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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艺苑
《契诃夫1896年作品》
来源:边塞艺苑 | 作者:契诃夫 | 发布时间: 802天前 | 7878 次浏览 | 分享到:


我在俱乐部阅览室隔壁一个房间里糊壁纸。傍晚我刚打算下工,工程师陀尔席科夫的女儿手里捧着一包书,走进这个房间里来了。


我对她点了头。


“啊,您好!”她立刻认出我来,就向我伸过手来说。“看到您很高兴。”


她微笑着,又好奇又困惑地瞧着我的工作服、浆糊桶、摊在地板上的壁纸。我挺窘,她也觉得不自在。


“请您原谅我这么瞧着您,”她说。“人家对我谈了许多关于您的话。特别是布拉果沃医师,他简直迷上您了。您姐姐我也已经认识,她是个亲切可爱的姑娘,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法说得她信服:您这种平民化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刚好相反,您现在成了城里最有趣的人了。”


她又看看浆糊桶、壁纸,接着说:


“我曾请求布拉果沃医师设法让我跟您接近起来,不过他分明忘了,或者没有办成。不管怎样,我们总算相识了,如果您肯不拘礼节 ,随意到我家来玩,那我会十分高兴。我真想跟人谈谈天!我是个普通人,”她说,向我伸过手来,“我希望您跟我在一块儿不会觉得拘束。我父亲不在家,他到彼得堡去了。”


她走进阅览室里去了,衣服沙沙作响;我呢,走回家去,很久没有睡着。


在这个缺乏欢乐的秋天,有一个好心人,显然想多少使我的生活轻松一点,时而给我送来茶叶和柠檬,时而送来饼干,时而送来烤松鸡。卡尔波芙娜说这些东西每一回都是由一个兵士送来的,可是究竟是谁派他来的,就不知道了。那个士兵总要探问,我身体是否健康,我每天是否吃到饭,我有没有御寒的衣服。等到严寒来临,那个人仍旧照这样趁我不在,派一 个兵士送来一条松软的毛线织的围巾,围巾上冒出一股柔和的、几乎闻不出的香水气味,我猜出我的好心的仙女是谁了。


围巾上有铃兰的香气,这是安纽达·布拉果沃所喜爱的香水气味。


将近冬天,活儿多起来,大家就觉得高兴一点。萝卜又活了,我们一块儿在墓园的教堂里做工,给那儿的圣像壁抹油灰,预备上金粉。这是一种又干净又不费力的活儿,用我们的行话来说,是一种顺手的活儿。一天中间可以做许多活儿,光阴过得很快,谁也不觉得。大家不骂街,不笑,不大声说话。这个地方本身就使我们不得不肃静庄重,让人生出平静严肃的思想。我们站着或者坐着,专心做工,一动也不动,跟塑像一 般。四周死气沉沉,寂静无声,只有墓园里才会这么静;因此,要是有个工具掉在地上,或者长明灯的火苗发出劈啪声,这些声音听起来就又响又刺耳,弄得我们都回过头去看一眼。经过长久的寂静以后,往往可以听见象蜜蜂飞过一般的嗡嗡声:这是教士在门廊里正在为去世的婴儿做安魂祈祷,声音很低,不慌不忙;或者,一个画工在拱顶上画鸽子和它周围的星星,轻声吹起口哨来,随后忽然醒悟过来,立刻就不出声了;或者,萝卜叹口气,仿佛回答自己的思想似的,说:“什么事都会发生!


任什么事都会发生!“或者,在我们的头上飘过一阵缓慢悲凉的钟声,油漆工人们发觉,大概有一个富足的死人给抬进来了。……白天我就在这种沉寂的氛围中,在昏暗的教堂里打发过去。漫长的夜晚我去打台球,或者到剧院去看戏,坐在楼座,身上穿一套新的花呢衣服,那是我用做工挣来的钱买的。阿若京家已经开始演剧,举办音乐会,现在却只有萝卜一个人在那儿画布景了。他给我讲他在阿若京家看到的话剧和活画,我就带着羡慕的心情听他讲。我很想去看排演,可是我又下不了决心到阿若京家去。


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布拉果沃医师来了。我们重新争论,晚上打台球。他打台球的时候,脱掉上衣,解开衬衫胸前的扣子,不知什么缘故总是极力装出酒鬼的样子。他喝酒不多,可是一喝酒就闹起来,而且在“伏尔加”那样便宜的下等酒馆里一个傍晚居然能够用掉二十个卢布。


姐姐又常上我这儿来了。他们俩一见面总显得很惊讶,可是凭姐姐的又快活又负咎的脸色看来,这种相逢并不是偶然的。有一天傍晚,我们在打台球,医师对我说:“哎,您为什么不到陀尔席科娃家里去呢?您不了解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她是个聪明姑娘,十分可爱,心地单纯而厚道。”


我对他讲起春天工程师怎样对待我。


“废话!”医师笑了。“工程师是工程师,她是她。真的,好朋友,别惹她不高兴,好歹上她那儿去一趟吧。比方说,我们明天傍晚去找她。您愿意去吗?”


他说动了我的心。第二天傍晚我就穿上那身新的花呢衣服,心里很激动,到陀尔席科娃家里去了。仆役不象那天早晨我来求差事的时候那样傲慢和可怕,家具也显得不那么豪华了。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正在等我,象老朋友那样迎接我,友好地紧紧握住我的手。她穿一件灰色呢料的连衣裙,袖子肥大,她那种发式等到过了一年在我们城里流行起来的时候被大家叫做“狗耳朵”。她的头发从两鬓起一直盖到耳朵上,由于这个缘故,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的脸就显得好象宽了一些,那时我觉得她很象她父亲,她父亲的脸又宽又红,神态有点象马车夫。她长得美丽优雅,可是看上去并不年轻,好象有三十 岁光景,其实她至多不过二十五岁。


“亲爱的医师,我多么感激他呀!”她给我让坐,说。“要不是他,您就不会到我这儿来。我闷得要死!父亲走了,撇下我一个人,我不知道在这个城里该怎么办才好。”


然后她问我目前在哪儿做工,挣多少钱,住在哪儿。


“您只花您做工挣来的钱吗?”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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