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个月时间里叫人完成严格保密系统，之后我即可离开。我生来喜欢自由自在，如此束缚于人自然感到极其不快，但作为事情倒也不坏。于是我决定在那里悠然自得地生活3 个月。”

    “问题是人一悠闲起来，必然节外生枝。由于时间太多，我便心生一计，想在实验对象——也就是你——大脑中继站里追加一条不同的线路，即第三条思维线赂。并把我重新编排的意识核加进线路。”

    “为什么做这种事？”

    “一来我想观察这将给实验对象带来怎样的影响，想了解由他人重新安排编制的意识在实验对象身上如何发挥功能。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这类明确的例证。二来——当然是心血来潮——我想既然‘组织’允许我随心所欲，我何不随心所欲地对待他们，便想做几个他们不知晓的功能。”

    “就因为这个，”我说，“你就把电气机车线路那样无事生非的东西塞到我脑袋里来了？”

    “哎呀，那么说我可就无地自容了，实在无地自容。不过你恐怕还不理解，科学家的好奇心这东西是怎么也抑制不住的。对于那些协肋纳粹的生化学者在强制收容所里进行的无数生化实验，我当然深恶痛绝，但内心深处也这样想过：反正是干，那么为什么不能干得巧妙干出成效来呢？以生化为对象的科学家所朝思暮想的，其实完全是同一内容。况且我所干的决非危及生命的勾当，不过把两个东西变成三个罢了，只是稍微改变一下环形流程罢了。这并不特别增加大脑负担，无非是使用同样的字母卡造出另一单词而已。”

    “可是，事实上除我以外所有接受模糊运算处理的人都死了。这点你作何解释？”

    “我也不知道，”博士说，“如你所说，26个接受模糊运算手术的计算士中，的确死了25人。死法如出一辙。晚上躺下，早上死了。”

    “那么，我也同样，”我说，“说不准明天就同样一命呜呼，对吧？”

    “情况没那么简单。”博士在毛巾被里慢慢吞吞蠕动着身体，“那25人的死时间集中在半年里，也就是手术后一年零两个月到一年零八个月之间。25人全部死于那一期间。而惟独你在过了三年零三个月的今天安然无恙地继续进行模糊运算。这样，不能不认为只你一人具有别人所没有的特殊素质。”

    “特殊是什么样意义上的特殊呢？”

    “且慢。手术之后，你可出现过某种奇异症状？如幻听、幻觉、神志不清等等？”

    “没有，”我说，“幻听幻觉都没有。只是觉得对某种气味十分敏感，大多像是水果味儿。”

    “这点所有人无一例外。特定水果味对中继站是有影响的。原因不清楚，反正有影响。但作为结果，没造成幻觉、幻听和神志不清，是吧？”

    “是的。”我回答。

    “唔。”博士沉吟片刻，“别的呢？”

    “这倒是我最近感觉到的：有时好像逝去的记忆重新回来了。此前由于支离破碎没怎么注意，而近来出现的则相当清晰而且持续时间长。原因我晓得，是水声诱发的。但不是幻觉，是地地道道的记忆，毫无疑问。”

    “不，不是的。”博士斩钉截铁，“也许你觉得像是记忆，其实只是你本身捏造的人为的桥梁。总而言之，在你自身的主体性同我编排输入的意识之间存在极为情有可原的误差，而你为使自身存在正当化而力图在这误差之间架设桥梁。”

    “不好理解。过去一次也没发生过，为什么现在突然出现了呢？”

    “因为我在转换中继站时解放了第三条线路。”博士说，“不过还是按顺序讲好了。否则很难讲清，你也不易明白。”

    我又掏出威士忌喝了一口。看来事情的发展比我想象的严重得多。

    “第一批8 个人接连死去时，‘组织’把我叫去， 要我查明死因。老实说，作为我虽然不愿意插手这桩事， 但毕竟是我开发的技术，加之事关人的生死，不容我袖手旁观。不管怎样，我还是决定去看看情况。他们向我介绍了8 人死亡的经过和脑解剖结果。如我刚才所说，8 人的死法一模一样，全都死因不明。躯体和大脑毫无损伤，都如静静熟睡一般咽的气。简直同安乐死无异。脸上也全然没有痛苦的痕迹。”

    “死因弄不明白？”

    “弄不明白。当然推论和假定之类还是做得出的。毕竟接二连三死去的8 人全是接受模糊运算手术的计算士，不可能以偶然情况视之，而必须尽力采取对策。无论如何这是科学家的义务。我的推论是这样的——脑中设置的中继站功能是否迟滞、烧毁或消失从而导致思维体系发生混淆和大脑功能承受不住其力量的冲击？倘若中继站没有问题，那么根本症结是否在于解放意识核（尽管时间很短）本身？而这对于人脑是否不胜负荷？”说到这里，博士把毛巾被一直拉到下巴，停顿一会，“这是我的推论。确凿证据固然没有，但根据前后情况再三斟酌，死因或是二者之一，或二者都是。我觉得这样推测是最为稳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