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正当让·热内成名在即的关键时刻，他仍鬼迷心窍，一偷再偷。一次，他为偷一部绝版书被捕，并将作为“惯犯”被起诉，很可能被判处终身流放。科克托真也爱才如命，不惜聘请大律师为小偷辩护，并以大作家的身份亲临法庭助威。结果名人效应起了作用，热内仅被判处3个月监禁。谁知出狱不到三星期，他又因偷书被捕入狱。当时法国沦陷尚未光复，当局准备把他押送到法奸保安队控制的集中营。就在这紧急关头，科克托再次动用各种关系把小偷作家保释出来。但热内终身流放的命运并未改变。

不管怎么说，让·热内在当时法国文坛已小有名气，刮起了一阵不小的让·热内旋风。继长篇小说《鲜花圣母》和《玫瑰的奇迹》出版后，1947年4月19日，他的剧本《女仆》在法国公开上演，不久连同剧本《严加监视》一起出版，引起强烈反响，获法国七星诗社奖。紧接着，发表诗集《苦役》。1948年，《小偷日记》先后在瑞士和法国公开出版。

根据法国法律，让·热内必须继续服刑，有可能被流放到远离法国的海外孤岛上。为了挽救一个才华毕露的小偷作家，以萨特、科克托为代表的“全巴黎文学界”上书共和国总统，呼吁赦免对热内的刑罚。让·热内因祸得福，名声鹊起。在评论界出现了“让·热内现象”。1949年8月12日，法国总统发布了对让·热内的特赦令。

让·热内时来运转，其作品在法国文坛一路走红。法国著名的伽利马出版社加紧编辑《让·热内全集》，请萨特为其作序。萨特欣然命笔，写了长长的一卷序言，名为《喜剧演员和殉道者圣热内》，把小偷作家当圣人进行评介，作为六卷全集的第一卷出版。这不能不说是法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的一个奇观。小偷让·热内因此一举成了世界知名的大作家。

也许是他过惯了小偷生活，过惯了流浪生活，过惯了铁窗生活，现在突然住在豪华饭店里自由写作，反而感到浑身不舒服，浑身不自在了。他本来就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现在却要同流合污了，顿时陷入了不可名状的精神苦闷。他对记者说：“一旦自由了，我却迷茫了。”他沉闷了好几年，搁笔了好几年。但他没有忘记萨特的警世恒言：“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他恢复了创作活力，可以在地狱里发现天堂，也可以在天堂里看到地狱。此时，法国荒诞派戏剧风起云涌，让·热内不甘寂寞，挥笔推波助澜，先后创作了三部名剧《阳台》（1956）、《黑奴》（1958）和《屏风》（1961），成为法国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家之一。一时间，让·热内的作品蜚声国内外。1983年，他荣获法国国家文学大奖，从此奠定了他在法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存在决定意识。受尽苦难的让·热内对受苦受难的人们有一种天然的同情心。他说过，他是“赤贫粉揉成的穷酸面”，贫困就是他的血液，他的精华，他的本质。他出名以后，对生活在法国的外国移民的悲惨处境深表同情，公开加入他们的游行示威行列；他对巴勒斯坦人民和美国黑人的斗争也积极给予声援，亲临现场进行调查，写了不少文章为他们伸张正义。

从小偷到大作家，让·热内现象的确是世界文学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如果没有热内当小偷悲惨的前半生，恐怕就没有热内当大作家走红的后半生。让·热内现象莫名其妙，他的自传体小说《小偷日记》，恐怕是领略其中奥妙的重要线索。

《小偷日记》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日记。在流浪、乞讨、偷窃、坐牢的生活环境里，他不可能坚持写日记，即使写了也很难完整地保存下来。他在书中坦言：“我写这本书，住在世界一流繁华大都市的一座豪华大饭店里。”这本书是对往昔生活片段的补记、追忆、回味、思考和重新认识，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质。但它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传，他在书中刻画了几个人物（有的没用真名），讲述了许多别人的故事，带有明显的小说特点。但它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小说，不是在编排虚构的故事。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书中讲的确有其人，确有其事，包括作家心灵的自我表白都是可信的。因此，这是一部以日记的形式写成的自传体小说，其特点可以用“真奇怪”三个字加以概括。

首先是“真”。正如萨特所说，这部日记“全都是真实”，“除了真实还是真实”，人们可以从中发现一种“可怕的真实”，一种“神圣的真实”。

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经历，真实的苦难，真实的人物，真实的环境，真实的心态，真实的美感，真实的思想，真实的个人丑行，真实的社会病态，真实的肮脏灵魂，在书中俯拾皆是，处处可见。

问他为什么要当小偷，他说“最简单的动机就是要吃饭”。他沿途乞讨，口干舌燥，双眼冒火，饥肠辘辘，身体干瘪，脸色蜡黄，形容沮丧，身上脏得无法再脏，行头破得无法再破，走了一村又一村，进村时受到恶狗的热烈欢迎，出村时得到恶狗的热烈欢送。他浑身长满虱子，“虱子是我们（叫花子）繁荣昌盛的唯一标志，也是我们穷困潦倒的象征。有理由认为，当我们根据我们的现状对这一标志做出正确的评估之时，也就是对我们的现状作出正确评价的时候”。

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不治之症就是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而西方价值观和人权观的一个重要特点恰恰是维护这种贫富悬殊关系。旧巴黎有一个叫花子集中的地方叫“奇迹院”，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曾有过许多精彩的描写。《小偷日记》也有一段关于巴塞罗那“奇迹院”鞭辟入里的精彩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