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治制度。约当于旧史《百官志》。

　　五、军事制度。约当于旧史《兵志》。

　　六、法律。约当于旧史的刑罚志。

　　学术文化，包含经学、史学、哲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等，是否在典志中设置专篇，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倾向于用传记的形式分别处理，而把典志的内容一般限制在制度性的范围。

　　关于宗教，旧史中只有释老志。在内容上现应从制度上作出新的发展。

　　关于礼俗：旧史中的礼志、五行志、舆服志；都有比较丰富的内容，应充实民间方面的材料，设置专篇。

　　关于中外关系：旧史中关于中外关系的记载多见于列传中。《通典》的《边防志》和《文献通考》的《四裔考》也有部分材料。这在典志中是一个应开创的篇章。

　　在典志的编撰过程中，不必拘泥于这几个门类的各目，但标目还是以比较集中为好，不要过于分散。这样可以眉目清楚一些，便于读者。

　　典志的表述，有三种传统形式。一种是《史记·平准书》式的，完全用作者的语言写出来，有事实、有议论。第二种形式是《汉书·地理志》、《艺文志》式的，把各种地名、书名列举出来，作为基本的形式，也附有少量的议论。第三种是《通典》、《文献通考》式的，分别汇集许多原始材料，把有关前人的议论和作者的意见附于后面，这是把材料和议论完全分开的形式。这三种形式各有特点，应该是按论述的对象采取适当的形式，不能一概而论。

　　应该指出，撰写典志最重要的问题是研究方法上的深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到人口的研究。他说：“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依据马克思的论述，可以归结为：首先经过“表象的具体”，再到“多层次的抽象”，最后回到“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样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说这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的正确方法”。并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①这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研究人口是如此，那么研究如此丰富复杂的人类历史客观进程更应该是如此。在史书中考虑设置“典志”部分，就是希望切实地朝着从多方面反映人类史这一“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的方向去努力。

　　我们设想：典志部分的写法要力求体现上述理论指导，既要从传统史学中吸收今天用得着的东西，又跟前人的写法不同。总括来说，典志篇目的设立，都是企图从各个社会剖面来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特点，都是为体现历史发展的整体服务的。有两点是特别紧要的。第一，对于经济、政治制度等等，不是作为一个制度静体来写，而是作为动的，即从历史的运动中来写。第二，不仅要讲一种制度的发展，还应该讲制度跟社会发展的关系。

　　传记，人物群象历史的发展，毕竟是人们活动的结果。在史书里，看见了历史人物的群象，就愈益感到历史的丰富性。离开了人，也就谈不上历史。旧史大量地写人物传记，其所持的观点是有错误的，但对写人物传记的重视，却是可取的。近几十年，人们重视摸索社会发展规律，在史书撰述中努力阐述历史的规律性，这是史学工作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对于这一点，我们还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下去。但在另一方面，在断代史和通史的撰述中，都忽视了人物传记的编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现在我们还应该写传记，本书自第三卷以下，都要给传记以较多篇幅。

　　历史是遵循着必然的规律前进的。人的作用不能改变规律，但能影响历史发展的速度和状况。十八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向亚洲扩张，同是东方国家，有的沦为殖民地，中国则沦为半殖民地，日本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此后，日本又由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发展，走上侵略邻国的道路，最终成为战败国。而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站立起来，建立了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史上，项羽和刘邦都以反秦起家，而项羽以优势兵力，反而与江东八千子弟同归于尽。刘邦以劣势兵力，却最后夺得了皇位。三国时期，诸葛亮以一身系蜀汉之安危。南宋时期，一个岳飞，一个秦桧，他们在权位上的得失，深刻影响宋金间的军事局势。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很能表明人在历史的具体行程中所起的作用。

　　人的作用，包括人民群众的作用，也包括领导人物、代表性人物的个人作用。斯大林有一篇著名的谈话，他跟德国作家路德维希（Emil Ludwig，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3 页。

　　1881—1948）谈到个人的作用问题。路德维希问斯大林：“你不认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你的见解之间是有矛盾的吗？”斯大林说：“不，这里没有矛盾。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们创造历史的话。可是，人们当然不是凭什么幻想，不是随心所欲地来创造历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件而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改变这些条件，那末他们这些人就会陷于唐·吉诃德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决不应该把人和条件对立起来。正是人们创造历史，但是只有当他们正确地认识他们所碰到的现成条件的时候，只有当他们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的时候，他们才能创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