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蕾欣一见我从小孩衣服堆里把书籍拯救出来，就高兴得放声欢呼，并立刻意识到自己负有当教师的天职。我成功地使这个被毛线缠住了身的、没有孩子的女人从毛线中解脱出来，还使她差不多感到幸福。如果我选择《借方与贷方》作为课本，她会更加高兴的；但是我坚持要选拉斯普庭。她买了一本正正经经的《识字入门》来给我上第二课，我却还是要拉斯普庭。她一再带诸如《长鼻子矮人》①、《大拇指》之类的神话和童话故事给我，这样我就不得不最后打定主意出声讲话了。“拉普平！”我喊道，或者换成“拉舒兴！”有时我装得非常愚笨，让他们听到奥斯卡咿呀学语，“拉苏！拉苏！”地说个不停，这样一来，格蕾欣一方面懂得我喜欢那一种课本，另一方面又蒙在鼓里，没觉察到我选择字母的天才已经开始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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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鼻子矮人》，威廉·豪夫（1802～1827）的童话。 

我学得很快，按部就班，也不多想什么。一年以后，我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彼得堡，住在全体俄国人的专制君主的私寓里，进出虚弱多病的皇太子①的保育室，往来于阴谋家和教区牧师之间，尤其是成为拉斯普庭的神秘仪式的目击者。这种情调颇合我心意。因为这里有一个人物作为中心。散见书中的、当时的人所作的铜版画也说明了这一点。画的中央是拉斯普庭，络腮胡子，煤炭般乌黑的眼珠，四周是夫人们，只穿黑色长统袜，余下一丝不挂。拉斯普庭之死，给我印象尤深。人家给他吃已下了毒药的大蛋糕，给他喝已下了毒药的葡萄酒，他吃了，却还要蛋糕，于是人家就开枪打他，射入他胸膛里的铅弹却使他产生了跳舞的兴致，于是人家又把他绑起来，扔进涅瓦河的一个冰窟窿里。这全是男性军官们干的。大都会圣彼得堡的夫人们，从来不给她们的小父亲拉斯普庭吃有毒的蛋糕，反倒对他有求必应。女人们相信他，而军官们为了能重新相信他们自己，非得首先把他除掉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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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皇太子阿列克西斯患血友病，据传经拉斯普庭“治疗”止血，拉斯普庭因此得到女沙皇的宠信。 

对这个健壮如牛的祈祷治病术士的生平和死亡竟然不止我一个人感兴趣，您说这奇怪不奇怪呢？格蕾欣又在重温她结婚之初读书时的快慰。她有时高声朗读，这时她会浑身无力；她一读到“神秘仪式”这个词儿，就会颤抖，会带着异常的叹息声吐出这个具有魔力的词来；当她念“神秘仪式”这个词时，她简直准备去参加了，然而她仍想象不出神秘仪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当我妈妈一同到小锤路面包房楼上的住房来旁听我上课时，事情就变糟了。有几回，上课变成了举行神秘仪式，她把给小奥斯卡上课的事抛到九霄云外，竟像是专为自己搞仪式才来的。每念三句，便响起一阵二声部的格格痴笑，笑得嘴唇干裂。在拉斯普庭的魔力驱使下，这两个已婚妇女越凑越近，在沙发垫上再也坐不安稳，腿压着腿，开初的痴笑最后变成叹息。读了十二页关于拉斯普庭的书，所产生的效果或许是她们在日落之前根本不曾想要、不曾期待过、但又愿意此时就接受的，对此，拉斯普庭肯定不会提出异议，他甚至会永远免费供给的。 

末了，这两个女人一边“主啊，主啊”地念着，一边窘迫万状，理着蓬乱的头发。这时，妈妈说出了她的担心：“小奥斯卡当真一点也不懂吗？”“别傻了，”格蕾欣打消她的疑虑说，“我费了那么大的劲，但是他又学又不学，我看，他是永远也学不会读书的。” 

为了证明我的无知状态已无法变更，她还补充说：“你想想，阿格内斯，他把我们的拉斯普庭撕了一页又一页，揉成纸团，后来就不晓得他弄到哪里去了。有时我真想撂挑子不教他了。但是，当我看到他一见书本就那么高兴，我就想，算了吧，让他撕吧，毁吧！我已经同阿列克斯①说了，让他在圣诞夜送一本新的拉斯普庭给我们。”就这样，我——读者将看到——我成功了——逐渐地，在三四年之内——格蕾欣·舍夫勒教我读书的年头比这要长一些——把拉斯普庭这本书撕下了一半以上，装出任性的样子，实际上却是小心翼翼地把书页揉成团，藏在毛衣里，带回家去。到家后，在鼓手藏身的角落里取出纸团，铺平，理成一摞，不受任何女人的干扰，偷偷地独个儿阅读。对歌德那本书，我用的办法与此相仿。每隔三课，我就叫喊着“多特”，要求格蕾欣给我念。我不愿只信赖拉斯普庭一个人，因为我不久就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拉斯普庭都有一个歌德作为对立面，每个拉斯普庭后面拽着一个歌德，或者不如说，每个歌德后面拽着一个拉斯普庭，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还要创造出一个拉斯普庭来，以便接着可以对他进行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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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列克斯，亚历山大的昵称，即她的丈夫亚历山大·舍夫勒。 

奥斯卡拿着他没有装订的书，蹲在屋顶室，或者自行车架后面海兰德老先生的货棚里，像洗牌似的，把《亲合力》和《拉斯普庭》的散页混在一起，于是合成了一本新书。他读着，微笑着，越来越惊讶地看到，奥蒂莉①端庄地挽着拉斯普庭的胳膊在中部德国的花园里散步，而歌德则同某个名叫奥尔加的放荡的女贵族坐在雪橇上，在寒冬的彼得堡市内，参加完一个神秘仪式，又驶去参加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