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地理条件之整体的统一性来看。我们认识中国地理条件对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影响,仅仅从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来看,仅仅认识到这种独立性对于造成历史上的分裂割据政治局面有很大的关系,还是很不够的。我们还应该考察中国地理条件之整体的统一性,考察这种统一性与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关系,这同样是很重要的。中国地理条件,由于天然特点而自成一个自① 参见邓拓:《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第56 页,三联书店1979 年4 月第2 版。② 《史记·吴王刘濞列传》。
③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① 分别见《通典·州郡典》六、一○、一二、一三。
② 《新书·藩强》。
③ 《全唐文》卷一四三。
④ 《柳河东集》卷三。
然地区。这个自然地区的环境是:北有大漠,西和西南是高山,东与南滨海;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所流经的地区是地理条件最好的地区。在这个自然地区里,任何局部地区的特点、局部地区与局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及其产生的种种社会结果,一般地说,都不能不受到这个整体所具有的统一性的约束。中国地理条件的这个特点,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历史上政治形势的发展。这个影响至少表现在:第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上的重大的政治活动具有明显的内向性,这是因为一则四出受阻,一则为大河流域的先进的经济、文化所吸引。汉唐而下,有所谓“丝绸之路”;唐宋以降,航海事业也有发展:但这对历史上政治局面一般不产生多大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从秦朝开始,“制天下为四十郡,其地则西临洮而北沙漠,东萦南带,皆临大海”①,至元朝,“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②,直到后来的明、清两代,其政治统一的局面,都是对这一地域范围的继承和发展。这种政治活动的内向性,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史的发展也看得十分清楚。第二,如马克思所说,亚洲的大河流域需要有中央集权的政府来执行公共工程的职能。在中国历史上,从传说中的统治人物开始,直到历代封建朝廷,都与执行这种公共工程的职能相关联。水利事业的发达和封建专制的强化,这两种表面看来完全不同的历史现象,实际上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徐光启《农政全书·水利·总论》引《荒政要览》说:“水利之在天下,犹人之血气然,一息之不通,则四体非复为有矣”①。这是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这种联系。我们从《二十四史》有关名史的《沟洫志》、《河渠志》、《食货志》以及《地理志》关于水利事业的记载中,可以大致看出这种公共工程的职能在机构设施、具体措置和社会效益方面的反映。由此可见,中国地理条件之整体的统一性影响于历史上政治形势的发展,它有维系国家统一的一面。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不只一次地出现过分裂割据状态,但统一毕竟是主要的趋势,这与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有极大的关系。
中国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对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影响,在具体的表现上是很复杂的。如割据政权的建立,必须具备一定的地理条件,即必须有地方上的经济条件作基础。而不同时间或不同地区建立的割据政权,在利用地区经济条件方面的情况是有差别的,甚至有很大的不同,一种情况是开发,一种情况是滥用。从总的方面来看,南方的割据政权大多注意于开发,北方的割据政权则滥用多于开发。这是因为:第一,北方的割据大多表现为政治上的混乱、纷争,极容易造成对自然富源的滥用;南方的割据,比之于北方的混乱和纷争来说,显然要安定一些,因而有可能对自然富源作合理的开发。第二,由于北方开发较早,北方割据政权可以滥用这些已经开发出来的经济成果;南方开发较晚,南方割据政权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更多地致力于开发。从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的割据,还有南宋和金的割据,大致可以看出这种差别。再如统一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与地理条件的关系,也有两种情况。一是夺取和占据地理条件较好的地区,作为统治全国的基础,如汉、唐都以占据关中地区作为统一全国的第一步。二是统一皇朝的中心所在地并不是丰腴的地区,但由于能够比较好地控制了重要① 《通典·州郡典》一。
② 《元史·地理志》一。
① 《农政全书》卷一二,引文出自俞汝为《荒政要览》四《平日修备之要》。的运输渠道,从而掌握了必要的生活资源和生产资源,因而也能使统一得以存在和发展,如唐代后期,尤其是元、明、清三朝即是。
地理条件影响到历史上政治统治局面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
地理条件与民族、民族关系地理条件与民族的形成、民族间的差别和交往也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史学家很早就重视记载各个民族的历史,这在本卷第一章已有论述。他们也注意到地理条件与民族发展的关系。杜佑在《通典》中就谈论到这个问题,他说:“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孝慈生焉,恩爱笃焉,主威张而下安,权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贵,实在于斯”。至于少数民族地区,则是“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华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①。杜佑在这里提出的有些论点是不足取的、但反映了史学家试图从地理条件的差别上去说明汉族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社会发展所以有很大不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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