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琴科幽默讽刺作品集》

爱    情

晚会散时已经不早了。

瓦夏·切斯诺科夫累得满头大汗，便服上还别着司仪的花结，站在玛申卡面前，央告说：“你稍等等吧。我的好人儿……等下趟电车来再走。说真的，你忙着上哪儿去呀……这里有地方坐，再等一等也可以嘛，有什么不可以……可你非要走。等下趟车来，一定走。要不然你看，你身上都是汗，我也是一身汗……这样一着凉会生病的……”

“不行。”玛申卡一边穿套鞋一边说。“你怕冷，送个姑娘都不肯，还算什么男朋友！”

“我这是因为身上出了汗嘛。”瓦夏说着差点哭出来。

“把大衣穿上吧！”

瓦夏·切斯诺科夫乖乖地穿上皮大衣，同玛申卡一起来到街上，紧紧挽起她的胳膊。

街上寒气逼人，月光如洗。脚踏在积雪上，咯吱咯吱地响。

“你可真是个急性子。”瓦夏说着，一边爱慕地端详她的侧影。“要不是你，我说什么也不送。真的我是因为爱你才出来送你。”

玛申卡笑了。

“看你还咧嘴笑呢。”瓦夏说。“玛丽亚·瓦西里耶夭娜，我可是真心崇拜你，爱你呀。你要是说：瓦夏·切斯诺科夫，你躺到电车道上去，等下趟车来就卧轨。我一定去。没有二话……”

“别胡扯了。”玛申卡说。“还是好好欣赏欣赏夜色吧。这会儿月亮照着，四周多美呀。城里的夜景多漂亮！多迷人呀！”

“是啊，是挺美的。”瓦夏说着，一边看着楼墙上剥落下来的泥灰，感到有点惊讶。“说实在的，真够美的……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可这也怪得很：你要对一个人真动了感情，就觉着美的厉害……不是有不少大学问家、不少党员不承认有爱情吗。可我，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我不否认爱情。我对你的情意，就是海枯石烂也不变，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惜。不骗你……你只要说一句：瓦夏·切斯诺科夫，你拿脑袋往那墙上撞，我马上就撞。”

“得啦得啦，咱们走吧。”玛申卡说着，显然挺得意。

“我不骗你，我真去撞。你要我去吗？”

这一对儿来到了克留科夫运河边上。

瓦夏又表白起来：“我不哄你，你要愿意，我马上跳河。怎么样？啊？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你不信，我可以做给你看……”

夏夏·切斯诺科夫两手抓住栏杆，做出要爬过去的样子。

“哎呀！”玛申卡喊了起来。“瓦夏！你干什么！”

这时，究然从角落里窜出来一个黑影，在街灯底下站住了。

“怎么，闹崩了？”黑影低声问了一句，上下打量着这一对儿。

玛申卡惊叫一声，身子紧紧靠在栏杆上。

那人走过来，一把揪住瓦夏·切斯诺科夫的袖子，压着嗓音说：“你这浑小子，把大衣给我扒下来，快点儿。敢说半个不字，我给你一家伙，你这蠢货就没命了。明白吗，混蛋，脱下来！”

“干——干——干……”瓦夏原想说“干吗这样？”

“快脱！……”那人扯了一下他的大衣襟。

瓦夏两只手哆哆嗦嗦地解开扣子，脱下了大衣。

“靴子也脱下来！”那人又说。“皮靴我也要。”

“怎——怎——怎——”瓦夏嗫嚅着：“怎么成……天冷啊……”

“快脱！”

“这女的你倒碰也不碰她，我呢连靴子也得脱。”瓦夏满肚子委屈。“她身上又是皮大衣，又是套鞋，可偏叫我脱靴子。”

那人冷冷地瞟了玛申卡一眼，说道：“扒了她的衣服，背上个包袱走，非犯案不可。我知道该怎么干。还不脱？”

玛申卡吓成一团，望着那人一动也不动。瓦夏·切斯诺科夫坐到雪地上解鞋带。

“她又是大衣，”瓦夏又嘟哝起来。“又是套鞋，叫我当替死鬼……”

那人把瓦夏的皮大衣紧绷绷地穿到身上，把两只靴子揣在大衣口袋里，然后说：“你坐在这儿不许动，也不许响。你敢喊一声，动一下，就叫你玩儿完。听明白了吧，混蛋！还有你，女士，也一样……”

那人匆匆裹紧大衣，立刻就不见了。

瓦夏人全瘫了，垂头丧气地坐在雪地里，活象捆柴禾，一个劲儿端详他那穿着白袜子的两只脚。对刚才的事他还将信将疑。

“真倒了霉了。”他说着狠狠扫了玛申卡一眼。“得我送她，还得我破财，啊？”

等劫路的脚步声完全听不到了，瓦夏·切斯诺科夫忽然在雪地上乱蹬起来，扯着刺耳的尖嗓子大叫：“救命呀……有强盗啊……”

接着他腾地站起来，拔腿就在雪地里跑，惊惶中还不停地蹦着跳着。玛申卡仍旧靠在栏杆上没动。

（1924）⑧ 

肝火太旺的人

格拉佐夫街和波罗夫街交叉路口，有一幢房子。前几天，在我们那个公共套间里打开了架。这可不是一般的打架，是场大殴斗。

打架当然也是出于一片好意罗。有个残废叫加夫里洛夫，他那剩下的一条腿差点儿也给打断了，伤势可不轻哪。

要说原因，就是因为人们肝火太旺。为芝麻大的事儿就怄气、火冒三丈。火气一上来，就大打出手，直打得天晕地转。

有人说，国内战争以后，人人都变成了火暴性子。就算是这样吧。可加夫里洛夫脑壳上的伤口，不会因为这么条理由而早点结疤呀！

事情是这么来的。有一个住户叫玛丽娅·瓦西里耶夫娜·希普佐娃。她晚上九点的时候上厨房去了，点着了煤油炉。她平常总在这时候点炉子煮茶，还热敷一下关节。

她到了厨房，就搬出煤油炉点火。可炉子不灵，老点不着。

她想：“真见鬼，怎么老点不着？是不是烟炱太厚了？真糟糕！”

她左手抓起一把小刷子就清烟炱。

她拿着刷子正要动手，邻居达丽娅·彼得罗夫娜·科佩利娜一看，玛丽娅手里拿的是自己的刷子，就说：“尊敬的玛丽娅·瓦西里耶夫娜，请您别用这刷子，这是我的。”

玛丽娅一听自然火了，说：“拿去！叫刷子噎死你，达丽娅·彼得罗夫娜，你的刷子我碰都不想碰，别说拿来使唤了。”

达丽娅一听自然也火了。

她俩就你一句我一句地斗起嘴来，厨房里又是连珠炮，又是大响雷，吵得不亦乐乎。

达丽娅的丈夫伊万·斯捷潘内奇·科贝林听见厨房里吵得厉害，就出来了。他身强体壮，腆着个大肚子，可也是个易动肝火的人。

这个伊万·斯捷潘内奇到了厨房就说：“我每月拼着命干，才挣三十二个卢布挂点零。给顾客称香肠，还得赔笑脸。这是我用劳动挣来的钱买的刷子，说啥也不能叫不相干的人使。”

于是，又是一阵嚷嚷和吵闹。别的住户当然都拥进了厨房来凑热闹。加夫里洛夫这残废也到场了：“怎么光斗嘴不动手呢？”

他这么一说，打架就在所难免，于是就干上了仗。

可厨房挺小，打架施展不开，上下左右尽是锅碗瓢盆。再说一下子又涌进十二个人，挤都挤不开。往哪儿迈步都要撞到东西，站不住就摔跤。甭说缺条腿的残废，就是长三条腿的在那儿都站不住。

这残废可有股泼辣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偏往最热闹的地方钻。那刷子的主人伊万·斯捷潘内奇朝他喊道：“加夫里洛夫，你躲远点，小心别把你这条腿再打断了。”

加夫里洛夫说：“没关系，断就断它的去吧！这会儿我可不能走。要不我这一肚子委曲往哪儿出啊！”他正说着，有个人真给了他一耳光。这他还能走？使劲往上冲哪！又有个人抄起一把平底锅，正好砸在他的秃瓢儿上。

加夫里洛夫扑通一声倒在地上。现在他没法儿了，只好躺着吧。

有人赶紧去喊民警。

民警来了，大声吼道：“你们这些不要命的家伙，准备棺材吧，我要开枪了！”

这句话把大家吓住了，脑子也就清醒了些，于是拔腿就朝自己屋里躲，心想：“真可笑，尊敬的公民们，咱们到底为了啥要这么大打出手？”

人们都逃回屋里去了，只有残废加夫里洛夫跑不了。他躺在地板上，一筹莫展，四周都是血。

肇事两个星期以后，开庭审判了。

那位人民法官又是个易动肝火的家伙，狠狠地训了他们一顿。

（1924）② 

狗 鼻 子

商人叶列麦伊·巴勃金有件貉皮大衣给人偷走了。

商人叶列麦伊·巴勃金嚎了起来。他真心疼这件皮大衣呀。

他说：“诸位，我那件皮大衣可是好货啊，太可惜了。钱我舍得花，我非把这个贼抓到不可，我要啐他一脸唾沫。”

于是，叶列麦伊·巴勃金叫来警犬搜查。来了一个戴鸭舌帽、打裹腿的便衣，领着一只狗。狗还是个大个头，毛是褐色的，嘴脸尖尖的，一付尊容很不雅观。

便衣把那条狗推到门旁去闻脚印，自己“嘘”了一声就退到一边。警犬嗅了嗅，朝人群扫了一眼（自然四周有许多围观的人），突然跑到住在五号的一个叫费奥克拉的女人跟前，一个劲儿地闻她的裙子下摆。女人往人群里躲，狗一口咬住裙子。女人往一旁跑，它也跟着。一句话，它咬住女人的裙角就是不放。

女人扑通一声跪倒在便衣面前。

“完了，”她说，“我犯案啦，我不抵赖。”她说：“有五桶酒曲，这不假。还有酿酒用的全套家什，这也是真的。都藏在浴室里，把我送公安局好了。”

人们自然惊得叫出了声。

“那件皮大衣呢？”有人问。

她说：“皮大衣我可不知道，听都没听说，别的都是实话。抓走我好了，随你们罚吧。”

这女人就给带走了。

便衣牵过那只大狗，又推它去闻脚印，说了声“嘘”又退到一旁。

狗转了转眼珠，鼻子唤了嗅，忽地冲着房产管理员跑过去。

管理员吓得睑色煞自，摔了个仰面朝天。

他说：“诸位好人呀，你们的觉悟高，把我捆了吧。我收了大伙的水费，全让我给乱花了。”

住户们当然一拥而上，把管理员捆绑起来。这当儿警犬又转到七号房客的跟前，一口咬住他的裤腿。

这位公民一下子面如土色，瘫倒在人群前面。

他说：“我有罪，我有罪。是我涂改了劳动履历表，瞒了一年。照理，我身强力壮，该去服兵役，保卫国家。可我反倒躲在七号房里，用着电，享受各种公共福利。你们把我逮起来吧！”

人们发慌了，心想：“这是条什么狗，这么吓人呀？”

那个商人叶列麦伊·巴勃金，一个劲儿眨巴着眼睛。他朝四周看了看，掏出钱递给便衣。

“快把这条狗牵走吧，真见它的鬼。丢了貂皮大衣，我认倒霉了。丢就丢了吧……”

他正说着，狗已经过来了，站到商人面前不停地摇尾巴。

商人叶列麦伊·巴勃金慌了手脚，掉头就走，狗追着不放，跑到他跟前就闻他那双套鞋。

商人吓得脸色刷地就白了。

他说：“老天有眼，我实说了吧，我自己就是个混账小偷。那件皮大衣，说实话也不是我的，是我哥哥的，我赖着没还。我真该死，我真后悔啊！”

这下子人群哄地四散而逃。狗也顾不得闻了，就近咬住了两三个人，咬住就不放。

这几位也一一坦白了：一个打牌把公款给输了；一个抄起烫斗砸了自己的太太；还有一个，说的那事简直叫人没法言传。

人一跑光，院子便空空如也，只剩下那条狗和便衣。

这时警犬忽然走到便衣跟前，大摇其尾巴。便衣脸色陡地变了，一下子跪倒在狗跟前。

他说：“老弟，要咬你就咬吧。你的狗食费，我领的是三十卢布，可自己私吞了二十卢布……”

后来怎样，我就不得而知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便赶紧溜之乎也。

（1923）① 

故 里 炊 烟

公民们，这是一幅我们省城宁静生活的彩色画面。 

请读者想象一下这幅图景。 

时间是傍晚，雪在脚下咯吱咯吱地响，几盏不大的路灯闪着亮光。一座孤零零的亭子，也不大，破旧得很。这是给居民供水的卖水站。 

亭子旁边有两个提水桶的家庭主妇。一个已经接满了两桶水，正往扁担上挂，说话就要挑走了。另一个主妇怒气冲冲地数落着亭子里的看水人。 

她说：“你为啥一桶收五戈比，别的水站都收三戈比。大概是你这无赖把老百姓的两个戈比私吞了吧？” 

这时从小窗口里探出一个头发蓬乱的脑袋，也是气鼓鼓的。这脑袋用一个手指头熟练地按住鼻子，擤了一下鼻涕，哑着嗓子说：“从你们这些精灵鬼身上还发得了财呀！上边命令收五戈比，有啥说的。” 

“有啥说的？”主妇反驳他，“你这无赖的水，比别人的甜是怎么着？” 

两个女人又骂了几句就离开水亭，边走边说，交换着看法。 

一个说：“我真不想白扔这几个钱，太可借了。我都想上河里提水去，可是又怕在冰上摔跟头，那儿太滑了……” 

另一个说：“谁说不是呢，在冰上掉一跤可够凉的。我宁愿花五戈比，总舒服一点呀……” 

主妇们消失在暗处。 

雪在脚下咯吱咯吱地响，月亮同路灯在比赛谁更亮，四周静悄悄的，只是不知哪里传来如怨如诉的手风琴声。 

“这是哪儿的穷乡僻壤？”读者会挖苦地问。

这不就在列宁格勒吗！亲爱的读者，在大奥赫达，你当真没认出来？

那里没有自来水管，水卖的价格又不一样，有的地方只要三个戈比，有的却要五个戈比。居民对这件事，真是怨声载道。

可学者、教授们在设计什么空中花园、喷泉和收音机。

唉！要是钱多得很么，倒也不妨……

③ 

官    瘾

想讲一位首长的故事，这可真是位妙不可言的人物。

当然，说起来很遗憾，我记不得现在这人在哪个城市里屈尊。当初我是在哈尔科夫报上看到了一篇短文，其中提到了他。可他是在哪个城市，我忘了，记性太差。反正，那地方离哈尔科夫不远。

其实，这倒无关紧要。请人们自己去辨认罢。说不定能认出他来——这人姓德罗日金。

话说回来，事情发生在一个小城市里。说实在的，还算不来城市，不过是个什么小县城吧。

那是个星期天。

那时正好是春天，风和日丽，常言说是万物复甦，也许小草又发绿了。

老百姓自然都到大街上来了，来遛马路嘛。

人群里有当地公安局副局长德罗日金同志，他大驾亲临，也散步来了，还带着夫人。夫人一身满漂亮的花布衣裳，戴顶草帽，拿把洋伞，还穿着套鞋。

俩人溜溜达达的，简直和普通人一个样，也不嫌恶老百姓。他俩挎着胳膊，在这条人来人往的人行道上悠哉游哉。

他俩悠哉游哉到了旧卡兹纳奇街的拐角，突然停住了脚步。在这公共的人行道中央，有头猪在那儿乱窜。这家伙个头还真够大的，能有七普特重。

天晓得它从哪里跑来的。不过，窜到大街上，明目张胆地搅乱公共秩序，这总是事实呀。

也是鬼使神差，正好赶上德罗日金同志偕同夫人在这里散步。

我的上帝哟！或许是德罗日金同志不大高兴看见这付猪脸吧？或许是他工作之余希望看看大自然中什么高雅点的东西吧？可这儿偏偏来了头大肥猪。我的上帝，猪真是多么不检点！再说，是哪个把这家伙放出来的呢，真真岂有此理。

最要命的是，德罗日金同志是个暴性子，他马上火冒三丈。

“这是谁家的猪？”他喊道，“劳驾赶快给我收拾了。”

不消说行人个个手足无措，大家都不吭声。

首长说：“光天化日，这是搞什么名堂！猪跑到路上挡人的道，散步也不得安生，我现在就拿枪崩了它。”

说着德罗日金同志就把枪掏了出来，这时围观的人们中间起了一阵骚动。有几个见识广点，大概在军队呆得长些的，知道子弹不长眼睛，急忙闪到一边去了。

首长刚要结果猪的性命，妻子开腔了。噢，是夫人搭话了。

她说：“佩嘉，何苦拿枪打它，也许它马上就钻回院里去了。”

丈夫说：“这不是你老百姓管的事。你先给我住嘴，不要干涉警察的治安措施。”

这时候，从院子大门里摇摇摆摆走出来一个瘦小的老太婆，这老太婆出了院子就东张西望地找什么东西。

“哎哟，”她说，“我的老天爷！我这野东西跑到这儿来啦。首长同志，您可别拿枪吓唬它，我这就赶它回去。”

德罗日金同志火气又上来了。他原来想欣赏一番大自然的景色，可这里对不起，看见的是一个笨老婆子加上一头肥猪。

“啊……”他说，“是你的猪呀！我马上毙了它，把你送公安局，看你再把猪放出来。”

这时妻子又插了嘴：“佩嘉，”她说，“咱们走吧，看在上帝份上。要耽误吃中饭了。”

不消说，夫人做了件蠢事——她扯了一下丈夫的衣袖，意思是说：咱们走吧。

这下民警首长的脸都气白了。

“好哇，”他说，“敢干涉治安措施，违抗警察当局的命令！还拽我的袖子。我马上把你逮起来。”

德罗日金同志吹哨喊来值勤民警。 

他说：“把这个女公民抓起来送公安局，她干涉民警治安措施。”

这位行为不检点的夫人，让值勤民警抓着手送了分局。

人们敢怒而不敢言。

德罗日金的妻子在公安局究竟押了多久，家庭纠纷最后如何了结，我们都无从知道了。很遗憾，报上对此只字未提。

（1925）⑧ 

贵 族 小 姐

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长叹一声，拿袖口抹抹下巴，就讲开了：“我呀，老兄，可不喜欢戴帽子的女人啦。女的要是戴顶帽子，穿着细纱袜子，或者怀里抱个哈巴狗，再不镶颗金牙，这号贵族小姐，我才不把她当女人哩，一钱不值。

“想当初，我自己也迷恋过一位千金小姐。同她逛大街，上剧院。事情就坏在剧院里，她在剧院里，把那臭思想全抖落了出来，来了个充分大暴露。

“我是在居民楼的院子里同她认识的。一次开什么会，我一瞧，赫，站着个女的，挺显眼，腿上穿着长袜，嘴里有颗金牙。

“我说：‘女公民，你是哪家的？住几号？’

“她说：‘我住七号。’

“我说：‘好好，住你的七号吧！’

“说不清怎么搞的，我对她一见钟情。从那往后，三天两头儿我就上她家去，就是去七号喽。那个时候我是作为国家干部去的。去了就问：‘喂，女公民，你们家怎么样，自来水、厕所方面没什么毛病？都好使吗？’

“她回答说：‘嗯，都好使。’

“说着围上一条绒头巾，就一声不吭了。只是两个眼珠子盯着你，还有嘴里那颗金牙，一闪一闪地发亮。我这么去了个把月，她和我就熟了。答话的时候，比从前说得多了些，比方说：自来水好用，谢谢您啦，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

“这样一来二去，我和她遛起马路来了。一到街上，她就叫我挎上她的胳膊。我挎着她胳膊，象条狗鱼似地跟着她转悠。我也不知该对她说点什么，只觉得在大庭广众面前挺难为情。

“后来有一次她对我说了：‘您怎么老是领我转大街呀，把个脑袋都转晕了。您是我的男朋友，又在政府做事，最好带我上剧院看场戏去。’

“我说：‘这好说。’

“事有凑巧，第二天团支部送来了歌剧票。我自己领了一张，钳工瓦西卡又送了我一张。

“票嘛，我没看，原来两张不在一起。我的那张在楼下，可瓦西卡那张，好家伙，是最高的楼座。

“我和她一起去了，我找到座位坐下。她坐的是我的号，我坐的是瓦西卡的号。我高高在上，什么也看不清。要是把头探出栏杆，倒能看见她，当然也不大清楚。我坐着坐着，觉得太没意思，就下了楼。下来一看，正好剧场休息，她也走出来了。

“我说：‘您好哇！’

“‘您好！’

“我说：‘不知道这儿自来水好使不好使？’

“她说：‘不知道。’

“她说着自己就往小卖部走，我跟在她后面。她走到小卖部，一边溜达，一边瞟着柜台。柜台上摆着一个盘子，盘子里是点心。

“我活象只公鹅，又象个漏网的资本家，围着她打转，向她献殷勤说：‘这点心您要是想吃一块的话，甭客气，我可以付钱。’她说了声‘梅尔西’①。

“突然，她轻佻地走到盘子前，抓起一个奶油点心就大嚼起来。

“我身上的钱少得可怜，顶多能买三块点心。她吃着点心，我可象热锅上的蚂蚁，一个劲儿摸口袋，悄悄地摸着，还有几文大钱——还真没多少钱了。

“她吃完一个奶油点心，又抓起一个。我‘啊呀’了一声，可我没说话——资产阶级虚荣心在作祟。要不，该多寒碜，她会说，还是男朋友呢，身上没几个大子儿。

“我象只公鸡，在她身旁来回打转。她倒咯咯直笑，想要我恭维她几句。

“我说：‘咱们该进去了吧，许是打过铃了。’

“她却说：‘还没有。’

“接着抄起第三块点心。

“我就说：‘空肚子吃多了不好吧。会吐的。’

“她说：‘没关系，我们这样惯了的。’

“她伸手又抓起了第四个。

“这时我脑袋轰地一下炸开了。

“‘放下！’我说，‘放回去！’

“她吓了一跳，嘴张得好大，嘴里那颗金牙又闪闪发亮了。

“我真是急得要了命，心想往后反正不跟她再逛马路了。

“‘放下！’我说，‘去你妈的吧！’

“她放了回去。我就对掌柜的说：‘我们吃了三个点心，该付多少钱？’

“掌柜态度冷冰冰的，在那儿装腔作势。

“他说：‘你们吃了四个点心，该付四个的钱。’

“我说：‘怎么吃了四个？！第四个不是在盘子里放着吗？’

“‘不对。’他回答说：‘放是放在盘子里，可已经咬过了，手还摸过呢。’

“我说：‘对不起，怎么叫咬过了，你这是无中生有，笑话！’

“那掌柜的态度冷冰冰的，两只手在自己脸前不断地摇着。

“这么一来，周围自然聚了一大堆人，都来参加鉴定了。

“有的说是咬过了，有的说没有咬过。

“我把衣服的口袋全翻了过来，不用说乱七八糟的东西掉了一地，周围的人哈哈大笑。我可顾不上笑，一五一十数起钱来。

“数完一看，刚刚够四块点心钱。真他妈的，我白吵了一场。

“我把钱付了，对这位小姐说：‘哎，女公民，您把它吃完吧。我给了钱了。’

“这位小姐不动弹——不好意思接着吃了。

“这时有个老兄凑上来。

“‘来，’他说，‘我替您吃了吧。’

“这个混蛋，真的给吃了。可揩的是我的油！

“我们又回到剧场。剧总算看完了，接着就往家走。走到居民楼旁，她操着那资产阶级小姐的腔调对我说：‘您干这事太缺德了，要是身上没钱就别带女朋友出去。’

“我对她说：‘我说女公民呀，幸福不是靠钱买的。请您原谅我，我这话可不是教训您。’

“我们俩就这么吹了。

“我不喜欢贵族小姐。”

--------------------

①法语：谢谢。

（1923）⑧ 

京城来的家伙

这几天乌沙奇村正改选村苏维埃主席。

这个村的上级党支部，从城里派来了一位韦杰尔尼科夫同志。这会儿他正站在新锯的圆木垛起的堆上，对大伙儿讲话。

“公民们，当前国际形势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很抱歉，没有必要再多谈。现在就转到今天的议题上来——改选村主席。柯斯登廖夫，这个阶级异己分子，根本不配执掌国家大权，所以，要予以撤换……”

贫协主席博布洛夫是个庄稼汉。他挨着城里来的同志，也站在圆木堆上。他挺担心城里人的话老乡听不懂，所以就自告奋勇，凑上去给大伙儿解释：“总的意思是说，柯斯登廖夫这个阶级异己分子——叫他不得好死——不配掌大权，所以，要把他换下来……”

那城里来的演说家接着说：“我刚才说的那个柯斯登廖夫，务必改选下去。建议另选合格的人，这类投机分子我们不需要。”

博布洛夫又解释说：“这个异己分子，酒鬼，活该他倒霉！反正他得下台，换个新的。甭看他是老婆的亲戚，也得换下来。”

城里人说：“建议诸位提出候选人员。”

博布洛夫兴奋得扯下了帽子，使劲挥了一下胳膊，意思是说：请大伙儿赶紧提候选人吧。

会上谁也不吭声。

有个人小声说了句：“是不是选贝金呢；要不，提叶列麦亚·伊万诺维奇·谢金？成吗？”

“嗯，贝金……我记下来。”城里人说。

“这就写下来。”博布洛夫又作了补充解释。

刚才还不声不响的人群，突然一下子叽叽喳喳开了锅。大声喊着提出候选人，巴不得马上就让他们上任。

“贝金！谢金！米科拉耶夫！……”

韦杰尔尼科夫在自己小本上记下了这些名字……

有人喊道：“伙计们！谢金！米科拉耶夫……哪能当候选人，这算哪门子选举。要选先进分子嘛……要货真价实的先进分子……要在城里呆过的，有点见识的人。我们得要这号人……得要对什么都一清二楚的人……”

“说得对！”大伙儿应声说，“要选先进分子……别处都是这么选的。”

城里人说：“这观点是正确的，请提名罢。”

一下子又冷场了。

“廖什卡·康诺瓦洛夫行吗？”有人悄悄地说了一句，“就他一个是打城里来的呢，他可是从京城来的家伙呢。”

“廖什卡！”大伙儿嚷嚷开了，“站出来，廖什卡，给我们大伙儿讲几句。”

廖什卡从人群里往外挤，走到圆木堆跟前。大伙儿这么抬举他，他真有点洋洋得意了。他一只手按在胸前，照城里行礼的样子，微微弓了弓身子。

“廖什卡，说呀！”有人喊道。

廖什卡有点不好意思了，他说：“没什么，选我可以嘛。谢金和米科拉耶夫算个啥，怎么能选他们！这儿是乡下，都是穷庄稼汉。可我呢，在城里差不多混了两年。选我没错儿……”

“廖什卡，说呀！给大伙儿说详细点儿！”会上人们又喊了起来。

“说就说，有什么不敢说的。我啥都懂，什么法令呀，什么指示呀，什么说明呀，什么法典呀……我都知道。混了有两年嘛，那会儿我在号房里呆着，老有人来找我，说，廖什卡，你给解释解释，这个法令和这个条条是咋回事儿。”

“什么号房，”有人问。

“哦，号房？”廖什卡说，“是十四号，我们在克列斯特坐班房来着……”

“好家伙！”人们一听都傻眼了。“小伙子，为啥让你蹲监狱呀？”

廖什卡给将了一军，慌了神，朝人群扫了一眼，说：“没什么了不得。”廖什卡含糊其辞地说了一句。

“是政治犯，还是偷东西了？”

“是政治犯，”廖什卡说，“就偷了那么一丁点儿嘛……”

廖什卡把胳膊一甩，觉得没脸了，一溜烟钻进人堆里。

城里来的韦杰尔尼科夫又说了一通，什么现在时兴选城里人，可又出了偏向等等。然后，他提议表决选举谢金。

贫协主席博布洛夫又给大伙儿解释了这番话的意思。谢金全票当选，只有一票弃权。

弃权的是廖什卡——他才看不上这帮乡下穷骨头哪！

（1922）① 

阔 日 子

有个手工装订工人，叫伊利亚·伊万诺维奇·斯皮里多夫，公债中奖，得了五千卢布。

起初，伊利亚·伊万诺维奇简直象疯了似的，摊着双手，摇晃着脑袋，一个劲儿地说：“啧……啧……好家伙……这还得了啊，老兄！……”

过了好一阵子，伊利亚心里才踏实下来。他开始筹划：这笔钱能买多少东西，买些啥。一计算，足够买好多东西，真是洋洋大观呀，闹得伊利亚甩了甩手，不愿再算了。

仗着我们是老交情，伊利亚哪天也要往我家跑两趟。他一来，总得讲他当时是怎么知道中奖的，说交好运那天，他心里的滋味有多美。

“那么，现在你有什么打算呢？”我问他，“想买些什么？”

“买么，总得要买点的罗。”伊利亚说，“劈柴不用说得买，锅当然该换新的啦……裤子也得买一条啦……”

伊利亚·伊万诺维奇从银行领到厚厚一叠崭新的十元一张的钞票，后来人就不照面了，反正有两个多月没上我这儿来。

可有一回我在街上和他打了个照面。

他身上穿着一件崭新的浅褐色西装，活象个大口袋似的套在身上，又肥又大。粉红的领结擦着下巴颏儿，都翘到脸上了。伊利亚·伊万诺维奇不停地往下扯领带，气的直啐唾沫。看来，这套西服，还有那裹在身上的背心和这大而无当的领结，都够碍事的，弄得他不得安生。

再看伊利亚·伊万诺维奇本人，比以前可瘦多了，脸也变长了，颜色蜡黄，一付病态，眼皮底下满是密密的细皱褶。

“喂，过得怎么样？”我问道。

“没什么，”伊利亚·伊万诺维奇沮丧地说，“还凑合，劈柴不用说是买了……说真的，没多大意思。”

“怎么啦？”

伊利亚·伊万诺维奇挥了一下手，然后邀我上啤酒馆去。

到了那儿，伊利亚·伊万诺维奇一边揪着领带一边说：“现在大家开口闭口都说资本家怎么样，资本家怎么样……说什么资本家的日子过得怎么怎么好啦，这回可以说我自己也当了几天资产阶级、资本家……有什么好的呢？”

“不好么？”

“可不是吗，”伊利亚·伊万诺维奇说，“你想想看，凡是沾亲带故的，我本家的和老婆家的，我同他们统统翻了脸，吵翻了，这算是头一桩。上人民法院，我摊上了没有呢？摊上了。那是女佣人贝科娃的案子，我还等着开庭呢，这是第二桩……我老婆，就是太太喽，玛丽娅·伊格纳季耶夫娜，整天坐在箱子上哭天抹泪的……这是第三桩……我家的房门给没给强盗撬了呢？撬啦！虽说没撬开，可你说我能不提心吊胆吗？耽心哪！告诉你说，我现在连门都不敢出。可是蹲在屋里又不成，怕院子里的劈柴给偷了，我买了一立方米的劈柴，得有人看着呀。”

伊利亚·伊万诺维奇无可奈何地挥了挥手。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我问道。

“我也不知道。”伊利亚·伊万诺维奇说，“真想上吊算了……打我拿到钱以后，头一天就不妙了，倒霉的事都来了……原先倒平安无事，这会儿人们一下子全挤上门来了。

“我拿着钱一进屋，就觉着不对劲儿，亲戚们不用说里里外外挤成一团。往常是谁也不登门，这会儿坐了满屋子的人，见了我都说什么‘恭喜发财’。

“不用说，我每人给了两个卢布，让他们快活快活去。可米什卡，就是我那内弟，闹腾得可厉害了。他说：‘得了吧，有了这么一笔钱，每个人才给两块，你也多少算个资本家了嘛。’

“就这么着，他说一句，我顶一句，一拍桌子一瞪眼，就打起来了。谁打了谁也说不清楚，米什卡从衣架上抄起我的夹大衣就跑了。

“就这么着，我同亲戚全闹崩了。我现在是六亲不认。

“东西不用说，乱七八糟的都买来了。做菜的锅买了，黍米买了够两年吃的。完了又琢磨还往哪儿花这些钱。我看老婆弄家务忙得团团转，没完没了，一会儿也不得闲。

“这不是个办法，我想，虽说是女人吧，可也该有个平等嘛。我想不能这么着了，找个女孩儿做做饭吧。

“这么着，我就雇了个人。这女孩子烧饭，老婆整天没事干，坐在箱子上哭。过去她得干活，倒有说有笑的，眼下只是坐着哭。你猜怎么着，她一问了，过去受的那些苦全翻腾上来了：她爸爸是怎么死的呀，她是怎么嫁给我的呀……一句话，人一闲，脑子里尽是乌七八糟的念头……

“不用说，我给了太太一些钱。我说：‘你去走走，上个俱乐部、剧院什么的。我也想和你一起去，可你看，我得守着劈柴呀。’

“她哭了一阵就上俱乐部去了。打那会儿起，她就赌上了罗托牌。白天她闲得发慌，光是哭，一到晚上就去打牌，打罗托。我呢，老是守着劈柴。女孩子管做饭。

“后来房管会主任找我说：‘你这个混账，为什么剥削童工？为什么不登记就雇贝科娃这个孩子？我上人民法院告你去，你得了奖有什么了不起的。’”

伊利亚·伊万诺维奇又摆了摆手，揪了揪领带，不吭声了。

“不怎么样呀。”我说。

“你说能好得了吗？”伊利亚·伊万诺维奇又叨叨起来，“我人坐在这里喝啤酒，心里可难受啦。说不定现在劈柴给人偷了，兴许有人撬房门呢……我家里还有把新买的茶炊。说真的，坐在这儿吧，坐不住，走哪，又不想走。家里怎么样了，老婆不用说许是又在抹眼泪呢——怕上法院呀。我那小舅子米什卡多半围着我们房子转呢，想钻进屋里去……唉，当初我要不中这个奖就好了。”

伊利亚·伊万诺维奇付了啤酒钱，愁眉苦脸地同我握了握手。我本想临别该安慰他两句，他却突然问我：“哎，那个……下一次抽签发奖快到了吗？我要再中一次就好了，能凑个整有一千卢布就好了……”

伊利亚·伊万诺维奇拽了一下粉红领带，朝我点一下头，匆匆忙忙回家去了。

（1923）① 

没 礼 貌

我本人没出过国，所以那里是怎么个情况说不上来。

我有个朋友，不久前从国外回来。他倒给我讲了不少海外奇闻。

据他说，那里最要命的是资本主义坑人。在那儿要是没钱，连吸口空气都不行。不管干什么事，一张口就是“拿钱来”。擤个鼻涕，也逼着你非付一分尼①不可。

我们国家要钱的地方也相当不少，譬如说，你要是随地吐痰，少不了也得掏腰包。不过怎么说也比他们那里好些。譬如，我们这儿不用给小费。不给小费不要紧，最多是服务员不给你好脸看，或者拽拽你的椅子，嘴里骂骂咧咧地说什么：“讨厌的家伙，白坐在这儿干啥……”充其量，如此而已。

也有觉悟高些的服务员，他连椅子也不拽不摔，大不了叹口气，意思是：唉，真有这样的顾客！

可在国外，你要是不给小费，那可要倒大霉的。当然我不了解，因为没去过国外。可我那位朋友遇上过这类事。他到了意大利，想去看看马克西姆·高尔基，但还没有见到高尔基，就把他气回来了。

事情就出在小费上。

可能是我这位朋友钱不够花，也可能他思想古板，反正小费他从来不给。住旅馆也罢，到饭馆吃饭也罢，哪儿都不给小费。

他想，要是给开了头，回家就会一文不名的。

那里服务人员多得简直赛牛毛。不象咱们国内，门口只有一个看门的，他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从不给人添麻烦，有时连他的脸都看不见——埋头看报哩。可在那里，一道门能有三十个人替你开。你试试看，小费能给的过来么！

所以我那位朋友就任谁都不给。

他住的第一个旅馆，接待得不错，挺有礼貌。他出入大门，服务员都对他脱帽。

他住了四天，对他一直很客气，接着他去别的城市了。小费嘛，当然照例没给，他要坚持原则嘛。

他来到另一个城市，在旅馆里下了榻。可一看，这里完全是另一码事：没有人脱帽致礼，说话爱答不理的，没个好气儿；茶房装着没看见你，把脸背过去；叫了饭菜，半天也不端上来。

我朋友想：这旅馆太不讲礼貌，哼，我这就走。

说走就走，他又住进了另外一家旅店。一瞧，更糟糕，就差没扇耳光啦！箱子给你乱摔乱扔，饭菜甭提有多糟，按铃叫人，谁也不来，说话没好气。

我的朋友没住上两天，就挺败兴地到别的城市去了。

在这里，旅馆看门的差点儿没把他的脚给夹在门缝里——门关得也实在太快了点儿！他的房间一边挨着水房，一边挨着厨房。再加上茶房走过他房门时，把地板踩得咚咚直响，我那个朋友神经衰弱症又犯了。就这么着，他没见着马克西姆·高尔基，就回国了。

当他正要启程的时候，偶然遇见了一位老同学，便向他诉了一番苦。

那位同学说：“没什么奇怪的，大概你小费给得太少了吧！他们在你箱子上划了减号。他们对旅客都要做记号的：给小费的，他们给打‘＋’号；对蛮不讲理的，就划‘－’号。”

我的朋友跑回去一看，果然箱子左上角有四个“－”号。

我的朋友擦掉这些“－”号，就回国了。

--------------------

①马克的百分之一。 

④ 

骗 子 手

圣诞节又快到了，报上把它叫做《冬天的节日》，想得真妙。

只不过这节日的思想性不太强，不宜大肆宣传，尤其没必要写和圣诞节有关的各种故事。

既然圣诞节思想性欠佳，那么让我来讲个重工业时代的故事吧。

这也可以算是圣诞节的故事，因为就发生在节前几天，正是发十二月下半月工资的时候。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人们正在出纳处领工资。

值日班的看门人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玛克西莫娃也来了。

她走到出纳台前，翻开工资表，突然大喊起来。

出纳员说：“你再这么喊个不停，我可没法发工资了，那我要关门了。我听见这种叫喊声手就发抖，会数错钱的。”

马克西莫娃说：“我怎么能不喊叫呢。我还没领工资，可工资表上已经有人给我签上字了。”

出纳员说：“要这样，你就靠边儿去吧，我不能给你发第二次。”

不用说，玛克西莫娃吓得要死。问题是马上就要过节，得买东西啊，可这儿偏出了这档子倒霉事儿。

玛克西莫娃当然还是拼命地嚷嚷：“这可太怪了，我真没领过钱啊！”

出纳员拿过工资表一看：“没什么奇怪的，名字没签错，是玛克西莫娃。你一边去吧。”

玛克西莫娃一听又没命地叫了起来：“这是骗子手干的。实说了吧，我不识字。我只能在表格里找到自己的名字，可根本不会写字，当然我也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周围的人都证实说，玛克西莫娃确实不识字，应该发给她工资。

出纳员说：“这也太不象话了。要这样，练练签别人的名宇，每个月都可以来冒领工资了。不行，没有主任的同意，我不能发，我作不了主。”

幸好主任倒不是个官僚主义分子，他看了看工资表说：“发给她吧。”

这么着，给玛克西莫娃发了两张十卢布的票子，两张三卢布的，还有五戈比的铜币。

玛克西莫娃欢天喜地回家去了。

人们在出纳科说笑了好半晌：“事情真无奇不有听，不识字居然也派上了用场。”

可是那骗子手却始终没有抓到。

④ 

贫    困

弟兄们，现在最时髦的词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现在最最时髦的词，当然是“电气化”。

这的确是头等大事——要让整个苏维埃俄罗斯大放光明嘛。可这件事也有它的阴暗面，我倒不是说电费太贵，电费算不了什么，无非出点钱呗。我说的是别的。

是这么回事儿。

我嘛，同志，住在一幢公共套间大楼里。这儿照明原先都用煤油，有人点个灯捻儿什么的，有人点盏煤油灯，有人哈灯也没有，就点教堂里的那种小蜡烛。真够呛！

后来大家都安上了电灯，这是革命后不久的事。

我们这幢楼的楼长第一个安了电灯。本来安了也就完事了。他这人性格内向，心里有事憋着不说。可你瞧着他总觉得不对头，他心里总象有事，一个劲儿地擤鼻涕。

可他什么也不说。

一天，我们那位亲爱的女房东叶莉扎维塔·伊格纳基耶夫娜·普罗霍罗娃向我们宣布说，在我们半明不暗的房里要安电灯了。

她说：“现在都在安灯，楼长屋里都已经装了，我们不能当落后分子。再说，电灯还比煤油灯便宜呢。”

行啊，我们也都装起了电灯。

我们拉上了电线，可一拉开灯——哎呀，我的天啊，四下里又脏又乱。

原先，一大早就去上班，晚上才回来，喝两口茶就上床睡觉了。点上一盏小油灯，反正什么都看不清。现在点着了电灯，再一瞧：这儿扔着一只破鞋，那儿糊墙纸七零八落、破破烂烂的，还有臭虫在墙上紧爬慢爬地朝暗处躲；地上呢，这儿一块破布头，那儿一口痰，这儿一个烟屁股，那儿蹦着个跳蚤。 

我的老夭！真要命，看着叫人发愁。

再说屋里那张长沙发罢。原先我以为它还挺不错的，晚上常在那儿坐。现在灯一亮——啊呀！我的天哪，你瞧瞧，这是什么沙发呀！弹簧戳出来了，面子破破烂烂的，里子都翻出来了。这样的沙发怎么坐——看着就别扭。

唉，我想，日子过得太寒碜了。这屋子真没法呆下去，看哪儿都不顺眼，连干活儿都没心思。

我一看，女房东叶莉扎维塔·伊格纳基耶夫娜也满脸愁容，在厨房里叮叮当当收拾个没完。

我问：“房东太太，您忙什么哪？”

她摆摆手说：“朋友，我真没想到日子过得这么可怜。”

我瞅了一眼她那些家当，可真不怎么样。摆设寒酸透了，到处乱糟糟的，东一堆破烂，西一堆垃圾……这些东西现在让电灯一照，明晃晃的可显眼了。

打那以后，我每天一回到家，心里就不痛快。

每次回家，打开电灯，两眼瞅着灯泡欣赏一阵子，倒头就睡。

后来，我改变了主意。等领到工资，我买了白灰面，动手整修房子。我把破破烂烂的糊墙纸撕掉，歼灭了臭虫，掸掉蜘蛛网，修理好长沙发，还油上了漆。这么一拾掇，打心眼儿里痛快。

总之，我的劳动成效显著，屋子里已是面目一新。

可我们那位女房东叶莉扎维塔·伊格纳基耶夫娜却另有主张：她掐断了屋里的电线。她说：“我呀，朋友，宁愿摸黑过日子，也不愿把屋子照得通亮，让臭虫来笑话我寒酸。”

我千方百计想说服她，并举出种种理由，可她压根不听，她还是那一套：“我情愿住在黑洞洞的屋子里，我没钱修房子。”

我对她说：“我来给您修嘛，不用您花什么钱！”

她不干，她说：“房里亮了灯，照得明晃晃的，我得从早到晚收拾、打扫。没灯也能过，以前不也凑合过来了吗。”

那位楼长也来劝她，差点儿没跟她吵起来，骂她是不可救药的小市民。她硬是不干，寸步不让。

随她去罢，管她呢。至于我，有了电灯过得美着呢。

可不是吗，我想，四周围都照得通亮，我们那些垃圾和脏东西都无处藏身了。

（1925）⑤ 

亲    戚

季莫费伊·瓦西里耶维奇到处找自己的侄子谢廖卡·弗拉索夫，已经有两天了。到了第三天，他眼看就要坐火车离开这儿，却找着了。这是在电车上碰巧遇上的。

季莫费伊·瓦西里耶维奇上了电车，掏出十戈比，想递给售票员，抬头一瞧——呆住了。真是怪事，这个售票员好面熟。季莫费伊·瓦西里耶维奇又瞧了一眼。没错：正是他——谢廖卡·弗拉索夫，原来在电车上当了售票员。

“哎呀，”季莫费伊·瓦西里耶维奇喊叫起来，“谢廖卡！这是你呀，我的好小子？”

售票员一下子窘得不知如何是好，毫无必要地整理了半天票夹子，然后说：“叔叔，您等等……等我把票卖完。”

“好好！行啊。”叔叔喜出望外地说，“我等着。”

季莫费伊·瓦西里耶维奇露出一脸笑容，对乘客们解释说：“他是我的亲戚，谢廖卡·弗拉索夫，是我哥哥彼得的儿子……我七年没见着……这小崽子……”

季莫费伊·瓦西里耶维奇兴冲冲地望望侄子，高声对他说道：“谢廖卡，我的好小子，我找你两天了。全城都走遍了，你原来在这儿，当上售票员了。我按地址找过，去了拉兹诺钦街。人家说没这么个人，不住这儿了。我说，你们告诉我，他上哪去了，我是他的亲戚。他们说不知道……原来你在这儿呢，是售票员吧？”

“是售票员。”侄子低声回答。

乘客们好奇地打量着这位亲戚。叔叔高兴得合不上嘴，满心欢喜地看着侄儿。可侄子却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觉得自己正在班上，不知该怎么对待叔叔，对他说些啥。

“这么说，”叔叔又开口了，“你是当了售票员了。是电车上的？”

“是售票员……”

“你看多巧呀！谢廖卡，我的好小子，我上了电车一看，这是怎么回事？这售票员好眼熟，原来是你。你说巧不巧，我真高兴呀……多好啊……”

售票员踌躇了一会儿，突然说；“叔叔，您得付钱。要打票……您坐几站？”

叔叔得意地笑了，拍了拍售票员的皮包。

“我原来是要买票的，真的！要是我坐另一路电车，坐别人的车，没说的，我一定掏钱，那有啥舍不得的。这回可算巧啦。谢廖卡，我的好小子，我这是上火车站去。”

“两站。”售票员把脸扭到一边，无可奈何地说道。

“什么，你这是怎么了？”季莫费伊·瓦西里耶维奇觉得好奇怪，“你是什么意思，是当真吗？”

“叔叔，您得付车钱。”售票员低声说，“两站路……不能白坐，不能不打票……”

季莫费伊·瓦西里耶维奇气得咬紧了嘴唇，狠狠地瞪了侄子一眼。

“你怎么，朝你叔叔要钱？想讹你叔叔的钱？”

售票员愁眉苦脸地望了望窗外。

“你倒讹起人来了。”叔叔气鼓鼓地说，“你这狗崽子，我七年没见你，你这是干什么？问你亲叔叔要起车钱来了？你少冲着我耍威凤。别看你是近亲，我可不怕你的拳头。你甭指手画脚的，甭在乘客面前逞强。”

季莫费伊·瓦西里耶维奇拿出十戈比，在手里摆弄了几下，又揣回口袋里。

“你们看，这象话吗？”季莫费伊·瓦西里耶维奇对乘客说，“朝亲叔叔要钱，还说什么两站路……你们听听！”

“是得付钱嘛。”侄子差点哭了出来，“您别生气，叔叔同志，因为这不是我自己的电车。这车是国家的，是人民的。”

“是不是人民的车，”叔叔说，“这碍不着我的事。你这浑小子，都不懂得对亲叔叔要有礼貌。你应该说：叔叔，您的钱是劳动挣来的，甭给了，这车您尽管坐好了，电车不会因为这个就挤破了。前几天我坐火车……那售票员还不是我亲戚，可人家说：您坐吧，什么钱不钱的。季莫费伊·瓦西里耶维奇……您上车吧……我就这么坐来了……人家还不是我亲戚呢……不过是个认识的同乡罢了！你倒好，向亲叔叔伸手要钱……不会给你钱的。”

售票员用袖子擦擦额头，突然按响了铃。

“请下车吧，叔叔，”侄子一本正经地说。

季莫费伊·瓦西里耶维奇一看事情严重了，两只手一拍，重新掏出那十戈比，可接着又揣进口袋。 

“不行，”他说，“不能给，我不能把钱给你这浑小子。倒不如我下车好了。”

季莫费伊·瓦西里耶维奇雄赳赳、气冲冲地站起来，走到车门口又转过头来。

“撵你叔叔下车……赶你亲叔叔，”季莫费伊·瓦西里耶维奇忿忿地说，“你这个窝囊废……你这个浑小子……冲这个我就能毙了你。斯莫尔尼宫我有的是熟人……”

季莫费伊·瓦西里耶维奇狠狠瞪了侄子一眼，恨不得要吃了他，就下了电轧车。

（1923）① 

请 保 重

据说，冬季运动对身体可好啦。这话千真万确，我有切身体会。

今年冬天我身体欠佳，食欲不振，啥也不想吃，还闹失眠，一下子就瘦下去了，连跳蚤对我都不感兴趣了。这都是真的。

医生给我检查了一番，说：“您得了神经衰弱症。每天溜溜冰，身体马上就会好的，跳蚤还会来找您的。”

事不宜迟，我赶忙跑到体育用品商店，买了一双高腰冰鞋。

这玩意儿竟花了我十九个卢布！

说实在的，价钱倒不算贵，那付冰刀真是好货，差不多是全钢的。就是上面的高腰靴子也呱呱叫，是莫斯科产品，专门滑冰用的。

可滑冰的第二天，鞋后跟就掉了，这也不假。当然罗，哪能有牢得要命的金铸鞋跟呢！

虽说鞋跟掉了，可靴子还在嘛，钱当然没白花。

至于说我穿这双冰鞋摔断了腿，那么，穿有后跟的冰鞋也完全可能摔断腿。什么事没呢！比如，我让人撞倒啦，再不我自已把脑袋撞到椅子上去啦……这都是可能的。

我不是想说这些，我想说的是这项健身运动。我溜冰才两天，可效果奇佳！我体重猛增，上膘了，神经衰弱彻底好了。

有人说，这些跟冰鞋毫不相干。是因为我养腿伤的时候，在医院里躺着的结果！这说得没道理。怎么能说跟冰鞋无关呢？我要不去溜冰，能进得了医院吗？

不管怎么说，反正冬季运动实在叫人喜欢。

等我腿伤养好了，我还要学滑雪呢。没准儿我还能捞个骨折哪。

④ 

天才的力量

演员库兹金娜取得一鸣惊人的成功，观众们使劲跺脚，嗷嗷地吼，简直发了狂。演员的崇拜者们把鲜花朝台上扔去，喊叫着：“库兹金娜!库——兹金娜!”

一个机灵非凡的崇拜者想穿过乐队挤上台去，给观众拦住了。于是他向门上写着“闲人莫入”的房间冲去，一下就不见了。

库兹金娜这时正坐在演员化妆室里，心想：“啊!我期望的正是这样的成功啊!激动人心，以自己的天才使人们变得高尚起来……”

这时，有人敲门。

“喂，”她说，“请进。”

一个人飞身走了进来，这就是那位机灵的崇拜者。他的动作是那么麻利，女演员甚至连他的脸都没有看清。

这个人扑通一声跪在她面前，嘟哝着说：“我爱……我倾倒……”他拣起扔在地上的一只皮靴就一个劲儿地吻起来。

“对不起，”女演员说，“那不是我的皮靴，那是滑稽老太婆的……这才是我的。”

崇拜者又疯狂地抓起女演员的皮靴。

“还有一只……”崇拜者跪在地上一边爬一边嘶哑地说，“还有一只呢?”

“天哪!”女演员暗自想，“他是多么爱我啊!”她于是把另一只皮靴也递给他，怯生生地说：“在这儿……那儿是我的束腰带……”

崇拜者抓起皮靴和束腰带，非常庄重地把它们贴在自己胸前。

库兹金娜仰面坐在扶手椅上，她想：“天哪!天才的力量是多么惊人呀!它使人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成功了!是多么成功啊!崇拜者们闯到后台来，吻我的靴子……多么幸福，多么光荣!”她越想越激动，连眼睛都闭上了。

“库兹金娜!”导演喊了起来，“上场!”

女演员猛地醒了过来。崇拜者和皮靴都不翼而飞了，后来才查清楚：除了皮靴和束腰带以外，化妆室还丢失了一盒化妆品、假发。最可怕的是，滑稽老太婆的一只皮靴也不见了。那个崇拜者没有找到另外一只。

另外一只在扶手椅底下。

危    机

前几天街上马车运过砖。老兄，这可是千真万确。

我心里呀，你可知道，觉得甜滋滋的。这是在盖房子啦，老兄。要不，运砖干什么呢。什么地方准定在盖楼房，总算开了头啦。别说了，别说了，多说好话会招来不吉利的！

也许二十年以后，也许用不了那么多时间，每个公民能有一间房。要是人口不猛增，又准许做人工流产，那一个人也可能有两间，说不定一个人还能有三间房，外带洗澡间。

到那个时候，咱们日子可就阔气罗，老兄。比方说，一间是睡觉的，一间是会客的，还有一间再派点什么别的用场……总会有用的，日子过得那么自在，用场有的是。

眼下么，住房还有点紧张。住房一出现危机，人就显得有点小气了。 我呢，老兄，原来住在莫斯科，刚回来不久。亲身体验到住房的危机。

我初到莫斯科，带着行李到处转，简直毫无办法。慢说找个落脚的地方，就连东西都没处放一放。

我拿着东西在街上转了两个礼拜，弄得脸上胡子拉碴的，东西也这丢点，那丢点，全丢光了。我就空着手走街串巷，要找个住处。

最后，在一栋楼里看见有个人从楼上下来。

他说：“出三十个卢布，我把您安置在洗澡间里。这套住宅很阔气……有三个厕所……有洗澡间，您就住洗澡间好了。虽说没有窗子，可有一扇门，用水再方便不过了。您要愿意，把澡池放满水，整天泡着都成。”

我说：“亲爱的同志，我可不是鱼呀。我用不着老泡着，我想住干爽的地方。冲着潮湿，您该减两个钱吧。”

他说：“不行啊，同志。我倒是愿意减，可不成啊，不全是我说了算。房子是几家合住的，洗澡间我们这儿有定价，不兴讨价还价。”

我说：“唉，真没办法。好吧，就让您讹我三十卢布好了，让我早点住进去。我三个礼拜尽在马路上转，快累垮了。”

总算行了，放我进去了。我也就住下了。

洗澡间确实够阔气的。不管你往哪儿迈脚，不是大理石砌的澡池，就是热水管道、水龙头。不过没坐的地方，除非你坐到池子边上，那又要往下滑，一滑正好滑到大理石池子里。

我就搭了一个木板铺，在那里住下了。

过了一个月，我成家了。

你知道，我的这位夫人又年轻水灵，又是好脾气。可没有房子，我心里嘀咕，冲这浴室她就得跟我吹，我是尝不到小家庭的幸福和安乐了。没想到她不在乎，没跟我吹，只不过稍微皱皱眉头，回答说：“这倒没啥，住洗澡间的也有好人嘛。实在不行，还能隔个小间。比方这儿当客厅，这儿做餐厅……”

我说：“太太，房子倒能隔小间，就是那些住户太缺德，不让隔。他们早就叫着：不许隔什么小间。”

那就算了吧，就这么住了下去。

过了不到一年，我们生下一个小娃娃。

我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沃洛季卡，还这么住着。这里是近水楼台，我们便在这浴室里给他洗澡，日子也就这么过着。

结果倒还算不赖。娃娃能天天洗澡，压根儿就不感冒。

只有一桩事儿不方便，每到晚上楼里的各家房客都挤到浴室来洗澡。

这时候，我们全家得蹲到走廊上去。

我央求房客说：“诸位，你们礼拜六洗嘛，总不能天天来洗澡呀。我们日子怎么过呢？你们得替我想想嘛。”

这些混账家伙一共有三十二个人，个个嘴里都骂骂咧咧的，动不动抡起拳头来吓唬人。

怎么办呢？没法儿！将就着过吧。

过了些时候，我夫人的妈妈从外地到了这洗澡间。我们把她安顿在热水管子后面住下。

她说：“我早就急着抱外孙子了，你们得让我享享这个福。”

我说：“您抱外孙子吧，我不反对。老太太，您抱也罢，摇也罢，随您的便。您可以把澡池放满水，和外孙子一起泡着玩。”

我又对妻子说：“夫人，说不定你还有亲戚要来吧，那你干脆都说出来，别折磨人了。”

她说：“也许只有我弟弟圣诞节放假的时候会来……”

我没等内弟来，就离开了莫斯科。现在我按时把钱给家里寄回去。

（1925）⑧ 

为革命作出的牺牲

叶菲姆脱下靴子，伸出脚来让我看。乍一看，没什么特别的。可要仔细一端详，在脚掌上可以看出几道疤。

叶菲姆伤心地说：“快长好了。这也没办法，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嘛。”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他。

“你说这个么？”叶菲姆说：“尊敬的同志，这是我在十月革命的时候受的伤。革命到现在已经六年多了，现在哪个人不想沾点革命的光：这个说我参加过革命，那个也说我为革命流过血，作出了牺牲。你瞧，我可有真凭实据。这是没法瞎说的……尊敬的同志，虽说我过去不是工人，论成分，是喀琅施塔得城里的市民，可是我运气好，那时候倒真为革命作出了牺牲呢。尊敬的同志，我让革命的汽车给压伤了。”

说到这儿，叶菲姆神气活现地瞟了我一眼。他一边缠裹脚布，一边说：“是啊，我是让一辆卡车给压伤的，这跟一个过路人或者一个什么无名小卒撞了车可不是一码事，也不是因为什么粗心大意或者眼神儿不好。我是在革命最热火朝天的时候，赶上了这档子事的。您认识过去那个奥列欣伯爵吗？”

“不认识。”

“是这么回事。过去我在这个伯爵家里当差，给他家擦地板。怎么说呢，反正一礼拜得去擦两次，当然一次还要上蜡。那些伯爵老爷可喜欢地板打蜡啦。要我说呀，全是胡闹、瞎花钱。当然，打蜡地板挺光溜的。伯爵老爷们阔得很，要什么就有什么。

“有一回可出了事了：比方说，礼拜一我给他们擦了地板，到礼拜六就革命了。擦地板是礼拜一，革命是礼拜六。在礼拜二那天，也就是革命前四天，他们家的门房跑来叫我：‘快去吧，叫你哪！伯爵老爷家遭偷了，丢了东西，怀疑是你干的。快去吧！要不你的脑袋就得搬家！’

“我披上外套，嘴里胡乱塞了点吃的，就往老爷家跑。

“到了老爷家，撞开门就进了屋。

“一瞧，太太正大发脾气，站在地毯上直跺脚。

“她看见我，哭着问：‘哎，叶菲姆，是你偷了我那块女表，九十六开金，四周镶着钻石的。’

“‘太太，您说什么呀！我一个男的，拿您的女表有啥用？这不是笑话吗。对不起，请您原谅我说话没礼貌。’

“她大声哭着说：‘不，就是你偷的，准是你。’

“突然伯爵亲自出马了，他对在场的人说：‘我有的是钱，丢块表我根本不在乎，可事情不能这么就算完了。我不愿抽你的嘴巴弄脏自己的手，我要叫法院给我追回损失。你给我滚吧。’

“我朝窗外看了一眼，就出去了。

“回到家，我一头倒下，心里甭提有多难受啦。因为我真的没拿他们家的表呀！

“躺了一天，又一天，茶不思饭不想，老在琢磨那块镶着钻石的表能丢到哪儿去呢。

“到了第五天，突然脑子里蹦出了件事儿：老天爷啊，那块表是我顺手扔到小粉盒里去了。我从地毯上拣起来，还当是个项链，就把它放到粉盒里了。

“我披上外套，没顾上吃东酉，就跑上了街。伯爵老爷住在军官大街。

“我在街上跑着，不知怎么心里有点犯疑惑：路上的人怎么都古里古怪地侧着身子走，象怕挨上枪子儿炮弹似的，这是怎么啦？

“我问过路的人，回答说：‘昨儿个发生十月革命啦！’

“我加快步子，使劲地直奔军官大街。

“到了老爷家门口，看见有一大群人，旁边还停着一辆汽车。我心里一动：可别让汽车压着啊。可汽车没动……好啦，没事儿。我凑上前去打听：‘这儿出什么事了？’

“‘我们正逮捕贵族分子，要把他们押上汽车。我们要消灭这个阶级。’

“突然我看见那边押着人过来了，正是我家的老爷，我挤开大伙儿，喊道：‘您那块表在粉盒里呢！那块该死的表在那个小粉盒里！’

“伯爵老爷真不是个东西，他理都不理我，就上了汽车。

“我朝汽车奔过去，该死的汽车不早不晚偏在这个时候呜呜地响了。车轮子正好撞着我，把我甩到了一边。

“我想：‘得，算为革命牺牲了。’”

说到这儿，叶菲姆又脱下靴子，懊恼地打量着脚掌上的伤疤。接着又穿好靴子说：“尊敬的同志，你看见了吧。我为革命吃过苦头，可以说是作出了牺牲。我倒不是说，这就了不起，可我也不能任人家欺侮。房管会主任丈量我的房间面积时，把我屋子里五屉柜下面的那块地方也算进去了。他还欺侮人，说什么你这五屉柜下面该算半米左右吧。这半米不是让柜子占着吗，凭什么算进去？这柜子还是老爷家的呢。”

（1923）⑧ 

演    员

这故事是件真事，发生在阿斯特拉罕，是一个业余演员讲给我听的。

下面就是他讲的。

诸位，你们问我当没当过演员，我当过。在剧院里演出过，接触过这种艺术。其实全是扯淡，一点没意思。

当然喽，如果往深里琢磨一番，这种艺术也有不少好处。

比方说，你一出场吧，观众就盯着你。观众里免不了有熟人，有你老婆的亲戚，有楼里的邻居。你往下一看，有人冲你直挤眼，那意思是说：瓦夏，别害怕，气壮一点。你呢，给他们也递个眼色，说甭操心，老兄，我明白，我心里有数。不过，再细想想呢，这行业又没什么意思，光是叫人发火。

有一次，我们演出话剧《谁之罪》。

这出戏很感动人。其中有一幕是一伙强盗在舞台上抢劫一个商人，演起来挺真实的。商人大声呼救，拼命挣扎，可还是给抢了。戏挺怕人的。

我们演的就是这出戏。

在戏快开场的节骨眼上，扮演商人的业余演员喝醉了。酒性一发作，这位老兄就神智不清，看来他演不了啦，他一到前台，故意去踹电灯泡子。

导演伊万·帕雷奇对我说：“第二幕不能让他上了，这狗东西会把灯泡全踩碎的。是不是你替他演一下？观众稀里糊涂的，不会认出来。”

我说：“老兄哟，我可上不了台，您别找我。我刚才吃了两个西瓜。”

他却说：“好兄弟，帮帮忙吧。演一幕也成，说不定过一会儿他能清醒过来。你不能耽误宣传教育工作嘛。”

他到底把我说服了，我上了台。

我穿着自己的上衣和裤子，正好和剧情相符，这样我就登台了。只有胡子是粘上去的。就这么着，我上场了。

观众虽说是稀里糊涂吧，也一下子就认出了我。

他们说：“啊，瓦夏出来了！别害怕，气壮点……”

我说：“我不会害怕的，关键时刻嘛！演员醉了，上不了场，在那儿吐呢。”

戏开演了。

我在这一幕里扮商人。我高声吼叫，两条腿朝强盗乱踹。这时觉得有个演员好象真把手伸进了我口袋。 

我把上衣裹紧了，躲着演员们。

我挣扎着，照强盗的脸打去。这可是真打。

我说：“别靠近我，你们这些混蛋，我和你们说真的。”

他们还是按照剧情不停地朝我扑过来，最后真从我身上抄走了钱夹（里面有十八张十卢布的钞票），还要扒我的手表。

这回我喊的都不象人声了：“救命呀，公民们，他们真抢了！”

这么一来，戏的效果可好极了。稀里胡涂的观众赞叹不已，大鼓其掌。他们喊道：“使劲呀，瓦夏！使劲呀，揍他们！亲爱的，朝他们脑门上打。”

我却叫道：“不行呀，弟兄们。”

说着我就冲他们狗脸抡拳头。

我定睛一看，有个演员打出了血，余下的混蛋发疯似地扑过来。

“弟兄们，”我叫道，“这是干什么，凭什么我得受这个罪？”

这时导演从后台探出头来。

“瓦夏，好样的。”他说，“演得太棒了，继续往下演。”

我看光喊是白搭了。因为不管你喊什么，反正都符合剧情的要求。

我扑通一声跪下了，我说：“弟兄们呀，伊万·帕雷奇导演呀，我可受不了啦，快拉上幕吧。我攒了点钱，全给偷走了！”

这下子，好些舞台工作人员听出台词不对，便从后台走出来，谢天谢地，提台词的也从小木棚子里爬出来说：“公民们，他们当真抄走了商人的钱夹。”

幕算是放下了，又给我递过一杯水，让我喝了个够。

“弟兄们，伊万·帕雷奇导演，”我说，“这算什么呀！有人借着演戏把我的钱包掏走了。”

于是对演员们来了次搜身，可是钱没有找回来。有人把空钱夹子扔到了后台。

钱就这样报销了，好象一把火给烧了。

您不是说这叫艺术吗？我们懂！我们演过！

（1925）① 

也有这样的事

万尼亚·列坚佐夫找到工作了，这可是千真万确。

他眼下在一个联合企业工作。

这事说来也怪。万尼亚既没有靠山，也没有特别的关系，又不是党团员，什么门路都没有，可他倒找到了工作，你说怪不怪！

人们都说，现在到处搞裙带风，走后门，一个没亲没故的要找个牢靠的工作谈何容易！不对，此话差矣！

万尼亚·列坚佐夫在联合企业里就什么熟人都没有。不要说有权有势的熟人，他压根儿什么人都不认识。他只认识一个搬运工人，还是临时工，又是非党群众。临时雇用的搬运工人能有多大神通？！

一天，万尼亚·列坚佐夫来找这位搬运工，他把两瓶酒往桌上一放，说：“我说朋友，你知道，我没有后门可走，我又不是支部委员，你多多帮忙吧！”

搬运工说：“亲爱的朋友，我能帮什么忙呢。没有后门就甭想轻轻松松捞上个工作，这个你也明白。”

可是事情倒搞得挺顺利。

去年这个搬运工给联合企业的会计师搬过家具，他跑去对会计师说：“尊敬的会计师同志，过去我帮您搬过家具，只碰断了洗脸架的一条腿，别的都没嗑着碰着。求您把万尼亚·列坚佐夫随便安插一下吧。这个臭小子没有后门可走，什么关系也没有，又不是党团员。没有后门，这小子可真走投无路啦。”

会计师说：“亲爱的朋友，没有关系怎么成呢？我可没法儿帮忙。”

事情也真凑巧，万尼亚这小子可真走运。

会计师第二天去找副经理签字，就对他说：“经理同志，您知道吗，现在没有后门，简直就没活路啦。”

“怎么呢？”副经理问。

“是这么回事，”会计师回答说，“有个小伙子因为没有后门弄得走投无路，哪儿都找不到活儿。我们也不能给他安排工作。”

“那当然，”副经理说，“没有关系哪能安插这种家伙。没有后门他就得吃苦头啦。”

正说着经理来了，问道：“你们谈什么呢？”

副经理说：“你看，经理同志，有个小伙子，叫列坚佐夫。这家伙什么门路也没有，东奔西走地找工作，可哪儿也找不着呀。”

经理说：“让他上我们公司来吧，先看看再说。同志们，我们用人不能光凭关系啊。没有后门的人也得照顾。”

就这么把万尼亚给照顾了。

人们都说，我们裙带关系和走后门成风。可你瞧，也有刚才我说的那种事……

④ 

一笔糊涂帐

公民们，现在谁也弄不清，哪个人识字，哪个不识字。

譬如，有的公民自己的名字签得蛮漂亮，字尾还描个花儿，可别的全不会写。有的会写字，可写出来的是啥，他自己都不懂。写的那玩意儿，好象是母鸡爪子刨的，又象是可恶的苍蝇拉的尿。不只写字的人自己看不懂，就是拿出去给有学问的教授看，连他也认不得——真是白当了教授！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说这样的公民算他识字呢，还是不识字？有人说，当然是识字的！可又有人说，不，这是不识字的！你分得清楚吗！

就拿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果戈维舍奇金来说吧，他自己都不清楚他识字还是不识字。可以说，他在普及文化运动时闹了一笔糊涂帐。

因为这个，有一次村苏维埃主席差点儿没把他揍死。主要是那时离开彻底消灭文盲的期限只剩下两天了。比方说，上面原定“五一”前要在全省彻底消灭文盲，可到了五一前两天，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急匆匆跑到村苏维埃报告说，他还不识字哩。

村苏维埃主席一听，差点没把他当场砸扁了。

“你说什么？你这狗娘养的！你怎么还是个文盲呢，还那么自在！只剩下两天了，知道吗？”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解释说，他脑袋不好使，要闹学问，他可缺根弦儿。

主席说：“现在我拿你这鬼东西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现在一个文盲都没有了，就剩下你一个了，你这是有意搞破坏。快去找三人小组，求求他们，也许他们能在两天里把你教会，至少把元音字母给你讲讲。”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说：“元音字母我认得，干吗每次总得教这个？头都疼了。”

主席一听这话，差点没把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宰了。“你说什么，你认得呀？也许你还能写自己的名字吧？”

“那可不，名字能写。”

“这么说，你这狗东西，是识字的了？”

“你这么一说，我好象是识字的。可我算个什么识字人呢？真可乐。”

他这几句话又气得主席差点儿没把他揍死。

“你这该死的东西，尽瞎说八道！我这儿有扫盲的要求，知道怎么判定你们的文化水平。五一快到了，你这是想吓唬人怎么的！亏你还是个识字的人！”

说着又差点儿没把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打死。

现在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可翘尾巴了。他对别人说，他是个识字的人，而且还有大学程度。他甚至可以去高等学校教书，只是他自己不太乐意去就是了，因为老婆不让去，加上孩子哭着不放，他们说怕爸爸在大学里让人给打死。

这位有大学程度的人现在还活在世上。天下真是无奇不有啊！一星期前还叨叨说自己不识字，一眨眼工夫捞了个大学水平。真是：原来身无分文，如今腰缠万贯。

④ 

一 根 火 柴

有个人到我们这儿做了一个报告。他不是木材加工合作社的，就是火柴公司的。这我们说不清楚，他脸上没写着。

他讲得很长，很好，说得又亲切又动听。什么生产效率有了提高呀，生产朝前迈了一大步呀，商品的质量大大改进了呀。他说自己都很想买，可是得有钱呀。

讲得挺鼓舞人。有二十来次，听众热烈的掌声打断了他的话。因为听到劳动生产率有了提高，谁都高兴嘛！这一点，想必诸位是能理解的。

然后报告人开始引证数字，为的是证实方才讲的内容。

他才说了两个数字，不知怎么嗓子哑了。

他端起杯子喝了口水，然后说：“诸位，我有点累了，我现在点支烟，再接着讲数字。”

于是他点烟了，擦了根火柴，可是缺德的火柴头，咝地一声，崩到报告人眼里去了。

报告人用手捂住眼睛，嗷嗷叫着倒在地板上。他手里攥着火柴，一个劲儿地往地板上戳，许是疼得厉害吧。

后来给他洗了眼睛，用手帕包了起来。

人们又扶他回到讲台上。

他站到讲台上说：“干吗要引证什么数字呢，自己还冒危险。事情本来已经一清二楚，报告会就到这儿吧。”

人们当然给报告人鼓了会儿掌，便各自回家了。他们边走边议论说，何苦拿数宇来糊弄人呢，事情明摆着嘛。

③

一 只 杯 子

不久前，这里有一个油漆匠伊万·安东诺维奇·勃洛欣得病死了。过了四十天，他那中年的遗孀玛莉娅·瓦西里耶夫娜·勃洛欣娜在家里请了顿便饭。

她也请了我去。

她说：“您来吧，家里有什么就随便吃点，纪念纪念亲爱的亡人。鸡呀，鸭呀，我们没有；馅饼也甭指望。不过茶您尽管喝，可以喝个够，还可以带回家去。”

我说：“虽说我对茶不大感兴趣，可去还是要去的。伊万·安东诺维奇·勃洛欣待我挺好，有一回还给我刷了顶棚，也没要钱。”

她说：“这么说，您更得来了。”

星期四我就去了。

人到的真够多的，三亲六故全来了。小叔子彼得·安东诺维奇·勃洛欣也在，这个人留着两撇向上翘的小胡子，心术可坏哪。他坐在一个大西瓜前面，别的事不干，就知道拿把铅笔刀切西瓜吃。

我喝了一杯茶，不想再喝了，打心眼里别扭。茶真不怎么样，实说吧，有股子泔水味儿。我就拿起茶杯，放到一边——去它的吧。

旁边正摆着一个糖罐，我放的时候不太小心，把杯子碰到糖罐上了，撞着了糖罐的把手儿。那个茶杯也真该死，碰了一下，就裂了一道纹儿。我心想别人不会发现的。结果还是给人发现了，这些家伙真鬼！

女主人说：“怎么啦，老弟，是把杯子碰裂了吧？”

我说：“不碍事，玛莉娅·瓦西里耶夫娜·勃洛欣娜，没碎。”

她那个小叔子肚子填饱了西瓜，开腔了：“怎么不碍事，好个不碍事！未亡人请他们来做客，可他们倒砸起未亡人的家什来了。”

这时玛莉娅·瓦西里耶夫娜翻过杯子看着，越看越心疼。

她说：“这么砸杯子，简直是要我倾家荡产。这个砸个杯子，那个拧走茶炊的龙头，再有人把餐巾揣走。那可怎么得了啊！”

小叔子这个坏蛋说： “有什么好说的。这号客人，该拿西瓜皮砍他的狗脸。”

对这些，我啥也没说，可是气得脸色煞白。 “我说小叔子同志，你‘狗脸’这个词儿，我听着可不受用。小叔子同志，我这脸就是我妈拿西瓜皮来打，我也绝不答应。老实说吧，你们这儿的茶，味道象洗墩布的水。这还算请客！对付你们这种人，砸它三个玻璃杯、一个茶缸子，那也不算多。”

这下子当然满座哗然，人声鼎沸。

闹腾得最凶的是小叔子，大半是吃下的西瓜来劲儿了。

未亡人也气得浑身发抖。

她说：“我可没有这个习惯——把墩布水放到茶里去。大概你自己在家里是这么干的，现在往别人头上栽。死了的油漆匠伊万·安东诺维奇要是听到这些话，准会在棺材里睡不安稳的……狗东西，我可不能就这么放过你。”

对这些，我什么也没回答。我只是说：“你们都见鬼去吧！”

说完拔腿就走。

打那过了两个星期，我接到了法院的传票，是勃洛欣娜告的状。

我出了庭，心里觉得挺奇怪。

人民法官看着材料对我说：“现在所有的法院都为这类案子忙得团团转，你们又来了。真要命！你赔这位女公民二十个戈比，就了结了吧！”

我说：“我可以付钱，不过她得把那个裂了缝的杯子给我，这才合理。”

未亡人说：“你拿去好了，叫杯子噎死你。”

第二天他们家的看门人谢苗送来了杯子，杯子上故意又磕了三道裂纹。

对这个我啥也没讲，只是说：“告诉你们家那些混蛋，这回我跟他们没个完，还要拉他们去法院评理。”

可不是嘛，要是谁触犯了我，我是会把事闹到法庭上的，跟他们没个完。

（1923）① 

澡    堂

公民们，听说美国的澡堂特别好。

比如有人来洗澡，把衣服脱下，往个特制的箱子里一撂，就可以进去洗澡了，不用担心东西被人偷了或是弄丢了，更不用拿什么号牌。

也有个别美国人不太放心，进澡堂时对服务员说一声：“古德拜伊！请照看照看。”

顶多就这些事。

等他洗完澡出来，服务员递上干净衬衫，还烫得平平整整的。包脚布都洗得雪白。裤衩也给你补好了，真美！

咱们这里的澡堂也不赖，可比起来就差点儿，洗个澡嘛，还可以。

可就是得拿号牌，这真要命。上星期六我上澡堂去了（我不能去美国洗呀），服务员给了我两个号牌，一个是存内衣的，一个是存大衣和帽子的。

可我脱得赤条条的，这号牌往哪儿放呢？实在没处可放！没有口袋啊，四下里一看，不是光身子，就是光腿。拿着这两个号牌真让人犯愁，总不能把号牌系在胡子上吧。

没法儿，只好把号牌系在腿上，一条腿系一个，免得两个一起丢了。这么着我进了浴室。

两个号牌在我腿上啪嗒啪嗒直响。这么走路真不是滋味，可不走又不成，得找澡盆呀。没有澡盆怎么洗？真活受罪。

我到处找澡盆。一瞅，有位公民一个人占了三个盆。他站在一个盆里，脑袋伸在另一个盆里洗头，左手还抓着一个——怕别人拽走。

我拉了拉他手里的那个空盆，想拿过来用，可他不撒手。

“你干什么？想偷别人的盆怎么着？瞧我拿盆给你脸上来一家伙，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说：“现在可不是沙皇那时候了，还想用盆砸人，你这自私的家伙！别人也要洗嘛。这可不是在戏院里看戏！”

他扭过屁股洗他的去了。

“这么死催活催也没啥意思，”我想，“现在他不故意洗上三天才怪哩。”

我只好走开了。

过了一个钟头，我看见有位老兄糊里糊涂地把澡盆撂在了一边。许是他弯腰去拿肥皂，也许想事出了神。我赶紧把那个盆抄走了。

现在盆有了，可没处坐。要是站着洗澡，那有啥意思！纯粹受罪。

算了，就站着洗吧，我一只手托着盆，就这么洗起来了。

我的天哪，澡堂里到处都是洗衣服的，闹腾得正来劲儿：有洗裤子的，有搓裤裤衩，还有人洗干净了正拧水哪。澡堂里一片洗衣服的声音，闹得你都没心思洗澡了，糊里糊涂也不知道肥皂擦到哪儿去了，真活受罪。

“活见鬼，”我想，“我回家再洗吧。”

我到了更衣室，凭号取出了衣服。一看，别的都是我的，可裤子不是我的。我说：“喂，老兄，我裤子上有个窟窿，这裤子上没有呀。”

澡堂里的人说：“你裤子上有窟窿我们管不着，这又不是在戏院里。”

算了，算了。我穿上裤子，去取大衣。他们不给，问我要号牌。可是我忘了把号牌从脸上褪下来，又得脱衣服。我脱下裤子找号牌——丢了。系号牌的小绳子还在腿上，可那纸牌没了，洗没了。

我只好把绳头交给澡堂服务员，他不收。

“凭这绳头不能给大衣。要是大伙儿都剪个绳头来要大衣，我们哪来那么多大衣给人！你等等吧，等顾客都走完了，要是有剩的再给你。”

我说：“老弟，要是剩下件破烂怎么办？这可不是在戏院里呀！我大衣上一个口袋已经撕破了，另一个口袋没有了。钮扣最上头的还有一颗，下面的全没了。你按我说的样子给我找一件吧。”

大衣总算还给我了，绳头也没要。

我穿好大衣到了街上，这时我突然想起忘了拿肥皂。

我再折回来，澡堂的人不许我穿着大衣进去。

我说：“公民，我这是第三回了，可不能再脱衣服了，这不是在戏院里嘛。要不，你们赔我肥皂钱。”

他们不肯。

不给拉倒，我没要肥皂就走了。

当然，读者可能想打听一下，这是哪个澡堂？在什么地方，地址是什么？

你问是哪个澡堂吗？是那种普普通通的澡堂，洗一次收十个戈比。

（1924）① 

真 命 苦

臭塘村有个农民，叫叶戈尔·伊万内奇·格洛托夫。为了买匹马，他已经攒了两年钱。他不吃什么好的，烟也戒了，要说酒，他连酒味儿都忘光了。换句话说，同酒已经一刀两断，就是把叶戈尔·伊万内奇打死，他也记不起酒味儿了。

酒嘛，他当然忍不住总要想的。不过，他硬忍着不喝。他实在太需要有匹马了。

他想：“等我买了马，就开次戒。这是当然的罗。”

老汉攒了两年钱，到了第三年，数了数自己那点儿资本，就打点要上路了。

叶戈尔·伊万内奇正要动身的时候，邻村来了个庄稼汉找他，想把马卖给他。这简直把他吓了一跳，叶戈尔·伊万内奇回绝了。

“亏你想得出，老弟！”他说，“我这两年尽啃草了，就等着买匹马。这倒好，来了就让买他的马。这哪象买牲口的样子……得了，老弟，你别吓唬我了。我还是进城去买好，要办得象件事儿。”

叶戈尔·伊万内奇把什么都准备妥当了：他把钱塞在包脚布里，再套上皮靴，拿了根木棍，就上路了。

到了市场，叶戈尔·伊万内奇一眼就看中了一匹马。

这是匹农家的普通马，肚子鼓得大大的；毛色嘛，说不清是什么，好象是和了粪的干泥巴。

卖主站在一旁，装出一付满不在乎的神气——管你买不买呢。

叶戈尔·伊万内奇把脚在靴子里头转动了一下，觉得钱还在那儿，就满心欢喜地端详起这匹马来。他说：“我说伙计，这马是怎么的？这马是要卖还是怎么的？”

“马呀？”马贩子待答不理地问，“卖就卖吧，算了，有什么说的，卖吧。”

叶戈尔·伊万内奇也想拿个架子，好象他用不着这马，可又实在忍不住，就满面春风地说：“我说伙计，我可需要匹马啦，太需要啦。告你说，伙计，我什么也舍不得吃，啃了三年草，才够买匹马。你瞧我多想买呀，可你这马的价钱得多少？你别瞎要价呀！”

马贩子要了个价。叶戈尔·伊万内奇明白，这不是真正的价钱，不过是按做买卖的习惯随便说个数罢了，就没跟他讨价还价。他开始仔细端详牲口。

突然间，他朝马的眼睛和耳朵里吹了口气，然后使了个眼色，砸着舌头，贴着马脸摇晃起脑袋来。这下子可把一匹挺老实的马给吓坏了，它一直挺老实，这时开始踢起蹄子来。不过倒不是想踢叶戈尔·伊万内奇。

等把马端详够了，叶戈尔·伊万内奇用脚蹭了蹭靴子里的钞票，冲着卖主挤挤眼，说：“你这马是想卖的吧。”

“卖就卖吧。”马贩子显得不那么高兴。

“哦……那价钱呢？马的价钱要多少？”

卖主说了个数，这回才真讨价还价地争了起来。

叶戈尔·伊万内奇不住地拍自己的靴筒，有两次脱下靴子，拽出钱来，又两次把它塞回去，穿上皮靴。他对天发誓，用手抹着眼泪，说他啃了六年草，现在急等着马用。那马贩子一点一点往下落价。最后两人讲妥了价钱。

“好吧，你拉走吧。”贩子说，“多好的一匹马！毛色够棒的，你看看颜色，多招人喜欢。”

“颜色么……这马的颜色，伙计，我说可不怎么样。”叶戈尔·伊万内奇说，“这颜色真没劲儿……你再减几个钱吧。”

“颜色管啥用？”贩子说，“你怎么啦，颜色可以耕地？”

贩子的这个论据把老汉驳得哑口无言，一下子慌了神，他朝马扫了一眼，把帽子往地上一摔，抬脚一踩，叫了一声：“得了，就是它了！”

说完坐到一块石头上，脱下皮靴，取出了钱。他心疼地数了半天，才递给了马贩子。他背过脸去，要是看见那人弯起指头点他的钱，他会心疼得受不了的。

过了好一会儿，贩子把钱藏到帽子里，才开口说话。这时他改用了“您”的称呼：“马是您的了，请拉走吧……”

叶戈尔·伊万内奇就拉着马走了。他洋洋得意，不停地咂嘴，亲热地叫它玛鲁什卡。他穿过广场，来到广场旁的街上。这会儿他才琢磨过来，他生活里出了一桩多么大的事啊！他猛地摘下帽子，扔到地上。欢喜得手舞足蹈，使劲儿踩那顶帽子，一边又想起自己刚才讨价还价多机灵，多有主意。然后又赶路了，兴高采烈地挥动两只手，嘴里叨叨着：“买来马了！马可买来了！……我的老天爷……我可把他给赚了，把那个马贩子给赚了……”

等兴奋劲儿过了点儿，叶戈尔·伊万内奇努动胡子心里得意地笑着，向过路的人们挤眉弄眼，意思要他们瞧瞧买来的这匹牲口。可是谁都不理睬就走过去了。

“能有个老乡明白我的心思就好了……只要碰上个老乡就好。”叶戈尔·伊万内奇心里想。

正想着，突然看见了住在远村的一个不太熟悉的庄稼汉。

“老乡！” 叶戈尔·伊万内奇喊起来，“老乡，快到这儿来！”

脸色泥黑的老乡不大乐意地走过来，也不问好，朝马打量了一眼。

“你看……这马，是我买的！”叶戈尔·伊万内奇说。

“马……”老乡不知该问点什么，接着又说：“这么说，你原先没有马？”

“就是么，亲爱的。”叶戈尔·伊万内奇说：“我没有马，要有的话，我就不跑这一趟了……走吧，我请客。”

“喝点儿？”老乡笑着问他，“这我能行。没错儿……上野果酒馆去？”

叶戈尔·伊万内奇晃了晃脑袋，用手拍了拍靴筒，牵上马走了。老乡在前面带路。

这是礼拜一的事。可到了礼拜三早晨，叶戈尔·伊万内奇才动身回村。他的马已经没了，泥黑脸的老乡送他到德侨镇。

“你别难过。”老乡说，“你原来就没有马，这一匹也不是什么好牲口。就说喝酒把匹马喝没了，这算什么了不得的事。老弟，喝得可痛快呀！这顿酒，往后是忘不了的。”

叶戈尔·伊万内奇不吱声地走着，嘴里一个劲儿地吐着黄水。老乡把他送到德侨镇，同他告别。这会儿叶戈尔·伊万内奇才低声说：“可我，亲爱的，啃了两年草……全白搭了……”

老乡生气地挥了一下手，转身就往回走。

“站住！”叶戈尔·伊万内奇突然吓人地大叫起来，“你给我站住，亲爱的！”

“干什么？”老乡冷冷地问他。

“亲爱的……老弟，”叶戈尔·伊万内奇眨巴着眼睛说：“怎么能这样呢？我可是白啃了两年草……他们到底为什么……为什么要卖酒呢？”

老乡一摆手，进城去了。

（1923）③ 

大自然开的玩笑

当然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住在首都。比方说，有些小老百姓只能住在渔村车站的村里。

住在这个地方，生活自然不如首都那么舒适。比方说，大马路这儿就没有。一出车站，你就在枕木上走吧。要是不高兴走枕木，那你就一辈子呆在车站上好了。

我们有个熟人，是渔村的老住户，一次实在憋得难受，出门去散步。那还是春天的事。

他从站上出来，顺着枕木走。那时是春天，四月光景，就要过复活节了。

他踩着枕木走。这枕木算个什么路，是可想而知的。加上已经开春，遍地是稀泥浆和水坑。你要是一脚踩歪了，可就不妙了，能把人给淹死。正好是春天，大自然解冻了，长出了花草。

再说我们这位熟人，正顺着铁路走哪，一边走着一边想东想西的。我刚才说了，事情发生在春天，过了复活节，是四月底吧。鸟儿飞来飞去，唧唧喳喳，空气好得要命。

我们这位熟人一边走，一边想：小鸟在天上唧唧喳喳地叫，当然挺快活，要让它下到这枕木上来，可就叫不出来了。

他刚想到这儿，一脚踩偏了。那时还是春天，刚过复活节，到处是泥水。

他踩了个空，一只脚陷进水坑里，水没到了膝盖。

他把腿拔出来，脸吓得煞白。

“还算好，”他想，“我不是陪姑娘散步。万一是陪姑娘出来，多丢人呀。真见鬼，腿湿淋淋的，直往下淌水。衬裤的裤腿也开了，带子搭拉着。靴子脏得象一年没刷过似的。脸吓成这付模样。丢透人啦！”

我这位熟人不禁怒气冲天。

“啊，真太糟糕了。”他想，“到处坑坑洼洼，又尽是水。还是国家的铁路呢！难道想让枕木全泡烂了？难道想让老百姓在水坑里洗澡？咱们就这么告它一状。”

我们这位朋友回到了家，他把靴子脱了，就挥笔写起来。

他写好一篇揭露性的短文，寄给了《红色报》。里面讲他怎么走路，怎么掉到铁路旁边的水坑里，又说枕木要泡烂……

这篇短文四月底登出来了。

从那以后就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件，事件进展速度之快实在惊人。

先是上面读到了这篇短文，然后管理局来回讨论文章，最后搭班子组织调查委员会。就这么，十四年一晃就过去了。

当然喽，并没有真拖那么长时间。不过现在是飞速的时代，变化很快。一天能等于一年。

总而言之，到六月初的时候，委员会才驾临渔村车站检查道路。

委员会大驾光临一看，显然是胡说八道。连点泥水的影子都没有，相反倒是尘土飞扬，热得要命，干燥得象到了撒哈拉大沙漠。

委员们暗自苦笑了一下，心想人们扯谎扯得真圆呐。于是起驾走了。

七月初登出了一条辟谣的消息，说上次那信纯系谎言和捏造，站上其实没一点积水，就连冷水瓶里也是干的。

直到今天，管理局里人们还以为我们这位熟人扯了弥天大谎呢。

就由他们这么想去吧。自认为有理嘛，当然也就心安理得。日子也就好过点了！

（1924）⑧ 

顾亚铃 白春仁 译

姐 弟 俩

一、新年松树①

小朋友们，今年我整整四十岁了。就是说，新年松树我已经见过四十回了。次数可真多啊！

当然，我生下来的头三年大约还不懂什么是新年松树。那时候，我大约还在妈妈的怀里，转溜着两只乌黑的小眼睛，就是看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树也没有一点兴趣。

等到过了五岁，新年松树是怎么回事，我就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了。

我日夜盼望这个快乐的节日，有时候还透过门缝去偷偷看妈妈装扮新年松树哩。

我的姐姐廖丽亚当时七岁，她是个非常活泼的小女孩。

有一次，她对我说：“明卡，妈妈上厨房去了，咱们到放新年松树的房间去看看那儿怎么样了。”

我和姐姐廖丽亚走进那个房间一看，嘿，里边的新年松树漂亮极啦！松树底下堆着礼物，树上挂着花花绿绿的串珠、小旗、小灯、金黄色的核桃、蜜饯和克里米亚苹果。

姐姐廖丽亚说：“咱们别看那些礼物，最好还是一人吃一块蜜饯吧。”

她走到新年松树跟前，一口就把挂在线上的一块蜜饯吃下去了。

我说：“廖丽亚，你吃了一块蜜饯，我也要吃一点。”

我走近松树，啃了一小块苹果。

廖丽亚说：“明卡，你吃了苹果，我就再吃一块蜜饯，还要拿一颗糖。”

廖丽亚的个儿又瘦又高，很高的地方她都够得着。

她踮起脚尖，张开大嘴吃起了第二块蜜饯。

我的个儿特别矮小，除了挂在下面的一只苹果，我几乎什么也够不着。

我说:“廖丽亚，你又吃了一块蜜饯，我也要再咬一口苹果。”

我用两只手抓住了苹果，又啃了一小块儿。

廖丽亚说：“既然你把苹果咬了两次，那我就不客气了，我要吃第三块蜜饯，还要拿一只鞭炮和一颗核桃留作纪念。”

这时候，我差点儿没大哭起来，因为她啥都够得着。

我对她说：“廖丽夏②，我把椅子搬到新年松树旁边，除了苹果我还要拿点别的。”

我就用两只又瘦又小的手使劲把椅子拖到新年松树跟前，可是椅子砸到了我身上。我想把椅子扶起来，可是它又倒了下去，偏偏就砸在了那些礼物上。

廖丽亚说：“明卡，你好象把洋娃娃给打碎了。真的，你把洋娃娃的一只胳膊给砸断了。”

正巧这时候，响起了妈妈的脚步声，于是我和廖丽亚赶快逃进别的房间。

廖丽亚说：“明卡，现在我可不敢保证妈妈不会揍你。”

我真想大哭一场，可是这时候客人来了，许多小朋友也跟着他们的爸爸妈妈一起来了。

我妈妈点亮了新年松树上一支支小蜡烛，打开门说：“大家都进来吧！”

小朋友们全都涌进了放着新年松树的房间。

我妈说：“现在小朋友们挨次序到我这儿来，我送给大家一人一个玩具，还有吃的东西。”

小朋友们一个个走到我妈妈跟前。她先给每人一个玩具，再从新年松树上摘下一只苹果、一块蜜饯和—颗糖送给每个人。

孩子们全都高兴极了。后来妈妈摘下我啃过的那只苹果说：“廖丽亚和明卡，你们过来。你们俩谁咬了这只苹果？”

廖丽亚说：“这是明卡干的。”

我拽了一下廖丽亚的小辫儿说：“这是廖丽亚教我干的。”

妈妈说：“我罚廖丽亚站壁角。至于明卡，我本来想给你—辆自动小火车，可现在要送给别的小朋友，你啃过的那只苹果，本来是应该由他得的。”

她拿起小火车就送给了一个四岁的男孩，那男孩马上就玩起小火车来了。

我特别生这个小朋友的气，就用玩具打他的手，他咧开嘴巴哇哇哭起来。他妈妈把他抱在怀里说：“今后我再也不带孩子上你们家做客了。”

我说：“你们走好了，那小火车就归我了。”

那位妈妈对我的话感到很惊奇，她说：“你们的孩子将来大概是个强盗。”

这时候，我妈把我抱在怀里，对那位妈妈说：“不许你这样说我的孩子，你还是带着自己的宝贝儿子回家吧，以后别再上我家来。”

那位妈妈说：“我会这样做的，跟你们来往真是倒了霉。”

这时候又有一位妈妈，第三位妈妈说：“我也要走了，我的孩子不配得一个断了胳膊的洋娃娃。”

我姐姐廖丽亚大声说：“您也可以带着您的宝贝孩子回家去，那个断了胳膊的洋娃娃也就归我了。”

我在妈妈怀里也叫了起来：“你们全都给我回去，玩具就全都归我们了。”

客人们陆续都离开了。

我妈很惊奇，因为就只剩下了我们家几个人。

突然，我爸爸走了进来。

他说：“这种教育会坑害我们的孩子，我不希望他们打架、争吵，还要赶走客人。他们往后在世界上生活会变得很困难，到老都是孤零零的。”

爸爸走到新年松树跟前，把上面的蜡烛全吹灭了，接下来他说：“快给我睡觉去，明天我把所有的玩具全部送给客人。”

小朋友们，已经三十五年过去了，但是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这棵新年松树。

三十五年来，孩子们，我一次也没有吃过别人的苹果，一次也没有欺负过比我弱的人。因此现在医生们说，我这个人比较乐观，比较善良。

————

译注

① 新年松树：又名圣诞树。苏联人常在新年前夕将小灯、食物和其他小玩物装饰在小松树上，以示庆祝新年。

② 廖丽夏：廖丽亚的卑称。

二、套鞋和冰淇淋

我小时候，非常爱吃冰淇淋。当然，我现在也还爱吃冰淇淋。但那时候，有点特别——见了冰淇淋简直就不要命了。

比如说，街上有卖冰淇淋的推着小车走过，我的头就要发晕，我巴不得马上尝尝冰淇淋的滋味。

我姐姐廖丽亚也特别爱吃冰淇淋。

咱们俩幻想着长大以后每天吃它三次冰淇淋，甚至四次。

可是那时候，我们偶尔才能吃冰淇淋。我妈不让我们吃，她生怕我们着凉后生病，所以她也不给我们买冰淇淋的钱。

那年夏天，有一次我和廖丽亚在院子里玩。廖丽亚在小树丛里拣到了一只套鞋，一只很普通的橡皮套鞋，不过已经穿破了。大约是谁扔掉的，因为它已经很破很破了。

廖丽亚拣起了这只套鞋，把它顶在一根木棍上玩。她在院子里一边来回走，一边不断地把木棍在头顶上摇晃。

突然，街上走过一个收破烂的，他叫唤着：“收破瓶——破罐——破布喽——”

收破烂的见到廖丽亚用木棍顶着一只套鞋，就对她说：“喂，小姑娘，套鞋卖吗？”

廖丽亚以为这是闹着玩的，就对收破烂的说：“是的，我卖。这只套鞋值一百卢布呢！”

收破烂的哈哈大笑说：“不，这只套鞋卖一百卢布太贵了。小姑娘，你愿意的话，我付给你二个戈比。咱们就和和气气的分手。”

说着，收破烂的从口袋里掏出钱包，给了廖丽亚两戈比，把我们那只破套鞋塞进自己的麻袋就走了。

我和廖丽亚明白了，这不是玩笑，而是当真的。我们俩非常吃惊。

收破烂的早就不见影子了，可我们还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这枚硬币。

忽然，有一个卖冰淇淋的走过，他一边走一边喊：“卖草莓冰淇淋喽！”

我和廖丽亚连忙奔到卖冰淇淋的跟前，向他买了一戈比一团的两团冰淇淋，一下子就吃完了。我们开始懊悔起来，那只套鞋卖得太贱了。

第二天，廖丽亚对我说：“明卡，今天我决定再卖一只套鞋给收破烂的。”

我高兴得跳了起来说：“廖丽亚，难道你在小树丛里又拣到了套鞋？”

廖丽亚说：“小树丛里再也没有什么了，可是我家的前室里摆着套鞋，我看大概不少于十五只，要是我们卖掉一只，那不会挨骂的。”

廖丽亚说完就跑进屋子里去了。一会儿就拿了一只完好的、差不多是崭新的套鞋回到了院子里。

廖丽亚说：“上次我们卖掉的那只套鞋坏得一塌糊涂，收破烂的还给了我们两戈比。这只套鞋还挺新，可能他付给我们的钱不会少于一卢布。猜猜看，用这些钱可以买多少冰淇淋啊。”

我们等候收破烂的等了整整一个小时，最后总算盼到了。廖丽亚对我说：“明卡，这次你去卖套鞋，你是男的，你去跟收破烂的说话。要不他还会只给我两戈比，这对咱们来说太少了。”

我把套鞋挑在木棍上，开始在头顶上挥来挥去。

收破烂的走近院子问：“怎么，又要卖套鞋啦？”

我说话的声音轻得勉强才能听清：“卖的。”

收破烂的仔细看了看套鞋，然后说：“多可惜啊，小朋友，你们怎么老是只卖一只套鞋。这只套鞋我付给你们五个戈比。假如你们一下子卖给我两只套鞋，你们就会得到二十个戈比，甚至三十个戈比。两只套鞋人家才要，这样的话，价钱也就猛涨了。”

廖丽亚对我说：“明卡，快到家里去，从前室里再拿一只套鞋出来。”

我跑回家去，一会儿就拿来了一只尺寸很大的套鞋。

收破烂的把两只套鞋并排摆在草地上，伤心地叹了口气说：“不行啊，小朋友！你们这样做买卖太使我失望了。一只套鞋是女式的，另一只是男人脚上脱下来的。你们自己想想，我要这两只鞋有什么用处呢？我本来想一只鞋付五戈比，可是两只加在一起就不值那么多了，一加事情就糟糕了。这两只套鞋你们可以换四个戈比，这样咱们可以和和气气地分手。”

廖丽亚想回家再去拿套鞋，可是这时候听到了妈妈的声音，这是妈妈在叫我们回去和她的客人告别。收破烂的见我们慌了手脚，就说：“小朋友，这两只套鞋你们本来可以得四戈比，可是现在只能换三戈比，我白白浪费时间跟你们空谈了一阵，所以要扣掉一个戈比。”

收破烂的给了廖丽亚三枚一戈比的硬币，把套鞋藏到麻袋里就走了。

我和廖丽亚飞快的跑回家去，开始跟妈妈的客人——奥利娅阿姨和科里亚叔叔告别。他们已经在前室里穿大衣了。

忽然奥利娅阿姨说：“真奇怪！我的一只套鞋在这里，在衣帽架底下，还有一只怎么不见啦！”

我和廖丽亚脸色都发白了，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奥利娅阿姨说：“我记得清清楚楚，来的时候明明穿了两只套鞋，现在只剩下一只，另一只不知到哪儿去了。”

科里亚叔叔也在找自己的套鞋，他说：“真是怪事！我也记得一清二楚，是穿着两只套鞋来的，可是我另外一只套鞋也不见了。”

廖丽亚一听这些话，吓得松开了捏着钱的手，于是三枚一戈比的硬币当啷一声掉在地板上。

爸爸也在送别客人，他问道：“廖丽亚，你这些钱哪儿来的？”

廖丽亚胡诌了一通，可是爸爸说：“没有比撒谎更坏的了！”

廖丽亚呜呜地哭了起来，我也跟着哭了。我们说：“两只套鞋卖给了收破烂的，打算买冰淇淋吃。”

爸爸说：“你们的行为比撒谎还要恶劣！”

听说套鞋卖给了收破烂的，奥利娅阿姨的脸色刷地变白了，她乱了手脚。科里亚叔叔也慌了，他把一只手按着胸口。但爸爸对他们说：“别慌张，奥利娅阿姨和科里亚叔叔，为了使你们不至于穿不上套鞋，我知道该怎么办。我把廖丽亚和明卡的玩具全拿来卖给收破烂的，再用换来的钱给你们买新套鞋。”

我和廖丽亚一听到这样的判决，就嚎啕大哭起来。可是爸爸说：“事情还没有完，两年之内我不许廖丽亚和明卡吃冰淇淋，两年过后他们才可以吃冰淇淋，但每次吃冰淇淋的时候就让他们回想一下这件伤心的事情，让他们每一次都考虑考虑，他们吃冰淇淋是不是问心无愧。”

爸爸当天就把我们的玩具都没收了。他叫来了收破烂的，把我们所有的东西全卖给了他。我爸爸用这些换来的钱给奥利娅阿姨和科里亚叔叔买了套鞋。

孩子们，从那时候以来已经过去了好多年。起初两年我和廖丽亚真的没有吃过一回冰淇淋，到后来才开始吃，每次吃的时候总要回忆我们干的那件事。

即使现在，小朋友们，我已经成了大人，甚至上了年纪，现在每次吃冰淇淋的时候，总感到喉咙里有什么东西梗住了，很不舒服。逢到这种时候，我就按照童年时代的习惯想一想：“我吃这冰淇淋是不是问心无愧？有没有说过谎或者惹什么人生气？”

现在很多很多的人吃冰淇淋，因为我们有许多大工厂专门生产这种美味可口的食品。

成千上万的人都吃冰淇淋。孩子们，我真希望大家吃冰淇淋的时候，人人都去想一想我吃冰淇淋时所考虑的那个问题。

三、姥姥的礼物

我有个姥姥，她非常疼爱我。

每个月她都上我家作客，送给我们各种玩具，还给我们捎来满满的一篮点心。

她让我从各种点心中挑我最心爱的吃。

姥姥不太喜欢我姐姐廖丽亚，不让她挑挑拣拣的，她自己随便拿上一样就塞给她。为了这件事，我姐姐廖丽亚每次都要哭鼻子，她怪姥姥，但是更加怨我。

一个天气爽朗的夏日，姥姥上我家来了。

她到了门口就穿过院子往里走，她一只手提着一篮点心，另一只手挎着一只小提包。

我和廖丽亚跑着迎上去向姥姥问好。我们伤心地发现，这—次除了点心，姥姥什么也没有给我们带来。

我姐姐廖丽亚就问姥姥：“姥姥，今天除了点心，你真的什么也没有给我们捎来吗？”

我姥姥非常生廖丽亚的气，她这样回答：“带来了，但是我不会给那种没有教养、公开讨东西的人，能得到这件礼物的是懂得礼貌的明卡，他不声不响，是世界上最乖的孩子。”

说完她就要我把手指伸开，她把十戈比一枚的十枚崭新的硬币放在我的手掌里。

我傻乎乎地站在那儿，乐滋滋地看着捧在手里的十枚崭新的硬币。廖丽亚的眼睛也盯着这些硬币，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有她的两只小眼睛闪露出凶光。

姥姥赞赏地看了看我就去喝茶了。

这时候，廖丽亚狠命从下面把我的手往上一打，我的十枚硬币在手掌上蹦了起来，全都滚到了草地里和水沟里。

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大人们——爸爸、妈妈和姥姥一个个赶忙俯身去寻找掉在地上的那些硬币。

除了一枚硬币，其余的全找出来了。于是姥姥说：“你们看到了吧，我一个子儿也没有给廖丽卡①，这件事做得完全正确！她的妒忌心多重啊！她认为我们不给她，那明卡也别想得！这个顽皮鬼现在在哪儿？”

为了逃避挨揍，廖丽亚已经爬到树上去了。她坐在树上还伸着舌头，冲着我和姥姥做鬼脸呢。

邻居的小孩巴甫里克想用弹弓把廖丽亚从树上赶下来，可是姥姥不许他这样做，因为廖丽亚可能掉下来摔断腿。姥姥不准备做出这种过份的事来，她想把这个小男孩手里的弹弓夺下来。

这个小孩很生大家的气，当然也生姥姥的气，于是就打远处用弹弓弹她。

姥姥唉哟叫了一声，说：“你们看看，为了这个顽皮鬼我还挨了一弹弓。不，为了不再发生这类事情，我今后再也不到你们这儿来了，往后最好还是由你们把我可爱的小孙孙带到我那儿去，每次我都要送给他礼物，偏要气气廖丽卡。”

爸爸说：“好的，我会带他来的，可是妈妈您白白夸奖了明卡！当然廖丽亚做得不对，可是明卡也不见得是世界上最好的孩子。要是他看到自己姐姐手里一个钱也没有，就该分给她几个，这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孩子，这样，他就不会惹自己的姐姐生气和妒忌。”

廖丽亚坐在树上说：“世界上最好的姥姥应该把礼物分给每个孩子，不单只给明卡，他因为傻或者使心眼儿就一声不吭，可是倒有礼物和点心到手。”

姥姥再也不愿呆在院子里。

大人们都到凉台上喝茶去了。

这时候我跟廖丽亚说：“廖丽亚，你下来！我送给你两个硬币。”

廖丽亚从树上爬下来，我给了她两个硬币。我兴高采烈地走到凉台上告诉大人们说：“姥姥就是做得对，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孩子——我刚才给了廖丽亚两个硬币。”

姥姥啧啧地称赞我，妈妈也啧啧地称赞我，可是爸爸皱起眉头说：“不，做了好事不吹嘘的孩子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孩子。”

我跑到院子里，找到了姐姐，又给了她一枚硬币，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大人。

这样合起来，廖丽亚已经有了三个硬币，后来她又在打我的那片草地上拾到了一个，总共是四个。

廖丽亚用这四枚硬币全买了冰淇淋，她吃了整整两个小时，大吃一通以后，还剩了一点儿。

到晚上她就闹肚子疼了，廖丽亚在床上躺了足足有一星期。

小朋友们，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好多年，但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爸爸的那些话。

不，我也许没有能够成为那么好的人，这很难。但是，孩子们，我始终在往这方面努力。

这也就不错了。

——————

译注 ① 廖丽卡——廖丽亚的卑称。

四、不应该撒谎

我上学是在很久以前，那时候还有文科学校，当时老师每上一堂课就在记分册上记上成绩，他们打各种分数——从五分到一分。

我进文科学校预备班的时候，年龄还很小，我那时候才七岁。

我对于学校里的事情一点也不熟悉，起初三个月，我懵懵懂懂地简直象在迷雾中一样。

有一次，老师要我们背诵一首诗：

月亮欢乐地照耀在村子的上空

白雪闪烁着蓝色的光芒……

这首诗我没有背出来。我没有听清老师的话，我没听清是因为坐在我后边的同学一会儿用书敲我的后脑勺，一会儿把墨水涂在我耳朵上，一会儿拽我的头发，等我疼得跳起来的时候，就在我屁股底下塞上铅笔和钢笔杆。由于这个原因，我坐在教室里提心吊胆的，简直成了傻瓜，心里老是在捉摸，坐在后边的同学又在耍什么新花招来戏弄我。

第二天，老师好象故意与我为难似的，把我叫起来，要我背诵布置的那首诗。

我不仅背不出这首诗，甚至怀疑世界上有没有这样一首诗。

出于害怕，我不敢告诉老师我背不出这首诗，我不知所措地站在课桌后边，一句话也不说。

这时候，同学们开始偷偷地向我提示这首诗，我就吱吱唔唔地把他们小声告诉我的说了。

那时候我正患慢性感冒，一只耳朵听不太清，所以要辨别他们偷偷告诉我的话很吃力。

头几行诗我还能勉强读出来。可是到了“乌云下的十字架象蜡烛一样在燃烧”这一句时，我却说成了“皮靴底下的噼啪声象蜡烛一样在疼痛。”①

这时候同学们都哄堂大笑起来，老师也笑了。他说：“好，把你的记分册拿出来！我给你打上个一分。”

我哭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得一分，我还不知道这会有什么后果呢。

放学以后，我姐姐廖丽亚来约我一起回家。

路上我从书包里拿出记分册，翻到记着一分的那一页上。

我对廖丽亚说：“廖丽亚，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我背诵了‘月亮欢乐地照耀在村子上空’这首诗老师给的分数。”

廖丽亚一看就笑了，她说：“明卡，事情坏了！这是老师给你的语文课打了个一分。这很糟糕，我怀疑爸爸还会把小照相机作为你命名日的礼物送给你，再过两星期你的命名日就要到了。”

我说：“那怎么办呢？”

廖丽亚说：“我一个同学把记分册上有一分的那两页用浆糊粘起来了，她爸爸蘸了好些唾沫都没把它剥开，这样就没有看到上面记的是什么分数。”

我说：“廖丽亚，欺骗家长——这可不好。”

廖丽亚笑着就走回家去了。我心情很难受，就拐进了公园，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来。我打开记分册，一看这个分数就害怕了。

我在公园里坐了好久，后来回家了。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我才想起记分册搁在公园的长椅上了。我转身跑回去，可是公园的长椅上，我那本记分册已经不见了。起先我吓了一跳，接着心里又乐开了花，我身边再也没有那本上面记着可怕的一分的记分册了。

我回到家里对爸爸说，我的记分册丢了。廖丽亚听到我这几句话，她笑了，还对我眨了眨眼睛。

第二天，老师听说我记分册遗失了，就给我发了本新的。

我打开新的记分册，希望里边没有不好的东西，可是那儿语文栏里还是打了个一分，而且笔迹比原来更粗。

我那时候感到非常委屈，一气之下，就把记分册扔到了我们教室的书橱背后。

过了两天，老师知道我连这一本记分册也丢了，就又补了本新的，除了语文得了个一分以外，他还给我的品行打了个两分。他还说，无论如何也得让我爸爸看一看我的记分册。

放学以后，我见到了廖丽亚。她跟我说：“要是我们暂时把记分册粘起来，这算不了撒谎。过一个星期以后，等你在命名日得了小照相机，再把它剥开来，让爸爸看看那儿的分数。”

我真巴不得有一架小照相机，就跟廖丽亚一起把记分册上那倒霉的一页的几个角用浆糊贴住了。

晚上爸爸说：“喂，把记分册给我瞧瞧！你是不是全得了一分？”

爸爸翻开记分册看了看，但是没有看出什么破绽，因为那一页用浆糊贴住了。

爸爸正在仔细检查我的记分册的时候，楼梯那儿突然有人按门铃。

走进来一个女的，她说：“前几天我在公园里散步，在那儿的一张椅子上拾到了一本记分册，我根据姓名查到了地址，现在拿来问问你们，这本记分册是不是您的儿子遗失的。”

爸爸看了看记分册，发现那儿有个一分，一下子全明白了。

他并没有对我大叫大嚷，他只轻轻地说：“撒谎欺骗的人又滑稽又可笑，因为谎言早晚总要戳穿的，世界上没有什么谎言可以瞒过人。”

我站在爸爸跟前，脸红得象煮熟了的虾，他这些声音很轻的话使我感到非常羞愧。

我说：“我还有一本，第二本记分册上记着一分，被我扔到学校的书橱后面了。”

爸爸不但没有更加生我的气，反而微微一笑，脸上露出高兴的神色。他把我抱起来，亲我的脸蛋。

他说：“你承认这件事，使我非常高兴，这件事还可能瞒好久，但你承认了，这使我可以相信你再也不说谎了，为这件事，我要把小照相机送给你。”

廖丽亚听了这些话，还以为爸爸糊涂了，他现在送礼物不是要奖励五分，而是要奖励一分。

于是廖丽亚走到爸爸跟前说：“爸爸，我今天物理也得了个两分，因为我功课没有学好。”

但是廖丽亚的希望落空了，爸爸只是要她立即去复习功课。

晚上，我们正要上床睡觉，突然门铃响了。

这是我的老师来找我爸爸，他对爸爸说：“今天我们教室里大扫除，在书橱后面我们发现了您儿子的记分册。您喜欢这个小骗子吗？他为了让您发现不了，连记分册都扔掉了。”

爸爸说：“关于这本记分册，我自己已经从我儿子那儿听说过了，他自己承认了这件事，所以没有理由认为，我儿子是个不可救药的骗子。”

老师对爸爸说：“噢，原来是这样。您已经知道了这件事，那么这是误会。对不起，晚安。”

我躺在自己床上，听了这些话，伤心地哭了。我发誓今后永远讲老实话。

我到现在还始终这样做。

唉，有时候做起来很困难，不过我心底里却很愉快、踏实。

——————

译注 ① 俄语的“乌云”与“皮靴”、“十字架”与“噼啪声”、“燃烧”与“疼痛”读音相近。

五、三十年以后

我小时候，父母非常喜欢我，他们给我许许多多的礼物。

要是我生了什么病，父母就在我身边堆满了礼物。

不知为什么，我经常生病，往往是得腮腺炎和喉头炎。

而我姐姐廖丽亚几乎从来不生病，她很羡慕我时常生病。

她说：“你等着瞧吧，明卡，我也快要生病了。到时候爸爸妈妈啥都会给我买的。”

可是好象故意与她作对似的，廖丽亚并没有生病。只有一次，她把椅子搬到壁炉旁边，摔下来擦破了额头，她疼得“唉唷……唉唷……”直叫唤。可是她不但没有得到期待的礼物，反而挨了妈妈几下打，因为她把椅子搬到壁炉跟前是要拿妈妈的手表，这可是不允许的。

有一次，我们的家长到剧院看戏去了，我和廖丽亚留在房间里，我和她玩台球。

正玩得起劲的时候，廖丽亚惊叫了一声，说：“明卡，我刚才不小心把一只台球给咽了下去，我原先含在嘴里，后来滑到喉咙里边去了。”

我家的台球虽然个儿很小，却是金属的，挺沉。廖丽亚把这样重的球给吞了下去，把我吓慌了。我哭了，因为我以为她的肚子要爆炸了。

可是廖丽亚说：“爆炸是不会爆炸的，可是要痛上一辈子，这可不比你的腮腺炎或喉头炎，两三天就过去了。”

廖丽亚躺在沙发上，开始呻吟起来。

一会儿，爸爸妈妈回来了，我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们。

我们的父母吓得脸色都变白了，他们扑到廖丽亚躺着的沙发上，不住地吻她，流下了眼泪。

妈妈噙着眼泪问廖丽卡，她肚子里有什么感觉。廖丽亚说：“我觉得小球在里边滚来滚去，使我感到痒痒的，真想喝可可和吃桔子。”

爸爸披上大衣说：“把廖丽亚的衣服脱了，小心点！把她抱到床上去，我马上去请医生。”

妈妈开始给廖丽亚脱衣服，可是当她脱掉连衣裙和围裙的时候，围裙的口袋里突然掉下来一粒台球，并且滚到了床底下。

爸爸还没有走，他皱起了眉头。他走到台球桌跟前，数了数剩下的台球，一共十五个，第十六个滚在床底下。

爸爸说：“廖丽亚把我们骗了，她肚皮里一只球也没有，它们全在这儿。”

妈妈说：“这孩子神经不正常，或者是发疯了，不然我没法解释她这种行为。”

爸爸从来不打我们，可这时候他拉着廖丽亚的辫子说：“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廖丽亚抽搭着不知怎么回答。

爸爸说：“她想捉弄我们，要捉弄我们可没那么容易！整整一年她不会从我这儿得到什么礼物，她还得穿一年的旧鞋子和旧的蓝色连衣裙，尽管这衣服她很不爱穿！”

我们的爸爸妈妈乒地带上门，走出了房间。

我瞅着廖丽亚，忍不住哈哈大笑。我对她说：“廖丽亚，最好你还是等着生喉头炎，别为了得到爸爸妈妈的礼物去说假话。”

请大家想想，三十年过去了！

自从发生了这个小小的，不愉快的台球事件以后，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时间。

这些年来，我一次也没有想起这件事。

直到不久前，当我着手写这些故事的时候，我才想起了过去发生的这件事，也开始考虑要写它。我觉得，廖丽亚欺骗父母完全不是为了得到那些原来就已经有的礼物，她欺骗他们看来另有目的。

当我脑子里出现了这个想法以后，我就乘火车到辛姆菲罗波尔①去了，廖丽亚就住在那儿。你们可以想象到，廖丽亚已经是位成年的妇女，甚至有点儿衰老了。她有三个孩子，丈夫是卫生视察员。

我到了辛姆菲罗波尔就问廖丽亚：“廖丽亚，你还记得台球的那件事吗？你为什么这样做？”

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的廖丽亚涨红了脸说：“你小时候非常可爱，就象洋娃娃似的，大家都喜欢你。而我那时候已经长大了，模样又难看，所以我要撒谎说吃了台球——我想让大家也象喜欢你那样爱我疼我，哪怕是作为一名病人也行。”

我就对她说：“我到辛姆菲罗波尔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我吻了吻她并且紧紧地拥抱她，还给了她一千个卢布。

她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因为她理解我的感情并且珍惜我对她的一片心意。

当时我还给了她的孩子每人一百卢布买玩具，还把我自己的一只烟盒送给了她丈夫——卫生视察员，烟盒上有“祝您幸福”几个金色的大字。

接着我又给了她的孩子们每人三十卢布看电影和买糖果，并且告诉他们：“我的傻孩子们！我给你们这些东西，是要让你们更好地记住这时候体验过的感情，让你们知道今后该怎样做人。”

第二天我就乘车离开辛姆菲罗波尔，一路上我想，应该爱护和同情人，即使只爱护和同情好人，应该送给他们礼物。这样，赠送的人，收到的人，心里都会感到愉快。

——————

译注 ① 辛姆菲罗波尔——苏联城市，位于克里米亚半岛。

六、拾物

有一次我和廖丽亚拿了一个糖果盒，在里面装了一只青蛙和一只蜘蛛。

我们用一张干净的纸包起来，再用一根漂亮的天蓝色带子捆结实，然后把这包东西放在我们院子对面的人行道上，就好象是行人失落的。

我和廖丽亚把这包东西放在人行道旁边的石柱下面，然后躲进我家院子的小树丛，笑得气都喘不过来，开始等待会发生什么事。

有个人走过来了。

他一见我们这包东西，就停下了脚步。他当然很高兴，甚至得意地搓着两只手。那还用说：他拾到了一盒糖果——这种事情天底下可不常有。

我和廖丽亚屏住了呼吸，看他接下来做什么。

过路人弯下腰，拣起那包东西，迅速打开，看到是一只精致的盒子，心里更加高兴得了不得。

盖子揭开了，我们那只在黑暗里呆得无聊的青蛙一下子从盒子里跳到了过路人的手上。

那人惊叫了一声，连忙把盒子扔掉。

这时候我和廖丽亚笑得躺倒在草地上。

我们笑得非常响，那个行人朝我们这边转过身来，他发现我们躲在篱笆后面，一下子全明白了。

他马上向篱笆这儿奔过来，迅速跳过篱笆，朝我们冲过来，准备好好教训我们一顿。

我和廖丽亚拔脚就溜。

我们尖叫着穿过院子向家里跑去。

可是我脚下绊了一跤，直挺挺地栽倒在草地上。

这时候过路人使劲扯我的耳朵。

我大叫起来，过路人又打了我两下，然后不慌不忙地从院子里出去了。

我爸爸妈妈听到叫喊声都跑出来了。

我捂着发红的耳朵，哭着走到爸爸妈妈跟前，把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们。

我妈妈想把看门的人叫来，要他一起去追赶那个过路人并把他抓回来。

廖丽亚已经要去找看门人了，可是爸爸制止了她，对她和妈妈说：“别去叫看门人，不应该去抓那个过路人，他打了明卡当然不对，可是假如我处在他的位置，可能也会这样干的。”

妈妈听爸爸这么讲，可生他的气啦。她对他说：“你自私得可怕！”

我和廖丽亚也都怨爸爸，一句话也不跟他说。我只是揉了揉耳朵，哭起来了。廖丽卡也抽抽搭搭地哭了。于是妈妈把我抱在怀里，对爸爸说：“你不该护着那个过路人，惹得孩子们都哭了。最好向他们解释一下，他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好。我自己认为没有什么，我看这是孩子们天真的游戏。”

爸爸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他只是说：“等到孩子们长大了，他们自己会明白，为什么这样做不好。”

时间年复一年地过去，一晃五年过去了，后来十年又过去了，最后，十二年也过去了。

过了十二年之后，我从一个小孩子成了一个十八岁的年轻大学生。

不用说，我已经忘了去回想这件事，那时候我脑子里考虑的是些更加有趣的事情。

有一次，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春天，考试刚结束，我就到高加索去了。那时候许多大学生到了夏天都找个活干干，大家都各人走各人的。我也找了个差事——火车上的检票员。

我是个穷大学生，身边没有钱。那里可以免费得到去高加索的火车票，还可以领取工资。我就挑了这份差事。我乘车出发了。

我先到罗斯托夫市，顺路到局里领钱、证件和轧车票用的钳子。

我们那趟车晚点了，原来该早晨到，可是下午五点才到。

我把自己的箱子放到寄存处，就坐车到办事处去。

我到了那里，看门的对我说：“非常遗憾，年轻人，你来晚了，办事处已经关门了。”

“怎么会关门呢？”我说，“我今天应该领钱和证件。”

看门人说：“人都走光了，后天再来吧。”

“怎么要后天来呢？”我说，“我还是明天来吧。”

看门人说：“明天放假，办事处不上班。后天来，你该领的都会领到的。”

我走到街上，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得等两天时间，口袋里又没有钱——一共只剩下三个戈比。人生地不熟的，到哪儿去呢——不知道；吃什么呢——不清楚。

我跑回火车站，想从箱子里拿件衬衫或毛巾什么的到市场上去卖。火车站的人对我说：“取箱子要先付寄存费，然后可以领箱子，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除了三个戈比我一无所有，我没钱付寄存费。我走到街上，心情更加失望了。

如果现在的话，不会这样一筹莫展。可那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在路上漫无目标地徘徊，心里一直在发愁。

我在街上走着，突然间在人行道上看到，这是什么东西？一只红色的小钱包。看上去不是空的，里边鼓鼓的放满了钱。

我立即站住了。我脑子里一下子闪出了许多念头，一个比一个乐观。我想象自己已经坐在小吃店里喝咖啡，后来又躺在旅馆的床上，手里拿着一大块巧克力。

我向钱包跨了一步，刚伸手去拾，正巧这时候钱包（或者只是我这样感觉罢了）往回缩了一点。

我又伸长了手，快要抓住钱包了。可是它又缩了回去，缩回去还相当远。

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再一次向钱包扑过去。

突然从院子里，篱笆后面，传来一阵孩子的笑声。用线牵着的钱包转眼就不见了。

我走到篱笆跟前，几个孩子笑得在地上打滚。

我准备去追赶他们，我一只手已经抓住了篱笆要跳过去，这时候我一下子想起了我童年生活中早已忘却的那个情景。

这时候我脸涨得通红。我从篱笆旁边走开了，慢慢地踱着步子，继续往前走。

孩子们，生活中什么都会过去，这两天也过去了。

傍晚，天黑以后，我到了城外，就在那边的野地里，在草地上睡着了。

早晨出太阳以后，我就起来了。用三个戈比买了一磅面包，吃完后，喝了一通凉水。直到晚上我整整一天都在街上逛来逛去。

夜里，我又到野地里过了一宿。这一次很糟糕，天下起雨来了，我浑身淋得象落汤鸡似的。

第二天大清早，我已经站在办事处大门口等开门了。

门开了。我身上很脏，头发又蓬乱，浑身湿漉漉的，走进了办公室。

官员们不信任地看着我，起先他们不愿意给我发钱和证件，可后来还是给了。

接着我就坐火车上高加索去了。一路上，我想得很多，很多……

七、伟大的旅行家

我六岁的时候，还不知道地球是球状的。

但是斯捷普卡，我们家房东的儿子，向我解释地球是怎么回事。他说：“地球是个圆圈，要是一直往前走，就可以绕过整个地球，回到你原先出发的那个地方。”

我不相信，斯捷普卡就敲敲我的后脑勺说：“我还是带你姐姐廖丽亚，而不愿意带你去，我没有兴趣跟傻瓜蛋一起旅行。”

我非常想去旅行，就送了一把削笔刀给斯捷普卡。

斯捷普卡挺喜欢我的小刀，于是他答应带我去作环球旅行。

在菜园里，斯捷普卡召集了一次旅行者全体会议，会上他对我和廖丽亚说：“明天你们的爸爸妈妈到城里去，而我妈到河里去洗衣服以后，我们就开始干我们早就想好的事。我们始终笔直朝前走，穿过高山，越过沙漠。我们要不断向前，一直到返回这里为止，就是走一年都不怕。”

廖丽亚说：“斯捷普卡，要是我们碰上印地安人怎么办？”

“至于印地安人嘛，”斯捷普卡回答说：“我们把印地安部落俘虏过来。”

“如果有的不愿意当俘虏呢？”我胆怯地问。

“哪些人不愿意，”斯捷普卡回答说，“我们就不俘虏。”

廖丽亚说：“我从节钱罐里拿三个卢布，我想这些钱咱们够花了。”

“三个卢布我们肯定够了，我们只要买瓜籽和糖果的钱。至于吃的么，一路上我们去打小动物，在篝火上烤肉吃，它们的肉还挺嫩哩。”

斯捷普卡跑到木板棚里拿来了一只大面粉袋，我们把长途旅行所必需的东西都集中在这只口袋里。我们在口袋里装了面包飞糖和一块黄油，接着又装了各种餐具——盆子、杯子、叉子和小刀。后来我们想了想，又装上了各种颜色的铅笔、幻灯、陶瓷的洗手盆和生篝火用的放大镜。最后，还把两条被子和沙发上的一只靠垫也塞了进去。

除了这些，我们还准备了三把弹弓，一根钓鱼竿和逮热带蝴蝶的扑蝶网。

第二天，等到我们的父母进城去了，而斯捷普卡的妈妈到小河边洗衣服之后，我们就离开了彼斯基村。

我们沿大路穿过树林。

跑在最前面的是斯捷普卡的一条狗——杜齐克，接着是斯捷普卡，他头上顶着那只大口袋。跟在斯捷普卡后面的是廖丽亚，她拿着一根跳绳用的绳子。我拿了三把弹弓，一只扑蝶网和一根钓鱼竿，走在廖丽亚后面。

我们走了将近一小时。

斯捷普卡终于说了：“这口袋沉得不得了，我一个人拿不动，还是每人轮着背吧。”

于是廖丽亚接过这个口袋，把它顶在头上。

可是她顶的时间也不长，因为她没有力气了。

她把口袋往地上一扔，说：“现在让明卡顶吧。”

当他们俩把口袋放到我头上的时候，我惊叫起来，这口袋沉极了。

等到我顶着这只口袋在路上歪歪扭扭走的时候，我更加惊奇了。我被压弯了腰，还象摆钟一样晃来晃去，走了十来步以后，终于连人带袋一齐跌进了沟里。

我跌得很奇怪，先是袋子掉进了沟里，随后我的身体猛砸到这些行李上，虽然我体重很轻，可还是压碎了所有的杯子、几乎所有的盆子和一只陶瓷的洗手盆。

廖丽亚和斯捷普卡看到我在沟里手脚乱动乱划地挣扎，他们笑死了，后来他们知道我这一跤造成了很大损失，倒也没有特别生我的气。

斯捷普卡打了声口哨，把狗叫来了，他想利用狗来搬行李。可是什么结果也没有，因为杜齐克弄不明白我们要它干什么，而且我们也想不出用什么办法让杜齐克完成这件事。

杜齐克趁我们考虑的机会，咬破了口袋，一转眼就把一块黄油吃光了。

于是斯捷普卡命令大家一起抬这只口袋。

我们抓住口袋的几个角，把它抬着，但是抬着走既沉重又不方便，况且我们已经又走了两个小时。最后终于走出了树林，来到一片草地上。

这时候，斯捷普卡决定停下休息。他说：“我们每次休息或睡觉的时候，我就把我两条腿伸直，指着我们应该前进的方向。所有的大旅行家都是这么干的，这样他们就不会迷失方向。”

斯捷普卡坐到路旁，两条腿伸直指向前方。

我们打开口袋，开始吃东西。

我们开始吃面包，面包上撒了一层砂糖。

突然，几只黄蜂在我们头顶上飞来飞去。其中有一只黄蜂大约想尝尝我的糖，在我脸面上螫了一下，我的脸一会儿就肿得象馒头。我照斯捷普卡的主意，往脸上抹青苔、湿土和树叶。

在继续赶路之前，斯捷普卡把大口袋里几乎全部东西都倒了出来，所以我们再往前走的时候轻松多了。

我走在最后，一边走一边发牢骚。我的半边脸又红又疼。廖丽亚也对旅行表示不满意，她唉声叹气的，幻想着回家去，她说在家里也挺好。

但是斯捷普卡禁止我们打退堂鼓，他说：“谁要想回家，我就把他绑在树上喂蚂蚁。”

我们继续走着，但情绪很沮丧。

只有杜齐克的心情还不错。

它翘着尾巴，跑着追赶鸟雀，它汪汪的叫声为我们的旅行增添了不必要的热闹。

天终于渐渐黑了。

斯捷普卡把口袋扔在地上，我们决定在这儿宿营。

我们收集了点篝火用的树枝，斯捷普卡从口袋里取出放大镜准备点燃篝火。

可是天空中没有太阳，斯捷普卡变得垂头丧气起来，我们也发愁了。

我们吃了点面包，摸着黑躺下睡觉了。

斯捷普卡郑重其事地把脚伸向前方，说是这样明天就知道该往哪儿走。

斯捷普卡呼呼地睡着了，杜齐克鼻子里也发出鼾声。可是我和廖丽亚好久睡不着，我们害怕黑洞洞的树林和树木的喧闹。廖丽亚把头顶上的干树枝当作了蛇，吓得尖叫。

树上落下来的松球把我吓得从地上象皮球那样跳起来。

后来，我们迷迷糊糊睡着了。

我被廖丽亚揪肩膀给揪醒了。天刚亮，太阳还没有升起来。

廖丽亚悄悄对我说：“明卡，趁斯捷普卡还没有醒，让我们把他的脚倒个方向。要不然他会把我们带到非常遥远的地方。”

我们看了看斯捷普卡，他睡梦中还在乐滋滋笑着。

我和廖丽亚抓住他的两只脚，一下子把它们转到相反的方向，斯捷普卡的脑袋在地上划了个半圆。

即使这样，斯捷普卡还是没有醒过来。

他只是在睡梦中呻吟起来，两只手乱抓乱划，嘴里嘟囔说：“喂，到我这儿来……”

大约他梦见印地安人向他发动了进攻，他正在叫我们去解救他呢。

我们等待着斯捷普卡醒过来。

太阳刚露出光芒，他就醒了。他看看自己的两条腿，说：“假如我睡觉的时候两只脚随便放，那我们可就糟啦，我们会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可是现在靠我这两只脚，我们很清楚该往哪儿走。”

斯捷普卡用手朝我们昨天过来的那个方向一挥。

我们吃了点面包就上路了。

路是熟悉的。斯捷普卡惊讶得张开了嘴，但是他说：“环球旅行与别的旅行不同，一切都是重复的，因为地球是圆的。”

后面传来了车轮的吱吱声，有个叔叔驾着大车过来了。

斯捷普卡说：“为了加快旅行的速度和尽快地绕过地球，我们搭这辆大车倒是不错。”

我们乘在大车上很快出发了，走了不到一小时，突然，前面出现了我们的彼斯基村。

斯捷普卡惊奇得张开了嘴，说：“这个村庄完全象我们的彼斯基村，环球旅行中往往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到了码头时，斯捷普卡更加惊奇了。

我们从大车上爬下来。

毫无疑问——这就是我们村的码头，一艘轮船还刚才靠岸。

斯捷普卡自言自语说：“难道我们已经绕过了地球？”

廖丽亚噗嗤一声笑了，我也笑了起来。

这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爸爸妈妈和姥姥在码头上——他们刚才下了轮船。

在他们旁边，我们还看到了我们的保姆，她边哭边说着什么。

我们向爸爸妈妈奔跑过去。

爸爸妈妈一看到我们就高兴得笑起来。

保姆说：“啊呀，孩子们，我还以为昨天你们掉到河里淹死了呢。”

廖丽亚说：“要是我们昨天淹死了，我们就不会进行环球旅行了。”

妈妈大声说：“说什么啊！应该责罚他们。”

爸爸说：“没出什么事就挺好。”

姥姥折了根树枝说：“我建议把孩子们揍一顿。明卡由妈妈打，我来收拾廖丽亚。”

爸爸说：“体罚——这是老式的教育孩子的办法，这没有什么好处。就是不打他们，孩子们也明白他们做的事有多蠢。”

妈妈叹了一口气说：“我生的都是些傻孩子。他们要进行环球旅行，可是背不出乘法口诀，也不懂地理知识。这是怎么回事？”

爸爸说：“单单知道乘法口诀和地理知识还不够。要进行环球旅行，必须受五年的高等教育，应该学好全部课程，包括天文学。缺乏这些知识去作长途旅行，后果是可悲的，只能懊悔莫及。”

我们一边听爸爸说这些话，一边走到了家里，接着坐下来吃饭。爸爸妈妈听我们讲昨天的“历险记”，他们又是笑，又是惊奇。

斯捷普卡呢，被他妈妈关在澡堂里。我们伟大的旅行家在那里坐了整整一天的禁闭。

第二天，他妈把他放出来了，我们又跟他一起玩耍了，好象没有发生什么事似的。

关于杜齐克还得说几句话。

杜齐克跟在大车后面跑了整整一小时，把它累坏了。

回到家以后，它钻进木棚间，一直睡到晚上。

晚上，它吃了点东西，又睡着了，它究竟梦见了什么——永远是个谜。

我嘛，我梦见自己用弹弓打死了一只老虎。

八、金玉良言

我小时候非常喜欢跟大人坐在一起吃饭，我姐姐喜欢的程度也不比我差。

第一，饭桌上摆着各种各样的食品，这些食品对我和廖丽亚特别有吸引力。

第二，大人每次都要讲些他们生活中碰到的有趣事情，这使我和廖丽亚感到很快活。

不用说，开始几次我们在饭桌上表现得规规矩矩，后来胆子就大了。廖丽亚开始插嘴，炒豆子般地说个不停。我有时候也谈谈自己的意见。

我们的见解常常引得客人们发笑，妈妈和爸爸起初还挺满意，因为客人们发现我们很聪明也很懂事。

后来有次吃饭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爸爸的上司开始讲述他抢救一名消防队员的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名消防队员好象在救火时煤气中毒了，而爸爸的上司把他从烈火中抢救了出来。

可能有过这样的事实，但是我和廖丽亚不喜欢这个故事。

廖丽亚好象坐在针毡上似的，她也想起了与这件事相类似的事情，不过更加有趣。她巴不得讲讲这件事，免得大家把她给忘了。

可是爸爸的上司好象有意作对似的，说话慢吞吞的，廖丽亚再也耐不住了。

她用手朝他那边一挥，说：“这算什么！我们院子里一个小女孩……”

廖丽亚没来得及把话说完，妈妈就朝她嘘了一声，爸爸严厉地瞪了她一眼。

爸爸的上司气得脸都红了，他很不高兴，因为廖丽亚说他讲的故事：“这算什么！”

他转身对我们的爸爸妈妈说：“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让孩子跟大人坐在一起，他们打断我说话。你们看，我讲话的思路都给打乱了。我说到哪儿啦？”

廖丽亚希望把事情平息下去，就说：“您刚才说，煤气中毒的消防队员对您说：‘谢谢’。只是很奇怪，要是他已经煤气中毒，躺在那儿失去了知觉……他怎么还能开口说话？可我们院子里有个小女孩……”

廖丽亚还是没有结束自己的回忆，因此妈妈打了她一下。

客人们脸上露出了笑容，爸爸的上司气得脸更红了。

我一看事情糟了，就决定扭转局面，我对廖丽亚说：“爸爸的首长说得一点也不奇怪，要看中毒的是什么人。廖丽亚，有些中毒的消防队员虽然昏迷不醒，但他们还能说话，他们说的是胡话，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说些什么，那个人说——‘谢谢’，而他自己也许想说——‘救命’。”

客人们大笑起来。爸爸的上司气得浑身发抖，对我的爸爸妈妈说：“你们教育孩子太差了，他们简直不让我说话——老是用各种蠢话来打断我。”

姥姥坐在桌子一端的茶炊旁，不住地用眼睛瞪着廖丽亚说：“你们看，这个家伙不但没有悔改的表示，反而狼吞虎咽地吃开了。看见了吧？她胃口还大得很呢——一人顶俩……”

“让爱生气的兜着吧！”

姥姥没听清这句话，可坐在廖丽亚旁边的爸爸的上司却以为这句话是针对他说的。

他一听就惊叫起来。

他转身对我爸爸妈妈这样说：“每次我准备上你们家作客的时候，一想起你们的孩子，我就不愿上你们家来。”

爸爸说：“孩子们的表现确实太放肆，他们辜负了我们的期望，从今以后我禁止他们跟大人一起吃饭，让他们喝完茶就回到自己房间里去。”

吃完沙丁鱼后，我和廖丽亚在客人们—片快乐的哄笑声中走开了。

从那时候起，我们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跟大人坐在一起。

两个月之后，我和廖丽亚缠着爸爸要他答应让我们跟大人一起吃饭。爸爸那天情绪特别好，他说：“好吧，我答应你们，但是我绝对不允许你们在饭桌上说话，只要你们出声说一句话——往后你们就别再想坐到饭桌上。”

这一次真美，我们跟大人一起坐在饭桌上吃晚饭了。

我们坐在那儿很安静，一句话也不说，我们知道爸爸的脾气。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再说哪怕半句话，我们的父亲以后再也不会让我们跟大人们坐一起了。

虽然禁止我和廖丽亚说话，但是我们并不感到难受。我和廖丽亚吃起来顶四个人，互相还暗暗地挤眉弄眼。我们认为大人们不许我们说话是他们吃亏了，我们不说话可以把嘴空出来，专门吃东西。

我和廖丽亚把能吃的全吃了，后来又开始吃甜食。

吃完了甜食，喝完了茶，我和廖丽亚决定再来第二遍——我们决定从头到尾再吃一遍，况且妈妈看到桌上几乎空了以后又端来了新的食物。

我拿了一只圆面包，切了一块黄油，黄油还冻着——刚从窗口外边拿进来的。

我想把冻着的黄油抹在圆面包上，可是抹不上去。黄油硬得象石头。

我把黄油挑在刀尖上，放到茶上加热。

我的茶早就喝完了，我就把黄油放在爸爸上司的茶杯上加温，因为他就坐在我旁边。

爸爸的上司正在说话，他没有注意我。

这时候，刀子在茶上面蒸热了，黄油有点儿化了。我想把它涂在圆面包上，已经开始把手从茶杯那儿缩回来。可这时候黄油突然滑了下去，掉进了茶杯里。

我吓呆了。

我睁大了眼睛看着黄油咕咚一声掉进了热茶里。

我往四下看了看，客人们谁都没发现。

只有廖丽亚看到发生了什么事。

她笑了，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又看看那杯茶。

等到爸爸的上司边说边开始用匙子搅拌自己那杯茶的时候，她笑得更欢了。

他搅拌了好久，所以黄油化得一点儿都不剩。这茶现在就象一杯鸡汤。

爸爸的上司用手拿起杯子，放到自己嘴边。

虽然廖丽亚很想知道接下去会怎么样，爸爸的上司喝下这杯什锦汤后会怎么样，但她还是有点怕了。她的嘴都快张开了，要想向爸爸的上司喊一声：“别喝！”

但是她朝爸爸看了一眼，又想起不能说话，就没有吱声。

我也什么都没说，我只是把两只手往上一举，目不转睛地盯着爸爸上司的嘴巴。

这时候爸爸的上司把杯子凑到嘴边喝了一大口。

他惊奇得眼珠都突出来了，他唉呀叫了一声，从自己的座位跳了起来，张大了嘴，一把抓起餐巾，开始咳嗽和呕吐。

我爸爸和妈妈问他：“您怎么啦？”

爸爸的上司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指指自己的嘴巴，发出牛一样的声音，不无恐惧地看了看自己的茶杯。

这时候在座的人都很有兴趣地凑过去看留在杯里的茶。

妈妈尝了尝茶，说：“别害怕，杯里漂的是平常的黄油，化在热茶里了。”

爸爸说：“是啊，但是不明白黄油怎么会掉进茶里了。喂，孩子们，说说你们观察到的情况吧。”

得到可以说话的允许，廖丽亚就说：“明卡把黄油放在茶上加温，黄油就掉下去了。”

廖丽亚说完就忍不住大声笑了。

有几位客人也笑了，有几位客人认真而仔细地察看起自己的杯子来。

爸爸的上司说：“真要谢谢了，他们给我茶里加了黄油，他们还可能把柏油往里灌呢。有趣的是，假如里边放了柏油，不知道我有什么感觉……唉，这些孩子会使我发疯的。”

有一位客人说：“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件事，孩子们看见黄油掉进了茶里，但是他们谁也没有说出来，让人家喝下这样的茶。他们的主要错处就在这里。”

听了这些话，爸爸的上司大声说：“啊呀，真的，可恶的孩子，为什么你们一点也不告诉我？不然我就不会喝这茶了……”

廖丽亚止住了笑，说：“爸爸不让我们在饭桌上说话，我们也就一句话也不说。”

我擦干了眼泪，轻轻地说：“是的，爸爸一句话也不让我们说，不然我们会说的。”

爸爸微微一笑说：“这些孩子并不可恶，而是太蠢了。当然从一方面看，他们绝对执行命令是好的，以后还得这样做——执行命令和遵守规矩。但这一切做起来都该用脑子，假如没发生什么情况——你们的神圣职责是保持沉默。黄油掉进了茶里，或者姥姥忘了关茶炊的龙头——你们应该招呼一声。这样不但不会处罚你们，还要感谢你们。办事都要考虑到形势的变化，这些话你们应该用金色的大字刻在你们的心底里，否则就会笑话百出。”

妈妈说：“还比如说，我不让你们走出家门。要是突然着火了，傻孩子，那你们还要呆在里边等着烧死吗？相反，你们应该从家里出去喊人。”

这时，姥姥说：“啊，根据这些，我给大家都倒了第二杯茶，而没有给廖丽亚倒。我这样做怎么样？”

这时候除了廖丽亚，大家都笑了。爸爸说：“您这样做不完全正确，因为情况变化了。事情弄清楚了，孩子们没有错，如果有错的话，也是因为愚蠢，而对愚蠢是不该惩罚的。姥姥，我们请您给廖丽亚倒茶。”

客人们全笑了，我和廖丽亚拍起了手。

爸爸的话也许我们没有马上听懂，但是后来我理解并且珍惜这些金玉良言。

尊敬的孩子们，在生活中的所有场合，我始终都遵循着这些话。在自己私人事情上也是这样，在战场上也是这样。你们想象得到吗，甚至在写作中也是这样。

譬如说，我在写作中向老的语言巨匠们学习。我有一种癖好，就是按照他们的规则来写作。

但是我发现，形势变化啦，生活和读者已经与他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所以我并没有生搬硬套去摹仿他们的规则。

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我没有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不快。在某种程度上我感到自己是幸福的。

徐振亚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