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意思。那就给我催一下子吧。我早就想催。不过，如果催完就醒不过来，可就糟啦！” 

“哪里，没事！那么，开始吧！” 

谈判突然作出决定，主人终于接受催眠术了。咱家还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场面，不免心里偷偷地乐，蹲在墙角瞧着结果如何。医生先从主人的眼睛开始催眠。只见那方法是：将二目的上眼皮从上往下揉。尽管主人已经不睁眼睛，医生却依然朝着一个方向一再摩挲眼褶。过了一会儿，医生向主人说： 

“这样一摩挲眼皮，渐渐地眼皮就发沉了吧？” 

主人回答说：“的确沉了。” 

医生继续用同样方法摩挲主人眼皮说： 

“渐渐眼睛就沉了。没事吧？” 

主人也许真的中了催眠术，默默地一句话也不说。同样的按摩术又进行了三四分钟。最后，甘木医生说：“噢，眼睛睁不开喽！” 

可怜！主人的眼睛终于闹得紧紧的。 

“再也睁不开啦？”主人问。 

“嗯，再也睁不开了。”医生说。 

主人无言地合上眼睛。我还以为主人的眼睛瞎了呢。可是隔了一会儿，医生说： 

“若能睁开眼睛，你就睁一下试试。可是，毕竟是睁不开的呀！” 

“是吗？”不等主人的话音落地，他的眼睛已经像平常一样睁开了。 

主人笑着说：“催眠不成功啊！” 

甘木医生也同样笑着说：“是的，不成功。” 

催眠术终于失败，甘木医生走了。 

接着又来一位。主人府上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的客人，这在交往甚少的主人家来说，真叫人不敢相信。然而，客到是真的，而且是稀客。咱家连稀客的一言一行都不漏掉，这不单纯因为他是稀客。如上所述，咱家是在继续写大事件之后的余波。而这位稀客却是写事件余波不可漏掉的素材。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提一下他是长脸、留着两撇山羊胡、四十岁上下的男子，也就足够了吧！与迷亭这位美学家相比，我要称他为哲学家。若问为什么？咱家可不像迷亭那样胡吹乱嗙，只是看他和主人谈话时的风度，令人总觉得他像个哲学家。他好像也是主人的老同学，看二人对话的样子，显得十分融洽。 

“噢，提起迷亭嘛，他像喂金鱼的麸子，漂在池面上，飘飘摇摇。前些天他领个朋友，路过素昧平生的贵族家门前时，他进门去讨碗茶喝，硬把他那位朋友也拖了进去。够大大咧咧的了。” 

“后事如何？” 

“后事如何？我可没有问过。是啊，大概是个天生的怪人吧！不过，没有思想，空空如也，简直是喂金鱼的麸子。铃木吗？他来过？咳！此人不明事理，而人情世故却很精通，是个戴金壳表的材料。但是，太浅薄，不稳重，是块废料。他常说要圆滑些，圆滑些。可是，何谓圆滑？他压根儿不懂。如果迷亭是喂金鱼的麦糠，铃木便是用草绳绑的凉粉，滑得很，总是哆嗦没完。” 

主人听了这精辟的比拟，似乎觉得妙极了，很久以来破例的一次哈哈大笑起来。 

“那么，你是什么？” 

“我嘛？是啊，像我这样的……充其量不过是个野生的山药蛋罢了，渐渐长大埋在土里。” 

“你好像一直怡然自得，优哉优哉，真叫人羡慕啊！” 

“哪里！处处都和平常人一样，没什么可羡慕的。值得庆幸的是一我无心羡慕别人，惟有这一点还好。” 

“手头还宽裕吧？” 

“哪里，还不是老样子，紧紧巴巴的。不过，没有饿肚子，死不了，不要大惊小怪哟！” 

“找不痛快，闷气难忍，看什么都有牢骚。” 

“牢骚也好嘛！如果有牢骚就发，一时心情会好些的。人嘛，各有千秋。即使哀求别人都变成你那样的人，也是不成的。虽说不和别人同样拿筷子就吃不成饭，但是，自己的面包，还是自己随便切最爱吃。在高级服装店定做衣服，会做一身穿上就合体的衣服；但是，在劣等服装店定做，不将就着穿一段时间是不行的。不过，社会可是一件做得很高明的服装，穿来穿去，那西服就主动地适应人们的身材了。假如是上等爹妈，本领高强，把我们生得适应于社会，那就幸福了。然而，如果生得不合要求，那就只有两条路：或是情愿与世格格不入，或是忍耐到与社会合拍的时候为止。” 

“但是，如我者流，永远也不会与社会合拍的，真可怕。” 

“太不合身的西装，如果硬是穿上它，就会撑破。吵架啦，自杀啦，暴动啦。不过，拿你来说，只是感到无聊而已，不会自杀；连吵架的事也不会有的，还算混得下去呀。” 

“可是，我正整天地吵架哩！即使对方不出来，只要生气，就得算是吵架吧！” 

“的确，这叫单人吵架，有意思，吵多少次都无妨的。” 

“我有些腻了。” 

“那就不吵为好。” 

“对你说吧！我自己的心，可并不怎么听我的话。” 

“唉，到底是什么事使你发那么大的牢骚？” 

主人这时从落云馆事件说起，列举今户窑的狗灌子，津木针助、福地细螺，以及其他一切不平，在哲学家面前滔滔不绝地大讲而特讲。哲学家默默地听着，终于开口，对主人如下说道： 

“针助和细螺，管他说些什么，佯作不知算了嘛，反正够无聊的。至于中学生，不屑一顾嘛。怎么？害着你啦？可是，谈判也罢，吵架也罢，妨害不是依然没有解除吗？就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古代日本人比西洋人要伟大得多。西洋人最近十分流行这么一句话：“积极”，但是，这有很大的缺点。首先，说什么“积极”，可那是没边儿的事呀！任凭你积极地干得多久，也达不到如意之境或完美之时。对面有一棵扁柏树吧？它太妨碍视线，就砍掉它。可这一来，前边的旅店又碍腿了。将旅店也推倒，可是再前边的那户人家又碍眼。任你推倒多少，也是没有止境的呀！西洋人的干法，全是这一套。拿破仑也好，亚历山大也好，没有一个人胜了一次便心满意足。瞅着别人不顺眼。吵架；对方不沉默，到法院去告状。官司打赢了，若以为这下子他会满足，那就错了。任凭你至死苦苦追求“心满意足”，可曾如愿以偿吗？寡头政治不好，就改为代议制。代议制也不好，就想再换个什么制度。河水逞狂，就架起桥来；山峰挡路，就挖个涵洞；交通不便，就修起铁路。然而，人类是不可能就此永远满足的。话又说回来，人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积极地使自己的主观意图变成现实呢？西方文明也许是积极的，进取的，但那毕竟是终生失意的人们所创造出来的文明。至于日本文明并不在于改变外界事物以求满足。日本和西方文明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日本文明是在“不许根本改变周围环境”这一假设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老子和子女处不来，却不能像西洋人那样改善关系，以求安康。亲子关系必须保持固有状态，不可改变；只能在维护这种关系的前提下谋求安神之策。夫妻君臣之间的关系，武士与商人的界限以及自然观，也莫不如此……假如有座高山挡路，去不成邻国，这时想到的，不是推倒这座大山，而是磨练自己不去邻国也混得下去的功夫，培养自己不跨过大山也于愿足矣的心境。所以呀，君不见佛家也好，儒家也好，都肯定抓住这个根本问题不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