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才的诉苦和牢骚侮辱了您。……您是个正直的、宽宏大量的……天下少有的人，这一点我随时都能体会到。可是这些天来我苦恼透了。……”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猛的搂住奥尔洛夫，吻他的脸。

“只是您别哭，千万别哭了，”他说。

“不哭，不哭了。……我已经哭够，心里轻松了。”

“至于那个使女，明天一定不要她再留在这儿，”他说，身子仍旧不安地在圈椅上扭动。

“不，让她留下，若尔日！您听见吗？我再也不怕她了。

……小事不应当放在心上，不应当胡思乱想。您说得对。您真是个天下少有的……了不起的人！“

她很快就止住了哭。她在奥尔洛夫的膝盖上坐下，睫毛上闪着还没有干的泪花，低声细语地对他讲了些动人的话，象在回忆童年和青年时代。她伸出手来抚摸他的脸，吻他，细细地看他那只戴着戒指的手和他表链上的表坠。她讲得入了迷，由于挨近她所爱的人而陶醉了。大概刚才的眼泪洗净了她的灵魂，使她的灵魂充满了生气，总之她的说话声显得异常纯洁诚恳。奥尔洛夫抚弄她那栗色的头发，无言地把她的手送到他的唇边吻着。

后来他们在书房里喝茶，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大声念一些信。到十二点多钟，他们就去睡了。

这天晚上我胸口痛得厉害，直到凌晨还没睡暖和，睡不着。我听见奥尔洛夫从寝室里走出来，到他的书房去。他在那儿大约坐了一个钟头之后，摇了摇铃。我身上痛，而且疲乏得很，忘了一切规矩和礼貌，只穿着内衣，光着脚往书房走去。奥尔洛夫穿着睡衣，戴着睡帽，站在门口等我。

“叫你的时候，你得穿整齐了再来，”他厉声说道。“再拿几根蜡烛来。”

我刚要道歉，可是忽然很厉害地咳嗽起来。为了免得跌倒，我就伸出一只手去抓住门框。

“您有病？”奥尔洛夫问。

自从我们相识以来，这好象还是第一次他对我称呼“您”。上帝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大概我只穿着内衣，咳嗽得脸色大变，因而没有把我的角色演好，不大象听差吧。

“既然您有病，为什么还来干活？”他说。

“免得饿死啊，”我回答说。

“这种事，说真的，糟透了！”他轻声说着，往他的桌子那儿走去。

我穿好衣服，放好新蜡烛，点上，这时候他已经在桌子旁边坐下，把两只脚伸到一把圈椅上，用刀子裁开一本书的书页了。

我走了，留下他一个人在那儿专心看书，那本书不再象平时晚上那样从他手里掉下来了。

《匿名的故事》七

我写到这里，有一种从小就在我心里养成的恐惧感牵制着我的手：我害怕自己再写下去会显得肉麻可笑。每逢我想对人亲热一下，说几句温柔的话，我总是不善于表现得自然而诚恳。就因为这种恐惧感，再加上缺乏经验，使我说不大清楚究竟那时候在我的灵魂里起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并没有爱上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不过我对她怀着的那种普普通通的人类感情却比奥尔洛夫的爱情包含着多得多的青春活力、朝气和欢乐。

每天早晨，当我拿着鞋刷或者扫帚干活的当儿，我屏住气息，总是盼着最后听到她的说话声和脚步声。她先是喝咖啡，后来吃早饭，我都站在一旁瞧着她。她走到前厅，我就把皮大衣递给她。我把套鞋穿到她那双小小的脚上，她就伸出手来扶住我的肩膀。过后，我总是盼着楼下的看门人拉铃叫我，我好跑到门口去迎接她，看见她冻得脸蛋儿发红，身上带着寒气，沾满雪花，听她发出短促的惊叫声，说到天冷，说到马车夫。但愿您能知道这一切在我是多么重要！我一心巴望落入情网，有一个我自己的家庭，一心巴望我未来的妻子正好有这样的脸，这样的说话声。我吃饭也好，受主人差遣在街上走动也好，晚上失眠的时候也好，我总是在幻想。奥尔洛夫厌恶地抛掉女人的衣服、子女、厨房、铜锅，我却拾起这一切，把它们珍藏在幻想里，爱它们，要求命运把它们赐给我。我常常梦想妻子、婴儿室、花园里的小径、小屋。……我知道，即使我爱上她，我也不敢指望会发生她同样爱我的奇迹；不过这种想法却没有使我感到不安。我那朴实、平和的感情类似普通的好感，其中并不包含对奥尔洛夫的嫉妒，连羡慕都说不上；因为我明白，对我这样病弱的人来说，个人幸福只有在梦中才可能找到。

每逢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夜间等她的若尔日回来，呆望着一本书，书页也不翻；每逢她看见波丽雅穿过房间，不由得全身打战，脸色发白，——每逢这种时候，我总是跟她一块儿痛苦，脑子里生出一个想法：索性快点挑破这个恼人的脓疮，快点让她知道星期四他们在这儿吃晚饭的当儿所说的那些话吧。可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越来越经常地看到她流泪。开头几个星期，即使奥尔洛夫不在家，她也笑嘻嘻的，唱她的曲子，可是到了第二个月，我们这个寓所就充满郁闷、沉静的气氛，只有星期四才热闹一下。

她向奥尔洛夫讨好。为了从他那儿得到假意的一笑和亲吻，她老是跪在他面前，跟他亲热，好比一条可怜的小狗。她走过一面镜子，哪怕心里很难过，也会忍不住照一照，理一 下头发。她仍旧关心打扮，仍旧为买回来的东西高兴，我暗暗觉得奇怪。这跟她那真诚的悲伤有点不相称。她注意时髦的衣服式样，定做贵重的衣服。这是为什么，穿给谁看？我特别记得一件新衣服，价值四百卢布。为一件多余的、不必要的衣服竟然肯花四百卢布，而我们那些女工却靠着苦役般的劳动每天只挣到二十戈比，伙食还要自理，至于那些威尼斯的和布鲁塞尔的花边女工，每天也只得到半个法郎，老板们指望她们靠卖笑来补贴家用。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竟没理会这一点，我暗自觉得奇怪，心里很气恼。不过只要她一 走出家门，我就又原谅这一切，为这一切找出解释，盼着看门人在楼下拉铃叫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