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清醒的分析开始时曾使Ｋ吃了一惊，但他却用同样轻的声音向画家回答：“我觉得你自相矛盾。”“怎么自相矛盾？”画家耐心地反问道，他微笑着把身体向后仰去。画家的微笑使Ｋ怀疑，他即将摆出的也许不是画家讲话中的矛盾，而是法院诉讼程序本身的矛盾。不过他并未气馁，还是接着往下讲：“你刚才说过，法院不理会证词，后来你又说，那种说法只适用于法院公审时；而你现在却认为，在法院里，一个无辜的人根本不需要别人的帮助。这本身就包含着矛盾。此外，你开始时讲过，私人的斡旋可以使法官改变看法，而现在你却否认个人的斡旋可以得到你称之为彻底宣判无罪的结果——这就产生了第二个矛盾。”“这些矛盾很容易解释，”画家说，“我们应该区别两样东西：一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一是我通过亲身体验发现的；你不能把这两者混淆起来。在法典中——我承认没看过——肯定写着无辜者应无罪开释，那上面不会指出法官可以被影响。我的经验则与此截然相反。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是彻底宣判无罪，但我却见过许多有影响的人物干预判决的例子。当然，也可能在我所知道的这些案子中，没有一个被告是真正无辜的。然而，这真的可能吗？那么多案件中，居然没有一个被告是无辜的吗？我小时候就很注意听父亲讲他听说过的那些案件；到他画室里来的法官们也总要谈起法院里的事：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这实际上是惟一的话题。我自己开始为法官画像后，也充分利用了这种好处，了解到无数案件在最关键阶段的情况；我还尽可能注视这些案件的整个审理过程。但是——我得承认——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彻底宣判无罪的例子。”“这么说，没有一件案子的判决结果是无罪开释，”Ｋ说，他好像在对自己和自己的希望说话，“这证实了我对这个法院业已形成的看法：从任何角度来看，法院都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机构，其全部工作一个刽子手就能胜任。”“你不能把这种情况普遍化，”画家不高兴地说，“我只是讲了我自己的经验。”“这就足够了，”Ｋ说，“你以前听说过无罪开释的事吗？”“据说，”画家回答道，“曾经有过这种无罪开释的例子。然而，要证实这点却十分困难。法院的最终决定从来不作记录，甚至法官也不知底细。因此，提及过去的案例，我们只能凭传闻。这些传闻肯定提供了宣判无罪的案例，实际上传闻中的大多数案子的判决结果都是无罪开释；这些传闻可以相信，但不能证实。不管怎么说，不能完全置这些传闻于不顾，其中总有些部分是属实的；此外，里面有些情节很动人。我自己就根据类似的传闻画过几幅画。”“光是传闻不能改变我的看法，”Ｋ说，“我想，人们总不能在法庭面前求助于这些传闻吧？”画家笑了起来。“不能，不能那样做，”他说。“那谈论这些传闻就没有用处了，”Ｋ说；他当时想要接受画家的看法，即使这些看法似乎很荒谬、或者跟Ｋ以前听说的有矛盾也无妨。他现在没有时间去调查画家讲的话是否全部符合事实，更不想反驳；他只希望画家能以某种方式帮助他，即使得不到任何结果也没关系。于是他说：“那咱们就不谈彻底宣判无罪了；你刚才还提到过其它两种可能性呢！”“诡称宣判无罪和延缓审理。只剩下这两种可能性了。”画家说，“不过，在咱们继续往下谈之前，你是不是把上衣脱掉？你好像很热。”“好的，”Ｋ说；他刚才只顾听画家讲话，把其它事情全忘了；现在经画家一提，他才发现这屋里真的很热，自己的额头上已经渗满汗珠，“简直热得难受。”画家点点头，好像他十分理解Ｋ的不舒服感觉。“咱们不能开窗吗？”Ｋ问。“不行，”画家回答，“那上面只有一块玻璃，固定在屋顶上，没法打开。”Ｋ这时才明白，他刚才一直盼着他自己或者画家会突然走到窗前，把窗打开。他只要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哪怕同时吞进几口烟雾也行。与新鲜空气完全隔绝的感觉使他顿时头昏脑涨起来。他把手掌平放在羽毛褥垫上，用微弱的声音说：“这既不舒适，又不卫生。”“噢，不对，”画家为自己的窗子辩护，“它是密封的，虽然只有一层玻璃，但却比双层玻璃更保暖。如果我想通通空气——这其实毫无必要，因为墙缝全透风——，只要打开一扇门，或者把两扇门全打开就行了。”听了这个解释，Ｋ稍微安心了，立即扫了周围一眼，寻找第二扇门。画家猜出了Ｋ在干什么，便说道：“在你后面，我不得不用床把它顶上了。”Ｋ这时才发现墙上有个小门。“这间屋子作为画室实在太小了，”画家说，好像他知道Ｋ会发表评论，于是便抢先说了一句，“我尽量作了安排，床紧挨着门，当然摆得不是地方。就拿我现在正给他画像的那位法官来说，他总是从这道门进来；我得把钥匙交给他，这样的话，如果我不在画室里，他可以自己先进来等我。他嘛，一般总是早晨来，我还睡着呢。当然，不管我睡得多热，只要床后面的这扇门一打开，我就会醒过来。他一早就从我床上爬过来，如果你能听见我怎么用骂声欢迎他，你就会失去对法官的一切崇敬心理。我当然可以从他那儿取回钥匙，但是只能使事情更糟。撞开这里的任何一扇门都很容易。”他们在交谈时，Ｋ一直在考虑是否把上衣脱掉，最后他明白了，如果上衣不脱掉，他就无法在屋里再呆下去；于是他脱掉上衣，搁在膝盖上，这样做的好处是，谈话结束后，再穿起来就省时间了。他刚脱下上衣，一个姑娘就叫道：“现在他把上衣脱掉了。”他知道，现在她们全挤在门口，想透过门缝亲眼看看。“姑娘们以为，”画家说，“现在我要给你画像了，你是因为这个缘故才脱外衣的。”“我明白了，”Ｋ说，他并不觉得多么有趣；他现在虽然只穿着衬衫，却比刚才舒服不了多少。他闷闷不乐地问道：“你刚才说的另外两种可能性是什么？”他已经忘掉这两种可能性的名称了。“诡称宣判无罪和无限期延缓审理，”画家说，“应该由你来选择。我能够帮助你实现其中的任何一种可能性，尽管肯定会遇到一些麻烦；这两种可能性的区别在于，诡称宣判无罪要求在短时间内集中全部精力，而延缓审理则用的力气较少，但要坚持不懈。咱们先讲讲诡称宣判无罪吧。如果你决定争取这种可能性，我就去拿张纸来，写份宣誓书，保证你是清白无辜的。我父亲把这种宣誓书的写法告诉我了，决不会有问题的。然后我将带着这份宣誓书到我认识的所有法官那儿去游说，先从现在正让我画像的那个法官开始，比方说，从他今天晚上来画像的时候开始，我就把宣誓书摊在他面前，向他解释你是无罪的，并且以我本身的名义保证你是清白无辜的。这不是一种徒具形式的保证，而是名符其实，具有约束力的保证。”画家的眼睛中露出一丝略带嗔责的目光，好像Ｋ不该让他担负这么重大的责任似的。“你太好了，”Ｋ说，“可是，法官对你固然是相信的，但是仍旧不愿给我作出彻底宣判无罪的判决，是不是？”“关于这点，我已经解释过了，”画家回答道，“此外，是不是每个法官都相信我，还很难肯定；比如说，有的法官会要求亲自见见你。那样的话，我就得带着你去见他们。当然，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就已成功了一半，尤其是因为我事先会确切地告诉你，在每个法官面前应该采取什么策略。真正的困难来自那些一开始就把我打发走的法官——这样的事肯定会有的。我当然会继续向他们申诉，但是咱们也许不得不甩开他们——当然，咱们是可以这样做的，因为个别法官的不同意见不至于影响判决结果。好吧，咱们再说下去，如果能争取相当数量的法官在宣誓书上签字，我就把宣誓书呈递到现在正在过问你的案件的主审法官手里，我或许也能让他在宣誓书上签名。这么一来，用不了多久，一切事情就能顺利解决了，解决的速度要比平常快得多。一般说来，在这个阶段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困难了，被告到了这一阶段会感到信心十足。人们在这时要比正式宣判无罪时信心更足，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也确实如此。他们不必再做更多的事情了。主审法官手头有其他法官签名的宣誓书，他就能放心大胆地判处无罪开释了；虽然还有一些手续需要履行，但他肯定会判无罪开释，以取悦我和他的其他朋友。到那时，你就能作为一个自由的人，走出法院了。”“这么说，到那时我就自由了，”Ｋ半信半疑地说。“对，”画家说，“但是仅仅是表面上自由，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是暂时自由。因为我的熟人都是些低级法官，他们无权作出终审判决，无罪开释的终审判决权属于最高法院，你、我、以及我们大家都无法接近它。那儿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顺便说一句，我们甚至也不想知道。总之，我们的法官没有判处无罪开释的权利，但是他们有权暂时卸掉你身上的罪责。这就是说，他们可以宣布你无罪，暂时把罪责从你身上卸掉，但是这个罪名仍旧是在你头顶上，一旦上面来了命令，他们就把罪责重新安在你身上。我和法院的联系很密切，因此我也能够告诉你，法院各办公室在具体处理彻底宣判无罪和诡称宣判无罪时采取哪些不同做法。彻底宣判无罪时，与案子有关的文件据说都要销毁，它们消失了，再也看不见了，不仅起诉书被销毁，庭审记录和判决书也要销毁，所有东西都要销毁。诡称宣判无罪就不是这样。各种文件均需保留，包括宣誓书、判决记录和判决说明书。所有卷宗都得按照正常办公原则的要求，继续呈转，转到最高法院后，又转回低级法官，就这样转来转去，这儿耽搁几天，那儿积压一些日子。卷宗的往返次数是无法计算的。局外人有时会以为，整个案子已经被忘却，文件已经遗失，诡称宣判无罪已经成为彻底宣判无罪。但实际上，任何一个熟悉法院情况的人都不会这么想。任何文件也不会遗失，法院从来也不会忘记任何事情。有一天，某个法官会出其不意拿过卷宗来，仔细阅读；他会认为这起案件的起诉仍然有效，于是便下令立即逮捕人。我这么说，有一个假设前提，即从诡称宣判无罪到重新逮捕人犯之间，已过了很长时间，这是可能的，我听说过类似的情况。但也有这样的可能：得到无罪开释的人刚从法院回到家，便发现刑警已经等在那里要重新逮捕他了。于是，他的全部自由当然便就此告终了。”“这个案子又得从头开始审理吗？”Ｋ有点不相信地问道。“当然啰，”画家说，“案子需要全部从头开始审理；但是结果也有可能和上次一样：诡称宣判无罪。于是人们又得为这个案子全力以赴，任何时候也不能松劲。”他讲出最后这句话，大概是因为发现Ｋ的脸上露出了绝望的表情。“可是，”Ｋ说，他好像不想再听画家说下去了，“第二次争取得到无罪开释的结果是不是比第一次更难？”“在这一点上，”画家说，“谁也不敢说死。我觉得，你的意思是，第二次被捕会影响法官们对被告的看法？不是这样。法官们第一次宣布被告无罪时，就预见到有可能再次逮捕被告。因此，你的这种顾虑是完全多余的。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时倒会发生这样的事：法官们对这件案子的看法变了，甚至从司法观点上说也产生了变化；因此，你就得根据业已变化的情况，采取相应的努力，争取第二次无罪开释。一般说来，要像争取第一次无罪开释时那样想尽法子、竭尽全力。”“但是，第二次无罪开释也不是终审判决呀，”Ｋ说，他不以为然地转过头去。“当然不是，”画家说，“在第二次无罪开释后面跟着的是第三次被捕，在第三次无罪开释后面跟着的是第四次被捕，依次类推。诡称宣判无罪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着这些内容。”Ｋ无以置答。“看来，你对诡称宣判无罪不感兴趣，”画家说，“也许延缓审理对你更为适合。我是不是需要向你解释一下，延缓审理是怎么回事？”Ｋ点点头。画家懒洋洋地重新躺到椅子上，他睡衣前面的钮扣脱开了，他伸进一只手，轻轻抚摩着自己的胸部。“延缓审理，”他说；他凝视着前方，停了一会儿，像要找出一个十分确切的解释，“延缓审理就是诉讼停留在开始阶段，不再继续往下进行。为了取得延缓审理的结果，被告和他的代理人，尤其是他的代理人，必须与法院不断保持个人接触。请允许我再次指出，这虽然不像争取诡称宣判无罪那样，需要全力以赴；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却需要更加保持警觉。你得经常注视着案子的情况，除了在紧急情况下要去找主管法官外，每隔一定时间也得去找他一次，而且要尽可能和他搞好关系。如果你本人不认识这位法官，那就应该通过你认识的那些法官尽量给他施加影响；同时要继续努力，争取亲自和他见一次面。如果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你都没有忽略，那你就肯定能使诉讼不至于超越开始阶段。这并不意味着不再审理了，但是被告基本上可以不受判决的约束，就像一个自由的人一样。与诡称宣判无罪相比，延缓审理有其优越性，即被告的前景较为明朗，没有突然被捕的危险，用不着担心、紧张和焦虑，而这在争取诡称宣判无罪时是不可避免的，类似情况很可能在一个最不合宜的时刻出现。当然，对被告来说，延缓审理也有一些欠缺之处，一这也不容忽视。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考虑到被告在这种情况下永远也不会真正获得自由，因为他在得到诡称宣判无罪后，也不见得能够真正获得自由。延缓审理的弊端在其它方面。要想把案子无限期地搁置起来，就必须找到几条站得住脚的理由。因此，每隔一段时间便得做做样子，采取各种措施，审问一次被告，收集一点证据等等，这当然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因为案子还得让它继续向前进展，尽管只是局限在人为划定的一个小圈子中。这当然意味着被告会偶尔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不过，你别以为这些事情会使人很不愉快，因为一切都是走走过场而已。比如说，审讯被告只消三言二语；如果你没有时间，或者不想去，你可以表示抱歉而不出庭；你还可以事先安排和某些法官见面；总之，你要做的一切只是隔一定时间到你的主审法官那儿去一次，以这种方式从形式上承认你处于被告地位。”画家讲最后这句话的时候，Ｋ已经把上衣搭在手臂上站了起来。“他现在站起来了，”门外立即传来了喊声。“你就要走了吗？”画家问，他也站了起来。“我相信，是这儿的空气促使你离开的，我很遗憾。我还有好多话要对你说，我不得不讲得很简短。但是我希望已经解释得够清楚了。”“啊，是的，”Ｋ说，他不得不聚精会神地听画家讲话，头都疼了。虽然Ｋ承认画家已经讲清楚了，可是画家又接着总结了几句，想利用最后一次机会使他放心：“这两种方式的共同点是，可以避免被告受到判决。”“但是，它们也使被告不能真正无罪开释，”Ｋ低声说，他似乎因为自己作了这么一个尖锐的判断而感到窘迫。“你抓住了事情的核心，”画家紧接着说。Ｋ伸手去拿外套，但还没有决定是否把上衣穿上。他很想把外套和上衣捆成一捆，拿在手里，奔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他想到了姑娘们，尽管她们已经作出预报，说是他已经在穿衣服了，他还是不想把衣服穿上。画家急于猜度Ｋ的意图，便说道：“我觉得，你对于我的那几个建议还没有作出决定。这是对的。你如果想要匆匆决定的话，我还会劝阻你呢。需要细细斟酌，权衡利弊。每件事情都要仔细掂量。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你也不应该拖得太久。”“我不久会再来找你的，”Ｋ说，他顿时下定决心，穿好上衣，把外套往肩上一搭，匆匆朝门口走去；门外的女孩子们立即尖叫起来。“你得守信用，”画家说；他没有跟着Ｋ，“否则我只好自己到银行里来了解情况了。”“请你开门，好吗？”Ｋ说；他拉了一下门把；觉得有阻力，他知道是门外的姑娘们在拽着。“你不想受到女孩子们的纠缠吧？”画家问，“最好还是从这边出去吧。”他指指床后的那扇门。这正中Ｋ的下怀，他赶紧走回床边；但是画家却没去开门，而是钻到床底下，在那儿说道：“等一会儿，你想看一两幅画吗？你可能会想买的。”Ｋ不想失礼，要知道画家确实很关心他，还答应今后帮助他呢；此外，Ｋ一直到现在都没提怎么付给画家报酬的事，这完全是他的疏忽，既然画家自己提出卖画，他当然不能推诿。于是，他同意看一看，尽管他急着想出去，已经不耐烦到了极点。蒂托雷里从床底下拽出一堆没有镶框的画来，画上盖着厚厚一层灰尘，轻轻一吹便满屋子飞扬起来，弄得Ｋ睁不开眼睛，喘不过气来。“大自然，荒野景色，”画家一面说，一面把画递给Ｋ。画面上是两棵低矮的树，分别位于一片深绿色草地的两端；背景是色彩斑斓的落日景象。“很漂亮，”Ｋ说，“我买。”Ｋ的回答短得出乎自己的预料；但画家并没有觉得受辱，而是从地板上又拿起一幅画来，所以Ｋ很高兴。“这幅画正好和那幅配对，”画家说。这幅画和那幅画倒真可以配对，两者没有丝毫区别：这幅画上也是两棵树、一片草地和一轮西斜的红日。不过Ｋ并不计较这点。“是两幅极美的风景画，”他说，“我都买下，我要把它们挂在我的办公室里。”“看来你喜欢风景画，”画家一面说，一面又挑出一幅画来，“碰巧的是，我还有一幅这样的习作，”这并不像是什么习作，而是又一幅荒原风景画。画家显然正在尽量利用这个机会，推销过去画的画。“这幅我也买下，”Ｋ说，“三幅一共多少钱？”“下次再说吧，”画家说，“你今天急着要走，反正咱们会保持联系的。老实说，你喜欢这些画，使我很高兴；我以后要把床底下的所有画都附送给你。全是荒野风景画，当初我画了几十幅。有些人不喜欢这类题材，说是格调太低沉，可是我相信总能找到一些像你这样的人，喜欢格调低沉的画。”然而，Ｋ再也没有心思听这位兜售自己作品的画家发表他的艺术见解了。“请把这三幅画包好，”他打断蒂托雷里的絮叨，大声说，“我的仆人明天会来取的。”“不必要，”画家说，“我可以找个搬运工，现在就跟你走，把画给你送去。”他终于走到床后面，把门打开。“别怕踩在床上，”他说，“从这扇门出去的人都从床上踩过去。”画家即使不这么说，Ｋ也会这么做的，他的一只脚已经踩在羽毛褥垫的正中间；可是，他透过开着的门朝外一望，又把那只脚收了回来。“怎么回事？”他问画家。“什么东西使你这么奇怪？”画家反问道，他也觉得奇怪了，“这些是法院办公室。你原先不知道这儿有法院的办公室吗？几乎每栋房子的阁楼上都有法院的办公室，这栋房子为什么应该是例外呢？我的画室实际上也是属于法院办公室的，不过法院把它交给我使用了。”使Ｋ大吃一惊的倒并不是发现了法院办公室；而是发现自己居然对有关法院的事情如此一无所知。他承认，对于一个被告来说，一条根本原则是事事提防，永远不处于措手不及的地位；如果法官在左面出现，被告的眼睛决不能漫不经心地看着右面——而他却一次又一次地违反了这条原则。他的面前是一条长长的过道，画室里的空气和这里的空气一比，就算很新鲜了。过道两边摆着长凳，和审理Ｋ的案子的那些办公室之间的过道一模一样。这么看来，办公室的内部布置有特定的规则。当时没有多少当事人来来往往。一个男人在长凳上半坐半靠着，双手捂着脸，好像睡着了；另外一个男人站在过道尽头一个光线阴暗的地方。Ｋ这时从床上走过去，画家拿着画，跟在他后面。他们很快便找到了一个门房——这些人虽然穿着普通衣服，但衣服上除了一般的钮扣外，还有一颗金扣子，Ｋ现在已经能把他们辨认出来了——，画家让他拿着画送Ｋ回家。Ｋ掏出手绢，捂着嘴；他不像走路，而是在跑步。他们快要走到过道尽头时，姑娘们拥了上来；Ｋ终于未能避免和她们相遇。姑娘们显然看见画室的第二扇门开了，她们赶快绕着圈子赶到这儿来了。“我不能再送你了，”画家笑着大声说道，他已经被女孩子们团团围住了，“下次再见吧，抓紧时间好好考虑一下！”Ｋ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他来到马路上后，叫过头一辆驰来的出租马车。他得甩掉门房，因为门房的金扣子使他心烦，虽然它看来并没有引起任何别人的注意。忠心耿耿的门房上了车，坐在车夫旁边，但是Ｋ吩咐他下了车。Ｋ到达银行时，早已过了中午。他本想把画扔在车内，但又怕哪一天画家会问起这些画所表达的意境；所以他只好把画带进办公室，锁在写字台最下面的那个抽屉里，至少最近几天不能让副经理看见这几幅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