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我不该对谢巴多夫亲王夫人妄加评论。类似她的这种情况太常见了！一天，在安葬盖尔芒特家族的某个人时，站在我身边的一位要人向我指了指一位身材瘦长、面貌英俊的先生。“在全盖尔芒特家族里，”我身边的那个人对我说，“这个人是最出奇、最特别的。他就是公爵的兄弟。”我贸然直言相告，他弄错了，这位先生，与盖尔芒特府无亲无故，他叫富伦埃—萨洛费丝。那要人立即转过身去，此后就再也不同我打招呼了。 

一位大音乐家，学院院士，达官贵人，他认识茨基，路经阿朗布维尔，那里他有一个外甥女，来参加维尔迪兰家的一次星期三聚会，德·夏吕斯先生与他格外亲热（应莫雷尔的请求），主要是为了回巴黎以后，院士能让他出席各种有小提琴师参加演奏的私人音乐会，排练之类的活动。院士受到了吹捧，何况又是风流男子，便满口应承并说到做到。男爵对这位人物（况且就此君而言，他唯女人是爱）感激涕零，此君对他关怀备至，为他提供了诸多方便，使他得以在种种正式场合看到莫雷尔，在这种正式场合，外行人是不能涉足的，著名艺术家为年轻有为的演奏高手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在才能相当的小提琴手之间，对他偏宠偏爱，点名要他在想必有特殊影响的音乐会上亮相，使他得以登台表演，露面扬名。但德·夏吕斯先生并未意识到，这一切应当归功于这位恩师，大师对他可谓功上有功，或者不如说罪上加罪，因为他对小提琴手及其尊贵的保护人之间的关系无所不知。他对他们的这种关系大开方便之门，当然不是指他对此热衷，他除了理会女人的爱恋之外，理会不了别的什么恋爱，因为女人的爱情曾激起他全部的音乐灵感，他对他们的关系大开方便之门，是由于道德上的麻木，职业上的纵容与热心，以及上流社会社交的热情和时髦。至于这种关系的性质，他丝毫不加怀疑，以至初来乍到拉斯普利埃赴晚宴，就谈起德·夏吕斯先生和莫雷尔，仿佛是谈论一个男人和他的情妇，他问茨基：“他们在一起是不是很久了？”但是，堂堂上流社会人士，岂能让有关人员看出蛛丝马迹，万一在莫雷尔的同伙里传出了闲言碎语，他准备好加以抑制，准备让莫雷尔放心，慈父般地对他说：“如今人们对谁都这么议论，”他一再说男爵的好话，男爵听得很顺耳，而且很自然，不可能在名师身上联想到有多大缺德，或者有那么多美德。因为，人家背着德·夏吕斯先生说的那些个话，以及有关莫雷尔那些“似是而非”的话，谁也不会那么卑鄙，对他搬弄一番。不过，这简单的情况就足以表明，甚至这件事受到普遍的诋毁，却无论如何找不到一个辩护士：“闲话”，它也一样，或者它针对我们自己，我们因此觉得它特别的难听，或者它告诉我们有关第三者的什么事，而我们对此又不明真相，因此有其心理价值。“闲话”不允许思想躺在其虚伪的目光上面睡大觉，以虚伪眼光观察问题，以为事情如何如何，不过是事情的表面现象而已。“闲话”又用理想主义哲学家的魔术妙法将事物的表象掉了个面，顿时让我们看到魔术蒙布反面不容置疑的一角。德·夏吕斯先生也许想象得到某个女亲戚说过的这番话：“怎么，你要梅梅爱上我？你忘记我是一个女人了吧！”不过，她对德·夏吕斯先生确有一种情真意切的爱慕。对维尔迪兰夫妇来说，他没有任何权力指望他们的爱恋和善意，他们远离他时说的话（岂仅是话而已，下面即可看到），与他想象可以听到的话，也就是说当他在场时听到的那些议论的回光返照，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怎么不令人惊讶？唯有他在场时听到的那些话，才用绵绵情意的题词装点着理想的小楼阁，德·夏吕斯先生不时来此仙阁独温美梦，此时，他往往在维尔迪兰夫妇对他的看法里掺进一阵子他自己的想象。那里的气氛多么热情，多么友好，休息得多么舒服，以致德·夏吕斯先生在入睡之前，非来此小楼消除一下烦恼不可，他从小楼出来，没有不带微笑的。但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种楼阁是对称的，我们以为是独一无二的那幢楼阁的对面，还有另一幢，可我们一般都看不见，但却是实在的，与我们认识的那幢适成对称，但却截然不同，其装饰与我们预想要看到的大相径庭，仿佛是居心叵测的敌意与令人发指的象征所构成，令我们惊恐不已。德·夏吕斯先生恐怕要吓破胆的，设若他由着某种闲言的纵容，进入反向的一幢楼阁，那闲言犹如侍从仆役上下的楼梯，只见楼梯上，房门上，被那些心怀不满的送货人和被解雇了的仆人乱涂着一些猥亵的字画！但是，正如我们没有某些飞鸟所具有的识别方向的感觉，我们也没有识别能见度的感觉，就象我们缺乏测距的感觉一样，我们总以为周围的人们对我们密切关注着，其实恰恰相反，人们根本就未曾想到我们，而且也不去揣测，此时此刻，别的人是否只关心我们。就这样，德·夏吕斯先生在受骗上当中生活，就象鱼缸里的鱼，它以为它游的水一直延伸到鱼缸玻璃的外面去，其实，鱼缸给它造成了水的映象，与此同时，它却没有看见在它身边，在暗处，游人正兴致勃勃地看它尽情戏嬉，也看不见拥有无限权力的养鱼人，在意外的倒霉的时刻，毫不留情地把它从它喜欢生活的地方拽出来，又把它扔到另一个地方去，眼下，对男爵的这一时刻推迟了（对男爵来说，在巴黎的养鱼人，将是维尔迪兰夫人了）再说，民众，说到底只不过是个体的集合体，可以提供更为广泛的范例，其每个部分又是与事实相符的，来说明这种深刻的、顽固的和令人惶惑的盲目性。至此，如果说这种盲目性使得德·夏吕斯先生在小核心里言辞弄巧成拙，或者大胆得令人暗笑，那么，在巴尔贝克，这种盲目性尚未曾、也不该对他造成麻烦。一点蛋白质，一点糖，一点心律不齐，尚不致妨碍那些自我感觉不到的人继续过正常的生活，而唯有医生才从中发现大病将至的先兆。目前，德·夏吕斯先生对莫雷尔的爱好——柏拉图式或非柏拉图式的——只是在莫雷尔不在的时候，驱使男爵情不自禁地说，他觉得他很美，心想，这话大家听了，只会作清白无辜的理解，他就可以象精明人那样应付自如，即使被传到庭作证，也不怕深追细究，追究细节问题表面上看似乎对他不利，但实际上，正是因为细节本身的缘故，反比装腔作势的被告传统的抗议要来得更为自然，更不同凡响。在西东锡埃尔至橡树圣马丁——或回程反方向——之间，德·夏吕斯先生总是那么无拘无束，爱谈论那些似乎有怪习惯的人，他甚至故意添上一句：“总而言之，我说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并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以便自我表现一番，显示他与他的听众在一起是多么惬意。他们确很惬意，条件是他必须掌握行动的主动权，而且他必须心中有数，知道听众由于轻信或受过良好的教育会对此沉默不语，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