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不是平常的一天。 

在处理游击队员的枪伤之外，我诊断和治疗的病人自己都数不清了。如果不是我们正好在那里，许多病人就会死去。 

此外，我们的到来使至少十几名沙眼病儿免遭失明。这种暗中作祟的眼部炎症总是在卫生条件最差的情况下肆虐，使他们失去视力。但及时涂用强力霉素（多么容易——谁能想像生活中没有抗生素？）就能完全治愈。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那天治疗的最后一位沙眼病人。他是个叫做达威特的聪明的小男孩，在好几个小时的等待中学会了一两个英文单词。他喜欢用各种各样的声调叫我“医三”，每叫一次就咯咯笑个没完。他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但角膜或结膜还没有开始结痴，使用一段时间强力霉素就会使情况好转，不会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但是我们手头没有药膏了。我让艾达向达威特的母亲解释，要她第二天早上再带达威特来一趟。 

第二天，哪儿也找不到这母子二人。 

而且，哪儿也找不到一管强力霉素。在我留在非洲的那段时间里，只要我们一进药，我一直在寻找这个小男孩，想把他从终生失明的命运中解救出来。我再也没有能够找到他。 

我认为最好的医生，是那些既记住了自己的成功，同时也记住了自己的失败的医生。这会给他们必要的谦虚精神。这就是为什么一想到厄立特里亚，我就想到那些我没有能够拯救的人，想到小达威特。 

还想到西尔维亚。 

第一部（三）

第九章 

早饭时有多兴奋，晚饭时就有多压抑。 

不错，我们被一千次地警告过这个地方非常穷，但是没有一个人，即使是我们那久经考验的队长，见到过人生活在如此可怕的贫困无告之中。就我个人来说，我真不知道明知有这样多的儿童在母亲的怀抱中整夜饥饿地啼哭时，自己还怎么能去吃顿简单的比萨饼。 

那一天非常紧张，很难回忆起西尔维亚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了一个问题。下午，她鼓起了勇气，又成了我们中的一员。她诊断时更有信心了，举止也令人放心了。事实上她还做了一个出色的诊断。 

丹妮斯正在检查一个6岁的女童。她胸部感染，一周前村子里的一个联合国流动医疗队的医生给了她一些抗菌素，但现在她被急急地送到了我们这里，脸色苍白、浑身汗湿、脉搏快而微弱，几乎摸不出来了。当丹妮斯用听诊器听不出心音时，她慌了，把西尔维亚叫了过去。 

“上帝啊，”西尔维亚立刻做出了反应，“马上去把超声波仪拿来。” 

“你在说些什么呀，达历山德罗？这是病毒性感染——” 

西尔维亚打断了她，对护士重复道：“赶快，尤翰尼斯。”他顺从地跑了出去。 

“真是的，”丹妮斯抗议说，“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吧，是不是？” 

“住嘴，拉加尔德。我想我可能找到原因了。” 

几分钟之内，尤翰尼斯推着我们带来的那台老式设备进来了。西尔维亚很快打开开关，把探测器放在孩子的胸口。她的怀疑立刻得到了证实。 

“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她有心包渗出，心脏受到挤压。难怪你什么也听不见呢。你肯定知道我们一点局部麻醉的药都没有了吗？” 

“绝对肯定。” 

“见鬼，我只好硬干了。” 

她让丹妮斯帮着尤翰尼斯按住小病人，然后低声自己给自己打气地说：“来吧，达历山德罗，你别无选择。你就扎吧，麻利点。” 

不一会儿，当她把针从胸骨下面扎进去，吸出一些混浊的液体时，孩子痛苦地尖叫起来。几秒钟之内对心脏的挤压就减轻了，小姑娘的呼吸开始正常了。 

西尔维亚弯下身去，抚摩着孩子的额头温柔地说：“对不起，我不得不这样做，我知道很痛，但是没有别的办法。” 

丹妮斯别无选择，她不得不说：“干得好，达历山德罗。” 

那晚弗朗索瓦把一群精疲力竭的我们招到一起开会的时候，大家已经都知道了西尔维亚出自灵感的举动。 

“我尽量简短些，伙计们，”弗朗索瓦开始说道，“因为我知道你们都等不及地要去体验一下这儿活跃的夜生活。”我们累得连象征性地笑一笑的力气也没有了。 

“反正，”他继续道，“今晚我们要讨论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如何最好地利用小偷给我们留下的那点药。” 

“你是说‘小偷’吗？”莫里斯惊奇地问道。 

“啊，这儿把他们叫做shifta，老兄。不过无论叫什么名字，他们都是同样的那帮黑市商人，不管我们走到那里，总能想法子把我们药品的大部分弄走。” 

“尽管对阁下尊敬之至，但是，弗朗索瓦——”我开始抗议道。 

“少废话，你的意思是毫无尊敬之至。” 

“好吧，那就毫无尊敬之至。如果你知道他们会抢我们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在车上布置警卫呢？” 

“见鬼，你以为我是怎么做的，希勒？遗憾的是，‘警卫’们自己昨天把那辆该死的卡车整个儿开跑了。” 

他搞得我觉得自己像个被捏扁了的臭虫。然后他对别人说道：“我们必须十分小心地把外科手术按轻重缓急排一排。” 

在人们传阅一张手写的单子时，嗡嗡的不满声越来越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