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奥丽阿娜，她恳求我要您接待她，我总不能对她失礼吧。再说，嘿、您也太夸大其词了，她怎么会象一头母牛呢，”他又说了一句，象是在埋怨，可是却微笑着朝听众偷偷看了一眼。 

他知道，他妻子的兴致需要用合乎情理的反话刺激，臂如说，不能把一个女人比作一头母牛啦，等等。这样，德·盖尔芒特夫人会说出比第一个比喻更幽默、更妙趣横生、更别出心裁的话来。公爵天真地毛遂自荐，不露声色地帮助妻子大显身手，就象是一个在一节车厢里偷偷帮助赌徒玩猜牌赌博的秘密同伙。 

“我承认她不象一头母牛，因为她象一群母牛，”德·盖尔芒特夫人大声说。“我向您发誓，当我看见这群母牛头戴帽子，走进我的客厅向我问候时，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很想对她说：‘不，母牛群，你弄错了，你不能同我交往，因为你是一群母牛，’但一边又搜索记忆，终于想起来您的康布尔梅是多罗西娅公主（她说过要来看我，也长得象一头母牛），我差点儿叫她公主殿下，用第三人称同一群母牛说话。她和瑞典王后也有想象之处，都长着鸟类的砂囊。此外，她从远距离向我发起凌厉的攻势，非常艺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就接二连三地给我送名片。我家里到处是她的名片，没有一件家具上没有，好象是商品广告似的。我不知道她这样大做广告目的何在。在我家里到处可以看到‘康布尔梅侯爵和侯爵夫人’，还写着地址，我记不起来了，再说，我也不会用上那个地址的。” 

“不过，象一个王后是很荣幸的。”投石党历史学家说。 

“啊！我的上帝！先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国王和王后算得了什么！”德·盖尔芒特先生说，因为他想显示自己是一个有自由思想的新派人物，同时也为了装出不把同王族的关系放在眼里，尽管他把这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布洛克和德·诺布瓦先生站起身，向我们走来。 

“先生，”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您同他谈德雷福斯案了吗？” 

德·诺布瓦先生仰头望了望天（但仍面带笑容），象是为了证明他心爱的女人要他做这件事是强人所难似的。然而，他还是非常亲切地对布洛克说，法国正经历着骇人听闻的或许是极其痛苦的年代。这很可能表明德·诺布瓦先生是一个狂热的反重审派（然而，布洛克曾明确对他说过，他相信德雷福斯无罪），因此，当布洛克看见大使的态度和蔼可亲，看见他故意装出认为他的交谈者言之有理，毫不怀疑他们之间观点相同，并且想与他携起手来共同谴责政府的神态，此刻他感到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好奇心更加强烈。他暗自思忖，德·诺布瓦先生没有明确指出的、但却似乎暗示他们之间看法一致的重要问题是什么？他对德雷福斯案的看法究竟在哪几点上和自己一致？布洛克尤其感到惊讶的是，在他和诺布瓦先生之间存在的这种神秘的一致性似乎不仅仅与政治有关，因为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还对德·诺布瓦先生详细介绍过他的文学作品。 

“您倒不赶潮流，”前大使对布洛克说，“因此我要祝贺您。在现在这个时代，公正不偏的研究已不再存在，尽向公众兜售淫秽的或荒唐可笑的货色，可您却不。假如我们有一个好政府的话，您做出的努力按说是应该受到鼓励的。” 

布洛克为只有自己幸免于这场世界性灾难而得意忘形。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仍然想了解细节，他想知道德·诺布瓦先生所说的荒唐可笑的货色是指什么。布洛克感到自己的创作路子跟多数人没什么两样，并不认为有什么与众不同。他又回到德雷福斯案件，但无法理清德·诺布瓦先生的观点。他竭力想让他谈一谈现在报界经常提到名字的军官；他们比介入这一案件的政界人物更令人瞩目，因为政界人物早已遐迩闻名，而军官却不见经传；他们身穿军服，刚从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中走出来，打破了严格保持的沉默，就象洛亨格林①从一只由天鹅引导的吊篮中走出来一样，激起人无限的好奇心。布洛克认识一个主张民族主义的律师，多亏这个律师，他多次旁听了左拉诉讼案②的庭审。他随身带着三明治和一瓶咖啡，一早就到那里，晚上才出来，就象去参加中学优等生会考或中学毕业作文比赛一样。习惯的改变使他的神经异常兴奋，而咖啡和激动人心的庭审又把他热烈的情绪推到顶点，当他离开法庭后，对那里发生的一切仍然念念不忘，晚上回到家里，还想重返美丽的梦境，他跑到两派经常出没的饭馆去找观点相同的人，和他们没完没了地谈论白天发生的事，用命令的口吻——这使他幻想自己在发号施令——要来一份夜宵，以弥补这一早就开始的中间又没有进餐的一天给他带来的疲劳与饥饿。人总是生活在实际经验和想象中间，对于我们认识的人，总想深入猜想他们如何生活，而对那些我们只能猜想如何生活的人，又渴望能认识他们。德·诺布瓦先生对布洛克的问题作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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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洛亨格林是德国传说中的人物。他奉命保护一个女公爵，乘坐天鹅引导的吊篮，去把女公爵从敌对的封臣手中解救出来。后来与女公爵结为伉俪。 

②左拉（1840—1902），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德雷福斯案件发生后，他于1898年发表“我控诉”一文，抨击法国当局，因此被判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