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告诉我，赫拉克利特，他们告诉我，你已经归天了。"

    这会儿，当他言归正传，继续绘声绘色地讲述关于主考人和他靴子的轶事时，他禁不住仰面大笑起来。

    "这当然是件蠢事罗，"他说，"不过在此蠢事之中也有其微妙之处。"

    菲利普不无激动地想：真了不起！

    之后，海沃德去伦敦攻读法律。他在克莱门特法律协会租了几间十分雅致的、墙壁上镶有嵌板的房间，设法把它们布置得像学院里的书室那样。他的抱负，多多少少是着眼于政界官场的。他自称是辉格党人。有人推举他加入一个虽带有自由党色彩、绅士气息却很浓的俱乐部。海沃德的想法是先开业当律师（他打算处理大法官法庭方面的诉讼事务，因为这比较仁慈些），一俟各方的许诺兑现之后，便设法当上某个地利人和的选区的议员。在此期间，他经常上歌剧院，结交少数几个趣味相投的风雅之士。他还加入某个聚餐俱乐部，俱乐部的座右铭是：全、佳、美。他同一个住在肯辛顿广场、比他年长八岁的女士建立了柏拉图式的情谊。几乎每天下午，他都要同她在带遮光罩的烛灯之下品茶对饮，谈论乔治·梅瑞狄斯和沃特·佩特。众所周知，律师协会举行的考试是不论哪个傻瓜都通得过的；所以海沃德也就疲疲沓沓地应付着学业。哪知到头来，结业考试却没及格，海沃德认为这是主考人存心同他过不去。也就在这时，那位住在肯辛顿广场的太太告诉他说，她丈夫马上要从印度回国来度假了，丈夫的为人尽管在各方面都无可指责，但毕竟是个见地平庸的男人，对于一位青年男子的频繁拜访，不见得会予以充分谅解的吧。海沃德感到生活里充满了丑恶，同时，想到还要再一次面对玩世不恭的主考人，真是打心底里感到厌恶。他觉得干脆把脚边的球一脚踢开去，倒不失为快刀斩乱麻的好办法。况且他眼下债台高筑；在伦敦，想依靠三百镑的岁人来维持个体面的生活，也实在是难。他内心向往着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这两处地方被约翰·罗斯金说得神乎其神。他觉得自己适应不了庸俗繁忙的法律事务，因为他已发现，先把自己的大名往大门上一写，是招揽不到什么诉讼案的，而且现代政治似乎也欠尊严。他觉得自己生来是个诗人。他退掉克莱门特法律协会的房间，动身去意大利。他在佛罗伦萨和罗马分别度过了一个冬天，现在又来到德国，消度他在国外的第二个夏天，以便日后可以欣赏歌德的原著。

    海沃德具有极其可贵的天赋：他对文学有很高的鉴赏力，能够将自已的激情淋漓尽致地倾注在作品之中，使自己获得与作家相同的感受，洞察作家的一切精华所在，然后垦切入理地加以评论。菲利普读的书不可谓不多，但是从不加以选择，拿到什么就读什么，现在遇到这么一个能在义学鉴赏方面加以点拨的良师益友，真是三生有幸。菲利普从本城藏书量有限的外借图书馆借来各种书籍，凡是海沃德提到过的精采之作，他一本连一本地拜读过去。虽然读的时候并不都觉得饶有兴味，但他锲而不舍地往下钻。他感到自己太无知，太浅薄，热切地希望自己能有所长进。到八底，维克斯从德国南部回来的时候，菲利普已经完全置于海沃德的影响之下。海沃德不喜欢维克斯，对那个美国人的黑外套和椒盐色裤子连声哀叹；每每讲到他那新英格兰的良心，则轻蔑地一耸肩。听着海沃德出言不逊，糟蹋维克斯，菲利普也暗暗得意，尽管维克斯对他特别殷勤友善：反过来，维克斯对海沃德稍微发表几句不中听的议论，菲利普听了就会顿时发起火来。

    "你的新朋友看上去倒像个诗人呢，"维克斯不无挖苦地说，饱经忧患的嘴角上挂着一缕微笑。

    "他本是个诗人嘛。"

    "是他自己对你这么说的吗？在我们美国，管他这号人叫标准饭桶。"

    "可我们现在并不在美国，"菲利普冷冷地说。

    "他多大了？二十五岁？他就这样成天无所事事，住在膳宿公寓里写诗。"

    "你不了解他，"菲利普气冲冲地说。

    "不，我很了解他呢！像他这样的人我见过一百四十七个了。"

    维克斯的那对眸子灼灼有光，但是菲利普欣赏不了美国人的幽默，噘嘴翘唇，铁板着脸。在菲利普看来，维克斯似乎已届中年，实际上他才三十出头。维克斯是个瘦长条子，像学者似的，有点佝偻，头颅大得难看，头发暗淡而稀疏，皮肤呈土色。薄薄的嘴唇，细长的鼻子，额骨明显地向前突出，生就一副粗俗相。他的态度冷淡，举止拘泥刻板，既无生气，也无热情，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轻浮气质，闹得一些容严心肃的人周章失措，而维克斯出于本能，偏偏喜欢同这等人混在一起。他在海德堡大学攻读神学，而另外一些也在此地攻读神学的同胞对他都心存戒意。此人离经叛道的味儿太浓，使他们望而生畏。他的那种古怪幽默感，也使他们颇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