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感兴趣的文学，充盈了人性、残酷与自然。在内战时期，俄罗斯人也吸引我们注意──在苏维埃文学还没有变得精雕细琢、一副维多利亚德性之前──我们将俄国人当成同志。巴勃（注 17）尢其让人留意，他的《红色基督受难像》（red cavalry）意大利文译本甚至是我们在战前就读过的；此作堪称本世纪写实主义文学的奇书之一，算是知识分子和革命暴力互动关系之下的产物。

    这样的文学，就是《蛛巢小径》的背景。不过在年轻时代，只要又读了一本书，就像又张开了一只眼；以往的肉眼视觉，以及藉由阅读而来的认知，都一概改变。认识了文学新观念之后，我渴望能够创造幼年以来一路诱惑我的各种文学宇宙…… 于是，我除了驱使自己写出海明威《战地钟声》之类的作品，我也想写史蒂文森《金银岛》（注 18）之类的书。

    帕维瑟很快就理解我了，他光看《蛛巢小径》就可以猜出我所有的文学喜好。帕维瑟是第一个指出拙作具有童话质素的人；而我，本来还不了解自己作品的特性，后来才大彻大悟，之后便试图实现他对我的定义。我就要写下自己的作品了；如今我发现，早在写作初期，一切元素均已齐备。

    或许，到头来，一个作家的第一本书才是唯一重要的书。或许作家只该写出这第一本书。写作第一本书的时候，是作家跨步跳跃的机会。这个机会让作家得以一口气表达自我，让作家趁此时机打开心结。如果没有把握这一次，就没有下一回了。或许一生之中只有某个年纪可以写诗；对大多数人来说，那个年纪就是年幼时刻。当那个年纪一过，不论有没有把握机会表达自我（是否表达了自我，只有在百年或一百五十年之后才清楚──同时代的人并没有能力评断），在所有的纸牌都摊在桌上之后，作者也只能够回头模仿别人，或者模仿自己，再也不能够成功说出千真万确、无可取代的言语了……

    ※ 

    岔个题。任何讨论只要停留在纯文学的层次──假使是真诚的讨论──就会进入一条死巷；写作总是引入死巷。所幸，写作并非只是文学的行为；写作还是「其它」东西。再说一次，我觉得有必要修正这篇序文的进行路径。

    这个「其它」，就我当时所知，就是游击战的定义。有一位和我同辈的朋友，现在已经是位医生；当时他像我一样是个学生，在那时夜夜和我耗时讨论。我们都觉得，抗战是很基本的经验：他的使命感比我更多，因为他曾被指派重要任务，才刚过二十岁就担任游击队支队的委员。而我在同一支队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加里波第子弟兵（注 19）。在解放之后几个月，我们当时觉得，大家谈论抗战的方式全都错了，人们唱出高调，而这派胡言遮掩了抗战的真实要义、基本性质。现在我很难重建当时他和我的讨论内容；我只记得，我们一直反对一切变成神话的意象，我们将游击队意识化约成简单的元素，这种元素只能在我们最老实的同伴身上才看得到。这种简化的游击队意识，是认知当下和未来的钥匙。

    我的朋友是个冷静、擅长分析的辩论者，他对任何不真实的事物都嗤之以鼻。这本书中唯一的知识分子角色──金姆委员──就是以他描绘而成；我们在那段时光的讨论──我们讨论那些未着制服未举旗帜的人为何而战──必然残留在我的书页里，在金姆与费里拉大队长之间的对话中，以及在金姆的独白里头。

    这本书的形成背景，就是上述的思辩，以及──甚至是早于上述思辩之前的──自从我开始使用武器加入战斗以来，对于暴力的一切私自反省。在加入游击队之前，我本来是一名年轻的中产阶级分子，一直住在家里。那时候，我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斥绝是平和的，大致上是对于好武之风的反对；这种斥绝，是风格的问题，或可说是品味的问题。但，我原本和谐的想法突然让我自己卷入游击队的暴力之中，我改而采用暴力来丈量自己的尺寸。真是伤痛经验，我的第一次……

    译注

    12. 意大利原本并未一统，小国各自为政，直到 19 世纪才摆脱外力控制，建立起统一的意大利王国，而「复兴运动」（risorgimento）在统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复兴运动」着眼于意识型态与文艺，企图唤起意大利民众的国家意识。

    13. 根据马克斯的说法，「下层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是劳力阶级中最为低下的一个层级，也包括游民、罪犯之类的边缘人。「下层无产阶级」并不等于「无产阶级」（proletariat）；后者是指投入工业生产者，不一定贫穷，也未必微贱。

    14. 卡尔维诺在此提出美术中的「明暗对照法」（chiaroscuro），却不见得是在谈美术。他所指的云朵，应是譬喻他在小说中布置的氛围，场景等等。

    15. 「浪徒故事」（picaresque tale），以主角流浪过程为主题的小说。例如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马克吐温的《顽童历险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