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夫身穿童子军指导的制服挂在那里。他在自己的末日又恢复穿战前年代的制服。这套制服穿在他身上已经显窄了。他无法结上最上面的两个扣子和腰带，要不然的话，他这身打扮挺整洁，现在却添上了叫人讨厌的怪味儿。格雷夫按照童子军的规矩交叠着左手的两指。这个吊死鬼在上吊之前把童子军帽子系在右手腕上。他无法结上衬衫领口的扣子，也同样无法结上齐膝短裤最上面的扣子，于是，他的鬈曲的黑色胸毛就从这空档里钻了出来。 

小平台的台阶上有几株紫花，还不相宜地杂着香菜茎。也许花已经被他撒完了，因为他把多一半的紫竟还有几朵玫瑰都用来装饰挂在支架的四根主横梁上的那四幅小像了。左前方一根上挂着童子军创始人巴登一鲍威尔爵士像，有玻璃框。左后方是圣徒圣乔治，无框。右后方是米开朗琪罗画的大卫头像，无玻璃。在右前方的立柱上，一个表情丰富的、漂亮的、大约十六岁的男孩的相片在微笑，相片既有框，又有玻璃。这是格雷夫的宠儿霍斯特·道纳特从前的相片，他后来当了少尉，在顿涅茨阵亡。 

也许我还得提一笔小平台台阶上紫菀与香菜间一张被撒成四片的纸。这些碎片扔在那里，却可以让人毫不费力地拼在一起。奥斯卡这样做了，他辨认出这是一张曾经多次盖上风纪警察局印章的法院的传票。 

还有待我来报道的，便是急救车催人的笛声唤醒了正在考察一个蔬菜商死因的我。紧接着，他们跌跌撞撞地下了楼梯，登上小平台，把手伸向吊着的格雷夫。可是，他们刚把这个商人稍稍托起，用作衡重物的土豆筐就纷纷落下、翻倒。同擂鼓机一样，格雷夫机巧地用胶合板遮住的支架上面的机械在止动装置打开后便运转起来了。下面，土豆砰砰地落到小平台上，又从小平台落到水泥地面上；上面，敲击着铁皮、木头、铜和玻璃，上面，一支摆脱羁绊的鼓乐队敲响了阿尔布雷希特·格雷夫的大型终曲。 

时至今日，奥斯卡最艰巨的任务之一，便是让雪崩似的土豆坠落的噪声——顺带说一句，几个急救员赖此发了财——让格雷夫的擂鼓机的有机喧闹声在他的铁皮鼓上响起回声。也许因为我的鼓对格雷夫之死的形象塑造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我有时也成功地在奥斯卡的铁皮鼓上奏出一首经过修饰的格雷夫之死的改编曲。我的朋友们以及护理员布鲁诺曾问及这首鼓曲的标题，我于是给它起名为：七十五公斤。 

贝布拉的前线剧团

一九四二年六月中旬，我的儿子库尔特一周岁。奥斯卡，父亲，以冷静的态度对待此事，暗自想道：还要等上两年。一九四二年十月，蔬菜商格雷夫在一座形式如此完善的绞刑架上自缢，因此，我，奥斯卡，一再把这次自杀列为庄重的死法之一。一九四三年一月，大家对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谈论得很多。由于马策拉特像以前强调珍珠港、托布鲁克和敦刻尔克那样地强调这座城市的名称，我因此不再去关注这座遥远的城市里所发生的事件，而去注意我从特别新闻广播里所了解到的其他城市；因为对奥斯卡来说，国防军报道和特别新闻广播乃是一种地理课。要不然的话，我怎么会知道库班河、缪斯河和顿河是在哪儿流着呢？有谁能比关于远东各种事件的详尽的无线电报道更好地向我说明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基斯卡岛和阿达克岛的地理位置呢？就这样，我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学到了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位于伏尔加河畔。不过，我并不关心第六军，我关心的是那时患上轻度流行性感冒的玛丽亚。 

患流行性感冒的玛丽亚日见好转期间，无线电里的报道继续开它的地理课：勒热夫和杰姆扬斯克。对于奥斯卡来说，这两个地点仍然是他闭上眼睛马上能在任何苏维埃俄罗斯的地图上找到的。玛丽亚病刚好，我的儿子库尔特又得了百日咳。在我想法子记住激烈争夺的突尼斯的几块绿洲的极难记的名称期间，小库尔特的百日咳停了，非洲军团也完蛋了。 

啊，欢乐的五月！玛丽亚、马策拉特和格蕾欣·舍夫勒准备首小库尔特过两周岁生日。奥斯卡也认为即将来临的庆祝日意义比较重大，因为从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二日起只需再等一年了。如果我在场，我会在小库尔特两岁生日那天，咬住我儿子的耳朵低声说：“等着吧，不久你也会敲鼓了。”不过，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二日奥斯卡已经不在但泽的朗富尔了，而是在罗马人建立的古老城市梅斯。是啊，他离开的时间拖得那么长，结果呢，为了能同家人共庆小库尔特的三岁生日，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准时赶回他所熟悉的、还一直没有遭轰炸破坏的故乡，他可是历尽了艰辛。 

是什么事务使我离家出走的呢？我不绕弯子直说了吧！在已经改成空军营房的佩斯塔洛齐学校门前，我碰上了我的师傅贝布拉。不过，贝布拉一个人是不可能说服我外出远行的。贝布拉的手臂挽着拉古娜，罗丝维塔夫人，伟大的梦游女。 

奥斯卡由小锤路走来。他刚才拜访了格蕾欣·舍夫勒，安闲地读了一小段《罗马之战》并且从中发现，当时，在贝利萨尔①的时代，世事就已更迭无常，当时的人就已经在相当广阔的地理区域内，在河流的交汇处和城下欢庆胜利或忍受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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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贝利萨尔（505～565），日耳曼人，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统帅，为光复被蛮族占据的西罗马，两度在意大利同东哥特人交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