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辈        

草原上的寒风刮到人的脸上像刀子一样剌骨地痛。寒风卷着霜雪，怒吼着铺天盖地，太阳挂在西天上像一个硬邦邦的冻山药，灰暗无光。

一位九岁的牧童，身上披着一张打了很多补丁的破棉被，小脸冻得灰暗青紫，鼻涕挂在唇上结着白绒绒的冰，冻得发紫的小手哆哆嗦嗦地握着一把放羊的鞭铲，前面有三百多只肥壮的绵羊，缩头缩脑地躲避着风雪，这就是童年的父亲，他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富贵。

“富贵！富贵！”

奶奶的呼喊卷在风沙里。她扭着小脚，像一只掉了颜色的风筝，最多也行不出离家门的半里地。

父亲赶着他的羊群本意是回家。风雪怒吼着劈头盖脸地砸向他瘦小的身体，破棉被鹰翅一样在父亲的两肋间张扬。羊们屈服着风的淫威，咩咩地叫着渐退渐远。瘦小的父亲只能被羊群牵引着行动，在接天连地的风雪中，渐渐地失去了方向感（迷失了回家的方向）。

三百只羊对王财主来说，失去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心急如焚，所有的长工佣人全部出动，在寻找到羊群的时候父亲已经奄奄一息。

爷爷背着父亲一路嚎哭，就像草原上的公狼。

爷爷一家逃难来到内蒙古四子王旗，本打算是来投靠一个表亲，没想到表亲的日子也是饥不裹腹，无奈之下，表亲把爷爷一家介绍给王财主。

一家四口人居住在村边的一间破窑洞里。爷爷是少爷的身子仆人的命，重活干不动，轻活做不来，还经不起主人家半句数落，没等人家辞他，他倒先把人家给辞了。爷爷不去做工，家里连锅都没法烧，三岁的三叔饿得哇哇直哭，一家的生计就靠九岁的父亲给人家放羊来维持。

父亲病倒在王财主家的长工房里。

父亲的病忽冷忽热，小脸烧得像火炭，鼻息奄奄，见着父亲的人都摇头：“这孩子恐怕是难逃一命。”李锁子孤身一人，十岁上就给财主打杂做下人，他和父亲同样的命运使他们成了好朋友。他整整三天陪伴在父亲身边照料，喂水喂饭，父亲竟然奇迹般地活过来了。穷人家的孩子天照管，一生下来就把命运交到了老天爷的手里，用不着求医问药。

王财主那一年好收成，粮食打得多，两个大仓库垛的严严实实。一个精明的财主，他知道那里是财富的源头，怎样维护才能使之源源不断。王财主规定每月给长工们吃一顿带荤的，每到这一顿饭时，长工们像过节似地激动，活也干得格外的卖力。十月份，还没到吃荤的日子，王财主宣布增加一顿羊肉包子，一来以示主恩，二来以庆丰收。

李锁子穿着件羊皮祅，头上戴顶狗皮棉帽，塔拉着羊毛毡靴，喜盈盈地告诉他的小老乡：“东家今天给吃羊肉包子，你过去海开地吃，养养你这瘦骨头。”

病了五天的父亲，瘦得满脸就剩下两只眼睛。他怯怯地说：“我怕老板娘的白眼。”

“不会吧，你都成这样了？”李锁子说。

中午，伙房的一盘大炕上早早地就坐了十几个长工，有喂牛的老张、放马的王虎子、赶车的、种地的........一个个脸上的喜气当也当不住地往外溢。父亲蜷缩着身子就躺在大人们中间。灶上的大笼五屉一顶，足有父亲的人高，呼呼地往外冒着白朦朦的蒸汽，雾汽里飘散着香喷喷的羊腥味。人们隔着云雾不时地瞟一眼那小山一般的蒸笼，年幼的父亲两眼直勾勾地瞅着那诱人的大笼屉，不住地咽着口水。

包子终于出笼了，白腾腾地像小孩的拳头，老板娘用一只大簸箕盛着端到大炕桌上，大人们呼啦一下都把筷子伸向簸箕里。父亲也抖着手把筷子伸向簸箕，他挟起一个包子，还没来得及离开簸箕就被老板娘一掌打落回原处。她白了父亲一眼，恨声道："人家干活的还没吃呢，你一个闲人忙啥哩？等剩下再说吧！”

 父亲一时羞愧，窘迫地把筷子放下，慢慢地又躺倒在大人们的身后。

李锁了乘老板娘不注意，夹了一个包子塞到父亲的手里，父亲用破棉被蒙着头，三口两口就把包子吞下，他耐着性子等待着，刚才老板娘虽然凶些，但她的话给父亲留下了希望。

长工们唏唏嘘嘘地吃着，父亲躺在那里咽着口水装睡，不住地支愣起耳朵听着，这个时候他最愿意听到的是老板娘的声音，长工们终于带着饱嗝离开饭桌。父亲坐起来，望着那剩下的半簸箕羊肉包子满心欢喜，他瞅着老板娘厚实的嘴唇，生怕漏掉开启的每一个音符。

长工们嘴里喷着热气，稀稀拉拉地离开伙房，老板娘端起簸箕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扭着肥硕的屁股走出伙房。

父亲失望地望着老板娘臃肿的后背，委屈的泪水再也噙不住了。他不顾虚弱的身体，跳下炕，拼命地奔跑回工房。李锁子问：“吃啦？”父亲摇摇头，他毕竟是个孩子，不会隐藏自己的委屈，经李锁子一问，呜呜地放声大哭起来，赶车的赵把式咬牙切齿地骂说：“早知道是这样咱们一个也不剩了。”

喂牛的老张气得直瞪眼说：“其实我还想吃几个哩，又怕剩得少了，那婆娘克扣小羊倌哩！”

“臭婆娘，黑心鬼。你等着。”李锁子边骂边朝伙房奔去。过了一会儿，他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手里端着一碗灰黄的炒面放到炕上，眼里竟流出了委屈的泪水........

父亲在炕上又躺了两日，两天里只有炒面、凉水。老板娘扭着胖嘴对父亲说："这也就是我们家的人慈善，换了别人家，早把你赶出去了。“

父亲带着病，披着破被子又去放羊了。他不能丢掉这份营生，家里还指望那一斗麦子过年哩。

一九四七年的春天，内蒙古的大草原上，天格外的蓝，草格外的绿，穷苦的人民终于能昂首挺胸地做人了。过去的财主大爷们见人矮半截，爷爷一家终于扬眉吐气、理直气壮地分田分产，整天喊着打倒地主土豪的口号。当时的爷爷被眼前的幸福搞得一塌糊涂，肯定忘了自己的出身，要不然也不会对地主富农的倒霉高兴的手舞足蹈。

一九四八年，是父亲人生的重要转折点，父亲在老家上过二年私塾，在这个地广人稀、信息闭塞的地方算得上是个“文化人”。在同是无产阶级的情况下，别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父亲不光认识，还能写出自己的名字，这就使父亲脱颖而出，当上了民兵连长。

秋收的季节，奶奶扭着小脚，手里提着一个盛水的黑瓦罐，爷爷手里的镰刀磨得锋利无比，两夫妻站在属于自家的莜麦地前别提有多高兴了，脸笑成了八月的菊花，看着白亮亮的莜麦穗，被微风吹着，一波一波地浪起云涌，心里的甜蜜，幸福荡漾的无边无际，过去家里种着良田百亩，奶奶从来都没想过去看看庄稼是绿的还是黄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才是她的“职责”。老家的粮仓里堆过比这多上百倍的粮食，爷爷从来没觉出粮食对人的重要性。这也应了一句老话：不吃黄连苦，那知蜂蜜甜。

山药蛋有拳头那么大，足足起了有二十牛毛口袋。奶奶天天用大笼蒸，蒸得像裂开的棉花。她用山药蛋加上莜面蒸块垒，搓鱼鱼，还把山药切成丝凉拌，切成块炖、烩，一天一个花样，百吃不厌。爷爷和奶奶一生中有感觉的幸福生活其实是从这时才开始的。他们在心里感谢着共产党，过去十几年贫困潦倒的生活，使他们有了一颗懂得感恩的心。

一天爷爷家来了一位客人，这是爷爷一家来到这个村庄十几年里唯一的一位客人。她穿着蓝底白花的小棉袄，镶边吊面的羊皮坎肩，半大不小的解放鞋打着黑挷腿，使得两条宽松的棉裤腿像套着两个灯笼，稀松的鬓角边插着一朵掉了色的小绒花，脸上挂着高寒地区人特有的红晕，年岁和奶奶差不多，奶奶就喊她姐。别看奶奶一口一个姐喊的亲热，其实在内心里对她是很不逊的，光这身不伦不类的打扮就让奶奶这位曾经的大家闺秀瞧不上眼。客人叫金牡丹，是这三村五里有名的大媒婆，她是来给父亲说媒的，所以奶奶像见了再生父母般亲热。

女方是位离异的寡妇，今年刚满十八岁。

“说来也是命苦，”金牡丹拍着大腿说，“七岁上就死了爹，母亲改嫁，家里的大叔养不起，就把闺女童养到了别人家，说好十六岁上圆房，那男人念了几天洋书，说啥也不愿意同房，等了两年那男人连家都不回了，公婆无奈就给了一纸休书，那么好的媳妇。”她摸了一把嘴角的白沬，喝了几口奶奶端上来的红糖水，继续说，“人家是投奔她姥姥来的，三个舅舅一个姨，见了面像嚎丧似的那个哭，谁见了都下泪。听说外甥女儿在那家受的罪，蹬着个小板凳给人家洗锅，打一个碗就挨一顿打，吃饭没离过灶火旮旯。姥姥拍着炕沿哭，女儿死了有五六年了，娘才知道，嘿！”她瞧一眼奶奶的表情。

奶奶问：“是寡妇啊？”

“说是寡妇，连房都没圓，还是个黄花大闺女，这我敢保证。”金牡丹拍着胸脯说。

正说着话，爷爷和父亲从外边回来了，爷爷见金牡丹坐在炕头上，就知道好事要来了，高兴的有点晕，冲着金牡丹直乐，奶奶拉一下衣襟说："怎不问人？”

“我说今天一大早喜鹊就在那大杨树上叫哩，原来有贵人到了？”爷爷对着奶奶说，“杀只鸡吧！”说完就往外走。

父亲有些羞涩地问了一声：“来啦？”

金牡丹咂着嘴说：“看这孩子俊的，你是怎养来？听说当上民兵连长啦？”

奶奶的脸上就有了得意之色，可嘴上却谦虚着说：“俊啥哩，和他老子一个样，连个话都不会说。”

金牡丹是啥人？奶奶那点虚荣她早看在眼里。她这一生是专门为了说好话而来的，媒婆这个行业，快赶上心理专家了，这也是“专业修养”。金牡丹说：“老实好哇？人家说了，就爱个老实本分的。”

爷爷拎着一只滴血的母鸡，奶奶忙用盆接了。奶奶看着那只白花大母鸡的两只爪子还在有气无力地一噔一噔，她的心也一噔一噔地痛，这只母鸡夏天有时一天能下两个鸡蛋呢。

爷爷坐在金牡丹的对面，抽着旱烟。金牡丹也抽，两个人中间隔着一盏煤油灯，烟枪是用山羊腿做的，腿骨的大头上镶着半节铜子弹头，小头这边插着一段细铜管，因为常年和嘴唇亲吻，摩擦和像金子一样绵润黄亮。煤油灯在金牡丹和爷爷之间你来 我往，焑叶装在铜锅里，在两片嘴唇的抿咽中忽明忽暗。

金牡丹在烟雾缭绕中，迷着一只眼说：“起运哥，你说，我看这女子正合咱家哩？人家说了，彩礼随便给，多也行，少也行，人家就相对咱这孩子了！”

爷爷说：“那也得孩子对哩！见见面再说吧。”

奶奶拉着风箱说：“是个寡妇！”

金牡丹说：“还没圆房呢，黄花大闺女！”

爷爷说：“那不重要，关键是能好好地过日子，能生孩子。”其实爷爷还关心的是不要彩礼。

吃过午饭，父亲就被金牡丹带到离家二十里外的风沙口村。

父亲头上戴着一顶狐皮棉帽，穿着黑对襟棉袄，外套一件羊皮大祅，羊毛制成的毡靴，走起路来笨拙的像企鹅，但那也盖不住父亲的英姿。

油灯下的小女子显得有些忧郁，有那么一点点羞涩，个子不高，身材均匀，一双水汪汪的黑眼睛在油灯的照耀下，闪着亮晶晶的光芒，尤其是那一嘴小白牙，笑起来真是勾人魂魄，父亲就是让那一嘴白玉般的小白牙给吸引住的。

母亲过门的那天，爷爷家的破窗户上糊了一层新麻纸，上面贴了一双大红喜字。奶奶把家里的一床补丁打的最少的被褥拆洗的干干净净，父亲从镇上买回一块新席子，这就是父母结婚时的新房。

夜里母亲羞答答地把那唯一的一床旧被褥铺开，自己坐在炕席上抠手指，油灯下的母亲此刻在父亲眼里是那种小巧玲珑般的美，父亲的脸也在发烧，心也在狂跳。

有了儿媳妇的奶奶，骨子里的那些封建礼教不住地往外溢，她不时地摆一下做婆婆的谱，这都得益于祖母，她如果不在母亲面前行使做婆婆的权利，那她这一生也太亏了。比如：爷爷和奶奶说话时不允许儿媳插嘴；吃饭时有爷爷在，母亲不能随便上炕；父亲不回来，母亲不能先躺下........起初母亲忍着，随着日子的长久，母亲的不满情绪日渐加深，家庭战争开始发生。

父亲二十九岁，这是他人生最为辉煌的时候，家庭事业两旺。母亲一口气给他生了两女一男，那就是现在的大姐和二姐还有大哥，在大队，父亲也算个人物，大队主任，管着好几个小队。父亲有一匹专用坐骑，黄膘大马在父亲的伺弄下，油滑水亮，高大健硕。用母亲的话说：“你爹骑在马上就像杨宗保，”接着一撇嘴又说，“迎头碰上，别说我了，就连他爹都不认识了。”说完嘎嘎地笑。从母亲的表情上能看到父亲当时的春风得意和风华正茂。

当了大队主任的父亲就整天生活在马背上。

 内蒙古自治区地广人稀、水草丰厚，村与村之间少则二三十里，多则五六十里，一百二百里地也有。在这个“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地方，畜牧业最为发达。父亲骑着马驰骋在内蒙古大草原上，旗里、大队、小队开着共产党的各种会议。他一心想着大家，对小家就有点忽略。这往大里说就有点大禹的味道，大禹是三过门而不入，父亲是无数次过门而不入。母亲的志向和修养没有大禹老婆的伟大和深远，她开始怀疑父亲在外边有情人，又拿不出准确的证据，就三天两头地闹，有时闹得父亲都没法办公。她把三个哭天嚎地的孩子都送到大队办公室，自己回家睡大觉。那时的父亲硬要革命不要老婆孩子，他也不含糊，把三个孩子立马送回去，气冲冲地往门里一推，指着母亲的鼻子说：“李桂花，你给我听着，你再污蔑革命干部，再去大队捣乱，我就和你离婚，不信你再试试看？”父亲的气势把母亲的气焰压下去了。有了前段失败的婚史，母亲是再不敢有闪失，打那以后母亲偃旗息鼓再没闹过。

想想那时的母亲也很苦，她不旦要拉扯三个不懂事的孩子，还要伺弄地里的庄稼。奶奶从小出生在富足人家，过贯了小姐太太的日子，虽然跟着爷爷在口外吃了几年苦，但骨子里那些小姿情调是根深蒂固的。现在父亲又长了脸，她整天拿腔拿调地摆谱，东手不拿西手不放，让她管管孙子，她却说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她没有管孙子的义务，爷爷只管庄稼活，母亲家里地里都得管。

父亲的“官运”只有六年。

那场让人想起来就毛骨悚然。但又啼笑皆非的“闹剧”席卷全国。一场混战袭来，高音喇叭里整天批斗声不断，革命歌声不断，红卫兵们一批一批地涌进大队院，父亲被革职了，理由是和大队书记伙穿一条裤子，是书记的走狗。自从父亲被革职，有人大半夜里往爷爷的院子里扔砖头瓦块，一家人又过起了提心吊胆有日子。

落叶归根，爷爷想起了故乡。漂泊了二十几年，其中的酸甜苦辣、人情冷暖不堪回首。在这乱糟糟的世界里那份沉淀已久的思念像施了肥料似地添枝吐叶，在爷爷心里疯长。他想小城，想小城里的街道，想自家的那个车马大店，想祖坟，他有二十几年没给祖宗上过坟了，有时他在心里默默地问自己：自己要是死了，祖宗们还要他吗？再赖也是他们的子孙呀，每想到这些他就鼻子发酸。

高音喇叭里不断地传出一些让父亲惶恐的声音：某某反革命，某某是狗特务........父亲整天像丢了魂似的沉默寡言，不知这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天晚上爷爷对父亲说：“咱回老家吧，与其在这里受罪，还不如回老家受哩！我也这一把年纪了，万一死在这里怎办？我想死在老家，埋在咱祖坟里。”说着爷爷竟满眼是泪花。

父亲对老家是有记忆的，他就像一棵移植的树，从幼苗变成参天大树，根须渗透在这里的土壤里更深更广，他习惯了这方水土里的每一缕阳光，每一缕空气，一下子让他离开，他的生命仿佛没了根基和依靠。父亲说：“再等等吧！”

爷爷很坚决地说：“再等你就等着挨批斗吧，你不回我回，我不想看你让人家整死！”

父亲说：“那三子呢？”

三叔娶了个蒙古族女人，其实是嫁给了蒙古族女人，在大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虽然寂寞，但日子过得挺滋润，每天肉上奶下，吃着大酒大肉，爷爷羡慕地说，过去地主家的生活也没三叔家的好，有点美中不足的就是那个蒙古女人太野。

父亲的话让爷爷沉默了。三叔也是他的心头肉，从口里把三叔带出来，那时只有三岁，现在三叔已经二十八九岁，也当上了父亲，再大在爷爷眼里也是个孩子，他怎忍心丢下？爷爷说：“那你去草地叫他，连孩子女人全带上！”

父亲有些为难，这个时候他是不敢随便离开村子的，不然人家会怀疑他是在逃窜，或在搞反革命联络。

爷爷说：“那我去。”

爷爷去了三天，回来时人显得苍老了许多。

爷爷一下子老泪横飞，抽泣着说：“我说不能娶蒙古女人，你偏让，那点肉就把你馋往啦？你看，现在儿子也要不回来啦，回去怎向三哥交代？”说着爷爷竟唔唔地嚎哭起来。三叔是三爷的儿子，逃难时三爷把三叔交给了爷爷。三叔和蒙古婶婶有一对儿女，养着一千多只羊，和岳父岳母往在一起，虽然民族不同，但日子过得很融洽、很美满。三叔的根就扎在这片大草原上了。

三叔让爷爷和父亲跟他，还说分一些羊给父亲放。爷爷把三叔的意思说出来，奶奶坚决不同意，母亲更是反对。她们这些从小过贯了“群居”生活的人，再去过那独门单处的日子，想想都可怕。她们一直不理解三叔怎么就喜欢上了那种孤独枯燥的日子，三十里，五十里才见一户人家，无边无际的草原上满日空旷，人在这块土地上变成了稀有动物，尤其是冬天，整天风沙弥漫，出门连眼皮都睁不开。当初奶奶说草原上有酒有肉，一半是出自真心，一半是为给三叔解围，三叔要去草原成亲，爷爷死活不同意，说那叫倒插门，丢老祖宗的脸哩，再说娶个蒙古女人，风俗习惯又不同，这不是自己往火坑里跳吗？

三叔十五岁上就走草原，一直给三婶家放羊，说来也算自由恋爱。爷爷封建意识未泯，在他眼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是正理，同族之间搞自由恋爱也是伤风败俗，别说异族了，那更是不可思议的怪事。三婶人又豪放，对汉族人的礼仪规矩一窍不通，行为规矩堪称“野蛮”。爷爷和三叔为这桩婚事争的面红耳赤。奶奶见三叔决心已定，没有回头的意思，立马倒戈，对爷爷说："那里有酒有肉你不让孩子去享福，偏要跟着你受罪？虽说现在不饿肚子了，可咱几时才能见上点腥荤？”

父亲见三叔去意已决，也劝说爷爷：“爹，现在年代不同了，少数民族国家还有不少优惠政策呢，怎能是往火坑里跳呢？”

家庭指数三比一，爷爷再没法硬坚持，三叔这才遂了愿。

自从三叔结了婚，回家的次数少了，过年过节总要捎些东西回家，比如肉干、奶酪什么的，有时父亲和爷爷也去三叔家看望，日子过得平淡。这一说要走，爷爷的心头就像丢了一块肉，有种生离死别的感觉。面对悲痛的爷爷，奶奶也哭了，在这相濡以沬的日子里，奶奶对三叔胜似亲生，这份亲情足以够血脉相通。

爷爷背着一只风箱走口外，又背着那只风箱回来。看似无为，实则爷爷“赚”大了，他带出去四口人，带回来七口人，三叔没回来，要是一起回来那就是十一口人，相当于拉回来一个班。

离别多年的故乡，让爷爷一家心情无比激动，那依然挺拔的五路山，山上盘卧着的古长城，连绵不断，青山依旧，长城不倒，它们在默默地注视着这人世沧桑。

走进左卫城，爷爷他们过去的记忆已经人是物非。过去方方正正的厚城墙只剩南门一堵比较齐整，其余三面都残垣断壁，依稀可辨。城墙上的大城砖完成了御敌护城的使命，在行使另一种职责，走进各家各户，不管什么秦砖汉瓦，一律用作猪舍狗窝。

古楼街上的牌楼已经不复存在了，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只剩三天三夜的火海，红卫兵们围着残灰余烬高呼着“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

这乱糟糟的景象，使爷爷一家人的心情变得空虚起来，回时的那份炽热和憧憬变成了对未来的迷茫和失望。

大姐和二姐对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有些好奇，又有些害怕，她们拉着奶奶和妈妈的衣襟不肯放手，大哥躺在父亲的怀抱中依旧做着他的美梦。游子回乡都是“尘满面，鬓如霜”可人家大多怀里都揣着成就感。爷爷也是“尘满面，鬓如霜”，他却像逃窜回来的难民。怀里揣得是饥饿和落魄。

过去的车马大店变成了“革命小学”。有好多孩子在大院里玩耍。爷爷试探着问：“这里的人呢？”

小朋友不懂爷爷的问话，说：“我们就是这里的人。”接着又说，“我们就是这里的主人，你们想干什么？”小朋友一脸的严肃。

奶奶惶恐地问：“怎办？”

爷爷和三爷有十几年没有联系了，爷爷坚定地说：“回家！”

爷爷的根在刘家湾。刘家湾是爷爷袓辈居住的地方。

爷爷一大家的回来，使三爷又悲又喜又恐慌。悲的是三叔没有一同回来；喜的是在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他这位手足兄弟，而且儿孙满堂地回来；恐慌的是爷爷这一家七口人要吃要宿。三爷的大儿子，我们的大伯，现在也娶妻生子，祖业还剩五间大正房，两间过去做厨房的西下房，其余都是牛棚马圈之类。三爷和大伯现在住着五间大正房，大伯三间，三爷两间正合适，没有半间闲余。祖业是儿孙共有财产，三爷犯了愁肠，再说这吃饭问题，三爷总共的粮食加起来也不够这一大家人吃两月。

爷爷也是聪明之人，看出三爷的愁肠，就对三爷说：“我们把西厢房收拾一下就能住。”一盘小炕怎能睡得下七口人？三爷内心有愧，就对爷爷说：“让富贵一家和富生住一个地吧！”独占惯了的大婶一听，这等于把吃在嘴里的肥肉往出吐，闹着和大伯离婚，说房子是分给她的，房在她人就在，房不在她人就走。父亲看到他们的回来给三爷一家带来不少麻烦，为了息事宁人，心甘情愿放弃了自己应有的权利。

父亲毕竟是当过干部的人，明确地认识到只有找村委会才能解决他们现在的困境。

在村委会上，父亲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乡情。爷爷为什么在最困难的时候想起了回家。这个“家”里有一种血浓于水的乡情，游子走遍天下，乡音不改，为得就是再续这浓浓的乡情。大队的干部社员们都热情地敞开胸怀，真诚地接纳爷爷这一家破落大户。队长赵满仓亲自给爷爷一家送去三十斤黑豆、三十斤莜麦、二十斤谷子。粮食虽然困难，可大队还能做主，有一个最为严重的问题把大队干部们难住了，大家议来议去谁也不敢做主，这定成份可要慎之又慎，它会直接影响一家人以后的生活。解放前爷爷虽然逃跑，定个地主富农也不为过。可这以后子女们要上学，结婚等等一系列问题，大队干部，尤其是当时的书记李大成犯了难。过去是地主不假，可祖爷一家从来不坑害人，祖母为人慈善，经常接济一些生活困难的乡里邻居，这些事说起来老辈人都还记着好。这好处归好处，定成份是中央的指示，国家的政策，它是有规定和标准的，谁敢违反国家政策？定个地主富农对父亲一家明显不利，定个贫下中农，干部们又有失准则，丢官事小，这挨批斗，说起来就让人毛骨悚然，那种非人的折磨谁也受不了。有聪明人提议最好是比地主富农低些，比贫下中农高那么一点儿。支书眉头一展，一拍桌子说：“那就定个上中农。”“上中农”这个名词大概就是从这儿诞生的。

村里有个王五，年轻时行走江湖，解放后回村居住，在别人的鼓动下加入过“一贯道”，因此儿女们在学校很受歧视。比起他们，我的姐姐、哥哥们是幸运的。就是这个被称作“一贯道”的人，让父亲一辈子感恩。

父亲时常让我们记着，忘了他也不能忘了这个人的恩情。那个年代家家户户缺衣少食，人人饿着肚子闹革命，父亲家七口人就靠那三十斤黑豆、三十斤莜麦、二十斤谷子要过一个冬季。母亲一日三顿饭算计着只熬稀饭，两个姐姐饿得只剩下皮包骨头，父亲一家的饥饿正好提醒大婶要防贼的决心，为了防止父亲做贼，她鼓动大伯给山药窑子加盖加锁，吃饭时也要闩着门，怕姐姐们进去。“一贯道”王五和父亲在一个组里担粪，他看见父亲担粪时晕倒在粪堆边，知道父亲是饿的。晚上，王五偷偷地给父亲家送去满满一大筐山药，走时嘱咐父亲千万不要说出去，怕他老婆知道。父亲满眼含泪无言以对，他心里明白，王五家还有六个孩子，口粮也不足。

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村里干部乡亲们对父亲一家的那些大恩情，父亲以及我们没机会，也许一辈子也无能力回报，但父亲一辈子没忘，他也没让我们忘记，他时常在我们耳边念叨，苦难时念叨，幸福时也念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