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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艺苑
《一九八四》
来源:边塞艺苑 | 作者: 安妮·赖斯 | 发布时间: 669天前 | 12688 次浏览 | 分享到:

《一九八四》




第一部 1-3



正是晴朗寒冷的四月天,钟敲了十三点。温斯顿·史密斯缩紧了脖子躲寒风,快手快脚溜进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不过他的动作不够快,没能免得了一阵沙土打着旋儿跟在他的身后刮进门。


门厅里一股子清煮白菜外带破草垫的味儿。门厅的一头,墙上钉了幅彩色海报,挂在墙上未免大得出了格儿。海报上一张大脸盘,足有一米宽:一个汉子,四十五岁上下,胡髭浓黑,长相粗犷又英俊。温斯顿朝楼梯走过去--电梯,你就用不着试。即便最好的时候,电梯也很少开,何况现在,白天里又要停电。如今正在迎接仇恨周,搞节约运动,这也算一个节目哩。温斯顿住在七层楼,可他三十九岁,右脚脖子又有处静脉曲张。他只好慢慢往上爬,路上还歇了好几气。每一层楼,正对电梯间的墙上,都是那幅海报--一张巨大的脸孔凝视着你。有那么一种图画,不管你挪到哪儿,画上的眼睛给搞得老跟着你看,这幅海报也便是如此。下边还有行说明文字,道是:老大哥看着你。


他的房里,一个甜滋滋的声音读着一串什么生铁产量的数字。这声音打一块长方形的金属嵌板传出来,金属板像块模糊的镜子,镶在右边的墙上。温斯顿拧了个旋钮,声音便小了一点,可讲的话依然听得清。这装置叫电幕,它可以调低声音,却没法彻底关掉。温斯顿走到窗户前:他身材矮小,身体虚弱,一身蓝工作服(这还是党的制服哩)显得他越发消瘦。他满头金发,面色天生红润,可用的尽是些粗肥皂钝刀片,加上刚过去的寒冬,害得他皮肤挺粗糙。


玻璃窗关得很严实,可是朝窗外望一眼,依然觉出外面冷得紧。楼下的街上,一股股小旋风刮得尘土碎纸拼了命地飞转。太阳通亮,天空湛蓝,可除了满世界张贴的海报,一切都显得苍白无色。那张脸孔,还留着黑胡子,从每处要津重地朝下面盯着你直看。对面的房子,临街就有那么一幅,上面还写着:老大哥看着你--那双黑眼睛,直盯进温斯顿的心窝子。下边的街上另有张海报,扯破了一个角儿,给风吹得拍打个不停,海报上惟一的词儿英社,一会儿给盖上,一会儿又露出来。远处有架直升飞机从屋顶上掠过去,绿头苍蝇一样盘旋片刻,再划着圈儿飞也似开走,这便是巡警在窥伺人家的窗户。然而巡警其实无所谓。只有思想警察才真叫要命。


温斯顿背后,电幕上那家伙还在唠唠叨叨,讲什么生铁跟超额完成第九个三年计划的情况。这电幕在播音的同时还能接收:不管他温斯顿发出什么声音,只消比极低的耳语高一点,它便能听得见;而且,只要他呆在这金属板的视野里,就不光能给人听到,也能够给人看到。当然啦,无论何时,谁也没法弄清这会儿你是不是正给人家看。思想警察按照怎样的频率,依从何种的系统,将哪个人的线路接通,回答这样的问题只能纯粹靠猜测。甚至不妨设想,他们永远监视着所有人。起码只要愿意,他们总可以接通你的线路呀。人得在这样的假设下面生活--你发出的每一点声音,都有人暗中窃听;你做出的每一个动作,只要不在黑地里,都有人仔细审视。习惯是能够变成本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早这样生活啦。


温斯顿背朝着电幕。这样会安全些;不过他明白,即使后背也难免暴露出问题。他的工作单位真理部就在一公里开外,这巍峨洁白的建筑,在肮脏不堪的背景之上高耸入云。他隐隐带着点厌恶,心想:哼,这就叫伦敦,一号机场的主要城市--在大洋国,一号机场还是人口第三多的省份哩。他试着想榨出点孩提时的记忆,好告诉他伦敦是不是一直如此。事情怎么会这样?他满脑子记得的,全是些十九世纪的破房子,墙头支着木条,窗户钉着纸板,波浪板盖在屋顶上,花园破败的围墙东倒西歪。到处尽是些轰炸现场,满天尘土翻飞,瓦砾堆里杂草丛生。要么,就是些给炸弹清出的大片空地,一批鸡笼也似肮脏的木制公寓突然间铺天盖地--然而毫无用处,他什么也记不住。除去一系列光亮的画面,看不到背景,弄不清细节,他的童年什么也没留下来。同眼前所有别的建筑相比,真理部大楼显得截然不同。拿新话 来讲,真理部该叫做真部,这座雄伟的建筑外表像座金字塔,白色的水泥墙面晶莹发亮,一层层叠次上升,直耸入云霄三百米。从温斯顿站着的地方,正正看得见党的三句口号,拿漂亮的字体写在白色的墙面上:


战争就是和平


自由就是奴役


无知就是力量


人们说,真理部光是地面以上就有三千个房间,地下的格局也一样。伦敦别的地方还有三座楼,外表和规模都跟真理部大楼差不多。在低矮的建筑丛里它们仿佛鹤立鸡群,站到胜利大厦房顶上,这四座楼房便尽收眼底。整个政府机构分成四个部,它们就驻在这四座楼里:真理部管的是新闻、娱乐、教育和艺术,和平部管的是战争,爱护部管的是法律和秩序,富裕部管的是经济事务。拿新话来说,它们分别叫做真部、和部、爱部和富部。


那爱护部着实叫人怕。整座大楼根本就没有窗户。温斯顿从来没进过爱护部,连半公里之内也没到过。除非公干,谁也别想进去;即便进得去,也必得先穿过迷宫似的铁丝网、铁门,外加隐蔽的机枪掩体。甚至通往大楼外层关卡的街上,也少不了粗鲁凶恶的警卫来往巡逻,穿着黑制服,装备着连枷警棍。


温斯顿突然转身,他已经给自己的脸换了副安详乐观的表情;面朝电幕的时候,这样的表情最理想啦。他走过房间,进到小厨房里。一天当中在这会儿离开真理部,他得牺牲掉食堂的中饭;他也晓得厨房里没什么吃的,只有块黑面包--那得留着当明天的早饭。他就从架子上拿了瓶清亮亮的水儿,瓶上还贴张白色的商标,简简单单写了一行字:胜利牌杜松子酒。这酒一股子油味儿,直叫人恶心,活像中国的黄酒。温斯顿倒了快有一茶杯,打起精神,灌药似地一口吞了下去。


他的脸腾地红起来,眼睛涌出了泪水。这东西挺像硝酸;而且一吞下去,那感觉活像后脑勺子挨了一闷棍。不过接下来,肚子里火烧火燎的滋味消失啦,世界也就显出了那么点快慰可人。他从个皱巴巴的烟盒里(盒上写的是胜利牌香烟)拿了支烟卷,不小心竖了起来,烟丝就漏到了地上。他再拿出一支,才算保住了烟丝。于是,他回到起居室,坐在电幕左边一张小桌子前面。他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了一支笔杆,一瓶墨水,还有本厚厚的四开本日记簿,红色的书脊,大理石纹理的封面。


不知什么缘故,起居室里电幕安放的位置挺特殊。通常它该安在端墙一面,好看得见整个房间;如今它却给安在侧墙上,正对着窗户。在电幕的一侧,有个浅浅的壁龛,建公寓那会儿大约打算放书架,温斯顿现在就坐在这里边。只消坐在壁龛里,努力躲得远一点,他便能呆在电幕的范围外,不叫电幕看见。当然啦,他的声音免不了给听到,可只要呆在眼下的位置,旁人就看不到他。他想干现在要干的事情,部分原因就是这房间不同寻常的布局。


然而他干这事还有一层原因,便是他刚从抽屉拿出的日记簿。这本日记簿精美无比,那光滑细腻的纸张,因时间久远略有点泛黄,至少四十年没有生产啦。可以猜测,眼下这本日记簿的年代还要久。那是在城里一个肮脏不堪的居民区(他早忘了是哪个区),他发现它就躺在个霉臭的小旧货铺的橱窗里。他立时心里一动,一心要把它买到手。按说党员不兴去普通店铺(那叫"在自由市场投机倒把"),可规矩嘛执行得总不很严格。有许多东西,鞋带啦,刀片啦,通过别的途径压根儿就没法搞到。于是,他飞也似朝街道两头瞥了一下,就一头溜将进去,花两块五毛钱买下了日记簿。那会儿,他根本未曾意识到,会拿这本子派什么用场。他把本子放在公文包里带回家,心里颇有点负罪感--用不着往本子上写什么,单是手里有这么个本子,已经够惹麻烦啦。


他要做的事,是开始写日记。这根本就不违法(什么都不违法,因为任何法律都不存在了),可是一经发现,一准判处死刑,少说也得强劳营里呆上二十五年。温斯顿把笔尖插在笔杆上,用嘴吮吸一下,把上面的油弄弄净。这样的蘸水笔早成了老古董,连签名的时候也难得用一用。他很费了些力气,才偷偷摸摸搞来了一支,只因为老是觉得,这般光滑细腻的纸张,惟有用真正的笔尖来写才值得,拿墨水铅笔涂鸦可不行。其实用手写字,他都不习惯啦。除去极短的便笺,如今全是在听写器上口授,可干他眼下的事情,听写器当然用不得。他把笔尖蘸到墨水里;有那么一瞬间,他还踌躇了一下。他的肠子刮过了一阵战栗。在纸上写个字,这行动可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呀。他便用细小拙笨的字体写了起来: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他又坐直了身子,猛可里感到全然无助。头一点,他丝毫弄不清,现在是不是一九八四年。该是一九八四年前后,没错;他肯定自己今年三十九岁,也相信自己生于一九四四年,或者一九四五年。不过如今,想确定个什么日子,又不差上一两年,那是门儿都没有。


猛然间,他又是一阵纳罕:这是给谁写呀?给未来罢,给还没出生的后代罢。他的思绪在纸页上那个靠不住的日期上面犹疑片刻,猛地想起新话里的一个词儿,叫做双重思想。他第一次清清楚楚想到了,自己企图做的事情竟然这般重要。如何能跟未来交流?单从性质来说,这样做便绝无可能。要是未来的情形同现在一样,他的话准会给置之不理;要是未来同现在不一样,他的处境又有什么意义?


他呆呆地坐了半天,眼睛直盯着本子。电幕上换了种吵人的军乐。奇怪得很,仿佛他不光失却了表达思想的能力,连起初想说什么话,也忘得一干二净。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他为这一时刻做好了准备,然而他从未意识到,除去勇气,他还需要什么别的东西。真正写起日记来会是易如反掌:那些无休无止的独白,多年来一直萦绕在脑际,只消把它们写在纸上就是了。然而到了这一刻,连独白也干涸起来。静脉曲张又开始痒得难忍难熬,可他连搔一搔也不敢,生怕给闹得红肿发炎。他只好听任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除去面前空白的纸页,脚踝上发痒的皮肤,音乐的喧嚣,杜松子酒带来的微醺,他全然失去了知觉。


突然,他慌里慌张写起字来,只是朦朦胧胧意识到自己写的是什么。那细小稚嫩的笔迹在纸上曲曲弯弯地勾画,先是省去了大写字母,最后连句号也不写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昨晚看了场电影。全是些战争片。有一部很不错是写一艘装满难民的船在地中海的什么地方遭空袭。镜头上一个大胖子企图游开追他的直升飞机观众觉得很好笑。起初只见他像海豚一样在水里打滚,然后是在直升飞机的瞄准器里看到他,最后是他满身枪眼周围的海水也变成红色他突然沉了下去好像枪眼漏水一样,他下沉时观众笑着欢呼。下一个镜头是一艘救生艇装满了孩子有架直升飞机在头顶上盘旋。一个中年妇女样子像是犹太人坐在船头上怀里抱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小男孩吓得尖声哭叫把脑袋直往她怀里藏像要钻到她体内一样那女人用胳膊搂住他可她自己的脸倒吓得发青了。她一直尽可能地护着他仿佛觉得自己的胳膊能够替他挡子弹。后来直升飞机在他们中间扔了枚二十公斤的炸弹然后是骇人的闪光整个救生艇被炸成了碎片。接着出现了个精彩的镜头一个孩子把胳膊高高举起高高越举越高准有架直升飞机机头装着摄影机在跟拍他的胳膊党员座里一片声喝彩无产区却有个女人突然开始吵嚷喊着说他们不该演这路片子不该给小孩子看他们就是不对不该给小孩子看最后警察好歹赶了她出去我想她不至于出什么事没人管无产者说什么这典型的无产者反应他们绝不……


温斯顿驻了笔,手指也写麻了。真闹不清,是什么东西叫他奔腾汹涌一般写下这许多鬼话。可是奇怪得很,在他写日记的时候,有一种全然不同的记忆在他的思绪当中明晰起来,他几乎觉得自己有把握把它写下来的。现在他明白啦,就是这一件事情,让他在今天突然决定回家,开始写日记。


这件事今早发生在部里--要是如此朦胧的事情也可以叫"发生"的话。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在温斯顿工作的记录总局,他们纷纷把椅子从办公间里拖出来,排在大厅中央,面对着大电幕,准备两分钟仇恨。温斯顿刚拣了中间一排的一把椅子坐下来,想不到有两个人也走进了房间。这两个人他见过面,可没有说过话:一个是个姑娘,他常在走廊里碰见,可不知她叫什么,只知道她在小说总局工作。有时他见她满手污油,拿着扳手,想必是个什么机械工,修理小说写作机的。这姑娘大概有二十七岁,长相挺大胆,黑头发,雀斑脸,动作敏捷得像个运动员。一条鲜红鲜红的窄腰带,给她一圈圈围在工作裤的腰间,系得恰恰紧到显出漂亮的臀部--那腰带便是反性青年团的标志。打从第一眼看到她,温斯顿就满心厌恶,他也清楚这是为什么。因为她身上的气派,尽是些曲棍球,冷水浴,集体野游,从头到脚的思想纯洁,她也刻意让自己表现出这样的气派。对所有女人他几乎全是满心厌恶,尤其是年轻漂亮的女人。女人,特别是年轻的女人,往往最顽固地拥护党。她们轻信党的口号,她们甘心充当业余特务,她们嗅出非正统思想的本事比谁都大。然而这个姑娘挺特殊,让他感到比旁人格外危险。有一次他们在走廊里碰到,她迅速对他斜向里一瞥,那目光仿佛直刺穿了他的心,一时间叫他满心漆黑的恐惧。他甚至想,她没准儿是个思想警察的密探。不错,这一点其实不大可能--但只要她在近旁,他还是觉出种奇异的不安,其中夹杂着恐惧,也包含着敌意。


另一个人名叫奥勃良,是个核心党,当着什么极重要的高官,温斯顿对他职位的性质只能有种模糊的概念。见到走来个核心党的黑工作服,椅子周围的人们一时都静了下来。奥勃良壮实魁梧,脖子短粗,面孔粗鲁残忍,又挺有幽默感。他的长相固然叫人怕,然而举止却不乏魅力。他总会习惯地把鼻子上的眼睛扶扶正;怪得很,这动作会叫人想起个十八世纪的绅士,拿出他的鼻烟盒来款待你。这十多年来,温斯顿见到奥勃良大约就有十几次;他非常留意奥勃良,还不全因为奥勃良温文尔雅的举止和拳击手般的体格造成的鲜明反差叫他好奇。更多的倒是因为,他暗地里相信--或许连相信也算不上,只是种希望而已--奥勃良在政治方面不正统。他脸上的某种东西,叫这个结论简直就不容置疑。况且写在他脸上的,甚或根本不是什么不正统,索性就是智慧。不过无论如何,看他的外表,若能蒙过电幕和他单独在一起,他这样的人倒大可交谈几句。温斯顿未曾做过哪怕是最小的努力证实自己的猜测;其实,这样做根本就不可能。眼下,奥勃良瞥一眼手表,看到快十一点了,显然是决定呆在记录总局,等两分钟仇恨结束。他坐到了温斯顿的同一排,跟他隔两个座位。他们中间坐了个浅棕色头发的小个儿女人,她在温斯顿隔壁的办公间工作。那个黑头发姑娘坐在他们后一排。


接下来,房间尽头的大电幕突然发出一阵可怕的吱吱尖啸,活像什么机器怪物不加油生转。这声音叫人牙关紧咬,毛根直竖。是仇恨开始啦。


和往常一样,屏幕上闪现的是人民公敌伊曼努尔·戈德斯坦的面孔。观众里嘘声一片,那浅棕发的小个儿女人发出声恐惧厌恶参半的惊呼。戈德斯坦是个变节者、反动派,很久很久(没人知道多么久)以前还是个党领袖,职位几乎就跟老大哥一样高。后来,他搞起了反革命活动,给判了死刑,却神秘地逃走不见了。两分钟仇恨的节目每天不同,但没有一天不是戈德斯坦唱主角。他是头号大叛徒,第一个玷污了党的纯洁。在此之后,一切反党罪行、颠覆行径、阴谋破坏、异端邪说、离经叛道,都直接源自他的唆使。他活在什么鬼知道的地方,尽干些策划阴谋诡计的勾当--没准儿在海外,得到他外国主子的庇护;没准儿就藏在大洋国里--有时还真有这样的谣传。


温斯顿的心不由得一紧。每次看到戈德斯坦的面孔,他都禁不住百感交集,痛苦异常。那是--一个犹太人的瘦脸,满头蓬松的白发,一撮小小的山羊胡--这张面孔挺聪明,却夹杂着卑鄙;鼻子又长又细,一副老年痴呆像,鼻尖上还架了副眼镜。这张脸好比是张绵羊脸,连讲话的声音也是绵羊调。像惯常一样,戈德斯坦对党的原则进行恶毒的攻击,这攻击实在是夸大其辞,强词夺理,连个毛孩子也能看穿;然而却一派花言巧语,叫人不能不提高警惕,旁人若是不及你的觉悟高,一准给拉拢下水。他谩骂老大哥,他攻击党专政,他要求立即跟欧亚国缔结合约,他鼓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跟思想自由,他歇斯底里地叫嚷,说革命给背叛了--他一句接一句吐出所有这些冗长的字眼,讥刺地模仿党内演说家惯用的方式,还说得出新话的词儿--真的哩,他用的新话词儿,比党员平常里用的还要多。在他煽动攻击的时候,生怕有人对这般摇唇鼓舌诋毁的现实产生怀疑,电幕上在他的脑袋后面,映出无数欧亚国的士兵列队前进的画面--一排又一排,一群又一群,孔武有力,毫无表情,这些亚洲脸的士兵在电幕上交替闪现,无休无止。士兵们战靴单调的踏击,衬托着戈德斯坦尖厉的叫嚣。


仇恨还没到半分钟,房间里倒有一半的人禁不住气得大喊大叫。屏幕上自鸣得意的绵羊脸,和这脸孔后面欧亚国凛然的威力,都实在叫人没法忍受。其实,只消看一眼戈德斯坦的模样,想一下戈德斯坦的名字,恐惧和憎恨便会油然而生。欧亚国也罢,东亚国也罢,都不及他经常给当做仇恨的活靶子,因为假若大洋国同这两国当中的一国开战,与另一方通常是讲和的。可怪的是,虽则戈德斯坦千人唾万人恨,人们批驳他,抨击他,嘲弄他,让谁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的一派胡言乱语何其渺小可怜--可尽管如此,他的影响却未有过一丝一毫的削弱。总能冒出些傻瓜蛋,生生等着受他的煽惑。没有一天,思想警察不曾揭露出他指挥的特务分子跟破坏分子在活动。有一支庞大的地下军队,由一群阴谋家组成的地下破坏网络,由他操纵着专干颠覆国家的勾当。传说这阴谋组织叫做兄弟会;在窃窃私语时人们还会提到本骇人的书,集一切歪理邪说之大成,给秘密散发到四面八方,这书的作者便是戈德斯坦。它连书名也没有,一旦提到它,大家只说那本书。不过所有这些,惟有来自含混的道听途说;所有的普通党员,只要有可能,对兄弟会和那本书都宁愿三缄其口。


到第二分钟,仇恨变成了疯狂。人们跳上跳下,大喊大叫,一心要压倒电幕上戈德斯坦的声音--那咩咩的尖叫,简直逼得人发疯啦。浅棕发的小个儿女人满脸通红,嘴巴一张一合,活像条鱼闯到了陆地上。甚至奥勃良的大脸盘也涨得通红。他直挺挺坐在椅子上,健壮的胸膛胀得鼓鼓的,还不住地战栗,仿佛热血沸腾一般。温斯顿身后的黑发姑娘喊起来:"猪!猪!猪!"她猛可里操起本厚厚的新话词典,朝电幕扔了过去。词典砸到戈德斯坦的鼻子,又弹了下来,他絮叨的声音可是顽强如故。在头脑清醒的瞬间里,温斯顿觉出他正跟旁人一样大喊大叫,用脚后跟暴烈地踢着椅子的横挡。这两分钟仇恨着实骇人,因为没有谁逼你装模作样,你却情不自禁地投身其中。不消三十秒,所有借口全成了多余的废物。那是种恐惧和复仇的可怕狂喜,那是种渴望拷打屠杀、抡大锤砸人脸的欲求,--这狂喜,这欲求,电流一般传遍每个人的全身,直到把人违心地变成呲牙咧嘴、尖声嚎叫的疯子。然而,这激情又实在有点盲目抽象,就像喷灯的火焰,可以从一个对象移到另一个。于是有一刻,温斯顿对戈德斯坦竟激不起任何仇恨,他的仇恨全部指向了老大哥、党和思想警察。这时,对电幕上那个孤独挨骂的异端,那个谎言世界里真理和健全的孤胆卫士,他从心底里同情。然而再过一忽儿,他又和那般骂他的人站到了一起,只觉得攻击戈德斯坦的一切都是千真万确。这时,他心里对老大哥的憎恶变成了崇拜,老大哥的形象也变得顶天立地,活脱脱一个勇猛无畏的战士,中流砥柱般抵挡着那般蜂拥而来的亚洲鬼。至于戈德斯坦,尽管他孤立无助,尽管他是否存在也属未定之数,他却依然俨若邪恶的巫师,单凭嘴唇一动,就有本事颠覆文明的大厦。


有时候,甚至能有意把仇恨转移方向。突然间,温斯顿把仇恨从屏幕上的羊脸落到身后那黑发姑娘身上--暴烈得仿佛梦魇时猛地把头从枕上挺了起来。他的心里闪现着鲜明奇丽的形象。他用橡皮警棍把她活活抽死。他把她赤身裸体绑在木桩上,像圣塞巴斯蒂安一样乱箭穿身。在高潮的时候,他强奸了她,而后割断她的喉咙。同时,他比从前更加分明地觉出,他为什么恨她。她年轻、美丽又性感,他企图同她上床却永远无法得逞,而且她柔软美妙的腰身,明明是招你搂在怀里,却围着条可恶的红腰带--寻衅似地表现着贞洁。


仇恨达到了高潮。戈德斯坦的声音真正变成了羊叫,一时间,他那张脸孔也变成了羊脸。跟着这羊脸又化成了欧亚国的士兵,高大骇人,昂然挺进,手里的轻机枪狂声怒吼,仿佛从屏幕里冲出来,直吓得前排座上的人们龟缩在椅背上。然而与此同时,每个人都不禁长长舒了口气--那敌意的形象早化做老大哥的面孔:黑头发,黑胡髭,从容镇定,坚强有力,脸盘子大得快占了整个屏幕。谁也听不见老大哥说什么,不过几句厮战喧嚣时激励斗志的话语,你没法一字字听得分明,但有谁这么一说,却足以叫你恢复信心。而后老大哥的面孔隐去啦,出现的是拿大写字母写出的党的三句口号:


战争就是和平


自由就是奴役


无知就是力量


然而老大哥的脸孔仿佛仍在屏幕上驻留几秒钟,好比它在人们眼中的印象太鲜明,无法骤然消失掉。那浅棕发的小个儿女人,一头就扑倒在前面一排的椅背上,把双臂向电幕伸过去,嘴里颤颤地呢喃一句:"我的救星!"而后,她把脸埋在手掌心里,那模样像是在祷告。


突然间,全屋的人低沉、缓慢、富有节奏地喊起来:"b-b!……b-b! "他们一遍遍喊得极慢,在两个"b"之间停顿很久,这声音沉重低沉,还有种奇特的野蛮,仿佛听得出赤脚的跺踏和手鼓的擂打。他们喊了足有三十秒,就像激情澎湃时常唱的迭句。这固然在赞美老大哥英明伟大,更多的倒是种自我催眠,成心用有节奏的喧嚣取代清醒的意识。温斯顿只觉得心里发凉。在两分钟仇恨时,他固然无法不跟大伙儿一道胡言乱语,但这种野兽般的嚎叫:"b-b!……b-b!"依然害得他满心恐惧。诚然,他喊得绝不比旁人差,因为毫无别种选择的可能。掩饰真实的情感,控制脸上的表情,跟旁人亦步亦趋,所有这些早成了本能的反应。然而,有一两秒钟的时间,想来他眼里的神情出卖了他。而正是这一瞬间,发生了那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如果说确实有事情发生了的话。


他的目光骤然跟奥勃良遇在了一起。这时奥勃良早站起身来,还摘下了眼镜,正像惯常做的那样重新戴上去。然而就在这一秒钟里,他们的目光遇在一起,温斯顿立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是的,他就是知道!--奥勃良心里想的竟然跟他一样。他们交换的信息千真万确,不容置疑:犹如打开了心扉,思想通过目光进行了交流。"我和你站在一起,"奥勃良仿佛对他说,"我全知道你想的是什么。我全知道你的蔑视、仇恨和憎恶。不过没关系,我站在你一边!"可这智慧的闪光瞬息即逝,奥勃良的脸变得又和旁人一样莫测高深。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温斯顿简直开始怀疑它是不是发生过。这样的事件,根本就有始无终;唯一的痕迹不过是他相信--或不如说希望--除他之外,还有人甘做党的敌人。没准儿那谣言,说有一大批地下阴谋分子的,也有可能真确--没准儿兄弟会也真的存在!逮捕,坦白,处决,总是没完没了;然而毕竟无法断言,兄弟会绝非仅仅是个神话。有时他笃信兄弟会真有其事,有时却又怀疑起来--没有任何证据么,有的仅仅是些飞逝的闪光,或许意味深长,或许荒诞无物--那是偶然听到的只言片语,那是厕所墙上含混的涂鸦,甚至两个陌生人见了面,只是微微动了动手,看上去也像在接头。所有这些全都是猜测,没准儿全出于他的胡思乱想。他再不看奥勃良一眼,径自返回自己的办公间,心里丝毫没有想过,要继续把他们这瞬间的交流探究下去。即便他知道怎样做,其中的危险毕竟无法想象。他们不过在一两秒钟里交换了含混的目光,一切早成为过去。然而他们的境况是一种封闭的孤独状态;所以这样的事情,依然非常值得注意。


温斯顿收回思绪,坐直了身子。他打了个嗝儿--杜松子酒味儿从肚子里漾了起来。


他的眼光重新盯在本子上。原来方才他坐在这里无助地沉思,手却始终没有停笔,如同在自动地工作。他的笔迹,也不像先前那样扭曲拙笨。在光滑的纸上,他的笔一路龙飞凤舞,用的一例是整齐的大写字母--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这样一遍遍写满了半页纸。


他不由得一阵心慌意乱。其实这挺可笑,因为写这些字,并不比开始写日记这件事情危险多少;然而有那么一刹那,他还是禁不住想把写了字的几页纸扯下来,就此不写什么劳什子日记啦。


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知道这毫无用处,因为他写了打倒老大哥也罢,忍住没写也罢,并没有任何区别。他把日记写下去也罢,根本不写下去也罢,并没有任何区别。思想警察照样拿他归案。他犯下了一桩根本的罪行,包含其它一切罪行的重罪;就算他未曾形诸笔墨,罪行却早已犯下。这便是他们所谓思想罪;这样的罪行,压根儿别指望掩盖一辈子。你逃得了一时,甚至逃得了几年,然而他们迟早拿你归案。


总是在夜里--逮捕一例发生在夜里。你猛可里从梦中惊醒,一只粗糙的手推搡你的肩膀,灯光直照你的眼睛,一圈冷酷的脸孔围在床边。绝大多数案件没有审判,也不给人说逮捕的消息。人仅仅失踪了事,而且总是在夜间。户口里刷掉了你的名字,档案里抹去了你的活动,你过去的存在变成了虚无,遭到了忘却。他们取消了你,消灭了你--用惯常的说法,这就叫蒸发。


刹那间他变得歇斯底里起来。他开始匆忙地胡乱涂写道:


他们会枪毙了我我不在乎他们会从后脑勺枪毙我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他们总从后脑勺枪毙人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


他靠到椅背上,有点替自己难为情,便放下了笔。接着,他又开始狂乱地写下去--就在这时,有人敲响了门。


这就来啦!他像老鼠一样坐着,徒然巴望敲了一下,好歹就会走开。可是没有,那门又敲了一声。这样拖下去,可是最糟糕的啦。他的心跳得像打鼓;然而习惯成自然,他的脸上八成还是漠然的一团。他站起身,沉重地向门口挪了过去。



温斯顿刚刚碰着门把手,便看见他竟把日记本摊开来留在了桌上。本子上写的满是打倒老大哥,字写得大极了,在房间另一端也看得清清楚楚。岂有此理,他竟干出了如此蠢事!然而他也明白,纵然惊慌失措,墨水未干可也不兴合上本子。他可不想弄脏那细腻的纸张。


他吸一口气,打开了房门。顿时,一股如释重负的暖流涌遍全身--站在门外的,原来是个苍白衰老的妇人,头发稀稀疏疏,满脸皱纹累累。


"呃,同志,"她讲话的声音有气无力,咕咕哝哝。"我想,我听你回来啦。你呃,能不能来一趟,看看我家厨房水池子。好像堵啦,我……"


这是帕森斯太太,温斯顿同层楼一个邻居的老婆。("太太"这词儿,党是不大主张用的,不管对谁,你都得叫"同志"才行。可有那么一些妇人,你总会本能地叫一声"太太"的。)这妇人有三十岁,看样子却要老许多。看她那张脸,皱纹里仿佛尽是些灰泥。温斯顿就跟着她,往走廊另一边走过去。这种业余修理的活儿恼人得很,几乎每天不断。胜利大厦还是一九三○年左右盖的,已经太老啦,简直就坍成个瓦砾堆。天棚墙壁不断掉皮儿,遇上霜冻,水管准裂;碰着下雪,房顶准漏。至于暖气,要么烧得半死不活,要么索性关闭了事--他们说这是为了节约。修修补补,除非你能自己动手,只能求得个冷漠的委员会批准才能行--单为修理一扇玻璃窗,它有本事给你拖上一两年。


"当然啦,全怪托姆不在家,"帕森斯太太讷讷地说。


帕森斯家比温斯顿家大,那种邋遢像也另有一套--一眼看去,所有东西全都给人捣毁砸烂,活像刚有头狂暴的巨兽光临过。各色的体育用具满地都是:曲棍球棒,拳击手套,足球爆了胎,一条汗津津的短裤里子朝外。桌上丢着堆脏碗碟,和几本破烂练习本。满墙挂的是些青年团跟侦察队的红旗,还有张巨大的老大哥画像。跟整座公寓一样,房里照例一股子清煮白菜味儿;然而在这个人家,空气里还弥漫着一种更加刺鼻的汗臭。发出这股子汗臭的人如今不在家,这一点只消闻一下就知道--虽然很难说清为什么。另一间房里,有谁拿木梳垫张大便纸吹喇叭,学着电幕上还在播放的曲子奏军乐。


"孩子们在那儿,"帕森斯太太说着,战兢兢朝那扇房门看了一眼,"他们今天没出去。当然啦……"


她总习惯把后半截话咽进肚子里。厨房的水池满是脏兮兮的绿水,几乎漾到了池外,那味道比白菜还难闻。温斯顿跪下来,查看水管的接头。他讨厌用手,也不愿意弯腰,这老害他咳嗽。帕森斯太太帮不上忙,只好在一旁傻看。


"当然啦,托姆在家,一下子就能修好,"她说,"他就爱干这事儿。托姆手才巧哩,他可真是……"


帕森斯是温斯顿真理部的同事。他身材肥胖,头脑愚笨,然而积极肯干,有的是低能的热情--这样的人,盲目忠诚,勤勤恳恳,是党维持安定团结的第一靠山,连思想警察也只好退居二线。在三十五岁上,他刚刚不情不愿退出了青年团;其实升级到青年团之前,他就不管超龄,生生在侦察队里多赖了一年。在部里,他担任个什么低级职务,不花脑子,却管着体育委员会,还兼任所有集体野游、自发示威、厉行节约、加班献工之类委员会的头目。他会抽着烟斗,带着种宁静的洋洋自得,告诉你过去四年里,他每个晚上都参加了街道活动中心的活动。不管他走到哪儿,都有股子排山倒海的汗味儿跟着他,无形中证明了他生活的狂热--甚至他已经离开,这汗臭依然挥之不去。


"有扳手么?"温斯顿摆弄着接头的螺帽。


"扳手,"帕森斯太太一下子软了下来。"呃,不知道,真的。没准儿孩子们……"


接着是一阵脚步杂沓,伴着木梳吹出的军乐,孩子们冲进了起居室。帕森斯太太拿来扳手,温斯顿放掉脏水,忍着恶心把堵住水管的一团头发掏出来。他就着水龙头的冷水尽量把手洗干净,回到起居室里。


"举起手来!"有人恶狠狠地嚷了一声。


一个九岁男孩子从桌子后边突地蹦了出来。他长得挺漂亮,然而一脸凶横,拿了支玩具手枪,朝温斯顿直比划。他的妹妹要小两岁光景,也学哥哥的样子做,手里拿的是根木头棍儿。他俩灰衬衫,蓝短裤,系着红领巾,这是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把双手高举过头,心里挺不踏实--看那男孩的动作凶巴巴,一点儿没有玩游戏的意思。


"你个叛徒!"男孩子叫道。"你个思想犯!你个欧亚国特务!我毙了你,我蒸发你,我送你去开盐矿!"


他俩突然间在温斯顿的身边上窜下跳,一片声乱嚷:"叛徒!""思想犯!"小丫头每个动作全学着哥哥样子做。这两个孩子真有点吓人,好比两个虎羔子跳来蹦去,转眼就会长到张嘴吃人。那男孩子满脸专横的凶相,毫不掩饰渴望着对温斯顿拳打脚踢,也明知就快长到有这样的本事。温斯顿想,幸好他手里的那支枪不是真家伙。


帕森斯太太惴惴不安,把目光在温斯顿跟孩子的身上转来掉去。起居室里亮得很,温斯顿饶有兴致地发现,敢情她脸上的皱纹里还真有灰泥。


"这俩孩子真闹人,"她说。"没看成吊死人,挺不乐意的,就这么闹。我太忙啦,没法带他们去,托姆下班又赶不上趟。"


"干吗不叫我看吊死人?"男孩子高声吼道。


"要看吊死人!要看吊死人!"小丫头跳跳蹦蹦,一边嚷道。


温斯顿记起来,有几个欧亚国的战俘犯了战争罪,今晚要在公园给绞死。这种事每月都得来一回,而且总是人山人海地看热闹。小孩子更是吵着大人,带他们去瞧吊死人。温斯顿跟帕森斯太太道了别,就往门口走;没等他在走廊里走几步,后脖梗早着着实实挨了一下子,如同一根红热的铁丝戳进了肉里。他扭过头,正来得及瞧见帕森斯太太把儿子拽进屋,那孩子还在把个弹弓揣起来。


"戈德斯坦!"房门关上的时候,那孩子还在乱嚷。然而最叫温斯顿惊异不迭的,倒是那妇人灰蒙蒙的脸上一片无助的惊恐。


回到房里,他迅疾走过电幕,重新坐回桌前,一面还摩着脖梗子。电幕上的音乐早停了下来,换了个简截干脆的军人嗓音,语调狰狞,读的是一篇刚设置在冰岛跟法罗群岛之间的什么新型浮堡的报道。


他心里想,带着这样的孩子,那可怜的妇人整日价准得活得惨兮兮。过上一两年,他们就得没日没夜监视她,看她有没有思想不正统的蛛丝马迹。如今这世道,差不多所有的孩子全都招人怕。最糟的是,依靠侦察队之类的组织,他们给系统地变成无羁无绊的小野人,却绝不至于对党的规矩稍有忤逆。对党和跟党有关的一切,他们盲目崇拜;唱歌,游行,旗帜,野游,耍假枪,喊口号,崇敬老大哥--在他们眼里这一例是好玩的游戏。他们全部的凶残斗狠,给怂恿得发泄无遗,对准了国家公敌,对准了外国佬、思想犯、叛徒跟破坏分子。只要你活到三十多岁,害怕自己的孩子就成了正常现象--其实这很容易理解,因为难得有哪个星期,《泰晤士报》不登上篇报道,讲什么偷听谈话的小密探,窃听到父母的坏话,就向思想警察揭发了--这样的孩子,一般是叫做"小英雄"的。


挨的那下弹弓不那么疼啦。他半心半意拿起笔,不晓得是不是还想得起什么,能给他写在日记里。突然间,他再次想起了奥勃良。


几年以前--有几年?准有七年了--他曾经梦见在一间漆黑漆黑的屋里走。有什么人坐在他旁边,在他走过去的时候就说:"我们会在个没有黑暗的地方再见的。"话说得相当平静,几乎漫不经心--是陈述,不是命令。他一径走下去,甚至没有停脚。真怪,当时在梦里,这句话他根本没注意;只是过了一段时间,话里的意义才慢慢显露了出来。他早记不得初次见到奥勃良是在何时,做梦前还是做梦后;他也记不得什么时候,他竟听出那是奥勃良的声音。然而毕竟,他听出了这声音。真的是奥勃良,在黑地里跟他说了话。


温斯顿一直没办法确定奥勃良是朋友还是敌人,即便今早,两人目光一闪,他依然无法断定。不过这没有什么要紧--他们建起了相互理解的纽带;比起人间的感情,比起相同的政见,这一点都来得格外重要。"我们会在个没有黑暗的地方再见的"--他就是这样说的。温斯顿不晓得话里的意思,只知道无论如何,这句话一定能实现。


电幕上的声音停了下来。污浊的空气当中,响起了一声清晰悦耳的喇叭。讲话的人粗声粗气说下去:


"注意啦!请注意!现在收到马拉巴前线发来的报道。我军在南印度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受权宣布,由于我们报道的行动,战争的结束指日可待!报道如下……"


温斯顿想,坏事儿来啦。果然,先是鲜血淋漓地描述对欧亚国军队的屠戮,报告大量杀伤俘获的人数,而后便宣布,从下周开始,巧克力的定量供应从三十克减到二十克。


温斯顿又打了个嗝儿。杜松子酒劲儿已经消失,心里只剩了种沮丧。那电幕猛然播起了《这是为了你,大洋国》--或许为的是庆祝胜利,,或许是打算压一压减少巧克力供应的记忆。照理这会儿得立正如仪;不过他呆在这里,也没人瞧得见他。


现在轻音乐替代了《这是为了你,大洋国》。温斯顿走到窗前,背对着电幕。天依然是湛蓝冰冷,远远的什么地方炸了颗火箭弹,声音闷雷一样,激起隆隆的回声。像这样的爆炸,眼下每周在伦敦总有个二三十次呢。


下面的街道上,风来回吹动着那张扯破的海报,英社那个词儿,一会露出来,一会又给盖住。英社。神圣的英社原则。新话,双重思想,变易无常的过去。他只觉得,自己仿佛在海底的丛林之中彷徨,在魔怪世界里迷失了方向,而他自己便是个怪物。他孑然一身。过去已经死亡,未来则无法想象。谁断定得了,哪怕有一个活生生的人,肯站在他的阵营?谁搞得清楚,党的统治会不会永世长存?于是,真理部白墙上的三句标语映入眼帘,像在给他个回答:


战争就是和平


自由就是奴役


无知就是力量


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枚两毛五分钱硬币。在这硬币上面,同样用清晰的小字,刻着这三句口号;硬币的另一面,便是老大哥的头像。甚至在硬币上,老大哥的眼睛也在盯着你看。这头像给闹得满世界都是--硬币上,邮票上,旗帜上,海报上,书籍封面上,香烟盒子上--真是无所不在。那眼睛总是死死盯着你,那声音总是紧紧围着你。你睡觉也罢,醒来也罢,工作也罢,吃饭也罢,在家也罢,出门也罢,洗澡也罢,上床也罢--全都是无可逃避。一切的一切,再也不属于你啦--除去脑壳里区区几立方厘米的空间,那还算得上你的领地。


太阳开始斜仄,真理部大楼那数不清的窗户照不到阳光,黑洞洞的,仿佛堡垒的枪眼一般狰狞。面对这金字塔般的庞然大物,他的心不由得一阵畏缩。它过于强大,无懈可击。一千发火箭弹,也没法将它摧毁。他重又开始诧异,这日记究竟是为谁而写。为将来罢,为过去罢--为一个想象出来的时代罢。然而横陈在他面前的,并不是死亡,而是消灭。日记会变灰,他会被蒸发。他写的东西惟有思想警察会读到,而后,他们会把它从现实和记忆当中抹干净。要是你自己,甚至你在纸片上涂画的只言片语,都绝无实际存在的迹象,向未来呼吁又哪有可能?


电幕敲了十四点。他必得在十分钟以内离开家,十四点三十分就要上岗工作啦。


怪得很,这报时的钟声仿佛让他抖擞了精神。他,一个孤独的鬼魂,宣示了一个真理,却没有人能听到。然而他毕竟宣示了出来;在某个晦暗的意义上,这便维护了一种连续性。用不着让旁人听到你,只消坚持心智健全,便是延续了人类的传统。他回到桌前,蘸了蘸笔,又写道:


致未来,致过去,致思想自由的时代,人们千差万别、不再相互隔绝的时代--致真理长存、存在不能化为非存在的时代:


划一的时代,隔绝的时代,老大哥的时代。双重思想的时代--向你们致敬!


他心里想,他已经死掉啦。仿佛惟有现在,当他能够将自己的思想表述清楚,他才采取了决定性的一步。每一行动的后果,都包含在这一行动当中。他便写道:


思想罪并不会导致死亡。思想罪就是死亡。


如今他既已认识到自己是死人,要紧的便在于尽可能长久地生存下去。他右手的两个指头沾上了墨迹,恰便是这样的细节最会暴露了他。部里有哪个热心的包打听(没准儿是个女人,像那浅棕发的小个子,或小说总局那个黑发姑娘),怕早开始犯魂儿:大中午的歇晌儿么,他干吗写东西,还用支老式的钢笔,他写的是什么?--而后,便好向有关当局露上点口风。他便到浴室,拿块褐色的粗肥皂,细心地把墨迹洗得干干净净。这玩意儿蹭到皮肤上粗得像砂纸,派这个用场倒是满合适。


他把日记簿放到抽屉里。企图藏起它来,根本就是徒劳;然而至少他还能断定,是不是有人发现了他的日记。在书页里夹根头发,这太嫌招摇;他便用手指尖,拈了颗看不见的白色土粒儿,放在封面的一角。谁动了本子,这粒尘土准得掉下来。



温斯顿梦见了妈妈。


妈妈失踪那会儿,他该有十岁,或者十一岁。她个子又高,长相又美,寡言少语,动作缓慢,一头漂亮的金发。至于爸爸,他的印象就更加模糊,只记得他黑黑瘦瘦,总是齐整整的一身黑衣服,戴着眼镜。温斯顿竟然还记得,爸爸的鞋后跟来得特别薄。显然,他们俩在五十年代的第一次大清洗当中,就给吞噬掉了。


如今,妈妈就坐在他身下什么挺深挺深的地方,怀里还拥着他的小妹。他的妹妹早给他忘得一干二净--除去记得她还是婴孩那会儿,长得羸弱瘦小,总是一声不响,一双大眼睛戒心十足。她们两个,全在那深处仰头看着他。她们身在地下,像是井底,又像是深不可测的坟茔--然而这地方已经极深极深,却还在沉落下去。她们给困在艘沉船的大厅,透过黑沉沉的海水仰头看着他。大厅还残留着空气,他们还彼此望得见;然而她们不断向下沉,沉落到绿色的海水里。用不了多久,海水便会将她们吞吃个干净。他享受着光明,占有着空气;她们却被吸下去送死,她们沉下去正是因为他留在了上面。这一点他清楚,她们也清楚;看她们的脸色,就知道她们一定是明明白白。然而她们的脸色和心情,都绝无嗔怪,单知道她们必得死去好让他活,这是事物的一个无可回避的规律。


他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然而在梦里,他晓得从某种方面讲,妈妈和小妹是为他牺牲了性命。有这样一种梦,梦境的特征样样俱全,同时却延续着人的精神生活;在这样的梦里,你会意识到一些事实,一些想头,在醒来以后,它们依然显得新鲜可贵。温斯顿的梦便是如此。现在他猛然悟到,妈妈死了,死了快三十年,这样的事情真是可悲可哀,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此类的死亡已经绝无可能。他知道,悲剧云者只属于古代,那时还存在着私情、爱情和友情,一家子相濡以沫,也不问个理由。想起妈妈,他就会心如刀绞;因为他知道,她由于爱他,才自蹈死地。那会儿他年幼自私,又不晓得以爱相报。同时,她仿佛也因了种隐秘坚贞的忠诚而赴死,然而对此,他的记忆全不分明。他明明见到,如今这样的事情再碰不着啦。今天有的是恐惧、仇恨和痛苦,却绝无情感的尊严,绝无深切复杂的悲哀。所有这些,他倒是见诸妈妈和小妹的大眼睛--她们的眼睛透过绿色的海水仰视着他,早沉落了千百噚深,可还在继续往下沉。


突然间,他就站到了一片低矮松软的草坪上。这是个夏日的傍晚,西斜的阳光把大地染成了一片金色。他看见的这番景致,经常出现在梦里,闹得他几乎没法确定,现实里是否见过它。梦醒以后想起来,他便把它叫做黄金国。这是片古老的牧场,给兔子啃得七零八落,一条踏出的小径横穿其中,这里那里尽是鼹鼠拱出的小丘。草地对面,一片参差的树丛,榆树的枝条伴着微风轻盈摇摆,一簇簇树叶轻轻颤动,仿佛女人的秀发。手边附近,藏着条清澈的小溪轻轻流,柳荫下的水潭里,还有鲤鱼游来游去。


那黑发姑娘穿过草地,向他走了过来。只消那么一动,她就脱掉了衣服,轻蔑地丢在一旁。她那身体白皙光滑,然而引不起他的欲望,他甚至没向她看上几眼。那时他满心敬佩的,是她脱掉衣服的动作,优美雅致,漫不经心,然而却仿佛消灭了全部文化和思想体系,犹如单单把胳膊潇洒地一动,老大哥、党跟思想警察全都给扫除到九霄云外。这样的动作,同样属于久远的古代。他喃喃念着"莎士比亚"这个词,从梦中醒了过来。


原来是电幕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啸,还依样持续了三十秒钟长。这是零七点十五分,白领职员们该起床啦。温斯顿把身子拖下床;他赤裸着身子,谁让外围党员一年只发给三千张布票,买套睡衣还得花上六百张呢。他从椅子上,扯过一条脏兮兮的背心,还有条短裤。再有三分钟,体操就要开始啦。这时,他弯腰剧烈咳嗽起来,每次起床不久,这样的咳嗽几乎就是必不可少的节目。他咳呀咳的,直到肺腔子咳得空空荡荡,闹得他只好躺回到床上大口喘气,这才算把呼吸恢复了过来。这阵子咳嗽,直叫他静脉贲张,脚脖子也刺痒起来。


"三十到四十岁组!"一个女人刺耳地嚷了一声。"三十到四十岁组!请站好啦,三十到四十岁的!"


温斯顿跳到电幕前面,来了个立正。电幕上早出现了个年轻女人,瘦骨嶙峋的,然而刚健有力,身穿紧身上衣,脚蹬体操鞋。


"伸展运动!"她高声叫道。"跟着我做。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来,同志们,精神点儿!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那场大梦在温斯顿心里留下的痕迹煞是强烈,咳嗽大发作带来的痛苦也未能赶它出去,体操有节奏的动作倒有点恢复了它。他机械地将胳膊前后摆动,脸上是做操时必得挂着的惨笑,心底里却拼了命把思绪扯回孩提时晦暗的回忆。这样的努力艰难之极,因为五十年代之前的一切,早渐渐消失了影踪。一旦缺乏具体的记录给你参照,连你平生的概况也不再清晰可及。你记得的什么事情甚或从来未有过,你记得的某些细节却想不出当时的氛围,另一些时期干脆就是漫长的空白,简直想不起任何东西。所有的一切,全都彻底变了样啦。甚至国家的名称,还有它们在地图上的形状,都已经截然不同。举个例罢,一号机场,当初才不是这个名儿--那会儿叫做英格兰,或者不列颠--虽然他确实晓得,伦郭可是一直叫伦敦。


温斯顿没法子确切地记得,他的国家有哪一天不在打仗;不过显然,童年时他也曾经历过很长时期的和平。因为他还记得小时候,碰上一次空袭,真真让所有人着实大吃了一惊。或许就是那次,原子弹给投到了科尔切斯特。空袭是什么样子,他已经记不清楚,只记得爸爸抓着他的手往地下赶,不断地赶,直走到地下什么挺深的地方。他们绕呀绕地走一条螺旋台阶,直到他两腿发酸,哭哭啼啼,才算停下脚来歇口气。妈动作慢得如在梦中,远远跟在后面,还抱着他的小妹--也没准儿她抱的不过是几条毯子,闹不清那会儿小妹是否生了下来。最后他们到的地方喧闹嘈杂,拥挤不堪,他认出原来是个地铁站。


地铁站石板铺地,人们坐了个满满登登。旁的人同样挤成一团,坐在双层铁床上面,一个高过一个。温斯顿和爸妈在地上找了个位置,旁边便是一对老人肩挨肩坐在铁床上。老头儿身上的深色衣服还算齐整,一顶黑布帽推到后脑勺,露出雪白雪白的头发。他满脸通红,蓝莹莹的眼睛热泪盈眶。老头儿浑身杜松子酒气,看那样子,仿佛他的皮肤排出的不是汗倒是酒,连他眼里涌出的泪水也像是纯酒。不过他纵然略有醉意,却有着什么真切难忍的悲恸。温斯顿那会儿满心童稚,只知道出了件骇人的事,无法原谅,也无可补救。他恍惚间知道出了什么事。老头儿心爱的什么人给杀死了--或许是他的小孙女。每过几分钟,他就说一遍相同的话:


"信他们做啥?我就说嘛,他妈,是不?信罢信罢,就这德性!我就说嘛,信那帮肏性做啥?"


可不该信哪帮肏性,温斯顿却记不得啦。


就从那时开始,战争没有一天停止过。不过严格地讲,进行的还不总是同一场战争。在他孩提时,伦敦城曾有过几个月乱糟糟的巷战,其中的一些他至今记忆犹新。然而想摸清那时期的历史,比方说谁在什么时候跟谁打仗,却根本办不到,因为绝无白纸黑字的记录,绝无信誓旦旦的言语,提及还有什么别样的联盟。比方说现如今,是一九八四年(要是真是一九八四年的话),大洋国跟欧亚国打仗,跟东亚国结盟。公开声明也罢,私下谈话也罢,谁也没承认过,这三巨头什么时候还有过别样的组合关系。可其实,温斯顿就知道,迟至四年以前,大洋国便是跟东亚国打仗,跟欧亚国结盟。这全怪他的记忆没有控制好,一些知识碎片偷偷留了下来。在政府嘴里,盟国可是从未改变过。大洋国在跟欧亚国打仗,由此推之,它也便一直在跟欧亚国打仗。眼下的敌人一例代表了绝对的邪恶;因之无论过去,无论将来,都绝无跟它达成一致的任何可能。


他痛苦地把肩膀使劲向后挺。与此同时,他得把手放到屁股上,从腰部往上把身体旋转起来,他们说这节体操对后背的肌肉有好处。他这样做着,一面成千上万次想,可怕的是,可怕的是没准儿他们完全对。要是党能够把手伸到过去,能够说这事那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难道这不是比起拷打处决更骇人?


党说,大洋国从来没跟欧亚国结过盟。而他,温斯顿·史密斯,却晓得迟至四年以前,大洋国便跟欧亚国结过盟。可这种知识倒是在哪里呀?只是在他的意识里,不过要不了多久,他的意识好歹得给人家消灭。要是旁人全相信党撒的谎--要是所有记录全都是众口一词--那这句谎话可就写进了历史,变成了真理。党有句口号,道是:"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从性质上论,过去自然是可以改变,然而还没有人改变得了它。凡是现在正确的事情,自会永远正确。这些全都是易如反掌。需要你做的,惟有不断战胜你的记忆而已。他们把这叫做"现实控制";拿新话来讲,就叫做"双重思想"。


"稍息!"女教练叫了一声,腔调也和气了一点。


温斯顿放下胳膊,慢慢将空气吸回肺腔去。他的思绪,早滑进到双重思想迷宫般的世界里去。知道一切,又一无所知;通晓真情,又把谎撒得圆;混淆是非,无视矛盾;运用逻辑来对抗逻辑,吹嘘道德又弃绝道德;视民主为妄想,又相信党捍卫民主;该忘的抛到脑后,该想的召之即来,而后再迅疾忘它个干净--而特别是,把这样的过程就用在过程上面去。真叫妙不可言:有意进到无意识当中,却不去意识到刚刚进行了催眠。即便要弄懂"双重思想"这个词,也得用上点双重思想才行呢。


女教练又叫他们立正啦。"看谁够得着自己的脚趾头!"她热情得很。"从臀部弯下去--来呀,同志们!一--二!一--二!……"


温斯顿恨透了这节体操,它老是害他从脚后跟直疼到屁股,到头来准又闹得一阵咳嗽。方才的沉思带给他不少欢愉,现在也一扫而光。他心里想,过去不光遭到了改变,简直遭到了毁灭。因为纵然过去的事实极端明显,若除你的记忆而外毫无记录,这样的事实又何能确定?他试着回忆,第一次听人说起老大哥是什么时候。一准在六十年代的哪一年,然而根本没办法断定。不用说,在党史里面,老大哥打从革命之初,便是革命的领袖和卫士啦。他的丰功伟绩逐渐往回推,已经到了三十和四十年代那个传说时期,那时资本家依然戴着奇形怪状的高礼帽,坐着乌光锃亮的汽车,或者镶了玻璃的马车,在伦敦街头招摇过市。这样的传说几分真切,几分虚构,只有鬼知道。温斯顿甚至记不得,党打从哪年哪月开始存在。他相信一九六○年前,他从来没听过英社这个词,不过也有可能,那会儿流行的是老话的词儿,叫做"英国社会主义"。一切都融解在云雾当中。其实有时候,确定一句谎话简直易如反掌--比方说罢,党史书宣称党发明了飞机,然而他记得,他孩提时飞机就已经有啦。可是--你无法证明一切呀。从来没有过任何证据。他平生只有一次,他把一件无可置疑的书面证据抓在了手中,足以证明一个历史事件出于窜改。那时候……


"史密斯!"电幕上那泼妇般的嗓子尖叫道。"6079号,w. 史密斯!对,就是你!再弯低点儿!你能做得更好。也不试试!再低点儿!这样好多啦,同志。现在--全队稍息!大家看我做!"


温斯顿猛可里大汗淋漓,可脸色仍然是莫测高深。绝不能显得沮丧!绝不能显得不满!只消眼光一轮,就算把你给交待啦。他就站在那里,瞧女教练把胳膊高举过头,而后弯下身子,把手指尖触到了脚趾。那动作算不上优美,然而颇有些简洁利落劲儿。


"就这样,同志们!我要看你们全都这样做。再看我做一遍。我三十九岁啦,还有四个孩子。可是看!"她又把身子弯下去。"你们看,我的膝盖可一点儿没弯。只要肯做,你们也做得到!"她挺直身子,接着说。"只要不超过四十五岁,全能碰到脚趾。我们不全能上前线光荣作战,可我们全能把身体练得棒棒的!想想马拉巴尔前线的孩子们!再想想浮堡里的水兵们!想想他们忍受的是什么!现在再来一遍!好多啦,同志,确实好多啦,"她见温斯顿猛地俯身,膝盖毫不弯曲,终于触到脚趾,便鼓励他一句。这么多年,这可是他头一次做到呀。




一九八四4-6



温斯顿不禁深深叹了口气。随它电幕就在身边好啦,可碍不着他开始工作的时候总要叹一声。他把听写器拉过身边,吹掉话筒上面的灰尘,戴上了眼镜。办公桌右手边的气动管,已经传过来四个小纸卷儿;他就把它们展开来,夹在了一起。


办公间的墙上有三个孔洞。听写器右边的叫做气动管,专门传递书面文件;左边的那个大一点,用来传递报纸。侧墙的那个伸手可及,是条长方形的大裂缝,裂缝上面还罩着铁栅,专门用来处理废纸。这样的裂缝,大楼里足有成千上万,每个房间自然必须具备,每条走廊隔不远也得来上一个。这裂缝外号叫做记忆洞,这是颇有些理由的--一旦谁知道某些文件该毁掉,甚至谁发现身边扔了块废纸,一个自动的反应,便是掀开身边的记忆洞盖子,把它丢下去。这便有一股暖热的气流,把它卷进了大熔炉里--这熔炉是藏在大楼底部的什么地方的。


温斯顿看一下他展开的四张纸条。每张纸条,全写着一两行简短的指示,用的是部里内部使用的缩略隐语--这还不是真正的新话,然而包含了不少新话的词儿。纸条上写道:


泰晤士报17.3.84 bb讲话误报非洲改正


泰晤士报19.12.83预报3年计划83年4季误排改正近期数据


泰晤士报14.2.84富部误引巧克力改正


泰晤士报3.12.83报道bb命令双加非好提非人全部另写存档前复审


温斯顿把第四条指示放在一边,心里隐隐有点得意。这工作挺复杂,也需要点责任心,该留到最后去干。其它的三件倒全是例行公事,虽然第二件得查找一批数字,或许会有些单调乏味。


温斯顿在电幕上拨下了"过期资料号码",要了相关各期的《泰晤士报》。没用几分钟,气动管便把他要的报纸送了出来。他接到的指示,要求为了这样那样的理由,必得修改--拿政府的话讲,必得改正有关的文章或新闻。举个例罢,三月十七日的《泰晤士报》报道老大哥前一天的讲话,预言南印前线将无战事,欧亚国很快会在北非发动进攻。可事实上,欧亚国的最高统帅部打起了南印,北非倒是剩了下来。这就得重写老大哥讲话的那一段,好叫他的预言跟实际的情形相符合。还有,十二月十九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一九八三年第四季度(也就是第九个三年计划的第六季度)各类消费品产量的政府预测。而今天的报纸登出了实际产量,闹得预测中的每个数字全错到了九霄云外。温斯顿得改正起先的数字,叫它们跟后来的数字相符合。至于第三条指示,说的是一桩小错,实在简单之极,改过来都用不了几分钟。近在二月份,富裕部还赌神发誓(政府之所谓"明确保证")地说,一九八四年绝不降低巧克力的定量供应。其实,温斯顿也听到啦,就在这个周末,巧克力的供应量就会从三十克降到二十克--而他要做的事情,不过是编上一句警告,说是可能需要在四月的什么时候降低供应,把原来的保证替掉就是了。


温斯顿每处理完一条指示,便把听写器写好的更正夹在相应的那份《泰晤士报》上,推进气动管里去。而后,他再把原始的指示,连同他做的所有备忘,揉成个纸团儿,丢进记忆洞里听任火焰吞噬--他尽量把这个动作,做得仿佛下意识的习惯。


这气动管最后通向个看不见的迷宫。至于那迷宫里出了什么事,详细的情形他并不知道,然而大略的情形毕竟了然于心。任何一期的《泰晤士报》若需要改正,需要将有关的材料汇集核对,该期的报纸便要重印,销毁原来的版本,将改正后的版本存档。修改的工作就这样不断进行;而修改所及,也不限于报纸。举凡书籍、杂志、小册子、海报、传单、电影、音带、漫画、照片--总之,只要一种文献资料可能具有政治性,或者意识形态的意义,其修改的命运便概莫能外。过去,时时刻刻都遭到翻新;于是党的每个预言,全获得文献的佐证。新闻也罢,观点也罢,只要有悖于当前的需要,绝不容残留在记录里。历史变成了一张羊皮纸,可以按照需要擦净重写。这样的工作一旦完成,便绝无证据可以证明,发生过任何伪照历史的事情。其实记录总局里顶大的处,比温斯顿工作的处大许多,那里工作人员的职责,便是搜寻、收集所有该被替换销毁的书报文件。由于政治联盟发生变化,由于老大哥做出错误的预言,一期《泰晤士报》能够改写十几次,存档时却依然注明原来的日期,绝无与此相悖的其它版本。同样,书籍也是一再回收重写,而后重新发行,并且绝不承认任何的改动。即便温斯顿收到的书面指示,也从不明确要求他干伪造文件的勾当,甚至连暗示也不做。那上面总是说,为了保证准确无误,必得纠正有关的差错、失误、误排和误引--就是这样的指示,在处理过后他也是即刻毁掉的。


温期顿着手修正富裕部的数字。其实,这又算得上什么伪造--一桩没意义的勾当换了另一桩而已。经你处理的材料,多半跟现实世界毫不相干--真的,连直捷的谎言,跟现实也有点关系呢。论起异想天开,从前的统计数字跟修改后的版本半斤八两,高下难分。多半它们干脆就是想当然尔。举例说罢,富裕部预计,这个季度鞋子能够做出一亿四千五百万双。可事实上,鞋子仅仅做出六千二百万双--而温斯顿呢,他把富裕部的预测改成五千七百万双,好跟往常一样,宣布超额完成了计划。可真格儿的,六千二百万绝对不比五千七百万或者一亿四千五百万更接近实际。没准儿,从来没生产过一双鞋。更可能的是,谁也不清楚生产了多少,这样的屁事哪有谁操心。人们只知道,纸面上每季度做出的鞋子数也数不清,可大洋国总该有一半人口打赤脚。所有记录下的事情,无巨无细,都莫不如此。一切全逐渐消失在幻影当中,到头来,连现在是哪年哪月,也叫你没法确定。


温斯顿朝大厅的对面瞟了一眼。那边跟他相对的办公间,有个家伙不停手地工作。他名叫提洛森,小小的个子,长相刻板,下颏黧黑。只见他一卷报纸放在膝头,嘴巴紧贴着听写器的话筒,看那模样,仿佛除去电幕跟他自个儿,他就生怕旁人听他说什么。他抬了抬头,温斯顿便瞧见他的眼镜朝这边飞也似地一闪,其间俨然充满了敌意。


温斯顿对这个提洛森总是闹不清,也不了解他到底做的什么活儿。记录总局的人,对自己的工作总宁愿三缄其口。这狭长的大厅没有窗户,一溜两排办公间,纸张的沙沙声,跟朝着听写器讲话的呢喃声,就没有停止过。然而有十多个人,温斯顿甚至说不出名字,尽管老见他们在走廊里忙上忙下,在两分钟仇恨时挥手拊掌。他知道隔壁办公间那个棕发小个儿女人,整天价辛辛苦苦,只是在报上搜寻那般蒸发掉的人名,而后删除了事--因为这样的人,人家认为压根儿就没存在过。这工作由她来做挺合适,她丈夫便在两三年前给蒸发掉了。再隔上几个办公间,有个人名叫安普福思,此公耳朵毛茸茸,神情晕乎乎,性格温顺,拖拖沓沓,可耍起韵脚跟格律来,那才华却叫人瞠目结舌。有些诗作在意识形态方面可厌有害,然而因为什么原因还需留在诗集里,他的工作便是删改这些诗作,编成所谓定本。瞧这个大厅,足有五十人在工作,可论起记录总局庞大的机体,它不过是一个处,一个小小的细胞。楼上楼下,身前身后,还有嗡嗡营营的一大群人,他们的工作五花八门,叫你想也想不出来。有个老大老大的印刷车间,车间里配备有编务人员,排印专家,还有个设备精良的暗室,专干伪造照片的勾当。有个电视节目处,配备了工程师,制片人,和一批特殊选定的演员,专门擅长模仿旁人的声音。还有一大群资料员,专门开列该收回的书刊目录。再加上庞大的档案库存放改正了的文件,藏在暗处的锅炉销毁原件--还不必说一批匿名的领导藏在这里那里,协调整个工作,决定政策路线,确定历史的这部分应该保留,那部分应该窜改,还有哪个部分索性删个一字不剩。


然而归根结底,记录总局不过是真理部的一个部门。真理部的主要工作,还不是重新编出个过去来,而是给大洋国的公民提供报纸,电影,教科书,电视片,以及戏剧跟小说--只消你想得到的信息、教育和娱乐,从雕像到标语,从抒情诗歌到生物论文,从孩童拼字课本到新话辞典,都在真理部的生产范围内。而且,该部也不光要满足党五花八门的需求,还得如法炮制一套低级的货色,给无产者享用。这便另外需要一整套部门,生产无产者的文学、音乐、戏剧和普通的娱乐。其产品包括垃圾小报,报上的内容一例是体育花边,暴力犯罪,星象算命;还制造刺激的廉价小说,肉欲横流的电影,感伤淫靡的小调--给这种小调作曲的,全是种用万花筒拼凑曲调的机器,叫做作曲机。甚至有一个处,便是新话所谓色处,专门生产顶顶低级的色情小说,密封发送,除去色处的工作人员,其他党员一律不得阅读。


温斯顿工作的时候,又有三条指示从气动管给送了出来。然而这些工作简单得很,他赶在两分钟仇恨打断工作之前,便已经处理完毕。仇恨之后,他赶回办公间,从书架上取下新话辞典,把听写器推到一边,擦擦眼镜,开始做他今天上午主要的工作。


温斯顿平生最大的乐事是工作。他的工作多半是些例行公事,乏味得很;然而也有那么几件工作,却极尽困难复杂,像面对数学难题一样叫人嗒然自忘。这便是些精细的造假工作,除去对英社原则的了解,加之对符合党要求的措辞的估计,你就找不到任何指导。温斯顿对这类的工作才叫得心应手,有时他竟然给人要求,改正《泰晤士报》全用新话写成的社论。他展开早先放在一边的指示,那上面写的是:


泰晤士报3.12.83报道bb命令双加非好提非人全部另写存档前复审换成老话(也便是标准英语)来讲,可以译成:《泰晤士报》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日老大哥命令的报道极为不妥,因其提及不存在的人。全部重写,并在存档前将草稿送交上级审查。


温斯顿把这篇犯忌的文章读了一遍。老大哥那日的命令,主要是在表扬一个组织的工作。这组织名叫ffcc,任务是为浮堡的水兵供应烟卷和别的消费品。一个核心党的高级党员,名叫维泽斯同志的,给老大哥特别表扬一番,还授给他一枚二级功勋勋章。


过了三个月,ffcc没来由突然给解散。维泽斯跟他那帮同事如今肯定已经失宠,然而报纸电幕全未有过任何的报道。这倒在意料之中,因为对政治犯,通常不搞什么公审公判。成千上万人的大清洗,公审叛徒思想犯,叫他们可怜兮兮地坦白认罪,而后处决了事,诸如此类的特别展品两、三年才好拿出一遭。更经常的情形是,那般讨党厌的人就这么失去了踪影,再找不到下落。他们出了什么事,寻不着一丝一毫的线索。有时候,这些人或许根本没有死。温斯顿认识的人,前后便有三十来人下落不明,还不算他们的父亲母亲。


温斯顿用纸夹轻抚自己的鼻尖。对面的办公间里,提洛森同志还在神秘兮兮地伏在听写器上讲话。他忽而抬一下脑袋--那眼镜便再次敌意重重地一闪。没准儿提洛森同志的工作跟他温斯顿没什么区别,其实这又有何不可。这样的工作太嫌复杂精妙,没法交给单独一人负责。然而另一方面,索性将其交给什么委员会,岂不等于公开承认进行了伪造?更加可能的是,同时有十几个人分别修改老大哥讲过的话,而后由核心党的什么领导,从这些版本当中选出一个重新编辑,还要有繁复的对照核查,这样造出的谎话才能载入史册,变成真理。


温斯顿不晓得维泽斯失宠的原因。他可能贪污腐化,也可能工作不力。没准儿,只是老大哥觉得这个下属太得民心,除去为妙。更加可能的,单单因为清洗和蒸发乃是政府机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惟一真切的线索,是那句话"提非人",这表明维泽斯已经死于非命。很少有什么人被捕,便做得出这样的推断。有时他们会给释放,逍遥了一两年,而后才被处决。甚至偶而有什么人,谁都觉得他早死了,却鬼魂一样重新显形,在公审时供出好几百人,而后消失不见,这次是再不出现啦。然而维泽斯,他已经是一个非人。他没有存在,也从未存在过。于是温斯顿决定,只改变老大哥讲话的倾向,并不能解决问题。顶好是把讲话的主题,改得跟从前毫不相干。


他自然能把讲话改成通常对叛徒思想犯的批判,不过这看上去太显眼了点儿。他也能编一场前线的胜仗,第九个三年计划的辉煌增产,这又会搞得记录复杂难缠。看来,他该来它个地地道道的瞎编胡想。于是,他的脑海里一下蹦出个奥吉尔维同志,就像这位同志早在那里等着他一样。这同志刚刚在战斗当中,在英勇卓绝的斗争中牺牲了性命。有时老大哥会觉得,哪个位卑势微的普通党员,他们的生死是旁人学习的好榜样,他便会在命令当中予以表彰。今天,奥吉尔维同志便合该受他的表扬。不错,哪儿也没有个什么奥吉尔维同志,可只消印上几行字,造他几张照片,这家伙马上就存在啦。


温斯顿思忖片刻,便把听写器拉到近前,开始用老大哥那人人熟悉的口气口述起来。他那种口气勇猛斗狠,又迂腐做作,风格则是一例的自问自答("同志们,我们从这件事学到了什么教训?这个教训,也是英社的根本原则之一,就是,"等等等等),模仿起来简直易如反掌。


还是三岁的时候,奥吉尔维同志什么玩具也不要,除去一面鼓,一挺轻机枪,加上一架模型直升机。六岁上,他便加入了侦察队,比旁的孩子早一年,这是对他特殊放宽了规定。九岁时,他当上了侦察队的分队长。十一岁的时候,他偷听到叔叔的话显然有犯罪倾向,便向思想警察进行了揭发。到十七岁,他便当上了反性青年团的区队长;在十九岁时,他设计的一种手榴弹得到和平部接受,首次检验时投了一枚,便炸死了三十一个欧亚国战俘。二十三岁时,他便在作战行动当中牺牲了生命。那时他身带重要文件,在印度洋上空飞行,遇到敌人喷气机的追击。他便把机关枪带在身上,跳出直升机去,和文件一块儿沉进了海底。老大哥讲,这样的结局,想一想便不由得羡慕不已。老大哥还简单提了几句奥吉尔维同志纯洁忠诚的一生。他不抽烟,不喝酒,除去每天健身房里锻炼一小时,再没有别的娱乐活动。他发誓洁身不娶,觉得结婚养家有悖于全天候献身职责的需要。他讲起话来,说的惟有英社的原则;他生活的目的,惟有打败欧亚国敌人,抓净间谍特务、破坏分子、叛徒和思想犯。


温斯顿左思右想,是不是给奥吉尔维同志一个功勋勋章。到头来他决定不给,这又该闹出些没必要的核对检查啦。


他再瞥一眼对面办公间里的对手。不知怎的,他晓得提洛森正在忙着跟他一模一样的工作。没法知道最后用的是谁的版本,不过他深信,他的版本准能给选上。奥吉尔维同志,一小时前连想也甭想,如今却成了活生生的事实。真怪,能造个死人,却没法造个活人。奥吉尔维同志,在现时根本不存在,却能够存在于过去之中。待到忘掉了他的伪造,奥吉尔维同志将真正存在--其真确性一如查理大帝跟尤利乌斯·恺撒,依靠的是同样的证据。



食堂的位置,在地下挺深挺深的地方。这里天棚低矮,人流涌动,嘈杂喧闹,买午饭的长龙慢吞吞地往前移。炖菜的蒸气,从柜台的铁栅中间冒出来,一股子金属的酸味儿,还夹着种压不下盖不住的胜利牌杜松子酒气。对面墙上给挖了个洞,权当是个小酒巴,那里杜松子酒一毛钱便能买上一大杯。


"嘿!我正找你哩,"温斯顿身后有人说道。


他转身一看,是朋友赛姆,在研究部里工作的。"朋友"这个词,严格讲来或许全不对头。如今谁也没朋友啦,有的只是些同志;不过跟有些同志交往,比跟另一些还算是有点快意。赛姆是语言学家,也是新话专家。现在一帮子专家在编新话词典十一版,他便是这一大群专家中的一个。他个子小得可怜,比温斯顿还要瘦小,黑头发,大眼睛,那双凸出的眼睛悲哀又嘲讽,跟谁讲起话来,那眼光便仿佛紧紧探究着你的面孔。


"我正想问你,还有刀片没有,"他说。


"没有没有!"温斯顿心里发虚,急急地说。"我还到处找来着。全是个没有。"


谁都来找你问刀片。其实他还藏了两片没有用呢。市面上刀片已经缺了几个月;而且不管什么时候,党的商店总会有些必需品买不到。今天是纽扣,明天是针头线脑,后天是鞋带--至于现在,缺货是刀片。要搞到这些东西,只好偷偷跑到"自由"市场淘来点。


"我这片都用了六个星期啦,"他还假心假意补了一句。


买饭的长龙又向前移一点,再停了下来。他重新转过身来,脸朝着赛姆。他们从柜台边一堆油腻腻的铁托盘里,各自取了一只。


"昨天去看吊死战俘了?"赛姆问道。


"我要工作呀,"温斯顿答得挺冷淡。"电影上总归看得见。"


"那可差多啦,"赛姆道。


他那嘲弄的目光,在温斯顿脸上转来转去。"我对你很清楚,"那双眼睛仿佛在说,"我早看透了你!我很清楚,你干吗不去看吊死战俘!"以知识分子角度来说,赛姆的正统简直恶毒。说起直升飞机对敌人村庄的突袭,思想犯的审讯和坦白,爱护部地下室里的处决,他那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好不惹人厌。想跟他谈话,便要设法把他从这个话题引开去,尽量用新话的技术问题将他网住,这方面他权威得很,又兴味盎然。温斯顿把脑袋偏开一点,省得给他那双大黑眼睛盯个没完。


"吊得好漂亮,"赛姆缅怀般地说。"可我觉着,绑他们的脚未免太糟糕。我就爱看他们蹬腿儿。还有,到最后,舌头也伸出来,变青啦--青绿青绿的。这样的细节真好看!"


"下一位!"那无产者穿件白围裙,手拿长把勺,嘴里叫了一声。


温斯顿跟赛姆便把托盘推到铁栅下。于是,托盘上迅速给堆了份中饭--一盘灰红色的炖菜,一块面包,一小块干酪,一杯胜利牌黑咖啡,还有一小片糖精。


"那儿有桌子,电幕下边,"赛姆说。"我们打杯酒去。"


杜松子酒装在没有把手的中式杯子里。他们在拥挤的人丛当中寻出路来,把托盘放到那张铁皮桌子上。桌子一角有谁撒了堆炖菜,脏兮兮的连汤带菜,活像吐出来的。温斯顿拿起酒杯,顿一下好打起精神,把那一股子油味的玩意儿一口吞下去。他眨着眼,叫眼泪流出来--这当儿,他一下觉得肚子饿啦。于是,他开始一勺一勺吃炖菜,那菜一例是些粘糊糊,里边还有几块红乎乎软绵绵的东西,可能是肉做的。他们不说话,默默地把菜盘里的炖菜吃光。温斯顿左边一张桌子上,离他身后不远,有个人飞快地喋喋不休,声音急促又粗鲁,活像鸭子嘎嘎叫,在房里那一片嘈杂当中,闹得人刺耳扎心。


"词典进展怎么样?"温斯顿放大声音,好盖住满屋的喧哗。


"挺慢,"赛姆说。"我搞的是形容词。迷人得很!"


提起新话,赛姆登时来了精神。他推开菜盘,一只细嫩的手撮起面包,另一只手抓起干酪,身体弯过桌子,好不必喊着说话。


"十一版是定本,"他说,"我们要把语言设定到最后形式--这样的形式,谁也不兴用别的样子讲话啦。等我们做完,你们这样的人就得从头学!我敢说,你肯定觉得,我们主要在那儿造新词。错啦!我们在把词消灭掉--几十几十,几百几百,每天都这么干!语言给我们砍剩了骨头。十一版的词,二○五○年以前一个也不会过时!"


他狼吞虎咽咬着面包,吞下去几大口,又带了种学究的热情接着讲下去。那黑瘦黑瘦的面孔灼灼有神,眼睛也不再满带嘲讽,几乎有了种梦幻的迷离。


"把词消灭掉,真是妙不可言。当然啦,动词和形容词是最大的浪费。可有好几百名词,也完全能删掉。同义词可以,反义词也可以。说实在的,一个词光是另一个词的反面,还有什么理由存在?一个词早把反面包进去啦。就说好罢,都有好字了,干吗还要个坏字?非好就够啦--其实还更好,因为非好才真是好的反面,坏算上个什么。还有,你想说比好还好的东西,何必用一串含糊没用的词,什么卓越,什么出色?加好--这些意思就全包括啦,要是还想强,就是双加好。当然啦,这些我们已经在用,不过到新话的最后一版,旁的形式就不存在啦。到头来,要说好和坏,只用六个词就全部包括--其实,只是一个词。你瞧温斯顿,不是棒极了!当然啦,起初这是b.b.的主意,"他转念一想,又加了一句。


提到老大哥,温斯顿的脸上便了无生气地掠过了一丝向往的表情。赛姆立时觉出,他的表情里缺了那么点热情。


"温斯顿呀,对新话你根本没懂,"他的口气几乎是满带悲哀。"你写的是新话,想的还是老话。我看过你在《泰晤士报》发的几篇文章。很不错,不过是翻译。在心里边,你还是喜欢老话,它意思含糊也罢,它那种精妙毫无用处也罢,你还是喜欢老话。你不懂消灭词汇,是多么妙不可言的事情!要知道,世界上的语言里,词汇量每年都在减少的,可只有新话一种呀。"


温斯顿当然不知道。他不敢搭腔,只是微笑着,心里希望这笑容显出点赞同的模样。赛姆又咬口深色的面包,嚼了几下,接着说下去:


"你还看不出来,新话全部的目的,就是把思想的领域变得狭窄?到头来,我们再也犯不成思想罪,因为没有词汇能用来表现。所有必需的概念,全严格用一个词来表现,词义严格限定。次要意义呢?消灭了,忘掉了。十一版里,我们离这就已经不远啦,可这过程还会很漫长,你我死后还会延续很久。每年减少一些词,意识的范围就越来越小。当然啦,就是现在,也没有犯思想罪的理由跟借口。这只是个自我约束问题,现实控制问题。可到最后,所有这些都不需要啦。语言一旦完善,革命就会完成。新话就是英社,英社就是新话,"他的话里,带了种神秘兮兮的自满。"温斯顿呀,你怎么没想过,到二○五○年,最晚到这时候,就没有哪个活人,听得懂我们现在这种谈话?"


"除去……"温斯顿怀疑地说了半句,又停了下来。


到了舌头尖的话是"除去无产者",可他止住了自己,因为没有把握,这话是不是有点不正统。然而,赛姆早猜到他要说的是什么。


"无产者不算人,"他漫不经心地说。"到二○五○年,没准儿还会早哩,所有老话的知识全都会消失,从前的文学作品全都会销毁。什么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只能在新词版本里存在,不只变成另外一套东西,其实是变得跟他们本身完全相反啦。就是党的文献也得变样子。就是口号也得变样子。连自由的概念也给废除了,何谈什么自由就是奴役?思想的整个氛围就会不一样啦。其实,我们如今理解的思想,不会再存在啦。正统的意思,是不要去想--不需要想。正统等于无意识么。"


温斯顿突然间开始深信,总有一天,赛姆会给蒸发掉。他这个人过于聪明,他看得太透,说得太直,这样的人绝不会讨党的喜欢。总有一天,他会失踪的--这早写在了他的脸上。


温斯顿吃完面包和干酪,在椅子上半斜身体,开始喝他那杯咖啡。左边桌上那个声音刺耳的家伙,还在没完没了聒噪个不停。一个年轻姑娘,想必是他的秘书,背对温斯顿坐着听他讲话,看上去仿佛他讲的每句话,她都是热烈赞同。有时温斯顿会听到她的只言片语:"说的真对,我完全同意,"一副年轻愚蠢的女人腔。可那男人的话声却是一刻不停,即便那姑娘说话的时候也不停。温斯顿见过那个人,只知道他在小说总局当着什么挺重要的官儿。他有三十岁年纪,喉头发达,嘴巴灵活。他的脑袋略略后仰,由于他坐着的角度害得眼镜反光,温斯顿看不见他的眼睛,只瞧见一对空无一物的圆片儿。有点吓人的是,那两片嘴唇倾泻而出的声音,却几乎一个词儿也分辨不清。只有那么一次,温斯顿听见一句话--"完全彻底消灭戈德斯坦主义"--飞快地给他聒噪出来,差不多变成一整块,犹如一行铅字疙瘩。除此之外,便是一片噪声,一片嘎嘎嘎的叫嚣。其实,你可以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他讲的一般意思却根本用不着怀疑。或许他是在批判戈德斯坦,要求更加严厉地处置思想犯和破坏分子。或许他是在谴责欧亚国军队的暴行,或许他是在歌颂老大哥,或者马拉巴尔前线的英雄--然而这全都没区别。他说了什么也罢,可以断定每字每句都纯粹正统,纯粹英社。温斯顿瞧着那张没眼睛的脸孔,上面的嘴巴忙着一张一合,心里有了种怪怪的感觉,觉得这根本不是个真人,是种人形模特儿。他的大脑没有讲话,讲话的是他的喉头。他讲的那堆废话,固然是一个个词儿,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话:那不过是无意识之中发出的噪声,犹如鸭子嘎嘎叫。


赛姆有一会儿没吭声,拿着汤匙在炖菜糊糊里面划来划去。邻桌那声音飞快地聒噪下去,尽管周围吵成一团,还是听得分明。


"新话里有个词儿,"赛姆道。"不知你听没听说过,就叫鸭话,说的是像鸭子一样嘎嘎叫。这类词有趣得很,它有两个互相矛盾的词义。用到敌人身上,这是在骂他;用到你拥护的人,就是在夸他啦。"


赛姆真的要给蒸发掉,这绝对没问题。这么一想,温斯顿觉出了一种悲哀,尽管他知道赛姆看不起他,不太喜欢他,而且只要看出点理由,还一准把他当个思想犯揭发出去。然而赛姆却有点微妙的地方不对劲。有些东西他并不具备,那是谨慎处事,躲避麻烦,是种救人免灾的愚笨。谁也不能说他不正统。他相信英社原则,他崇拜老大哥,他为胜利高兴,他对异端痛恨,所有这些不光真心诚意,还带着种按捺不住的狂热。同时,他了解最新的信息,这一点普通党员才望尘莫及哩。然而,他身上老有点坏名声的影子。他爱讲些顶好三缄其口的怪话,他读的书太多,他常爱逛逛栗树咖啡馆,那本是画家跟音乐家扎堆儿的地方。没什么法律不准常去栗树咖啡馆,连不成文的法律也没有,然而那地方却颇有点凶险。那般党的老牌领袖,如今早已是名誉扫地;当初他们最后给清洗掉之前,也曾经常聚在这个咖啡馆里。听人家说,戈德斯坦有时也会在这儿露露面,那可是十好几年前的事儿啦。至于赛姆,他的命运固然不难预见,然而其实,若是赛姆抓住他温斯顿隐秘的想头,哪怕这想头只有三秒钟,他一准马上告到思想警察那里去。不用说,这一点人人都如此,然而赛姆来得最可能。光有狂热不能解决问题。正统等于无意识么。


赛姆把脑袋抬了起来。"瞧,来了个帕森斯,"他说。


听他那语气,仿佛要加上一句,"那该死的大傻子"。果然,帕森斯,温斯顿胜利大厦那个邻居,正穿过屋子朝这边走过来。这小子中等身材,矮胖体态,黄头发,青蛙脸。他三十五岁,脖子和腰身便围上了圈圈肥肉,然而一举一动,却依然活泼幼稚。瞧他那整个模样,活像个大块头小孩儿,这闹得他虽然标准制服加身,却老给人觉得,他该穿侦察队的蓝短裤,灰衬衫,再戴条红领巾。想一想他,脑子里一准是这样的尊容:膝盖胖出了肉窝儿,高高卷起的袖口,露出短粗浑圆的小臂。的确,逢上集体野游,或者旁的体育活动,只要可能,他准会换上条短裤。眼下他兴高采烈地叫着"嘿!嘿!"跟他俩打招呼,一屁股坐在桌边,送来一阵浓烈的汗臭。瞧他红扑扑的脸上,也到处挂着汗珠子。这小子出汗的能耐挺特别;在街道活动中心,看见乒乓球拍上面湿乎乎,谁都知道他刚打过乒乓球。赛姆便掏出一张纸,上面有一长串的字,他拿支墨水铅笔研究起来。


"嘿!瞧他吃饭这一会儿还工作,"帕森斯拿胳膊肘撞一下温斯顿。"显积极,嗯哼?做什么呢,伙计?给我看呀,准太高难啦。史密斯伙计,我得跟你说,我可满世界找你来着。捐款,你忘了给我啦。"


"捐什么款?"温斯顿问着,一面自动去掏钱。每人的工资,总有四分之一得留给各色志愿捐款,名目多到叫你记也记不住。


"给仇恨周呀。你不是知道么,按户交。咱们这片儿钱归我管。咱得尽心尽力--做个大贡献给别人看看!告诉你呗,要是胜利大厦挂不出咱那条街最大的旗,可怨不着我。你说过交两块钱。"


温斯顿找了两张皱巴巴脏兮兮的票子交上去。那帕森斯便拿个文盲特有的齐整字儿,记到一个小本本上面。


"对啦伙计,"他说,"听说我那个小家伙昨个儿飞你一弹弓。我给了他好一顿揍。我跟他说,再这么干,我就把他的弹弓给没收!"


"我想,他是没看上处决,心里不高兴呢,"温斯顿说。


"嘿,是么--我怎么说来着?这叫人家精神可嘉,是吧?这俩小家伙淘得要命,可显起积极呀,嘿!成天价想着侦察队呀,打仗什么的。上星期六,我那小女孩儿到柏坎斯坦去野游,猜她干了什么事儿?她带着两个女孩儿溜出队伍,跟踪个陌生人,跟了一个下午!她们跟了他俩小时,穿过树林儿,到了阿默山,把他交给巡警啦!"


"她们咋这么做?"温斯顿有点惊愕。帕森斯一脸胜利的神色:


"我那小孩儿断定,他是个敌人的特务--跳伞来的什么的。伙计,这就出彩儿啦。你知道么,起初她觉得,那家伙哪里可疑?她发现,那家伙穿的鞋子好奇怪--她说,还没见过有谁,穿双那么怪的鞋。这家伙八成是个外国人。七岁小孩儿吔,有点子聪明,嗯哼?"


"后来那人呢?"温斯顿问。


"那人?说不上,当然啦。不过咋样我都不吃惊,比方……"帕森斯做个步枪瞄准的姿势,嘴里学着开枪吧勾一响。


"好呀,"赛姆还看着纸条儿,头也不抬,一面心不在焉地说了一句。


"当然啦,我们不能抱侥幸心理,"温斯顿顺从地同意。


"我就说么!现在还打着仗,"帕森斯道。


就像要证实他的话一样,他们头顶的电幕响起一阵喇叭声。不过,这还不是宣布战场上的胜利,只是要宣读富裕部的一个公告。


"同志们!"一个年轻的嗓子热情洋溢地叫道。"同志们注意啦!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在生产战线上赢得了一个大胜利!此前各类消费品的完成情况显示,过去的一年,生活水平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今天上午,整个大洋国群情沸腾,到处举行了自发的游行。工人们走出工厂和办公室,高举彩旗,在街头游行,表示感谢老大哥的英明领导带给他们的幸福新生活。下面播报已经统计完成的部分数字。粮食产量……"


电幕上说了好几次"我们的幸福新生活",富裕部最近挺爱用这词儿。帕森斯的注意力给喇叭声吸引过来,便坐在那里听广播,张着嘴巴带了种严肃劲儿,还有点大彻大悟般的厌烦。他脑子转得不如数字快,不过他也清楚,它们总该叫人心满意足才是。他拽出个脏兮兮的大烟斗,里面装着半管黑糊糊的烟叶儿。烟草每个星期才能供应一百克,想装满烟斗几乎就没法办到。温斯顿掏出支胜利牌香烟,小心翼翼地横向拿在手里。下一份供应量要到明天才能买,他的烟卷儿可只剩四支啦。这会儿他迫使自己不听身前身后的喧闹,专心听听电幕上的播报。瞧罢,还有人游行时,要感谢老大哥把巧克力的供应量增加到每星期二十克哩。就在昨天,刚宣布供应量要减少到每个星期二十克。才过了二十四小时,他们竟忘得一干二净?帕森斯自然容易忘掉呀,他笨得像只动物一个样。邻座没眼睛那家伙也会忘掉呀,而且会忘得狂热盲目,一片热情,谁要是敢说上星期还要供应三十克,他一准强烈地盼着把这大胆的家伙挖出来,揭出来,蒸发干净。赛姆呢,他也忘掉啦--不过他挺复杂,他有的是双重思想。赛姆也忘掉了--而他,只有他一个人还保持着记忆?


电幕上神话般的数字不断奔涌出来。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是食物多啦,衣服多啦,房屋多啦,家具多啦,锅多啦,船多啦,书也多啦,燃料多啦,婴儿多啦,直升机也多啦--除了疾病犯罪跟发疯,什么都比去年多。一年又一月,一分又一秒,任是什么人,任是什么物,全都撒了欢儿地大跃进。温斯顿像方才赛姆一样,拿汤匙蘸着桌上那滩灰不溜丢的菜汁,把一条长线划成个图形。他满心忿忿不平,左思右想着生活的物质方面。这一切,难道一直如此?他吃的饭,难道一直这么个味儿?他转脸看了看食堂。这叫什么屋子?天棚低矮,拥挤不堪,墙壁给数不清的人摸得魆黑,铁桌铁椅东倒西歪,一个贴着一个,害得你要坐下,就必得碰着旁人的胳膊肘。汤匙歪歪扭扭,托盘坑坑洼洼,酒杯粗粗拉拉。所有的表面全是油腻腻,所有的缝隙全是脏兮兮,到处一股子酸臭味儿,活像把孬酒精、破咖啡、烂炖菜跟脏衣服混在了一道。脑子和皮肤永远在抗议,直让你觉得你有权拥有的东西给人骗了去。不错,他不记得有什么截然不同的东西。只要他还记得清,他脑海里的图景就别无二致:食物总是不够吃,袜子内衣总是有窟窿,家具总是碎糟糟,房间总是冷飕飕,地铁拥挤不堪,房屋歪七扭八,面包黑糊糊,茶叶没处找,咖啡像脏水,烟卷儿像宝贝--除去人造杜松子酒,就没有什么稀烂便宜,又敞开供应。当然啦,你一天天变老,这生活也一天天变糟;可这样的难受,这样的肮脏,这样的缺东少西,没完没了的严冬,稀脏粘脚的袜子,总不开动的电梯,冰冷的水,硌人的肥皂,自动断裂的香烟,恶臭难闻的食物--要是有谁对这一切心怀厌恶,这岂不意味着,这并非事物的自然规律?除非还记得从前的事情,明知道那时的状况截然不同,又怎能觉得,如今的一切无法忍受?


他再看一看这间食堂。差不多人人都丑陋不堪,就算不穿那身工作服,依然免不了难看透顶。就在房间的一头,这小个子独个儿坐在桌前喝咖啡,他怪兮兮的像甲虫,一双小眼睛疑神疑鬼,东张西望。要是闭上眼睛不看身边,任谁也会相信,党树立的典型体格--小伙子人高马大,大姑娘胸脯高耸,头发金黄,肤色健康,生气勃勃,无忧无虑--这样体格的人儿到处都是,多得数不过来。可其实,照他看来,一号机场的人们多半矮小黧黑,其貌不扬。怪得很,各部里满是些甲虫一样的小人儿。他们短粗矮小,早早变得胖墩墩,拖着两条小短腿儿,快手快脚,跑东跑西,肉嘟嘟的肥脸木然一团,还有双小而又小的眼睛。靠党的领导,如今这样的品种简直是繁荣昌盛呀。


等到念完了富裕部的公告,电幕上又是一阵喇叭叫,而后播放起一段软绵绵的音乐。这一串数字的狂轰滥炸,叫帕森斯糊里糊涂变得挺激动,便把烟斗从嘴里掏了出来。


"富裕部今年还真能干,"他会意地摇摇脑袋,"对啦,史密斯老伙计,你准有刀片给我用用?"


"没啦,"温斯顿道。"我这刀片都用了六个星期啦。"


"哟,是么……我就是问问,伙计。"


"真对不起,"温斯顿道。


邻桌那个鸭嗓子,在念富裕部公告的当儿停了片刻,如今又聒噪起来,声音还是那样响。温斯顿突然觉出,不知怎的,他在想帕森斯太太,想她稀疏的头发,跟脸上皱纹里的灰泥。不出两年,她的孩子准向思想警察揭发她。帕森斯太太便会给蒸发。赛姆也得给蒸发。他温斯顿会给蒸发。奥勃良同样会给蒸发。可帕森斯,他却不会给蒸发。那没眼睛的鸭子嗓也不会给蒸发。部里那般在迷宫也似走廊里窜来窜去的甲虫,他们同样不会给蒸发。还有那黑发姑娘,小说总局那个姑娘,她也绝对不会给蒸发。看上去,他本能地摸得准,谁能活下去,谁会给消灭--虽然靠什么才能活下去,他却说不出。


就在这时,他猛然从沉思当中惊醒了过来。邻桌有个姑娘,微微斜着身子,在盯着他看。这便是那个黑发姑娘。她乜斜着目光看着他,那眼神怪得很,颇有些专注。刚碰到他的目光,她便把眼睛转了开去。


温斯顿的后背立时变得汗津津,一阵子毛骨悚然的恐惧,涌遍了全身。这恐惧瞬息即逝,却留下种不安的感觉,挥之不去。她干吗要盯着他?她干吗老是跟着他?不幸的是他记不得,他来的时候她是不是早坐在那桌上,还是在他之后才坐到了那里。可昨天,两分钟仇恨那会儿,她可明明就坐在他身后,哪怕这看上去毫无必要。很有可能,她真正的目的是要偷听他的话,要搞清他是不是叫得不够响。


方才他怎么想来着?或许她还不真是个思想警察,可真正讲来,数业余的特务最危险。鬼知道她盯了他多久。也许总会有五分钟罢--很可能就在这当儿,他脸上的表情没有控制好。耽在公共场所,或者在电幕的范围内,听任自己的思绪信马由缰,这简直是种骇人的危险。最细致的地方,才最能戳穿了你。神经质的抽搐,无意识的忧虑,自言自语的习惯--只要是有那么点行为反常,遮遮掩掩,总归是危险的信号。不消说,脸上的表情不妥当,这本身就活该挨收拾;比方说,人家明明在宣布胜利的喜讯,怎么能显得满肚子怀疑?新话还有个词儿,叫脸罪,说的便是这样的情形。


那姑娘再次把脸转过来。没准儿她还不是真的跟踪他,没准儿全是碰巧,她接连两天跟他挨着坐。香烟早已灭了火,他小心翼翼把它放到桌边上。要是烟丝没给他弄掉,下班后他还能把这截烟屁股吸完哩。很可能,邻座那娘们是个思想警察的特务;很可能,不出三天,他便会落到爱护部的地下室里去。然而不管怎样,烟屁股可是别浪费。这当儿,赛姆叠起他那张纸条,放到口袋里。帕森斯可是又说开啦。


"我还没说哩,伙计,"他叼着烟斗,一面说道。"有次我那俩小家伙,在市场把个老太太裙子给点着啦!那老家伙?她拿b.b.的像片包香肠!他们就偷偷跟着他,拿一盒的火柴烧她裙子。嘿,准烧得她够呛!那俩小家伙,哈?真叫小积极分子儿!这会儿在侦察队,他们受的全是这种一等一的训练。比我小时候还好哩!猜,侦察队最新给了他们什么玩意儿?耳机,能插到钥匙孔里偷听说话!我那小丫头,有天晚上带回了一个--就捅到起居室门上啦。她说,比直接从钥匙孔听,声音足足大上一倍哩!不用你说,这当然是个玩具--可主意倒不坏,咹?"


就在这时,电幕上一声刺耳的哨音响。这告诉他们,该回去上班啦。三个人全跳将起来,跟着大伙一窝蜂地抢电梯,温斯顿香烟剩下的烟丝全掉了出来。



温斯顿在日记上写道:


那是三年以前。一个晦暗的夜晚,大火车站附近一条狭窄的横街。她挨墙站着,身边是一处房门,头顶是一盏路灯,可是黑古隆冬。她长得挺年轻,浓妆艳抹的。正是抹的粉让我注意,那粉雪白雪白,活像个面具,再加上鲜红鲜红的嘴唇。党的女人,是不兴涂脂抹粉的。街上没有别人,也没有电幕。她说,要两块钱。我……


他一时觉得很难写下去。他闭上眼睛,还用手指头按住眼皮--这情形总是出现在眼前,他一心要把它赶开去。他险险乎按捺不住,要用尽力气高声骂娘。要么,就拿脑袋撞墙,就把桌子踢倒,就用墨水瓶砸窗户--狂暴罢,吵闹罢,疼痛罢,只要能把那折磨人的记忆消灭掉!


他心里想,一个人最要命的敌人,是自己的神经系统。你内心的紧张,随时可能转变成什么一目了然的症候。他想起几个星期以前,在街上遇见一个人。这党员倒是长得挺平庸,三四十岁,高高瘦瘦,还提了个公文包。那会儿他们相差不过几米远,那人的左脸突然抽搐一下,害得那张脸横七扭八的。等他俩擦身而过,那人竟又抽搐了一下--不过是小小的抽动,不过是轻轻的颤抖,迅疾得犹如照像机的快门咔哒一响。然而谁都看得出,这是他的一个习惯动作。温斯顿记得,他当时便想到,这可怜虫完蛋啦。怕人的是,十有八九这动作他根本就没觉察。最最危险的,是睡觉的时候说梦话--据他看来,这般糟糕事儿根本就是个防不胜防。


他吸了口气,接着写道:


我跟着她走进门,穿过后院,进了地下室的一个厨房。靠墙有张床,桌上是一盏灯,灯光捻得暗暗的。她……


他只感到一阵恼怒,恨不得吐口唾沫才好。在地下厨房里跟那婆娘搞在一起,他想起的是凯瑟琳--他的老婆。温斯顿还结了婚哩--换句话讲,是结过婚的:没准儿他还算个结了婚的人,据他所知,他老婆还没死呢。他仿佛又呼吸到地下厨房那种暖烘烘的味儿,那种脏衣服、贱香水外带臭虫味儿。那香水味儿直叫人作呕,然而不乏诱人的地方,因为党的女人绝不用香水,简直没法想象她们也会用香水。只有无产者才兴用香水--在他心里,香水味总如影随形地混杂了另一件事,那便是私通。


这两年以来,他头一遭行为失检,便是搞了这个婆娘。不用说,他们禁止搞妓女,但诸如此类的规矩,有时大可放胆破它一次。这挺危险,但绝对算不上生死攸关。搞妓女若是抓了现行,得强劳营里干上个五年;要是不犯旁的事儿,这就顶了天啦。而且逃起来也容易,谁会在搞事儿的时候给人当场擒拿?贫民区准备卖身的婆娘多而又多,有时只消一瓶杜松子酒,她便会卖了自个儿。对卖淫这类勾当,党嘴上不说,其实是颇有些鼓励的,人们的本能不好一并压抑净尽,总该找上个发泄的出口。一时的放纵算不得大事,只要能做得偷偷摸摸,毫无乐趣,只要搞的是无产阶级下层一文不值的婆娘。党员彼此胡搞,这才真真是不可饶恕。然而--纵然大清洗的被告们一例坦白犯了这样的罪行,真正做出这样的事来,还是叫人觉得无法想象。


说起党的目的,那还不光是防止男人和女人相互忠诚,这样的关系没准儿他们没办法控制。还有那么个秘而不宜的真正目的,便是让性行为变得索然无味。婚姻之内也罢,婚姻之外也罢,真正的敌人不是爱情,倒是性欲。所有党员间的婚姻,必得经过个什么特设委员会批准;要是打算结婚的男女显得爱慕对方的肉体,那申请一准给拒绝--当然啦,其原则从不给说得明明白白。结婚的目的,能承认的惟有一个,便是生育些孩子,好为党服务。性交,那给看成一种小小的手术,像灌肠一样只会惹人厌。当然啦,谁也没有径直说过这一点,然而靠一种曲曲折折的方式,从孩提时开始,它便灌进了每个党员的心里。他们甚至成立些组织,像反性青年团之类,专门倡导男人跟女人完全禁欲。孩子么,可以靠人工授精的办法来生育(新话还有个词儿,就叫人授),交给公家来养活。温斯顿晓得,这一切还没有全部当真干起来,然而它却跟党的意识形态严丝合缝。党是企图扼杀性本能;若是无法扼杀,便去歪曲它,玷污它。他还不晓得为何这样做,只觉得他们的做法真是太自然不过。起码从女人那面讲,党的努力大抵上大获成功。


他又想起了凯瑟琳。他们分手总该有九年,十年--快十一年啦。真怪,他竟然很少想到她。有时候,他甚至整天整天忘了自己曾经结过婚。他们只在一起,过了十五个月。党根本不准离婚,然而若是没有孩子,却会倡导分居。


凯瑟琳个子高高,头发金黄,身形挺直,动作优美。她的面孔轮廓分明,活像只老鹰。要是谁不曾发现,这张面孔的背后几乎空洞无物,任谁都会称赞一句:瞧这张面孔,有多么高尚!刚刚结婚不久,温斯顿便一口断定,他还没见过比她更加愚蠢庸俗空虚的人--当然啦,或许这全怪他对她的了解最切近。她那脑袋瓜里,就没有哪个思想不是口号,任何愚不可及的事情,只要是党交给了她,她一律盲目接受。在心里他给她个绰号,就叫"人体录音带"。然而,若不是为了那件事,他还可以忍住跟她过下去--那事情便是性生活。


只消他碰到她,她便一阵畏缩,全身僵硬。若是拥抱她,那感觉活像拥抱一块木疙瘩。真怪,有时她把他往自个儿怀里拥,他却只觉得她正拼着力气把他推开去。她的肌肉变得绷绷紧,叫他不能不有这样的感觉。她总是闭眼往那里一躺,不反抗,不合作,只是忍受了事。这样的反应真叫人难堪;久而久之,简直叫人觉得可怕。即便这样,他倒可以忍着和她一起过,只消同意禁欲就是啦。可怪的是凯瑟琳居然不同意。她说,只要做得到,他们总该生个孩子才是。于是每个星期,诸如此类的事情准演上一次。她把这事搞得挺有规律,只要不是做不到,她便总要遵守时间。甚至那天的早晨,她便会提醒他一句,一如晚上有什么任务必得完成,万不可忘记。她有两个词儿来叫这件事。一个叫做"生他个小孩",还有一个叫做"咱们为党尽义务"(她还真用了这个词儿!)。要不了多久,只要将到指定的日子,他便真真觉得灾难临了头。幸好没怀上孩子,到头来她也同意,不再试下去了。很快,他们便开始分居。


温斯顿悄没声儿地叹口气。他又拿起笔,接着写下去:


她一头躺倒在床上,等不到任何准备动作,就撩起了裙子。那动作粗俗之极,怕人之极,让你无法想象。我……


他看见自己站在那儿,灯光黑沉沉,满鼻子全是臭虫加上贱香水味儿。在心里,他只觉得挫折,只觉得忿忿不平--尽管在那时,他的思绪掺杂着对凯瑟琳白皙肉体的想望,可那肉体早给党催眠的力量闹得冰冷僵硬。干吗老是这样?干吗他没法有个自己的女人,只能隔三差五搞搞这种破烂货?然而名副其实的做爱,几乎就无法想象。党的女人,一律是如出一辙。禁欲的思想,如同对党的忠诚,早已在她们的心里根深蒂固。小时候周密地训练她们,学校、侦察队和青年团里不断絮叨给她们,再加上竞赛,冷水浴,讲座,游行,歌曲,口号,军乐,自然的情感早就被扫荡一空。理智告诉他,例外一定会有;然而他的心里就是不相信。她们全都是坚不可摧,完全按党的要求干。他希望得到的,早不是有个人爱他,而是打破那贞洁的围墙,哪怕平生只遇到一次。性交一旦成功,那便是反叛。情欲就是思想罪。若他还能够唤起凯瑟琳的欲望,便构成了一次诱奸--哪怕她还是他老婆。


然而剩下的故事必得写下去。他便写道:


我捻亮了灯。我就着灯光看她……


在黑暗里耽过之后,煤油灯昏暗的灯光显得格外亮。他第一次可以仔细把那婆娘打量一眼。他朝她走了一步,又停了下来,满心交织着肉欲和恐惧。他痛苦地意识到来这儿的风险。没准儿他一出门,巡警便会把他给擒住;没准儿这会儿,他们就等在门外边!然而他倒是到这儿干吗来!若是他还没干成就走呀--!


这得写下来,这得老实交代。灯光下他突然看出来,那婆娘敢情很老。她脸上的脂粉异常地厚,活像个裂缝累累的纸板面具。头发已经有了银丝;然而真正吓人的,倒是她的嘴巴,稍一张开,露出的竟是个漆黑的窟窿。她一颗牙齿也没有。


他用涂鸦般的字体,忙忙乱乱写下去:


我就着灯光看她,原来是个老太太,少说也有五十岁。然而我走上前去,照干不误。


他又把指头按在眼皮上。他到底把它写了下来,然而依然没什么两样。这个疗法治不了他。那一种冲动,放开嗓子破口大骂的冲动,比什么时候都强烈。




一九八四7-8



若是有希望,温斯顿写道,希望在无产者身上。


若是有希望,这希望必是在无产者身上。这般密密匝匝的百姓素来受人贱视,而他们在大洋国竟要占到百分之八十五。惟有在他们身上,才聚得起推翻党的力量。党根本没法从内部推翻。要说它还有什么敌人,他们也根本没法聚在一起,连互相认认清楚也做不到。纵然那神话般的兄弟会真的存在(就算它可能罢),也没办法设想,能有两三个以上的会员聚集起来干些什么。造反--只意味着目光一转,声音一变,往好里说,才意味着偶然的轻声呢喃。然而无产者,只消叫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根本用不着什么地下活动。他们只消站起来,抖抖身子--一如马儿抖掉身上的苍蝇。要是他们肯做,明天一早便能够把党打倒。迟早他们总会这样做,不是么?但是--!


他还记得有一次,他在一条挨挨挤挤的街上走。就在这时,前面街上几百个女人一齐怒吼起来:"嗷!嗷--!"这声音低沉嘹亮,叫人不寒而栗,带着气愤,又带着绝望,轰轰然,嗡嗡然,如同钟声在回荡。他的心突然狂跳起来。这就开始啦!暴动开始啦!无产者终于砸碎了锁链!可他赶到现场,只看见两三百号女人,团团挤在街头市场的货摊周围,满脸悲惨兮兮,仿佛沉船上一群难逃厄运的乘客。这当儿,那普遍的绝望情绪,骤然分散成无数条嗓子的吵嚷。原来,有个货摊卖起了铁皮平底锅。那些锅子,一例是些个怕摸怕碰的残次品,然而任是哪一种炊具,永远都绝难搞到手。不料,那锅子竟然卖光了--于是那般得了手的,给旁人碰着撞着拥挤着,一心想带着锅子快溜走;然而别的几十个人,依然围着货摊吵吵嚷嚷,骂售货员走后门,生生把锅子留到什么鬼地方去啦。这时,又有人怒声吵了起来--那是两个女人,满脸通红,披头散发,抓着同一只锅子,都想从对方的手里抢下来。她们抢啊抢的,锅子的把手就掉啦。温斯顿满心厌恶地看她们吵架。可是,就是刚才那一瞬,她们的吼声表现出几乎怕人的威力,而她们才不过几百个人!为什么那些要紧的事情,她们却从来不会这样吼?


他写道:


惟有觉醒之后,他们才会造反;惟有造反之后,他们才会觉悟。


他心里想,这简直像从党的什么课本当中抄来的东西。当然啦,按党的说法,它在把无产者从枷锁当中解放出来。革命前,无产者受到资本家残酷的压迫,他们挨饿挨揍,女人也不得不在煤矿里面做苦工(其实,女人如今难道不在煤矿做苦工?),孩子六岁就给卖到工厂去。然而与此同时,按照双重思想原则,党也教导我们,无产者生来便是劣等人,必得靠几条简单的规矩,让他们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就如同动物一个样。事实上,谁去管无产者们做什么。多了解他们的情形,根本就没有必要。他们干活,繁殖,而且一直如此,其它的活动便毫不重要。对他们听之任之,犹如阿根廷平原上散放的牛群,他们便回复到自然的生存状态去,回复到古已有之的生存方式去。他们生下来,在贫民窟里长大成人,在十二岁上出门做工;他们的美丽,他们的性欲,短暂得犹如瞬息即逝的花蕾。他们二十岁结婚,三十岁已经步入中年,到六十岁,多半便一命呜呼。操劳卖命,养家糊口,寻衅斗殴,看看电影,踢踢足球,灌灌啤酒,闹闹赌博,他们心里盘算的只有这么多。控制他们,简直易如反掌。在他们中间,总派上几个思想警察的特务,散布些流言蜚语,挑出些可疑的危险分子消灭掉。至于党的意识形态,就根本用不着灌输给他们。无产者不该有什么强烈的政治情感。党单单要求他们有简单的爱国主义思想,一旦需要他们加班加点,勒紧腰带,便好利用一下。有时候,他们也会有点不满,然而这样的不满到头来一无所获;因为他们不懂得普遍观念,他们的不满情绪只能针对琐屑具体的小事,较大的坏处他们老是见不到。无产者家里多半电幕也没有,民警也懒得理他们。伦敦成了个犯罪大本营,小偷大盗,娼妓毒贩,明榨暗骗,全把伦敦当成天造地设的乐园;然而这些罪行,单单充斥在无产者中间,根本就没什么要紧。所有的道德问题,一任他们依照旧时的规矩;性关系上党所倡导的禁欲主义,对他们一概不适用。乱交挨不着惩罚,离婚办得成手续。要是无产者需要个宗教,或者有了这样的意愿,也不妨任他们信去。对无产者,简直不值得怀疑。诚如党的标语教导的那样:"无产者和动物才自由。"


温斯顿把手伸下去,小心翼翼地搔他的脚脖子。这地方又开始刺痒啦。有一个问题永远绕不开,便是没办法知道,革命前的生活究竟什么样。他从抽屈里拿出本小孩子的历史书,那还是他从帕森斯太太手里借来的。他开始把书上的一段抄在日记上:


在大革命前的旧社会,伦敦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美丽的城市。那时,它又黑又脏,让人忍受不了。大家忍饥挨饿,有千千万万的穷人连鞋子也买不起,甚至找个象样的地方睡觉也没有。孩子们还不到我们这么大的时候,就一天要干十二小时的活;手脚一慢,恶狠狠的主人就会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整天吃的是变了味的面包屑,喝的是白开水。大家都那么穷,但也有一些有钱人,住在几幢又高大、又华丽的楼房里,光是伺候的仆人就有三十来个。这些有钱人就叫资本家,他们都长得很胖,很凶,很难看,就像边上这幅图画画得那样。你们看,他穿一件长长的、黑颜色的大衣,那叫大礼服,头上戴一顶古怪的帽子,亮晶晶的,样子像大烟囱,那叫高礼帽。这是资本家才有的打扮,别人都不许穿。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被他们占有,其他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什么土地、房屋、工厂、金钱,都是他们的。碰到有谁不听话,他们就把他关到牢里,要不,就叫他没有活干,把他饿死。老百姓和资本家说话,必须是很害怕的样子,向他鞠躬,还要摘下帽子,称呼他"老爷"。这些资本家有一个头头,叫国王……


下面列举的一长串,他早就知道。那书上准会提到,主教穿的是细布袖套,法官穿的是貂皮长袍。有手枷,有脚镣,有踏车,有鞭挞,市长大人开盛宴,亲吻教皇脚丫子。还有件事情,唤作jus primae noctis(初夜权)的,小孩子的课本八成不会说。这条法律的意思是,每个资本家都有权,跟他厂里做工的随便什么女人睡一觉。


这里边有多少谎言,谁说得出来?如今的一般生活比革命之前好,这一点兴许是真的。惟有一个证据截然相反,那便是骨子里无声的抗议,本能地感觉到生存的状态恶劣难忍,而在别一个时代全然不应该如此。这让他觉得,敢情当今时世真正典型的问题,倒不在它太嫌残酷无情,毫不安全。这时代枯燥乏味,暗无天日,疲塌懈怠,这才是它的问题所在。看看身边罢,谁都看得到,这生活根本不像电幕上聒噪的谎话,也绝对不像党企图实现的理想。即便对党员而言,生活的许多方面,依照是倾向中性,不论政治。那是拼死拼活做完沉闷的工作,是地铁里抢个座儿,是补一双破袜子,讨一份糖精片,省一个烟屁股。可党树立的理想呢,却庞大,骇人,晶莹发光。那是钢筋水泥的世界,机器怪物的世界,可怕武器的世界;那是勇士的战场,信徒的圣殿,团结前进,统一思想,统一口号,永远工作、战斗、胜利和迫害。三亿人民,有的便是这同一张脸孔。而现实呢?城市肮脏凋零,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却依然东奔西走,苟延残喘。他们住的一例是上个世纪千疮百孔的房屋,身边一例是烂白菜跟脏茅坑的臭味。温斯顿仿佛就看到了伦敦城,这庞然大物一片倾圮破败,成百万的垃圾箱塞满了全城;在这城市的惨景上面,再叠印了帕森斯太太的一张照片--满脸皱纹,头发疏落,徒然挣扎着要鼓捣好那堵塞的水管。


他又把手伸下去,搔搔脚脖子。电幕没日没夜在耳边聒噪,拿统计数字告诉你,今天人民吃的多啦,穿的多啦,住的宽敞啦,玩的高兴啦--跟五十年前的人比,他们活得也长,干得也少,个子也高,身体也壮,智力也强,生活也棒,知识也多。这样的宣传,你没法子证明,也没法子反驳。打个比方,党说如今百分之四十二的成年无产者有文化;而革命前,识字的成年无产者只有百分之十五。党还说,如今婴儿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百六十,而革命前却有千分之三百--或者诸如此类。这挺像两个未知数组成了个简单方程。没准儿历史书上的每句话都纯属瞎编乱造,即便人们笃信不移的事情也不例外。谁知道啦,兴许从来没有什么劳什子法律叫做jus primae noctis,从来没有什么人叫做资本家,也从来没有什么服饰叫做高礼帽。


所有的一切,全在迷雾当中褪去了身形。过去给人擦拭个干净,擦拭的行为又忘了个干净,于是,谎言就变成了真理。平生之中,他只有一次,掌握了伪造行为确凿具体的证据--而且是在事情之后,这一点真是重要非凡。这证据在他的手指之间,停留了三十秒钟之久。那该是一九七三年--总之,那会儿他正跟凯瑟琳闹分居。然而,真正有关的日期,却还要早上七八年。


其实,这事是开始在六十年代中期,便是那时的大清洗,一古脑儿消灭了革命的元老。到一九七○年,除去老大哥,他们已尽数消灭,一个不剩。他们给揭露出来,变成了叛徒反革命。戈德斯坦成功脱逃,藏身在什么鬼地方;至于旁人,有几个消失了踪影,大多数则参加了公审,坦白了罪行,而后处决了事。最后活下来的人里有那么三位,叫做琼斯、艾伦森和卢瑟福。他们遭到逮捕,大约还是一九六五年的事情。像通常一样,他们先消失了一两年,无声无息,生死未卜;而后,又突然给带了出来,按照惯常的方式坦白认罪。他们交代,跟敌人交换过情报(那会儿的敌人也是欧亚国),贪污过公款,暗杀过好几个忠诚党员。他们交代,早在革命以前,便阴谋反对老大哥的领导,他们的破坏活动害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交代了这些,他们便得到宽大处理,恢复了党籍,委派了职位--那工作表面上重要得很,其实纯属挂名而已。他们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冗长的检讨,解剖犯罪的根源,保证革心洗面,重新做人。


他们给放出来以后,温斯顿还真在栗树咖啡馆里见过他们三个人。他还记得,那会儿他用眼角偷着看他们,真个又是着迷,又是害怕。他们的年纪比他大得多,算得上古代社会的遗老遗族,当年党的英雄岁月,他们几乎是最后剩下的显要。在他们身上,还依稀驻留着地下斗争和内战时期的魅力。他对他们彼时活动的事件和日期早不甚分明,然而只觉得,他听到他们的名字,比老大哥还要早哩。可他们是歹徒,是敌人,是不能挨不可碰的危险分子,命定在一两年内给人消灭干净。只要落在思想警察的手里,没有人逃得了这样的下场。他们不过是几具死尸,等着给送回到坟墓里面去。


谁也不坐在他们的附近。挨在这伙人身边,可绝对算不上明智。他们默然呆坐,面前是一杯杜松子酒,那酒一股子丁香味儿,是这咖啡馆的特色酒。这三个人,数卢瑟福的样子给温斯顿印象最深。此公曾是个有名的漫画家,在革命前和革命中,他那尖锐的漫画就鼓舞过人民的激情。甚至现在,他的漫画还会偶而登到《泰晤士报》上。这些新创作的漫画,单单模仿自己早期的风格,死板板,软塌塌,怪兮兮。漫画的主题,永远是旧调重弹:什么贫民区啦,挨饿的孩子啦,街头的巷战啦,戴高礼帽的资本家啦--这般资本家,他们在街垒里边还要戴着高礼帽!好一番徒劳无益的挣扎,无休无止,一心要退回到从前去。这卢瑟福,身材高高大大,花白的头发油腻肮脏,皱纹满脸,松松垮垮,厚厚的嘴唇像黑人一样嘟得挺高。当初他定然是身强体壮,如今这大块头却是歪斜颓唐,臃肿虚胖,像就要向四面八方散了架子。他仿佛会在你的跟前土崩瓦解,像一座倾颓坍塌的大山。


十五点这个时候顶寂寥。如今温斯顿早已记不得,他怎么会在这时到咖啡馆里去。咖啡馆几乎空空荡荡,电幕轻声呢喃着一首温柔的乐曲。那三人坐在角落,几乎一动也不动,话更是一句没说过。服务员用不着招呼,便送上来满杯的杜松子酒。旁边桌上摆了个棋盘,棋子放得齐齐整整,然而没有人下棋。过了没有半分钟,电幕猛可里变了样。播放的频率换了别个,音乐也跟着换了调。那闯将进来的新旋律真个难道难描,它粗哑特殊,戏谑干嚎,温斯顿私下里便叫它黄色小调儿。而后,电幕上有人唱了起来:


这栗树荫荫影迷离,


你卖了我,我也卖了你!


他们躺那里,我们躺这里,


这栗树荫荫影迷离!


那三人依然动也不动。温斯顿又瞥一眼卢瑟福疲塌塌的脸,竟看见他的眼睛满盈着泪水。温斯顿这才发现,艾伦森和卢瑟福的鼻子都给打得歪歪瘪瘪,他的心不禁一阵战栗--然而他也说不上,他的心究竟为什么发颤。


没过多久,这三人重又被逮捕。看上去他们刚给释放,立刻开始新一轮的阴谋活动。他们再次受到审判,这次是坦白了一系列新犯下的罪行,连同旧有的罪行,来个数罪并罚。于是他们给处决掉,这下场记在党史里,给后代做个儆示。可约摸过了五年,在一九七三年,有一次气动管把一卷文件送到温斯顿的桌上。他展开纸卷,发现一块纸片,显然给忘掉了夹在这里边。打开纸片,他登时看出它的重要意义。那是十年前一份《泰晤士报》的半页剪报,刚好剪的是上半版,连日期也留在了上面。剪报上有张照片,照的是纽约的一次党代表会议。照片的中央,顶顶突出的位置,便是琼斯、艾伦森和卢瑟福那伙人;起码这三人绝对不会错,照片下面的说明里还有他们的名字。


问题是在两次公审之中,他们三人都一口供称,那一天他们是在欧亚国的领土上。他们从加拿大的一个秘密机场起飞,抵达西伯利亚的什么指定地点,跟欧亚国总参谋部的人员接了头。他们便把重要的军事机密出卖给人家。这日期温斯顿记得牢之又牢,因为那一天正是夏至;而这样的事情,准记在无数旁的地方。可能的结论只有一个:他们的坦白准是些谎言。


当然啦,这才算不得什么发现。便是那时,温斯顿也从来不曾想过,清洗中消灭的人们,真的犯下了他们被控的罪行。然而这却是个活生生的证据;过去早给人消灭,它却算得上过去的一个碎片,犹如一块骨骼的化石,竟然在明明错误的地层冒了出来,便使得地质学的理论土崩瓦解。要是有什么途径,把这张照片公布于世,让大家了解它的意义所在,这沉重的一击足以让党化为齑粉。


那会儿他本是在工作。一看到这张照片照的是什么,意味着什么,他立即拿一张纸盖住了它。可幸他打开纸卷时,从电幕那边看,照片是颠倒的。


他把拍纸簿放在膝头,将椅子推后,尽量离开电幕远一点。控制住脸上的表情一片漠然,这本不是难事;只消花点子力气,连呼吸也能够控制住。然而心跳,那却没办法控制得了;可电幕却相当灵敏,能够感知得到。他等了约摸足有十分钟,心里担惊受怕--别出了什么情况暴露他,比如他的桌上突然刮过一阵风,害他的掩饰行为前功尽弃。而后,他也不打开桌上的纸片,索性把那张照片连同其它的废纸,一古脑儿丢进记忆洞。再过上一分钟,想必这照片便化成了灰烬。


这事情早过了十年--十一年啦。没准儿如今,他会把那张照片留下来。怪得很,这照片正如它记载的事实一样,早已仅仅剩下记忆中的存在;然而它毕竟曾经捏在他的指间呀,他还是觉得非同一般。难道一纸消失了的证据曾经存在过,这便会使得党的统治不再固若金汤?


然而今天,纵然这张照片能从灰烬里复活,它也早就算不上证据。他发现照片那会儿,大洋国已经不跟欧亚国开战,可这仨死鬼是向欧亚国的特务机构出卖了祖国。打那时以来,大洋国的敌手变来变去--足有两三次哩,他也记不得到底有几次。很有可能,他们的坦白一再改变,起初的日期事件早已经毫无意义。过去不光给篡改了事,它就这样子改来改去。有一件事情最让他觉得噩梦般骇人,便是他从来闹不清楚,为什么要这般大张旗鼓地搞欺骗。篡改过去,眼前的好处自是一目了然,然而终极的动机却显得神神秘秘。他又提笔写道:


我懂得方法,可我不懂得原因。


他想,恐怕他很有点精神失常啦。这一点他已经想过无数次;没准儿,单个人的少数派,便是精神失常哩。从前,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便意味着成一个疯子;而今,相信过去无法给篡改,也意味着成一个疯子。或许惟有他独自坚持这信仰;若真是他独自一人,那他便精神失常。然而感到自己精神失常,才不最最让他胆战心惊--骇人的是他也可能走了条错路。


他捡起那本儿童历史书,看着开卷第一页上的老大哥像。那双眼睛叫人昏昏欲睡,紧紧盯着温斯顿看。那仿佛有种巨大的力量压在你身上--这玩意儿直刺穿你的脑袋瓜,捶打你的脑,吓破你的胆,逼你放弃心中的信念,诱你否认眼见的证据。到头来,党不妨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便好乖乖地一信了之。这一点躲不开避不掉,他们迟早总会这样宣布,他们所处的地位铁定要求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哲学,自然要求否认经验有什么效力;而且,这哲学甚至否定了客观现实的存在。一切异端当中顶大的异端--那便是常识。他们会因你心怀异见杀掉你,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有可能正确。说到底,二加二等于四,这如何能够知道?有一种地心引力在作用,这如何能够证明?过去无法给人改变,这如何能够弄清?要是过去跟客观世界,仅仅存在于常识当中,要是意识可以给人控制--那又如何?


然而,不是的!他猛可里满心充满了勇气。奥勃良的面孔出现在他的脑际,这绝非由于什么显明的联想。他晓得,他比以前更加确切地晓得,奥勃良站在他的一边。他写这日记,便是为了奥勃良--便是写给奥勃良:它犹如一封信,长得无休无止,没人读得到它;然而它毕竟写给一个特定的人,这便叫它也变得生动多彩。


党教导你,不得相信你耳闻目睹的证据。这是他们最终的命令,这是他们最根本的命令!他要面对的是何其巨大的力量,那般党内秀才会何其轻易驳倒他!那些论证简直精妙绝伦,他懂也不懂,更何谈反驳。想到这些,他的心头禁不住一沉。然而--他毕竟正确。他们错误,惟有他才正确。显明,素朴,真实,这一切一定要捍卫。自明便是真理,这一点一定要坚持。物质的世界毕竟存在,世界的规律绝不能改变。石头毕竟坚硬,水毕竟潮湿,悬空的物体毕竟落向地心。他觉出自己乃是说给奥勃良,也觉出自己阐明了一个重要的公理,便写道:


自由就是宣称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承认了这一点,其它的一切便会迎刃而解。



一条胡同的深处,什么地方飘出股烘咖啡的味儿,直溢到当街来--还是真正的咖啡哩,不是胜利牌咖啡。温斯顿不由自主停下了脚步。兴许有两秒钟光景,他回到了遗忘大半的孩提时代。而后,一扇门砰然一响,突然间斩断了这股香味,仿佛它也不是气味,倒是声音一般。


他在人行道上走了好几公里,静脉曲张的地方又开始刺痒。三个星期以来,他已有两次没有参加街道活动中心的晚间活动;这样的做法煞是冒失,因为参加活动的次数,一准给人仔细记录下来。从原则上讲,党员的生活不存在余暇;除去上床睡觉,也绝不能够单人独处。依照这样的原则,仿佛你要么工作、吃饭或睡觉,要么必得参加什么集体活动;只消显得喜欢离群索居,甚至独自个儿散散步,便永远有那么点危险。新话里竟然还有个词儿专说这一点,那词便叫做独活--这意味着个人主义,性情怪僻。然而今晚,他从部里走出来,四月天的芬芳直让他心醉神迷。今年以来,他还没见过哪一天,有这样温暖,有这样湛蓝。于是突然间,他再忍不下到活动中心,过一个漫长嘈杂的夜晚,玩什么无聊难缠的游戏,听什么报告,靠灌大酒撑持什么紧绷绷的同志关系。一阵冲动,他便离开公共汽车站,信步走进迷宫也似的伦敦城。他先是朝南,朝东,再朝南,终于不辨路径,迷失在陌生的街道中。


他曾经在日记里写道:"若是有希望,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他经常想起这句话,它正道出了一个神秘的真理,一个显明的悖论。现在他来到一处晦暗朦胧的贫民区,以前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东北。他在一条鹅卵石铺就的街上走,两边一例是小小的两层楼房,破烂的楼门正朝着人行道,--怪得很,这破门总是叫人想起耗子洞。鹅卵石中间,汪着片片脏水。人,到处是密匝匝的人,多得叫人目瞪口呆,在黑洞洞的楼门口挤出挤进,在楼房两侧的胡同里挤来挤去。姑娘漂亮得像朵花儿,嘴唇抹了个鲜鲜红;小伙子馋猫似地追姑娘;婆娘的身体胖乎乎,拐呀拐地蹒跚着走(她们的今天,就是姑娘们的明天!);老头子弯腰伛背,拖着八字腿慢吞吞地挪。小孩子破衣烂衫打赤脚,在脏水坑里边疯玩,妈妈怒骂一声,便四散开去。这街上的窗玻璃,大概每四五块便有一块给砸破,又拿木板堵起来。没什么人注意温斯顿,只有几个人瞧他一眼,那眼光戒备又好奇。两个女人长得高高大大,赤红的胳膊交叉在胸前,掩住身上的围裙,站在一家门口聊大天。温斯顿走过来,正听到她们说着:


"我就跟她说,是呀,我说这挺好的,可你要是我,准一个样!说话是省事啦,我说可你哪儿有我的窝心事儿!"


"嗯,"另一个道,"可真是。就是这码事儿!"


这刺耳的声音登时停了下来。他经过的时候,两个女人带着敌意,默默审视着他。可严格点讲,这还算不上什么敌意,不过是种警惕,是种一时的木讷,犹如什么陌生的动物从身边经过。党员的蓝工作服,在这样的街上可是个稀罕物儿。没话讲,谁看见你到这种地方来,那你可真真蠢笨之极,除非能有什么任务在身。碰上巡警,他们准得拦住你:"请出示证件,同志。你在这儿做什么?你几点下班?你平常走这条路回家?"--这样的问题,总是免不了的。才没有什么规矩,不许你另走一条路回家;可要是思想警察听说这件事,你准在他们那里挂上一号。


突然间,整条街道变得一片混乱。警报器的尖叫响彻四面八方,人们跟兔子一样直往门里窜。就在温斯顿眼前,一个少妇从一道门里霍地蹿将出来,把个泥坑里玩儿的孩子一把抓住,拿围裙一兜,便蹿了回去,只消一刹那的工夫。在这同时,一个汉子,身上的黑衣服活像铁丝网,冲出一条胡同,朝温斯顿直跑过来,还激动地指着天上。


"轮船来啦!"他叫道。"当心,首长!脑瓜顶儿有炸弹!快趴下!"


不晓得为什么,无产者给火箭弹起了个外号,叫做"轮船"。温斯顿当即趴到地上--若是无产者这样警告你,他们多半是正确无误。他们仿佛有一种直觉,火箭飞来时有本事提前好几秒钟觉出来--虽说照理那火箭飞得比声音还快。温斯顿刚用胳膊抱住头,便听得轰然一响,像要把人行道炸飞了起来,什么碎东西阵雨般倾到他的后背上。他站起一看,原来是身边窗户震碎的玻璃泼了他一身。


他往前走下去。两百米开外,有些房子给炸弹炸成了废墟。一团黑烟直冲云霄,靠地面的地方腾起大片的尘土,人群早把那片瓦砾团团围住。在他前面的人行道上,也摊了一小堆灰尘,他瞧见尘土当中,有一条鲜红的东西。他走近前去,竟然是一只人手,齐手腕炸掉了下来。那只手惟有手腕那里血渍一片,其它地方全然是惨白惨白,有如石膏做成的模型。


他把那东西踢进阳沟,避开人群,拐进右边的一条胡同。不出三四分钟,他便离开被炸的地方,街上也依然挨挨挤挤,一切如旧,仿佛一直平安无事。这会儿快到二十点,无产者常来的小酒店(他们管它叫"公店")早已是顾客盈门。弹簧门一片脏兮兮,不断给人开来关去,门里边传出的那股味儿,臊乎乎,湿漉漉,还有种啤酒香。有间房子房门凸出,三个人紧紧挤在拐角,中间一个拿了张折叠的报纸,身边的两位越过他的肩膀盯着瞧。温斯顿还没走近前,看不清他们的表情,可那模样,还是看得出他们多专注。不用说,他们正挤着看什么要紧的消息。他离他们还有几步远,三个人突地分开身子,其中的两个大吵起来。不消一会儿,他们准得动拳头。


"你他妈不能听我说?跟你说,末号儿七的十四个月没赢过!"


"赢过!"


"没有!整整两年的号码,我全记纸上啦!全记住啦,跟钟表那么准!我跟你说,末号儿从来就不是七……"


"咋没有,七就是赢过!那屌号码我都能说给你。四、○、七,末号儿不是七?就是二月的事儿,二月第二个星期的事儿。"


"滚你妈的二月!我全记下来啦,白纸黑字。我跟你说,从来没有什么号码……"


"肏,闭嘴罢!"第三个人道。


他们是在说彩票呀。温斯顿走出二十米,又回头去看,见他们还在争来吵去,一脸的兴奋热烈,这彩票每星期能开一次奖,奖金不少,这样的活动顶受无产者关注。大洋国的无产者成千上万,恐怕在他们眼里,这彩票称不上他们后半生的惟一目的,起码算得上最重要的目的。彩票,那是他们的快活,那是他们的放荡,止息他们的疼痛,刺激他们的脑筋。那般人可以目不识丁,可一碰到彩票,就算也算得精,记也记得灵。有一大帮子人,他们谋生的手段,便单靠兜售押宝秘诀,预测中奖号码,推销幸运护符。彩票的活动温斯顿未曾参加过,这全由富裕部来管。然而他倒知道(党内的人全知道),奖金基本是付诸阙如。其实付的全是末等奖,高额奖金的得主不过是些个子虚乌有。大洋国的各个部分之间毫无真正的交流,这样的安排轻而易举。


然而若是有希望,那希望在无产者的身上。这一点必得坚持不放。把它付诸言辞,听起来便显得蛮有道理;看看人行道上走过你身边的人群,这就变成了信念。他转进去的街道是个下坡,他觉得曾经来过这附近,不远的地方还应该有条大道。前边什么地方,有人扯着嗓子大喊大叫。街道转了个弯儿,便到了尽头,那里几级台阶,通到一条低洼的胡同,几个摊贩卖着蔫巴巴的菜。就在这时,温斯顿想起了这个地方--这小巷通一条大街,再转个弯儿,走上四五分钟,便是那家旧货铺,他买过那本空白日记簿的。附近还有家小文具店,他曾经买了笔杆和墨水。


他在台阶上面站了一会儿。胡同对面,有一家脏兮兮的小酒店,窗户挂满灰尘,看上去活像结了霜。一个很老很老的老头儿,弓着腰,动作却挺灵活,白胡子朝身前挺挺的,仿佛对虾的长须。他推开弹簧门,走进了酒店。温斯顿站在那里只顾看,他想:这老头儿少说也有八十岁,革命那会儿便已经中年。像他那样的人早成了凤毛麟角;而今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被消灭,他们便是跟那失落的世界最后的联系。在党内,已经很少有人,在革命之前便形成了思想。五六十年代的大清洗,几乎扫净了老一代的人;而硕果仅存的一小批,早给吓破了胆,在思想上彻底缴枪投了降。若有谁活下来,又能照实告诉你世纪初的情形,就非是个无产者不可。突然间,温斯顿想起他从历史书上抄到日记里的那段话,立时觉出一种疯狂的冲动。他得进那家酒店,跟老头儿攀谈,问他些问题。他得对老头说:"给我说说你小时候的日子。那会儿过得怎么样?跟现在比比,是更好,还是更糟?"


他匆匆走下台阶,穿过窄巷,唯恐动作一慢,便生出害怕的心思。没话讲,这样的做法纯属发疯。一般说来,还没有什么具体规定,不准跟无产者说说话,不准常去他们的酒店;然而这样的事情简直不同凡响,没法不给人注意。若是碰见巡警,不妨跟他们辩解,说自己觉得头晕要昏倒,不过恐怕他们不会信。他推开房门,扑面就是股酸啤酒味儿,臭哄哄的像乳酪。他一走进去,嗡嗡营营的声音便低了下来,他只觉得在身后,人人都在盯着他的工作服。房间另一头,正玩着一场投镖赛,也给打断了那么几十秒钟。他随着进来的那老头儿站在了柜台前,跟服务员正吵着什么。服务员岁数不大,长得高高壮壮,鹰钩鼻,粗胳膊。一伙人围在他们身边,端着酒杯看热闹。


"我够客气啦,咹?"老头儿挺直腰杆,一副好斗的架势。"你敢说这他妈的店里,找不着个一品脱的杯子?"


"什么叫他妈的一品脱?"服务员拿手指尖抵着柜台,往前探出身子。


"你们听听!还服务员哩,生不知道一品脱!跟你说,一品脱就是半夸特,四夸特就是一加仑。快教你念abc啦。"


"没听说过,"服务员干脆地说。"一公升,半公升--我们就这么卖。喏,杯子在那儿,你眼前那架子上。"


"我要一品脱,"老头儿挺执拗。"倒一品脱,多省事儿。我年轻那会儿,可没他妈的公升。"


"你年轻那会儿?我们全住树梢哩,"服务员朝旁的顾客瞥了一眼。


他们哄堂大笑,温斯顿闯进来闹出的不安仿佛也早烟消云散。老头儿胡子拉茬的脸涨得通红。他转过身,自顾自地叨叨咕咕,一头撞在温斯顿身上。温斯顿轻轻扶住了他。


"能请你喝一杯么?"他说。


"你真够绅士,"老头儿又挺直了腰杆。他仿佛看也不看温斯顿的工作服。"一品脱!"他凶巴巴地向那服务员说。"一品脱咕噜!"


服务员取了两个厚玻璃杯,在柜台下面的桶里涮了涮,打上半公升黑乎乎的啤酒。无产者店里,只喝得到啤酒,杜松子酒照说不准他们喝--其实他们要搞到手,才容易得很哩。投镖赛重新热闹起来,柜台前的那伙人又聊起他们的彩票。有那么一会儿,没人记得有个温斯顿还在这儿。窗下有一张松木桌,他跟老头儿在那儿聊,就不用怕给谁偷听到。这样做固然是万分危险;然而还说什么?这屋里竟然没有电幕!刚一进屋,这一点他就弄清啦。


"他就是能给我一品脱,"老头儿放下酒杯坐下来,嘟囔道。"半个公升不够喝,喝不足性。一个公升又忒多,勾我撒尿。钱哩又贵!"


"从年轻那会儿起,你准见好多事情都变啦,"温斯顿试试探探地说。


老头儿那浅蓝色的眼睛,从投镖板瞅到柜台,又从柜台瞅到男便所,仿佛就等着酒店变它个样子。


"那会儿啤酒才好哩!"他终于说道。"还便宜呢!那会儿我还年轻,我们管淡啤酒就叫咕噜。一品脱才四便士!那是在战前,当然啦。"


"哪次战前呀?"温斯顿问。


"管它哪次,"老头儿含含糊糊地说。他拿起酒杯,又挺起了腰杆。"祝你健康!"


他瘦瘦的脖子上,喉节一阵上下乱动,快得惊人,啤酒便给解决了。温斯顿到柜台去,又带回两个半公升来。老头儿仿佛忘了他烦透了喝一公升啦。


"你比我大好多,"温斯顿道。"我还没生下来,你就长大啦。你该记得从前,革命前,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年轻人,对那会儿真是一点儿不知道。我们光从书上读到过,谁知道书上讲的对不对。我想听听你说。历史书说,革命前生活跟现在一点儿不一样。那会儿人人吃苦受穷,简直怕人--糟糕得想都想不出来。我们伦敦城,好多人一辈子就没吃到过饱饭。一半的人穿不起鞋。他们一天干十二小时活儿,他们九岁就失了学,他们一个屋子要住十个人。可是同时,还有那么几千个人,叫做资本家,却是有钱有势。所有好东西都得归他们。他们住着好房子,三十个仆人伺候着,坐的是汽车跟四驾马车。他们喝的是香槟酒,戴的是高礼帽……"


那老头儿突然活跃起来。


"高礼帽!"他说道。"好玩,你说高礼帽啦。昨儿我还想它哩,也不知为了啥。我只是想,有多少年没见过高礼帽啦。全过时啦!我最后那次戴高礼帽,还是给嫂子办葬礼。那可是--嘿,我也说不清哪年啦。准有五十年啦!不用说,我可是租来戴的,你知道。"


"倒不是高礼帽多要紧,"温斯顿耐着性子说。"问题是那帮资本家当家作主,连靠他们活着的律师牧师什么的也是。什么都得为他们好才行。像你这样,一般人,工人,就只是他们的奴隶。他们想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你。他们拿你当牲口,把你运到加拿大。要是高兴,他们就跟你闺女睡觉。他们叫人拿什么九尾鞭揍你们。每个资本家,全带一帮子走狗……"


老头儿一下又活跃了起来。


"走狗!"他说。"这词儿有日子没听过啦。走狗!这叫我想起从前来,可不是?想当年,可有年头啦,有时候我赶在礼拜天下午,就去海德公园儿听人家讲话。救世军啦,天主徒啦,犹太人啦,印度人啦,全都有哩!有个家伙,我也记不住他名儿,讲得可真有劲儿!一点儿面子也不给!他就说,走狗!资产阶级的走狗!统治阶段的奴才!他还叫他们寄生虫哩!还有鬣狗--他就管他们叫鬣狗!他叫的是工党,当然啦,你知道。"


温斯顿觉出来,他们的话题简直满拧。


"我想知道的是这样,"他说。"你觉得如今你的自由,是不是比那会儿多?旁人待你是不是更像人?从前,那些有钱人,上等人……"


"上议院,"老头儿依依地说。


"就上议院好啦,要是你愿意说。我想问问,是不是那些人,拿你低人一等,光是因为他们有钱,你没钱?比方说,要是碰见他们,你得叫声先生,还得摘帽子?"


老头儿仿佛沉思起来。他喝了一大口啤酒,才答道:


"是啊,他们愿意看你朝他们摘帽子。这是尊敬么。我倒不喜欢,可我也常这么做。该说,谁也得做呀。"


"我得说句历史书的话--那伙人,还有他们的仆人,常把你们从人行道推进阳沟么?"


"有个家伙倒推了我一次,"老头儿说。"我还记得起来哩,就跟昨天的事儿似的。那晚有划艇赛,我么,在沙夫茨伯里街上,就撞了个小伙子。碰上划艇赛,他们晚上全闹得吓死人!他倒是个绅士,穿衬衫,戴礼帽,还有黑大衣什么的。他在人行道上,走得歪歪扭扭的,我一下撞着了他。他就说,走路怎么不看着点儿?他就说。我说,你当这他妈人行道给你开的?他说,你再要横,打你个满脸花!我说,你醉啦。有你半分钟,送你见老警!我说。爱信不信,他举手推我胸口,差点儿送我公共汽车轱辘下边!那会儿我年轻,就想还他一拳,可是……"


温斯顿只觉得无可奈何。老头儿的记忆,全是些细节琐事堆成的垃圾。问他一天,也问不出个正事儿来。党的历史依然有可能正确;甚至,这历史很可能全然正确。他最后试了一次。


"可能我没说清楚,"他说。"我再跟你说说。你活得很久了,一半儿日子在革命前过的。比方一九二五年,你已经挺大啦。按你记得的,还能不能说得出,一九二五年的日子,比当今好还是不好?要是你能选,你会在那会儿过,还是在现在过?"


老头儿直盯着投镖板,沉思起来。他放慢速度,喝光了杯里的啤酒。仿佛这啤酒让他觉得通泰舒服,等他再开口,那神情一派隐忍达观。


"我知道你想我说什么,"他说,"你想我说,我想要返老还童。大多数的人,你去问罢,准保想返老还童。年轻人嘛,身体也好,劲头儿也大。到我这把年纪,就全不成啦。腿脚净是毛病,膀胱也有毛病哩。一个晚上,起夜总得起个六七次。另一面说啦,当老头儿也有不少好处。从前的愁事儿,不用再犯愁啦。不搞娘儿们,这才是大事哩!我有三十年没碰个娘儿们,你爱信不信!而且,我也不想啦。"


温斯顿挺起身,靠在窗台上。再问下去,也没什么用啦。他打算再去买点啤酒,那老头儿却突然站起身,拖着脚急忙便走--他是到房间对面臭哄哄的茅房去,可见那多喝的半公升,早在他身上起了作用。温斯顿坐了一两分钟,盯着自己的空酒杯,不注意他的双腿,又重新送他回到了街上。他心里想,过上二十年,这简单而又重要的问题,"革命前的生活是不是比现在好?",就再得不到答案啦。诚然即便如今,其实这也无法回答,因为古代世界屈指可数的幸存者,他们早已做不到在两个时代做比较。他们还记得一百万件无用的琐事:跟同事拌嘴啦,寻找气管子啦,妹妹尸体的表情啦,七十年前一早刮风扬起的尘土啦。然而所有要紧的事情,他们却视而不见。他们非常像蚂蚁,看得见小东西,却看不见大的。脑子记不住,记录篡改过--一旦如此,党要宣布改善了人民生活,你便只能够接受了事,因为能够检验真伪的标准并不存在,而且永远不会存在。


就在这时,他的思绪突然间停顿了下来。他驻足抬头看,原来走到了一条窄窄的街巷,一片公寓当中,点缀着几家黑魆魆的小店。就在他的头顶,挂了三个褪色的铁球,依稀看得出曾经镀成了金色。这地方他好像认得--没错!就是那家旧货店,他买过那本日记簿的地方。


温斯顿心里一阵恐惧。当初买那本子,已经够冒失啦,他也曾发誓再不来这边。然而他刚刚听任思绪信马由缰,他的腿竟然把他带回了这里。他还巴望靠写日记,便阻止得了自己诸如此类自杀般的冲动哩。与此同时,他发现那家店铺,虽然快到二十一点,却还没打烊。他想还是进去罢,这总比在人行道上瞎转悠更少惹人疑,于是走进了店门。要是谁问,他或许可以回答,他想来买几片刀片。


店主刚点起了一盏煤油吊灯。吊灯的味儿不算干净,可却有那么点和气可亲。店主有六十岁,体弱背驼,长长的鼻子带着种慈祥,目光温和,戴副厚厚的眼镜。他的头发几乎全白,眉毛却依然很浓很黑。那眼镜,那轻柔琐屑的动作,再加上他那件破旧的黑绒夹克,分明给了他种文质彬彬的感觉,一如他是个什么文学家,什么音乐家。他说话的声音轻柔得很,好像哑了嗓子,而他的口音,也不像多数无产者那样难听。


"你还在人行道上,我就认出你啦,"他立时说道。"你买了那年轻太太的纪念簿。那本子的纸张,可真叫漂亮。奶油直纹纸--就是这样的名字。这样的纸,早不生产啦--嗯,我敢说足有五十年啦,"他从眼镜上面盯着温斯顿瞧,"我能卖你点什么?还是只想随便瞧瞧?"


"我路过这儿,"温斯顿含糊地说。"我只想看看。还不想买什么。"


"好罢,"店主说。"我想也没什么能够满足你,"他软软的手做个道歉的动作。"你也知道;瞧,这店都空啦。咱们俩说说,买卖旧货--就要完啦。谁也不需要,货也没有啦。家具,瓷器,玻璃容器--一天天都在坏下去。当然啦,金属的东西,多半也给回了炉。我多少年都没见过黄铜烛台啦。"


其实,这小店塞得满满吞吞,然而大多实在没什么价值。小店固然空间有限,因为四壁周遭堆满了蓬头垢面的画框,橱窗里又满是些杂七杂八的垃圾废物--一盘一盘的螺丝螺母,烂凿子,破旋刀,黑乎乎的钟表显然早就停了摆。只有墙角一张小桌子,上面零零星星还有点稀罕物儿--漆器鼻烟盒、玛瑙胸针之类,仿佛还找得到点有趣的东西。温斯顿信步走过去,便注意到一个浑圆光滑的东西,在灯光下轻柔地闪着微光,他便把它拣了起来。


这是块挺重的玻璃,一面弯曲,另一面平滑,形状像个半球。玻璃的颜色跟质地全都极其柔和,一如雨水一般。玻璃球的中央,给那弧形的表面放大了一些,里面是一个粉红色的怪东西,卷卷曲曲,像玫瑰,又像海葵。


"这是什么?"温斯顿简直给迷住了。


"这?是珊瑚,"老头儿说。"该是从印度洋上搞来的东西。他们常把珊瑚镶到玻璃里边。少说也有一百年啦。瞧,准还要久些哩。"


"真漂亮,"温斯顿说道。


"真漂亮,"店主感激地赞叹道。"不过如今,肯说这话的人太少啦,"他咳了一声,"你要是想买,算你四块钱好啦。我还记得--从前这样的东西值八镑,八镑--唉,我也算不出个价,总归不少钱罢。这全是货真价实的古董呀--如今还有几个人识货?"


温斯顿马上付了四块钱,那渴慕的东西便藏进他的口袋。真正吸引他的,倒还不是那东西美丽无比,而是它的氛围,分明与当今时世绝不相同。那柔和的玻璃宛如雨水一样,他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更叫他感兴趣的,是那东西显然毫无用处--诚然他猜,它倒满可以当块镇纸用。放在口袋里,这东西沉甸甸的,不过幸好,还不至于显得鼓鼓囊囊。只消是旧货,看上去再有那么点漂亮,往往会招来莫名其妙的怀疑。老头儿收了他四块钱,显然更加愉快--温斯顿觉出,给他两三块钱,这东西他也会卖。


"楼上还有间屋子,你或许乐意看一看,"他说。"屋里也没多少东西。就剩几件啦。要上楼,我就点个灯。"


他又点了盏灯,便弓着背慢吞吞在前面引路。爬上磨得光溜溜的楼梯,穿过窄窄的走廊,便来到一个房间。这房间不临街,窗外是个鹅卵石铺路的小院,还看得见树林一般密匝匝的烟囱。温斯顿发现,房里摆着家具,好像还要住人一样。地上铺了块地毯,墙上挂了一两幅画,壁炉旁边还摆了张扶手椅,椅面深陷,邋邋遢遢。炉架上是一座老式玻璃钟,还是十二小时制的,正嘀嘀嗒嗒走个不停。窗户下面,有一张硕大无朋的床,差不多占了房间一小半,床垫还铺在上面呢。


"老伴儿死前,我们一直住这儿,"老头儿的声音有点歉意。"我一点点把家具全卖啦。就剩这张床,红木的,挺漂亮,当然啦,得先把臭虫弄干净。不过我敢说,你准觉得它太累赘。"


他把吊灯举高,便照亮了整个房间。灯光暗暗的,暖暖的;怪得很,房间给照得说不出的诱人。温斯顿不由得掠过一丝念头:兴许,一个星期出上几块钱,很容易就会把这房间租下来哩。当然,这得要他敢冒这险才成。这样的念头纯属异想天开,必得马上丢个干净;然而这样的房间,却唤醒了他的思乡病,唤醒了他古老的回忆。仿佛他全然知道,坐在这样的房里会有怎样的感觉--熊熊的炉火旁边,坐在扶手椅里,双腿放在围栏上,水壶吊在炉架上;孑然一身,安然无虞,没有眼睛盯着你,没有声音逼着你,除去水壶的低吟,和座钟友善的呢喃,你的身边万籁俱寂。


"这里没电幕!"他不禁喃喃说道。


"哦,"老头儿说。"我从来没安过那东西。太贵啦。反正,我也没觉得有这份必要。那边角落里,还有张折叠桌,挺好的。当然啦,要用折板,就得换个新折叶啦。"


房间的另一个角落,还有个小书柜,温斯顿早饶有兴致地走了过去。除去破烂,柜子里什么也没有。无产者区,就跟大洋国旁的地方一样,搜书焚书早搞了个完全彻底。在大洋国,只消一九六○年以前印行的书,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老头儿还举着吊灯,照亮了一幅檀木框的画--它就挂在壁炉的另一边,正对着那张大床。


"要是你对这些旧图片感兴趣的话……"他开始轻轻地说。


温斯顿走过来,端详这幅画。它是幅蚀刻钢板画,画面是一幢椭圆形的建筑,有长方形的窗户,前面还有座小尖塔。建筑周围是一圈栏杆,后面仿佛有一座塑像。温斯顿盯着画面看了一会儿,似乎有些面熟,可那塑像,他却再记不起来了。


"画框镶在了墙上,"老头说,"不过我敢说,我可以帮你卸下来的。"


"这房子我知道呀,"温斯顿终于说道。"早倒啦。就在正义宫外面当街那边呀。"


"是呀。就在法院外边。给炸掉啦--唉,都多少年啦。从前它是个教堂呢。就叫圣克莱门特丹麦人,"他抱歉地微笑,仿佛意识到自己的话有点滑稽。"圣克莱门特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你说什么?"温斯顿问。


"哦……圣克莱门特钟声说,橘子和柠檬,我小时候唱的歌儿。我都记不住啦,不过还知道最后一句,一根蜡烛照你睡,一把砍刀砍你头!是个舞蹈。大伙儿伸着胳膊让你钻过去,唱到一把砍刀砍你头,就放下手来抓住你。歌里唱的,全是些教堂名儿。伦敦城所有的教堂全给唱了出来--所有主要的,当然啦。"


温斯顿的思绪朦朦胧胧,闹不清这教堂属于何年何月。伦敦的那些建筑,要定个年代总是难乎其难。随便什么高大雄伟的房子,只要外表还算光鲜,就自动自觉地归功给革命以后;要是看上去时间太早,索性就判给那暗无天日的什么中世纪。资本主义那几百年,据说就没造出过有价值的东西。建筑上固然学不到历史,正如书本跟历史毫不相干一个样。塑像,铭文,纪念碑,街道名--所有的一切,只要能借以搞清过去,就全给有计划地改变得面目全非。


"我还不知道它从前是个教堂,"他说。


"剩下的还不少哩,其实,"老头儿说道。"可全给派了别的用场。那歌儿怎么唱来着?哈!我想起来啦!


圣克莱门特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圣马丁的钟声说,你欠我仨铜板……


嗐,我就记着这么多啦。一个铜板,是个小小的铜币,样子挺像一分钱呢。"


"圣马丁在哪儿?"温斯顿问。


"圣马丁?它还在呀。就在胜利广场,画廊的旁边。那房子的门廊三角形,前边是柱子,台阶高得很哩。"


这地方温斯顿挺熟悉。这是座博物馆,展出着各色各样的宣传品--火箭跟浮堡的模型啦,表现敌人暴行的蜡像啦,如此等等。


"那会儿它是叫原野上的圣马丁,"老头儿加了一句,"可我早想不起,那边有什么原野啦。"


温斯顿没买那幅画。有这么个东西,比那玻璃镇纸还要不妥当;而且,要不是从画框上面取下来,又怎能把它带回家?然而,他还是多耽了一会儿,跟那老头儿说话。他发现,光看门口的招牌,准保以为老头儿名叫威克斯--可实际上,他的名字却是查林顿。这查林顿先生六十三岁,早死了老伴儿,在这店里已经住了三十年。他老想改掉橱窗上的名字,却老是不曾做起来。他们谈着天,温斯顿的脑里把那忘了一半儿的歌谣转了又转。圣克莱门特钟声说,橘子和柠檬;圣马丁的钟声说,你欠我仨铜板!真怪,这样一念叨,就仿佛真真听到了钟声,那早失落掉的伦敦钟声--那声音固然不绝如缕,然而伪装了面孔,忘到了脑后。他仿佛听到那钟声的轰鸣,从一个鬼魂般的尖塔传到另一个。可从他记事以来,他还从来没真正听过教堂的钟声。


他离开查林顿先生的小店独自下楼,省得老头看见他出门前,要偷偷把大街瞄上几眼。他已经打定主意,隔上一段时间,比方一个月罢,他还要冒险到这小店来一趟。比起不参加街道中心的活动,这未见得危险多少。顶傻顶蠢的倒是,他买了那日记簿倒也罢了,然而还不知道店主是不是可靠,竟要再到小店来!然而……!


他又想,是的,他还要再来。他还要买些美不胜收的奢侈品的残渣余孽。他要那幅圣克莱门特丹麦人,从画框上面卸下来,塞在工作服下带回家。他要从查林顿先生的记忆当中,把那歌谣的余下几句挖出来。甚至那疯狂的想头,要租下楼上房间的想头,他也蓦地又想了起来。或许总有五秒钟,他得意到放松了警惕,也不朝窗外先瞟一眼,便一头闯到了人行道上。他甚至编个曲调,哼了起来--


圣克莱门特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圣马丁的钟声说,你欠我……


他的心陡然一冷,险乎惊了个屎尿横流。有个人身穿蓝工作服,沿着人行道走下来,离他还不到十米远。便是那黑发姑娘,小说总局那个姑娘。灯光暗淡,然而也不难认出她的模样。她径直看着他的脸,而后便迅疾走开,仿佛根本没有见到他。


一时间,温斯顿给吓得动也动不了。然后他转向右边,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有那么一会儿,连走错了方向也没注意。无论如何,有个疑问,已经不成问题--那姑娘铁定是在监视他。她准是跟着他到这里,因为跟他同一个晚上,走到同一条偏僻的胡同--这条胡同离任何党员居住区,全有好几公里远!--却纯粹出于偶然,这样的巧合根本就不可能。她真是思想警察的特务也罢,单是好管闲事的业余特务也罢,这一点原本就无所谓。她在监视他,这便足够啦。或许她也见他进了那家小酒店。


连走路也得费点子力气。那块玻璃,放在他口袋里的,走一步便撞一下他的腿,他几乎要把它掏出来扔掉。最要命的,是他的肚子一阵疼。有那么几分钟,他觉得不马上找个厕所,简直憋不住啦。然而这样的地方,根本就没什么公厕。而后,那一阵痉挛平息了,剩下的惟有隐隐的痛楚。


这条街竟然是条死胡同。温斯顿停下脚步站了几秒钟,迷迷糊糊不知该做什么。而后,他掉转身来,开始往回走。就在转身的当儿,他想起那姑娘离开他才不过三分钟,他跑上几步,还满可以追上她。他不妨跟着她,到个僻静的所在,拿块石头砸烂她的脑袋瓜。他口袋里那块玻璃挺沉,干这勾当倒也很合适。然而,他立时放弃了这念头,单是想想这样做,也早就叫他没法忍下去。他不能跑,他也不能揍谁一下子。更何况,她是年轻力壮,准会自卫的。他又想,快快赶到街道活动中心,耽到关门为止,好算个他晚间在场的佐证。然而,这同样根本行不通。他的全身,只觉得死一般的困乏无力。快回家罢,坐下来安静一会儿--他满心想的就只有这句话。


等他回到公寓,时间早过了二十二点。到二十二点三十分,电灯就要拉闸啦。他到厨房里,生灌了足有一茶杯的胜利牌杜松子酒。而后,他到壁龛里的桌前坐下来,从抽屉里取出了日记本。然而,他沉了一会儿,没有打开来。电幕上一个女人,粗喉咙大嗓门嚎着什么爱国歌曲。他坐在那里,盯着日记本的云石纸封面,徒然想把这声音从他的意识当中赶出去。


他们会在夜间来抓你。总是在夜里的。该在给他们抓住之前便自杀。毫无疑问,有些人便这样做了。许多失踪的人,其实就是杀死了自己。然而这样的世界,完全搞不到枪支,或者随便什么迅速有效的毒药,自杀也需要天大的勇气。惊人的是,那些痛苦和恐惧,却无法督促你的肉体下决心;而人的肉体,又如此毫不长进--一旦需要它特别做点事,它一准木呆呆地束手无策。要是他动作足够快,满可以杀那黑发姑娘来灭口;然而那极端的危险,反叫他失却了行动的能力。敢情面对危险,要对付的根本不是外在的敌人,倒永远是你自己的身体。如今,灌了杜松子酒,肚子却依然隐隐发疼,害得他没法有条有理想个问题。就是那般俨然的英雄场合、悲壮时刻,其实还不是一个样。战场也罢,刑房也罢,沉船也罢,谁也记不得自己的奋斗所为何来,因为你的肉体膨胀开来,添满了宇宙。你可以不至于吓得木呆呆、疼得嗷嗷叫,生命却依然只算场一瞬间到另一瞬间的斗争,斗争的对象,不过是饥饿、寒冷和失眠,不过是腹痛或牙痛。仅此而已。


他把日记本打开来。写点什么罢,这毕竟十分要紧。电幕上那女人开始唱一支新歌曲,声音活像玻璃碴儿,生生刺进他的大脑里。他试着去想奥勃良,这日记便是为他写--便是给他写的呀。然而头一件,他想的却是,一旦思想警察逮住他,接下来会出些什么事。马上杀掉你--这倒没什么关系。送掉性命,纯属意料之中。然而送命以前,照例要熬过坦白交代这一关--爬着尖声叫讨饶,打断骨头揍掉牙,满头满脑血淋淋。这一切,任谁都是三缄其口,然而早已是铁定的常识。若是结局没什么不同,何必要忍受严刑拷打?没有人逃得了提审,也没人扛住不坦白。只要死心投靠了思想罪,早晚必得掉脑袋。既然这样的恐怖早已是无所改变,往后干吗还得经受这一关?


他还在试着回想奥勃良的模样,这回才算勉强想起了一点。"我们会在个没有黑暗的地方再见面,"奥勃良这样对他讲过。他知道这话的意思--起码他觉得自己知道。没有黑暗的地方--便是想象的未来,没有办法见到,然而凭借着先知先觉,却能够分享这未来。这真是件神秘莫测的事情。然而电幕那声音在他的耳边直聒噪,害得他没法循着这个思路想下去。他把支香烟放在嘴里,一半的烟丝登时掉到舌头上--那东西苦得很,吐也吐不净。他的脑际浮现出老大哥的脸孔,盖住了奥勃良的形象。像几天前那样,他从口袋里掏出枚硬币盯着瞧。那脸孔朝上盯着他,孔武有力,神色平静,叫人心里安宁。然而,那一口黑胡髭呀,它背后藏的是怎样的笑容?于是,那几句口号,又在他的耳畔想起,一如闷雷般的丧钟声:


战争就是和平


自由就是奴役


无知就是力量




第二部 1-3



一天上午,温斯顿离开办公间,到厕所里去。


长长的走廊灯光通亮,一个孤独的人影,正从对面朝他走过来,正是那个黑头发姑娘。那晚他在旧货铺门口碰到她,已经过了四天。他发现她的胳膊打了绷带,这绷带跟她的工作服一个颜色,在远处注意不到。或许是转大万花筒"构思"小说的时候压伤了手--在小说总局,这算是常见的事故。


离他将有四米远,那姑娘绊了一跤,险乎趴倒在地上。她疼得尖叫一声,准是正正摔着了她的伤胳膊。温斯顿立刻停下脚,见姑娘已经跪了起来。她脸色蜡黄,反显出嘴唇加倍地鲜红。她的眼睛紧紧盯着他,那神情一片恐慌,倒没有多少疼痛。


温斯顿觉得挺奇怪。眼前就是个企图取他性命的敌人,然而却也是活生生的人,痛不可耐,兴许摔断了骨头。他本能地走上几步,去帮她的忙。见她正摔了打着绷带的胳膊,他直感到如同自己疼痛一个样。


"疼么?"他问。


"没事儿,我的胳膊……一会儿就好。"


她的心仿佛在怦怦直跳。瞧她的脸色,有多么苍白!


"不会摔坏吧?"


"没,没事儿。就疼了一下,真的。"


她把那只好手伸给他,他就扶她站了起来。她的脸色恢复了一些,显得好了许多。


"没事儿,"她又简短地说。"就手脖子碰了一下。谢谢啦,同志!"


于是她径直朝原来的方向走过去,动作轻快得很,仿佛真的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事情前后还不到半分钟。不叫脸上的表情显出内心的感觉,这早已习惯成自然,而且这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恰恰站在个电幕的前面。尽管如此,那一阵惊异他还是几乎按捺不住--在帮那姑娘起身的两三秒钟内,她竟把个什么东西塞在他手里。没说的,她一准成心干的这件事。那小东西扁扁平平;走进厕所门的时候,他把这小东西藏在口袋里,还用指尖探了一下。原来是张纸条,给她折成了方块儿。


他站着撒尿,一面想办法就用手指把它展了开来。不用说,她准把想说给他的什么事情写在了上面。一时间他就想跑到哪个马桶间,看上面到底写了什么。然而他也知道,这样干简直愚不可及。电幕对人们的监视从不间断,不管什么地方,也不会更妥帖一点的。


等他回到办公间里坐下来,把那纸片大剌剌放在桌上的纸堆里,戴上眼镜,把听写器拉到近前来。"五分钟,"他对自己说,"至少等上五分钟!"他的心在胸膛里怦怦怦地跳啊跳,声音响得好吓人。幸而眼下他干的纯粹是件例行公事,纠正一长串数字什么的,不需要多加注意。


那纸条上无论写了什么,准具有政治意义。他能够想出的情形不外两端。其一,比较可能的一种,是那姑娘真的是思想警察的特务,一如他生怕的那样。他不晓得思想警察何以要用这样的方式来送信,不过或许,总归有他们的道理。纸片上写的,或者是对他的威胁,或者是给他的传票,或者是要他自杀的命令,要么就是别的圈套。然而另一种可能,虽则更其不切实际,却一再露头,他压也压不掉。或许这纸条根本不是思想警察送给他的,倒是什么地下组织给他的信息!或许兄弟会也真的存在!或许这姑娘也是个成员!没说的,这想头好生荒谬不经,然而刚接到纸条,他脑里想到的便是这一点。过了好几分钟,他才想到那个更加可能的解释。可即便现在,尽管理智跟他说,这信息可能就意味着死亡,他却依然不予置信,那毫不合理的希望依然挥之不去。他的心脏怦怦直跳,在对着听写器呢喃数字时,也几乎抑制不住声音的颤抖。


他把做完的一堆工作卷起来,丢进气动管。这会儿已经过了八分钟。他正了正鼻梁上的眼镜,叹一口气,把下面的一批工作拉到了近前--那张纸条便在最上边。他展平纸条,见上面写的是几个稚嫩的大字:


我爱你。


他惊得晕头转向,有好几秒钟,甚至忘了把这招祸的东西扔进记忆洞。他终于想起来把它丢进去;这时,明知道显得太感兴趣甚是危险,他还是耐不住再看上一遍--哪怕只是为了闹闹清楚,上面写的真是这样几个字。


于是上午便没法干活儿啦。他固然得集中精力,处理那些个琐屑的工作;然而更糟的是,他还得掩饰住心里的激动,不叫电幕看出来。他只觉得在肚里,仿佛熊熊烧着一把火。食堂里拥挤酷热,喧嚣一片,吃中饭简直是受罪。他本想一个人吃饭,也好单独耽一会儿,不幸那笨蛋帕森斯,就在他的身边一屁股坐下来。这家伙的汗臭,盖住了炖菜的一点点香味儿,嘴里还没完没了聒噪着仇恨周的准备工作。他特别热切地讲到,他女儿的侦察队做了个老大哥的头像,足有两米高哩。恼人的是他们的周围一片营营嗡嗡,他说的什么温斯顿根本就听不见,只好一遍遍叫他把那些蠢话再说一次。温斯顿只有一回瞥见那个姑娘,她跟两个姑娘,坐在食堂的另一边。她仿佛没有瞧见他,他也便未朝那边再看一眼。


下午的情形好受一点。吃完午饭,便有件繁难的工作送了来,得推掉旁的事情,干上几个小时。这项工作,要伪造两年前的一批生产报告,好叫个核心党高干名誉扫地,这家伙如今已开始失宠。这样的工作温斯顿干得很漂亮,有两个小时,他简直把那姑娘完全忘在了脑后。而后,他又想起了她的面容,一阵炽烈难耐的欲望,迫他极想一个人耽上一会儿。若不是独自考虑一下,他便绝难把这新出的情况理清楚。今晚,他又该参加街道活动中心的活动;他便在食堂狼吞虎咽吃了顿没滋没味的晚饭,而后赶到活动中心,参加个"讨论小组"一本正经的蠢蛋讨论,玩两盘乒乓球,灌几杯杜松子酒,听半小时叫什么"英社与象棋的关系"的报告。这一切真叫厌烦难忍,可只有这一次,他没有产生冲动,企图逃避活动中心的晚间活动。自从看到我爱你这三个字,他陡然激起种活下去的欲望,冒这般小小的风险,立时就变得愚不可及。直到二十三点,他回到家躺在床上,才能连贯地想事儿--在黑暗当中,只消不出声,便能够躲开电幕,平安无事。


有一个实际问题得解决:怎样跟那姑娘接触,安排次约会。他再不认为,她可能给他设置了什么圈套。他知道这不可能,因为她把纸条递给他时,明摆着激动不安。她心里显然怕得很呢;她怎能不害怕!他也从不曾想过,要拒绝她的示爱。只是五天以前,他还企图拿石块砸碎她的脑袋瓜,不过这又有什么要紧!他思想她赤裸年轻的肉体,这身体在梦中他也见过呀。他曾经设想,她正和旁人一样蠢,脑袋里满装着谎言和仇恨,肚子里冷得像冰块。想到可能失去她,那白皙年轻的肉体会从他手里溜开去,他心里便充满了狂热!最怕人的一点,是若他不快快跟她接触上,她可能就此变了心思。然而要跟她约会,又有多少实际困难!犹如在走象棋,明明早给人将死,依然要垂死挣扎,走上一步。不论朝着哪一边,电幕都对着你的脸。其实,读了她的字条,五分钟之内,他就想遍了跟她联系的所有种可能。如今,思考的时间给了他,他便把这些途径逐个想一番,仿佛在桌上把些个工具一字摆摆开。


很明显,今天早晨那样的相遇,没法照样再来上一次。要是她的工作也在记录总局,事情就比较简单;可小说总局,他只是极其模糊地知道在楼里什么地方,也没什么借口能往那边去一趟。要是知道她住哪儿,什么时候下班,他倒满可以想法在她下班的路上见她一面。可跟着她回家未免太不安全,这得在真理部楼外溜来逛去,难免招人注意。至于到邮局给她寄封信,那根本就不可能。所有信件都需要开封检查,这样的例行手续早不是秘密。其实,很少有人还写什么信。有时真需要传递些信息,索性就用那种印好的明信片,上面印好了一长溜儿句子,只消把不适用的划掉就是啦。不用说,他连那姑娘的名字也不知道,地址更是个闹不清。最后他定好,最最安全的地方依然是食堂。要是他趁她独自个儿的时候凑过去,地点再选到房间的中央,不至于离电幕太近,周围又一片鼎沸,人人都忙着说话--若是这样的条件持续个三十秒,便能够说上几句话儿呢。


此后的一个星期,生活就如同无休无止的梦境。第二天,他快离开食堂的时候她才来,那会儿哨声也早响过了。想必她改值了夜班。他们擦身过去,看也不看一眼。第三天,她倒是在该来的时候到了食堂,却跟三个姑娘在一块儿,头顶又正正有一个电幕。在此之后,她足足三天没露面,害得他整个的身心,都变得紧张难忍,脆弱不堪,仿佛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接触交谈,都成了莫大的痛苦。睡觉时,他会梦到那姑娘的形象。这些天,他连日记本也不敢碰。若还有什么能纾解,便是他的工作--有时他竟能嗒然自忘,足有十分钟之久。他全不知她出了什么事,打听一下根本不可能。她兴许早给人蒸发,兴许早已经自杀,兴许给调到大洋国的另一端--而糟糕透顶的往往最最可能:她不过改变了主意,决意离开他。


第二天,她又出现在食堂里。她的胳膊早去了悬吊的绷带,只是手腕还贴了一圈橡皮膏。见到了她,便是一阵如释重负,他禁不住径直朝她看了几秒钟。第三天,他险乎跟她成功说上话儿。走进食堂,她正独自个儿坐在一张桌子前,离墙挺远挺远。那时时间还早,屋里人不很多。买饭的长龙慢吞吞地往前移;温斯顿就要到柜台,队伍却停了两分钟--前面有个人抱怨说,他没有领到糖精片。温斯顿领了托盘朝那姑娘桌上走,那会儿她还是独自一个人。他若无其事往她那边走过去,眼光找的却是她身后的哪张桌。她离他不过三米远,只消两秒钟,便会成功啦。就在这时,身后有人嚷了一声:"史密斯!"他装没听见。"史密斯!"那人又喊了一声,还提高了嗓门儿。没有用啦。他只得掉转头去--原来是个傻乎乎的金发小伙子,名叫维尔舍。这小伙子他本不熟悉,可他笑嘻嘻地,邀请温斯顿来坐他桌上的一个空位子。拒绝他的邀请可是够危险,旁人认出了他,他再没法去跟个独自个儿的姑娘坐一块儿。这样做委实太招眼。他只好友善地陪笑脸,在维尔舍那边坐下来。那金发的蠢脸蛋,也对他笑脸相迎。温斯顿不由得暗想,顶好朝那张蠢脸劈头来一斧,砸他个稀巴烂。没过几分钟,那姑娘的桌上也便坐满了人。


然而她必是瞧见他往她那边走,或许也明白了他这个暗示。下一天他成心去得早,果然她又是坐在老地方,而且还是独自一个人。队伍里他前面那人矮个子,动作快手快脚,脸庞扁扁平平,细小的眼睛疑神疑鬼,模样活像只甲虫。温斯顿端着托盘刚离开柜台,见那小个子径直朝姑娘的桌子走过去。他的希望,怕又要徒劳无功。再远点的一张桌子也有空位,可看那小个子的模样,显然他极端留意让自己舒舒服服,准保找一张最空的桌子。温斯顿心里一阵冰冷,只好跟在他后面。除非跟那姑娘单独耽一会儿,否则又有什么用?就在这时,猛听得咕咚一声,小个子跌了个四脚朝天,摔了盘,打了碗,咖啡菜汤流了一地。他爬起身,恶狠狠瞥了温斯顿一眼,显然怀疑他绊了他一跤。然而管他娘!过了五秒钟,温斯顿的心一阵乱跳,他终于坐在了姑娘的桌上。


他根本不看她一眼,只顾放下托盘迅速吃起来。要紧的是趁旁人没来快说话,然而他突然觉出阵骇人的惊惧。她接近他,早已是一星期前的事。她没准儿变了心思--她准保变了心思!想闹成这样的事情其实绝无可能,现实生活里这种事根本就无法发生。这会儿他见到长发诗人安普福思,正端着托盘拐呀拐地找座位,这才下定决心开了口--不知怎的,那安普福思对温斯顿情有独钟,只消看见温斯顿,他一准得坐在这张桌子上。行动的时间,或许只有一分钟。温斯顿跟那姑娘都在吃饭,吃的是清炖菜豆,稀乎乎的像菜汤。温斯顿便低声咕哝起来。两人都不抬头,一边把稀乎乎的菜汤直往嘴里送,一边低声交谈必需的句子,脸上可是一片毫无表情。


"几点下班?"


"十八点三十。"


"哪儿见?"


"胜利广场。纪念碑那儿。"


"那儿净电幕。"


"人多就没事儿。"


"暗号呢?"


"不用。看我周围人多再过来。别看我。跟我旁边。"


"几点?"


"十九点。"


"好的。"


安普福思没见到温斯顿,就在旁的桌子坐下来。他们没再说什么,也没有相互看一眼--他们是面对面坐在同一张桌上啊,这样做可不大可能。姑娘迅速吃完饭起身离去,温斯顿留下来抽了一支烟。


温斯顿提早来到了胜利广场。那硕大的圆柱上面刻满了凹槽,温斯顿便在这圆柱下绕着圈儿徘徊。圆柱的顶端,是一尊老大哥塑像,凝视着南方的天宇--他便在那边,在一号机场战役里歼灭了欧亚国的飞机(几年前可说的是东亚国的飞机哩)。纪念碑前边的街上还有座塑像,什么人骑了匹马,人家说,这是奥立佛·克伦威尔。约定的时候都过了五分钟,那姑娘还没有露面。温斯顿心里,便又是一阵惊惧。她真没来,她变了主意!他慢慢踱到广场北面,竟认出了圣马丁教堂,心里有那么点儿高兴。这教堂的钟声(当然是它还有钟声那会儿),还吟过"你欠我仨铜板"哩。这当儿,他见那姑娘站在纪念碑下,读底座上一张扶摇而上的海报--当然,八成她只是装着读。这里人聚得太少,靠近她可不安全。纪念碑的山墙周围,又布满了电幕。可就在这时,人们吵嚷起来,左边的什么地方响起重型卡车的嘎轧声。突然间,所有人全往广场对面跑,那姑娘敏捷地跳过纪念碑底座的狮雕,挤进了人群。温斯顿便跟在后面。他一面跑,一面从旁人的叫喊当中听出来,原来是欧亚国战俘的车队就要开过去。


密密匝匝的人群,早已把广场的南边拥了个水泄不通。平时逢上这样的挨挨挤挤,温斯顿必是溜边儿;这回,他却穷推乱撞,专往人群的中心挤进去。很快,他的胳膊已经够得着她,中间只堵了个无产阶级大块头,跟个同样肥胖的婆娘,想必是那胖汉的胖老婆--这夫妻两个,筑成一道戳不穿冲不透的肥肉墙。温斯顿把身体略侧一侧,猛然用力,肩膀便挤进那对胖子的中间。他的五脏六腑,简直给那两个肥硕的屁股研成浆;然而他汗水淋漓,好歹挤了出来。现在他挨着了那个姑娘。他们肩膀并着肩膀,眼睛却盯着前方。


一长溜儿卡车,慢吞吞开过街道,车上木呆呆的警卫挎着轻机枪。一群小个子黄种人,穿的是破烂不堪的绿军装,蹲在车上,挤成了一团。他们那蒙古脸丑陋无比,漠然盯着车下的人群。有时那卡车一阵颠簸,便是一声金属的铿锵--敢情所有的战俘,居然全戴了脚镣。一车车丑陋的黄脸开过去,温斯顿知道他们走得没个完,却只是时不时地瞟一眼。姑娘的肩膀,姑娘的胳膊,都挨在他身上。她的脸跟他近极啦,他甚至觉得她暖烘烘的。于是她立时控制了局面,就像在食堂里那会儿一个样。她像从前那样木然说起来,嘴唇动也不动。鼎沸的人声,隆隆的车声,登时淹没了她轻声的呢喃。


"听得见么?"


"唔。"


"周日下午能出来么?"


"唔。"


"那,听好。得记住了。去帕丁顿车站……"


她逐一描述了他要走的路线,精确得犹如军事部署,叫他好不吃惊。先坐半小时火车,出车站向左拐,走两小时公路,有道门,门上没有顶梁,田野里有条路,一条道上长着草,灌木丛里又一条小路,小路上一根满是青苔的枯树。她这样说着,仿佛脑袋里就有张地图。最后她低声道:"全能记住么?"


"唔。"


"向左,向右,再向左。门上没横梁。"


"唔。几点?"


"十五点左右。可能得等会儿。我走另条路。肯定记得住?"


"唔。"


"好。快走你的罢。"


这用不着她说。然而他们陷在人群里,一时没法脱身。卡车依然过个没完,人们依然贪婪地傻看。有人发出嘘声,叫道:"呸!呸!"可这样叫的全是人群里的党员,他们也很快闭了口。整个人群的情绪,单是种好奇而已。外国人,欧亚国人也罢,东亚国人也罢,不过是些个怪兮兮的动物。除去看战俘,平时根本看不到他们,看战俘也只能急匆匆地看一眼。没人知道他们会落个啥下场--有几个会当做战争罪犯给吊死,其他的便消失了踪影,兴许是送进了强劳营。这般蒙古圆脸后面,再过来的那帮家伙更像欧洲人,肮脏憔悴,胡子拉茬。这批满脸毛茸茸的人,直朝温斯顿这边看,想不到有时盯得还真紧,可一瞥就过去啦。车队总算全开了过去。最后一辆车上有个老人,满头花白的长发,笔直地站在车上,两手交叉在胸前,仿佛早习惯了双手铐在前面。温斯顿该跟姑娘分手啦--可在最后的刹那,趁着周围一片的拥挤不堪,那姑娘伸手摸着他,迅速握了一下他的手。


这一握绝不会超过十秒钟,然而却仿佛握了很久。他有时间摸出她那只手的所有细节。纤长的手指,漂亮的指甲,手心干活干出了老茧,手腕上肌肤真光滑。只消一摸,他便知道了她那只手的全貌。就在这时,他又想到,还不知姑娘的眼睛什么颜色。八成是棕色罢,可黑头发的人,眼睛有时会是蓝色哩。回头看她一眼,未免太有点犯傻。把手握在一起,在杂沓的人群当中可以毫不显眼;他们便紧紧盯着前面--于是,不是那姑娘,倒是那年迈的战俘,把他悲哀的目光,透过乱蓬蓬的长发,直盯着温斯顿。



那条小路上树影斑斑驳驳,树枝分开的地方,便透过来金色的阳光。左边的树下,密匝匝开满了风信子。空气仿佛轻吻着皮肤。正是五月的第二天,树林深处还听得见斑鸠的吟唱。


 温斯顿来得有点早。一路上没遇到麻烦,那姑娘显然经验十足,这叫他不像平日那样怕。或许满可以相信她,找得到安全的所在。一般讲,没法说乡下就比伦敦更安全。当然啦,乡下不装电幕,可总有危险藏着窃听器,收到你的声音,再把你辨认出来。况且,一个人外出不招眼,也不是那么容易。走不出一百公里,还不用带着通行证件求批准;可有时车站附近就会有巡警,遇着党员便会拦住查证件,还要问些个问题惹人烦。可温斯顿没遇见巡警。去车站的路上他不时回头看,肯定也没人盯了他的梢。火车上满是无产者,给暖洋洋的天气逗得兴高采烈。他坐的硬座车厢,给一大家子人坐了个满登登,从没牙的奶奶,直到才满月的娃娃。他们要到乡下亲戚家过他一下午,而且--他们明明告诉温斯顿,到黑市弄点子黄油吃。


他走的小路越来越宽,没多久便到了她说的那条道,其实不过是牛群在灌木丛里踩出的小径。他没有表,可现在一准没有十五点。脚底下到处都是风信子,根本没法不踏在花上面。他跪下身来摘了些花,一则消磨点时间,二则也含含混混觉出来,见到那姑娘时总该给人家献一束。他摘了好大一束,闻一闻,那香味淡淡的,有一点难闻。这当儿,身后劈啪一声响,明明有谁踩在了树枝上,把他吓了个呆若木鸡。他接着摘他的花--这样做不用说最明智。兴许就是那姑娘,但也可能,他给人家盯上了梢。回头瞧瞧--岂不明摆着犯了罪?他摘呀摘的,这时一只手轻轻放在他的肩膀上。


他抬头看,正是那姑娘。她摇摇头,显然告诉他不能讲话,便拨开树枝迅速引着他,沿着狭仄的小路径直走进树林里。很明显,她从前曾经到过这儿,躲泥坑的动作熟得很,简直是习惯成自然。温斯顿跟着她,依然抓着刚采的那束花。他的第一感觉便是如释重负,然而见那健壮苗条的身体走在前,红腰带恰恰显出漂亮的臀部,自卑的感觉立刻压上了心头。即便现在,只消回头看看他,她依然有可能抽身离开呀。空气甜美,树叶翠绿,却只能叫他胆怯心慌。从车站出来那会儿,五月的阳光,便叫他只觉得在屋里耽得久,变得肮脏憔悴,毛孔里满是些伦敦的烟尘。直到现在,或许她还没在大天白日里见过他呢。他们到了她说的那根枯树旁。姑娘跳了过去,分开灌木丛--乍一看,还真看不出藏着条小路呢。温斯顿跟在她后面,见那里原来是块天然的空地,一个小小的土丘野草丛生,四周长满高高的小树,正把这空地遮蔽得严严实实。姑娘停下脚,转身对他说道:


"咱们到啦!"


他面对着她,离她只有几步远。可他还是不敢靠近她。


"路上我不想说话,"她接着说,"有时那儿藏着窃听器。我觉着不会,可谁知道啦。那群猪总有谁听得出你的声儿。这儿就没事啦!"


他还是没有勇气走近她。"这儿就没事啦?"他笨嘴拙舌学了一句。


"是呀。你瞧这些树。"这里全是些小梣树,从前曾给人砍伐过,又长出了新枝桠,还没有胳膊粗。"小得藏不住窃听器。而且,我来过这儿呀!"


这不过是没话找话。现在他想法靠近她一点。她挺直腰身站在他面前,脸上的微笑有一丝嘲讽,仿佛在笑他干吗动手这么慢。风信子颓然掉在了地上。他抓住她的手。


"你信不信,"他说,"到现在,我还不知你眼睛什么颜色?"原来她的眼睛是棕色的,一种淡淡的暗棕色,还有黑黑的睫毛。"你见着了我的模样。还能再看一下么?"


"行啊,简单得很。"


"我三十九啦。有个老婆甩不掉。我有静脉曲张症。还有五个假牙。"


"我才不在乎,"姑娘说。


接着,很难说谁动了手,总之她进了他的怀抱。开始时他没有感觉,只觉得全然没法子相信。那年轻的身体紧靠在他身上,浓密的黑发拂着他的脸,真的!她真的抬起脸来,张开鲜红的嘴唇随他吻。她的胳膊拥紧他的脖子,叫他亲爱的,宝贝儿,和心肝儿。他把她拉在地上,她一点不抗拒,任凭他对她做什么。可其实,他却未觉出肉体上的激情,只有种肌肤相亲的快感。他单单感到种骄傲,感到种难以置信。真高兴,这样的事情终于发生啦,可他却没有肉体的欲望。事情降临得太迅速,她那年轻美貌直叫他胆战心惊,他早惯于生活中没有女人--鬼知道这是为什么。姑娘坐起身来,从头发里摘出一枝风信子。她靠在他身上坐着,伸手搂住他的腰。


"没事儿,亲爱的,不用急。整个下午都归咱们哩。这地方隐蔽极啦,可不是?有次我集体野游走丢了,就发现了这儿。有谁来了,一百米开外就能听到他!"


"你叫什么?"他问。


"朱莉亚。我知道你的名儿。温斯顿--温斯顿·史密斯。"


"你咋知道?"


"亲爱的,打听这事儿我可比你强。跟我说说,给你条儿以前,你怎么看我?"


他压根儿没想对她说谎话。一开始就把最坏的事情告诉她,这也算表达爱情的一种方式哩。


"见了你我就恨你,"他说。"我想强奸你,而后再杀了你。两周前我都想拿石头砸碎你脑袋。你真想知道?我想你在给思想警察做工作。"


姑娘喜得哈哈大笑,显然觉得他在恭维她装得逼真。


"还什么思想警察?你真这么想?"


"唔,可能也不全是。可看你的外表--只因为你年轻明快又健康,你知道--我就想,没准儿……"


"你拿我当了个好党员。言行纯洁!旗帜,游行,口号,竞赛,集体野游--全是这些鬼东西。你当我一有机会,就得揭露你是思想犯,把你给干掉?"


"唔,差不多。你知道,年轻姑娘多半都这样呀。"


"就这死货害的,"她解下反性青年团的红腰带,扔在树枝上。仿佛碰她的腰身叫她想起了什么,她便从工作服口袋掏出一小片巧克力,一掰两半,递给温斯顿一半。不消吃到嘴里,他就闻出这东西绝对不寻常。它暗黑晶亮,还包着银纸。巧克力一般乌吞吞,碎糟糟,吃起来那味儿,说得准一点,活像烧垃圾的臭烟味儿。像她给他的这种巧克力,他什么时候也曾吃到过,它的第一股香味,便勾起他的记忆--只是这记忆纵然强烈有力,萦绕不去,他却没办法记得分明。


"哪儿搞的这玩意儿?"他问。


"黑市呗,"她满不在乎地答道。"瞧,我就是这么个姑娘。我游戏的本领就是强。我在侦察队当过分队长,一星期三个晚上献给反性青年团。成天价在伦敦贴他们的那些死烂货。游行我总是扛大旗,平时我总是笑嘻嘻,从来不打退堂鼓,永远跟着大伙一起叫--要想安全,还能有什么法子。"


第一块巧克力就在温斯顿的舌尖融化开,那味道真是美极啦。然而那记忆又在他意识的边缘转个不停,他分明觉出它存在,却找不准确切的形状,好比眼角瞥见的东西一样朦胧。他索性将它撇开去,只晓得是他做过的什么事--他真想罢手没有做,却早已无可挽救。


"你年轻得很,"他说,"比我总该小个十多岁。我这样的人,你看中了什么?"


"你脸上有什么东西呗。我想撞撞运气。找个把人不在他们伙儿,我能耐得很呢。看你一眼,我就知道你反对他们。"


他们,这显然是指党,特别是核心党,说起这些她总带种讥嘲的愤恨。温斯顿觉得很不安,虽然他也明知道,如果还有哪儿称得上安全,他们眼下的所在肯定算一个。有件事叫温斯顿心里挺惊讶,便是她讲起话来粗野得很。党员照说不兴讲粗话,温斯顿自己便绝少这样做,起码是不会大声说。可朱莉亚,只消提到党,尤其是核心党,就总是脏话连篇,用的全是些小胡同里涂鸦才用的下流词儿。他并不嫌她这样做。这不过是她反抗党及其一切路线的一种表现;而且,这显得自然又健康,仿佛马儿闻到了烂草,总不免打个响鼻儿。他们离开那块空地,在树影斑驳的阴凉处散步;只要那小径还够宽,容他们并肩走,他们便互相搂着腰。解下腰带,朱莉亚腰身柔软多啦。他们讲起话来,只能用轻声的耳语。朱莉亚还说,出了那块空地,顶好是不说话。他们这就到了小树林的边上。于是她止住了他。


"别出去。没准儿有人偷看。躲树后边就没事。"


他们便站在浓荫的榛树下。阳光透过成千上万片树叶,照在他们脸上,那感觉还是热烘烘的。温斯顿眺望远方的田野,竟然认出了这个地方,不禁一阵好奇,也颇有点惊愕。他真是一目了然呀。这古老的牧场荒草参差,一条曲曲弯弯的小径,一片鼹鼠拱起的土丘。对面高高低低的树丛里,柳枝在微风中曼舞,簇簇柳叶轻轻摇曳,宛如女人的秀发。可不还得有一条小溪,碧绿的深潭鲤鱼在游泳?他看不见这些,却明知道它们就在附近。


"附近还有条小溪?"他轻轻说道。


"是呀,有条小溪。其实,就在那块地边上。里边还有鱼哩,好大的鱼!就在柳树下边水潭里面游啊游,还甩尾巴哩!"


"就是黄金国--真该是啦,"他喃喃道。


"黄金国?"


"没事儿,真的。有时我梦着这样子。"


"瞧!"朱莉亚轻声道。


一只鸫鸟,落在五米开外的一根枝头,差不多跟他们的脸一样高。想必它没看见他们--它是在太阳地儿,他们却躲进了树荫。它展开翅膀,再小心翼翼收拢来,低头耽了一会儿,一如向着太阳敬个礼。而后,它突然高声唱起来。这下午一片岑寂,鸟儿的叫声大得惊人。温斯顿跟朱莉亚拥在一起,听得目瞪口呆。那鸟儿唱个不停,变化万端,绝无重复,叫人惊异不置,仿佛成心表现它的技艺多精湛。有时它停顿片刻,把翅膀舒展一下,再收拢起来,挺着色彩斑驳的胸脯接着唱。温斯顿看着它,只觉出一种朦胧的崇敬。鸟儿啊,你这样唱,是为了谁人,是为了什么?谁也不在看它唱--不跟谁比赛,不向谁求爱。这孤寂的树林边缘,它为何就落在这里,向着空无放声歌唱?谁知附近有没有藏着窃听器。他跟朱莉亚说话很低,他们讲的东西根本甭想收录到,倒收得到鸫鸟的歌声。没准儿仪器另一端,便有个小个子甲虫使劲听--随他听那歌声好啦。然而那无休无止的歌声,驱散了他心里的一切考量。仿佛甘霖灌顶,让他跟叶间漏下的阳光合成了一体。他停止了思想,只剩下了感觉。姑娘的腰肢在他怀里,那样温暖柔软。他把她拉转身,让他们的胸脯贴在一起;她的身体,仿佛融化在他的身体里。他的手摸着哪儿,都像水一样顺从。他们把嘴唇吻在一起,跟方才猛烈的亲吻煞是不同。待到分开脸,他们都不禁长叹了一声。鸟儿吃了一惊,振翅飞了开去。


温斯顿把嘴唇贴在她的耳朵上。"就现在罢,"他轻轻说。


"这儿不成,"她也轻声答道。"回空地去。那儿安全点。"


他们快手快脚折回空地,踩得树枝劈啪作响。回到小树丛,她便转过身,面对着他。他们剧烈地喘息,她的嘴角又现出了微笑。她站着看他一会儿,便伸手去拉工作服的拉链。而后,没错!差不多和他的梦境一模一样。就跟他的想象那样快,她脱去了衣服,顺手扔在一旁,那动作同样的美妙绝伦,仿佛把全部的文明一扫而空。阳光下,她的肉体白得耀眼。可有那么一会儿,他没来得及看她的身体,吸引他的,倒是那张雀斑脸上勇敢的微笑。他跪在她面前,抓住了她的手。


"你干过这事么?"


"当然啦。上百次--哟,少说好几十次啦。"


"跟党员?"


"是呀,全是跟党员。"


"核心党?"


"谁跟那帮猪,才没有呢。可他们有机会,准全跟馋猫似的。哪儿像装的那样假正经。"


他的心咚咚地跳。她已经干过几十次:他真希望,她干过了几百次--几千次。任何事情,只要表现得腐化堕落,便叫他觉出种狂热的希望。有谁晓得,没准儿在党道貌岸然的表面下充满了腐朽,它崇尚紧张自制,不过是掩饰骨子里的邪恶。要是他能给他们全员传上麻风梅毒,他会做得何其高高兴兴!所有的腐化堕落,只要削弱了党,干他娘!他拉她跪下来,他们脸对着脸。


"听我说。你干过越多,我越爱你。明白么?"


"当然。"


"我恨纯洁,我恨善良!我不希望,还有什么美德留下来。我愿大家,全从骨子里腐化堕落!"


"那,我正合你,亲爱的。我就从骨子里腐化堕落。"


"爱干这事么?不光说我,我说的是这件事!"


"爱干透啦。"


这便是他希望听到的全部。不仅一个人的爱,便是动物的本能,简单滥施的欲望,单是这样的力量,也能够把党击个粉碎。他把她压倒在草地上,压倒在掉落满地的风信子花上。这一次,他们轻而易举。很快,他们胸脯的起伏回复到正常,在愉悦的疲软当中分开了身体。阳光照在身上,仿佛更加温暖,他俩全有了睡意。他拉过她丢在一边的工作服,给她盖上。他们马上睡去,直睡了半个小时。


温斯顿先醒过来。他坐起身,端详她那张雀斑脸,枕着自己的掌心,恬然安睡。除去嘴唇,她简直算不上漂亮;细看一下,眼角还有一两条皱纹。短短的黑发,浓密极了,也柔软极了。他想起还不知她姓什么,住在哪里。


这年轻健壮的身体在安睡,是那样无依无靠,他不禁满心怜爱,真想保护她安全。方才在榛树下面,听那鸫鸟歌唱,他心里也充满了柔情;然而那情感好没来由,跟现在不太一样。他拉开工作服,看她白皙的侧身。他便想,在从前,男人见到姑娘的身体,便动了欲望,事情就这样成了。然而如今,全没有纯洁的爱情,全没有纯洁的欲望。激情早不再纯洁,因为一切都夹杂着恐惧和仇恨。他们的拥抱便是战斗,他们的高潮便是胜利。这是对党的一次打击。这是个政治行动。



"这儿我们还能来一回,"朱莉亚说。"一个地方要是隐蔽,用两次还能安全。当然啦,总得隔上一两个月才能用。"


她一睡醒,那动作便截然不同。她变得警觉精明,穿上衣服,腰间扎好红腰带,开始安排回家路线的细节。把这些听由她安排,显得天经地义;不用说,实际生活当中她远比温斯顿游刃有余,对伦敦周围又是了如指掌,这全是她无数次集体野游积累的经验。她为他安排的路线,跟来的那条截然不同,连火车站指的都是另一个。"绝不能走同一条路回家,"她说这话,宛如宣示个重要的普遍原理一个样。她得先离开,温斯顿则需等上半小时才能跟着她。


她说了一个地方,四天后晚上下班,他们能在那儿见一面。那条街在一个贫民区,有个露天市场,平日里一例嘈杂又拥挤。她会在货摊中间闲转悠,装着找鞋带或线团。若是她看出平安无事,他来时她便醒鼻子;否则他就装不认识,一径走过去。可要是运气好,他们便可以安全混在人群当中,说上十五分钟话儿,另安排一次约会。


"我得走啦,"见他记熟了安排,她马上说道。"十九点三十分我得回去。得替反性青年团干上俩小时,贴传单什么的,够该死了,是不是?给我梳梳头,行不?头发里有没有树枝儿?真没有?好啦,再见啦,亲爱的,再见!"


她投在他怀里,狠劲地吻他,转眼就拨开小树,无声无息消失在了树林里。到如今,他还不知她姓什么、住哪里,可这也差不了什么。反正他们不可能在屋里见上面,也没法给对方写封信。


在这以后,他们再没回过树林里的那空地。五月里,他们只有一次真的做了爱。这个隐蔽的所在,又是朱莉亚很熟悉,三十年前有颗原子弹落下来,把这里几乎炸成了废墟。瓦砾堆里有座倾圮的教堂,他们跑到了教堂的钟楼里。要是走得到那里,那地方隐蔽起来简直天造地设;然而走到那里,却何其危险!其它时候他们就只能在街上见个面,每次在不同的地方,时间也绝不超过半小时。一般在街上,总能马马虎虎说点话儿。人行道上面挨挨挤挤,他们便给人群拥着走,绝不肩并肩,绝不看一眼,只是进行一种奇特之极、时断时续的谈话,犹如灯塔的光芒一明一灭。见了个党员工作服,见了个电幕在身边,他们便突然闭口,过几分钟再把那半截话说下去;到约好分手的地方,谈话立时中断,下一天用不着提示,还能接上去。朱莉亚仿佛对这种交谈的方式挺习惯,她还有个名儿,叫"分期谈话"。她那技术娴熟得叫人惊异不叠,讲话时嘴唇也不动。差不多一个月,他们晚间见面,只有一次成功接了吻。那时他们默然在一条胡同里面走;出了大街,朱莉亚便照例不讲话。这时,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大地震荡,天空乌黑,温斯顿摔倒在地,伤痕累累,吓得要命。准是附近掉了个火箭弹。突然间,他发现朱莉亚的脸就在几厘米开外,惨白惨白,像白灰一样。连她的嘴唇,竟也是一片惨白。她死啦!他抱过她来狂吻--吻的还是个活人暖烘烘的脸。可他的嘴唇,碰到的却是粉末一样的东西--原来他俩的脸上,厚厚的落了一层灰泥。


还有些晚上,他们到了约会的地方,却只好走过去,招呼也不能打。这是街角刚好来了伙巡警,或者头顶刚好转着直升机。撇开这些危险不谈,找个时间见面也是困难不堪。温斯顿一星期得干六十小时,朱莉亚干得还要久,休息天得按工作忙闲定,经常休不到一起去。不管怎样,朱莉亚都绝少有哪个晚上完全空闲。极多的时间,给她用来听报告,参加游行,替反性青年团散发传单,为仇恨周准备旗子,给节约运动筹集捐款,等等等等。她说,这值得,这是件伪装。小规矩若是守得好,大规矩就能犯得来。她甚至说服温斯顿,献出他一个晚上,参加热心的党员制造军火的义务献工。于是每星期便得有个晚上,温斯顿要花上四小时,在个昏暗漏风的车间,干昏昏欲睡的烦人活--伴着铁锤沉闷的敲打跟电幕的音乐,把什么金属小零件拧到一起去--兴许是炸弹导火线的一个部分。


到了教堂的钟楼,他们零碎谈话的空隙才算给填满。那个下午赤日炎炎,钟楼上那方形的小屋,空气闷热凝滞,鸽粪味儿大得扑鼻孔。地板上满是尘土断枝,他们便坐在这儿一气聊了几小时。过不一会儿,他们得轮流站起身,从窗缝往外瞟一眼,好知道是不是有人走过来。


朱莉亚二十六岁。她跟三十个姑娘合住一间宿舍(她补了一句道:"尽是女人臭!我真恨女人!"),而她的工作,正像他猜的,是在小说总局拾掇小说写作器。这工作她很是喜欢,主要是维修台电机,它功率不小,却毛病不少。她"不聪明",可是乐意动动手,跟机器在一块儿就像到了家。她说得出制造小说的流程,从计划委员会的总指示,到改写组的最后修饰。但是对最后的成品,她毫无兴趣。她说,自己"不怎么愿意看书"。书籍不过是需要生产的商品,如同果酱或者鞋带一个样。


六十年代以前的事,她一件没记住。她认识的人,只有她爷爷不停地讲着革命前,老头儿在她八岁上便失踪了。上学时她做曲棍球队长,连着两年得了体操奖杯。她做过侦察队的分队长,青年团的支部书记,后来是反性青年团。她得的鉴定总是第一流。她甚至给选到小说总局色处去工作,这里专给无产者们生产色情小说廉价本,只有品行兼优的人才能选进去。她讲,色处工人给这里起了个外号,就叫大粪场。她在那儿干了一年,帮着生产小册子,什么《过瘾故事集》,什么《女校一夜游》,密封寄送出去。无产阶级年轻人,便偷偷摸摸买去读,仿佛搞着了什么违禁品。


"这些书写了啥?"温斯顿挺好奇。


"嗨,鬼垃圾呗。无聊透顶,真的。就六个情节,抄来抄去的。当然啦,我是只管万花筒,都没进过改写组。我笔头子可不行,亲爱的--就是个做不来!"


原来色处的工人,除去领导之外,清一色全是姑娘,这叫他感到挺吃惊。他们的理论说,男人性本能比女人难控制,他们造出的垃圾,就更容易把他们自己腐蚀掉。


"他们连结了婚的女人也不要,"她又说。"老觉着姑娘最纯洁--本姑娘可是脏得很!"


她第一次发生关系只有十六岁,跟了个六十岁的老党员。老头儿怕给抓起来,自杀了事。"干得真不赖,"朱莉亚道,"要么他一坦白,我就暴露啦。"以后她又干过好几次。生活在她眼里,实在简单得很。人人想过好日子,可"他们"(这是指党)偏偏拦着不许这样过。只要能够做得到,不妨把他们的条条框框给打破。她似乎觉得,"他们"老企图夺你的乐子,你就老企图不给抓得住,这来来去去全是天经地义。她痛恨党,提起党总用顶难听的话来说,然而从不做普遍性的批判。对党的清规戒律,除非影响到她的生活,她毫无兴趣。他还发现她不讲新话,只有流行的几个词儿,才用上一用。她从没听过兄弟会,也绝不信有这么个东西。组织严密地反对党,除去一败涂地没旁的下场,她便觉得简直愚不可及。聪明的做法,是把规矩破得巧,同时又得活得好。他隐隐感觉,新一代这样的人何止成千上万--他们长在革命后,除了革命便一无所知,把党当成了万古不变,就像头顶的天空一个样。他们绝不反抗党的权威,只是想方设法去规避,就如同兔子躲猎狗。


他们没谈过是不是可能结婚。这遥远得实在不值得想一想。就算温斯顿的老婆没了影儿,谁想得出哪个委员会,肯批准这样的婚姻!这样的婚事绝无可能,不啻白日做梦。


"她怎么样,你老婆?"朱莉亚问道。


"她么……知不知道新话有个词儿,叫好思想?说的是天生正统,从来没有坏思想。"


"不知道这词儿。这号人我倒知道,知道透啦。"


他便说给她他婚后的日子。怪得很,那生活实质的部分,她仿佛早已了然于心。她会讲给他,他一碰到凯瑟琳,那婆娘身子就会绷绷硬,即便她拿胳膊紧紧搂着他,那感觉倒像是全力推开他--活像她看见了这一切,经过了这一切!跟朱莉亚在一起,他讲这些一点不犯难:不管怎样,凯瑟琳早不是痛苦的回忆,而不过是一桩烦人的回忆。


"要不是为了一件事,我还忍得下去,"他说。他便告诉她那种索然无味的小仪式--每星期同一天晚上,凯瑟琳准会逼他干那事儿。"她恨死了那事儿,可什么也不能叫她罢手不去做。她管它叫--嘿,你猜也猜不着。"


"咱们为党尽义务,"朱莉亚马上说了出来。


"你咋知道?"


"我也上过学呀,亲爱的。过了十六岁,每月都有次性教育讲座。青年运动里也有哩。他们成年灌给你的尽这些。我敢说,好多人这还真有用!当然啦,谁也不跟你说这些。人人都是伪君子!"


她开始就这个题目大肆发挥。对朱莉亚而言,万事万物都需回溯到她的性意识。只消触及这一点,她准变得极敏锐。不像温斯顿,她把握了党在性行为方面禁欲主义的内在意义。这还不光因为,性本能创造出自己的天地,超越了党的控制,因此只要做得到,党总要设法毁了它。更加重要的是,剥夺性行为势必导致歇斯底里大爆发,党需要的正是这状态--因为这样的状态,转得成对战争的狂热,对领袖的崇拜。她这样说道:


"做爱总得费精力;干完了,叫人心里快乐,管他娘的出啥事。他们才忍不下你这样想。他们要你每时每刻精力旺盛。齐步走,挥旗子,喊口号,还不是些个性欲变得酸臭扑鼻子?要是心里快乐,凭什么为了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这些混帐玩意儿兴高采烈?"


他想,这些全都没有错。纯洁身心跟政治正统,真有种直接又紧密的联系。党是要求它的党员,保持一定的恐惧、仇恨跟疯狂的信仰呀;除去抑制某种有力的本能,将其转变成为推动力,这样的目的怎能达得到?在党的眼里,性冲动充满了危险,它索性转而加以利用。对人们要做父母的本能,它耍的是同样的伎俩。事实上,家庭根本不可能废除;反之,他们鼓励大家爱护自己的孩子,那几乎是种老派的方式。至于孩子,却给他们系统地培养得反对父母,教他们侦察父母的言行,报告父母的悖离。家庭便成了思想警察的延伸。用这样的手段,跟你亲近的人给变成了告密者,好没日没夜监视你。


他一下又想起了凯瑟琳。要不是她太愚蠢,看不透他思想里的不正统,她铁定向思想警察揭发了他。然而这当儿,他真正想起她,倒因为这下午的天气闷热难当,热得他满头大汗淋漓。他便说给朱莉亚,十一年前一个同样酷热的下午发生的事情--或不如说,没能发生的事情。


那时候,他们结婚刚有三四个月。有次去肯特参加集体野游,他们走丢了。他们落在队伍后面只有几分钟,可是转错了个弯,跑到个白垩矿旧址的边上来。那里悬崖足有十几二十多米深,底下堆满了大石块。也见不着个人问问路。发现迷了路,凯瑟琳登时不安起来。哪怕跟那般吵吵嚷嚷的家伙分开半分钟,她也会觉得做了什么大错事儿。她便想赶着从来路返回去,换个方向找他们。就在这时,温斯顿发现,他们脚下悬崖的石缝里,长着几簇黄连花。有一簇有洋红跟砖红俩颜色,两种颜色的花,显然是从同一个根上长出来。他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便叫着凯瑟琳过来看。


"看呀,凯瑟琳,看这花呀!靠坑底那簇。看见没,它们俩颜色?"


她早已转身往回走,听他叫她,才烦躁地转回身来看了一眼。她在悬崖上,甚至弯着身子,看他手指的方向。他站在她身后一两步,把手放在她腰间扶着她。这当儿他猛然想到,他们完全是彻底的孤单。到处没有个人影,树叶不动,鸟儿不鸣。这样的地方,藏了窃听器的危险小而又小,即便装了窃听器,录到的也只有声音。正是下午里最赤日炎炎、最昏昏欲睡的时分,太阳烘烤着他们,他的脸上大汗淋漓。他一下想到了这个念头……


"干吗不推她一把?"朱莉亚说。"我就会推她。"


"唔,亲爱的,你会推。换了现在的我,我也会推。也许会罢……我不能肯定。"


"你没推后悔么?"


"唔。总起来说,我后悔。"


他们并肩坐在灰尘累累的地板上,他把她拉到面前。她的头偎在他肩上,头发的香味盖住了鸽屎臭。她这样年轻,对生活还有期望,她不懂把个把烦人的人推下悬崖,根本不解决任何问题。


"其实没有任何差别么,"他说。


"那你干吗后悔没推?"


"只因为我更喜欢积极,不喜欢消极。我们参加的这场比赛,我们赢不了。只是说,有一些失败,比旁的一些好一点。"


他觉出她的肩膀扭动一下,表示她的反对。他说这样的话,她总是跟他抵触。按照自然法则,个人总免不了要失败,这一点她却不接受。某种程度上她也明白,她自己已经命中注定,思想警察迟早总会抓住她,杀死她;然而在心里的另一部分,她相信可能构筑个隐秘的世界,可以按自己的选择来生活。只消有点子运气、狡猾和勇敢,这样的事情便能成功。她不懂没有幸福这码事儿,惟一的胜利只在于遥远的未来,你死后很久的未来;自从向党宣战那天起,顶好把自个儿当一具尸体。


"我们都死啦,"他说。


"我们还没死哩,"朱莉亚干巴巴地答道。


"肉体是没死。六个月,一年--五年,这都想象得出来。我很怕死。你还年轻,准保比我还怕死。不用说,我们得尽量把死亡往后推,可这里没有什么大区别。只要人还做个人,死跟生就是一样的东西。"


"嘿,蠢话!呆会儿你要跟谁睡觉?跟我?还是跟个骨头架子?你不喜欢人活着?瞧瞧这样的感觉:这是我,我的手,我的腿,我真真切切,我实实在在,我活着哩!你不喜欢这些?"


她扭转身子,把胸脯压在他身上。隔着工作服,他觉得出她的乳房,成熟又结实。她的身体,仿佛把青春与活力灌注到他的身上。


"是呀,我喜欢这些,"他说。


"那就别说什么死啦。听我说,亲爱的,我们得安排下次见面啦。我们能回到树林里那地方哩,好长时间没去啦。可这次你得另走一条路。我全给你计划好啦。你坐火车--喏,我画给你看!"


她便按照自己的那种实际做法,扫来一小堆尘土,拿根鸽子窝的小树枝,在地上给他画了个地图。




一九八四4-6



温斯顿环视一下查林顿先生小店楼上那破烂的小房子。窗户旁边那张硕大无朋的床已经整理完毕,铺了破旧的毛毯,还有个没遮盖的长枕头。十二小时制的座钟,兀自立在炉台上,滴滴答答地走。角落里那张折叠桌上,他上次来时买的玻璃镇纸,在昏暗朦胧下闪着柔和的光彩。


围栏里有只破烂铁皮煤油炉,一只平底锅,两个茶杯,都是查林顿先生备下的。温斯顿点起炉子,盛一锅水架上烧开。他带来个信封,装了胜利牌咖啡,还有几片糖精片。座钟指着七点二十--该是十九点二十啦。她会在十九点三十来。


他心里不住地说着:真蠢,真蠢,蠢得自觉自愿,蠢得无缘无故,蠢得自己找死!党员能犯的罪行里,这一件最难瞒得住。其实,他第一次想到这念头,全由于折叠桌面映出的镇纸,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查林顿先生果然不出所料,轻易租出了房子。得着几块钱,他显然挺高兴呢。明摆着温斯顿要这房间幽会用;知道了这个,他竟然也不吃惊,也不厌恶。他保持着距离,讲话笼统浮泛,微妙得倒像成了半个隐身人。他说,清净蜗居,这可是顶宝贵的东西呢。谁都想有个地方,偶而能独自耽一会儿。他们找到这样的地方,旁人知道了也别讲,这是起码的礼貌么。他甚至说,这房子有两个门,还有个通后院,可以到一条小巷去。他说这话,就像隐没了自己的踪影。


窗户下什么人在唱歌,温斯顿躲在薄纱窗帘的后面偷眼看。六月天的太阳还很高,楼下面阳光灿烂的院子里,一个大块头女人,壮得活像根诺曼柱,红色的胳膊结结实实,腰间扎一条粗布围裙,笨重地在洗衣盆跟晾衣绳间走来走去,晾出一大堆白色的方布--温斯顿看得出,那是婴孩的尿布。逢着她不给衣服夹子堵上嘴,她便用她响亮的女低音唱起歌来:


只是些没有希望胡乱想,


恰便似春日匆匆一个样。


却不料一颦一笑春梦长,


逗得我失魂落魄没主张!


这曲子已在伦敦风行了好几星期。音乐处下面的一个科,专给无产者生产无数这样的歌曲,这便是其中的一首。歌词由一种名叫写诗器的装置生产出来,丝毫不需要人来做。可那女人唱起来优美动听,仿佛这糟糕透顶的垃圾也变成了悦耳的歌声。温斯顿听得见,那女人一边唱歌,一边把鞋子在石板地上蹭;他也听得见街头孩子在大喊大叫,远处车辆隐隐的嘈杂,而房里却依然静得奇特--这屋子没有装电幕呀。


真蠢,真蠢,真蠢!没法想象,他们几个星期到这儿来一次,却没人发现。可这样的诱惑--有一个真正自己的隐蔽场所,在屋子里,又离得很近--对他们俩,这诱惑实在太强啦。去了教堂钟楼后,他们很长时间没法子安排约会;为了迎接仇恨周,到处在拼了命地加班加点。到仇恨周还有一个多月,可大量的准备工作异常繁难,人人需要多干出许多活儿来才算完。到最后,他俩总算安排上休息同一个下午,他们约好再到树林里那块空地去一趟。前一天晚上,他们在街头见了一下。他们混在人群当中走到了一起;像往常一样,温斯顿几乎不看朱莉亚。然而只轻轻一瞥,他发现她比起平时更苍白。


"完蛋啦,"见说话没事儿,她立刻低声说道,"明天,我是说。"


"什么?"


"明天下午。我来不了。"


"为啥?"


"咳,例假呗。这回来早啦。"


他突然变得怒不可遏。他认识她已经一个月,这期间他连欲求她的性质也有了变化。起初,这里面绝少真正的情感。第一次做爱,倒不如说由于一时的激动。然而第二次以后,事情就不同啦。她头发的气味,嘴唇的味道,皮肤的感觉,仿佛全进了他的身体里,弥散在身边的空气里。她变成一种实在的必需,一种他非但需要而且觉得有权拥有的东西。她说自己不能来,他便感到受了她的骗。可在这时,人们拥挤着他们,他们的手无意中碰到了一起。她迅速把他的指尖捏了一下,那激起的仿佛绝非欲望,而是种爱情。若是跟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这样的失望准正常又频繁;于是一种深切的柔情,他从未觉出过的深切柔情,突然间萦绕在心头。多希望他们是结婚十年的老夫妻呀。多希望他们就像现在一样逛大街,只是公开自然,毫无恐惧,拉几句家常,买几件什物。而他更希望的,是他们有个地方单独耽一会儿,不至于每次见了面,总觉得做爱像是个义务。倒不是这会儿,而是第二天,他想到该把查林顿先生的房子租下来。他跟朱莉亚提起这想法,不料她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他们全清楚,这样做简直是发疯,好比成心朝坟墓走近了一步。现在他坐在床边等着朱莉亚,心里又想起爱护部的地下室。真怪,那命定的恐怖,就在他的脑际时隐时现。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这样的恐怖准出现在死亡的前面,一如九十九准出现在一百的前面。这样的结局无可逃避,或许只能够推迟;不过事实上,人却总自觉自愿地做些事,导致这样的结局早发生。


这时,楼梯上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朱莉亚一下子闯进来。她带了个棕色帆布包,在部里他有时见她上下班时背着它。他走上前去搂住她,她却只匆匆比划了一下--也因为手里还提着那个工具包。


"等会儿,"她说。"看我带来了啥东西。带了鬼胜利咖啡?我知道你会带。扔了它,我们不要啦。瞧这个!"


她跪下身来,打开工具包,把上面塞着的螺丝刀跟扳手统统掏出来。工具的下面,有几个干干净净的纸包儿。她把第一个纸包儿递给温斯顿,他只觉得怪怪的,朦胧间仿佛挺熟悉。那东西拿在手里沉甸甸,样子有点像砂粒,拿手一碰,便软软地陷进去。


"是糖?"他问。


"真正的糖!不是糖精,是糖!还有块面包--货真价实的白面包,可不是我们那种鬼玩意儿!一小罐果酱!还有罐牛奶--看哪!搞来这东西,才叫我洋洋得意哩!我得拿粗布给它包起来,因为……"


用不着告诉他为什么。那香味儿弥漫了整个房间,那浓浓的香味儿,仿佛从他的孩提时代传过来,如今也偶然闻得到--趁着哪家房门没撞上,能在什么走廊闻得到;在人头簇动的街道上,能满心神秘地闻得到--闻了一下,一忽儿便消失啦。


"咖啡,"他喃喃道,"真正的咖啡。"


"核心党的咖啡。有一公斤哩,"她说。


"咋搞得着这些个东西?"


"全是核心党的呗。那帮猪什么没有呀,什么都有!当然啦,服务员勤务员什么的,总能挤一点--看呀!我还带来一小包茶叶哩!"


温斯顿蹲在她身边,把那纸包撕开了一个角儿。


"真正的茶叶呀--不是黑莓叶子。"


"最近茶叶可不少哩!他们占了印度还是哪儿,"她含含糊糊地说。"不过听我说,亲爱的。我要你转过身去三分钟。去,坐床那边,别离窗户太近啦!我叫你转身再转身!"


温斯顿透过薄纱窗帘,心不在焉地盯着窗外。院子里那红胳膊女人,还是在洗衣盆跟晾衣绳之间忙来忙去。她从嘴里再取出两只衣服夹,又深情地唱了起来:


人家说时间能够治创伤,


人家说日子久了会遗忘;


却不道笑靥和泪太栖徨,


落得个天地悠悠空断肠!


这废话连篇的歌曲,她居然唱得挺熟。歌声伴着夏日甜美的空气飘上来,动听得很,带着种幸福的忧郁。看那架势,假若六月的傍晚无穷无尽,要洗的衣服没完没了,她会心满意足地在这儿呆他一千年,晾她的尿布,唱她的烂歌。温斯顿觉得好生奇怪,他还没听过哪个党员没来由一个人唱起歌来。这样做便有一点子不正统,怪得容易招危险,好比自言自语一个样。或许只有你马上被饿死,才会觉得该唱歌罢。


"可以转身啦!"朱莉亚道。


他转过身,一时快认不出她来了。满以为会看到她赤身裸体,然而她没有。那变化,比赤身裸体还叫他吃惊。她在脸上用了化妆品。


她准是溜到无产者区的什么小店,买到了全套化妆品。嘴唇涂得鲜鲜红,脸蛋抹得光亮亮,鼻子给她扑了粉,眼睛下面也搽了什么,叫眼睛显得加倍地明亮。她化妆的技术并不高,可温斯顿的标准也够低啦。他还没见过党的女人会在脸上化了妆,这样的事情他想也想不来。真是惊人,她变得比从前漂亮了许多。只消来上点涂脂抹粉的小技巧,她不仅显得更好看,而且更有女人相。她短短的头发,她男孩一样的工作服,只能使这样的印象有增无减。他把她搂在怀里,只觉得一阵合成紫罗兰香味扑进鼻孔。他想起那间晦暗的地下厨房,没牙老太太黑洞洞的嘴。那婆娘用的也是这种香水,不过这当儿,那又有什么要紧。


"还用了香水!"他说。


"是呀亲爱的,还用了香水。你知道下边我要做什么?我要弄他件真正的女儿装,才不穿什么鬼裤子。我要穿--长统丝袜!高跟鞋!在这屋子里--我要做女人!才不做党的同志哩。"


他们脱下衣服,爬上了那张大木床。他也第一次,在她的面前脱光了身子。他的身体好生苍白消瘦,腿肚子青筋毕露,膝盖上长了白斑,这副德行,一直叫他免不了自惭形秽。那床上没有床单,可身下的毛毯早磨得光溜溜,床也是又大又松软,这倒叫他们挺好奇。"准保净臭虫--管它呢!"朱莉亚说。如今除去无产者家里,就再看不到一张双人床。孩提时温斯顿倒还睡过这种床;至于朱莉亚,就记不得还有这样的享受啦。


于是他们睡了一小会儿。温斯顿醒来时,座钟的指针就要悄然转到九点钟。他没有动弹,朱莉亚正把头枕在他的臂弯里。她搽的脂粉,大半全跑到了他的脸上跟枕头上,然而残存的那淡淡一层,依然显得她的脸颊美不胜收。夕阳西沉,金色的阳光照亮了床脚,照亮了壁炉,锅里的水也开得正欢。下面院子里,那女人不再唱歌,可街道上小孩子的叫声,还是隐隐传到了耳畔。他朦朦胧胧想到,在那早经废弃的过去,一个凉凉快快的夏夜,一男一女脱光了衣服,躺在这样的大床上,喜欢做爱就做爱,愿意聊天就聊天,没人逼你快起床,不妨歪在床上,听外边平静的声音。或许那时,这算相当正常哩。谁能断定这样的事情,从来就不曾稀松平常?这时朱莉亚醒过来,揉揉眼睛,支起胳膊肘,看看煤油炉。


"水都烧干一半儿啦,"她说。"我就起来煮咖啡。还剩一个小时啦。你公寓几点拉闸?"


"二十三点三十分。"


"宿舍是二十三点。可是得早点回去,因为--嗨!滚,你这鬼东西!"


她突然转身,在床下地板上抄了只鞋,就朝屋角摔过去。她挥胳膊的样子像个男孩子,恰如那天上午两分钟仇恨,她把词典摔向戈德斯坦一个样。


"什么呀?"他吃了一惊。


"老鼠。它把鼻子从墙板那边伸出来啦。那儿准有个老鼠洞!没事儿,我把它赶跑啦。"


"老鼠!"温斯顿喃喃道。"在屋里!"


"到处都是呢,"朱莉亚又躺下来,满不在乎地说。"我们宿舍连厨房都有。伦敦有些地方,老鼠多得不得了!知道么,它们还咬小孩!真咬!这种地方,做妈妈的,都不敢叫小孩自个儿呆上两分钟。那种棕色大老鼠,专门干这事儿!那种坏东西,它们干得好恶心,它们……"


"别说啦!"温斯顿紧闭双眼,叫了起来。


"亲爱的!你惨白惨白的。咋啦?哪儿不舒服?"


"世界上最吓人的--就是老鼠!"


她紧紧挨着他,双臂双腿搂住他,仿佛要用她的体温抚慰他宽心。他没有立时睁开眼,一时觉得回到了恶梦里,回到平生对他搅扰不断的恶梦里。梦里的景象,经常是大同小异:他站在一堵漆黑的墙前面,另一边是种怪东西,他忍受不住,又吓得看也不敢看。在梦里,他总是深深觉出一种自我欺骗,因为他明知道这漆黑的墙后面是什么。拼死挣一下,他便能把这东西拽得见天日,好比把脑浆拧下一块来。每次醒过来,他都没闹清它到底是什么,不过仿佛跟他才打断的朱莉亚那句话有点子关系。


"真抱歉,"他说,"没事儿。我不喜欢老鼠。没别的。"


"别怕,亲爱的。咱不叫这帮鬼东西呆在这儿。走以前,我拿布把老鼠洞堵上。下次来,我带点儿石灰,把它好好抹抹。"


漆黑的恐惧早忘了一半。他觉得有点害羞,便靠着床头坐起来。朱莉亚早起了床,穿上工作服,也煮好了咖啡。锅里的咖啡味儿香得扑鼻孔,他们只好关上窗,生怕外边有谁会闻到,对他们问这问那。把糖加进去,咖啡变得柔和细软,味道也更加甜美。吃了好多年糖精,温斯顿几乎忘了,咖啡还能够如此美妙。朱莉亚把面包涂好果酱拿在手上,另一只手插在衣袋里,满屋走个不停。只见她大剌剌瞥一眼书架,一屁股坐在扶手椅上试试舒服不舒服,指手画脚说两句怎样修理折叠桌,无可奈何瞧几下座钟十二小时的怪钟面。她把那玻璃镇纸拿到床边,凑着光线看。他把镇纸从她手里接过来,像往常一样,那雨水般柔和的玻璃又令他陶醉不已。


"这是个啥,你觉着?"朱莉亚问道。


"我觉得它什么也不是--我是说,恐怕它从来没给人派什么用场。我喜欢的就是这一点。这小块历史,他们忘了改掉啦。这是条一百年前传来的消息--问题是我们得知道怎样读得懂。"


"还有那张画儿,"她朝对面墙上的蚀刻画点点头,"也有一百年那么老?"


"还要老哩。我敢说,有两百年啦。谁也说不出来。如今什么东西,说得出哪年哪月呀。"


她走过去看了看。"那鬼东西就从这儿伸出鼻子来,"她把画片下面的板壁踢了一脚。"这画的是哪儿?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它。"


"这是个教堂,起码从前是教堂。叫圣克莱门特丹麦人。"于是,他想起查林顿先生教他那支歌的只言片语,便依依地加上一句:"圣克莱门特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叫他吃惊的是,她居然接了下去:


"圣马丁的钟声说,你欠我仨铜板!


老贝莱的钟声说,你什么时候还?……


"下面怎么唱,我忘啦。我倒记得最后两句,一支蜡烛照你睡,一把砍刀砍你头!"


这倒像个接头暗号分成了两半。在"老贝莱的钟声"后面,准保还有一句。或许提示得对了头,他便能从查林顿先生的脑袋里面挖出来哩。


"谁教你的?"他问。


"我爷。我还是个小姑娘,那会儿他老是跟我唱。我八岁那年,他给蒸发啦--总之是失踪啦。我不知道柠檬,"她没头没脑加了一句,"橘子么我倒见过--圆圆的,黄色的水果,皮儿挺厚。"


"我还记得柠檬呢,"温斯顿说。"五十年代那会儿,还到处都是。那东西酸得很,闻一闻就能倒了牙!"


"那画片后面准有臭虫,"朱莉亚说。"哪天我把它取下来,弄弄干净。咱该走啦。我得把脸上的粉擦干净--真烦!呆会儿,我把你脸上的唇膏擦下来。"


温斯顿又在床上耽了一会儿。屋子里开始发暗,他转身凑着光亮,盯着玻璃镇纸看。让他兴趣盎然的,倒不是那块珊瑚,而是那玻璃的内部。它,那般深邃,然而却如同空气一样轻盈透明。那玻璃的表面,恰便如同拱形的天宇,包藏了一个小小的世界,连同它完整的空气。他觉得自己走得进这个世界里;事实上他已经走了进去,还有那红木大床,还有那折叠桌,座钟,钢板蚀刻画,和那镇纸本身。镇纸便是他呆的屋子,珊瑚便是他跟朱莉亚的生命。他们的生命,在这水晶球的中心,也分享了一种永恒。



赛姆消失了。一天早晨他旷了工;几个糊涂蛋还说,他怎么没上班。第二天,就再没有人提到他。到了第三天,温斯顿到记录总局的门厅去看布告板,有张布告,列出的是象棋委员会的成员名单,赛姆也是其中的一个。那名单看上去差不多跟从前一模一样,谁的名字也没给划掉--然而,名单上少了一个人。这便足够啦。赛姆已经不再存在--他从来没有存在过。


天气热得要命,简直烤得慌。迷宫一样的部里没有窗户,房间装了空调,还算凉爽;可到了外边,人行道烫得烤人脚,高峰时地铁臭得熏死人。仇恨周的准备工作撒了欢儿疯跑,各部的工作人员一律加班加点玩命干。游行,集会,阅兵,报告,蜡像,展览,电影片儿,电幕节目--所有这些全都得准备停当;立起了看台,建起了雕像,编出了口号,谱出了歌曲,传出了谣言,造出了照片。小说总局里朱莉亚那个部门连小说也不再生产,改行赶制一系列敌人暴行小册子。温斯顿除去日常的工作,每天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翻找《泰晤士报》的过期档案,修改伪饰演讲时引用的新闻。到半夜,大群粗暴的无产者在街头闲荡,整个城市癫狂躁动,奇怪兮兮。火箭弹比从前落得更频繁,有时远处就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谁也说不清为什么,只剩下谣言满天飞。


仇恨周的主题歌名叫仇恨之歌,它的新曲子作了出来,在电幕上没完没了唱个不停。那歌曲的节奏活像野兽在蛮叫,根本算不上音乐,倒更像拼命捶大鼓。几百条嗓子,配着进军的步伐大声吼,听起来真有点吓死人。无产者挺喜欢这支歌,半夜里在街上,它就跟依然流行的"只是些没有希望胡乱想"争相媲美。帕森斯家的孩子拿张大便纸夹木梳,把这曲子没日没夜价吹,简直就让人受不了。温斯顿晚上的时间比从前排得还要满。帕森斯组织了一群志愿者,替这条街道准备仇恨周。他们缝旗帜,画海报,屋顶竖旗杆,街头系铁丝,好把横幅挂上去。帕森斯夸口说,单是胜利大厦,挂出的旗子就有四百米那么长。他兴趣盎然,自得其乐。天气热,加上尽是体力活,给了他个借口,可以在晚间穿上衬衫加短裤。他有本事同时在所有地方忙,推推拉拉,敲敲打打,唠唠叨叨,浑身散发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恶浊汗臭。


一张新海报,突然出现在伦敦的街头巷尾。那海报没有文字说明,只画了个顶天立地的欧亚国士兵,足有三四米高,踩着大军靴子往前走,腰间挎着轻机枪,蒙古脸冷漠没表情。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那枪口都像直冲着你,由于透视的关系,枪口给画得老大老大。所有墙壁的所有空档,这海报都得贴一张,比老大哥那张海报还要多。无产者本来对战争漠不关心,一时间也给激发起爱国主义热情来。仿佛要跟这普遍的情绪相协调,火箭弹也比平时炸死了更多的人。斯泰尼的一家影院,人山人海地看电影;一颗火箭弹偏偏落下来,几百人给埋在了废墟里。附近的居民全都走出来,排着长队给死难者送葬,一走走了几小时,活脱脱演成了大示威。还有枚炸弹,正落在一块空地上--这里本来是个游戏区,结果好几十孩子炸了个粉身碎骨。这便又引发了一次怒气冲天的示威,焚烧了戈德斯坦的模拟像,几百张欧亚国士兵的大海报撕下来添进了火里。那一阵骚动下,不少店铺遭了抢劫。后来传出了谣言,说有间谍使无线电指挥火箭弹,有一对老夫妇,给人怀疑有外国血统,他们的房子便被付之一炬,他们俩也被熏死在里面。


查林顿先生小店的楼上,温斯顿跟朱莉亚只要还能去,便打开窗户,并排躺在窗下光溜溜的床上,浑身精赤光光,好凉快一点。老鼠倒是没再来,可天一热,臭虫猛可里多得惊死人。可这算得了什么。干净也罢脏也罢,这房间不啻是天堂。他们一进屋,便把黑市买的胡椒粉撒满一屋子,脱光衣服,大汗淋漓地做爱;然后他们睡一觉,醒来时臭虫已经卷土重来,聚集力量大反攻。


六月里,他们幽会了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哩。温斯顿戒掉了杜松子酒不离口的老毛病。他觉得不再有喝酒的必要。他胖了起来,静脉曲张开始消褪,只是脚脖子的皮肤上还剩了块褐斑,早晨的咳嗽也好了。生活再不是无法忍受,也没有冲动要向电幕做鬼脸,或者扯开嗓门破口大骂。如今他们有了个隐蔽的好去处,几乎就像他们的家,纵然只能偶然见上面,每次又只有一两个小时,这也算不得什么。重要的是,旧货铺楼上的屋子居然还存在。知道它毫发无损,平平安安,那感觉就和呆在屋里差不多。这房间便是个孤立的世界,过去岁月的保留地,绝种的动物在这里自由漫步。温斯顿觉得,查林顿先生也算个绝种的动物呢。上楼时他经常停下脚,跟查林顿先生聊上几分钟。那老头儿绝少出门,甚至足不出户,也几乎没有顾客来光顾。在黑暗的小店跟更狭更窄的后厨房之间,他活像个幽灵在活动。在厨房他自己做饭;在杂什中间,那厨房还有台老态龙钟的留声机,带个硕大无朋的大喇叭。有机会聊天,他显得挺高兴。他长长的鼻子,厚厚的眼镜,穿件丝绒夹克,弯腰伛背在那堆不值钱的旧货当中踱来踱去,那神情不像旧货商,倒像个收藏家。他带着种平静的热情,在那些废物里面摸这摸那--这里一个瓷瓶塞儿,那里一个破鼻烟盒的釉漆盖儿,要么就是个镀金小盒,装了一撮早夭折的孩子留下的头发。这些东西,他从来不求温斯顿买,只是请他来欣赏。跟他说话,犹如听一架老掉牙的八音盒子丁冬响。温斯顿从他记忆的角落,还真给些早忘到脑后的老歌,挖出了只言片语。有一首说的是二十四只乌鸦,有一首说的是断了犄角的母牛,还有一首说的是可怜的柯克·罗宾之死。他想起一个句子,便带着讨饶的微笑说,"我想你会有兴趣罢。"不过任什么歌曲,他记得的从不超过三两行。


他们全知道,这样的境况绝不会长久。其实,这想法无时不萦绕在他们的心头。有时逼近的死亡,仿佛比躺在身下的床榻还真切,他们便只好以一种绝望的肉欲,紧紧搂抱在一起,如同濒死的人在最后五分钟,拼命抓住他仅有的一点点乐趣。不过也有些时候,他们却幻想着安全,幻想着持久。他们想,只消耽在这间屋子里,便没有危险奈何他们。到屋里的路程困难又危险,可那屋子却是避难所。温斯顿凝视那块镇纸的中心,总觉得能走进这平静的世界,在这世界里,时间也可以凝滞不动。他们常沉溺进这种逃避现实的白日梦。他们会永远交好运,他们会这样子私通下去,一辈子不给人发现。要么凯瑟琳会死掉,想个巧妙的花招,温斯顿跟朱莉亚就能结上婚。要么他们一块去自杀。要么他们消失了踪影,化装整容,学无产者口音,在工厂里做工,找个穷街陋巷安然过一生。然而他们知道,这一切根本就毫无意义。实际上,他们无路可逃。即便是自杀,这想法仿佛倒还行得通,他们也压根儿不想做。他们得过且过,一天天混下去,拼着命延长没前途的生活,仿佛一种无法压抑的本能,一如有了空气,肺便总要呼吸一个样。


有时候,他们也谈到做点事情来反党,可是闹不清首先需要做什么。就算那虚无缥缈的兄弟会真存在,找个道儿加入进去也是难上难。他跟她说,他和奥勃良之间,有种奇特的亲近感,起码仿佛是这样。他说,有时他真有种冲动,就到奥勃良的面前去,跟他说自己是党的敌人,请求他的帮助。怪得很,朱莉亚并不觉得,这不切实际的想法太冒失。她习惯根据长相判断人,温斯顿单凭眼光一闪便信任奥勃良,她觉得天经地义。她也假定每个人,或者差不多每个人,内心里全都仇恨党;只要觉得安全无虞,准想法去破党的规矩。不过她不相信有组织的反对势力普遍存在,也不认为能够存在。按她讲,戈德斯坦跟他的地下部队的故事,全是党为了自己的目的编造出来,只好假装相信就是啦。在党的集会上,在自发示威中,她无数次扯着嗓门大喊大叫,要把个什么人处死刑,其实这人的名字她听也没听过,他犯的罪行她也根本不相信。公审时她站在青年团的队伍里,没日没夜包围着法庭,时不时嚷上一句:"打倒卖国贼!"两分钟仇恨时她骂起戈德斯坦,总比旁人做得更漂亮。然而戈德斯坦是个什么人,他主张的原则是什么,她却知道得极少极少。她是在革命后才长起来,她太年轻,不记得五六十年代思想战线的斗争。独立的政治运动,根本就超乎她的想象;无论如何,党就是战无不胜。党永远存在,党永远这个样。反抗只能是私底下的不服从,至多是孤立的恐怖活动--杀个把人,炸个把地方,仅此而已。


在某些方面,她却比温斯顿更锐敏,更不轻信党的宣传。有一次他说到正跟欧亚国打着仗,她漫不经心回一句,她觉得根本没打仗--这好叫温斯顿吃一惊。每天落在伦敦城的火箭弹,没准儿是大洋国政府自己发射的,"好吓唬老百姓"。这念头他可从来没有想到过。她跟他说,两分钟仇恨时顶难的事情,是强忍着不要笑出来,这叫他心里好不嫉妒。可只有党的教导影响到她的生活,她才会怀疑。当局编造的神话她总会接受,只因为在她眼里,真理和谬误的区分又有什么意义?比方说,她相信党发明了飞机,这是她在学校里面学来的。(温斯顿记得,五十年代后期他上学的时候,党还只说它发明了直升机;过了十几年,到朱莉亚上学的时候,党便说它发明飞机啦。再过一代人,它会说它发明了蒸汽机的。)他对她说,在他出生之前飞机就存在,那时革命还是老晚以后的事情,她对这事实丝毫打不起兴趣。说到底,谁发明了飞机,这有什么关系?更叫他吃惊的,倒是有一次闲聊天,他发现她都不记得,四年前大洋国是在跟东亚国打仗,跟欧亚国友好。诚然,她觉得整个的战争都是瞎编乱造,可是很明显,她就没注意变了敌人的名字。"我还当我们一直跟欧亚国打仗哩,"她含含糊糊地说。这着实叫他有点子吃惊。发明飞机固然离她出生有很久,可战争变了敌手,才是四年前的事儿,那会儿她早已长大啦。他跟她争了半个来小时,到最后总算叫她记起来,好像什么时候敌人不是欧亚国,倒是东亚国。不过她觉得这个论题无所谓。"管它做啥?"她不耐烦了。"今天一场鬼战争,明天一场鬼战争,我就知道全是撒谎!"


有时他跟她提起记录总局,以及他在那儿厚颜无耻的伪造工作。这样的事情她却不震惊。想到谎言就这样变成了真理,她并不觉得天塌地陷。他跟她讲了琼斯、艾伦森和卢瑟福,告诉她那张要紧的纸片,就曾经捏在他的手指间。她没有反应--其实,起初她都抓不住这事的要害。


"他们是你朋友?"她问。


"不是,我都不认识他们。他们是核心党。何况,他们比我大好多。他们属于旧社会,革命前的人。我只是见过他们。"


"那你操什么心?被杀的人一直就有,是不是?"


他想法叫她弄明白。"这个事件很要紧。还不是说,有谁叫他们杀死啦。你难道不知道,就从昨天开始往前说,过去全都给抹杀了?过去,要是还能存在,只能在几件实在的东西里,又没有文字说明,像那块玻璃疙瘩一个样。革命,还有革命前,我们快要一点都不知道啦。他们毁灭篡改了所有的记录,重写了所有的书,重画了所有的画,雕像街道大楼全都改了名,日期全都改了样。这样的过程,每天每天都照干不误。历史早停止了下来。除去没头没尾的现在,宣称党一贯正确的现在,就什么都不存在。当然啦,我知道过去被他们篡改,可是我没法证明,即便我着手篡改的时候也做不到。事情做完了,一点证据也不留。惟一的证据在我心里,可我没法子确定,旁人也能有我这样的记忆。我这一辈子,只有这么一次,在事情发生之后--过了好多年,我竟有了件实实在在的真凭实据。"


"这又有什么好?"


"倒没什么好。过了几分钟,我就把它扔啦。可要如今碰上这种事儿,我会留下它来。"


"嘿,我可不留!"朱莉亚道。"我不怕冒险,可这险得值得冒。几张旧报纸,我才不干哩。就算留下来,你又能用它做什么?"


"或许做不了什么。可这是证据,要是我敢拿它给旁人看,这就撒下了一点怀疑。我还想不出来,我们这辈子变得了什么事。不过倒能想想,什么地方出了一小伙反党的人--一小群人聚在一起,慢慢增多,还留了点记录--这样下一代人就能接着我们干下去啦。"


"我可不关心下一代,亲爱的。我只关心我们自己。"


"你可真是腰部往下才反叛,"他对她说。


她觉得这话很机智,喜得张开双臂搂住他。


对党的理论细节,她丝毫没有兴趣。每当他谈起英社原则,双重思想,可变的过去,客观现实的否定,每当他用上新话的词儿,她都是一片的厌烦糊涂,说这些东西她从来没有注意过。谁都知道这全是废话,何必为它们闲操心?她只知道何时欢喜何时愁,人该知道的还不就这些?若是他坚持把这个题目说下去,她索性大睡其觉,这习惯真叫他无可奈何。像她那样的人,真是随时随地都能睡着觉。跟她说话,他晓得了一点,便是根本不懂得正统的意义,却装成一个正统派,有何等的轻而易举。不妨说,党的世界观,灌输给那般压根儿没有能力理解这种世界观的人,做得才最成功。他们不惮于接受最公然有悖现实的说法,因为他们还没有懂得,塑造他们的计划何其险恶。他们对公共的事情漠不关心,不留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不具备理解力,于是他们心安理得。给他们的东西,他们只知道一口吞;而这样吞下东西,他们却毫发无损,因为根本留不下残渣余滓,诚如一颗谷粒穿过鸟儿的肚子,根本就没有消化。



这件事到底发生了--他收到了正盼着的信息。他觉得,他整个一生,都在等着这件事情快发生。


他正在部里长长的走廊上面走。快到朱莉亚把纸条塞给他的地方,他发现有个人,个子比他高,正跟在他的后面。那人轻轻咳了一声,显然要开口说话。温斯顿猛地停脚,转过身去--原来是奥勃良。


他们终于面对了面,仿佛他惟一的冲动便是要逃走。他的心咚咚跳,话也说不出来。可奥勃良还是继续朝前走,一只手友好地把温斯顿的胳膊按一按,他们便并肩走起来。他说话的声音低沉又谦恭,核心党多半可做不到这个样。


"我总想找机会和你谈谈,"他说。"前几天我读了你在《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新话文章。我想,你对新话有些学术兴趣,是吧?"


温斯顿找回了一点自信。"谈不上学术,"他说。"只是业余爱好。这不是我的专业。我从没参加过这语言的实际创建。"


"可是你写得很漂亮呀,"奥勃良说道。"这还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最近我和你的一位朋友谈过,他可是专家呀。我一时记不得他叫什么了。"


温斯顿的心里又是好难受。简直不能想象,他说的不是赛姆,倒是旁的什么人。可赛姆死啦,而且给消灭啦,变了个非人。提到他,准会有丧命的危险。奥勃良的话,明明就是个信号,就是个代码。他们俩共同参与了这个思想罪的小行动;这样做,他便使他俩成了同谋。他们一直在走廊里边慢慢走,这时奥勃良停了下来。他习惯地整整鼻子上的眼镜,这动作煞是奇怪,有一种毫不戒备的友好态度。他接着说道:


"其实我想说,在你的文章里,我注意到你用了两个废弃了的词。不过这两个词,最近才刚刚废除掉。你没看过新话词典第十版?"


"没有,"温斯顿说。"我想第十版还没出哩。我们记录总局还是在用第九版。"


"是呀,第十版得过几个月才出版。不过他们发了几本样书--我也有一本。你有兴趣看看么?"


"很有兴趣,"温斯顿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有些新的进展巧妙得很呢。减少动词的数目--我想这一点你准有兴趣。我想想……派个通讯员,把词典送给你?我怕这种事情我老记不住。你能不能有空来我家里取一趟?等等。我给你地址。"


他们就站在个电幕的前面。奥勃良有点心不在焉地摸摸自己的两个口袋,掏出个皮面小笔记本,和一枝金色墨水铅笔。他就在电幕前面龙飞凤舞写好了地址,撕下来递给温斯顿--从他站的地方,电幕另一头的监视者也看得见他写了些什么。


"我晚上一般都在家,"他说。"要是我不在,我的勤务员会把词典交给你。"


于是他走开了,剩下温斯顿拿着那张纸片,这回用不着藏起来啦。然而他还是小心地把纸上的内容记清楚,过了几小时,便把它跟一大堆纸一块儿,丢进了记忆洞。


他们在一起,最多才说了两分钟的话。这件事的含义只能有一个--为了让温斯顿知道奥勃良的住址。这当然必要,因为除去直接问,就没法子弄清旁人住在哪儿。所有的地址簿子,都绝不存在。奥勃良等于跟他说,"要是想来看我,这个地方就能找到我。"没准儿,那词典里就藏着一封信。无论如何,有一点已经完全确定:他梦想的阴谋果真存在,他已经触及了它外层的边缘。


他也清楚,或早或晚,他准得听从奥勃良的召唤。或许就是明天,或许是很久以后--他没法确定。这过程早已经开始,刚才的事情,不过是此一过程的具体实现。第一个阶段是思想,隐秘的、偶然的思想;第二个阶段便是写日记。他这是从思想走到了语言,如今,他又从语言走到了行动。最后的阶段,就得发生在爱护部里啦。他接受这样的结局。开始便包含着结果。然而这毕竟叫人怕;准确地说,恰似预先尝到了死亡的滋味,恰似把寿命减了几天去。甚至当他跟奥勃良说话,当他逐渐弄懂了话里的涵义,全身便冷得不住地发抖。那感觉活像朝着阴湿的坟墓走下去;尽管明知坟墓就在前面等着他,他也没法因此感到多好受。





一九八四7-8



温斯顿醒来的时候,眼里满含着泪水。朱莉亚睡意朦胧朝他翻个身,喃喃说了一句:"怎么啦?"


"我梦见……"他说了半句,马上停了下来。这梦太复杂,拿话说不清楚。他不光做了梦,还想起了一些有关的往事--醒来过了几秒钟,这些事便浮现在他的脑际。


他闭着眼,躺着不动,依然沉浸在梦境的氛围里。这梦又大又明亮,他整个的一生,仿佛都展现在眼前,如同夏日傍晚时分雨后的景象。所有这些,全发生在那玻璃镇纸里;玻璃的表面便是苍穹,苍穹里的一切,都充满着柔和清澈的光彩,一眼望不到头。这梦也可以归结成他妈妈胳膊的一动--从某种意义上,便包含在妈妈的这个动作当中。过了三十年,他看了一部新闻片,从那个犹太女人身上,他重又看到这一幕:她就这样护着小孩躲子弹,到头来还是免不了直升飞机把他们炸得粉粉碎。


"知道么,"他说。"从前我一直觉得,是我杀了我妈妈。"


"干吗杀她?"朱莉亚还在睡着。


"我没杀她。肉体上没杀。"


在梦里,他记起对妈妈最后看的那一眼,醒来后,相关的全部细枝末节全给他想了起来。多少年来,他一直成心把这记忆从意识当中赶出去的。他早记不准日期,不过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少说也有十岁。或许已经十二岁啦。


他爸爸失踪得还早些;到底多早,他也记不住。只记得当时喧嚷又动荡,空袭如同家常便饭,得到地铁车站去躲避。到处瓦砾堆成山,街头贴着他不认得的布告,年轻人穿着清一色的衬衫,面包店前面排着可怕的长龙,远处不时传来机关枪的扫射声--特别叫他记得的,是从来吃不饱肚子。他记起每天下午,要花很长的时间,跟别的孩子在垃圾堆里捡破烂,找些个烂菜叶,土豆皮,有时居然还有发了霉的面包屑,那需要小心翼翼把上面的煤灰扒下来。他们还等着卡车过--那卡车走的是固定路线,他们全知道,车上装着喂牛的饲料。每当路面不好,卡车颠簸,就会洒下点豆饼来。


爸爸失踪那会儿,妈妈并没有多吃惊,也没显出剧烈的悲痛。然而猛然间,她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看上去全然丧失了生机,连温斯顿也看得出,她就是在等着什么明知必然临头的事情。该做的事她全接着做--做饭,洗衣,缝补,铺床,扫地,擦壁炉--然而却总是做得慢吞吞,一个多余的动作也没有,就像艺术家做的人体模特儿自己动了起来。她高高大大的身形本来楚楚动人,却仿佛自然沉入了凝滞。她常几小时坐在床边动也不动,给温斯顿的小妹喂奶--那小姑娘两三岁光景,瘦弱多病,一声不吭,脸瘦得像只小猿猴。妈妈偶而会把温斯顿紧紧搂住,很长时间不说一句话。他年纪还小,又太自私,可还知道这关系到那一件事情,那没人说过但必得发生的事情。


他还记得他们住的房子,黑暗拥塞,一张床上铺了白床罩,占了一半的面积。围栏里有个煤气灶,一个架子放吃的,外边的平台上一个褐色的陶瓷水池,几户人家合着用。他记得妈妈优美的身形,弯着腰朝着煤气灶,搅着锅里的什么东西。他尤其记得自己老是饿,吃饭的时候总要大吵大闹。他一遍又一遍,朝妈骂骂咧咧,嫌饭太少啦。他向她喊叫向她吵(他甚至记得自己的声音,已经开始提早变了声,有时洪亮得挺特别),他为了多吃多占装可怜儿。妈妈挺愿意叫他多吃多占,觉着"男孩子"嘛就该分大份儿;问题是不管分他多少,他总嫌不够。每次吃饭,她都得求他别自私,要晓得小妹有病,也得吃东西,可这毫无用处。只要不给他多盛点,他准保气得大哭大叫。他要把锅子勺子从妈妈手里抢过来,他会把吃的从小妹的盘里抢过来。他明知道这是饿了她们俩,可他没有办法;他甚至觉得,自己有权利这样做。肚子里饿得咕咕叫,这还算不上好理由?两顿饭中间,若是妈妈看不住,他还老偷吃食品架子上那一点点储备。


有一天,发了定量供应的巧克力。已经有好几星期--好几个月没发啦。他记得很清楚,那小小的一块巧克力何等珍贵。它有两盎司重(那时候还用盎司哩),该他们仨人分。明摆着,该分成三份一样多。突然间,温斯顿听见自己朗朗地发话,说整块巧克力都得归他吃,就仿佛有个旁人在说话。妈妈跟他说,不许贪嘴。于是他没完没了絮叨起来。他鼻涕一把泪一把,又是哀求又是叫,又是高声抗议,又是低声求情。瘦干干的小妹,两手搂着妈妈,活像只小猴子坐在那儿,睁着悲伤的大眼睛,从妈妈的肩膀上面盯着他。到头来,妈妈把巧克力掰了一大块递给温斯顿,剩下的小块给了他小妹。小姑娘拿着巧克力木呆呆地看,好像不知它是个啥。温斯顿站在那里看她一会儿,突然跳将起来,从小妹手里一把抓过巧克力,便跑到门外去。


"温斯顿,温斯顿!"妈妈在他身后喊了起来。"回来!把妹妹的巧克力还她!"


他停住脚,可没有转回来。妈妈焦虑的目光直盯着他的脸。如今他想起了这一切,却还是不知道,那时候到底出了什么事。小妹发现什么东西给人抢了去,便有气无力嚎了一声。妈妈双臂搂住她,把她的小脸紧紧贴在自己胸口上。便是这一个动作告诉他,小妹要死啦。他转身逃下台阶,手里的巧克力有点粘糊糊。


他再没见到妈妈。等他狼吞虎咽吃完巧克力,觉得有点子羞愧难当,便在街上逛荡几小时。后来他饿啦,只好回家去。一回到家,他便发现妈妈没了踪影。那时这已经颇为正常,除去妈妈跟小妹,房间里一样不缺。他们一件衣服没拿走,连妈妈的大衣也给留下来。直到今天,他还是闹不清,妈妈是不是死了。很可能,她不过给送进了强劳营。至于小妹,八成跟温斯顿一样,流落到哪个孤儿院--他们管孤儿院叫做改造中心,是内战搞得这种改造中心大膨胀。她也可能跟着妈妈进了强劳营,要么就丢在哪里,或者死掉了事。


这梦境在他心里依然栩栩如生,尤其是妈妈搂着小妹保护她,这动作仿佛包括了梦境的全部意义。他想起两个月前做的另外一个梦,妈妈坐在一条将沉的船上,真像坐在床上,那床还铺着脏兮兮的床罩。小妹紧紧地抓着妈妈。她们远远在他的下面,还在慢慢往下沉,透过黑沉沉的海水仰头看着他。


他把妈妈失踪的事说给朱莉亚听。她闭眼翻了个身,让自己更舒服些。


"我猜那会儿,你准保恶心得像头猪,"她含含糊糊地说,"小孩子全是猪。"


"唔。可这事真正的意义是……"


听她的呼吸,不用说她又睡着啦。真想接着谈谈他妈妈。从他还记得的情形看,恐怕妈妈没有什么不寻常,也谈不上多聪明;然而她有种高贵,有种纯洁,单因为她心中的准则只归她自己所有。她的情感属于她自己,外界无法给它变个样。她绝不认为,徒劳无益的事情,便没有意义。若你要爱谁,爱他便是啦;即便没有什么能给他,总还能给他你的爱。温斯顿抢走最后一块巧克力,那时妈妈搂紧了小妹。这没有用,这改变不了什么,这造不出一块巧克力,这免不了孩子死,也免不了她自己死;然而这样做,她显得极其自然。船上那逃难的女人,同样用胳膊搂着孩子,其实在子弹面前,这样的保护薄得像张纸。可怕的是党要劝诱你,单是冲动没有用,单是情感也没有用;与此同时,党又褫夺你控制物质世界的一切能力。一旦落到了党手里,有感觉也罢没感觉也罢,做事情也罢不做事也罢,都没有什么两样。不管怎样,你还是得被消灭掉,你跟你的行为全变得无人知晓。历史洪流里,你早给抹得干干净净。可就是两代以前,人们还觉得这不那末重要,因为他们还不想修改历史。他们对心里的忠诚不予置疑,这统辖着他们的行动。人际关系对他们顶要紧,一个全无用处的动作,一个拥抱,一滴眼泪,对濒死者说的一句话,都自有自己的价值。他猛然想到,无产者,他们依然具备这样的条件。党、国家跟观念,他们才不去效忠,他们只是互相忠诚。于是他平生第一次,没有蔑视无产者,没有觉得他们单是种惰性的力量,单等有一天生命迸发,才会让世界变个样子。无产者,他们依然有人性。他们没有变得冷若冰霜。他们还保有着原始的热情,他呢,却需要有意识的努力,才能够重新学会这样的热情。他这样想,一面记起了一件仿佛毫不相干的事情--几个星期前,他在人行道上见了只断手,便把它踢进阳沟,活像那不过是个白菜根儿。


"无产者才是人,"他大声说,"我们不是人。"


"干吗不是?"朱莉亚又醒了过来。


他略略想了想。"你想没想过,"他说,"我们顶好趁早离开这儿,再不见面?"


"是呀,亲爱的,想过,好几次啦。可我到底不想那么做。"


"我们还算运气,"他说,"可运气不会久。你还年轻,看上去正常又清白。要是躲开我这号人,你准保还能活上五十年。"


"不。我都想过啦。你干什么,我也跟着干。别这么消沉。我活命的本领可高啦!"


"我们还能一块呆上六个月--或者一年,谁知道了。到头来我们肯定要分手。你还不知道,我们会完全孤立无助?等他们抓住了我们,我们是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替对方做任何事。我坦白了,他们会枪毙你;我不坦白,他们一样枪毙你。我做什么也罢,说什么也罢,不说什么也罢,都不会把你的死亡哪怕延期五分钟。我们弄不清对方是死还是活。我们再没有任何力量。要紧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别背叛对方--当然啦,这也没法造成一点点差别。"


"你说坦白?"她说,"我们没法不坦白。人人都得坦白,谁也没办法。他们拷打你呀。"


"我倒不是说坦白。坦白不等于背叛。你说的话,做的事,都没有关系。只有感情才要紧。要是他们能够让我再也不爱你--这才是真正的背叛。"


她想了一下。"他们办不到,"她最后说道。"他们只有这点办不到。他们什么都能逼你说--什么都能。可是他们不能逼你信。他们钻不到你身子里面去。"


"钻不到,"他有了一点希望,"钻不到,你说得对。他们钻不到你身子里面去。要是你还能觉出来值得保持人性,就算这样毫无结果,你还是打败了他们。"


他想起了永远扯着耳朵窃听的电幕。他们可以没日没夜监视你,可若你保持镇静,你还是可以智胜他们。他们固然聪明,却未曾掌握探知旁人想法的诀窍。一旦真的落到他们手,事情或许大抵上不是这样。没人知道爱护部里发生的事,不过总可以猜一猜:拷打,麻药,测量神经反应的精密仪器,给你熬鹰、小号外加不停的提审,叫你慢慢精神崩溃。没说的,事实总归藏不住。他们可以通过侦讯追寻到,他们可以借助拷打榨出来。然而,要是目标不在于活命,而在于保持人性,到头来会有什么不同的情形发生?他们没法改变你的感情;而且,纵然你自己想改变,你同样无法做得到。你的做法,你的说法,你的想法,随他们事无巨细给你搞个底儿掉;然而你的内心(它的活动对你也是一片神秘呀!),却依然坚不可摧。



他们干下啦,他们到底干下啦!


他们站着的房间灯光柔和,形状窄窄长长。电幕的声音调得很低,如同呢喃的耳语。名贵的深蓝色地毯,踩上去如同踩着天鹅绒。奥勃良在房间远远的另一头,坐在桌子前面,两边全是大堆的纸张,桌上有一盏绿灯罩的台灯。勤务员把朱莉亚跟温斯顿引进来,他头也没抬。


 温斯顿的心里直打鼓,生怕自己话也说不出来。他能够想到的只有一句话:他们干下啦,他们到底干下啦!来这里纯粹是卤莽,两个人一起来,就等于彻底的犯傻--虽然他们各走一条路,到奥勃良家门口才碰面。然而,光是走到这种地方来,就需要鼓足勇气!见到个核心党的家里什么样,甚或闯进他们的住宅区,只有极偶然的时候才能做得到。那公寓大楼的整体氛围,那所有东西的华丽宽敞,好饭好烟陌生的香味儿,电梯升降迅速又无声,白衣勤务员忙上忙下--这一切全都叫人吓得慌。尽管他到这儿的理由充足得很,可每走一步,他还是生怕猛可里从角落冒出个黑衣警卫,查他的证件,赶他走路。然而,奥勃良的勤务员二话没说,就放他俩进了屋。这勤务员个子矮小,头发黝黑,穿着白上衣,脸型活像块钻石,一点表情也没有,看上去像个中国人。他领他们走进一条走廊,地上是柔软的地毯,墙上是乳白色的壁纸,板壁漆得雪雪白。所有的一切,都极尽清洁,一尘不染。就是这一点,也不能不叫人吓得慌--温斯顿还不记得他见过哪条走廊,墙壁没给人蹭得脏兮兮的。


奥勃良手拿一张纸条,仿佛正读得专心致志。他那大脸盘俯得很低,连鼻子的轮廓也看得见,显得怕人又聪明。他一动不动,坐了足有一二十秒钟。然后,他拉过听写器来,用各部通用的混合行话,口授了个通知:


"一顿号五顿号七等项完全批准句号六项建议倍加荒谬接近思想罪撤消句号先行充分估计机器费用俟后建筑句号通知完。"


他沉思着从椅子上站起身,悄然走过地毯,朝他们这边走过来。讲完了新话,他那官架子仿佛也随着放下了一点,然而神情却更加骇人,像是受了打扰,心里好生不快。温斯顿早觉得心惊胆战,突然又感到一种泄气的困窘。他很可能闹了个愚不可及的误会。其实,凭什么断定奥勃良就是个政治阴谋家?目光一闪罢了,一句含糊的话罢了;除去这一点,只有他心里的想象,建立在梦境上的想象。他甚至没法后退一步,说他是来借那本词典,因为朱莉亚的在场又该怎么说?只见奥勃良走过电幕,忽然想起了什么。他停下脚,转身按下墙上的一个按钮。啪的一响,电幕的声音便中断了。


朱莉亚大吃一惊,不由得轻声叫了起来。温斯顿纵然满心恐慌,还是惊得溜出了一句:


"你能关上它!"


"是呀,"奥勃良道。"我们能关上它。我们有这种特权。"


现在他就面对着他们。那结实的身体在他们面前,一派的居高临下;脸上的表情,真叫人莫测高深。他带了点严厉,等温斯顿先开口;可是该说点什么?即便现在,也不难想象,他忙得很,给人打扰,他好不烦躁。他们全都不说话。关了电幕,房间里死一般寂静。时间就这样走过去,可真要了命。温斯顿依然艰难地盯着奥勃良的眼睛。这时,那严峻的面孔突然绽开来,差不多开始微笑了。奥勃良习惯地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


"我说,还是你说?"他问。


"我来说罢,"温斯顿立刻答道。"那东西真关了?"


"唔,什么都关了。就剩下我们。"


"我们来这儿,因为……"


他住了口,第一次发现,原来他的动机模模糊糊。其实他并不晓得,他指望从奥勃良得到怎样的帮助,因此说清楚他来这儿的原因,也并不那样容易。他说的话,听上去准保虚弱做作得很;可他还是说了下去:


"我们相信有种阴谋,有些秘密组织在反党,你就参加了这样的活动。我们也想参加,想为它做事。我们是党的敌人。我们不相信英社原则。我们是思想犯。我们又是通奸犯。我跟你说,因为我们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了你。只要能把我们收进去,不管你还想怎么样,我们全都准备做。"


他觉得房门打开了,便住了口,朝身后瞟了一眼。果然,那黄脸的小个子勤务员,没敲门便走了进来。温斯顿见他端着托盘,上面是个细脖子酒瓶,还有几个玻璃杯。


"马丁是我们的人,"奥勃良平静地说。"马丁,把酒端过来好了。放圆桌上。椅子够不够?那,我们坐下罢,说话也舒服点。马丁,你也拿把椅子坐,这是正经事。这十分钟,你就别当勤务员啦。"


小个子悠悠地坐了下来,依然有一种奴才相,却俨然享有着贴身奴才的特权。温斯顿就从眼角打量他。看上去,这人一辈子就演一种角色,哪怕一忽儿换种人格,他也会觉得危险。奥勃良抓着瓶颈,把酒瓶拿了过来,将那深红色的酒倒在玻璃杯里。这叫温斯顿朦胧地想起好久以前的什么东西,是在墙上,要么就是广告牌上,电灯泡组成的大酒瓶,上上下下不停地动,把瓶里的酒倒进玻璃杯。从上面看,那酒差不多就是暗黑色;可盛在瓶里,却红亮亮的像宝石。他见朱莉亚接过酒杯使劲闻了闻,明摆着一副好奇相。


"这就叫葡萄酒,"奥勃良微笑道。"不用说,在书上你们肯定读到过。不过,我怕基本上不会卖给外围党。"他重又变得庄严起来,举起了酒杯:"我想先喝一杯,祝大家健康。为我们的领袖:为伊曼努尔·戈德斯坦干杯!"


温斯顿带着渴望,举起了酒杯。葡萄酒这东西,他读到过,也梦想过。诚如那块玻璃镇纸,以及查林顿先生记得断断续续的歌谣,这东西属于过去,属于那浪漫的过去,如今这过去早给人家消灭啦。私底下,他爱把这过去叫做旧时光。不知为什么,他老是觉得葡萄酒非常甜,味道就像黑莓酱,又有能耐叫人一下子酩酊大醉。他一口喝下去,却觉着很有点叫人失望。其实他常年都喝杜松子酒,早喝不惯这种味儿啦。他便把空酒杯放了下来。


"那,真有戈德斯坦这个人?"他问。


"是呀,有这个人。他还活着。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


"那--阴谋呢?组织呢?全是真的?不只是思想警察在瞎编?"


"不,全是真的。我们就叫它兄弟会。它真的存在,你们是它的一分子--除了这些,你们就别想再知道别的了。我们呆会儿再说,"他看了看手表。"就算核心党,把电幕关掉半个小时以上,也不够聪明。你们不该一起来,走的时候得分开走。你,同志,"他朝朱莉亚点点头,"可以先走。我们有二十分钟可以用。你们要理解,我必须先问些问题。总起来说,你们准备做什么?"


"能做的我们都可以,"温斯顿答道。


奥勃良坐在椅子上,微微转了下身,好把脸朝着温斯顿。他几乎把朱莉亚撇在了一边,仿佛姑且认定,温斯顿可以替她说。他把眼睑轻轻垂下了一点。于是他开始提问,用的是一种低沉冷漠的声音,俨若这不过是例行公事,不过是教义问答,大部分答案他全都心中有数。


"你们准备献出生命么?"


"是的。"


"你们准备杀人么?"


"是的。"


"准备从事破坏活动,哪怕害死千百个无辜百姓么?"


"是的。"


"准备把祖国出卖给外国么?"


"是的。"


"你们准备做一切能引起腐化堕落,削弱党力量的事情么?你们肯不肯欺骗,造假,敲诈,带坏儿童,散发毒品,怂恿卖淫,传染性病?"


"是的。"


"比方说,要是把硫酸泼到哪个孩子脸上,有助于我们的利益--你们准备这样做么?"


"是的。"


"你们准备放弃身份,一辈子做个服务员,或者码头工人么?"


"是的。"


"如果我们命令你们自杀,你们准备这样做么?"


"是的。"


"你们俩准备分手,从此再不见面么?"


"不行!"朱莉亚插了一句。


温斯顿半天说不出话来。一时间,他仿佛给夺去了讲话的能力。舌头在嘴里动呀动,就是发不出声音;起初要说的是一个字,临了却变成了另一个。他挣扎了好几次,到开口时,连自己也不知道他会说出哪个词。"不行,"他终于说道。


"能说出来很好,"奥勃良道,"我们需要知道一切。"


他转身对着朱莉亚,语气显得多了点感情:


"你得明白,纵然他活下来,恐怕也变了个人。我们可能需要另给他个身份。他的长相,他的动作,他手的形状,他头发的颜色--甚至他的声音,都有可能变个样。你自己,恐怕也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的外科医生,有本事把人变得认不出来。有时候就需要这样做。有时候我们甚至把人给截肢!"


温斯顿禁不住偷偷瞥一眼马丁的那张蒙古脸。他瞧不见有疤痕呀。朱莉亚脸色有点苍白,脸上的雀斑显得挺清晰。然而,她勇敢地直视着奥勃良,喃喃说了句什么,仿佛是同意他的话。


"好的。就这么定了。"


桌上有个银色的烟盒。奥勃良有点心不在焉,顺手把烟卷朝他们推了一下,自己也取了一根。他站起身,开始来回踱步,仿佛这有助于他思考问题。那烟卷好得要命,包得紧紧绷绷,烟纸又厚又光,相当罕见。奥勃良又看一眼手表。


"你最好回厨房罢,马丁,"他说。"再过十五分钟我就要开电幕。走之前,好好看一下这两位同志长得什么样。你还会再见到他们。我就不会啦。"


就像方才在门口一样,小个子的黑眼睛,在他们脸上扫了一下。他的举止,丝毫显不出友好的迹象。他在记住他们的模样,但俨然对他们毫无兴趣,起码看上去毫无兴趣。温斯顿就想,一张人造的脸孔,想必就没法变一变表情。这马丁一言不发,招呼也不打,便走了出去,还悄没声儿地关上门。奥勃良来回踱着步,一只手插在黑工作服的口袋里,另一只手夹着烟卷。


"你们要知道,"他说,"你们得在黑暗里战斗。你们永远身在黑暗里。你们接到命令,你们执行命令,但不能问个为什么。以后,我会给你们一本书,可以从中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本质,以及我们摧毁社会的战略。读了这本书,你们就成为兄弟会的正式成员。可除了我们为之战斗的总目标,和目前的具体任务,你们什么也不会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们,兄弟会存在着;可我绝不会告诉你们,它有多少个会员,一百个,还是一千万个。你们个人认识的会员,绝不会超过十多个。有三四个人会跟你们联系,过段时间就换掉,永远消失了踪影。我这是你们第一个联络员,就保留下来。你们接到的命令,就是由我发出的。要是我们觉得需要找你们,就通过马丁做这事。到最后你们给抓到,你们免不了要坦白;可除了自己做的事,你们也没有什么好交代。你们只能出卖一小批不重要的人。你们可能都没法出卖我--那时候我可能死啦,或者变了另外一个人,换了另外一张脸。"


他继续在柔软的地毯上面踱来踱去。他身材很魁伟,可那动作却相当优雅。甚至当他把手插在口袋里,当他夹着一枝烟,都显得如此的优雅好看。他给人的印象,早超越了孔武有力,那是种自信,是一种带了讥讽的理解。无论怎样认真,他却毫无那般狂热分子必备的偏执。他说起杀人,自杀,性病,截肢,变脸,话里带了一丝揶揄。"这些东西免不了,"他那声音仿佛在说,"我们必得毫不畏缩做下去。不过一旦生活值得我们重新好好过,我们便会罢手不做的。"温斯顿不禁对奥勃良钦敬有加,甚至产生了一种崇拜。一时间他甚至忘掉了戈德斯坦的黑影。看一眼奥勃良强壮的肩膀罢,看看他刚劲的面庞罢,如此丑陋,却如此文静,就没法相信他也会失败。一切计谋,全瞒不过他的眼睛;所有危险,都逃不掉他的预料。甚至朱莉亚,看上去也给他感染了。她专心致志听他说,连香烟熄灭也没注意。奥勃良接着说道:


"你们会听到传说,说兄弟会真的存在。不用说,你们对兄弟会,全有自己的一套形象。或许你们会想象,它是一大群地下阴谋家,在地下室里开黑会,在墙壁上面写反标,说两句暗号,手动那么一动,好相互认出来。根本不是这回事。兄弟会的会员,相互就没法认出来,随便哪个会员,认得的会员不会超过几个人。就是戈德斯坦本人,若是被思想警察抓了去,都交不出所有会员的名单,连提供个情报,好叫他们顺藤摸瓜搞到手,他也做不到。这样的名单根本不存在。兄弟会无法被扑灭,因为它就不存在一般意义的组织。把它团结为一体的力量,没有别的,惟有一个坚不可摧的思想。除去思想,你们就没有任何力量做后盾。没有同志的感情,没有战友的鼓励。到头来你们被抓住,根本没有人救你们,我们从来就不救会员。万一绝对需要灭口,最多我们把个刀片偷偷带到监号去。你们得习惯,你们的日子没有结果,也没有希望。工作一段,便给抓起来,坦白交代,再给杀死。你们能够看到的结果只有这么多。我们这一辈子,就不可能发生什么显明的变化。我们都是死人。我们惟一真实的生命在未来。但加入未来的时候,我们只剩下一抔黄土,几根枯骨。可是,这未来离我们有多远,谁也不知道。有一千年?--如今,只有一点点增多心智健全的人,除此之外一切都不可能。我们不能够集体行动。我们只能把我们的知识,从一人传播给另一人,从一代传播到下一代。面对思想警察,没有别的路可走。"


他停下脚,第三次看了看手表。


"同志,你该走了,"他对朱莉亚说。"等等。还剩了半瓶酒。"


他把酒杯都斟满,然后端起自己的一杯酒。


"这回为了什么?"他的话里依然隐隐有一点嘲讽。"为搞乱思想警察?为老大哥之死?为人类?为将来?"


"为过去,"温斯顿道。


"过去确实最重要,"奥勃良庄重地同意道。


他们喝干了酒,朱莉亚便站起身要离开了。奥勃良从柜子上面拿了个小盒子,取出粒白药片递给她,叫她噙在舌头上。他讲,要紧的是别给人闻出酒味来,电梯的服务员,观察人是很毒的。她刚刚关上门,他便仿佛忘了她这个人。只见他来回走了一两步,又停了下来。


"有些细节问题要安排好,"他说。"我想你该有什么地方挺隐蔽吧?"


温斯顿说了查林顿先生楼上的房间。


"目前就可以啦。往后我们再给你找个地方。重要的是藏身的地方得经常换。同时,我会带给你一册那本书"--温斯顿注意到,提起那书,奥勃良似乎也不免强调了一下--"你知道,是戈德斯坦的书。我尽快罢。不过搞到它大概得用上几天。你能想象得到,留下来的太少啦。思想警察到处搜索销毁,快得简直来不及印出来。不过没关系,这本书坚不可摧。就算最后一本给搜走,我们差不多也能逐字逐句再印出来。你上班带不带公文包?"


"一般会带的。"


"什么样子?"


"黑色的,相当旧。有两条带子。"


"黑色的,有两条带子,相当旧……好罢。过几天--我说不准哪天--你早晨的工作单里会有个通知,印错了一个词,你得要重发。下一天你上班别带公文包。路上会有人拍拍你肩膀,跟你说,我想你丢了公文包罢。给你的包里,就装了本戈德斯坦的书。十四天之内你就得还。"


一时间他们都没说话。


"还有几分钟你就得走啦,"奥勃良道。"要是我们能再见,我们会在个……"


温斯顿抬头看着他。"在个没有黑暗的地方?"他犹疑地问。


奥勃良点点头,一点也不吃惊。"在个没有黑暗的地方,"他重复一遍,仿佛清楚话里的含义。"同时,走以前,你还有什么要说么?有没有口信?有没有疑问?"


温斯顿想了想。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他也根本不想说假大空的话。他所想到的,还不是有关奥勃良跟兄弟会,倒是幅复合的图象,搀杂着妈妈最后日子住过的黑暗卧室,查林顿先生楼上的小房间,玻璃镇纸,和花梨木镜框的蚀刻画。他差不多随口说了一句:


"有一首老歌,第一句是圣克莱门特钟声说,橘子和柠檬,你听过么?"


奥勃良又点点头。他庄重谦恭地唱完了这一节:


"圣克莱门特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圣马丁的钟声说,你欠我仨铜板,


老贝莱的钟声说,你什么时候还?


肖尔迪许钟声说,等我发了财。"


"你知道最后一句!"温斯顿道。


"唔,我知道最后一句。现在,我想你该走啦。等等。最好我也给你一片药。"


温斯顿站起身,奥勃良便伸出手来。他使劲一握,温斯顿手上的骨头都快碎啦。在房门口温斯顿回过头来,可奥勃良仿佛已经忘了他。他把手放在电幕开关上面,等着他离开。温斯顿看见在他的身后,是写字台上绿灯罩的台灯、听写器和满筐满篓的纸张。事情已经结束。温斯顿心想,用不了三十秒钟,奥勃良就会转回去,替党做刚被打断的重要工作。




一九八四9.1



温斯顿简直累得变成了胶冻。胶冻--这个词儿倒是蛮合适,它就那么自动跳到他的脑袋里。他的身体,正是像果冻一样软塌塌,而且像果冻一样半透明。他只觉得要是举起手,阳光都能从他的手上照过来。堆积如山的工作,榨干了他的体液,光剩了神经骨骼加皮肤组成的空架子,一碰就要碎。神经脆弱得要命--工作服压得肩膀疼,人行道硌得脚板痒,攥攥手,关节也会嘎嘎啪啪乱响一气。


五天里,他竟然工作了九十多小时。部里所有的人,也全都是这样。现在一切都结束啦,到明天早晨,他便无事可做,任何党的工作也没有。他可以在那藏身的地方耽上六小时,再回到自家的床上躺他九小时。下午的阳光暖洋洋,他在一条肮脏不堪的街道上面慢慢走,到查林顿先生的小店去。一路上他留意着巡警,又没来由地觉得,这么个下午,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来烦他。手里的公文包沉甸甸,走一步撞一下他的膝头,害他大腿的皮肤上下一阵疼。包里就放着那本书,他到手已经有六天,可连打开的时间也没有,更别提看上一眼啦。


仇恨周进行到了第六天。这段时间里,天天是游行,演讲,呼喊,唱歌,旗帜,海报,电影,蜡像,擂鼓,吹号,行军。坦克的履带吱吱嘎嘎,列队的飞机嗡嗡营营,枪声响起来轰轰隆隆。这么样过了六天,群众的狂热给蛊惑到了高潮,对欧亚国的痛恨给折腾到了癫狂,要是最后那天公开绞死的那两千名欧亚国战俘落到老百姓的手里,他们准保会给撕得粉粉碎--可就在这个时候,上面突然之间宣布了,原来大洋国从来没跟欧亚国打过仗。大洋国在跟东亚国打仗!欧亚国是我们的盟友!


当然啦,谁也不承认有什么东西变了样。事情极其突然,迅速传遍了各处--欧亚国不是敌人,东亚国才是!这当儿温斯顿正在伦敦的中心广场参加示威。大晚上的,苍白的脸孔,鲜红的旗帜,给泛光灯照得血一样红。广场里挤了好几千号人,还有一批小学生,足有一千人,全穿着侦察队的制服。讲台挂着红布,一个核心党的演讲员,正对着大家夸夸其谈。这家伙又瘦又小,胳膊却长得不成比例,大秃瓢上头发稀稀落落。他活像个传说里的侏儒怪,给仇恨烧得脱了相,一只手抓着麦克风,一只手在脑瓜顶穷抓乱舞,那只手长在精瘦精瘦的胳膊上,反显得大得挺出奇。他的声音,给扩音器放大到扎耳朵,没完没了数落着欧亚国的罪行:什么屠杀,驱逐,抢劫,强奸,虐待俘虏,轰炸平民,撒谎造谣,无理侵略,撕毁条约,等等等等。乍听他的话,几乎没法不相信,几乎没法不抓狂。隔不了一会儿,群众就要愤怒一次,几千条嗓子禁不住野兽般大呼小叫,演讲员的声音也给淹没在这怒吼之中。顶数那般小学生的叫声最野蛮。演讲进行了足有二十几分钟,这当儿一个通讯员赶到讲台上,把一张纸条递给演讲员。他展开纸条看一眼,竟连演讲都没有停下来。他的声音态度全没变,他讲的内容一点没有变--然而猛然间,他改了名字。没一句废话,一阵心领神会的浪潮席卷了所有的人。大洋国在跟东亚国打仗!登时便引起了一场大混乱。广场上的旗帜海报全错啦!有一半儿模样就不对。这是有人破坏!是戈德斯坦的特务搞的鬼!演讲停了一瞬间,大伙儿乱糟糟地把海报扯下来,把旗子撕碎,踩在脚底下。尤其是侦察队的表演精彩绝伦,他们爬上屋顶,把烟囱上飘舞的横幅给剪断。只消两三分钟,一切都归于平静。演讲员依然抓着麦克风,朝前面耸起肩膀,挥舞手臂接着讲起来。再过了一分钟,大伙儿重又气得狂吼乱叫。仇恨像从前一样进行下去,只是目标换成了另一个。


事后想起来,温斯顿记得很清楚,那演讲员是在一句话的半截转到另句话,非但没有停一下,连句子结构也不乱。不过在这时,有件事分了他的心。那时正是撕海报的大混乱,有个人拍拍他肩膀,跟他说,"对不起,你的公文包好像丢啦。"他没有说话,迷糊糊接过公文包,连那人什么样子也没看清。他清楚,准得有几天,他没空看包里的东西。示威刚结束,他便直奔真理部,那时都快到二十三点了。部里的工作人员全都各就各位。电幕上发出了指示,叫他们回到岗位上,其实这已经纯粹是多余。


大洋国在跟东亚国打仗--大洋国一向在跟东亚国打仗。五年来的大部分政治书籍,就要彻底过时啦。所有的报告,一切的记录,报纸,图书,照片,小册子,电影片,录音带--全都得以闪电般的速度来改正。指示是没有的,可谁都知道,总局的首长,要求一个星期以内,所有跟欧亚国打仗的文字,所有跟东亚国结盟的文字,一律不得存在。这工作比什么都重要,更要命的是所有的步骤全得换个名头说。总局里人人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有两次轮睡三小时。床垫子从地下室里搬出来,在走廊铺得到处都是。食堂的服务员用推车把饭送过来,吃的是三明治跟胜利牌咖啡。每次温斯顿停下工作去轮睡,他总要尽量把桌子收干净;可等他惺忪酸痛地挪回来,准发现又一批纸卷在桌上堆成了山,盖住了听写器,滚到了地板上,因此头一件工作,便是把它们码起来,腾出地方好做活。顶糟的是,这还不属于纯粹的机械工作。诚然多半只是要你改个名儿,可那些详尽的报道,便需要小心谨慎,想象丰富。这是要你把战争从地球上的一处移到另一处呀,其中涉及的地理知识就多得吓死人。


到了第三天,他的眼睛疼得受不了,几分钟就得把眼镜擦一擦。如同拼命赶着什么繁重的体力活,固然有权利推脱掉,却神经兮兮急着快做完。其实他朝听写器说的每句话,他用墨水铅笔写的每个字,全是在成心扯大谎;然而即便有时间记住这一切,他也不觉得于心不安。诚如局里的每个人,他急着把谎话说得天衣无缝。到第六天一早,纸卷下落的速度才慢了下来。有半个小时,气动管里什么也没有;然后落下一卷,又停了下来。几乎就在同时,各处的工作都已经完成。整个总局,大家暗地里全都深深吁了一口气。这了不起的工作终于做完啦,虽然任谁都不会提到它。如今,谁也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证明曾经跟欧亚国打过仗!想不到十二点钟,竟宣布部里的工作人员一律放假到明早。温斯顿还拿那公文包装着那本书,工作就放在两脚之间,睡觉就枕在身子下面;现在,他便提着公文包回了家。他刮了胡子洗了澡,尽管洗澡水温吞吞,他险乎就在澡盆里面睡过去。


他爬上查林顿先生的楼梯,全身关节咯咯吱吱不住地响。他累得很,可是已经不想睡。他打开窗,点起脏兮兮的煤油炉,烧一锅水准备煮咖啡。朱莉亚马上会来;他手里还有那本书。他坐到邋遢的扶手椅子上,解开公文包的带子。


这是本厚厚的黑皮书,手工装订,封面上没有书名,也不写作者。那字体看上去也显得不规范。书页卷了边儿,又容易掉页,看来经了许多人的手。扉页上面印的是:


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伊曼努尔·戈德斯坦 著


温斯顿便开始读下去:


第一章 无知就是力量


有史以来,大概从新石器时代的结束开始,世界上就一直存在着三种人:上等人、中等人和下等人。他们还有许多进一步的差别,有不计其数的各种名字,他们相对的数量、彼此的态度也会因时代而不同,但社会的根本结构从来不会改变。即使是在一些大动荡、一些看来不可逆转的变化以后,同样的模式又会卷土重来,就像陀螺仪,无论我们把它推得多远,最后总会回到平衡点。


这三个团体,他们的目标全然是不可调和的……


温斯顿停了下来,主要想享受一下这事实。他是在读书呀,周围一片舒适与安全。他独自一人:墙上没有电幕监视他,钥匙孔没有眼睛偷看他,用不着神经兮兮往身后瞟,也用不着急着用手掩上书。夏日甜美的空气拨弄着他的脸。远处隐隐传来孩子们的叫声;屋里则是万籁俱寂,惟有座钟呢喃。他在扶手椅里再躺倒一点,把脚放在了围栏上。这真是天堂的福分,这真是永恒的福分。得到这样的一本书,准知道必得一遍遍读完每个字,往往会随便翻一页,就这样读下去--他便这样把书打开来,正好翻到了第三章。他就从这里读了下去:


第三章 战争就是和平


早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前我们就能够预见、而且也确实预见到,世界将会分裂成三个超级大国。随着俄国吞并欧洲,美国吞并不列颠王国,现有的三个超级大国实际就已经出现了两个,这就是欧亚国和大洋国;第三个大国,东亚国,还要经过十年混战之后才会成型。三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边界划分,有些是随意指定,其它则视战争结果而定,但总体说来遵循地理上的界线。欧亚国包括整个欧亚大陆北部,从葡萄牙一直到白令海峡;大洋国占据了美洲,大西洋各岛屿(包括英伦三岛),澳大利亚和南部非洲;东亚国包括中国及其南部各国,日本诸岛,以及具体范围并不确定的满洲、蒙古和西藏大部。三者中东亚国面积最小,在西部,它的边界尚不明确。


三个国家联盟关系时有改变,但始终处于交战的状态,历时二十五年不变。但现在,战争已不再是二十世纪初期的那种必置对方于死地的斗争,它只有有限的目标:交战各方都没有毁灭对手的实力,没有发动战争的物质原因,也没有由于意识形态的实质分歧而造成的对立。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行为,或者对待战争的流行态度,已经不像以往那么残忍,更多骑士风度;相反,战争的歇斯底里从未间断,各国都概莫能外。强奸、抢劫、杀婴、奴役一类行为已经不足为奇,对俘虏的报复甚至发展到火烧活埋的地步;而只要这一切是出自己方而非敌方之手,那就是莫大的功绩。现在真正参与战争的,其实只有一小部分人,他们多数有良好训练,都是专业人士;战争导致的伤亡现在也相对减少。战事的发生,或者是在边界划分模糊不清的地方,人们只能凭想象推测它的具体位置;或者是在扼守海上战略要地的水上浮堡附近。在文明的中心地区,战争只是意味着一段时间的物品匮乏,偶而也会炸弹落地,小有伤亡。战争的特点实际已经发生变化,更准确地说,发动战争的各种理由的优先等级已经发生变化。二十世纪早期的大战中业已存在的一些程度较轻的动机,现在一变而为主要动机,获得人们的有意认可,成为行动的依据。


要理解现代战争的本质,--尽管每隔几年各国关系就会重组,但战争的本质并无变化,--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它并不能做到一锤定音。三个超级大国,即使其中的两个联手也不能完全征服第三国。它们彼此势均力敌,又都有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欧亚国有广阔的陆地做掩护,大洋国有浩瀚无际的大西洋和太平洋阻挡,东亚国的居民则生育力强,并且吃苦耐劳,这是第一。第二,从物质方面看,战争已经没有任何必要。这些国家都建立了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消费协调一致,以前战争的一个主要诱因就是对市场的争夺,它现在不再发生作用;原材料的竞争也不再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三个超级大国幅员辽阔,无论什么时候它都可以在自己的疆域内获得所需要的几乎全部原料。倘若战争也有一个直接的经济意图的话,那就是争夺劳动力。我们以丹吉尔、布拉柴维尔、达尔文、香港为顶点画一个四边形,地球五分之一的人口就在这块区域:它横贯各国,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长久地把它据为己有。而三国之间所以冲突不断,正是为了争夺这块人口密集的区域,此外还有北极地区。事实上,整个这一块有争议的地区迄今还没有落入过哪个国家的手里,它的部分区域一直在不停地变换主人。而各国的联盟关系所以会动荡不已,正是因为突然地撕毁协议往往是国家多占一块地盘的机遇。


这些有争议的地区都蕴藏有珍贵的矿产,部分地区还出产如橡胶一类的重要植物,这些植物如果是在寒带地区人工合成,花费昂贵得多。不过,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它有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储备。无论是谁,只要控制了赤道非洲、中东各国、南部印度,或者印度尼西亚群岛,就控制了上千万、乃至上亿的廉价苦力。这些地区的居民,已经公开地沦落到奴隶的地步;虽然统治者走马灯式地变化,但这些居民的作用与煤炭、石油其实没有差别,都是在一场扩军、扩张、掠夺劳动力、再扩军、再扩张这种永远没有尽头的竞争当中充当牺牲品。有一点有必要引起注意:战斗从来没有真正越出这些有争议的地区以外。虽然欧亚国的边界始终在刚果盆地和地中海北岸之间伸缩,印度洋和太平洋诸岛屿一直由大洋国和东亚国轮番占领;虽然欧亚国和东亚国在蒙古境内的边界始终没有确定,三国都声称北极周围的广阔区域属于自己(其实它几乎无人居住,还根本没有开发),但各国力量大体保持了均势,核心的区域总能不受侵犯。此外,赤道周围的受压迫民族,他们的劳动力对世界经济实际并无贡献,他们并没有增加世界的财富,因为他们生产的物品只有战争这一种用途,而战争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能够在下一场战争中处于有利位置。被奴役民族的作用不过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力,加速这场持续不断的战争的进程;纵使没有他们,世界社会的结构,以及它得以维持的步骤,并没有实质的不同。


现代战争的基本目的,--这一目的,依照双重思想的原则,核心党的思想家们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就是把机器制造的产品消耗完的同时,避免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如何处理剩余消费品,就一直是工业社会一个潜在的问题。就目前而论,能够填饱肚子的人屈指可数,所以这个问题显得还不迫切;即使我们假定,已经发生的种种人为的破坏过程实际并无效果,这个问题依然不会那么迫切。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相比,今天的世界充满了贫瘠、饥饿和破败的景象;如果把它和当时人们所期待、设想的未来相比,就更加糟糕。在二十世纪早期的时候,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意识中的未来社会图景,无论是财富、闲暇、秩序、还是效率,都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那是一个闪闪发光的、由玻璃、钢铁和雪白的混凝土搭建起来的永不生锈的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而且看来设想它们会继续保持发展势头也没有什么奇怪。但这终于没有发生,一部分原因在于长期的战争和革命造成的贫困,还有一部分是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取决于一种经验的思维习惯,而这种思维习惯由于社会的严格管制没有办法发展起来。总的看来,今天的社会比五十年以前显得更加原始、初级。虽然某些落后地区获得了发展,各种设备--都是和战争以及警察的监视活动有关的设备--也进一步改善,但各种实验、发明很大程度上已经停止,五十年代原子武器留下的创伤还没有完全复原,而机器所固有的缺点却依然存在。从机器最初出现的那一刻开始,凡是有思想的人就都看到,人类繁重劳动的必要性,进而很大程度上人类不平等的必要性都已不再存在。如果我们有意识地把机器用于这种目的,那么,只要几代人的时间,饥饿、苦力、污秽、文盲、疾病,就能够彻底消除。而且事实上,虽然机器并没有用来服务这些目的,但由于某种自发过程的作用,--由于财富的不断创造,这些财富有时想不分配都不可能,--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五十年时间里,机器确实极大地提高了普通人的生活水平。


但很显然,财富水平的普遍提高威胁到了等级社会的存在,事实上就某种意义而言也确实对它造成了损害。现在,每个人每天工作不过几小时,吃饭已经不成为问题,大家都有自己的住房,都有卫生间、电冰箱,还有汽车甚至飞机,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不平等最显著、也许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已经消失。财富一旦成为人人手中之物,它就会一视同仁。一个社会,它的财富分配如果在个人的财产和奢侈品方面遵循平均原则,同时权力又仍然保留在少数特权阶级手里,这样的一个社会在想象中无疑是可以存在的,但在实践中它却不可能长期保持稳定。因为如果人人都能享受到闲暇和生活保障,那么,通常是由于贫困而愚昧无知的广大人民群众就可以获得教育,可以学会自己思考。而一旦他们这么做了,他们早晚会认识到,掌握特权的少数阶层实际没有任何作用;他们就会把他们赶走。长远来看,一个等级社会必须建立在贫困和愚昧的基础上。二十世纪初有些思想家曾经梦想回到从前的农业社会,这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它不符合机械化的潮流,这一潮流在世界各地已经成为一种近乎本能的追求。而且,任何工业落后的国家,从军事的角度来说也是没有希望的,它那些更为先进的对手必定会以各种直接间接的方式把它征服。


但是,限制产品产量,使人民群众处于贫困之中,这也不是让人满意的办法。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大致说来是在一九二○到一九四○年之间,很大程度上发生了这种情况:许多国家允许经济陷于停滞,土地不再耕作,资本设备投资不再增加,人口大量失业,仅仅靠国家救济勉强维生。但这也造成了军事力量的削弱,而且,它带来的贫困显然毫无必要,因此必定会产生反对意见。真正的问题是,如何保持工业的车轮不停运转的同时又不增加实际的财富。生产必须照常进行,但产品不能分配。实践中要做到这一点,惟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挑起战争。


战争中最本质的行为就是破坏,这种破坏针对的未必是人的生命,而是人的劳动产品。战争其实就是把本来可以让人民群众过上舒适生活、而且从长远来看可以提高他们智力水平的各种物质材料,用一种办法把它碾碎,让它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实际没有遭到破坏,但制造武器却是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它可以一方面消耗劳动力一方面却不生产出任何可供消费的物品。比如,建一个水上浮堡,它所栓住的劳动力就可以造出几百艘商船,一直到它最后废弃,都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一丝一毫的物质利益;然后,再投入巨大的劳力来建造另一个浮堡。在原则上,每次策划战争,都是要把满足人们基本需要之外的剩余物品全部消耗掉,但实践中对人们的需要往往估计不足,以至于最后有半数生活必需品会长期得不到供应。但是这一点常常被认为是一个有利条件。有一条精心设计的政策就是,即使是最受优待的阶层,也要使它生活在艰苦的边缘,因为只有这种普遍匮乏的状态才更显出一小撮特权势力的重要,并把不同团体之间的差别加以放大。根据二十世纪早期的标准来看,即使核心党的成员,他的生活也非常艰苦朴素,要承担繁重的工作。然而,他所能享受到的少量奢侈品,比如一套宽敞的、设备齐全的住房,质地优良的衣着,上等的食品饮料和烟酒,两三个仆人,私人小汽车或者是飞机,可以使他生活在一个和外围党党员完全不同的世界里。而外围党党员如果和我们称为"无产者"的底层群众相比,也有同样的便利条件。整个的社会氛围就像一个被围困的城市,能不能分到一块马肉就成为区别贫穷与富裕的标志。与此同时,由于人们意识到战争以及危险的存在,让一个小集团垄断所有的权力,在人们看来就是寻求生存的一个非常自然、不可避免的条件。


我们将会看到,战争完成了必要的破坏,而且是以人们心理上可以接受的方式完成的。从原则上说,要消耗世界上的剩余劳动力,建一些寺庙、金字塔,钻一些洞然后再把它们填上,再不就造出一大堆的商品然后付之一炬,都是很简单易行的方法。但用这种办法,只能为等级社会提供经济的基础,不能提供感情的基础。这里需要考虑的不是民众的士气,只要让他们安安稳稳地工作,他们的态度如何并没有什么关系;这里需要考虑的是党本身的士气。虽然即使党内地位最低的成员,党也希望他合格、勤勉,在有限的范围内还要做到聪明,但他同样应该是一个容易轻信、愚昧无知的狂热信徒,心里由恐惧、憎恨、颂赞、欢跃的情绪支配。换言之,他应当具备一种适宜于战争状态的心智水平。战争实际是否发生并不重要,而且,由于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所以战争进展如何也无关紧要,真正需要的是一种战争状态。现在,智力的分裂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这是党的要求,而在战争气氛中也最容易得到实现。一个人级别越高,这一点就越明显。正是在核心党内部,一种战争的歇斯底里状态和对敌人的仇恨情绪才最为强烈。一个担任行政职务的核心党党员,总是不可避免地会知道某条战报是否捏造,他常常会意识到整场战争是个骗局:它或者根本没有发生,或者实际的目的与宣传的目的大相径庭。但是,他所知道的这一切,很容易通过双重思想的技术而不对他产生任何影响。同时,所有的核心党党员都怀有一种神秘的信念,坚信战争是确确实实发生了的,坚信最后必定会以大洋国获得胜利、成为整个世界无可争议的霸主而结束。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片刻犹豫。


核心党的全体党员都将这即将来临的胜利作为一种信念加以接受。它的实现方式,或者是逐渐扩大地盘,最终在实力上拥有压倒的优势,或者是发明某种无可匹敌的新式武器。对新武器的研制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今天,只有极少的一些活动可以为那些富于创造、喜欢思考的心灵提供表现的机会,而武器的研制就是其中的一种。从前人们所说的科学,在今天的大洋国已经不复存在,新话中找不到表示"科学"的词。以往的科学成果赖以实现的经验思维方式,与英社的根本原则是直接对立的;而技术进步也只有当它的成果可以以某种方式减少人类的自由时才可能发生。所有的实用艺术领域,或者停滞不前,或者大步后退。土地由马拉犁耕种,书籍是机器撰写。但在一些极端重要的事情上,也就是说在战争和警察的监视活动方面,经验的方法依然得到鼓励,至少能够被容忍。党只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全面征服整个地球,一个是一劳永逸地消灭独立思想。由此,党最为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在违背个人意愿的情况下发现他的所思所想,一个是如何事先毫无预兆地在几秒钟内处死数以百万的人民。如果说科学研究仍然存在的话,这就是它惟一的主题。今天的科学家,他或者是一位心理学家兼检察官,异常仔细地研究各种面部表情、动作、语调的真实含义,测试各种药物、震荡疗法、催眠术和酷刑的逼供效果;要不,他就是那一类化学家、物理学家或者生物学家,在自己的专业中关注的只是那些研究如何灭绝生命的分支领域。在和平部大型的实验室里,在巴西丛林的实验站中,在澳洲沙漠,在南极的无名小岛上,众多的专家小组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们中,有的只是考虑未来战争的后勤方案;有的从事设计,希望发明体积更大的火箭弹、威力更强的爆炸物、更加坚固的装甲板;有的在寻找新型的杀人毒气,寻找某种可溶药物,它的产量要足以毁灭整个大陆的植被,或者是寻找某些品种的致病细菌,它对一切抗体具有免疫力;有的想造出某种类似潜水艇的工具,可以在地底下穿梭而行,或者造出类似轮船那样可以脱离基地独立行动的飞机;还有的在做一些更渺茫的研究,比如能不能用悬挂在几千米高空的棱镜来把太阳射线聚焦,能不能利用地心的热能来人为制造地震和海潮,等等。


但这些项目没有一个接近完成,三个超级大国也没有一个占据实质的领先地位。更引人注目的一个事实是,三个国家都拥有一件比它们目前的任何研究所可能发明的武器都更加强大的武器,那就是原子弹。虽然原子弹最早在四十年代就已经出现,十年后又首次做了大规模的使用,党仍把这项发明列到自己的名下,这是它的一贯作风。那次的大规模使用,有成百上千的炸弹落在了许多工业中心,这些工业中心大多位于欧俄、西欧和北美。这一事件带来的后果就是,所有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都相信,再多几颗原子弹,就不可能再有组织完备的社会存在了,他们的权力也会随之结束。那以后,尽管没有正式达成过任何协议,也没有这方面的暗示,但各方都再也没有扔过原子弹。三国只是不停地制造,把它们储备起来,以防备他们相信迟早总会到来的那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与此同时,战争艺术有三四十年的时间几乎保持不变。虽然直升机使用得比以往更加频繁,轰炸机大半已被自动推进的投弹取代,而易被击沉的军舰也让位给了几乎不沉的水上浮堡,但除此以外没有任何进展。坦克、潜艇、鱼雷、机枪,甚至步枪还有手榴弹都仍在使用。尽管报纸上、电视上不断报道着屠杀的消息,但早期那种动辄几周之内就有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伤亡的殊死决战,现在看不到了。


凡是风险很大的策略,三个超级大国都是不肯去尝试的。如果有什么大的举动,那往往是对盟国发动出其不意的进攻。三国实际采取的战略,或者声称自己采取的战略,都如出一辙。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通过战斗、谈判、适时的欺诈等种种手段并用,夺取一批环绕敌国四周的基地,然后再和该国签定友好条约,维持一段时间的和睦关系,以便完全打消对方的疑虑。在这期间,装载有原子弹的火箭在所有的战略要塞集中,最后一齐发射,它的破坏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根本不可能再给敌国还手的机会;然后再和余下的那个大国签定友好条约,为下一次的攻击做准备。根本不用多说大家也知道,这种计划是白日做梦,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此外,战斗实际只发生在赤道和北极周围那些有争议的地区,从来没有发生过对敌国的入侵。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有些地方各超级大国之间的边界划分得那么随意。举个例子,欧亚国可以轻而易举地攻占英伦三岛,这些岛屿地理上就是属于欧洲的一部分;而大洋国也可以把它的边界推进到莱茵河、甚至维斯杜拉河。但这么做会违背一项虽然没有明确阐述、但一直为各国恪守的原则,那就是文化统一性的原则。如果大洋国要占领以前被称为法国和德国的地区,它就必须或者完全把当地居民斩尽杀绝,--这在实际上困难重重,--或者它就需要把多达一亿左右的人口完全同化,而这部分人口就技术发展而论与大洋国处在同一水平。这是三个超级大国都要面临的问题。从它们的结构看,有一点是绝对必要的,那就是除非是在一种有限的意义上与俘虏或有色奴隶发生接触,与外国人不应该有任何接触。即便是现在的盟友,也要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它们。大洋国的平民百姓所见到的欧亚国或者东亚国的公民,只有战俘;他还不能学习任何外语。如果准许他接触外国人,那么他就会发现他们都是与他同类的生物,发现以往他所得到的关于他们的知识都是谎言。他所生活的密封世界就会被打破,他赖以维持自己斗志的种种恐惧、仇恨和偏执就会烟消云散。各方都从中认识到,无论波斯、埃及、爪哇、锡兰会多么频繁地变换主人,在主要的一些边界上,除了炸弹以外是不能再有任何东西穿越的。


这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虽然没有大声宣布、但彼此都心照不宣、成为行动的准则的事实,那就是,在这三个超级大国,生活状况几乎一模一样。大洋国盛行的哲学叫英社,欧亚国叫新布尔什维主义,东亚国叫一个中文的名字,它通常译成死亡崇拜,也可能叫灭己更好一些。大洋国的公民从来不能知道其它两种哲学教义,他所受到的教育只是让他去憎恨这两种教义,把它们看作对道德与常识的野蛮的践踏。实际上三种哲学几乎难以分辨,而它们所支持的社会制度也根本没有区别:无论哪里,只要有相同的金字塔式结构,就会有相同的对半具神性的领导人的崇拜,相同的靠战争维持和为战争服务的经济。由此可以推出,三个超级大国不仅不具备征服对方的能力,而且这么做它们也无利可图。相反,只要它们始终处于冲突之中,它们实际就在相互支持,就像三捆靠在一起的玉米棒。而三国的统治集团也和往常一样,对自己正在做什么是既了解又不了解。他们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征服的事业,但他们也知道战争的久拖不决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同时,既然不用担心有被敌国征服的危险,闭眼不看现实也就没有什么发现,而这正是英社、也包括它敌对的思想体系的一个特征。这里有必要重复一句上面提到的观点,那就是,战争一旦变成持久战,它就改变了自己的本质特征。


在以往,战争从定义上看,就是某种迟早会结束、往往会决出胜负的事情。在以往,战争还是一种使人类社会与现实保持联系的主要手段。任何时代统治者都会想把一套错误的世界观强加给追随者,但他们绝不可能鼓励一种会损害军事效能的幻景。只要军事的失败意味着丧失独立地位或者其它一些一般认为不好的结果,那就必须采取严肃认真的防范措施。实实在在的事实是不能视而不见的:哲学、宗教、伦理、或者政治上固然可以说二加二等于五,但设计枪炮飞机的时候它们就只能等于四。不讲求效率的民族迟早总会被征服,而要追求效率就要把一切不真实的幻想抛开。此外,追求效率就必须能够学习以往的经验,这意味着对历史上发生的事件要有较为准确的看法。报纸、历史读物当然都免不了经过涂改、带了偏见,但今天人们所做的那种伪造工作却是不可能在从前找到的。战争是使人们保持头脑清醒的一种安全保障,对统治者而论,这也许是一切保障中最重要的一种。战争非胜即败,统治阶级不能全然不负责任。


但当战争确实变成持久战以后,它的危险也就消除了。战争一旦成为持久战,也就不存在所谓军事的需要了。技术进步可以停止,对最明显的事实也可以矢口否认,或者视而不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可以算是科学的研究仍然在进行,目的还是为了战争,但究其本质不过是一种白日梦。它们毫无收获,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效率不再需要了,哪怕是军事的效率。在大洋国,除了思想警察没有什么是有效率的。既然三个超级大国都不能被征服,它们就都可以算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在里面无论怎样对思想歪曲篡改,都可以畅通无阻。现实只是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要中才表现自己的力量,这包括衣食住行的需要,避免误服毒药或者从高楼失足落下的需要,等等。生与死,肉体的快乐与痛苦,它们的差别依然存在,但仅此而已。现在,大洋国的公民与外部世界、与历史都失去了联系,他们好像星际的旅行者,无从判断上下左右的方向。在这样的国家,统治者可以掌握连法老和沙皇都望尘莫及的绝对权力。当然,他们也要避免由于追随者大批饿死而带来不便,要保持与敌人相当的低度的军事技术,但只要满足了这些最低条件,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歪曲现实。


因此,如果我们用从前的标准来判断,现在的战争不过是一种假象。这就像有些反刍动物,它们打架的时候头上的角故意竖向一个不可能伤害到对方的角度。但战争不够真实不等于说没有意义,它消耗了所有的剩余消费品,有助于维持等级社会所必需的那种特殊的心理状态。以后我们会看到,战争现在纯粹是内部事务。在历史上,虽然各国的统治集团都意识到他们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都限制战争造成的破坏,但他们之间的战争还是实实在在的,胜利者一般都把战败者劫掠一空。但在我们的时代,他们根本不交战,战争是统治集团用来对付它的臣民的,战争的目的也不再是疆土的攻防,而是保持社会结构的原封不动。因此,现在"战争"一词越来越让人产生误解。如果说战争在变成持久战之后就不再存在,倒可能是更为准确的说法。人类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到二十世纪一直承受的这种特殊的压力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有截然不同的东西取代了它的位置。即使三个超级大国都同意放弃战争,永远和平共处,每一方在自己的边界内都不受侵犯,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每个国家仍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永远不会受到外部威胁的刺激。事实上永久的战争就等于是永久的和平。这一点,虽然党的大多数成员都理解得极为肤浅,却是党的那句口号"战争就是和平"的本质含义所在。


温斯顿停了一下,没有接着读。远处什么地方,炸了一颗火箭弹。在没有电幕的房里,独自一人读禁书,这天堂般的感觉还没有消逝。这种与世隔绝,这种安全无虞,都是实在的感觉呀;其中还夹杂着身体的倦意,椅子的松软,窗外吹来的微风轻拂在脸上。这本书叫他着迷,更准确地说,它叫他安心。在某种意义上,它未曾说出什么新东西,然而这一点同样吸引着他。它说的是他想说的话,若把他那些零碎的思想整理成形,大抵上也便是这样。写这书的人,思想与他很相像,只是远比他有力,远比他系统,远比他无所畏惧。他觉得,最好的书,便是说出了你已经知道的东西。他刚刚把书翻回第一章,就听见朱莉亚咚咚地上楼梯。他站起身来迎接她,她把棕色工具袋丢在地上,便投进了他的怀抱。他们已经一个星期没有见面啦。


待他们松开后,他便说:


"我搞到了那本书。"


"是么,搞到了?好啊,"她显得没什么兴趣,马上跪在煤油炉前,开始煮咖啡。


他们在床上耽了半个小时,才又说起了这件事。夜晚凉得很,得用床罩盖在身上。楼下传过来熟悉的歌声,和鞋子在石板地上的拖拉声。温斯顿第一次来时见的那红胳膊壮女人,简直成了院里一个固定的部分。白天里不管什么时候,她老是在洗衣盆跟晾衣绳之间来来去去,嘴里要么咬着衣服夹,要么就开始唱小调。朱莉亚躺在她那边,看上去已经昏昏欲睡。他把放在地板上的书拿起来,靠着床头坐好。


"我们得读读这本书,"他说。"你也得读。兄弟会的会员都得读。"


"你读罢,"她眼睛都没睁开。"大点声。这样最好啦。你还能给我讲。"


时钟指着六点,这是十八点啦。他们还有三四个小时耽在一起。他把书放在膝头,开始读起来:


第一章 无知就是力量


有史以来,大概从新石器时代的结束开始,世界上就一直存在着三种人:上等人、中等人和下等人。他们还有许多进一步的差别,有不计其数的各种名字,他们相对的数量、彼此的态度也会因时代而不同,但社会的根本结构从来不会改变。即使是在一些大动荡、一些看来不可逆转的变化以后,同样的模式又会卷土重来,就像陀螺仪,无论我们把它推得多远,最后总会回到平衡点。


"朱莉亚,没睡罢?"温斯顿问。


"没,亲爱的,我听着哩。读罢。写得真好。"


他便接着读下去:


这三个团体,他们的目标全然是不可调和的。上等人的目标是维护自己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和上等人交换位置;下等人,当他们有一个目标的时候,--下等人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过多地受到繁重工作的摧残,对日常生活以外的任何东西都只有一些断断续续的意识,--那就是取消所有差别,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因此贯穿整个历史的,始终是一场主要轮廓大体相似的战争,它周而复始,一遍遍地发生。有很长时期上等人看来一直是高枕无忧的,但迟早都会有那么一天,他们或者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或者失去了有效统治的能力,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于是,中等人就假装告诉下等人说他们是在为自由、正义而战,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推翻上等人。中等人一旦目的达到,就把下等人推回到原来的奴役状态,自己做了上等人。不久,这两派人中有一派(或者两派同时)分裂出一个新的中等人派别,斗争重新开始。三派中,只有下等人的目标哪怕是暂时地实现都从来没有过。如果说整个历史没有任何物质方面的进步,那可能是夸大,即使在今天这么一个衰退的时代,一般人在物质上也比几百年前要好。但是任何财富的增加,行为方式的文雅,改良,或者革命,都没有使人的平等往前迈进哪怕一小步。在下等人看来,一切的历史变革,改动的无非是主人的姓名。


到十九世纪末,许多观察家都注意到这一反复出现的模式。于是就有各种学派的思想家把历史看成循环的过程,声称不平等是人类生活不可更改的法则。当然这种学说在过去就一直有自己的支持者,但现在它的表述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过去,一直只有上等人才宣称我们需要一个等级制社会,它的鼓吹者包括国王、贵族,以及依附他们的教士、律师等等。一般它还会许诺在死后的想象的世界里一切会得到补偿,以使自己更加动听一些。至于中等人,以往只要他还在为权力斗争,就一直会利用自由、正义、博爱这类字眼;但现在,那些还没有掌权但在觊觎权力的人们开始攻击人类友爱的概念了。在过去,中等人以平等为旗帜发动革命,旧专制一推翻马上就建立新的专制;而现在新的一派中等人实际不等到那时候就宣布了自己的专制。社会主义是十九世纪早期出现的理论,是从古代奴隶起义以来一直延伸到现在的思想之链上的最后一环,它没有摆脱历史上乌托邦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大约从一九○○年以后,各种社会主义的变形都公开放弃了建立自由平等的目标。大洋国的英社运动,欧亚国的新布尔什维主义运动,东亚国中一般所称的死亡崇拜运动,这些都是本世纪中叶新兴的运动,它们都有意地把实现不自由、不平等作为目标。这些新兴的运动当然都是从以前的运动中脱胎出来,往往保留了原来的名字,以原来的意识形态为幌子,但它们的目的都是要在一个选定的时刻把进步阻挡,把历史凝固。我们常常看到的钟摆现象又要发生、然后停止。与以往一样,上等人被将要作上等人的中等人推翻,但这一次,由于有意识地运用了某种策略,上等人能够保持自己的地位永远不变。


这种新学说的出现,部分是由于历史知识的累积和历史意识的增强,这些在十九世纪之前都几乎是没有的:历史的循环运动在这时已经是可以分辨的了,至少表面如此;同时,既然能够分辨,它也就能够改变了。但更主要、更基本的一个原因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人类的平等就在技术上有了实现的可能。确实,每个人仍然天赋不等,专长不同,有的比别人更占了便宜,但阶级的划分,财富的悬殊,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必要了。在早先,阶级划分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也是人心所愿,不平等是文明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即使现在还需要人们从事不同的工作,但使人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水平上,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因此,从意在攫取权力的这一派的观点来看,人类平等不再是需要为之奋斗的理想,而是要加以克服的危险。在更为原始的时代,那时事实上还不可能有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以它为信仰相对就较为容易。一种现世的天堂观念,那里人人都生活在友爱之中,没有法律,没有繁重的工作,它萦绕在人们的脑海长达数千年之久。甚至那些在每一次历史变革中都获得实际利益的群体,都受到它的某些影响。法国革命、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继承者们,也部分相信他们那套人权、言论自由、法律平等一类的说法,一定程度上还使自己的行为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但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种主要的政治思潮都倾向了专制。早先的天堂,就在它可以实现的那一刻起,不再为人相信了。每一种新的政治理论,无论它冠以什么名字,都退回到等级制度和严酷控制之中。到了一九三○年左右,各种观点开始普遍地变得冷酷了,一些长期不再使用的做法,包括不加审讯地投入监狱、将战俘用作奴隶、公开处决、严刑逼供、扣押人质、强制人民迁徙这么一些已经有好几百年停止使用的做法,再度变得流行;更有甚者,它得到了那些自视为开明进步的人士的容忍、甚至辩护。


以后全世界都卷入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国际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运动,在经历这十年之后,才有了体系完备的英社(及其对手)的政治理论。但它们的出现,早在世纪之初的各种统称为极权主义的体制中就有了预兆。从这种普遍的混乱中将要诞生的世界,它的主要轮廓其实在很早以前就显现了出来;哪一类人将控制世界,这同样已经变得很清楚:新贵族的主要组成包括科学家、行政官僚、技术人员、工会领导、宣传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和职业政客。这些人员论出身是在中产阶级中拿工资的那一部分和工人阶级的上层,他们所以能够形成、并聚集在一起,则是得益于垄断工业和集权政府所造成的一个单调机械的世界。论贪婪,论奢侈,他们都比不上以往的贵族;但他们却更加渴求权力,尤其是,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更加热衷于消灭反对的势力。最后这个区别非常重要,与今天的暴政相比,历史上的所有暴政都显得心慈手软,效率不高;统治集团一定程度上总会受到开明思想的影响,凡事乐得留下余地,只注重公开的行为,对臣民的思想毫不关心。即使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用现代的标准来看也还是宽容大度的。所以这样,原因部分是在于,过去任何一个政府,它的能力都不足以把它的人民置于频繁的监视之下。但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操纵舆论变得容易了,电影广播就走得更远。以后又有了电视,技术的进步使得在同一台机器上就可以接受和发送,这时候,私人生活就到此为止了。每一个公民,或者至少每一个值得监视的公民,会一天二十四小时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官方宣传的包围之中,其它的通讯渠道对他都是关闭的。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做到不仅强迫全体人民完全服从国家意志,而且在观点上也没有任何分歧。


经过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时期之后,社会又和以前一样,重新分成上等、中等和下等三种人。这些新的上等人不同于从前,他们不再根据本能行动,知道用什么办法保护自己的地位。人们早已认识到,集体主义是寡头统治惟一安全可靠的基础;财富和特权一旦携手,最容易得到保护。本世纪中期进行的所谓"废除私有制"运动,实际只是把财产集中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少的人手里,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拥有财产的是一个团体而不是个人。从个人来看,党的成员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个人财物外一无所有;从集体来看,党拥有了大洋国的一切,因为它控制了一切,可以以它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支配生产出来的一切。在革命结束以后的那些年里,党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对就占据了这种居高临下的地位,因为整个过程都是在集体化的名义下进行的。一般人们都设想,在资产阶级被剥夺之后社会主义就会到来。毫无疑问资本家确实被剥夺了;工厂、矿山、土地、楼房、交通,这一切都从资本家那里夺走了。既然这些已不再是私有财产,那就应该是公有财产。从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脱胎出来,并沿袭了它的语汇的英社,事实上实行了社会主义方案中的一个主要内容,而结果是人们事先就预见到并盼望的:经济不平等成为永久的现象。




一九八四9.2


但要永久建立一个等级社会,需要处理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只有四种情况才会使一个统治集团丧失权力。一种是外部的征服,一种是统治的效率太低,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一种是它助长了一个强大的、心怀不满的中等人团体的形成,一种是它丧失了统治的自信和积极性。这些原因并不单独发生作用,一定程度上它们同时存在,这是一条规则。一个统治集团只要能克服这些问题,就能够永远维持自己的权力。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统治阶级的心态。


上面的第一种危险,从本世纪中期以后实际就不存在了。三分天下的这三个国家事实上都不可能被征服;它们如果被征服,惟一的可能是发生了人口统计方面的缓慢变化,但一个权力无边的政府很容易避免这一点。第二种危险,它只是在理论上存在。人民群众从来不会自愿起来造反,也不会仅仅因为受到压迫就起来造反。事实上,只要不让他们有参照,他们就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受到了压迫。历史上一再发生的经济危机现在完全可以避免,也会尽力加以避免;而可能发生、并且确实发生的其它同样严重的失调,不会带来任何政治上的危害,因为不满的意见不可能有表达的方式。至于从机器工艺发明以来就一直潜伏着的生产过剩问题,现在由于设计出了一种持久战而得到解决(见第三章),持久战还有助于把公众的斗志保持在必要的高度。因而,从现在的统治者的立场来看,惟一真正的威胁是他们自己的等级中是否会分裂出一个新的能干、有权力欲,又没有充分施展的集团;换言之,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就是对于领导集团和紧随其后的范围更大的执行集团,要不断地塑造他们的意识。至于人民群众的意识,只需要从反面来施加影响。


一个人即使不熟悉情况,也能从这种背景中推断出大洋国的总体社会结构。在金字塔的顶端是老大哥,老大哥无所不能,永远正确。所有的成绩、胜利,每一项科学发现,全部的知识、智慧、幸福、美德,都直接来自于老大哥的领导和启发。没有人见过老大哥,他只是出现在标语牌的画像上,电幕的播音中。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确信他不会死,但他出生的时间却已经很难确定。老大哥是党的化身,党借他来向世界展示自己,他的作用就是成为一个中心,让种种更容易投向个人而不是组织的情感,比如热爱、恐惧、尊敬,都汇聚到这一点上。在老大哥的下面是核心党,它的人数限制在六百万,或者是以大洋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为限。核心党的下面是外围党;如果把核心党说成是国家的大脑,它就是国家的四肢。再下面是我们习惯称作"无产者"的麻木不仁的群众,他们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用我们早先的分类来看,他们就是下等人。至于赤道地区的奴隶人口,他们不停地从一个统治者转移到另一个统治者手里,这部分在整个结构中不是永久的或者必要的部分。


原则上,三部分人的组成资格不是出于世袭,理论上核心党的后代并非生来就是核心党。一个人十六岁的时候,要参加考试,以决定他进入党的哪一部分。无论种族的歧视或者地方的优势都不存在。犹太人,黑人,纯粹印第安血统的南部美洲人,在党的最高层都能找到;一个地方的行政首脑多半从该地居民中选出。无论身在大洋国的什么地方,人们都不会感到自己是被某个遥远的首都统治着的殖民地居民。大洋国没有首都,它名义上的首脑人在何处谁也不知道。除了英语是它主要的混合语,新话是官方使用的语言外,其它方面都没有形成统一。统治者能够团结一心不是由于血统,而是由于共同地坚持某种学说。确实我们这个社会存在分层,而且是很严格的分层,它依照的乍看起来是一种世袭的标准。不同团体之间的流动,较之资本主义、甚或前工业文明的时代,都更为少见。党的两个组成部分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人员流动,但仅限于把核心党内优柔寡断的成员清除,同时允许外围党内野心勃勃的成员有提升的机会从而消除他们的威胁。在实践当中,无产阶级是不能跃升到党内的。对待他们中间最有天赋、有可能成为不满意见的中心的那些人,只要思想警察把他们标识出来,然后再把他们消灭。但这一切未必永远不变,也不是一种原则。党已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那种派别,它的目的并不是把权力转移给自己的子女;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使最高层都是最出色的人才,它完全乐意从无产阶级那一级中招募一整代新的领导人。这一点,即党不是一个世袭的机构,在某些至关重要的年份里对于消除反对的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老式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受到的训练是消灭所谓的"阶级特权",他们都认定,这种制度只要不是世袭,就不会持久。他既没有看到寡头统治的延续未必就表现在身体的方面,也没有停下来思考一下,世袭贵族制往往短命,像天主教会这样实行选拔制度的组织却有时能延续上百上千年。寡头统治的核心不是父子继承关系,而是某一套世界观,某一种生活方式的一以贯之,由死人强加给活人。一个统治集团只要它能够选拔自己的继任者,它就是一个统治集团。党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血脉不朽,而是它自身不朽。谁在行使权力倒无关紧要,只要等级结构始终如一。


我们时代独有的一切信念、习惯、趣味、激情、心态,它的真实目的都是要保持党的神秘色彩,防止当前社会的真正本质为人察觉。实际的反抗,或者任何反抗的预谋,目前都不可能发生。无产阶级丝毫不足为虑,就他们自己而论,他们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工作、繁衍、死亡,不但没有任何反抗的冲动,也没有能力去理解,世界除了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够是什么样子。他们只有在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他们必须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时,才会变得危险起来;但既然军事和商业上的争夺已经不再重要,民众的教育水平实际是在下降。无论群众赞成或反对的观点,都可以视为无关紧要。但另一方面,对于党员,哪怕在最细枝末节的事情上有最微不足道的背离,这都不能容忍。


党员的一生,从生到死一直都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之下。即使当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不能保证自己是一个人。无论他身在哪里,是睡是卧,是工作还是休息,是在浴室或者床上,他都可能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就受到监视,而且对此一无所知。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他的交友,休息,对待家庭的态度,独处时的神情,做梦的呓语,甚至身体的特殊姿势,全部受到怀疑的审视。姑且不说什么实际的越轨行为,只要任何些微的乖离,任何生活习惯的变化,任何可能反映内心冲突的神经质的习惯动作,都会被察觉。他不能表现出任何动向。另一方面,他的行为不是由法律,或者任何明白表述的行为准则来管理的。大洋国不存在法律。那些一旦察觉必定会处死的思想言行并没有正式禁止,无数的清洗、逮捕、拷打、监禁和蒸发,它们不是作为对实际所犯罪行的惩罚,而仅仅是对将来某个时刻可能犯罪的人们的扫荡。党员不仅要有正确的思想,而且要有正确的本能。他必须持有的许多信念、态度,并没有明确的说明;而一旦说明,势必暴露英社理论中的内在矛盾。他如果是个天生的正统派(这在新话中叫作好思想),任何时候他都不用思考就会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信仰,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感情。不管怎样,他在幼年时代经历的、以犯罪停止、黑白、双重思想这些新话的词汇为核心的、精心安排的精神训练,使他不愿、也不能深入思考任何问题。


作为一个党员,他不应当有个人的感情,他的狂热也不应当有任何的松弛。他应当始终生活在对外敌内奸的强烈憎恨之中,生活在对胜利的欢庆颂扬之中,完全拜倒在党的强大、英明之下。他对匮乏的生活的不满,被有意地引向外部,并通过两分钟仇恨仪式一类的安排加以消解;而可能引发怀疑反叛态度的思考,会由于他早年受到的内心的训练而早早扼杀。这种训练最初、也是最简单的一步,在新话中叫罪行停止,对小孩子就可以进行。它是指一种在思想快要接近危险边缘的时候近乎本能地突然停止的能力,这包括拒绝去看到相似性,拒绝去推敲逻辑的错误,对不利于英社的、最简单明了的论证也要加以曲解,对任何能够导向异端的思路都感到厌恶、排斥。简单地说,罪行停止意味着防御性的愚蠢。但愚蠢还不够,相反,完整意义上的正统思想还需要完全控制自身的智力过程,犹如柔术演员控制他的身体。大洋国社会最终是建立在对老大哥的全知全能、党的一贯正确的信念之上,但既然现实中老大哥并不是全知全能,党也不是一贯正确,在事实的处理上就有必要时时刻刻、从不厌倦地保持一种灵活性。这方面一个关键的词语叫黑白。这个词也像很多新话一样,有两者相互矛盾的含义:当它指的是敌人的时候,它就意味着一种不顾事实、无耻地颠倒黑白的作风;如果它指的是党员,就意味着在党的纪律要求把黑说成白的时候要忠诚主动。但它也意味着一种信仰黑的就是白的、甚而知道黑的就是白的,忘记以往的不同信仰的能力。这就需要不断地篡改历史;由于有了一套新话中称为双重思想、实际上把其它方法都包括了进去的思想体系,篡改历史是可以做到的。


有两点理由需要篡改历史,其中有一个是补充的、进而可以说预防的作用,这就是,党员所以会像无产者那样忍受现在的状况是因为他们没有参照。他必须和历史割断联系,就像他必须和外国割断联系一样,因为必须让他相信他的生活比他的先辈要好,物质生活的平均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另一个重要得多的理由是需要维护党一贯正确的形象。为了表明党的预见在一切情况下都是正确的,不仅要对各种演说、统计数字、文献记录经常地加以更新,而且不能承认党的学说和政治联盟关系有任何变化。因为改变思想、甚至改变政策,就是承认自己的怯弱。比如,如果东亚国或者欧亚国(不论哪个)现在是敌人,那它就必须历史上一直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事实不是这样,就必须修改事实。因此历史不断地重写。对于政权的稳定来说,真理部所做的日复一日篡改历史的工作,和爱护部所做的镇压和监视工作一样是少不了的。


历史的多变性是英社的核心教义。它认为,并没有客观存在的历史事件,历史事件只存在于文字记载,存在于人的记忆中。凡是各种记载和记忆相互吻合的,就是历史。既然党完全控制了各种记录,又同样控制了成员的思想,这就是说历史就是党可以随意加工的东西。还有就是,尽管历史现在仍在更改,但就任何具体的事例,它都是从来没有更改过的。因为一旦它按照我们现在的需要重新炮制出来,那么现在的这个版本就是历史,和它不同的历史都不再存在。即使当同一事件一年之内数度更改而面目全非的时候--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也是一样。任何时候党都拥有绝对的真理,并且,显而易见的是,所谓绝对的真理永远就是它现在的样子。以后会看到,对过去的支配首要地取决于对记忆的训练。要保证所有文字记录符合今天的正统观点,这只是一项机械的工作,但必须记住的是,一切事件都是符合党的愿望的。同时,如果有必要重新调整人的记忆,修改文字记录,那也就有必要忘记我们曾经这么做过。这种伎俩和其它智力的手段一样是可以学习的。多数的党员,所有聪明正统的人,都学会了这一招。这在老话中有个很坦率的说法,叫"支配现实";在新话里它叫双重思想,尽管包含了更多的东西。


双重思想意味着在同一时间一个人心里同时拥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并且对两者同时接受的能力。党的知识分子知道他的记忆应该朝哪个方向变化,知道自己在玩弄历史,但受到双重思想的训练之后,他就会心安理得地认为这么做并没有违背历史。这个过程必须是自觉的,否则它就达不到应有的准确;但它又必须是不自觉的,否则就会产生造假、甚而负罪的感觉。双重思想正是英社的核心,因为党的行为的本质就是运用进行自觉欺骗的同时,又要保留只有绝对的诚实才可能产生的对目标的坚定态度。故意撒谎的同时又真心信仰这些谎言;遗忘那些不相协调的事实,然后只要需要又重新把它从记忆中召唤出来,时间长短取决于党的需要;否认客观事实的存在,同时又慎重对待业已否认的现实,这一切,都是不可缺少、不可避免的。即使在使用双重思想一词的时候,也必须进行双重思想。因为我们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就承认了我们在篡改现实;那么做一下双重思想,我们就会抛开这种意识。这么反反复复进行下去,谎言总是比真理先走一步。最终,党就是靠双重思想才能够,--就我们所知道的,可能还可以持续几千年,--阻止历史的进程。


过去一切的寡头统治所以会垮台,或者因为硬化,或者因为软化。他们或者是变得愚蠢自大,不能根据变化的形势调整自己,于是被推翻;或者是变得开明软弱,在应当使用暴力的时候却作出让步,于是也被推翻。这就是说,他们的垮台或者出于自觉,或者出于不自觉。党的成功表现在它有一套思想体系,在这套体系里面上述两种状况可以同时并存,换成其它任何思想做基础,党的领导地位都不可能永久。无论谁要统治,而且要使统治持久,他都必须能够使人们对现实的意识发生混乱。因为统治的秘密就在于既要相信自己一贯正确,又要能够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


毋庸讳言,一切双重思想的实践者中最狡猾的当属那些发明这一思想的人,他们知道这是一整套智力骗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最了解现状的人是那些不仅仅从现状来观察世界的人。一般来说,人知道得越多,受的蒙蔽越大;越是聪明,神智越不正常。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人的社会地位越高,一种战争的歇斯底里就越厉害。--能够用最理性的态度看待战争的,是有争议地区被统治的人民。对于这些人,战争只是一场持续的灾难,它像潮水一样不断冲击着他们的身体。哪一方获胜对于他们完全无关紧要。他们知道,主人的变化只是意味着他们仍然要做从前一样的事情,因为新主人会用和老主人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处境稍好、我们称作"无产者"的工人,只是偶而意识到战争。如果需要的时候,他们也会被鼓动起来,产生强烈的恐惧和仇恨;但当只有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就会长时间地忘记战争正在进行。--只是在党这一级,尤其在核心党内,我们才能发现真正的战争狂热。那些知道世界不可能征服的人却对它抱着最坚定的信念。知识伴随着无知,玩世不恭伴随着盲目的信仰,这种奇怪的两极相逢现象是大洋国社会一个主要的特征。官方的意识形态即使没有任何实际原因的情况下也充满了矛盾。党排斥、抨击社会主义运动原先所主张的一切原则,但又要借社会主义的名义。它宣传的对工人阶级的歧视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它的党员的着装一度又是体力劳动者特有的工作服,而且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采用的。它有系统地破坏家庭的纽带,但它对领袖的称呼又是直接诉诸一种家庭的感情。即使是统治我们的四大部门,它们的命名也是有意歪曲事实而显得极为无耻。和平部关心的是战争,真理部关心撒谎,爱护部关心酷刑,富裕部制造饥荒。这些矛盾并不是偶然,也不是出于一般的伪善,它是双重思想中有意为之的做法。因为只有调和矛盾,权力才能永久,用其它的方法都不能打破古代的循环。如果人人平等要永远避免,如果我们所称的上等人要永远保持自己的位置不变,那么流行的精神状况必须是一种有节制的疯狂。


但还有一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几乎没有注意。这就是,为什么要避免实现人类的平等?假定这一过程确如我们所说的那样,那么,这么处心积虑、不惜代价地把历史凝固在某一时刻,为的又是什么?


这里我们就看到了最为重要的一个秘密。正如我们看到,党,尤其是核心党的神秘色彩依赖于双重思想。但在这一切背后有一个更为原始的动机,一种从来没有受到质疑的本能,是它最初引导人们去夺取权力,以后又导致了双重思想、思想警察、持久战以及其它的附带产物。这个动机实际就是……


温斯顿发现周围一片寂静,就好像发现了一种新的声音。他觉得朱莉亚半天没动了。她侧着身,腰部以上裸露着,脸颊枕在手心里,一缕黑发落在眼睛上。她的胸脯慢慢一起一伏,很有规律。


"朱莉亚?"


她没回答。


"朱莉亚,你没睡吧?"


还是没回答。她睡着啦。他把书合好,小心地放到地板上,躺下身来,拉过床罩盖住他们俩。


他想,他毕竟没有搞懂那终极的秘密。他懂得方法;可他不懂得原因。第一章跟第三章一样,其实没说出什么他不知道的东西,不过把他已有的知识变得更系统。然而读了以后,他比从前更加清楚,他根本就没发疯。做了少数派,哪怕只有一个人的少数派,都不会叫你发疯。真理存在,一如非真理同样存在;如果你恪守真理,哪怕整个世界和你唱反调,你依然没发疯。西斜的太阳,把一抹金色的光芒透过窗户,斜斜地照在枕头上。他闭上了眼睛。阳光照在脸上,姑娘光滑的身体贴在身上,这让他觉得极其自信,变得睡意朦胧。他安全得很,一切都平安无事。入睡时他喃喃说了句"心智健全根本就没法统计",直感到这句话里,包含了深刻的智慧。


* * *


当他醒来时,觉得自己睡了很久,可看一眼那老式座钟,时间还只有二十点三十分。他躺着打了个盹儿;下面院子里却又照例传来那深沉的歌声:


"只是些没有希望胡乱想,


恰便似春日匆匆一个样。


却不料一颦一笑春梦长,


逗得我失魂落魄没主张!"


这支胡言乱语的小调还真叫流行,满世界都能听得到。它准比那支仇恨之歌更长寿。朱莉亚给歌声吵醒,奢侈地伸了个懒腰,爬了起来。


"好饿,"她说。"再煮点咖啡罢。妈的!炉子灭啦,水也冰凉。"她拎起炉子摇了摇。"没油啦。"


"我想,可以再朝老查林顿要点罢。"


"真怪,我肯定装满啦。我得穿上衣服,"她加了一句,"好像比刚才冷。"


温斯顿也起床,穿上了衣服。那不知累的嗓子又唱开了:


"人家说时间能够治创伤,


人家说日子久了会遗忘;


却不道笑靥和泪太栖徨,


落得个天地悠悠空断肠!"


他系着工作服的带子,一面踱到窗边。太阳准是落到了屋后,院子里已经照不到阳光。石板很湿,像是刚刚洗过;他只觉得天空也才洗过,从烟囱间望去,但见一派清澈碧蓝。那女人还在不知累地来回走,时而衔着夹子时而取出来,时而唱起小调时而停下来,无休无止地晾尿布。没准儿她就靠洗衣服过活哩,要么就是给二三十个孙儿当牛做马。朱莉亚走到他身边,他们一起着迷地盯着下面那壮实的妇人。瞧她那样子多有特色:粗壮的胳膊举到绳子上,肥硕的屁股撅起来像母马。他第一次觉得她还真漂亮。真没想到,一个五十岁的女人,生孩子生到肥大得出奇,干粗活干到糙得像个熟透的萝卜,竟然也可以漂亮。可其实就是这样,而且,为什么不该漂亮?那健壮的身形磨蚀了轮廓,却自像块花岗石一样美;那粗糙发红的皮肤,比起姑娘的皮肤,恰便似玫瑰的果实之于玫瑰花一样。凭什么说果实就得比花低一等?


"她真漂亮,"他喃喃地说。


"她那屁股有一米宽,"朱莉亚说。


"她就美在这儿,"温斯顿说。


朱莉亚那柔软的腰身,顺从地给他搂在怀里。她从臀部到膝盖,都贴在他的身上。然而他们的身体,却不能生出孩子来。这一件事情他们永远不能做。那思想到思想间的秘密,他们只能够口头传递。那楼下的女人,她没有思想,有的只是强壮的胳膊,热情的心境,跟多产的肚子。谁晓得她生了多少个孩子?有十五个?她也曾一度如鲜花怒放,或许有一年光景美得像朵玫瑰花,而后便像个受精的果实,猛然膨胀起来,变得发硬发红又粗糙,于是她的一生,便满是洗衣,擦地,补衣,烧饭,扫地,擦桌,缝补,浆洗,熨烫,先是为子女,然后为孙儿,一直干上三十年。到头来,她依然可以唱歌!他对她产生了一种神秘的崇敬,这样的情感,同样掺杂于清澈的景致,万里无云的天宇,直延展到烟囱后面无穷远。真怪,想来天空对每个人都绝无二致,这里也罢,欧亚国跟东亚国也罢,又有什么不同?而天空之下的人民,也别无二致--所有地方的人民,整个世界的人民,千百万这样的人民,他们彼此隔绝,不知旁人的存在,仇恨谎言的围墙隔离着他们。然而他们却那样相像!他们从不懂得思想,然而他们的心,他们的肚子,他们的肌肉,却积聚着力量,总有一天会把这世界翻个个儿。若是有希望,希望在无产者身上!用不着读那本书的最后一句话,他就知道,戈德斯坦最后必会这样说。未来属于无产者。党的世界,跟他温斯顿·史密斯可是格格不入呀;当无产者的时代到来,他们建立的世界,是不是也会这样格格不入?他能够肯定不至如此?当然,因为至少,那一个世界将会心智健全。哪里有平等,哪里便有心智健全。这样的事情早晚会发生,力量总会转变成意识。无产者是永恒的力量,看看院子里那个勇敢的身形,任谁也不会怀疑这一点。到最后,他们觉醒的日子会到来。这一天或许要等一千年;在这之前,他们依然会克服一切不利的条件,把生命传承下去,正如鸟儿一样,把党无法据有、无法扼杀的活力,通过肉体传承下去。


"还记得么,"他说,"我们的第一天,那只鸫鸟在树林边上向我们歌唱?"


"它才没向我们唱哩,"朱莉亚说。"它就是唱个自己高兴。也不是--它就在唱就是啦。"


鸟儿歌唱,无产者歌唱,党却不歌唱。在整个世界,在伦敦和纽约,在非洲和巴西,在国境线以外神秘的禁地,在巴黎和柏林的街道,在俄国无垠旷野的村庄,在中国和日本的集市--到处挺立着那一个身形,结结实实,不可战胜,操劳和生育叫她又肥又胖,辛辛苦苦一辈子,可是仍然在歌唱。总有一天,从她们硕大的生殖器里,能生育出自觉的人类。你是个死人,她们才是未来。然而,若你能够像她们固守身体的生命一样,恪守你思想的生命,把二加二等于四的神秘法则传承下去,你便也能够分有未来。


"我们是死人,"他说。


"我们是死人,"朱莉亚顺从地附和道。


"你们是死人,"一个讥讽的声音在身后说道。


他们突地跳了开来。温斯顿的五脏六腑仿佛全冻成了冰块。他看得见,朱莉亚虹膜的周围也是一片惨白。她满脸蜡黄,残留在面颊上的胭脂显得格外醒目,仿佛跟下面的皮肤毫不相干。


"你们是死人,"那讥讽的声音又重复一句。


"在画片后面,"朱莉亚低低地说。


"在画片后面,"那声音说。"给我原地站好。没有命令不许动!"


开始啦,终于开始啦!他们站在那里,手足无措,只能看着对方。逃命罢,趁着还不晚,逃出屋子--他们连想也没想过。墙上那讥讽的声音,就甭想不服从。又听得咔哒一响,像扭开了窗钩,又像碎了块玻璃。原来是画片掉到了地上,露出藏在后面的一个电幕。


"他们看得见我们啦,"朱莉亚说。


"我们看得见你们啦,"那声音说。"站到屋子中间去。背靠背站好。两手放在脑袋后面。互相不许碰!"


他们没有碰,可他觉得朱莉亚的身体在发抖。没准儿,是他自己的身子在发抖罢。他拼命止住牙关不打颤,可膝盖,他却怎么也控制不了。下面屋里屋外,沉重的脚步一阵响,仿佛院子里满是人。有什么东西给拽过石板地,女人的歌声突然被打断。又有什么东西咕噜噜山响,好像洗衣盆给推过了院子。而后是愤怒的声音乱嚷,最后是一声痛苦的尖叫。


"房子被包围啦,"温斯顿说。


"房子被包围啦,"那声音说。


他听见朱莉亚咬紧了牙关。"恐怕我们得告别啦,"她说。


"你们得告别啦,"那声音说。接着是另一个声音,一个文弱雕琢的声音,温斯顿觉得曾经听到过:"还有,趁我们还没有说完,一支蜡烛照你睡,一把砍刀砍你头!"


温斯顿身后,什么东西摔倒在床上。是一架梯子,从窗户捅了进来,把窗框也砸破了。有些人就从窗户爬进屋。楼梯上也是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屋里一下便挤满了黑衣大汉。他们全穿了钉铁掌的皮靴,手里拿着橡皮棍。


温斯顿不再发抖,连眼珠也不转动。只有一件事情很要紧:一点别动,一点别动,别给他们借口揍你!一个家伙,光溜溜的下巴像个拳击手,嘴巴细得只有一条缝,站在他面前,拇指和食指夹着橡皮棍。温斯顿看着他的眼睛。把手放到脑袋后面,脸和身体就暴露无遗,那感觉活像脱光了衣服,叫他真受不了。那家伙伸出白色的舌尖,舔舔该算是嘴唇的地方,便走了开来。这时,又是轰然一响,原来什么人操起桌上的玻璃镇纸,在炉石上面砸了个粉碎。


那珊瑚碎片呀,那些小小的红粒儿,犹如蛋糕上糖做的花蕾,滚了满地。真小呀,总是那样小!温斯顿身后,有人吸了口气,而后砰然一声,他的脚脖子早给狠狠踢了一脚,让他几乎摔在地上。另一个家伙,挥拳就砸在朱莉亚的太阳穴上,揍得她一下弯了腰。她栽倒在地上滚来滚去,拼命要喘过这口气。温斯顿脑袋一点不敢动,然而有时候,她憋得铁青的面孔,他依然看得见。尽管吓得要命,他还是觉得仿佛就疼在他的身上,而这剧痛,倒不如喘不过气来更急人。他知道这种滋味:疼得要了命,可却不光痛楚忍不住,因为好歹得先喘过气来。两个家伙一个抓膝盖,一个扯肩膀,把她提将起来,像个麻袋似的拎了出去。温斯顿瞥一眼她倒悬着的脸,蜡黄扭曲,紧闭双眼,脸上还剩一点脂粉印儿--这便是他最后一眼看到她。


他站着一动不动。还没有人来打他。各种想法,无端跑进了他的脑际,他却丝毫没有兴趣。他们是不是逮着了查林顿先生?他们对院里那女人干了些什么?他觉得憋不住尿,真怪,两三个小时以前他尿过呀。炉架上的座钟指着九点,这该是二十一点啦。可外面依然亮得很。难道八月的晚上,都二十一点了,还没有天黑?别是他跟朱莉亚搞错了时间--他们睡了一圈儿,明明第二天早晨零八点三十,还当是二十点三十分哩。然而他没有想下去。这有什么意思。


走廊里传来一阵轻缓的脚步声,查林顿先生迈步进了门。那些黑衣汉子登时老实下来。查林顿先生的模样也有点不同以前。他把目光落在玻璃镇纸的碎片上。


"把这碎片拣起来,"他厉声道。


一个汉子弯腰从命。伦敦佬的口音不见了,温斯顿猛然认出来,几分钟前他在电幕里听到的是谁的声音。查林顿先生,依然穿着旧黑绒夹克,可他的头发,从前几乎全白,现在变成了黑色。他也没有戴眼镜。他只严厉地朝温斯顿扫了一眼,仿佛是给他验明正身,就再也不去注意他。他纵然还能认得出,然而再不是原来那个人。他身体挺直,个子也像高了一些。脸上倒变得很小,不过那神情却彻底改了样。黑眉不再那样浓,皱纹再也看不出,脸的轮廓也成了另一种样子。甚至鼻子,仿佛也短了一些。这明明是张警觉冷静的面孔,年纪不过三十五岁!温斯顿想,他这一辈子,心知肚明地看见个思想警察,这还是头一遭。




第三部 1-2



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或许是在爱护部,然而没法子弄清楚。他呆的监号屋顶很高,没有窗户,墙上是亮晶晶的白瓷砖。电灯给藏了起来,发出冰冷的光芒。屋里有种低沉的嗡嗡声一直不停,想必是抽风机的声响。沿墙有一圈板凳--其实说木架才更合适,宽得才够坐在上面,直到门口才中断。门对面是个马桶,上面坐圈也没有。房里四个电幕,每面墙上一个。


他觉得有点肚子疼。自从他们把他五花大绑丢进警车带了走,他一直觉得肚子疼。他也感到饿,饿得难忍难熬。他没吃东西,准保有二十四个小时,甚至三十六个小时啦。他还是搞不清,抓他的时候是早晨还是晚上。也许再也搞不清啦。反正打从被捕,他就没吃过东西。


他尽量安静地坐在窄凳上,双手交叉放在膝头。他已经学会坐得安安静静,若是随便动一动,他们就从电幕向你叫。可他越来越巴望吃东西。真想吃块面包呀。工作服口袋里,好像还有点面包渣儿。这挺可能的,因为老有什么东西蹭他的腿。也许还有很大一块哩。到头来,这诱惑战胜了恐惧,他竟把手偷偷朝口袋伸了过去。


"史密斯!"电幕上一个声音叫道。"6079号,史密斯!监号里不许把手往兜里放!"


他只好安静坐好,双手交叉放在膝头。给带到这儿之前,他还被带到另一个地方,想必是个普通看守所,或者巡警的临时拘留所。闹不清他在那儿呆了多久,起码有几小时--没有时钟,也没有阳光,定个时间都很难。那地方乱糟糟,臭烘烘。他呆的监号,倒跟现在这间差不多,可是到处脏兮兮,经常关着十几二十来号人。他们多半是些刑事犯,只有很少几个政治犯。他靠墙坐着,一声不响,身边满是肮脏的身体,心里又怕,肚子又疼,也便不大注意自己的周围。不过他还是注意到,党员人犯跟旁人的举止不同得惊人。党员人犯总是一声不响,吓得要命,可那般刑事犯,拿谁都不当一回事。他们嚷嚷着骂警卫,没收他们的东西时拼命往回抢,在地上乱写脏话,从衣服里拿出藏着的食物偷着吃。甚至电幕里喊他们安静,他们也要回骂几句。可另外,他们跟警卫关系好得很,叫他们外号,从门上的监视孔里骗烟抽。警卫对待刑事犯同样挺宽容,就算向他们动粗,也不下死手。他们经常谈着强劳营,这些人犯多半都得送进去。他听出来,圈儿里就"没事儿"啦,只要你有熟人,肯开事儿。有的是各色的行贿受贿,偏袒得宠,敲诈勒索;有的是卖身鸡奸,玩弄女色。连土豆酿制的非法酒精,也能搞得到呢。政府信任的活儿,全给刑事犯做,特别是土匪杀人犯,他们是圈儿里的贵族帮。脏活累活全给政治犯。


各色人犯,不断进进出出:毒贩,小偷,歹徒,奸商,酒鬼,娼妓。有的酒鬼闹起来,得旁的人犯合力才能压得住。一个大块头婆娘,看上去足有六十岁,奶子晃里晃荡,白发乱乱蓬蓬,在那里拼命挣扎,又是踢,又是嚷,要四个警卫抓住她的手和脚。她伸腿想要踢他们,他们便扒下她的鞋,一把把她丢在温斯顿的大腿上,都快把他的骨头砸断啦。婆娘噌地坐起来,朝他们屁股后面嚷了一句:"肏你们妈!"而后,才发现坐的地方不平整,便从温斯顿的膝头滑起来,坐在板凳上。


"对不起啦,亲爱的,"她说。"咋能坐你身上!全怨那帮王八蛋,把我放这儿。这么对个太太,他们敢!"她住了口,拍拍胸脯,打了个嗝。"对不起啦,"她说,"好难受!"


她身子一俯,哇地吐了一地。


"好多啦,"她靠到后面,闭上眼睛。"忍不住,马上吐,我老这么说。趁着刚到胃里,就倒出来。"


她又精神起来,转脸瞧瞧温斯顿,好像登时迷上了他。她伸过粗胳膊搂住他的肩,把他拉了过来,那股子啤酒加上呕吐味儿直扑他的脸。


"你叫啥,亲爱的?"她问。


"史密斯,"温斯顿说。


"史密斯?"婆娘道。"嘿,好玩儿!我也叫史密斯!哈,"她哀哀地加了一句,"没准儿我是你妈!"


没准儿,她还真是他妈。年龄差不多,体型也挺像;而在强劳营里呆上二十年,人总该变个样子罢。


旁人全没跟他说过话。叫人吃惊的是,刑事犯绝不理会政治犯。他们叫他们"政治儿",带了种毫无兴趣的蔑视。至于党员人犯,仿佛他们怕跟旁人说,尤其怕跟别的党员人犯互相说。只有一次,两个女党员在板凳上紧挨在一起,人声嘈杂里他听见她们低声匆匆说几句,特别是说到什么"一○一房间",闹不清说个啥意思。


过了两三个小时,他就给带到这里来。肚子从来没有不疼过,不过有时轻些有时重,他的思绪也就跟着有时放松有时乱。肚子疼得厉害,他就只想疼想饿;肚子好了一点,他就觉得心惊胆战。有时他想到自己会落个啥下场,那感觉真真切切,害得他呼吸停止心乱蹦。仿佛橡皮棍就揍在他的胳膊肘,带铁掌的皮靴就踹到他的腿肚子。仿佛他趴在地上,牙齿给打得七零八落,尖声叫着求饶命。至于朱莉亚,他倒几乎没想到。没法集中心思想想她。他爱过她,不会背叛她;可这只是个事实,他了解这事实,就如同了解算术法则一个样。可这会儿他不爱她,也几乎没想过她遭到了啥命运。他倒经常想起奥勃良,隐隐带着一点点希望。奥勃良准保知道他已经给抓住。他说过,兄弟会从来不救人;可是还有刀片呀,他们会把刀片送进来。趁着警卫没冲进监号,有五秒钟就够啦。刀片会割进身体里,那感觉热辣辣的有点凉,要是用手指抓着它,准一下割到骨头去。他病歪歪的什么全想到,顶小顶小的痛楚,都会吓得他往后缩。纵然给了他机会,他都保不准敢不敢用刀片。得过且过,倒更自然一点,哪怕再活上十分钟--虽然明知道,到最后一准是挨揍。


有时候,他就想数数监号墙上的瓷砖有多少。这该简单透顶,可数着数着,他总是忘了数过多少块。更多的是想自己在哪儿,现在是什么时候。忽而他相信外边准保是白天,可马上又肯定,外边一定是漆黑一片。他直觉地清楚,这种地方绝不会关灯的。这便是没有黑暗的地方;怪不得奥勃良仿佛明白这比喻。爱护部大楼没窗户。他的监号,可能在大楼的中心,也可能靠着大楼的外墙;可能在地下第十层,也可能在地上三十层。在心里他把自己一层层挪动,想凭身体的感觉来断定,是给提到了天上,还是被埋到了地底。


外面有脚步嚓嚓响。铁门砰的一声打开来,一个年轻军官潇洒地跨进门。他身穿整整齐齐的黑制服,锃亮的皮靴映得全身直放光,刀削一样的面孔一片苍白,活像蜡制的面具。他叫警卫,把押来的人犯带进来。于是,诗人安普福思蹒跚走进了监号。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安普福思迟疑着左右动了动,好像觉得还有道门叫他走出去。然后,他便在号里来回走起来。温斯顿在屋里,他根本就没注意。这家伙满眼忧愁,就盯着温斯顿头顶一米开外的墙上。他没有穿鞋,肮脏的大脚趾从袜子上的破洞露出来。他胡子拉茬,好几天没刮脸啦,胡髭遮住了腮帮子,直叫他看上去像流氓。可他的身材高大虚弱,动作神经兮兮,给人的感觉煞是古怪。


温斯顿从他懒洋洋的状态里振作了一些。他得跟安普福思讲话,纵然可能要挨电幕的骂。没准儿就是安普福思,给他送了刀片呢。


"安普福思,"他说。


电幕上没骂他。安普福思停下脚,有点子吃惊。他的目光慢慢落在了温斯顿身上。


"呀,史密斯!"他说。"你也在这儿!"


"你犯了啥事儿?"


"跟你说实话……"他笨手笨脚坐在温斯顿对面的板凳上。"只有一种罪,是不?"他说。


"你犯了这个罪?"


"看来就是!"


他把一只手放在前额上,把太阳穴按了片刻,像是打算想起什么来。


"就是这么个事儿,"他含含糊糊地说。"我想起了个例子--这是有可能的。没说的,就是不加小心!我们在给吉卜林的诗集出定本。我把最后一行,那个god(神)字,给留了下来。我没办法!"他愤愤地补充一句。"我没法改这句。押的韵是rod(杖)!不知道所有词里,跟rod押韵的只有十二个?好几天呀,我想了又想,可就是没有别的词儿!"


他脸上的神情也变啦。烦恼一扫而空,一时间简直露出了喜悦。这蓬头垢面的家伙,却闪现了一种隽智的光彩,书呆子发现了什么毫无用处的事实,往往就是一副这样的表情。


"你想过没有,"他说,"英语诗歌的全部历史,竟会取决于英语太缺乏韵脚?"


没有,这玩意儿温斯顿从来没想过。而且,在这样的场合,对此他不觉得要紧,也打不起兴趣。


"知道现在什么时候啦?"他问。


安普福思又有点吃惊。"根本想不出来。他们逮捕我--准是在两天以前。或者,三天以前。"他眼睛在墙上转啊转,仿佛巴望着在哪儿找个窗户。"在这地方,白天黑夜无所谓。谁能算出时间来。"


他们漫无边际谈了几分钟。然后,电幕没来由嚷了一句,叫他们不许说话。温斯顿双手交叉,不言语了。那安普福思高高大大,坐在窄板凳上怎么也不舒服,身子扭来扭去,那双长手,一会儿放到这个膝头,一会儿又换到那个膝头。电幕便嚷了一句,叫他安静坐好。时间就这样过去。二十分钟,一小时--谁能说出来有多久。而后,外面又一阵皮靴声传了进来,温斯顿的五脏便又缩成了一团。快啦,很快啦,也许五分钟,也许就现在,皮靴声可能就意味着--轮到他啦。


门打开了。那冷冰冰的年轻军官迈进监号。他的手轻轻一动,指一下安普福思。


"一○一房间,"他说。


安普福思给夹在两个警卫中间,费劲地走出去。他的脸色朦胧间有些不安,可温斯顿看不明白。


又过了很久。温斯顿的肚子又开始疼。他的思绪循着同一个方式转啊转地往下沉,就像球总逃不掉同一个槽。他只有六个念头:肚子疼,面包片,流血和尖叫,奥勃良,朱莉亚,和一个刀片。接着他的内脏又开始痉挛,又有沉重的脚步声传了过来。门打开了,随风送进来一阵强烈的汗臭。帕森斯走进了监号,还穿着卡其短裤运动衫。


这回是温斯顿惊得忘了自己。


"连你也来啦!"他说。


帕森斯朝温斯顿瞟了一眼,不关心也不吃惊,只是一副惨相。他快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显然心里静不下来。只要他把腿伸直,便看得出那胖胖的膝盖在抖个不停。他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呆滞,仿佛没法不叫自己盯着面前不远的什么地方。


"你为了什么?"温斯顿问。


"思想罪呗!"帕森斯的话里带着哭腔。从那声调看,显然他完全承认自己犯的罪,又相当疑心惊恐,怕这词儿竟落到他头上。他停下脚,站在温斯顿面前,热切地向他求起来:"你说,他们不会枪毙我,对吧,伙计?要是你其实啥也没干--就是想了想,可你又止不住,他们不会枪毙你,是吧?我知道,他们会给我个公平审讯。哦,他们准这样!他们了解我的表现,可不是?你都知道,我这个人怎么样。我可不算坏呀。我没脑子,当然啦,可我能干着呢!我真想为党干得顶顶好呢,是不是?我判五年就行啦,你说呢?要么判十年?我这样的人,在劳改营里挺有用哩!我这是偶然捅了漏子呀,他们不会就枪毙我吧?"


"你有罪么?"温斯顿问。


"当然有啦!"帕森斯叫着,还奴颜婢膝朝电幕看了一眼。"你还觉得,党会抓平白没罪的人?"他那青蛙脸平静起来,那表情还带了几分虚伪的神圣。"思想罪可真不得了呀,老兄,"他做出一副庄严相。"它很阴险哩。还没反应过来,它就把你给擒住!知道怎么擒住了我?在我睡觉的时候!嘿,真的!我这么个人,卖力气,尽本分--谁想我脑袋瓜子也有坏思想!睡着睡着,我就给说出来啦!知道他们听我说了啥?"


他压低声音,仿佛为了医学目的必得说上个脏字儿。


"打倒老大哥!嘿,我真说啦!看上去,说的还不止一遍。我只跟你说,老兄,我还真高兴,他们没等我接着滑下去,就抓住了我!对着法庭,猜猜我会怎么说?我就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及时挽救了我!"


"谁揭发了你?"温斯顿问。


"我那小丫头,"帕森斯带着点悲哀的自豪,"她在钥匙孔里听到啦。听我说的话,第二天就去告了巡警。小家伙才七岁,挺聪明的,是不?我才不恨她哩。我真为她骄傲!看我把她教育得有多好!"


他又上下急急动了几下,眼巴巴地瞧着马桶。突然,他一把就把短裤褪了下来。


"对不起啦,老兄,"他说。"憋不住啦。等半天啦。"


他把大屁股一下坐到了马桶上。温斯顿用手遮住脸。


"史密斯!"电幕上的声音叫起来。"6079号,温·史密斯!不许捂脸。号里不许捂脸!"


温斯顿把手放下来。那帕森斯大声拉了一桶,结果抽水开关不能用。于是号里好几个小时臭不可闻。


帕森斯给带走后,又有些神秘的人犯出出进进。有个女人给带到"一○一房间";温斯顿发现,听到这个词儿,她脸色大变,人好像缩成了一团。后来有段时间--要是他给带来的时候是早晨,这时就是下午;要是他被带来时是下午,这时就是半夜。此时监号里有六个人犯,有男也有女。大家都坐得一动不动。温斯顿对面坐了个男人,呲牙露齿,看不见下巴,长相就像只驯良的大耗子。胖胖的面颊斑点累累,松松垮垮,没法不信他藏了吃的。一双灰眼睛畏怯地盯着旁人看,一碰见谁的目光,就立即把眼睛转开去。


门开了,又一个人犯给人带进来。看他那模样,温斯顿心里一阵冰凉。他长相一般,低劣平庸,准是个工程师,或者技术员。怕人的是他的脸精瘦精瘦,简直就是个骷髅。脸这样瘦,嘴巴和眼睛就显得出奇地大,那目光看上去充满杀机,活像对什么有种无法抑制的仇恨。


那人坐在板凳上,离温斯顿不远。温斯顿没再看他,然而那骷髅般痛苦的脸,就在他的心里栩栩如生,仿佛还站在他的眼前。猛可里他明白了--那人,就快饿死啦。显然,监号里的所有人,好像同时想到了这一点。板凳上出现了一阵极轻的躁动。没下巴的人,不断把眼睛往骷髅头身上看,马上带点负罪感移开去,而后又情不自禁转回来。他开始坐不住了,终于站起身,摇摇摆摆走到监号这边来。他把手伸进工作服口袋,带着点窘迫,掏出块脏兮兮的面包递给骷髅头。


电幕上发出一声震耳的怒吼。没下巴的人吓了一大跳,骷髅头连忙把手背在身后,仿佛向全世界表明,他不要那个馈赠。


"邦斯迪!"那声音吼叫道。"2713号,邦斯迪!把面包放地上!"


没下巴的人把面包放在了地上。


"站在原地,"那声音又说。"脸朝门!不准动!"


没下巴的人乖乖听命,鼓囊囊的脸盘禁不住颤抖起来。门砰地打开,那年轻军官跨了进来。他站开一步,身后出现个矮胖的警卫,粗胳膊,宽肩膀。他站在没下巴的人面前,等军官点点头,就用尽力气,狠狠一拳,砸在没下巴的人嘴巴上。他力量使得特别大,险乎把没下巴的人打得飞离了地面。他的身体直摔到监号另一头,倒在了马桶下面。他躺在那里晕晕乎乎,鼻口流血,不禁发出几声轻轻的啜泣。他翻了个身,双手双膝支撑着,摇摇晃晃想要爬起来。从他的嘴里,流出一股鲜血和口水,还有一排打成两半的假牙。


人犯们一动不动地坐着,两手交叉放在膝头上。没下巴的人爬回座位上,他的半边脸开始青紫,嘴巴肿成个鲜红的肉块,中间还有个黑洞。鲜血一滴滴流到工作服的前胸上。他的灰眼睛还是不住盯着旁人看,目光又多了一层负罪感,仿佛要搞清楚,挨了这样的羞辱,他们会怎样看不起他。


门又开了。军官轻轻挥手,指指那骷髅头。


"一○一房间,"他说。


温斯顿身边,有人一阵惊惶,还有人喘了口气。骷髅头栽倒在地,双膝跪着,两手抓在一起。


"同志!首长!"他叫道。"别送我去呀!我全说了呀!还想知道什么?我全坦白,全交代!告诉我,叫我交代什么,我全交代呀!写罢,我就签字呀!--什么都行!可别去一○一房间呀!"


"一○一房间,"军官说。


那人惨白的脸变了色。那颜色温斯顿简直没法相信--肯定无疑,是一种绿色。


"怎么对我都行呀!"他叫嚷道。"你们都饿我好几星期啦,饿到最后,叫我死罢。崩了我罢!吊死我罢!判我二十五年罢!还叫我交出什么人?告诉我罢,我全招呀!管他是谁,管你们拿他怎么样呀!我有老婆,我有三个孩子!最大的还不到六岁呢!把他们全抓来,当着我给他们抹脖子,我就在这儿看呀!别去一○一房间呀!"


"一○一房间,"军官说。


那人疯狂地转脸看着旁的人犯,似乎打定主意,要抓个替死鬼。他的目光,就落在没下巴的人给打烂的脸上。他把精瘦的胳膊举了起来。


"该送他去,不是我!"他喊道。"你们没听见,揍了他的脸,他就说什么!饶了我罢,我把他说的,全揭发给你们!他才反党,不是我呀!"这时警卫走上一步,那人几乎尖叫起来。"你们没听见他说了啥!"他又嚷了一遍。"电幕出毛病啦!你们要抓的是他!带他罢,别带我呀!"


两个粗壮的警卫弯腰抓住他的胳膊。在这当儿,他一头扑到监号的地板上,攥住板凳的铁腿不放手,一面像野兽一样嚎叫起来。警卫抓着他,要把他扭开,可他力气大得惊人,紧紧攥着不放。他们直拖了他二十多秒钟,人犯们全静静地坐着,眼睛直勾勾瞧着前方。嚎叫声停了下来,那人还扯着椅子腿,气也没有了。突然又是一声嚎叫,这声音却不大一样--原来一个警卫抬腿一脚,踢断了他的手指头。他们到底把他拽了起来。


"一○一房间,"军官说。


那人给带出去,走路摇摇晃晃,脑袋垂得低低的,捧着他的坏手--那些斗志全都不见啦。


又过了很久。如果骷髅头给带走的时候是半夜,现在就是早晨;如果带走骷髅头是在早晨,现在就是下午。温斯顿又剩了一个人,这样都好几个小时了。老坐在窄板凳上硌得疼,他便站起身来走一走,电幕竟也没有呵叱他。那块面包,还在没下巴的人丢下的地方。起初得费上好大的力气不看它,后来,肚饿就不如口渴更难熬啦。嘴里干巴巴的,一股子臭味。嗡嗡的响声,不变的灯光,都叫人变得晕乎乎,脑袋里一片空荡荡。骨头疼得受不了,他便站起来,可马上就得坐下去,因为晕得几乎站不住。身体的感觉刚刚好一点,便又觉出一阵恐惧。有时带着隐隐的希望,他想起奥勃良和刀片。想想罢,给他送了饭来,里面真藏着刀片!他也更加朦胧地想起朱莉亚。或许她也在哪里受着罪,没准儿比他还难受。这会儿恐怕,她正疼得尖叫呢。他心里想:"要是我受上双倍苦,就能救朱莉亚,我肯不肯?唔,我肯。"可这只是个脑袋里的决定呀,因为他知道应该这样做。可他没有这样的感觉。在这种地方,除去痛苦,除去预料会痛苦,旁的感觉全都消失了。而且,当你受罪的时候,不管为了什么原因,真的能希望痛苦再增加?可这个问题,他一时还得不到答案。


脚步声又传了过来。门打开了,走进来的竟是奥勃良!


温斯顿直跳起身,惊得忘记了提防。多少年来第一次,他连电幕也忘到了脑后。


"把你也抓啦!"他叫道。


"早就把我也抓啦,"奥勃良的话里,带着种温和的、几乎是歉意的讥讽。他闪开身子,身后出现个宽胸粗臂的警卫,手里一根长长的黑色橡皮棍。


"你全明白,温斯顿,"奥勃良说。"别骗自己啦。你很明白--你一直很明白!"


是呀,他晓得啦,他一直很明白。可哪有时间想这些?他只能看见警卫手里的橡皮棍。它会揍在任何地方:脑袋瓜,耳朵尖,胳膊,胳膊肘……


胳膊肘!这一记,打得他跪倒在地,一手抓着伤胳膊,几乎失去了知觉。眼前一片黄光,一切都炸得粉碎。没想到,没想到,这一记打得这样疼!黄光消失了,他见那两人低头看着他,警卫在笑话他扭曲的脸。没说的,那个问题有了答案!不管什么原因,谁也不会希望增加痛苦。对痛苦,你只会希望它快结束。天底下,没有什么,比肉体的痛苦更难熬啦。痛苦面前,就没有英雄,没有英雄!他在地上滚来滚去,徒然捧着动不了的左胳膊,一遍一遍这样想。



他好像躺在行军床上,不过离地很高很高。他的身体似乎给绑住,动也动不了。灯光比平常更亮,照在他的脸上。奥勃良站在一旁,专心俯视着他。他的另一边,有个人穿件白大褂,手里还拿着注射器。


纵然睁开了眼睛,他也只能慢慢辨清周围的模样。那感觉,仿佛他是从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从个深而又深的海底世界,游到了这间屋子来。闹不清他在下面有多久。自从被捕,他就没见过白天和黑夜。而且,他的记忆老是断断续续。他的意识,甚至睡觉时的意识,有时突然停了下来,过一段空白的间隔,又重新开始。可这间隔,是几天,还是几星期,甚或是几秒钟,他可怎么也不知道。


自从胳膊肘挨了那一记,噩梦便降临啦。后来他领悟到,敢情后面的一切,全是些热身,全是些例行公事搞提审,差不多每个人犯全都逃不掉。人人都照例得坦白一长串罪行--刺探啦,破坏啦,千奇百怪。坦白只是个手续,拷打却实实在在。他记不得挨过几次打,也记不得打了多长时间。总是五个六个黑制服,一起朝他扑过来。他们用拳头揍他,用皮靴踢他,用钢条打他,用橡皮棍抽他。他像动物一样没羞没耻,疼得在地上直打滚,蜷缩着身子躲来闪去,徒劳无望想避开踢打,可只能招来新一轮踢打,打他的肋骨,肚子,手肘,小腿,小腹,睾丸,脊梁骨。他们打呀打,叫他直觉得残酷可恶没法忍的,倒不是那般警卫在揍他,而是他,竟然不能叫他自己昏过去!有时他垮了,没等挨揍先讨饶,见到挥拳头,便滔滔坦白起真真假假的罪行来。有时他却要死扛,决心什么也不坦白,疼得受不了时才会招两句。要么虚弱地玩妥协,跟自己说,"我是要坦白,可还不到时候哩。等熬不住疼的时候再说罢。再踢三脚!再踢两脚!那我就坦白。"要么给打得站不住,便像袋土豆一样,给丢在监号的石板地上,恢复个几小时,再拉出去揍。有时候竟然叫他歇半天。他记的模模糊糊,不是睡着觉,就是昏沉沉。记得有个监号有张木板床,墙上有架子,还有一个洋铁盆,吃的是热汤面包,有时还有咖啡。他记得有个粗暴的理发员,来给他刮脸剪头发;还有个冷酷死板的人,穿着白大褂,摸摸他的脉搏,验验他的反射,翻翻他的眼皮,粗手在他全身探来探去,看他的骨头折没折,还在他胳膊上面打一针,好叫他睡觉。


拷打不那么经常了。这主要成了种威胁,成了种恐吓,要是他的回答他们不满意,就说要把他送去挨顿揍。提审他的再不是黑制服的打手,换了批党员秀才,一例是矮墩墩,戴眼镜,动作快,几班轮着对付他,一班总该有十多个小时,可是这,他也弄不清楚。这般提审他的人,成心叫他吃点小苦头,可他们主要还不是要他疼。他们扇嘴巴,拧耳朵,拽头发,逼他单腿站,叫他憋着尿,强光照他的脸,害得他满眼流眼泪。可他们这样做,只是想要侮辱他,毁了他论辩推理的能力。真正的武器,倒是他们无情的提审,一次又一次,一小时又一小时,叫他说漏了嘴,掉进了圈套,歪曲他的每句话,抓住他的矛盾和谎言。最后,他往往就痛哭失声,这还不是觉得难堪,而是--他的神经太累啦。提审一次,他倒要哭上五六回。他们多半高声辱骂他,有一点迟疑,便威胁把他交回警卫去挨揍。可有时,他们会突然变了调,管他叫同志,要他凭英社跟老大哥的名义,虚情假意问他对党还是不是够忠诚,还想不想痛改前非。几小时的提审早已叫他垮下来,这样的软话,直会闹得他涕泗横流。到头来,这样的唠叨竟彻底打垮了他,简直比警卫的拳脚还管用。他变成个嘴巴会应承,变成个手指会签字,只消要求他做,他一概听命。他单单关心探出来,他们要他坦白的是什么,好赶快坦白,免得挨揍。他坦白暗杀党领袖,散发煽动小册子,侵吞了公款,出卖了情报,各色破坏活动一应俱全。他坦白,一九六八年他便给东亚国收买做间谍。他坦白,他信宗教,贪女色,是个资本主义崇拜者。他坦白杀了老婆--虽然他清楚,提审他的人也清楚,他的老婆还活着。他坦白,多年来他就跟戈德斯坦有交情,是一个地下组织黑成员--至于那个组织,就差不多包括了他认识的所有人。坦白一切事,牵连所有人,这可容易得多啦。何况某种意义上,这也不失真实。事实上,他真个是党的敌人;而在党看来,思想跟行动,又有什么差别?


他也记得另外一些事。它们在他的脑际互不相关,仿佛一张张照片,被包裹在黑暗中。


他是在一个监号里。这监号有可能黑,也有可能亮,他只见得到一双眼睛,别的全都看不见。手边是什么仪器,慢慢规则地响。那眼睛越变越大,越变越亮。猛可里他飘了起来,跳进眼睛,给吞噬个干净。


他是被绑在一把椅子上。周围全是仪表,灯光亮得刺眼睛。一个白大褂在看仪表。外面响起阵沉重的脚步声。门砰地打开,蜡像脸的军官跨进来,后面是两个警卫。


"一○一房间,"军官说。


白大褂居然没转身。他单单是在看仪表,甚至没朝温斯顿看一眼。


他给搡进条宽敞的走廊里。这走廊足有一公里宽,金光灿灿。他放开声音开怀笑,嚷着坦白交代,交代了一切一切,连拷打时瞒下的事情也撂了出来。他把平生的一切都跟个人说出来,那人却早知道得底儿掉。他的周围有警卫,提审他的人,白大褂,奥勃良,朱莉亚,查林顿,他们全在走廊里面飘过去,一面放声大笑。有什么骇人的事情,是嵌在未来当中的,却给跳了过去,不曾发生。一切都太太平平,他再也不觉得疼,平生的细枝末节全摆在桌面上,得到了理解,受到了宽恕。


他想从木板床上坐起来,怀疑是不是听见了奥勃良的讲话声。整个提审里,他从来没有见过奥勃良,却觉得他一直在身边,只是不让他看见。奥勃良,是他指挥着这一切。是他派警卫毒打温斯顿,也是他不叫他们打死他。是他决定温斯顿何时应该疼得叫,何时应该松口气,何时该吃,何时该睡,何时该给他的胳膊打一针。是他给他提问题,又是他暗示给他怎样答。奥勃良拷打他,又保护他;是提审者,又是朋友。有一次,他记不得是打了麻药睡觉时,没打麻药睡觉时,还是暂时清醒时--温斯顿听到有人在他耳边低声说:"别担心,温斯顿;我看着你哩。我观察了你七年,该转折啦。我要拯救你,叫你成个完人!"闹不清是不是奥勃良在说话;不过七年前,在梦里跟他说"我们会在个没有黑暗的地方再见的",却是同一个人。


他不记得提审还有个完。有段时间是漆黑一团,而后他呆的那监号,那房间,在他的四周渐渐实在起来。他仰面躺着,动也动不了。所有能动的地方全绑着,连后脑勺也给什么东西紧抓住。奥勃良低头看着他,神情严肃,甚至带着悲哀。打从下面看,他那脸孔粗糙又憔悴,眼睛下面带着黑眼袋,腮帮子上面皱纹累累。他比温斯顿想的老不少,该有四十八岁或者五十岁。手的下面是个仪表,上面有手杆,表面有数字。


"我告诉过你,"奥勃良说道,"我们再见面,就会在这儿的。"


"是啊,"温斯顿说。


奥勃良不加警告,便把手轻轻动了动,温斯顿全身就觉得一阵疼。这疼痛好吓人,他全然不知出了什么事,只觉着这阵伤害真是要了命。搞不清事情真的是这样,还是电击造成了这结果,不过他的身子给拉得散了架,关节被慢慢撕开来。他疼得满头大汗,最糟的是担心脊梁骨给拽断。他咬紧牙,鼻子里喘着粗气,使劲不发出声音来。


"你害怕,"奥勃良盯着他的脸,"过会儿有什么东西就要断。你最怕这是你的脊梁骨。在心里你明明看见,脊椎骨给撕裂开,脊髓一滴一滴流出来。你就是这么想,是吧,温斯顿?"


温斯顿没有回答。奥勃良把仪表上的手杆拉回来,那阵疼迅速消退,一如来的时候一样快。


"这还是四十,"奥勃良说。"瞧,仪表上的数字能到一百。在我们谈话过程中,不管什么时候,想叫你多疼,我就能叫你多疼。记住了么?要是你对我说谎,企图搪塞我,或者比你平常的智力水平低,你就会疼得叫起来,马上就会!懂了么?"


"懂,"温斯顿说。


奥勃良的态度和气了一些。他沉思着整一整眼镜,来回踱了一两步。等他再开口,那声音就变得温和耐心,像医生,像老师,甚至像牧师,仿佛一心要解释说服,根本就不想惩罚他。


"我很担心你,温斯顿,"他说。"因为你值得担心。你很明白,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好多年以前你就明白,可你就是不承认。你精神有了错乱。你记忆有了缺陷。真实的事情你记不住,偏叫自己记些从没发生过的事。幸亏这还可以治好!你从来不想自己治,你自己不愿这样做。这只消意志上做点小努力,可你就是不想这样做。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依然死死抓着这毛病,还当它是美德!举个例子罢。大洋国如今在跟谁打仗?"


"我被捕的时候,还是在跟东亚国。"


"跟东亚国。很好。大洋国一直在跟东亚国打着仗,是么?"


温斯顿抽了一口气。他张开嘴巴要说话,可又住了口。他的眼睛没法离开那仪表。


"请讲真话,温斯顿。你的真话。跟我说说,你觉得还记得的东西。"


"我记得,我被捕之前一星期,我们还没跟东亚国打仗。它还是我们的盟友呢。那会儿是跟欧亚国打仗。这仗打了四年。再以前……"


奥勃良摆摆手,叫他住口。


"下一个例子,"他说。"几年前你有过一次非常严重的幻觉。有三个人,三个从前的党员,叫琼斯、艾伦森跟卢瑟福的,被指控背叛和破坏。他们彻底坦白了,被处决了。可你不相信他们犯了被指控的罪。你相信看到了铁证,可以证明他们的坦白是假的。你有种幻觉,仿佛得到了一张照片。你相信手里真的拿过它。那照片就像这一张。"


奥勃良的手指间,就出现一张长方形的剪报,让温斯顿看了五秒钟。那是张照片--至于是什么照片,没有问题!就是那张照片,是它的复本。照片上琼斯、艾伦森跟卢瑟福正在参加纽约的一次党会议,十一年前他曾有幸得到它,又当即销毁了的。它在他眼前仅仅停了一瞬间,便给拿开了。然而他看到啦,确定无疑看到啦!他不顾一切拼命挣扎着想要坐起来。然而朝哪个方向,他都没法动上一点点。一时间他甚至忘掉了那仪表,只想再把那照片抓回来,起码再叫他看一眼。


"它存在的!"他叫道。


"不存在,"奥勃良说。


他走到房间另一边。对面墙上就有个记忆洞,奥勃良揭开了盖子。温斯顿看不见,可那薄薄的纸片,就被一阵热风卷开去,火光一闪,无影无踪。奥勃良从墙那边转回来。


"灰烬,"他说。"无法辨认的灰烬。尘埃。它并不存在。它从来就不存在。"


"可它存在过!它确实存在过!它存在于记忆里面。我就记得它。你也记得它!"


"我才不记得它,"奥勃良说。


温斯顿心一沉。这便是双重思想,真叫一点办法也没有。要是他能够确定奥勃良在说谎,事情就简单了。然而很可能,奥勃良真的忘了那照片。这样的话,他便忘掉了他拒不承认记得这照片,连忘却的过程也忘个一干二净。何以确定这仅仅是个小把戏?兴许,头脑里真就这样疯癫癫地一片乱糟糟,就是这样的思想,才打败了他。


奥勃良沉思着低头打量他。他比方才更像个老师,苦心孤诣地教导一个任性却有出息的孩子。


"党有句口号,说的是控制过去,"他说。"请重复一遍。"


"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温斯顿顺从地重复道。


"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奥勃良慢慢点头,表示赞同。"温斯顿,按你的想法,过去是不是真的存在?"


温斯顿又是觉出一阵徒劳无益。他眼睛盯着仪表,非但不知道答"是"还是"否",才能救他不受痛,甚至不知道,他相信的哪个答案才正确。


奥勃良微微笑了起来。"你还算不上玄学家,温斯顿,"他说。"直到今天,你还不想想存在意味着什么。我来让它明确点儿罢。过去,它是不是具体有形地存在于空间里?有没有这个空间,那个空间,固态客体的世界,让过去还在那里活动着?"


"没有。"


"那末,过去到底存在于哪里?"


"在记录里。过去给写下来啦。"


"在记录里。还有么?"


"在思想里。在人的记忆里。"


"在记忆里。很好。那末,我们,党,控制了所有的记录,控制了所有的记忆。于是,我们控制了过去,不是么?"


"可你们怎么叫人不去记事情?"温斯顿嚷起来,一时又忘了仪表。"记忆是不自觉的。它是在人的内心。你们怎么控制得了记忆?你就没有控制我的!"


奥勃良重又严厉起来。他把手放到了仪表上。


"完全相反,"他说,"是你才没控制记忆。所以才把你带到这里来。你到了这里,因为你狂妄自大,不知自律。你不愿拿服从做代价,换来心智健全。你宁愿做个疯子,做单个儿人的少数派。只有纪律严明的头脑,才看得见现实。你以为现实客观,外在,自行存在;你也以为现实的性质不言而喻。你欺骗自己,认为看见了什么东西;你觉着旁人跟你一样,也看见了这些东西。可我告诉你,温斯顿,现实才不是外在的东西。现实存在于人的思想里,而不是别处。它不在个人的思想里,因为个人能犯错,又会很快死亡。现实,它只在党的思想里,党才是集体的,永恒的。不管什么,只要党说是真理,它就是真理。不通过党的眼睛,就没法看见现实。事实上,你得重新学习啦,温斯顿。需要把自己毁灭,这是种意志的努力。要心智健全,得先做到卑躬屈膝!"


他停了片刻,仿佛让温斯顿把他的话吸收一下。


"你还记得么,"他接着说,"你在日记里写,自由乃是宣称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


"记得,"温斯顿说。


奥勃良举起左手,手背朝着温斯顿,把拇指弯下去,其它四指伸开来。


"我举的几个手指,温斯顿?"


"四个。"


"要是党说是五个不是四个--那,是几个?"


"四个。"


话没说完,他就疼得喘起来。仪表的指针指到五十五。温斯顿全身大汗淋漓,拼命喘息,高声呻吟着,咬紧牙关也忍不住。奥勃良看着他,还是伸着四个手指。他拉回手杆,可这次,痛楚只减轻了一点点。


"几个手指,温斯顿?"


"四个。"


指针指到了六十。


"几个手指,温斯顿?"


"四个!四个!我还能说几?四个呀!"


指针肯定在上升,可他看不见。满眼只见到那粗犷严厉的大脸,和那四个手指头。手指头在他的眼前像石柱,粗大朦胧,微微颤动,可绝无疑问是四个。


"几个手指,温斯顿?"


"四个!别这样,别这样呀!别再这样啦!四个呀!四个呀!"


"几个手指,温斯顿?"


"五个!五个!五个呀!"


"不行,温斯顿,这没用。你在撒谎。你还觉着是四个。几个手指,快说!"


"四个!啊五个!四个!爱几就几!别这样呀,别叫我疼啦!"


突然间,他是坐在奥勃良的臂弯里。想来他昏了过去几秒钟,绑他身体的带子便给松了开来。他觉得冷,禁不住发抖,牙齿格格打颤,眼泪流了满脸。一时间,他像婴孩一样抱着奥勃良,直感到那粗壮的胳膊围着他的肩膀,出奇地舒服。他觉得奥勃良便是他的保护人,痛苦全来自外边,来自别处,惟有奥勃良才会救他逃出这痛楚。


"你学得真慢,温斯顿,"奥勃良温和地说道。


"我有啥办法?"他抽泣着说,"我怎能看不见眼前有什么?二加二就等于四嘛。"


"有时候是四,温斯顿。有时候是五。有时候又是三。还有的时候,它是四是五又是三。得再加把劲儿啦。变成个心智健全的人,可不容易哟。"


他把温斯顿放回床上躺下来。四肢的带子又绑紧,不过现在他不疼又不抖,只觉得全身虚弱发冷。奥勃良朝一个白大褂点点头,方才那人一直站在旁边没有动。白大褂弯下腰,仔细看看温斯顿的眼睛,探探他的脉搏,俯下耳朵听听他的心脏,敲敲这儿拍拍那儿,向奥勃良点点头。


"再来,"奥勃良说。


温斯顿全身又是一阵疼。指针准到了七十、七十五。他闭上眼睛,明知道手指依然在,依然是四个。要紧的是痉挛过去之前可别死过去。他也无暇顾及会不会叫出来。痛楚又减退了下来。他睁开眼,见奥勃良把手杆拉了回来。


"几个手指,温斯顿?"


"四个。我想,就是四个。我倒想看见五个。我真想看见五个。"


"你想怎么样?骗我说你见了五个?还是真要看见五个?"


"真要看见五个。"


"再来,"奥勃良说。


恐怕指针到了八十--不,九十。温斯顿只能断断续续记起来,他怎么这样疼。他把眼睛闭得紧紧的;在眼皮外边,手指的森林跳着什么舞,进进出出,时隐时现。他心里打算数一数,却无法记起为什么数。他只知道数数几根压根儿不可能,因为五和四神神秘秘的是一体。疼痛又减退了下来。他张开眼,发现他看到的依然没有变。数不清的手指,像移动的树,朝四面八方胡乱动,时隐时现。他便又闭起了眼睛。


"我伸了几个手指,温斯顿?"


"不知道。不知道。再这么干,我就要死啦。四个,五个,六个--实说,我不知道。"


"好点儿啦,"奥勃良说。


一根针刺进温斯顿的胳膊。几乎同时,一种狂喜般的暖流涌遍了全身,痛楚顿时变得朦朦胧胧。他张开眼睛,感激地看着奥勃良。看那粗犷的线条,深深的皱纹,丑陋无比然而聪颖绝伦,他的心不禁一阵翻腾。要是他能够动一动,他会伸出手,抓住奥勃良的胳膊。他从没像现在这样,爱他爱得这样深,这也不仅仅因为,奥勃良为他止住了痛楚。他想起了那个老问题--不知道奥勃良是朋友,还是敌人;可是说到底,这样的问题就无关宏旨。奥勃良能跟他谈话呀。或许,一个人可以没人爱,但绝不可以没人懂。奥勃良把他折磨得要发疯,有段时间简直要了他的命。可这没关系!他们是知己--如果说知己的意义比友谊更深刻,他们便是这样。总有个地方,他们可以见见面,谈谈心,虽然没人说过在哪里。奥勃良低头看着他,看那神情,他心里想的一模一样。等他再开口,那语气变成了平静的聊天口吻。


"知道你在哪儿么,温斯顿?"他问。


"不知道。我猜,爱护部罢。"


"你知道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不知道。几天?几星期?几个月?--我想,有几个月啦。"


"你想我们为什么把人带到这儿来?"


"叫他们坦白。"


"不,不对。再说。"


"惩罚他们。"


"不对!"奥勃良叫了起来。他声音大变,脸色顿时变得严厉激动。"不对!不光要你们坦白,不光要惩罚你们。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要把你们带到这里来?要给你们治病!要叫你们心智健全!要知道,温斯顿,到这儿来的人,走的时候没有治不好的!你那些蠢兮兮的罪,我们不感兴趣。党不关心表面的行为,我们关注的是思想!我们不只是消灭敌人,我们要改造他们!懂我的意思吗?"


他弯腰向着温斯顿,那面孔离得太近啦,看上去大得要命,从下面看,又丑得怕人。而且,他的脸上一片兴奋,一片疯狂。温斯顿又是心里一紧,恨不得缩到床里面去。没说的,奥勃良逞起性子,会扳动手杆的。可就在这时,奥勃良转过身去,踱了一两步。他平静一点,接着说下去:


"头一点你要明白,在这个地方,就不存在殉道的问题。你一定读过从前的宗教迫害。中世纪,就有过宗教法庭。那是场失败!它是要根除歪理邪说,到头来却使之长存不朽。一个异端烧死了,千百个异端站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宗教法庭公开杀死敌人,杀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悔悟:其实,杀死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不悔悟。人们被杀死,因为他们不肯放弃自己真正的信仰。自然啦,一切光荣便要归给牺牲者,一切羞辱却得归给烧死他们的宗教法庭。后来,到了二十世纪,出了批所谓的极权主义者。这就是德国的纳粹,和俄国的共产党。俄国人迫害异端,比宗教法庭还残酷。他们觉得,从过去的错误吸取了教训;他们知道,不管怎样,绝不应该制造殉道者。把牺牲者送去公审前,先成心消灭他们的尊严。用严刑拷打,用单独囚禁,把他们变成卑鄙畏缩的可怜虫,叫他们交代什么,他们就交代什么。他们给自己身上泼脏水,骂别人,护自己,哭哭泣泣求饶恕。可是没过几年,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啦。死人变成了殉道者,他们的下场,给忘个干干净净。这又是为什么?首先,他们的交代显然是假的,伪造的。我们才不犯这样的错!这里所有的坦白交代全是真的。我们要它们是真的!况且,我们绝不允许死人站起来反对我们。别指望后世会为你辩护,温斯顿。后世根本不知有你这个人。历史长河里,你早被擦得干干净净。我们会把你变成气儿,把你注入到太空里。你什么全都留不下;档案里没有名,记忆里没有影。在过去,在未来,你都给消灭个干净。你将从来没有存在过!"


那干吗还要费神拷打我?温斯顿不由得心里抱怨。奥勃良停下脚,倒好像温斯顿把他的想头大声说了出来。他把丑陋的大脸凑近温斯顿,眯起了眼睛。


"你在想,"他说,"既然我们是要把你彻底消灭掉,叫你的所作所为一律无足轻重--这样,为什么我们先要费神拷问你?你就是这样想,是吧?"


"是,"温斯顿说。


奥勃良微微一笑。"你是模型上的裂缝,温斯顿。你是个污点,非把你擦掉不可。方才我不是说过,我们不同于以往的迫害?我们不满足于消极的服从,甚至最卑下的屈服也不满足。你投降我们,必得出自你的自由意志。我们不因为异端与我们对抗,而把他消灭;只要他顽抗下去,我们就绝不消灭他。我们要改造他,争取他的内心,叫他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们要烧掉他心里的一切邪恶和幻想;我们要把他拉到我们的阵营,不是表面上,而是名副其实,从内心到灵魂。杀他以前,我们要把他改造成我们的人。对我们来说不可容忍的,是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居然有错误思想存在,纵然它非常隐蔽,非常软弱!就是在死的时候,我们也不容许任何的悖离。从前异端走向火刑柱时依然是异端,可以大肆弘扬他的歪理邪说,欢喜得简直发了狂。甚至俄国,大清洗的牺牲者,走上刑场挨枪子儿的时候,脑袋瓜依然坚持反叛的思想。可是我们,我们先让那脑子完美无缺,然后才把它打得粉碎!老式的专制,它的命令叫做汝勿做,到极权主义,它的命令变成了汝需做。我们的命令却是汝需是!带到这里的人,没有一个站出来反对我们,所有的人全被洗得干干净净。就是那三个卑下的叛徒,--你还相信他们清白无辜哩,--琼斯、艾伦森跟卢瑟福,到最后我们也整垮了他们。我就参加过对他们的拷问。我亲眼看着他们慢慢服了软,哭啊,叫啊,打滚啊,--到最后,他们不疼啦,不怕啦,只剩了悔罪的份儿。等拷问结束,他们简直成了行尸走肉。他们什么也没剩下来,除了懊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对老大哥的爱。看他们怎样热爱老大哥,还真叫人感动哩。他们求我们赶快毙了他们,趁着心里干干净净马上死!"


他的声音,几乎带了种梦境的迷离。在他的脸上,依然是那种兴奋,那种疯狂的热情。温斯顿想,他这不是假装的,他这人也不是伪君子。他说的每一句话自己都相信。有一点最叫温斯顿压得慌,就是他意识到,自己真比奥勃良智力低下。他看那张粗犷又优雅的身形走来走去,时而走出他的视野,时而又叫他看得见。在所有方面,奥勃良都比他来得高大;但凡他有过的思想,但凡他可能会有的思想,无不早给奥勃良了解过,考查过,批驳过。他的思想,包括了温斯顿的思想。可是这样,奥勃良又怎么会疯狂?准是他自己,他温斯顿,才真的发疯啦。奥勃良停下脚步,低头看着他。他的声音又变得严厉起来。


"别想着你能救自己,温斯顿,就算你彻底向我们投降也不行。误入歧途的人,还没有一个逃得掉。就算我们选择叫你得善终,你还是别想逃出我们手。发生在这里的事情永远都有效。你得先放明白点。我们要把你打得粉粉碎,直到无法卷土重来那一刻。你遇到的事情,你永远不能从中恢复过来,即便你活到一千岁。正常人的感情,你是一去不返啦。你已经形如槁木,心同死灰。爱情,友谊,欢笑,好奇,勇敢,正直,还有生活的乐趣,在你全成了过眼烟云。你会变得空空如也。我们先把你给榨空,再用我们把你给填满!"


他住了口,向白大褂打了个手势。温斯顿觉出,有个很重的仪器,被推到他的脑袋后面。奥勃良坐在床边,好叫自己的脸跟温斯顿一样高。


"三千,"他告诉温斯顿头上那个白大褂。


两块湿漉漉的软垫,夹住了温斯顿的太阳穴。他又是一缩,觉得挺疼,可跟方才那阵疼痛不一样。奥勃良几乎带着和蔼,把手放在他的手上,叫他安心。


"这回不能伤着你,"他说。"眼睛看着我。"


这当儿出现了一次摧毁性的爆炸--或许只是像爆炸,不过闹不清有没有声音。一道刺眼的闪光,那倒没有疑问。温斯顿没受伤,只给搞得软塌塌的服服帖帖。出这事时他本是仰面躺着,却好生奇怪,不知怎么给摔到了这里。有一下可怕的击打,把他揍翻在这里,可这击打他却觉不出疼来。他的脑子里也出了什么事情。待到恢复了视力,他记起了他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也认出了盯着他的那张脸。然而在什么地方,却总有一大块东西空空荡荡,仿佛他的大脑给人剜掉了一块。


"这感觉不会久,"奥勃良说。"看着我眼睛。大洋国在跟谁打仗?"


温斯顿想了想。他还晓得什么叫做大洋国,他自己还是大洋国公民哩。他也记得欧亚国跟东亚国;可跟谁打仗,他不晓得。其实,他就不知道现在打了什么仗。


"我不记得。"


"大洋国在跟东亚国打仗。现在记得么?"


"唔。"


"大洋国一直就跟东亚国打仗。从你生下来那会儿,从党诞生那会儿,从有历史那会儿,战争就开始啦,一直是同一场。记得么?"


"唔。"


"十一年前,你编了个故事,涉及到三个被处死的叛徒。你声称见了张纸,能证明他们没有罪。可这张纸根本不存在。你编出来的,后来你就信了它。你还记得当初你怎么造了这故事。记得么?"


"唔。"


"现在我把手指伸给你。你见了五个手指。记得么?"


"唔。"


奥勃良举起左手的指头,把拇指藏在后面。


"这是五个手指。你见了五个手指么?"


"唔。"


那一瞬间,他真的看见啦,那会儿他脑里的景象还没有改变。他明明看见了五个手指,完美无缺。而后,一切都变得正常啦,先前的恐惧、仇恨和疑惑,又一起涌了上来。然而片刻之间,他不知道有多久,兴许就那么三十秒,不过他突然无师自通,敢情奥勃良每个新暗示,都变成了绝对真理,填补了一处空白;若是需要,二加二就能轻而易举等于三,也能轻而易举等于五。奥勃良的手还没放下,这印象便隐没了;然而他虽没有恢复,却依然记得,一如在你绝不同于现在的时候,在某个遥远的时候,你那时的经历,至今还是栩栩如生。


"瞧罢,"奥勃良说。"毕竟这做得到。"


"唔,"温斯顿说。


奥勃良满意地站起身来。温斯顿见到他的左边,白大褂打破一个安瓿,把注射器的柱塞拉上去。奥勃良微笑着,面朝着温斯顿。他习惯地整一整鼻子上的眼镜。


"记得么,你在日记里写过,"他说,"我是朋友还是敌人,这无关紧要,至少我理解你,能和你谈话?你说得对。我喜欢和你谈话。你的思想我很感兴趣。你的思想很像我,只是你发了疯。这次谈话结束前,要是愿意,你可以问我几个问题。"


"想问什么都行?"


"什么都行,"他见温斯顿的眼睛看着仪表。"都关上啦。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们把朱莉亚怎么样了?"温斯顿问。


奥勃良又微笑起来。"她背叛了你,温斯顿。马上就背叛啦,一点都不保留。我还没见过有谁,投靠我们这么快。再见时你会认不出她啦。所有的反叛,欺骗,愚蠢,肮脏的思想--她所有的一切全给烧得精精光。完美的改造!课本的典型!"


"你们拷打她了?"


奥勃良根本不回答。"下一个问题,"他说。


"老大哥存在么?"


"当然。党存在呀。老大哥是党的化身嘛。"


"他像我这样存在么?"


"你不存在,"奥勃良说。


他又觉出一阵无可奈何。他明白,他能够想象得到,什么论据能够证明他居然不存在;然而这一律毫无意义,不过语言游戏而已。说这样的话,什么"你不存在",在逻辑上岂不荒唐?然而说这些又有什么用?想到奥勃良就用那般无法做答的疯狂论据驳斥他,他便感到泄了力气。


"我倒觉得我存在,"他厌倦地说。"我能意识到我的存在。我出生过,我还会死亡。我有胳膊也有腿。在空间里我占着一部分,旁的实体,不能同时占着这地方。在这个意义上,老大哥存在么?"


"这根本不重要。他就是存在。"


"老大哥会死么?"


"当然不会。他怎么会死?下个问题。"


"兄弟会存在么?"


"这个呀,温斯顿,你永远得不到回答。要是我们搞完了你,放你出去,要是你能够活到九十岁,你也不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是还是否。只要你活着,这就将是你心里一个解不开的谜。"


温斯顿躺在那里不说话,胸膛的起伏加快了一些。他还没问那最先想到的问题;他该问出来,然而舌头却不听使唤。奥勃良脸上出现了一丝笑意,连他那眼镜,也仿佛带上一道讥讽的闪光。温斯顿突然想到,他知道啦,他明明知道我想问什么!这样想,他的话可就脱口而出:


"一○一房间有什么?"


奥勃良脸上的表情丝毫未变。他冷冰冰地答道:


"你知道一○一房间有什么,温斯顿。谁都知道一○一房间有什么。"


他向白大褂举起了一个手指。显然,这堂课结束啦。一根针猛扎进温斯顿的胳膊,他几乎立刻沉沉睡过去。




一九八四3



"对你的改造要分三步走,"奥勃良说。"一是学习,二是理解,三是接受。现在你该进入第二步啦。"


温斯顿照例仰面躺在床上,不过近来,绑他的带子放松了一点。他固然还给绑在床上,可他的膝盖可以动一动,脑袋可以转一转,胳膊也可以抬一抬啦。那仪表,也不再让他感到吓得慌,只消他脑子转得快一点,便能够避免吃苦头。多半在怪他迟钝时,奥勃良才会拉手杆。有时候他们谈完一次话,仪表也没有用一次。他记不得总共谈了几次话,只觉得那过程相当漫长,时间又没有限制--或许总有几个星期罢。两次之间的间隔,有时有几天,有时不过一两个小时。


"你躺在那儿,"奥勃良说,"你老在想,你也问过我,爱护部干吗在你身上,费这么多时间,花这么大力气。当你还是个自由人,这问题就叫你疑惑不解。你生活的这社会,它的结构你能摸得清;可你搞不懂它根本的动机。记得么,你在日记里写,我知道手段;可我不知道原因?一想原因,你就开始怀疑你的心智是不是健全。你也读过那本书,戈德斯坦的书,起码读过一部分。它说了什么你不知道的东西?"


"你读过么?"温斯顿问。


"是我写的。或者说,我参与写的。没有什么书能是个人的产物,这你知道。"


"它都对么,那里面写的?"


"从描写来说,倒是对的。可它提出的纲领,全是废话连篇!秘密积累知识--逐渐推广启蒙--最终无产阶级造反--把党推翻。谁都猜得出来它会这样说!废话连篇!无产者永远不会造反,一千年不会,一百万年也不会。他们才不会哩!理由么用不着我说,你都知道啦。你还梦想什么暴力革命?别做梦啦!就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推翻党。党的统治千秋万代永不变!你的思想,就该从这一点出发才是!"


他向床走近了一些。"千秋万代永不变!"他重复一句。"现在,我们再谈谈手段和原因。你很清楚党维护权力的手段。跟我说,我们抓住权力不放,这里的原因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的动机?我们为什么渴望权力?"


温斯顿有一两秒钟没说话。真是烦人得很,看那奥勃良,他脸上又隐隐闪现着疯狂的激情。他明知道奥勃良会说些什么--党并不是为着自己的目的追求权力,而只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人民大众软弱怯懦,忍受不了自由,也面对不了真理,必得由一批强者君临在头上,系统地诓骗他们--这便是党追求权力的原因所在。人类需要在自由跟幸福之间做选择;对多数的民众而言,幸福总归更可取。党永远是弱者的保护人,是献身事业的教派,它做恶是为了带来善,它牺牲自己的幸福,是为了旁人的幸福。骇人的是,骇人的是奥勃良这么说,他温斯顿就得相信他。从他脸上,就看得出来:这奥勃良,就没有不知道的事情。他比温斯顿优越一千倍,他晓得这世界真实的面貌,晓得人类堕落到了何种的程度,而党又使用怎样的谎言和野蛮统治,让他们耽于这样的水平。奥勃良,他对这一切清清楚楚,考量得明明白白;而这其实没有关系,因为终极的目的,会使得一切手段正当无比。这样一个狂人,比你还要聪明,任你畅所欲言,他却依然执迷不悟--面对这样的狂人,你又有什么办法?


"你们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才统治我们,"他便软绵绵地说。"你们相信,人类不适于统治自己,于是……"


他大吃一惊,几乎叫出声来。他全身觉得一阵疼,奥勃良把仪表的手柄推到了三十五。


"蠢蛋,温斯顿,你可真蠢!"他说。"这叫说的什么?你该想得更漂亮点罢。"


他拉回手柄,接着说下去:


"现在,我来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请听:党追求权力,完全为的是它自己。我们才不管旁人的好处,我们感兴趣的惟有权力。不是财富,不是奢华,不是长寿,也不是幸福--惟有权力,纯粹的权力!这纯粹的权力意味着什么,你就会明白。我们跟从前的所有寡头政体都不同,我们晓得自己在做什么。所有那般寡头政体,全是胆小鬼,全是伪君子,连很像我们的那些也不例外。德国的纳粹,俄国的共产党,在做法上同我们像得很,可他们从来没有勇气,肯承认自己的动机。他们假称,或许也真相信,他们就不是自愿夺了权,只会执掌有限的一段时期,用不着多久,便会出现个人人自由平等的乐园。我们才不是这样哩!我们清楚,谁夺权的目的,也不会是为了放弃权力。权力并不是手段,它就是目的!建立专政,并不是为了保卫革命;反之,进行革命,倒正是为了建立专政。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拷打的目的就是拷打。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开始明白了罢?"


奥勃良的脸孔何其疲惫呀。起先,温斯顿便曾经很震惊,现在他依然如此。这脸孔刚毅,肥胖,残酷;这脸孔充满智慧,又不乏克制的激情,叫他无能为力。然而,这脸孔又何其疲惫呀。眼睛下面是突出的眼袋,面颊的皮肤松松垮垮。奥勃良俯身对着他,成心叫自己久经沧桑的脸跟他离得更近。


"你在想,"他说,"我的脸又老又疲惫。你在想,我胡说什么权力,可连自个儿的衰老也管不了。可你不明白么温斯顿,个人不过是一个细胞?单个细胞的衰老,正意味着机体的活力!剪掉指甲,你就死掉了?"


他从床边走开去,一只手放在口袋里,又开始来回踱步。


"我们是权力的祭司,"他说道。"上帝就是权力。不过如今,在你看来权力仅仅是个词儿。是时候啦,你该把权力的意义搞搞清楚。首先,你得知道,所谓权力,是集体的权力。个人,只有不再作为个人存在,才能拥有权力。你知道党的口号说:自由就是奴役。想过么,这口号是可以颠倒过来的!奴役就是自由!一个单独的人,一个自由的人,永远都只能失败。这绝对跑不了,因为每个人都注定要死,这是最大不过的失败。可如果他能够完全服从,彻底服从,如果他能够摆脱个人的地位,跟党打成一片,他就变成了党,于是他全知全能,永生不朽。其次,你还要知道,所谓权力,是对人的权力。是对人的身体--特别是,对人的思想!对物质的权力,对你所谓外在现实的权力,才无关紧要。我们对物质的权力,早到了绝对的程度!"


温斯顿一时忘了仪表。他猛然用力想要坐起来,结果只落得身子扭得一阵疼。


"可你们怎么控制得了物质?"他叫了起来。"你们甚至控制不了气候,也控制不了地心引力。还有疾病呢?痛苦呢?死亡呢?……"


奥勃良摆摆手,止住他的话。"我们控制了思想,所以就控制了物质。现实,就存在于脑袋瓜里面!你慢慢总会知道的,温斯顿。我们已经是无所不能。隐身?升空?没有做不到的!要是想做,我就能像个肥皂泡,在这地上飘起来。我不想做,因为党不想做。十九世纪自然法则的观念,你得把这些货色全抛开。我们创造了自然法则!"


"你们才没有!甚至这个行星,你们也没成主宰。欧亚国跟东亚国又怎么样?你们还没有征服它们!"


"这无关紧要。要是适合,我们就会征服了它们。即便没有征服,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满可以否认它们存在。大洋国就是世界!"


"可这世界,不过一粒尘埃。人又是微不足道,软弱无能!人类的存在才有多久?有好几百万年,地球上根本就没人烟!"


"胡说八道。地球的时间跟我们一样久,绝不会更久。它怎能比人类更久?除非通过人的意识,一切都不存在!"


"可岩石里,净是史前动物的骨骼--猛犸啦,柱牙象啦,恐龙啦,有人类之前,它们老早就在地球上!"


"你见过它们的骨骼么,温斯顿?当然没有啦。全是十九世纪的生物学家伪造的!有人类之前,就什么也没有。人类灭绝以后,同样什么也没有--要是人类真的会灭绝的话。人类之外,一无所有!"


"可整个宇宙呢?它就在我们之外!看那些星星罢!有些星星离我们一百万光年远。我们永远够不着它们。"


"星星是什么东西?"奥勃良冷漠地说,"几公里以外的一点火光。只要想去,我们就去得了。要么,我们就把它们给抹去。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太阳跟星星围着地球转!"


温斯顿又痉挛一下,可这次他没说话。奥勃良接着说下去,像是在回答他的反驳:


"从某种目的看,这说法当然不对。当我们在海洋上航行,当我们预测日食跟月食,往往会觉得,假设地球围着太阳转,假设星星离我们亿万公里远,这样比较方便。可这又怎么样?你就觉着,我们不能创立他一种双重的天文学体系?从我们的需要出发,星星可以离得近,也可以离得远。你以为我们的数学家就那么不称职?难道你忘了双重思想?"


温斯顿不禁要蜷缩起身子。敢情他说什么,奥勃良都迅速反驳回去,如同给他沉重的一记闷棍。可他毕竟知道,他知道啊,他才是对的。认为思想之外无事物--准有种方法,证明这样的信念大谬不然。不是早揭露了这想法的错误?它还有个名儿呢--可他想不起来了。奥勃良低头看着他,嘴角出现了一丝微笑。


"我跟你说过,温斯顿,"他说,"形而上学不是你的强项。你打算想起的词儿,叫做唯我论。可你又错啦。这不是唯我论,姑且叫它做集体唯我论。这两者很不相同;严格地讲,简直截然相反。这都是题外话啦,"他又换了种口气。"真正的权力,我们夜以继日为之战斗的权力,绝不是对事物的权力,而是对人的权力!"他停一停,又换上那种老师向有出息的学生提问的模样:"一个人如何向旁人表明自己的权力,温斯顿?"


温斯顿想了想。"通过叫旁人受苦,"他说。


"好极啦。通过叫旁人受苦。服从是不够的。不叫他受苦,又怎能断定,他是在服从你的意志,而不是他自己的?权力,会带来痛苦和耻辱。权力,会把人的思想撕得粉碎,再按照你的选择拼成新样子。那,你该开始看出来,我们要建立的世界是怎么样啦。那些老改革家,他们想象的享乐主义乌托邦,真是愚不可及!我们要建立的世界,跟这种乌托邦截然相反!这世界将充满着恐惧、背叛和痛苦,这世界将充斥着践踏和被践踏,这世界在纯净自己的时候,将更加残忍,而不是温情!我们世界的进步,就是走向更加痛苦的进步。老式的文明宣称,它们的基础是爱和正义。可我们的文明,它的基础是仇恨!在我们的世界,只有恐惧,只有狂怒,只有狂欢,只有自卑--除此之外,就没有感情!除此之外,一切都要摧毁掉,一切的一切!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思想习惯,我们已经摧毁净尽。子女和父母的联系,人与人的联系,男人与女人的联系,我们已经割断无遗。没有人再敢信任老婆孩子和朋友。可到未来,就不再有老婆,不再有朋友!孩子一生下来,就从妈妈身边抱走,如同鸡蛋下出来,就从母鸡身边拿走一样。性本能将会铲除掉,生殖将变成年度的手续,如同换一个配给证。性高潮也要废除掉!我们的神经病学家正在研究这件事。除去对党的忠诚,就没有别的忠诚!除去对老大哥的爱,就没有别的爱!除去打败敌人而欢笑,就没有别的笑!不再有艺术,不再有文学,不再有科学--我们已经无所不能,还要什么科学!美和丑,再也没什么区别!不再有什么好奇心,生命之中无乐趣!消灭所有并存的快乐!可不要忘啦,温斯顿呀--对权力的沉迷,却永远存在,永远存在,而且不断增长,日臻精妙。每时每刻,永远都有胜利的激动,践踏毫无抵抗力的敌人的快感。要是你想看到一幅未来的图画,不妨想象拿一只脚跺人脸--而且永远跺下去!"


他停下来,等着温斯顿说话。温斯顿呢,早恨不得又缩到床底下。他说不出话,只觉得心也给冻住了。奥勃良接着说:


"记住,是永远跺下去!那张脸永远在那里,等着给你跺。异端分子,社会公敌,他们永远在那里,等着给你一遍遍打败他们,羞辱他们。你落在我们手里以后经历的一切--所有这一切,将持续下去,将变本加厉!间谍活动,叛变行为,逮捕拷打,处决失踪,这一切永远没个完。这世界是征服的世界,可也是恐怖的世界!党越强大有力,它也就越不宽容;反对势力越弱小,专制体制就越严酷。戈德斯坦和他的歪理邪说,将会永远存在下去!每时每刻,他们受打击,遭怀疑,挨嘲笑,被唾弃--可他们会永远存在下去!我跟你的这出戏已经演了七年;这出戏会世世代代一再演下去,永永远远,只是形式更加精妙。我们永远把异端分子带来听我们摆布,随他们疼得尖叫,一败涂地,丢人现眼--最后是彻底悔罪,心甘情愿爬到我们的脚前。我们制造的,就是这样的世界,温斯顿。这世界里,一个胜利接着另一个胜利,一次征服连着另一次征服;不断压迫着,压迫着,压迫着权力的神经。我看得出,你开始明白这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啦。可到头来。你只是理解还不够。你要接受它,欢迎它,变成它的一部分!"


温斯顿总算能够开口说句话。"你们不能这样做!"他微弱地说。


"你这什么意思,温斯顿?"


"你说的世界,你们就是建不成。这就是梦想,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


"文明不可能建立在恐惧、仇恨和残酷上。这样的文明长不了。"


"为什么长不了?"


"它不会有生命力。它会分崩离析。它就等于自杀。"


"胡说八道。你以为仇恨比爱销蚀人?为什么?就算真的这样,又有什么关系?要是我们就想老得更快呢?要是我们就想加快人生的速度,叫人三十岁上就衰老呢?这又有什么关系!你不懂么,个人的死亡并不是死亡!党是永生不朽的!"


这番话照例把温斯顿轰了个没有还手之力。而且他也生怕固执反对,奥勃良又会开仪表啦。可他又不能沉默。于是他软弱地开始攻势,可那根本算不上论据,除去对奥勃良的话表示难言的惊恐,也没有什么做他的后援。


"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反正你们会失败。你们会给打败的。生活就会打败你们。"


"我们控制了生活啦,温斯顿,它所有的方面,都在我们的控制下。你想象有什么东西叫人性,会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义愤填膺,起而反对我们。可人性是我们创造的!人的可塑性无限大!或者你又想起你那老想法,以为无产阶级,那些奴隶,会起来推翻我们。死了这条心罢!他们跟动物一样,没有任何办法。人性就是党!别的都是外在的东西--根本就不相干!"


"我才不管。到头来他们会打败你们。早晚他们会认清你们的面目,把你们撕成碎片!"


"有什么能证明这样的过程,你见到了么?凭什么会有这样的过程?"


"没什么证据,可我就是相信。我知道你们会失败。宇宙里有些东西,我不知道,兴许是什么精神,什么原则--你们就是没办法战胜。"


"你信上帝么,温斯顿?"


"不信。"


"那,这个打败我们的原则,又是什么呀?"


"我不知道。人的精神呗。"


"你觉着自己是个人?"


"唔。"


"你要是个人,温斯顿,就是最后的人啦。你那个品种已经灭绝,我们才是后继者。还不懂你不过孤身一个?你在历史的外面,你是个非存在!"他的态度一变,口气也严厉起来,"你以为我们撒谎,我们残酷,于是你在道德上比我们强?"


"唔。我认为我强。"


奥勃良没有说话,另有两个声音说起话来。没一会儿,温斯顿就听出来,敢情有一个就是他自己。那是他参加兄弟会那天晚上,跟奥勃良谈话的录音。他听见自己答应,可以说谎,偷窃,伪造,杀人,倡导吸毒卖淫,传染性病,往孩子脸上泼硫酸。奥勃良不耐烦地做个小手势,仿佛说,这录音放得实在不值得。他拧一个开关,声音就停了下来。


"起床罢,"他说。


绑他的带子自动松开了。温斯顿下了床,摇摇晃晃站了起来。


"你就是最后的人,"奥勃良说。"你还是人类精神的卫士哩。瞧你自己,是什么样子!脱了衣服。"


工作服是用一根绳子系着的,温斯顿就把绳子解开来。拉链早就给摘走啦。他不记得被捕后,有没有脱光过衣服。工作服里面,他身上挂着些黄糊糊的脏布片,勉强还认得出是内衣的残片。他让它们滑落到地上,见到房间另一头,有个三面的镜子。他便走过去,可马上就停住脚,不禁叫出声来。


"过去,"奥勃良道。"站到镜子中间,也好看看侧面。"


他停住脚,因为给吓坏啦。一个弯腰伛背的东西正朝他走过来,活像具铅灰色的骨头架子。那模样怕人得很,还不全因为他明知道就是他自己。他朝镜子又走了几步。那东西看上去脑袋前伸,因为身体早成了弓形。那张脸孔,活脱脱一个凄惨的囚徒,前额疙里疙瘩,头顶光秃,鼻子扭曲,脸颊深陷,眼睛却灼灼有神,充满戒备。脸上皱纹累累,嘴巴空空落落。没有疑问,这就是他的脸孔,可叫他看来,仿佛比他心里的变化还要大。这脸上表现出的感情,与他心里的感情全不相同。他的脑袋已经半秃;起初他觉得自个儿头发已经灰白,其实发白的原来是头皮。除去双手,还有脸上的一圈儿,他全身发灰,脏得吓人。污垢的下面,到处是红色的伤疤,脚脖子上静脉曲张烂成了一片,皮肤一块块剥落了下来。可真正吓人不过的,得说他身体的消瘦。肋骨窄窄的像一堆骨架,大腿缩得不及膝盖粗。他这才明白,奥勃良叫他看看侧面,是什么意思。原来他的脊柱,简直弯得吓人一跳。瘦骨嶙峋的肩膀朝前耸着,胸口低陷,精瘦的脖子仿佛给脑袋压得东倒西歪。叫他猜猜,他会说这是个六十岁的老汉,还得着什么恶性病。


"有时候你会想,"奥勃良道。"我这张脸,一个核心党的脸,好不苍老疲惫。你这副尊容,你有什么想法?"


他抓住温斯顿的肩膀,把他扭过来面朝着自己。


"看看你自己的模样!"他说。"看你全身脏成什么样!瞧你脚趾缝里的泥!瞧你脚脖子的烂疮,好叫人恶心!不知道你臭得像只猪?你都闻不到啦。瞧你这瘦样!看见了?我用大拇指和食指,就能把你的胳膊圈起来!折断你脖子,就像折断一根胡萝卜!知道么,从你落到我们手里,你掉了二十五公斤!还有你的头发,也是一把一把往下掉。看!"他抓住温斯顿的头发,就薅下了一撮。"张开嘴。九,十,还剩十一颗牙!你来这儿的时候有几颗?剩下那几颗,说掉就掉。看看!"


他有力的拇指和食指,就扳住温斯顿剩下的一颗门牙。温斯顿上颚一阵剧痛,奥勃良早把那颗牙从牙床上扭了下来,扔到另一边去。


"你都烂啦,"他说,"你都塌啦。你算个啥?一堆垃圾!去,转过去,再瞧瞧镜子。见着眼前的玩意儿了?那就是最后的人!你要是个人,那就是人性!穿上衣服罢。"


温斯顿笨手笨脚慢慢穿衣服。他一直还没注意自己这般瘦弱。他只想到一件事:他落到这里的时间,准保比他想的还要久。等他把这些可怜兮兮的破布穿到身上,突然满心哀怜--瞧他给糟蹋成什么样子!床边正有个小板凳,他一屁股就坐在上面,放声大哭,一时都没注意自己在做什么。后来他觉出来啦:自己太难看,太丑陋,脏内衣包着一堆骨头,坐在刺眼的灯光下面哭鼻子--可是他就是止不住。奥勃良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头上,话里几乎带着种亲切。


"不会总这样的,"他说。"只要你肯,你就能摆脱这样子。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


"就是你们干的!"温斯顿抽泣着。"就是你们,把我弄成了这个样!"


"不,温斯顿,是你自己,把你弄成了这个样。打从你开始反党,你就接受了这结果。这些全包括在那第一个行动里。你没预见到的事情根本不存在。"


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道:


"我们打败了你,温斯顿。我们打垮了你。你见到了,你的身体成了个什么样。你的心,也跟这差不多。我想,你剩不下多少自尊啦。你挨脚踢,受鞭打,遭辱骂,你尖声叫过疼,在自己的血泊和呕吐物里打过滚。你哭哭涕涕叫饶命,你出卖了所有人和所有事。想想罢,还有什么堕落的事情你没干?"


温斯顿止住哭泣,可眼睛里依然流着泪。他抬头看着奥勃良。


"我没有背叛朱莉亚,"他说。


奥勃良沉思着低头看着他。"没有,"他说,"没有,对得很。你没有背叛朱莉亚。"


温斯顿心里,又觉得对奥勃良特别尊敬--这尊敬仿佛任什么也毁不掉。多聪明,多聪明!奥勃良从不会不懂他说的话。换任何人,准都马上会说,他已经背叛了朱莉亚。在拷打下,他还有什么东西没交代?她的事情,他知道的全说啦,她的习惯,她的性格,她过去的生活;他交代了他们幽会时一切琐屑的细节,他们所有相互说的话,黑市买的东西,通奸,反党密谋--一切的一切。然而,按他用的那词的意思,他并没有背叛她。他没有停下来不爱她;他对她的感情一如既往。用不着解释,奥勃良自然明白他的意思。


"告诉我,"他说,"他们什么时候枪毙我?"


"可能会很久,"奥勃良答道。"你的情况太困难。不过别放弃希望。每个人早晚全能治好。到最后,我们就会枪毙你。"



他变得好多啦。他一天比一天胖,一天比一天壮--如果还说得出过了多少天的话。


白色的灯光和嗡嗡营营的声音丝毫没变,可这监号,比从前稍稍舒服了一点。木板床上添了个枕头,加了块床垫,还有个板凳给他坐。他们给他洗了澡,允许他经常拿盆洗一洗。他们甚至给他温水来洗澡。他们发给他新内衣,和一套干净的工作服。他的静脉曲张,他们给涂了止痛膏。他们拔光他剩下的牙,又给他安了一套新假牙。


这样准保过了几星期,或者几个月。要是他还有兴趣,如今倒能算得出时间,因为他们定时给他送饭来。他估计,二十四小时他能吃到三顿饭;可有时他也闹不清,送饭的时间是夜里,还是白天。伙食好得惊人,三顿里必有一次肉。甚至,还给过他一包烟--他没有火柴,于是送饭的那一言不发的警卫,就给他点了个火。第一次抽烟害他直恶心,可是他挺着抽了下去。就这样每顿饭后抽半支,一盒烟抽了好长时间。


他们给他块白板,角儿上系了一根铅笔头。起初他根本没有用。即便睡醒来,他也彻底处于麻木状态。他往往一顿饭后,便一动不动躺着等下顿,有时睡着,有时晕晕乎乎直出神,眼睛也懒得睁一睁。如今强光照着他的脸,他也习惯睡觉啦。其实这没什么两样,除去做的梦格外连贯清楚。这段日子他做过好多梦,这些梦又一例很快活。他是在黄金国里,坐在大片阳光灿灿的废墟里,身边是他妈妈,朱莉亚,奥勃良--他们无所事事,只是坐在阳光里面拉家常。醒来的时候,他想的多半也是他的梦。他仿佛失却了思考的能力,连疼痛也觉不出来。他并不厌烦,然而不想说话,也不想消遣。只消听凭他独自一个,不拷打,不提审,吃得足,够干净,他便彻底满足啦。


他真正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少,可依然没心思起床。他只想静静躺在床上,觉出来体力在逐渐恢复。他会把自己的身体到处摸一摸,想搞清毕竟不是幻觉:肌肉真变丰满啦,皮肤真变紧绷啦。到最后,没有疑问,他真在长胖,大腿定然要比膝盖粗。以后,他开始定期锻炼,开始倒还很勉强,可没多久,就能走上三公里,这能用监号的宽度算出来。屈曲的肩膀,也开始挺直啦。他便试着做些复杂的锻炼;可惊的是,有些运动竟然做不来,叫他觉得简直丢了丑。他就不能快步走,不能举板凳,也不能单腿站立不摔倒。蹲下再站起来,大腿跟小腿都疼得要死。趴下来做做俯卧撑,同样做不来,一厘米也撑不起来。可是再过几天(不如说再过几顿饭哩!),连俯卧撑他也做到啦。他一次都能撑起六个呢。这副身子骨儿,他真的开始自豪,有时他相信,他的脸也一准恢复了正常。只是偶然间,摸到自己的秃脑袋,他才会记起镜子里看他的那张脸,那张残破皱巴的脸。


思想也变得活跃起来。他坐到木板床上,背靠着墙,白板放在膝头上,成心着手给自己来一番重新教育。


他已然举手投降,这一点没人有异议。其实现在想来,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很久,他已经准备投降。从他一进爱护部--是的,甚至打从那一刻,他跟朱莉亚束手无策站在那儿,听电幕上那冷酷的声音命令他们做这做那,他便清楚啦,反抗党权力的企图何其软弱无力。如今他知道,敢情七年来,思想警察一直监视他,犹如放大镜下看着个小甲虫儿。任何行为,任何言语,没有不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任何思想,没有不给他们推想到。甚至日记本封面上那颗白土粒儿,他们也小心翼翼放回去。他们向他放录音,给他看照片,有些照片便是他跟朱莉亚,没错儿,甚至是……他再也不能跟党斗争啦。况且,党是对的么。事情准保是这样;集体的大脑,不朽的大脑,又何至于错误?有什么外在标准,可以核查它的判断?心智健全,有着统计学的意义。问题不过是,学会按他们的思路想事儿嘛!只是……!


手指夹着铅笔,只觉得又粗又笨。他开始把脑袋里出现的想头写下来。他先用大写字母笨拙地写道:


自由就是奴役


而后,他几乎一气写下:


二加二等于五


他突然停了笔。心思老是集中不下来,好像要躲开什么东西一个样。他晓得,自己明知道下一句该写什么,然而一时间,就是想不起来。等他想起来,那可是纯靠有意推理,弄清了该是什么,绝不是自动想了起来。他便写道:


上帝就是权力


一切的一切,他全接受啦。过去是可以改变的。过去从来没有改变过。大洋国就是在跟东亚国打仗。大洋国一直在跟东亚国打仗。琼斯、艾伦森跟卢瑟福,他们就是犯了被指控的罪。他从来没见过什么照片,能证明他们没有罪。那照片根本不存在,全是他捏造的东西。他记得,从前记住的事情全相反,可那些记忆全错啦,纯属自我欺骗的产物。瞧这多容易!只要先投降,其它的一切便会迎刃而解。诚如逆水游泳,不管怎样用劲儿,水流还是把你冲回去;可你突然决定转过身--这便顺着水流,一泻千里。除去你的态度,什么都不变,命定的事情毕竟会发生。他简直闹不懂,他为什么要反叛!一切都多容易!除了……!


什么都有可能对。所谓自然法则,纯属胡说八道。什么地心引力,纯属胡说八道。"要是想做,"奥勃良说过,"我就能像个肥皂泡,在这地上飘起来。"温斯顿想:"要是他认为自己飘了起来,我又同时认为我看见他飘起来,这事情可就成啦。"猛可里,如同一块沉船的残骸浮出了水面,他想到:"这没真的发生过--全是我们想象的!纯属幻觉!"他立时把这想法压了下去。荒谬,显而易见的荒谬!它预先假定,在什么地方,有个外在于我们的"现实"世界,"现实"的事件就在那儿发生。可这样的世界如何能存在?除非通过我们的思想,我们对一切又如何有知识?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思想里面发生的。只消所有的思想里面都发生,便是真正的发生。


解决这样的谬论丝毫不犯难,他也不至于险到接受这谬论。不过,他毕竟不该想到它。只要危险的想头一出现,思想理当变成一片盲点。这过程该是自动的,本能的--在新话里,便叫做犯罪停止。


他就着手练习犯罪停止。他向自己摆出几个命题--"党说地球是平的","党说冰要比水重"--来训练自己不去看到,也不去理解相反的命题。这可真不容易。它需要的推理能力,和临时拼凑的能力,简直大得惊人。那般算术问题,诸如"二加二等于五",就超出了他的智力水平。这还需要一种思维练习,有本事先最最精妙地运用逻辑,马上又把最最粗陋的逻辑谬误置之不理。愚蠢和聪明同样势在必需,训练起来也同样困难。


在这同时,他脑里还是在思忖,他们多久才会枪毙他。"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奥勃良这样跟他说过;然而他知道,他就没什么有意识的做法,能叫这死期快临头。兴许再过十分钟,兴许就过他十年。他们可以长年累月单独囚禁他,可以把他送进劳改营,也可以像有时候干的,先把他放出一阵子。很可能枪毙前,逮捕提审那出戏,还得全套重新演一遍。能够确定的是,死亡,绝不在预期的时刻来找你。传统的做法,是在脑袋后面开一枪,总是在脑袋后面,没有任何警告,在你从一个监号,搬到另一个监号的走廊上--这做法没人说起过,没人听说过,可是没人不知道。


有一天--其实"有一天"这说法不准确,也有可能是半夜,不如说有一次--他沉浸在一种极其幸福的奇特幻境里。他在走廊上走,等着挨子弹。他知道没多久,这子弹就要来啦。所有的一切,都解决啦,消除啦,和解啦。再没有怀疑,再没有争论,再没有疼痛,再没有恐惧。他的身体,是健康又强壮。他走得很轻松,动作高高兴兴,直觉得走在阳光里。他再不是走在爱护部狭窄的白色走廊上,而是走上了一条阳光灿烂的大路,足有一公里宽呢。他就在这路上走,神志昏迷,仿佛给人用了麻醉剂。他就是在那黄金国,在那野兔啃得七零八落的牧场,穿过足迹踏出的小径。他觉得出脚下软软的短草,脸上和暖的阳光。原野边缘是那棵榆树,轻轻摆动不已;再远处还有条小溪,鲤鱼在柳树下的绿色水潭里遨游。


猛然间一阵恐惧,叫他惊跳起来,后背出了一层冷汗。他听见自己叫出了声来:


"朱莉亚!朱莉亚!朱莉亚,我亲爱的!朱莉亚!"


一时间,他满心充满了幻觉,仿佛她就在身边。仿佛她不仅在身边,也渗进他的身体里,溶进他的皮肤里。在这时,比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比他们还自由的时候,他格外地爱她。他也知道她还活在什么地方,她需要他的帮助。


他躺到床上,努力平静下来。他干了什么呀?这瞬间的软弱,会加给他多少年的苦役!


再耽一会儿,他准保听得见外边的皮靴响。他们绝不会听凭他这样大嚷大叫,而不去惩罚他。从前他们或许不知道,现在就知道啦--他撕毁了跟他们签署的协议。他是服从了党,然而却依然仇恨党。从前他把自己的歪理邪说,深藏在表面的顺从之下。如今他是又退了一步:思想上固然投了降,却企图保持内心不受侵凌。他明知道自己错啦,可是宁愿坚持错误。他们一定知道的--奥勃良,他一定知道的。那声愚不可及的叫喊,坦白了这一切。


所有这些,他还得重新经一次,这准保又得好几年。他摸摸脸,想熟悉一下自己的新模样。脸上的皱纹真深呀。颧骨耸得老高,鼻子瘪瘪塌塌。况且,打从上次照了镜子,他们给他换了整套的新假牙。要是闹不清自己的尊容什么样,想拿个莫测高深的表情都很难。而且,单单控制表情也不够呀。他平生第一次觉出来,要叫一件事情秘而不宣,先得藏起来不叫自己知道。你得清楚这个秘密在哪里,然而不到需要,就万万不可叫它跑到你的记忆里来--随它变成何种名目的形状也不行。从今往后,光是想得正确就不够啦,他得感觉得正确,梦做得正确。在这期间,他必得把仇恨锁在心里,当它是个脓包,又是身体的一部分,又跟其它部分不发生关系--就当它是块囊肿好啦。


总有一天,他们会定下来枪毙他。没人告诉你,这会是在哪一天,不过几秒钟之前,总归猜得出来。永远是走在走廊上,从脑袋后面开一枪。十秒钟,足够干完啦。就这十秒钟,他的内心世界就翻转了过来。用不着说话,用不着停步,脸上的表情也不用变,猛可里--猛可里伪装撕了下来,于是砰!他的仇恨开了炮。仇恨犹如熊熊的火焰,充满了他的胸膛。几乎就在这瞬间,砰!子弹射了过来--要么太晚,要么太早啦。他的大脑,他们没等改造,就先打了个稀巴烂。歪理邪说得不到惩罚,经不着悔改,永远脱离了他们。在他们的完美无缺当中,这是打下了个漏洞--仇恨他们而死,这就是自由!


他闭上了眼睛。这可比思想受训还要难呀。问题是他得贬低自己,他得阉割自己。他得趴到顶脏顶脏的脏东西里去。最最可怕的事情,最最恶心的事情,那能是什么?他又想起了老大哥,那张大脸呀,温斯顿老在海报上见得到,他只觉得足有一米宽--瞧那浓密的黑胡髭,眼睛总是盯着你,这样的形象,就自动浮现在了脑海里。对老大哥,他的真实感情怎么样?


走廊里一阵沉重的皮靴响。铁门锵地打开来,奥勃良跨进了监号。他的身后,是那个蜡像脸的军官,和一个黑衣警卫。


"起来,"奥勃良说。"到我这儿来。"


温斯顿站到他的面前。奥勃良用他有力的双手抓住温斯顿的肩膀,紧紧盯着他。


"你想骗我,"他说。"这蠢透啦。站直啦!看我的脸!"


他停了一下,换了种温和点的口气。


"你是在进步。在思想上,你的问题不大啦。只是在感情上,你可没有进步。告诉我,温斯顿,记着别撒谎--你知道,谎话我总是发现得了的!告诉我,对老大哥,你的真实感情怎么样?"


"我恨他。"


"你恨他。很好。到时候啦,你该走最后一步啦。你得爱老大哥。服从他还不够,你得爱他。"


他轻轻把温斯顿推给警卫。


"一○一房间,"他说。



在他被关着的所有阶段,他都知道自己在大楼的什么地方,纵然这座建筑根本就没有窗户。起码,他似乎是知道的,八成因为气压总有点不同。警卫揍他那监号在地底,奥勃良提审他的房间却高得很,快要到房顶上。如今这地方却在地下好多米,深到不能再深的程度。


这监号比他呆过的许多地方都要大。可他看不见周围什么样,只看见面前两张小桌子,还铺着绿绒布。一张离他只有一两米,另一张稍远,靠着房门。他给用皮带,直挺挺绑在一把椅子上,紧得根本不能动,连脑袋也没法转一下。有块垫子,从后面把他的脑袋紧紧固定住,逼着他只能向前看。


起初只有他自己在房里。一会儿,门开了,奥勃良走了进来。


"你问过我,"奥勃良道,"一○一房间有什么。我跟你说,答案你早就知道。这答案每个人都知道。一○一房间的东西,是天下最最可怕的东西。"


门又打开了,进来个警卫,手拿一个铁丝编成的东西,像个盒子,又像个篮子。他就把它放在离温斯顿较远的桌子上。奥勃良站在那儿,温斯顿看不清那东西是什么。


"天下最最可怕的东西,"奥勃良道,"人人都不相同。可能是活埋,烧死,水里淹死,尖桩上戳死,或其它无数种死法。有些情形下,这东西微不足道,甚至根本不致命。"


他朝旁边移了一点,温斯顿便看清了桌上是什么。那是个长方形的铁笼子,笼顶有把手可以拎起来。笼子前面安了个击剑面罩一样的东西,不过凹面朝外。这笼子离他足有三四米远,他还是看见,笼子按长向分成了两半,每一半里都有些动物。是几只老鼠。


"对你而言,"奥勃良道,"天下最最可怕的东西是老鼠!"


温斯顿刚瞥见那个铁笼子,全身便预感般觉出一阵颤栗,一阵莫名的恐惧。这时,他突然明白了,笼子前面那面罩一样的东西要干什么用,登时吓得屁滚尿流。


"别,别这样!"他扯着嗓子叫起来。"别这样,别这样!不能这样!"


"记得么,"奥勃良道,"在梦里你常常惊慌失措?你面前有堵黑漆漆的墙,你耳畔听见震耳的怒吼。墙那边有什么吓人的东西,吓得你要命。你明知道自己清楚有什么,可就是不敢明白说出来。--墙那边有老鼠!"


"奥勃良!"温斯顿使劲控制住声音,"你知道用不着这样。你想要我干什么呀?"


奥勃良不直接回答他。等他开口,那语气又变成他有时拿出的教师腔。他沉思地看着远处,仿佛对着温斯顿身后的听众在演说。


"就自身而言,"他说,"疼痛永远不够用。有时人会坚持扛着不怕疼,哪怕疼得要死。可每个人,都有些东西叫他受不了,想也不敢想。这根本不涉及勇敢和怯懦。你从高处摔下来,抓住根绳子,就算不得怯懦。要是你得从深水里边浮上来,深深吸口气,也算不得怯懦。这不过是种本能,你没法不服从罢了。其实,老鼠也是一样。对你来说,老鼠就叫你受不了。这样的压力你没法扛,哪怕再想也不灵。叫你干什么,你都得干!"


"叫我干什么呀,干什么呀?我还不知道呢,怎么干呀?"


奥勃良提起笼子,拿到温斯顿近前的桌子这边,小心地放在绒布的桌面上。温斯顿只听见耳朵里热血上涌,仿佛坐在绝对寂寥无人的地方。他正在一片空旷的平原中央,一块阳光灼人的沙漠,所有辽远的声音一起传到了耳畔。可那鼠笼离他只有两米远。那些老鼠真是大得很,胡子硬挺,毛色发灰。


"老鼠,"奥勃良依然对那般隐身的听众在演说,"虽然是啮齿动物,可是也吃肉。这些你也该知道。你准听过,伦敦贫民区里出的事儿--有些街上,当妈的就不敢叫小孩子单独呆在家,哪怕只呆上五分钟。老鼠准保会来咬孩子,没一会儿,吃得只剩骨头。有病的人,快死的人,它们一样咬。它们晓得哪个人没能力抵抗,聪明得可真惊人!"


笼子里,那老鼠尖声叫了一下,温斯顿只觉得这声音来自很远的地方。老鼠在打架哩,它们想穿过隔板,把对方杀死。他还听到一声绝望的呻吟,同样仿佛来自他身后的什么地方。


奥勃良提起笼子,一面锵地一声,按一下笼子上的什么东西。温斯顿拼命挣扎,想从椅子上挣脱开来--可毫无用处,身体的每个部分,连他的脑袋,还是动不了。奥勃良把笼子再挪近一点,离温斯顿的脸还不到一米。


"第一个手杆我已经按下啦,"奥勃良说。"你知道这笼子的构造。面罩正合你的脑袋,严丝合缝。一按第二个手杆,笼门就会滑开。那些东西饿坏啦,它们会像子弹一样射出来。见没见过老鼠往高跳?它们会跳到你脸上,紧紧咬进去。有时候它们先奔眼睛。有时候它们从脸钻进去吃舌头!"


笼子越来越近,快靠着他啦。温斯顿听见不断的尖叫,仿佛从他的脑袋上面传过来。可他拼着命企图摆脱惊慌。动动脑子,动动脑子,哪怕只剩下半秒钟--动动脑子,这可是惟一的希望呀!突然间,他闻到那东西强烈的腐臭,猛可里一阵恶心,几乎失去了知觉,眼前一片漆黑。一时间,他尖叫着,成了个发狂的野兽。然而他抓住个想法,从黑地里挣了出来。有一个方法,惟有那一个办法,才救得了他。他必得在他跟老鼠之间,插进去一个人,插进去一个人的身体。


面罩的铁圈,正大到叫他看不见旁的东西。铁门离他,只有一两只手那样近。老鼠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有一只开始上窜下跳,另一只老态龙钟,竟站了起来,粉色的爪子扒着铁丝,拼命嗅个不停。温斯顿甚至看得见它的胡子,跟它的黄牙。一种漆黑的恐惧,再次攫住了他。他束手无策,眼前是黑暗,脑里是空白。


"在中华帝国的刑罚里,这是家常便饭,"奥勃良依旧训诲道。


面罩挨到他的脸上。铁丝贴在他的面颊上。于是--哦这没法脱身,只是个希望,些微的一线希望。太晚啦,或许太晚啦。可他一下子明白,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容他把惩罚转移过去--只有一个人的身体,他可以隔在他跟老鼠之间。他就一遍又一遍,拼命嚷了起来:


"咬朱莉亚!咬朱莉亚!别咬我,咬朱莉亚呀!怎么对她我不管,咬她的脸,嗑她的骨头呀!别咬我!咬朱莉亚呀!别咬我呀!"


他身子往后倒,直到无穷无尽的深渊,脱开了老鼠。他还给绑在椅子上,可却穿过了地板,穿过了墙壁,穿过了地球,穿过了海洋,穿过了空气,直落入太空,落入星际--他远远地落,远远地落,脱开了老鼠。他下落的距离以光年计,可奥勃良依然站在身边。他的脸上,还觉得出铁丝的冰凉。然而透过黑暗,他分明又听得一声金属的铿锵,他知道笼门已经关上,没有打开。



栗树咖啡馆几乎空无一人。一抹斜阳透过窗户,黄澄澄照在积满尘垢的桌子上。十五点,正是寂寥的时光。电幕上流出一阵轻轻的乐声。


温斯顿坐在他惯常坐的角落里,呆呆瞧着一只空酒杯。对面墙上盯着他的大脸孔,他时不时便要瞟一眼。下面还写着一行字,道是:老大哥看着你。用不着劳他招呼,一个服务员便走过来,替他斟满胜利牌杜松子酒,又用吸管透过另一个瓶子的木塞,吸几滴什么东西给他加进去。这便是丁香味儿糖精,这咖啡馆的特色。


温斯顿听着电幕的广播。这会儿还只播音乐,然而随时会播出和平部的特别公报。非洲来的消息,直叫人牵肠挂肚,害得他整天价忧心如焚。一支欧亚国的军队(大洋国在跟欧亚国打仗!大洋国一直在跟欧亚国打仗!)向南方神速挺进,中午的公报还没说具体地点,但八成已经在刚果河口交上了火,布拉柴维尔跟利奥波德维尔危在旦夕。不消看地图,谁也晓得这意味着什么--这还不仅仅丢掉了非洲,整场战争当中头一遭,大洋国本土受到了威胁。


他突然觉出一种剧烈的激动。还算不上恐惧,大抵是种模糊一片的兴奋。没一会儿,这情绪便消失啦。他不去想什么战争。这阵子不论任何事,他都没法集中精力想上几分钟。他端起酒,一口干了下去。跟往常一样,杜松子酒冲得他打个哆嗦,还有点恶心。这鬼东西可真够呛!丁香味儿和糖精,本身就已经叫人呕得慌,那股子油味又是死也压不住;而顶糟糕的还有一件事,便是那种杜松子酒臭,没日没夜从他的身上散出来,在他心里难缠难解地混着另一种臭味儿,那种……


他从不提那东西的名字,即便想想也不干。只要做得到,他甚至不去想它的模样。那东西给他的印象朦朦胧胧,在他的眼前转来转去,一股臭味扑鼻子。杜松子酒气漾上来,他咧开紫色的嘴唇打个嗝儿。放他出来,他就开始发胖,恢复了往日的脸色--实说比原来还要好。身形变得挺粗大,鼻子跟脸颊又红又糙,秃瓢上未免忒红了点。服务员还是不用他招呼,便送来棋盘跟当天的《泰晤士报》,还给他翻到残局征解那一版。而后,见温斯顿把酒喝光,便拿瓶再给他斟满,根本不劳他叫酒。他们很了解他的习惯。棋盘总是等着他,角落里的桌子总是留给他;即便咖啡馆里坐满人,这张桌子还是没人占。没有人爱跟他凑得近。他从不费神算算喝了几杯酒。过不了一会儿,他们便给他一张脏兮兮的纸片,说这是帐单;然而他觉得,他们老是给他少算帐。其实多算帐也不打紧,反正眼下他钱多得是。他还有个工作,一个挂名的闲差,不过比他原来的工作挣得多。


电幕上中断了音乐,有人讲起话来。温斯顿抬起头听,却不是前线的公报,不过是富裕部的一份简报。听那简报里说,敢情上个季度,第十个三年计划的鞋带产量超额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八。


他琢磨一下报上的残局征解,便摆开了棋子。那残局狡猾得很,主要靠的是双马。"白先黑后,两步将死。"温斯顿抬头瞧瞧老大哥像。白子总是将死黑子,他朦胧间觉得挺神秘。一切全这样安排妥帖,绝无例外。自从开天辟地,就没有一盘残局,叫黑子赢了去。这岂不象征着,善永恒不变地就会战胜恶?那大脸盘子紧紧盯着他,有力又安详。白子总是将死黑子。


电幕上的声音停了下来,又换了种更加庄重的语气:"十五点三十分有重要公报,请注意收听。十五点三十分有重要新闻,请注意收听,不要错过。十五点三十分!"而后,那叮叮咚咚的音乐又响了起来。


温斯顿立时心乱如麻。这准是前线的公报啦;他凭直觉感到,传来的准保是条坏消息。这一天里,他一直带了点激动,听凭非洲败绩的惊人消息在脑海里时隐时现。他仿佛亲眼看见,欧亚国的军队如蚂蚁一般,蜂拥越过从未破过的边界,涌进非洲的底端。干吗就不能用什么办法,从侧翼包围了它?他明明想到了西非海岸的轮廓。他捡起白马往前走,这一步走的没得说。甚至当他见了黑色的乌合之众飞也似地往南冲,他依然看得见另一支军队神秘地集结起来,猛可里部署在他们的后方,拦腰切断他们的海陆交通。他只觉得由于他的一厢情愿,那军队竟真的变成了现实。然而,兵贵神速呀。要是叫他们控制了全非洲,要是叫他们把好望角的海空基地抢到手,大洋国便给一分为二啦。这便意味着--大祸临了头:战败,溃退,重新划分世界,党也会土崩瓦解!他不由得猛抽一口气。何其杂乱的感觉呀--然而其实,还称不上杂乱,只是层层叠叠,依次连属。而最下面的一层,没人说得出是什么--却在他的心里绞斗不休。


 这痉挛般的心绪平静了下来。他又把白马放回原位,然而一时间,他还无法消停下来想残局。他的思想又漂移开来,几乎无意识地用手指,在桌上的尘垢里写道:


2+2=


"他们钻不到你身子里面去,"她这样说过。可他们真真钻到了你的身子里面去。"你在这儿遇到的事情永远不会消失,"奥勃良是这样说的,这可说到了点子上。有那么些东西,你做过的事情,根本就无法挽回。在你的心里,有什么东西给杀死啦--烧掉了,熔掉了。


他见过她;他甚至跟她说过话,这样做早没有危险。他本能地清楚,如今他的所作所为,他们几乎毫无兴趣。要是他们两个都愿意,他都能再安排跟她见一次。其实他们那次见面挺偶然。那是个三月天,在公园里。那天冷极了,也坏极了,土地坚硬,草木凋败,惟有点点藏红花冒了头,也给寒风撕得七零八落。他冻手冻脚地急着赶路,眼睛冷得流眼泪。这当儿,他见她就在十米开外走过来。他吓了一跳,见她变了样子,可说不清变了什么。他们几乎漠然地擦身走过去,他便回转身来跟着她,不过动作并不热切。他明知道没危险,谁也不对他们的行为感兴趣。她一言不发,斜向穿过草地,像是打算摆脱他,见甩不开,便听任他走到身边来。他们正走到一簇灌木丛间,那树丛枝条光秃,破败凋残,挡不住人,也遮不住风。他们便停下了脚步。天冷得要命,寒风在树枝间呼啸,抽打着脏兮兮的藏红花。他伸手搂住了她的腰。


这里没有电幕,可一准藏着窃听器。况且,人人都看得见他们呀。可这没关系,什么都没关系。他们要是愿意,不妨就躺到地上干那事儿。想起这个,他的肌肉也骇得绷绷硬。他把胳膊搂着她,她却一点反应也没有,甚至都没想挣开他。现在他看出来她哪里变了样:她的脸色变得一片灰黄,一条长长的伤疤,从前额直伸到太阳穴,给头发盖住了一点。然而,这还算不上变化。她的腰身比以前粗实,而且叫人吃惊的是,也比以前僵硬。他记得有一次,炸了一颗火箭弹,他帮人从废墟里拽了具尸体出来。令他吃惊的,倒不是那尸体沉得要命,而是它那种僵硬难抓,仿佛抬的不是肉,而是块石头。她的身体,他觉得也是这样。恐怕她的皮肤,也不像从前那样细嫩啦。


他没打算吻她,他们也没说话。他们转身往回走,穿过草地,她这才第一次正眼看看他。那仅仅是短短的一瞥,充满了轻蔑和厌恶,也闹不清这厌恶纯粹由于过去的经历,还是也加上他肿胀的面孔,以及风吹得他满眼流泪的缘故。他们并着肩,在两把长椅上坐下来,可没有挨在一起。他见她好像要说话。她把自己笨重的鞋子挪了一点点,成心踩断了一根小树枝。连她的脚,仿佛也比以前长宽啦。


"我背叛了你,"她毫不掩饰地说。


"我背叛了你,"他说。


她又很快朝他厌恶地一瞥。


"有时候,"她说,"他们拿什么东西威胁你--那东西你根本经不起,想都不敢想。你就会说,别冲我,冲旁人去,冲谁谁去。事后你可以装模作样,说这不过是在玩花招,这么说不过是叫他们快住手,不真是这意思。可是,才不是这样。那会儿你就是这意思。你觉得没有别的办法能救你,就真的打算用这办法救自己。你真想这事冲别人。他们受什么罪,你他娘才不管。只剩关心你自己啦。"


"只剩关心你自己啦,"他重复道。


"再往后,你对旁人的感情再不一样啦。"


"是呀,"他说,"感情再不一样啦。"


好像再没什么话可以说。寒风把他们单薄的工作服,吹得紧贴在身上。坐着不说话未免太尴尬,这样一动不动也太冷。她说要去赶地铁,就站起来要走。


"我们再见罢,"他说。


"唔,"她说,"我们再见罢。"


他隔开半步远,迟迟疑疑跟了她一段。他们再没有说什么。她没有真打算甩开他,可是走得飞快,害得他没法跟她并肩走。他本想就送她去到地铁站,可是突然间,又觉得这样冷飕飕地送下去,就没什么意思,他也受不了。他一心只想不如离开朱莉亚,回到栗树咖啡馆,那地方从来没像现在这般吸引他。他依依想着他角落里的桌子,还有那报纸、棋盘,跟满杯满盏的杜松子酒。关键是,那里准保很暖和呀。于是接下来,不全是出于偶然,他听任一小群人把他跟朱莉亚分隔了开来。他半心半意打算追上去,又放慢脚步,掉转身来往回走。走出五十米,他才又回头看一眼。大街上人不多,可已经认不出哪个人是她。十几个人急匆匆地往前赶,她可能是其中的任一个。或许她的身体又胖又僵硬,从后面压根儿就认不出来啦。


她刚才说,"那会儿你就是这意思。"他也就是这意思。不光说了,他也真盼着这样。他盼着把她,而不是他,送去喂……


电幕上播放的音乐变了调儿。这回的腔调沙哑又讥嘲,正是那种黄色小调。而后,一个声音唱了起来--或许也没有谁真在唱,只是他记起了这样的声音:


"这栗树荫荫影迷离,


你卖了我,我也卖了你……"


他眼里不禁涌出了泪水。一个服务员从身边经过,见他的酒杯已经喝空,便再把酒瓶拿了回来。


他端起酒杯闻了闻。这东西一口口喝下去,感觉没好起来,倒是越发骇人。然而这成了他沉耽的尤物。这是他的生命,他的死亡,他的复活。每晚他靠杜松子酒晕得昏天黑地,到早晨,他又靠杜松子酒扎挣起来。他难得在十一点以前醒转来,眼皮发粘,嘴巴发干,脊背折断也似地疼;要不是前晚把酒瓶和茶杯放在床边,他一准爬不起来。中午那几小时,他便呆呆地坐着听电幕,面前放着酒瓶子。到十五点,他照例要去栗树咖啡馆,直耽到关门才回家。再没人管他干什么,再没有哨声惊扰他,再没有电幕责备他。有时候,每星期该有个一两次罢,他要去真理部,那里有间灰头土脸的办公室,早给人忘在了脑后,他要在这里做点子小工作,全是些名义上的工作。为解决十一版新话词典编纂过程中出现的次要问题,设置了不计其数的委员会;其中的一个委员会,它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下设的小组委员会,他便给任命了进去。他们正忙着草拟份东西,叫什么中期报告,可报告的是什么玩意儿,他却从来没有闹清过--好像是什么逗号该放在括号内,还是括号外的问题。委员会还有四个人,全跟他半斤八两。今天他们刚开上会就散会,老老实实表示,根本就没事可以做。到明天,他们坐下来,工作又来了劲头儿,事无巨细做记录,没完没了写呈文--那便是他们装模作样讨论的东西,变得极尽复杂深奥,于是混搅定义,离题千里,争吵辩论--甚至威胁着报告领导。可猛然间,他们全泄了气,便围坐在桌前,懵懵懂懂大眼瞪小眼,有如单等雄鸡一唱,便销声匿迹的鬼魂。


电幕一时间静了下来,温斯顿抬起脑袋。公报!哦不是,只是要换首曲子。仿佛在他的眼前,就是幅非洲地图,军队的调动便是幅图表:一个黑箭头径直开向南,一个白箭头却横向冲向东,斩断那黑箭头的尾巴。他抬头看看海报上那冷静的面孔,像是要打消心里的疑虑。怎能设想,那第二个箭头根本不存在?


他又失却了兴趣。他喝口杜松子酒,捡起白马试着走一步。将!不过这步显然不对,因为……


他的心里,没来由想起一件事。仿佛一间屋子,给烛光照亮,一张大床铺着白床罩。他也就十来岁,坐在地板上,摇着一个骰子盒,一面开怀大笑。妈妈坐在对面也在笑。


这准在她失踪之前一个月左右。那算是暂时的和解,他忘了没完没了的肚饿,一时间孩提的爱心也开始甦醒。他清楚记得那一天,大雨倾盆,雨水在玻璃窗上滚滚流下来,屋里太暗,看不了书,两个孩子在黑暗狭仄的卧室里穷极无聊,简直受不住啦。温斯顿开始哭哭啼啼,唠唠叨叨,吵着闹着要吃的,翻箱倒柜,横拉竖拽,擂墙擂得山响,把邻居烦得直敲墙。他的小妹,只是一阵阵地嚎哭。最后,妈就说,"乖乖的,给你买玩具!好玩极啦--你准保喜欢!"她便顶着雨出去,到附近一家小百货店,那样的小店,当时偶而还能开开的。等妈回来,她带给他一个硬纸盒,盒里装了副运动棋。他还记得那硬纸板潮乎乎的味儿。真是个破玩意儿!盒子破破糟糟,木头小骰子粗糙得很,站也站不住。温斯顿绷着脸看一眼,打不起兴趣。可妈妈点了根蜡烛,他们就坐在地板上面玩起来。没一会儿,见棋子儿就要走到终点,却又退了回去,险些儿退到了起点,温斯顿兴奋得大笑大嚷。他们玩了八局,每人都赢了四局。小妹太小了,看不懂他们玩什么;她靠着枕头坐着,见他们俩笑,便也跟着笑。那个下午,他们快活极啦,就像他还是婴孩那时一个样。


他把这画面从脑海当中推出去。这记忆是假的。有时这种假记忆,便来捣他的乱。只消识破了它们,就成不了气候。有些事情发生过,有些却根本没有过。他又想起了棋盘,便重新捡起了白马--可就在这时,那只马啪地落在棋盘上。他悚然一惊,仿佛被针扎了一下。


一阵喇叭声划破了空气。这是公报啦!胜利啦!新闻之前吹喇叭,照例预示着胜利。咖啡馆里倏地一振,仿佛通上了电流。连服务员也吓了一跳,忙竖起耳朵来。


喇叭声引起了一片喧哗。电幕上激动的声音已经急急响起来;那播音员刚开始广播,便给屋外兴奋的欢呼淹没个干净。消息像施了魔法,在街上不胫而走。从电幕上,他只能听见,一切都按他预期的那样发生啦--一支舰队秘密集结起来,突然向敌人的后方出击,白箭头斩断了黑箭头的尾巴。喧嚣间,他只能只言片语听到兴奋的宣布:"伟大的战略部署……完善的配合……彻底的混乱……俘敌五十万……完全丧失了斗志……控制了整个非洲……战争结束指日可待……胜利……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胜利,胜利,胜利!"


温斯顿的脚在桌下拼命乱动。他没有起身;可在心里,他却在跑,飞快地跑,跟外边的群众一起,欢喜欲狂,大喊大叫。他再抬起头,看一眼老大哥的画像。这凌驾世界之上的巨人!这把亚洲的乌合之众撞得头破血流的砥柱!就在十分钟以前--是呀,只有十分钟呀--他想着前线的消息是胜利还是失败,那会儿他还兀自狐疑哩。嘿,灭亡的可不只一支欧亚国的军队!打从进了爱护部,他已经变了不少;然而最后那必需的变化,真叫他革心洗面的变化,直到今天才终于完成。


电幕上的声音,还在滔滔不绝讲着屠杀、俘虏、缴获的丰功伟绩,外面的欢呼声倒已经减弱了不少。服务员也回去,干他们自己的事儿,有一个拿来了酒瓶子。那温斯顿坐在桌前如醉如痴,就没注意他的杯又给倒满了酒。他回到爱护部,人家饶了他的一切,他的灵魂雪雪白。他上了被告席,一切事全坦白,一切人全牵扯。他走在白瓷走廊上,仿佛沐浴着阳光,一个荷枪实弹的警卫跟在后面。渴望已久的子弹射进了脑袋。


他凝视着那张硕大的脸。整整四十年呀,他才算弄清楚,那黑胡髭后面藏着怎样的微笑。哦残酷的误会,徒劳的误会!哦这慈爱的胸怀,他竟然冥顽不灵地逃开去!他的鼻子两边,流下来带酒气的泪水。可是全好啦,一切都好啦,战斗结束啦。他战胜了自己。他可真爱老大哥呀!


--完--




一九八四附录


新话的原则


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它的发明是为了满足英社(英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在一九八四年,无论口头还是书面,还没有人能够把新话作为他惟一的交流工具。虽然《泰晤士报》上的社论都是用新话写成,但这种技艺只有专家才能掌握。预计到二○五○年,新话会最终取代老话,也就是我们说的标准英语。与此同时,它稳步发展,全部的党员在他们的日常会话中都会越来越多地使用新话的单词和语法结构。一九八四年使用的这个版本,我们可以在《新话词典》第九和第十版中找到,它只是一个临时版本,里面的许多多余的词汇和过时的结构,以后一定会淘汰。这里我们关注的,只是它最新的、也是最完备的一个版本,它可见于《新话词典》第十一版。


新话的目的,不仅是要为英社的支持者提供一种适合于他们的世界观和智力习惯的表达手段,而且是要消除所有其他的思考模式。这样在新话被采用、老话被遗忘之后,异端思想、也就是有违于英社原则的思想,就根本是不可思想的了,至少只要思想还依赖文字,那就会这样。它在造词的时候,使党员希望正确表达的每一种意思都可以确切地、而且往往是微妙地表达出来;至于其它的意思,甚至用间接手段获得这些含义的机会,都完全不存在。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部分是由于发明了新词,但更主要地,是取消了那些让人讨厌的词汇,清除那些还带有非正统含义的词汇,可能的话,还要消除那些含义不统一的词汇。举个简单的例子,新话中也有"free"(自由)一词,但它只能用在 "this dog is free from lice"(这条狗身上没有虱子), "this field is free from weeds"(这块地没有杂草)一类的陈述中,从前 "politically free"(政治自由),"intellectually free"(思想自由)这种意义上的自由现在不能再用,因为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即使作为概念也已经不再存在,因此必定没有名称了。减少词汇远不止是要取缔确实是异端的词语,据认为它本身就是目的,凡是能够略掉的词汇就都不用。新话的发明不是要拓宽、而是要缩小思想所及的范围,而把词汇减少到最低程度间接地促成了这个结果。


新话以我们今天使用的英语作为基础,虽然新话中有许多句子,即使没有新造的词汇,叫今天使用英语的人也几乎认不出来。新话中词汇有abc三类,其中b类又称复合词。三类词分开讨论比较方便一些,而语法上的特点我们放在a类词中一起讨论,因为三类词都遵循同样的规则。


a类词。


组成a类词的,是日常事务中必须使用的那些词,比如饮食、工作、穿衣、上楼、下楼、驾车、种花、烹饪等等。它几乎全部都是我们已经使用过的那些词,如打、跑、狗、树、糖、房屋、田野等等,但与今天我们所用的英语相比,它的数目非常之小,而意义又受到严格得多的限定。凡是意思上模棱两可、有细微差别的地方,都一概删除。倘若这样,那么一个a类词就只是一种独立的喉音,表示我们都明白知道的一个概念。这样,想把a类词用到文学上,用到政治和哲学的讨论中,就完全不可能了。它所要表达的,只是简单、有明确意图的思想,通常都是涉及具体物体或者身体的动作。


新话的语法有两大特点。第一是不同词性的词几乎可以完全混用。它的任意一个词,既可以用作动词,也可以用作名词、形容词或者副词,从原则来说,即使像"if"(如果)"when"(当……的时候)这样非常抽象的名词也不例外。词根相同的词,它的动词形式和名词形式没有任何不同,这条规则把很多古代的形式都废除了。例如,新话中没有"thought"(名词"思想")这个词,代替它的是"think"(动词形式的"思想"),它既可以做名词,又可以做动词。这里没有什么词源学的原则,有时它保留原来的名词形式,有时又保留动词形式。很多时候,如果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词义相同,即使它们的词源没有任何关系,也会把某一个废弃不用。比如,像"cut"("割")这个词就没有了,它的含义完全包含在动词兼名词的"knife"("刀")里面。形容词的构成就是在动词兼名词的词后面加后缀"ful"("的"),副词加"wise"("地")。这样,比方说,"speedful"就表示"迅速的"(代替了"rapid"),"speedwise"就表示"迅速地"(代替了"quickly")。我们现在用的一些形容词,像"好的"、"强的"、"大的"、"黑的"、"软的",也保留下来,但总数很少。它们没有多少存在的必要,因为只要给那些动词兼名词的词加上"ful"就可以表示形容词的意思了。现在我们使用的副词,除了极少数本来是"wise"结尾的,其余一概不用;词尾"wise"是不变的。比如像"well"就改成了"goodwise"。


此外,每个词只要加上前缀"un"就可以表示否定,加上前缀"plus"就表示强调,进一步强调就加"doubleplus",原则上新话每一个词都是这样。比如,"uncold"("不冷")表示"warm"("暖和"),"pluscold"表示"非常冷","doublepluscold"则表示"非常非常冷"。新话也可以像现代英语一样,加上介词前缀比如"ante"、"post"、"up"、"down"等就可以改变差不多每一个词的词义。这样它就可以大大减少词汇量了。比如,有了"good"("好")这个词,"bad"这个词就没有必要了,因为用"ungood"("不好")一词就可以表达我们希望的意思,而且表达得同样之好,--事实上是更好。凡是有两个词天然就组成反义词的时候,就必须加以取舍。比如,可以用"unlight"("不光明")一词代替"dark"("黑暗"),也可以用"undark"("不黑暗")一词代替"light"("光明"),视喜好而定。


新话语法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它的规则性。除了下面提到的少数几个例外,所有词形的变化都遵循同样的规则。这样,每个动词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就都是以"ed"结尾,"steal"的过去式就成了"stealed","think"的过去式是"thinked",新话中其他的词也是一样,而 "swan","gave","brought","spoke""taken"等等这些形式就都废除了。所有的复数都加"s"或"es",这视情况而定。这样,"man","ox","life"的复数就变成了"mans","oxes","lifes"。形容词的比较级就都加"er"、"est"(比如"good,gooder,goodest"),不规则形式以及用"more"、"most"表示的形式全部取消。


惟一允许可以做不规则变化的词是代词、关系代词、指示形容词和副词。这些词都和从前的用法一样,只有"whom"由于被认为多余而去掉了;用"shall"、"should"表示的时态都不再使用,它们的用法包含在"will"和"would"之中。为了快速简练的演讲需要,也有一些词形存在不规则变化。一个不容易念或者容易听错的词,就可以说是个坏词。因此,有时出于听觉的考虑,会在一些词中插入一些字母,或者保留从前的形态。但这主要是b类词。为什么发音简便这么重要,后文便可分晓。


b类词。


b类词都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有意造出来的,这就是说,这些词不仅有政治的含义,而且是要给使用者具有它所希望的思想态度。如果不充分了解英社的原则,就不能正确使用这些词。有些时候它们也能够转化为老话,或者转化成a类词,但这往往需要加上长长的注释,而且总免不了失去一些言外之意。b类词是一种口头速记法,它常常把一整套思想塞进几个音节中,但同时却比普通语言更加精练。


b类词都是复合词 。它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或者从几个词中抽取一部分组成,它的结合的方式很方便口语。这些新词一般都是动词兼名词,它们的变形遵守一般的规则。举个简单的例子,"goodthink"("好思想")一词大致就表示"orthodoxy"("正统"),如果把它当作动词,就表示"用正统的方式思想"。它的形态变化如下:动词兼名词"goodthink",过去式和过去分词"goodthinked",现在分词"goodthinking",形容词"goodthinkful",副词"goodthinkwise",动名词"goodthinker"。


b类词的构造没有任何词源学的统一方案。它们构成的词,可以充当句子的每一种成分,可以任意颠倒、删改,只要便于发音同时又表示了词的来源。比如"crimethink"("犯罪思想")里,"think"("思想")在后;在"thinkpol"("思想警察")里它又放在前面,而这个词中"police"("警察")的后一个音节就丢掉了。要保证发音悦耳动听,这很难办到,所以b类词中不规则形式比a类词更常见。比如, "minitrue"("真部"),"minipax"("和部"), "miniluv"("爱部")的形容词形式分别是"minitruthful", "minipeaceful", "miniloveful",原因是如果发音发成 "trueful", "paxful", "loveful"就有点不太自然。但原则上b类词的词形都可以变化,而且变化的方式也几乎相同。


b类词中,有一些词含义非常微妙,没有吃透这门语言的人是根本看不出来的。比如,举一个《泰晤士报》社论中很典型的句子, "oldthinkers unbellyfeel ingsoc",换成老话,最简短的说法是,"思想形成于革命之前的人无法对英国社会主义的原则有充分感情上的理解",但这么翻译并不完整。首先,要完全理解这句新话的全部含义,我们就要明白"ingsoc(英社)"是什么意思;此外,只有精通英社的人才能品味出"bellyfeel"的整个力量所在,它指的是一种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盲目热烈的接受;还有"oldthink"一词,里面就夹杂有邪恶腐朽的意思。但是,包括"oldthink"在内,新话中有些词有特殊的功能,它们与其说是要表达某种含义,不如说是取缔某种含义。这些词为数不多,但它们的含义可以一直引申,最后我们原来用一组词来表示的含义,都由这一个词概括了,而这一组词现在也就可以从记忆中抹去了。《新话词典》的编撰者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要发明新词,这些词已经造出来了,他们的最大困难是要弄清这些词的确切含义,也就是弄清被它们取代的那一组词。


正如前面"free"所揭示的那样,有些曾经有过异端含义的词,为了方便也保留了下来,但除去了其中不合适的含义。其它有许多词,比如"荣誉","正义","道德","国际主义","民主","科学","宗教"等等,都停止使用。这些词,由另外一些词掩盖住它们,而这种掩盖实质就是取消。比如,所有与自由和平等概念相关的词,都由"crimethink"("犯罪思想")这个简单的词来遮盖,而与客观、理性有关的词都由"oldthink"("旧思想")一词包括进去。过分的精确会带来危险,党员所要求做到的,是具有一种类似于古希伯来人的观念:他知道得不多,只知道除自己以外,其它民族崇拜的都是 "伪神"。他无须知道这些"伪神"叫什么名称。或许他知道得越少,越有助于他的正统。他知道耶和华和耶和华的戒律,由此又知道其它名字、其它属性的神都是"伪神"。党员的情况与之近似。他们知道什么行为正确,也含糊笼统地知道有哪些行为背离了正道。比如,他的性生活受到两个词的管制,"sexcrime"("性犯罪")和"goodsex"("性正常")。性犯罪包括所有性方面的不良行为,乱伦、通奸、同性恋以及其它性变态都是性犯罪,而且,正常的性行为,如果它是以性生活本身为目的,也属于性犯罪。没有必要把它们分开列举,因为它们都同样是犯罪,按原则都要处以死刑。对于c类词,它都是科学技术的词汇,也许还需要给某些不检点的行为规定专门的名称,但普通公民并不需要。一个普通公民知道什么是"性正常",它就是夫妻之间为了生育进行的性交,而且女方是没有快感的;别的就都是"性犯罪"。在新话中,人们对异端思想的了解,除了知道它是异端以外,就不能再进一步了,因为根本就没有更进一步的词汇。


b类词在意识形态上都不是中立的,大量存在的是一些委婉的说法,比如"幸福院"其实是指强劳营,"和平部"实际是战争部,字面的意思和实际的所指几乎正好相对。另有一些词则表现了对大洋国社会真实本质的一种坦率而蔑视的看法,比如,"prolefeed"指的是党施舍给群众的那种廉价娱乐和虚假消息。还有一些词具有双重的色彩,如果形容党就表示肯定,形容敌人就表示否定。此外还有大量的词,它们初看起来只是一些缩略语,它的意识形态色彩不是来自它的含义,而是来自结构。


凡是有可能,任何政治上略有影响、或可能有影响的事物都放到了b类词里。一切组织、团体、学说、国家、机构、公共建筑,它们的名字总要经过删削,以一种常见的形式出现,也就是音节要尽可能少,要便于发音,同时又保留词的最初来源。比如真理部下属的记录总局,也就是温斯顿·史密斯工作的地方,就叫"记总",小说总局叫"说总",电讯总局叫"电总",诸如此类。这不只是为了节省时间。早在世纪之初,政治语言的一个特点就是使用经过压缩的词和词组;而且已经发现,使用这种缩略语的现象最显著的是在极权主义的国家和组织,像"纳粹"、"盖世太保"、"共产国际"这些词就是例子。这种做法一开始只是本能,但新话却是有意识地加以运用。人们发现一个名字像这么缩减以后,附着在上面的许多联想就都消失了,它的含义因而受到限制,并且有了微妙的变化。比如像"共产主义者的国际性组织",让人联想到的是一幅由人类友爱、红旗、街垒、卡尔·马克思和巴黎公社组成的画面,而"共产国际"暗示人们的却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一种明确的教义,指代的像是某种椅子、桌子一样容易辨认、用途有限的东西。一个人说"共产国际"的时候几乎可以不用思考,而碰到"共产主义者的国际性组织",他必定免不了一丝踌躇。同样,像"minitrue"这样的词激起的联想就比"ministry of truth"要少得多,可控制得多。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有可能,人们就喜欢用简称;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小心翼翼力求每个词都易于发音,简直到了不合时宜的程度。


在新话里面,除了词义的准确以外,声音的悦耳最为重要,必要时语法的规则也要服从于它。这也合该如此,因为出于政治的考虑正要求有含义准确无误、发音短促清楚的词汇,使发言者能够吐字迅速,但心里几乎没有任何余响。b类词中,几乎个个相似,这使得它更加显出力量。这些词,比如 "goodthink", "minipax", "prolefeed", "sexcrime", "joycamp", "ingsoc", "bellyfeel", "thinkpol",以及其它无数的词,音节都只有两、三个,首末的音节同样重读。使用这些词有助于养成急促简练的说话风格,顿挫有力而又单调乏味,而这正是党所希望的。党的意图正是要使得言谈、尤其是意识形态并非中性的问题上的谈话尽可能脱离人的意识。日常生活中有时无疑需要思索之后再发言,但党员响应号召对政治或伦理问题的表态,就应当能够脱口说出正确的意见,犹如机枪发射子弹一样全然是自动地进行。他受到的训练使他能够适应这种要求,语言本身又给了他几乎万无一失的工具,而词的构成,再辅之以急促、不堪入耳的发音,--这与英社精神是相吻合的,--更有利他的发挥了。


另一点也有很大的帮助,那就是供选择的词语非常之有限。相比我们所用的词汇,新话的词汇量很少,而且还不断地发明新方法减少词汇。事实上,新话的与众不同之处正在于它的词汇每年不是递增,而是递减。每减少一次,它的成果就增加一分,因为选择余地越少,思想的诱惑越小。最终党所希望的是,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只有喉咙在发声,而没有更高等的神经中枢的参与。新话中有一个词"duckspeak"就很直率地表明了党的这种用意,它的意思是"像鸭子一样嘎嘎叫"。"duckspeak"与其它许多b类词一样,含义也是模糊的:倘若嘎嘎叫出的都是正统的观点,这个词就只是表示赞扬;像《泰晤士报》用"doubleplusgood duckspeaker"来称呼党的某位演说家的时候,那就是在高度地、热烈地恭维。


c类词。


c类词只是其它两类词的补充,里面全是科技术语,类似于今天我们使用的术语,词根也相同,不过仍与平时一样,很小心翼翼地对它们做了严格的限定,删除那些不愉快的含义。它的语法规则与a、b两类词完全相同。c类词几乎都是不见于日常的谈话或者政治的演说的。一个科技工作者,在为他的专业提供的目录上,就可以发现他需要的全部词汇;而对其它领域的词汇,他就几乎一无所知。只有极少的词才是各个领域共同的,我们也找不到什么词汇能够无视科学的具体分支,把科学的功能表述为一种思想习惯,或者一种思考方式,事实上表示"科学"的词都是没有的,它可能具有的全部含义现在都由"英社"一词整个包含了。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要用新话来表达异端的思想,几乎毫无可能,除非只是在一种很低的水平上。要说一些很拙劣的异端思想,说一些谩骂亵渎的话,自然也是可能的,例如可以说"老大哥不好"。但在一只正统的耳朵听来,这说的不过是一种不证自明的谬误;由于找不到必需的词汇,它也无法用理性的论证来为自己辩护。反对英社的思想只能是一些含糊的、非语言状态的东西,而且只能用一些很笼统的词汇加以命名:这些词汇堆放在一起,对异端思想只做总体的鞭挞而从来没有明确的说明。实际上一个人要抱了非正统的目的使用新话,那只有秘密地把它的词汇转而翻译成老话。例如,新话中可以说"人人都是平等的",但这与老话中说"人人都是红头发的"没有什么区别。它没有语法错误,但它表示人人都有同样的身高,同样的体重和力气,显而易见是一个错句。政治平等的概念已经消失,这一种衍生的平等含义已经从"平等"这个词中删除了。在一九八四年,由于老话仍是一种正常的交流工具,使用新话的时候存在一个理论的危险,那就是人们可能联想到词的原始含义。但实践当中,一个精于双重思想的人是不难克服这一点的,而再过两三代人,这种可能性就彻底消除了。一个伴随着新话长大、始终只是使用新话的人,不会知道"平等"一词曾经有过"政治平等"这一种衍生的含义,也不会知道"自由"曾经有"思想自由"的意思,这就类似于一个不知象棋为何物的人,不会知道"王后"和"车"还有其它的含义一样。有很多的罪行、错误,他是没有能力去做的,原因只是在于,这些罪行、错误全没有名字,也就无法想象。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流逝,新话的一个显著特征,词汇越来越少,词义越来越严格,滥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也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一旦老话被完全取代,与旧世界的联系就完全割断。历史已经做了改头换面的书写,但从前的文献会有断片留存,逃避检查,如果还懂得老话便能够阅读。在将来,这样的断片即使侥幸留存,也无法辨认、无法译读了。老话里,除非指的是某种技术过程,某种简单的日常行为,或者本身的倾向就已经很正统(新话叫做"goodthinkful"),它的所有段落都是无法翻译成新话的。实践中这就表示,凡是大约一九六○年以前写作的书,总体上都属不可翻译的了。革命前文献的翻译,只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翻译,不仅语言、而且含义都要做变化。这里以《独立宣言》中著名的一段话为例:


我们认为下述的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由造物主赋予而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确保这些权利,政府在人群之上建立,它的权力来自被治者的同意。凡任何时候、任何政府有害于这些目的,人民有权利改变它,废除它,建立新政府。


这一段要译成新话而不失去原意几乎不能做到。最可能的,无非是用一个简单的词"犯罪思想"概括整个段落。要完全译出,那只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翻译,把杰弗逊的话译作对绝对政府的颂词。


事实上,过去的文献都大量作了这一类的改造。出于声望的考虑保留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记忆当然是有利的,但与此同时他们的成就必须符合英社的哲学。因而,像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拜伦、狄更斯等等,这些作者都属于正被翻译的行列;一旦翻译完成,他们原始的作品,各种残存的历史文献,都要被销毁。翻译是一项缓慢而艰难的事业,预计要到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或二十年才能完成。还有大量纯粹功用目的的文献,比如少不得的技术手册一类的东西,也会如法炮制。而所以最终全部采用新话的时间会订得那么晚,要到二○五○年,主要就是为了有充裕的时间完成初步的翻译工作。




译者后记


对于这部天才而富于洞见的著作,再说任何话都只能是多余的。每个人都自会在书中找到共鸣,作为译者,我所能做的惟有沉默而已。


我要向先辈大师董乐山先生致以敬意。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一直参考了他的译笔;尽管先生的译作不能不说有草率之处,我在翻译中也常僭怀超过先生之心,然董先生对奥维尔的理解,他深切的人文关怀,都是我辈无法企及的。现先生的其它译作,如《中午的黑暗》等亦将出版,先生拳拳之心终有继者,此或可告慰先生之灵矣。


北京大学的林猛先生代我翻译了部分章节,包括第一部第七章历史课本上的那一段,第二部第九章"戈德斯坦"那本书的引文,以及附录"新话的原则"。这当然不意味着他的译笔只适于处理那些"官方文件",而完全是因为我希望在这样大段的引文里,出现截然不同的风格。其实,没有哪篇"官方文件",文笔上能达到他的水平——不信,到你的周围去看好了。


本书的出版颇多艰辛,有些甚至是我无法想到的。如今它终于见了天日;愿这不仅是我的幸运,也是读者的幸运。


张晓辉


199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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