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逆着早晨的车流一面走,一面回想着学会的那些歌谣。但能记全的却没有几首。前面有个牛奶工正下车准备调紧马套。走近时,发现他正对着马儿叽里咕噜说话呢。布里奥妮在他背后礼貌地清了清嗓子,准备问路,突然想起老哈德曼和他的马套来。如今上了七十岁的人,1880年应该都是她这般岁数吧。那依然是马车的年代——至少在街上都是马车吧。老人们都不希望它逝去。 

她向牛奶工问路时,他倒非常热情,长长地讲了一大通,只是听不大清楚。这人长得很高大,白胡子上渍满烟迹。他的淋巴有问题,说起话来鼻孔里一串嗡嗡声。他挥手示意向左的岔路,要从一座铁路桥下穿过。布里奥妮本不想这么快就离开河岸,但走时注意到老人在看着自己,想想不理会他指的路线总有些不礼貌。没准向左的岔路还是条近路呢。 

经历和见闻了这么多事情后,她常惊讶自己还是那么的笨手笨脚和自惭形秽。一旦脱离集体,一旦独自出去闯荡,她就傻里傻气,六神无主了。几个月来,她一直过着封闭的生活,每时每刻都是按部就班。她很清楚自己在医院里的低微地位。随着工作上熟练起来,接受任务时也能更好地照程序行事,渐渐地就不再想自己的事了。从在樱草山写完中篇小说的那星期起,她好久没有独立行事了。当时那兴奋劲儿,现在看起来真傻。 

走过桥下,一列火车恰好从头顶驶过。那雷鸣般轰隆轰隆的节奏直钻入她的骨髓中。钢铁擦过钢铁,相互碰撞着,直挺挺的,一大块、一大块阴沉沉地悬在头顶上。一扇莫名其妙的门嵌入砖墙中。锈迹斑斑的支架上钳着生铁铸就的庞大管道,谁也不知输送些什么——如此臃肿庞大的工事该是超人的杰作吧。她只配拖拖地板,扎扎绷带。真能有勇气去走这一趟吗? 

出了桥下,穿过晨光中灰尘蒙蒙的三脚架时,火车已远在郊外,只传来低低的吱嘎声。布里奥妮再次告诉自己,她需要的是勇气。她又经过一处很小的市立公园。公园的网球场上有两个穿法兰绒的男人在来回推球,懒洋洋地为比赛做热身。附近的长椅上坐着两位身着卡其短裙、正在读信的女孩。布里奥妮想起了自己的信,想起那张裹了蜜糖般的回绝人的纸片。值班时,她一直带在身边,放在外衣口袋里,结果第二页上给石炭酸浸出一片螃蟹似的印迹。她无意间觉察到了字里行间透出的忧虑。她会像灾难一般回到他们中间吗?是的,一定会的。然后,再编个不甚高明的故事来掩盖真相,又寄给哪家杂志来满足她的虚荣心?长篇累牍地谈些光啊、石啊、水啊什么的,叙述分作三个视角来回变换,处处萦绕着似乎万古不变的凝重——但这一切都不能掩藏她的懦弱。难道她真以为能够假借现代的写作观念,把自己的负罪感淹没在一股——不,三股!——意识流里吗?那短短小说里的逃避,正是她生活的写照。每件她不愿面对的事情,同样不会出现在她的小说中——这至关重要。现在她该做什么呢?她缺乏的并不是小说的骨干,而是毅力。 

离开小公园,又经过一家小工厂。机器的轰鸣声引得人行道也振动起来。没有人知道那些高高的污浊的窗户后面在生产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黑烟会从那个笔直的铝烟囱里涌出来。街对面,斜对着的街角里,有家酒吧的双开门洞开着,想来里面定有个舞台。店里有个帅气的男孩,正若有所思地往一只桶里清烟灰,空气中仍残留着昨夜的几丝忧郁。两个穿着皮围裙的男人正忙着沿一块斜板从马车上卸下酒桶。她从没在街上见到过这么多马。军队肯定征用了所有卡车。有人从里边推开地窖的门,砰的一声朝人行道敞开,扬起了一阵灰尘。里边一个剃光头的男人,两条腿还没踏出地面,站住了,转身望着她从旁边走过。他看起来就像个大棋子。马车那边的人也在看着她,有一个还吹起了口哨。 

“你好啊,小妞?” 

她倒不介意这种语气,只是从没想出该怎么回答。是的,谢谢!她朝他们笑了笑,挺高兴披风上有那些褶子。她想大家都担心德国人打进来,不过除了照旧做事,又能怎么样呢。就算德国人来了,大家还是照样打网球,聊天,喝啤酒。也许没有人会吹口哨了。街道弯弯曲曲的,越来越窄,但车辆并不减少,声响似乎更大了,温热的废气直吹到她脸上。临街朝着人行道,有个维多利亚式的红砖阳台。一个戴着佩斯利呢围裙的妇人正发病似地猛扫房前路面,早餐的油香从她敞开的门里直透出来。这里的路很窄,她后退了些,好让布里奥妮通过,但布里奥妮道早安时,她却只直勾勾地盯着她。迎面走来一个女人和四个长着茶罐耳朵的小男孩;他们提着箱子,挎着背包,打打闹闹,大声叫嚷着,争着踢一只破鞋,丝毫不理会母亲声嘶力竭的叫喊,布里奥妮只好靠边让他们通过。 

“让开,没听见吗!让护士小姐先过。” 

走过时,她面红地点头朝布里奥妮微笑,表示歉意。她的两颗门牙已经落了,身上洒了很重的香水,指间还夹着一根未点的香烟。 

“一听去乡下,他们个个乐成这样。跟你讲,我以前没带他们去过。” 

布里奥妮说:“祝你们好运,能找到个好地方住下。” 

这女人的耳朵也是外突的,只是被齐耳的短发刚好遮住了一些。听完布里奥妮的话,她乐得大声笑了出来。“这帮人可一点都不懂怎么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