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从来没感到过有意思。写文章本身倒不怎么痛苦。我不讨厌写文章，写起来满轻松。但写的内容却是一文不值，半点意思都没有。” 

    “举例说呢？” 

    “例如一天时间转15家餐馆或饮食店，端来的东西每样吃一口，其余的尽管剩下——我认为这种做法存在决定性的错误。” 

    “可你总不能全部吃光吧？” 

    “那自然。要是那样，不出三天准没命。而且人们以为我是大傻瓜，死了也没人同情。” 

    “那，是出于无奈啰？”她边笑边说。 

    “是无奈。”我说，“这我知道。所以才说和扫雪工差不多，无可奈何才干的，而不是因为感兴趣。” 

    “扫雪工？” 

    “文化扫雪工。”我说。 

    接下去，她提出想知道我的离婚。 

    “不是我想离而离的。是她一天突然出走，和一个男的。” 

    “受刺激了？” 

    “遇上那种事，一般人恐怕谁都多少免不了受刺激吧。” 

    她在桌面上手托下巴，看着我的眼睛：“别见怪，瞧我问的。不过你是怎样承受刺激的？我很难想像得出。你到底如何承受刺激的？受到刺激后是怎样一种情形？” 

    “把亨林格别在外套上。” 

    “只这个？” 

    “我要说的是，”我说道，“那东西是慢性的。日常生活中喝酒喝得多了，便搞不清哪里受了刺激，但存在毕竟存在。所谓刺激也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不可能拿出来给人家看，如果能给人家看，也就不是大不了的刺激。” 

    “你要说的我完全领会。” 

    “真的？” 

    “或许不那么明显，但我也在好些事情上受过刺激，好些！”她小声说道，“很多原因搅和在一起，所以最后才辞去东京那家宾馆的工作。刺激，苦闷。我这人，有些事情不能像一般人那样处理妥当。” 

    “呃。” 

    “现在也还受着刺激。想到这点，有时真想死去算了。” 

    她又摘下戒指，旋即戴上。接着喝了口玛莉白兰地，捅了下眼镜，莞尔一笑。 

    我们喝了不少酒，已记不得到底要了多少杯。时间已过11点。她觑了下手表，说明天还要起早，得回去了。我说叫出租车送她回去。从这里去她的住处，出租车10分钟就能到。我付过款，出到外面，雪又飘飘洒洒地落下来。雪不很厉害，但路面结冰，脚下打滑。于是她紧紧挽着我的手臂，往出租车站走去。她喝得有点过量，脚步踉踉跄跄。 

    “哦，那本报道收买土地内幕的周刊，”我蓦然想起，“叫什么名称？大致出版日期？” 

    她讲出那家周刊的名称。是报社系统的。“估计是去年秋季出版的。我没直接读过，具体写的什么不大清楚。” 

    我们在轻扬漫舞的雪花中等车，等了5分钟。这时间里她一直抓住我的胳膊，显得很轻松。我也心情轻松下来。 

    “好久没这么轻松过了。”她说。而我也同样。于是，我再次想到，我们之间是有某种相通之处的。惟其如此，我才从第一眼见到她时便开始怀有好感。 

    车上，我们东南西北地聊起来，下雪啦，天冷啦，她的工作时间啦，东京啦，不一而足。我一边聊一边伤脑筋：往下如何对待她呢？我知道，我只是知道，再逼近一步，便可以同她睡觉。至于她想不想同我睡，我当然不知道。但同我睡也未尝不可，这我是知道的，这点从其眼神、呼吸、说话口气和手的动作上即可知道。作为我来说，也想同她睡，知道睡也不至于睡出麻烦。来到、住下、一走了之而已，如她说的那样。但我拿不定主意。我隐约觉得如此同她睡觉恐怕有失公正，并且这种念头怎么也无法从脑海中驱除。她比我小10岁，情绪有点不稳定，而且醉得摇摇晃晃。这就像用带有记号的牌打扑克一样，是不公正的。 

    但在性交方面所谓公正又有多大的意思呢？我自己询问自己。如果在性交上追求公正的话，那为什么不索性变成苔藓植物呢？那样岂不来得简单痛快！ 

    这也是正理。 

    我在这两个价值观之间一时左右为难。当出租车快到她住处的时候，她却毫不费事地使我解脱出来。“我和妹妹两人一起生活。”她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