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代际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由成年人所造成的。代际冲突的原因在于抚育后代的新的方法无法适应孩子们的成长过程，而这些新的方法恰恰是第一代人，即那些新生活的开拓者们曾经希望自己的后代所遵循的。

那些奔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以色列的开拓者与移民，对于如何抚育自己的后代，既无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又无法创用新的方法。比如，双亲应该给孩子们多大的施展余地？他们应该允许孩子们离家多远，去探寻新的世界呢？他们该如何控制孩子们，是否应该象自己的上一代那样通过剥夺继承权来威胁自己的后代，以达到控制他们的目的？而那些在新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尽管他们能够团结一致与外部世界种种新的环境抗争，和父母头脑中日渐落伍的观念抗争，他们相互间行为的模仿却可能仍然是混乱无序的。在美国的许多家庭中，孩子们由于和父辈意见不合而弃家出走，他们或去西方世界，或去美国的其它城市。这种家庭内部的冲突屡见不鲜，以致这种冲突最后竟然成为父子关系中十分正常的现象。

代际之间存在着的激烈的对峙，可能表现在父子两辈坚持分家的生计问题上，也可能表现在为了控制权力易手而产生的两辈人间的长期冲突中；在这些社会中，巨大的环境变动可能产生两代人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一旦融合于文化之中，并被人们视之为理所当然，便会成为前喻文化的组成部分。曾祖父弃家出走，祖父也弃家出走，到了父亲这代亦同样如此。祖父怨恨其父亲送他去的那所学校，父亲也怨恨那所学校，而轮到他送自己的儿子上学时，他也十分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怨恨那所学校。代际连续的中断，使得年轻人缺乏有经验的年长者的指导，他们只能彼此相互汲取。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早已有之，它是人类经验中断时在任何社会里都可能发生的必然过程。这种在前喻文化发展中出现的短暂的并喻文化，是整个历史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其本身也将为前喻文化所同化。每一文化中表现出的年龄等级制度或年轻人在成熟的特定阶段规律性出现的反抗都是并喻文化的结果。

尽管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做父母的却必须直面子孙们举止行为的改变，因为这种改变在其他群体的成员中早已初露端倪：在那些具有征服性的社会中，在那些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和政治团体中，在那些早年侨居他国或涌入都市的移民和乡民中，年轻一代的行为都有了极大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长辈迫于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驱力，不得不鼓励晚辈努力成为新社会的一员——让子女们离开自己，去学习新的语言，新的生活习惯，新的风俗礼仪，而这一切在双亲的眼中将有可能形成一整套新的价值规范。

年轻一代将接受年长者赠与的新的文化遗产，而这些长者既不是他们的父辈、祖辈，甚至也不是他们聚落中的其他老年成员。人们要求晚辈能够适应该文化中的所有家庭生活特质，但实际上他们却很少有机会接触之，甚至连他们的双亲也可能没有这种机会。但是，在孩子们长大上学、就业、或者应征入伍以后，他们和同伴广泛接触，有了相互比较的机会。同伴们为他们提供了比长辈、官员、老师所提供的更加切实可行的行为标准，因为那些长辈、官员、老师的过去，年轻人是无法理解的，而他们的未来在年轻人的眼中和他们自己的未来一样深不可测。

在这种情况下，新来乍到者很快能够发现，那些和他们同属一个层次的伙伴们是他们最好的良师益友。在监狱和精神病院等机构中，这种现象颇为显著，那里的同狱犯和病人与威严的管理人员、院方代表们有着明显的隔阂。这些机构中的职员（医生、护士、卫兵和狱吏）绝对有别于那些病人和犯人。因此，那些新来的病人或犯人只能以原先的病人和犯人作为自己行动的楷模。

在印度传统的种姓制度中，尽管不同种姓的成员毗邻而居、共同生活于前喻文化之中，但社会流动却只发生在同一种姓内部，不同种姓之间是不存在社会流动的。超越种姓界限是不可能的，即人们无法获得其它种姓的地位、特权和其行为准则，这使晚辈对自己的自认有了清晰的概念，了解到自己属于哪一群体和不属于哪些群体。在大多数社会中，对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教育可以说与此有异曲同工之效。男女两性儿童都将异性的行为视为不足取的，并且在具体的行动中摒弃之。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逾越性别界限的行为——比如，男子选择了传统中被认为是女性的职业（这对他过于女性化），或者女性选择了男性的职业，都会造成代际冲突的混乱。

但是，阶级社会则不同于种姓社会，人们对社会流动寄于厚望，而代际冲突的问题则只是局部性的。年轻人若欲脱离父母的社会阶层，不论他是农民，还是上流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成员，或是少数民族和种族的成员，都必须公开地、有意识地放弃父辈及祖辈昭喻的前辈偶像，觅求新的行为规范。这一目的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比如，有些社会中的一小部分村民或农民把到城里去、学习城市生活视之为平常之事，他们可以同时适应城市人的行为方式和乡村人的行为方式，并不认为这两者有什么矛盾，因此，他们从未割断和旧日的生息之地的联系。历经数年的城市生活以后，这位已捞了一宫半职的小官吏便告老还乡，重新吃家乡口味的饭菜，过着和昔日父辈一样的生活，清心寡欲地打发余生。

但是，在大多数阶级社会中，职业和地位的改变需要改变人们的行为，同时也需要改变人们的气质结构。一般说来，当父母们为自己的孩子选择了新型的教育体制和新的职业目标以后，孩子们便由于教育而和双亲体系发生了最初的决裂。当然，结果如何则应视情境而定。不过，当这类青年的数目增多以后，他们将互相作为行为的榜样，拒绝接受新环境中成人的行为模式，把教师和管理者看作是诱其上当的敌对势力而予以抵抗。但如果参与变革的新人（学生或士兵）人数太少的话，大多数人的行为就仍然是年轻人效仿的楷模。有时，一位感到孤寂的少男少女也可能依附一位在某种程度上能给予他帮助、指导他踏上成人之路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