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特别指出来，《史记》对汉族的形成，做了很多的工作。学者们习惯于把这些工作看作是中国史的一般工作。而从民族史的角度看，这些工作还应该说是对叙述汉族形成过程所做的工作。《史记》有《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以至汉以后的帝纪，它们所表述的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就是汉族形成的不同阶段。《史记》又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这些表是表述不同历史阶段的又一形式。尽管司马迁还没有“汉族”的概念，他也不一定会意识到这是为一个民族的形成写历史，但实际上他做了这个工作。一直到现在，他的工作成果还是我们研究汉族形成史的基本文献。

　　《史记》论述了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但不斤斤于夷夏之别。

　　司马迁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是理智的，没有明显的狭隘民族思想。《史记》记：“禹兴于西羌”①，而为夏后氏之祖。又，秦之先祖大费，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②。又，春秋时，秦以“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③后来秦用商鞅变法，改革了一些戎俗，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史记》记周人历史说，周在夏殷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文化较高的民族④。而周的先世却曾“奔戎狄间”，到古公亶父始“贬戎狄之俗”。又，匈奴在一般人眼中好象是不可能有什么文化历史的民族，但它却是“夏后氏之苗裔”。⑤《吴太伯世家》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山。”这些记载所反映的思想，与战国时期的孟子大不同。孟子只承认“用夏变夷”，而不承认夏会“变于夷”。《史记》的这些记载，则是“用夏变夷”者有之，“变于夷”者亦有之。

　　匈奴问题是汉代尖锐的民族问题。《史记》既反对匈奴对汉边地的侵扰，也反对汉朝对匈奴牧地的侵夺。在关于河南地的争夺上，《史记》肯定了匈奴在当地的主权。所以《匈奴列传》记秦始皇侵占这块土地时是说：“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而在记匈奴冒顿单于时事，是说“悉① 《吏记·六国年表·序》。

　　② 《史记·秦本纪》。

　　③ 《史记·六国年表·序》。

　　④ 《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⑤ 《史记·匈奴列传》。

　　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

　　对于汉和匈奴间的战争，《史记》并不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它指出，汉武帝初年，“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但自王恢设计诓骗匈奴以后，双方才不断用兵。《史记》指出，汉家对匈奴用兵为自己带来很大的困难。《平准书》指陈对匈奴战争的严重后果，说：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后，汉将岁以数万骑出击胡。及车骑将军卫青，取匈奴河南地，筑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

　　其后四年，而汉遣大将将六将军，军十余万，击右贤王，获首虏万五千级。明年，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首</PGN0011.TXT/PGN>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

　　《匈奴列传》对于汉廷在民族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微婉其词的。所以在列传的结尾，感慨于《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但以《平准书》和《匈奴列传》合观，可见作者对自己的真实思想还是不愿掩盖的。司马迁死后两千多年的悠久岁月中，在汉与匈奴的问题上，很少有人能象他这样看的。

　　班固的《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继承《史记》，在民族史方面，对前史或续或补，对创兴的新史专立篇目。它们在资料上可说是收集得不少，而见识上要比司马迁差得多。

　　《汉书》的《匈奴传》，有上、下两卷，收录了《史记·匈奴列传》的旧文，增益了李广利降匈奴以后以至更始末年的史事。把《史》、《汉》和《后汉书》的《南匈奴传》合起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对夏、殷以至东汉末年的匈奴历史具有相当完整的记载。《汉书·西域传》也分上下两卷，比较系统地记录了天山南北各民族的情况，对于道里和户口的数字也都有所记载。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代民族史的重要资料。《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几乎全是抄录旧史，而所收文帝赐赵佗书和赵佗所上书，是《史记》所缺略的重要文献。

　　《后汉书》的民族史部分，收罗繁富，甚见工力。《西域传》、《南匈奴传》接续前史，记录了匈奴和西域在东汉时期的重大变化。《东夷传》、《南蛮西南夷传》好象是因袭旧规，而记载翔实，过于前史。西羌问题是东汉时期比较突出的民族问题，乌桓和鲜卑是这时期新兴的民族，而鲜卑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大有影响。《西羌传》和《乌桓鲜卑传》是《后汉书》新创的篇章。陈寿的《三国志》，一向同《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四史”，而陈书民族史部分很简略，仅有乌丸、鲜卑、东夷传，但也可与《后汉书》有关部分相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