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门,快速穿过铺着黑白地砖的大厅——耳边回荡的脚步声是多么地熟悉却又恼人——她在客厅的门廊里停步,喘了口气。手中这束凌乱的夹竹柳兰和鸢尾,将冰凉的水珠滴到她穿着凉鞋的脚上,让她神清气爽。要找的花瓶就摆在那张美洲樱桃木桌上,桌子紧挨着落地窗。窗子微微虚掩着,从东南方射进来几束晨光,投在粉蓝的地毯上。随着呼吸放缓,烟瘾也越发上来了,但她却只凝驻在门口,叫眼前这瞬间的美妙景象给吸引住了——簇新的哥特式壁炉前围着三张褪色的沙发,炉边摆了盆冬莎草,那大键琴已许久无人来调试拨弄,玫瑰木的乐谱架也从没人用过,天鹅绒的窗帘重重的,边缘上钉着些或橙或蓝的穗子,透过窗帘可以看见一点万里无云的天空、黄灰混色的阳台和从块石路面的裂缝里长出来的甘菊和小白菊。走下台阶就是草坪了,再向前五十码就到了喷泉边,罗比这时候还在草坪边上修剪着。 

这所有的一切——河流,野花,久违了的慢跑,橡树漂亮的纹路,天花板高高的房间,阳光投下的形状,还有静寂中耳根渐弱的脉动——这所有的一切都令她开心,平常熟悉的东西也变得新奇有趣起来。不过她又想,这种觉得囚在家里乏味的想法是要受人指责的。从剑桥回来时,她依稀觉得应该多陪家里人一点,但父亲总待在城里,而母亲不是闹偏头痛,就是非常冷漠,甚至不通情理。塞西莉娅有几次送茶到母亲的房间(房间同她的一样,也很脏),希望可以亲密地说说话,但艾米莉 · 塔利斯似乎只愿意抱怨家里的琐碎杂事,或者脸色苍白地靠在枕垫上默默喝茶,昏暗中一脸令人不解的表情。布里奥妮则沉迷在写作的幻想中——原本只是一时的兴趣,而现在竟让她完全着魔了。塞西莉娅早晨在楼梯上碰到过他们,布里奥妮正领着表弟们到婴儿室去排练,这几个可怜的人儿昨天才到;戏定在晚上利昂和他的朋友来的时候开演。时间很短,而双胞胎中的一个又因为犯了什么错,叫贝蒂给扣留在了洗衣间。塞西莉娅并不愿施以援手——天气太热了,而且不管她怎么做,这个计划注定是要一败涂地的。布里奥妮的期望值太高,没有人——尤其是这两个表弟——能理解她那狂热的幻念。 

塞西莉娅知道,自己不能再把日子耗在那又脏又闷的房间里,躺在烟气氤氲的床上,只手托着下巴,手臂发麻地读着理查逊的《克拉丽莎》了。她本想理出父亲这一支的家谱,但只半心半意地开了个头,至多知道在曾祖父开始经营他那家寒碜的五金店前,塔利斯家的先人都是窝在地里干农活的;男人们胡乱地改姓,也理不出个头绪来,而那些照普通法结合的婚姻根本就没在教区里登记。虽然明白自己不该在这里待下去,应该做点打算,但她什么也没做。虽然途径有很多,但都非燃眉之急。她还存了一点钱,足够支撑一年多的光景。利昂数次邀她到伦敦一起住些日子。大学里的朋友也说要帮她找工作——虽然工作肯定是无聊的,但她可以过独立的生活了。舅舅和姨妈都很有趣,也都喜欢见她,比如罗拉和双胞胎的母亲,那个不羁的埃尔米奥娜,此时正和她那个在无线广播台工作的情人待在巴黎呢。 

没有谁要拖塞西莉娅的后腿,甚至没人特别在意她是否离开。她不走并非因为她呆滞懒慵——她常常心神不宁,烦躁易怒。她只是喜欢有走不了的感觉,喜欢有人需要她的感觉。她常告诉自己,她是为了布里奥妮才留下来的,或者是为了帮帮母亲,或者仅仅因为这是在家里的最后一段日子了,而她也想有始有终地过完这段日子。老实说,打点好衣箱,然后乘早晨的火车一走了之——这一点都不能令她兴奋。那只是为了离开而离开。留下来既叫人舒适,也令人烦躁;既是一种自我惩罚,也是一种快乐,或许快乐只是她的期盼而已;如果她离开了,也许有什么坏事会发生,或者,更糟的是,好事来了,而她却错过了——她可错不起啊。还有就是罗比了,他总是刻意保持距离,有什么远大计划也只同她父亲讲,这一点一直让她恼怒不已。他俩从七岁起就认识了,而现在谈话却尴尬不已,实在让她心烦。虽然她认定这都是罗比的错——他可记住自己犯的第一个错吗?——但她清楚自己必须在离开之前摆平这些事。 

一股闻上去像皮革似的牛粪的气味透过敞开的窗子传了进来,除了最冷的几天,一年四季都是如此,而且只有离开过的人才会注意到。罗比放下铁锹站着,卷了根烟,这算是他信奉共产主义那时候的遗物了——那股狂热,同他对人类学的万丈雄心,以及计划中的从加莱到伊斯坦布尔的徒步旅行,都一起被抛在了脑后。不过现在,她想抽烟可是要上两段楼梯,然后在几个衣服口袋中翻出一个来。 

她走进客厅,把花塞进了花瓶里。这个花瓶是克莱姆叔叔的遗物。克莱姆的葬礼是在战争刚结束那会儿举行的;与其说是葬礼,不如说是重葬仪式,那时的情景塞西莉娅历历在目:装甲车开进村里教堂的墓地,棺材是用军队团部的旗帜裹着的,还有那高举的刺刀和墓地的军号声;但对一个五岁的小孩来说,记得最清楚的还是父亲的哭泣声。克莱姆是他惟一的胞亲。至于他是如何搞到这个花瓶的,在这位年轻的中尉的最后几封家书里边曾作过交代。他当时在法国分区执行通讯任务;有一次,敌军要轰炸凡尔登西边的一座小镇,他在最后一刻成功组织大家撤离,大概救出了五十名妇孺老幼。后来,镇长和其他几位官员带克莱姆叔叔回到镇里一座半毁了的博物馆。他们从一个破碎的玻璃柜里取出这个花瓶,并把它送给了他,以表谢意。虽然在臂弯里夹个麦森瓷器① 打仗是非常不方便,但当时他并没有拒绝。一个月后,花瓶留在一户农家保管,后来塔利斯中尉再蹚过大水取了回来,又循原路赶回,在午夜时分同队伍会合。战争快结束时,他被派去巡逻,花瓶就托付给了一位朋友保管。几经周折后,它回到了团司令部,并在克莱姆叔叔葬礼后的几个月后送到了塔利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