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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艺苑
《我是猫》
来源:边塞艺苑 | 作者:夏目漱石, | 发布时间: 669天前 | 17040 次浏览 | 分享到:


这是一篇在特殊条件下创作的特殊结构的小说。 


极度郁愤是小说形成的条件,也是作家创作的动力。 


一九○三年由英国回到东京后的几年,是漱石一生中精神最紧张、最郁闷的一段时间。 


回国后,作家和妻子镜子的关系更恶化了。漱石在夫妻关系上思想陈旧,要求妻子以他为绝对权威。而她的妻子精神却又不正常。结婚第二年镜子曾想投河自杀,漱石作俳句:“病妻室内灯昏暗,苦熬晚暮度秋天。”可以想见,一八八九年的秋季,镜子的精神病已经很严重。漱石留英期间,曾给镜子写信,倾诉自己很孤独,责怪妻子不写信。不久他患了严重神经衰弱症,一时传说他疯了。文部省曾有“夏目漱石精神失常”、护送回国的电文。回国后,漱石常为神经衰弱而苦恼,常常做出越轨的行动。夫妻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他无缘无故打几岁的小孩子,一件小事也大发脾气。一次四岁长女将一枚硬币放在火盆边,漱石头脑里显现出他在伦敦时一枚硬币引起的不快,动手打了女儿。妻子怀疑他有精神病,请医生做过诊断。漱石的急躁、愤怒和越轨,反映了他对镜子的期望破灭。 


回国后,漱石在东京帝国大学任讲师,工作亦不顺利。“英国文学概说”前任教授小泉八云深受学生的欢迎,漱石接课后不为学生所容,后讲“文学论”,同样不受欢迎。他情绪低落,经常闷在讲师工作室里,绝少出门。碰上好天气,才在工作室近处的不忍池边度过。他一度想要辞职,所挣的工资也难以支撑沉重的家庭负担。 


阴郁、愤懑、神经质等,必然对其处女作产生深刻的影响。漱石后来说:“我对这种神经衰弱和疯狂深表感谢之意。”可见,神经最紧张的日子也是作家走向创作繁荣的时刻。 


这绝不意味着《猫》的创作失掉了理性。而是说,《猫》的创作实践确实和作家的精神系统的病狂联系在一起。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作家用猫眼看人生与社会,其中充满离奇的想象。但它不是颠狂的疯人语,而在精神重压之下的愤懑的倾述,那境界远远高于世上哲理大家。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看看漱石的生活与思想经历。作家生于一八六七年,第二年便发生了明治维新,封建幕府垮台,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起来。父亲是江户(今东京)奉行所直辖的名主,世道虽然变了,但仍拥有权势和财产。母亲是商家的女儿,作为后妻已生育四男一女。漱石初名金之助,不知为什么,父亲就是不喜欢,每晚放在另家夜店的篮子里,姐姐发现将他抱回家。九个月后送盐原昌之助为养子。盐原也是名主,明治维新废除这官位后,迁居到江户享乐商业区的浅草。九岁时因养父母离婚,漱石重归自家。十四岁他最恋慕的生母病死。少年学过汉学,后学英语。十七岁离家独立生活,考入大学预备门预科(今东京一高前身)。其间,生父与养父为漱石的户籍问题,争执不下,使他苦恼不堪。后来在小说《道草》中说:“不论从生父看,还是从养父看,他不是人,而是物品。”最终,生父付出赔偿,方告结束。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期间,与同级的正冈子规相识。一八九○年进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英文科,并获文部省贷费生资格。一八九三年毕业后入大学院,却对英国文学产生怀疑,对禅宗发生浓厚兴趣。一八九六年与贵族院书记长女镜子结婚,其间曾先后任四国松山市松山中学、熊本第五高等学校教员。一九○○年留学英国。 


漱石所经历的是明治维新后很多知识分子共同走过的路,但他有自己的曲折的生活历程,这就使他认识了很多知识分子没有认识到的事物。 


一九一一年,夏目漱石在和歌山市发表以《现代日本的开化》为题的演说。认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开化”,和欧洲是不同的。欧洲的开化是“内发的”,它经由几百年的积累,“如行云流水是自然发展的”。日本的开化却是“外发的”,是“在与外国接触”过程中被迫转化的。文化也是在大受刺激下急剧转变的。因为外来文化消融存在问题,土壤和根底均不相同,从而“失去自己本位的能力”,就必然引起“国民的某种空虚感”,也会出现“不满与不安”,发生“神经衰弱”病症。为了不患“神经衰弱”,“只能向内发的方向发展”,这是“苦恼的真实”。 


从上述演说不难看出,漱石对明治维新改革的不彻底性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在一九○六年写作的《片断》中也说:“当知道开化的无价值,就是厌世观的开始。”进一步发展,就会成为“真正的厌世文学”。 


这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厌世”的观点。“厌世”、“苦恼”、“郁愤”是漱石常用的词汇,也是他的世界观和创作观。如他说:“不描写烦恼称不上是文学”,还说:“在现在不得神经衰弱的人,大多数是有钱的鲁钝之徒和没有教养的无良心之徒”。一九○六年他在致高滨虚子的信里说,他创作《猫》等,即是在“倾诉”自己的郁闷和忿懑。 


漱石在留学英国时写作的《片断》里还说:“有钱的人多数干的是无学无知的鄙劣之事”,“其结果是使没有教养、不足年龄、没有德义的人进入士大夫社会。”作家对资产阶级是厌恶的。在一九○五年前后,即写作《我是猫》的那个时刻,作家在《片断》中写道:“汝所见者为利害之世。我所立者为理否之世。汝所见者为现象之世。我所视者为实相之世。人爵——天爵。荣枯——正邪。得失——盖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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