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名牌自行车有三个品牌："永久"牌的特点是坚固耐用，承重能力强，价钱最低；"飞鸽"牌中规中矩，价钱居中；"凤凰"牌最贵，但骑起来很轻。三个牌子中，每种一般只有 

两个型号，"二八"型与"二六"型，前者是男式自行车，后者是女式自行车，且所有自行车间的差价也就在几十块钱左右，父亲买的便是"二八"式的飞鸽牌自行车。

　　有了一辆自行车，就能带着家人出去玩，我和我妹妹就坐过我爸的新车，一前一后，从城市的马路上，一直骑到郊区的土路上，我估计我妈也趁我们兄妹两人不备，单独坐过我爸骑的新车出去浪漫过，他们俩人直到现在感情还很好。

　　一九七六年的北京是个单调的北京，人们的服装颜色一般只有深蓝、黑色、绿色与白色，面料也就那么几种，连小孩子都能说出来，式样就更别提了。若是有外国人来，他一定会奇怪，以为全国为每个公民订做了一身制服，且无论春夏秋冬都穿着，如果那个外国人得出结论说，这是一个统一着装的国家，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奇。

　　汽车的种类也很少，总之，无论什么东西，都只有有限的那么几种式样，所以，对于每一种式样，大家都惊人地熟悉。就拿自行车来说吧，我从八岁就会修理了，无论是补轮胎还是给轴承上油，或是调整辐条，样样都会。修车工具简单得离谱儿，一把扳手，一把改锥，一切就全搞定，若是有什么地方需要特别的工具，人们也发明出一个个巧妙的办法应付过去。比如：需要内六角时，人们便用一块破布垫着，用改锥顶着，再用一块砖头或是锤子慢慢砸，这样，内六角也会随之慢慢转动，松开或是拧紧。

　　记得当时人们相互发泄不满的主要方式，就是拔别人家自行车的气门芯儿，相当于把汽车轮胎的气儿给放了，但一辆自行车只需几秒钟便可把气儿放光，这一点，比放汽车的优越。轮胎没了气，这自行车就没法骑了，得推着，当时街边到处是打气的，打一次两分钱，你要是得罪人，就得成天去打气，有时，家长间相互交恶，就派小孩子去放别人家自行车的气。

　　因为全国人民都骑自行车，所以骑得相当好，街上双手离着把飞车的帅哥多得是，每天都能遇到。但说到骑着自行车上楼梯什么的，就没有人那么干了，因为毁车，当时的人们珍惜自行车的程度，比现在爱护汽车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到周日，院子里成排的男人带着小孩，在保养他们又实用又心爱的私人财产--自行车。

　　所谓中心，就是人们围绕其生活的那个地点。

　　在生活中，人们很容易强调其某些部分的重要性而忽略其余，而且，这种强调，往往随着年龄及人生经验的改变而改变。娇美的花朵必将枯萎，漂亮而合体的衣服总会过时，新鲜而深刻的爱情也会因缺乏持续的刺激而变得平平淡淡。通过努力及运气，人们战胜了贫穷，然而那匮乏的生活方式，有时竟也能成为人们愉快而温馨的回忆，曾经认为永恒而顽强的信 

念，也会被一点点的怀疑而在一刹间倾颓。

　　我相信，有多少个北京人，北京便有多少个中心。

　　以我为例。

　　少年时期，北京看起来还像个古代市镇，十分落后，很多条马路竟还是土路，那时候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一平方公里，中心在家里。每天，从家里取得食物与父母的叮嘱，从这里出发，去学校上学，或去同学家玩，我们家住在右安门附近，那是北京的西南角，在我眼里，世界就是那么一丁点儿大。出了家门，向北走上三百米，便能看到绿色的护城河水，上面漂浮着油污，我记得竟有人从这水里钓鱼，我妈直接告诉我："不卫生，吃了会死。"而向南走，则是一望无际的农田。

　　青年时期，我的活动范围慢慢地扩大了，方式是逛商场、郊游以及一些看电影之类的娱乐活动。记得到了快二十岁，才对北京的方位大概有了个轮廓，知道了二环路以内是市区，而市区里二十层的高楼少得可怜，盖起一个饭店就是一件大事。老师曾带我们参观北京的所谓建国十大建筑，大会堂之类，记得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建筑师，他看过些外国的建筑书，眼界比我们开阔，他边走边悄悄地评头品足，告诉我："这些东西土得掉渣儿，其实没什么意思。"

　　那时候对北京开始有了所谓中心的概念，至于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还真说不清楚。总之，我只记得一有什么事儿，爱凑热闹的北京人就纷纷涌向天安门广场，真是闻风而动，乘坐各种最简陋的交通工具，其中最流行的是自行车，多半为黑色，牌子还没有现在的汽车牌子多，且把这种交通工具利用得十分充分。我记得父亲就曾图侥幸，以一辆自行车带上我和妹妹，兴致勃勃地边骑边警惕地留心不要让警察抓到，就这样慢慢地来到天安广场。那时还有一些所谓的社会运动，这种运动的外在反映便是人们从各个角落向天安门广场奔去，直至天安门广场成为人的海洋。我至今仍感到奇怪，当时天安门广场是如何接待那么多人的，因为周围公厕稀少，更缺少小食亭，而人们的热情大概是去看看别人吧。作为一个北京人，我对人山人海这个词感到特别亲切，我想就是在天安门广场获得的体验。那时候的北京人除了盲目的热情以外，似乎就很难谈到别的。天安门广场让人们的好奇心获得一种满足，在那里，人们可凭直觉获得一种叫集体无意识的从众心理，并从其中获得兴奋以及力量，借以忘却生活中的沉闷压抑及精神物质方面的可怜与匮乏。事实上，现在看来，我认为用狂欢来比喻当时的北京人去天安门广场十分贴切，尽管并不是真的狂欢。但北京当代历史上所有重要的时刻，天安门广场毫无例外地都要聚起一批人来，他们在那里不停地走动，说话，四下看来看去，有时也高呼口号，既像乌合之众，又像是身怀某种痛苦却又有所期盼的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