绍他的名字对诗人们来说意义不大，于是他开始简略地叙述他的生世。他在这个地方工作了近三十年；还在科克瓦拉先生的时期他就被雇用在这里了，那位工厂主把这座别墅作为消夏之居。整个大战期间他一直都在这里，盖世太保逮捕了科克瓦拉先生以后，把这幢房子接管过来作为娱乐中心。战后这座别墅曾交给天主教徒，现在它属警察所有。"但是就我看到的一切来说，没有任何政府象共产党那样关心我们劳动人民。"尽管如此，今天的一切也还不是尽如人意。"在科克瓦拉的时期，在盖世太保时期，在天主教徒时期，公共汽车站总是在别墅对面。"那是多么方便。他只需跨出门就到了公共汽车站。突然之间，没有任何理由，他们就把车站移到离此两条街段的地方。他对他能想到的所有政府部门和机关提出了抗议。没有用。他用拐杖捣着地板："这座别墅现在应该属于劳动人民！因此请你们告诉我，为什么象我这样的一个劳动者却不得不走两条街去赶公共汽车？"

    坐在前排的人回答说（半是不耐烦，半是逗趣），他们已经给他解释过一百次，公共汽车现在要停在那个新建的工厂前面。

    那位木腿男人回答，这些他都知道，但是他建议在两个地点都设车站。

    同一排的人说，公共汽车在两条街段之内停两站，这真是废话。

    "废话"这个词触怒了木腿男人。他说，没有人有权对他这样说话。他用拐杖敲着地板，脸气得通红。不管怎样，在两条街段的距离之间不能修两个车站，这不是事实。他在其它交通路线上看见过有这样的车站。

    一位组织者站起来，逐字复述（显然他过去已经这样做过多少次了）捷克斯洛伐克汽车运输部门的决议：特别禁止、公共汽车站之间近于指定的最短距离。

    那位木腿男人指出，他曾提过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为什么不把停车站设在别墅和新厂之间呢？

    这只会使工人和警察都不方便，他们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