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之中，去"塔布"或"两个烟蒂"，一转眼就变得为时已晚，去不成了。公众聚会的场合，或者是跳舞，以我所有的时间看，我是说，作为女人，这一切，转眼之间，就宣告结束了。

永　隆

先是在永隆①，以后才是河内。我曾经讲到永隆，河内没有。永隆，我曾经讲过，是交趾支那偏僻地区的一个居民点。地处乌瓦洲平原，我想，这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片多水之地。那时我才八至十岁，发生了一件事。有如惊雷，或者是像是宗教信仰。在我这一生，竟有这种事发生。我已经活到七十二岁，依然像是昨天发生的事：居民点的林荫小路，在歇晌的时间，白人居住区，道旁开满金凤花的大街，阒无行人。河水也在沉睡。于是她乘着她那辆利穆新黑色汽车驰过。她的名字大概叫安娜一玛丽·斯特雷特②。又叫斯特莱泰。她是行政管理区行政长官的女人。他们有两个孩子。他们是从老挝迁到这里来的，她在老挝曾经有一个年轻的情人。全部都在这里了：就像《印度之歌》③中所写的那样。那个年轻人留在老挝没有走，他们是在那个居住区相识的，在湄公河上游很远的北方。就在那个地方他自杀死了。在琅勃拉邦④。 

①在今越南南方，是作者有的小说中写到的背景。

②安娜-玛丽·斯特雷特，这一人物在作者小说《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副领事》、影片《印度之歌》等作品中均曾出现。小说《情人》也曾写到这个人物。

③《印度之歌》，作者1973年写的剧本，1975年拍成影片，是从作者的小说《副领事》改写而成。

④在今老挝。

与这两个情人相共的这条大河向下流经一千公里，经过这个地方，这就是永隆。我还记得在我作为孩子的形体中产生的那种感情：接触到对我来说应该是必须禁止的那样一种知识。世界是如此浩瀚恢宏，还具有一种十分明显的复杂性。对此，必须发明一个词，来说明人们清楚知道却不理解那样一种应该理解的事。这一切是不许说出口的，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对我的母亲也不能说，我知道，有关生命的这一瞬间，我的母亲，对她的孩子，过去，她是说谎了。我必须由自己一个人保有那种知识。自此以后，那个女人也就成了我独自一个人的秘密：安娜-玛丽·斯特雷特。

河　内

其次是河内，我从来没有讲到过河内，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在永隆之前，先是在河内，时间要早六年，就住在我母亲买下的小湖边上那座房子里。在那个时候，我母亲还招收了几个寄宿生①，几个年轻的男孩，十二、三岁的越南人和老挝人。他们当中有一个孩子，有一天下午，叫我跟他一起到一个"小小躲藏地"去。我不怕，就跟他到那个躲藏地去了。那是在湖边，在两间小木屋之间，两间小木屋想必是附属于别墅的。我记得那是类似两侧木板隔墙中间一条狭窄的走廊。书中写的破坏童贞的地点大多是这一类地方：更衣室之类。湖已经变成大海，那种缱绻欢乐已经出现，按其本性依其本源已有所显示，孩子到了知道那种欢快的光年并且已经接收到那种信号，受到触发，这在孩子身体内一经出现就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二天，那个小小年纪的越南人被我母亲赶走了，因为我认为我有责任把一切告诉她，对她做出坦白。记忆是清楚的。我被人接触过，那似乎就是受到污辱，有失名誉。我才四岁。他十一岁半，还没有到青春期。他的那个小细棒还是柔和绵软的，他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用手握着它。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我们两个人用手抚弄，逐渐用力。然后，他停下来。拿在我手中的那种形状，那种温热的感觉，我不会忘记。于是那个孩子把眼睛闭起，脸向着那不可企及的快乐扬起，这位痛苦的殉道者，他已经有所期待了。 

①母亲原是河内的小学教师、小学校长。

我以后没有对我母亲再讲起这件事。她认为，终其一生，我早就把它忘得一千二净，她曾经对我说："不要再去想它，永远永远不要去想。"这件事我长时间都在想，就像想到一件可怕的事情一样。此后又经过很长的时间，我才在法国讲给一些男人听，不过我知道我母亲对小孩这一类游戏是从来不会忘记的。

这一幕戏自身早已转换地点。事实上，它是和我同时成长长大的，从来不曾从我这里疏离避去。

黑色团块

当人们写作的时候，仿佛有某种本能在起作用。写作仿佛是处在黑夜之中。写作可能发生在我之外，在某种时间混乱之中：即处于写与已写、着手写及应该写、对其显在的知与不知、意义充盈、涵泳其中与臻至无意义境界这两者之间。世界上存在着暗黑四块这种意象并不带有什么危险性质。 

并不像亚理士多德所说的那样，是由潜在的存在向现实的存在过渡。它并不是一种表达。它不涉及由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它涉及的是在你的生命沉睡过程中，在不为你所知的情况下，经过它有机的过滤，对已在的和你所，足成的情境进行破译。也不是"移情"，与此全不相干。我说的本能，可能属于写出之前对他人说是不可读解的那种东西的阅读。我可以换一个方式说，我说：读自己的写作，就是你还未为他人解读就开始去写的初始状态。这种情况也可能是下降、俯就于他们的写作，让书写出以后能够为他们所阅读。还可以换一个方式说，换另一些词语表示，情况也是一样。人们在你相属的生与死之间，面临着一大团混沌之物。我经常感到在现有的位置上已经处在并将要处在两种状况间的那种对质之中。我处在中间地位就把那已在的一大团混沌之物从中提出，转移出来。我应将它打碎，这是一个需要费大力气的问题。也需要手段灵活机敏。动作还要比你那方面更为敏捷快速，在这一方面如果还没有动手写，一直处在思想的高度上，那就会永远面临消解的威胁，在即将出现的叙述的虚无缥缈之中分解，将不会落实到写作的层次上，艰苦地写，它也是拒不接受的。有时，写感性的那一面，就会消沉下去，以至于泯没，或者，在可能构成一本书的通俗写作中求得一吐为快。但是，在两种状态之间，也许有许多可庆幸的中间状态。这样，无疑也可能取得可喜的收获。在写《情人》过程中，我有一种发现的感觉。那一切，在我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在那一切之前，原来也存在在那里，我认为那是另一种情况，那才是属于我的，为我所有。那一切因此以一种流畅转化而成为写作，那种流畅让人想到醉酒后说出的话语，而那种话语又让你永远觉得清晰，单纯。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其后，突然间，阻力出现。你就好像是穿了一身钢盔铁甲，由自身通向自身，由自己通向他人，都不能通行了。我所知道的事怎么说、怎么写，都发生抵牾，这是一种可悲的拒斥，不容你下笔，写不下去，仿佛那是不可能的事似的。十分钟以后，两个字词在文本中相遇合，一切又畅通无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