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这儿太好了。您有一个能促使人劳动、激励人工作的多么好的书房啊。” 

“您愿意用玻璃杯还是茶杯？喜欢淡点还是浓点？” 

“尤罗奇卡，你瞧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的儿子小时候做的立体镜多好啊。” 

“他到现在也没长大，还没成熟，尽管他为了苏维埃政权从科木奇手里夺回了一个又一个地区。” 

“您说什么？” 

“科木奇。” 

“什么是科木奇？” 

“这是为了恢复立宪会议权力而作战的西伯利亚政府的军队。” 

“我们整天不停地听到对令郎的夸奖。也许您真能以他为骄傲。” 

“这些是乌拉尔的风景照片，是双重的，立体的，也是他的作品，是他用自制的镜头拍摄的。” 

“小饼里摘了糖精吧？饼干真出色。” 

“嗅，哪儿是啊。这么偏僻的地方，哪儿来的糖精？纯粹的白糖。我刚才还从糖罐里给您往茶里加了糖呢。您难道没看见？” 

“对了，真没看见。我欣赏相片来着。菜好像是真的？” 

“花茶，自然是真的了。” 

“从哪儿弄来的？” 

“有那么一种魔术台布，一铺上它就什么都有了。一个熟人，当代活动家，信仰非常左，是个省经委会的正式代表。从我们这儿往城里运木头，靠这点交情送给我们米、黄油和面粉。西韦尔卡（她这样叫阿韦尔基），西韦尔卡，把糖罐推到我跟前来。现在请回答我一个问题：格里鲍耶阳夫是哪一年逝世的？” 

“他好像生于一七九五年，但哪一年初被打死的就记不清了。” 

“再来点茶？” 

“谢谢，不要了。” 

“现在有这么个问题。告诉我，奈梅亨和约是哪一年和在哪几个国家之间签订的？” 

“得啦，列诺奇卡，别折磨人啦。让他们消除消除旅途疲劳吧。” 

“现在我想知道放大镜一共有多少种，影像在什么情况下是真实的和变形的，又在什么情况下是正的和倒的？” 

“您哪儿来的这么多的物理学知识？” 

“尤里亚金有位杰出的数学家。他在两所中学——男校和我们那儿上课。他讲得多好啊，多好啊！像上帝一样！有时候都嚼烂了才放进你嘴里。他姓安季波夫。同这儿的一位女教师结婚了。女孩子们都为他着了迷，全爱上他了。他自愿上了前线，从此就没回来，被打死了。有人说仿佛上帝的鞭子，上天的惩罚，这里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委员就是复活了的安季波夫。当然是神话了。不像真事。可是谁又说得准呢？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再来一杯吧。” 

瓦雷金诺 

到了冬天，尤里·安得烈耶维奇的时间多了，他开始记各种类型的札记。他在札记本上写道： 

多么美的夏天，夏天多美丽！ 

这简直是魔术般的神奇。 

我问你，它为什么令我们念念不忘， 

这样地没有原因？ 

从清晨到黄昏，为自己和全家工作，盖屋顶，为了养活 

他们去耕种土地，像鲁滨逊一样，模仿创造宇宙的上帝，跟 

随着生养自己的母亲，使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新生，创造 

自己的世界。 

当你的双手忙于使肌肉发胀的体力活儿的时候，当你 

给自己规定将报以欢乐和成功、体力适度的任务的时候，当 

你在开阔的天空下，呼吸着灼热的空气，一连六小时用斧子 

钦木头或用铁锹挖土地的时候，多少念头闪过你的脑海，在 

你的心里又诞生多少新鲜的想法！而这些思绪、揣测、类比， 

没记在纸上，转眼就忘了，但这不是损失，而是收获。用黑色的浓咖啡和烟草刺激衰弱的神经和想像力的城市中的隐士，你不会知道最强大的麻醉剂存在于真正的需要里，存在于强健的体魄中。 

我不会超过我所讲过的东西，我不想宣扬论尔斯泰的平民化和返朴归真的思想，我也不想在农业问题上修正社会主义。我只想弄清楚事实，而不是把我偶然的命运视为常规。我们的例子是有争议的，不宜由此而作出结论。我们的经济属于另一类型的组合。只有蔬菜和土豆，我们经济中的一小部分——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其余的一切都有其他的来源。 

我们使用土地是不合法的。我们违背国家政权制定的核算，擅自使用土地。我们到林中砍伐木材，更是不可原谅的盗窃行为，因为我们是盗窃国家的——先前是克吕格尔的财产。米库利钦纵容并庇护了我们，他们过着差不多同样方式的生活。远离城市的地理位置救了我们，幸运得很，城里对于我们干的勾当暂时还一无所知。 

我放弃了行医，对我是医生这件事讳莫如深，因为不想限制自己的自由。可总会有那么一位住在老远地方的善良的人，打听出瓦雷金话来了一位医生，便赶上三十来里路，到这儿来找我看病。这个带着母鸡，那个带着鸡蛋，第三个带着黄油或者别的东西。我不管怎么对他们说不收报酬，可仍然无法拒绝他们的东西，因为他们不相信看病不要报酬。这样，行医也有些收入，但我们和米库利钦一家的主要支柱还是桑杰维亚托夫。 

我简直猜不透，这个人身上包含着多少相互矛盾的东西。他真心拥护革命，并且完全没辜负尤里亚金市苏维埃对他的依赖。他凭借手中强大的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征用瓦雷金诺的木材，把它们运走，甚至用不着对我们和米库利钦家说一声，而我们也一点奈何他不得。另一方面，要是他乐意盗窃国家资财，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d袋装满，也不会有人出来吭一声。没有人可以同他分肥，他也用不着向任何人送人情。那又是什么促使他照顾我们，帮助米库利钦一家，支援区里所有的人，比如，托尔法纳亚车站的站长呢？他整天东奔西跑，老给我们送点什么东西来；他谈论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和《共产党宣言》来同样津津有味，而且我觉得，如果他不把生活毫无必要地弄得如此复杂和失调，他准会活活闷死。几天之后医生又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