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跌了一跤之后，安娜·伊万诺夫娜肺病的征兆开始显露出来。 

一九—0年十一月的整整一个月，安娜·伊万诺夫娜卧床不起。她得了肺炎。 

翌年春天，尤拉、米沙·戈尔东和东尼娜将分别在大学和高等女子学校毕业。尤拉将是医学士，东尼娜是法学士，米沙是哲学系的语言学土。 

在尤拉的心灵里，一切都被搅乱、被颠倒了，一切都是非常独特的——他的观点、习惯和禀赋。他极端敏感，他的见解之新颖是无法描述的。 

不管艺术和历史对他有多大的吸引力，尤拉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时并未踌躇。他觉得，正如天赋的乐观或者生就的郁闷不能成为一种职业一样，艺术在这个意义上也难完成它的使命。他感兴趣的是物理学和自然科学，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应当从事对公众有益的工作。就这样，他选择了医学。 

四年前还在读一年级的时候，他在大学的地下室里作了整整一学期的尸体解剖。他经常沿着一道曲折的扶梯下到地下室里。头发蓬松的大学生几个人一起或是单独一个人呆在解剖室的深处。有的一面翻看封面快磨破的教科书，一面默记着什么，身边堆放着骨骼；有的在角落里不声不响地作解剖；也有的在谈话，开玩笑，追赶在停尸间石板上逃窜的老鼠。在这半明半暗的解剖室里，那些身份不明的赤裸裸的尸体，年轻的自杀者，几具保存得很好、尚未腐烂的溺水的女尸，像磷火那样刺目。注射过明矾的尸体显得很年轻，造成肢体丰满的假象。尸体被剖开、支解和制成标本，但即便分成多少段，人体的美仍然不变，因此，当一具美人的尸体被粗野地扔到镀锌桌上的时候，仍然能引起人们的赞赏，他们并且把这种赞赏移到她被切下来的手臂或手上。地下室里弥漫着福尔马林和石炭酸的气味，从那些直挺挺的尸体的不可知的命运直到盘踞在这里的生与死的奥秘，到处都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仿佛这里就是奥秘之家，它的大本营。 

这种奥秘的声音压倒其余的一切，折磨尤拉，妨碍他解剖尸体。可是生活当中还有许多事同样妨碍他。对此他已经习以为常，让他分心的干扰并没使他不安。 

尤拉善于思考而更善于写作。还在中学的时候，他就曾幻想过写散文，写一本传记体的书，书中就像埋藏炸药似的把他所见到的并经过反思的事情当中感触最深的东西加进去。但写这本书他还嫌过于年轻，于是便用诗来代替，犹如画家一生都在为一幅深思熟虑的巨作勾画草图一样。 

尤拉宽厚地对待这些刚刚出世的诗的弱点，因为它们具有一种力量和独创性。尤拉认为，这两种品格，即力量和独创性，才是艺术中现实性的有代表性的特点，其余都是无目标的、空泛的、不需要的。 

尤拉知道，他的全部性格特征的形成应该大大地归功于他的舅父。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时住在洛桑。在当地用俄文出版的著作和译著当中，他进一步发展了很早以前的对历史的想法，即把历史看成人类借助时代的种种现象和记忆而建造起来的第二个宇宙，并用它作为对死亡的回答。这些书的中心意思是对基督教的一种新解释，其直接结果是一种新的艺术思想的产生。 

这些思想对尤拉的朋友产生的影响更大。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米沙·戈尔东选定了哲学作为专业。在系里，他听神学课，甚至几次考虑过以后转入神学院。 

对尤拉而言，舅舅的影响促使他前进，解放了他的思想，然而对米沙则是一种束缚。尤拉也知道，米沙的出身对他那种极端的迷恋所起的作用。他出于审慎的分寸感，并没有劝说米沙放弃那些古怪的想法。不过，他经常希望看到米沙能更加看重实践经验，更加接近生活。 

十一月末的一个晚上，尤拉从大学里回来得很晚，非常疲倦，一整天没有吃东西。家里人告诉他说，白天发生了让人担惊受怕的事：安娜·伊万诺夫娜不停地抽搐，来了好几位医生，还商量过请神甫，后来又打消了这个念头。现在她已经好些了，清醒过来，并且吩咐过，只要尤拉一回来，就立刻到她那儿去。 

尤拉依照她的吩咐，衣服也没换，就到她卧室里去了。 

屋子里还有不久前的惊慌忙乱的痕迹。助理护土不声不响地在床头小柜上叠东西。周围乱放着冷敷用的揉成一团的餐巾和湿毛巾。洗杯缸里的水是淡红色的，里面有血丝，还有安瓶药针的碎片和被水泡胀了的药棉。 

病人浑身是汗，不断用舌头舔干燥的嘴唇。同早晨尤拉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相比，她瘦了不少。 

“会不会误诊，”他想道。“完全是哮喘性肺炎的症状。看来是转变期。”他同安娜·伊万诺夫娜打过招呼，说了几句通常在这种情形下总要说的那类空洞的安慰话，便打发助理护士离开了房间。他握住安娜·伊万诺夫娜的一只手给她诊脉，另一只手伸到制服上衣里取听诊器。安娜·伊万诺夫娜摇摇头，表示这是多余的，毫无用处。尤拉这才明白，她要见他是为了别的事。安娜·伊万诺夫娜鼓足了力气说道： 

“你看，他们都要我忏悔了……死亡已经临头……每分钟都可能……就是拔颗牙，还怕疼呢，得有准备……这可不是一颗牙，是整个的你自己，是整个的生命……只要咯噎一下子，就让钳子拔掉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谁也说不清……我又烦闷又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