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下册）

　　丁编传记第一章秦始皇帝①附李斯赵高第一节灭六国，创帝业平定叛乱秦始皇帝，姓嬴、名政，秦庄襄王之子，秦昭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正月生于邯郸。嬴政十三岁（公元前247 年）即王位。因年少，国事皆决于相国吕不韦。

　　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 年）至七年（公元前240 年），秦继续对外用兵，它攻击的重点是韩、魏、燕三国，其间取韩十三城，魏二十城，燕二十城。

　　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 年），命王弟长安君成■将兵攻赵。成■反，兵败于屯留，军吏皆斩。九年，长信侯嫪毒反。秦王政发兵，与嫪毒战于咸阳，俘嫪坶，车裂以徇，灭其宗。旧史相传，庄襄王在赵为质子时，吕不韦以孕姬进，生子即政。政即王位后，其母为太后，与吕不韦旧情不断。吕不韦怕事泄被诛，以嫪毐为宦者进，太后甚宠幸，因得主国政遂起意反叛。十年，吕不韦以嫪毐事免相，归河南封国。秦王政恐其叛乱，赐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恐惧，饮鸩而死①。从此，秦王政大权独揽，王位得到巩固，以“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代替了事皆决于吕不韦、嫪毐的局面。

　　灭六国秦王政步入青年时代，恰逢七雄进入决战时期。他凭借先辈创建的雄厚基业，又平定了嫪毐等的叛乱，在七雄对峙中处于有利地位。他抓住战机，对六国的斗争从蚕食转向吞并。他采纳李斯的建议，制订“先取韩，以恐他国”的吞并顺序。

　　秦王政十四年（公元前233 年），韩王遣韩非使秦。韩非至秦，被杀于云阳。韩王畏惧，请称臣。十六年（公元前231 年），韩献南阳地。次年，秦王政遣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灭韩。十八年（公元前229 年），秦王政遣端和将兵围邯郸。次年，遣王翦等攻赵，得赵王迁。赵公子嘉自立为代王。秦王政到邯郸，诸与其母家有仇者，皆坑杀之。二十一年（公元前226 年），秦王政遣王贲、王翦攻燕，取蓟城，得燕太子丹之首。燕王逃奔辽东。二十二年（公元前225 年），秦王政遣王贲攻魏，水灌大梁。魏王降，魏亡。二十三年（公元前224 年），遣王翦攻楚，得楚王负刍。楚将项燕立昌平君为楚王。次年，王翦、蒙武破楚军。昌平君死。项燕自杀。二十五年（公元前222 年），王贲攻燕辽东，得燕王喜。还攻代，得太王嘉。二十六年（公元前221 年），王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灭齐。短短十年间，秦王政剪灭① 本节及下节基本上取材于《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 《史记·吕不韦列传》。

　　六国，结束了征战几百年的分裂状态，建立了规模空前统一的皇朝。

　　创建帝业的自我满足在灭六国的过程中，秦王政创建了秦的帝业，其后又有所发展。同时，秦王政不断滋长了自我满足的情绪。

　　秦王政在二十六年（公元前221 年）灭齐后，令丞相御史：“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议论的结果，还是由秦王政决定下来，称作“始皇帝”。这个称号，表示至高无上、万世一系的权力。他要后世，自始皇帝以下，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从此，秦王政就改称始皇帝。

　　同年，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应为水德之始。

　　按着水德的特征，他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始皇的这些规定，是为了显示秦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出现是必然的，是符合天意的。这是神化皇权的特殊形式，是周人所谓“天命”的翻版。

　　秦新破六国，丞相绾建议置王以镇之，“始皇下其议于群臣”，最后，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废古封国制而以郡县制去代替。以当时具体情况来说，郡县制推行到如何程度，不可详知。但从制度本身来说，郡县制是以地缘本位的地方政权取代了以血缘关系为本位的地方政权，这是地方政权封建化的主要标志。

　　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 年），立石琅邪，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这鲜明地规定了皇帝的身份既是最高的统治者，又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而生存在这土地上的人既是民又是臣。

　　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 年），采纳李斯的意见，规定：“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第二年，以卢生等诽谤罪，坑儒生四百六十余人于咸阳。秦始皇的封建皇朝，至此完备了由土地的最高所有权，政治上的绝对统治权，以至在思想意识上的绝对顺从之整个专制体系。在他的自我满足的精神状态下，为所欲为，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奴役，以致人们忍无可忍，终于在始皇死后不久就埋葬了这个皇朝。

　　第二节巡行，刻石，求神仙多次出巡始皇灭六国后，先后五次大规模地出巡。二十七年（公元前220 年），西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自回中归。二十八年（公元前219 年），东巡，上邹峄山，封泰山，至渤海，过黄、腄，登成山、之罘山，南至琅邪、彭城等地，自武关归。二十九年（公元前218 年），再次东巡，登之罘山，至琅邪，自上党归。三十二年（公元前215 年），第三次东巡，至碣石，巡北边，从上郡归。三十七年（公元前210 年），最后一次东巡，至云梦、丹阳、钱唐，登会稽山，祭大禹。

　　始皇出巡的地区集中在东方，特别是燕、齐、楚旧地。这表明，出巡的目的之一，是镇服六国贵族，巩固统治，而不是简单的游观。这是因为燕、齐、楚比韩、赵、魏灭亡得晚，距离咸阳又远，反抗的力量也较大，政治上、军事上都有一再出巡这些地区的必要。几次东巡，都有刻石。虽然刻石充满了歌功颂德之词，但也宣扬教化，具有从社会秩序上巩固统治的重大政治意义。

　　琅邪刻石和会稽刻石刻石是始皇创造的宣传工具。在众多的刻石中，始皇二十八年在琅邪刻石和三十七年的会稽刻石具有代表性。

　　琅邪刻石说：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

　　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这篇刻石的第一部分，是颂扬始皇统一之功。第二部分是颂扬始皇政治之清明。第三部分是颂扬始皇泽及牛马之德。这是一篇以颂扬为主的刻石，表述了始皇在创建帝业上的主要成就。

　　会稽刻石，特别强调了封建伦理的规定。刻石说：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腵，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像这样对于封建伦理的重视，实际上也是对于个体家庭劳动的保护，是密切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访求神仙不死之药始皇称帝后，已充分占有世俗的一切享受。他所最感不足的是，他不能不死。他最怕的是死。史称“始皇恶言死”。为了长生不死，他不惜代价访神仙，求不死之药。

　　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 年），齐人徐市投始皇所好，称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他请求率童男童女入海求仙。始皇即刻遣徐市率童男女数千人入海。三十二年（公元前215 年），始皇东至竭石，令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两位古代仙人。又遣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数年后，仙人不死之药踪影不见。卢生畏惧，欺骗始皇说：“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巨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惔。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始皇求药心切，一切照卢生的话办。他自称真人以代替称朕，并令咸阳周围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

　　世上本来不存在仙人和不死之药，靠欺骗过日子，总有一天会大祸临头。所以，卢生，侯生于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 年）就偷跑了。他们的逃亡，加之韩终去而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令始皇大怒，遂逮捕咸阳诸生，令御史审问，将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

　　始皇于三十七年（公元前210 年）病死于沙丘平台。终年五十岁。

　　秦始皇评论关于秦始皇的评论，一般对于他在统一上的作用，多推崇过高。秦灭六国，实现统一，是时代的产物，始皇不过是“续六世之余烈”，最后促成而已。始皇即王位之前，秦对六国的战争，已是节节胜利。公元前293 年，秦白起败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公元前274 年，白起伐魏，斩首十五万。公元前260 年，白起败赵师，坑杀四十五万。此外，还有不少大大小小的战役，秦在不同程度上杀伤敌方的有生力量。可以说，始皇即位时，统一的基础已经奠定，而始皇最终剪灭六国，结束长达几百年的割据状态，奠定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他在历史上的贡献是很大的。

　　始皇在灭六国之前是能纳谏的。他接受李斯的上书，撤销逐客令，对秦的吸收人才很有好处。伐楚时，始皇问李信需用多少兵。李信说不过二十万人。问王翦。王翦说：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错误地认为王翦老了，胆怯；李信年青，壮勇。于是命李信、蒙恬将二十万众伐楚。开始时，李信、蒙恬两路并进，节节胜利。但是不久便被楚军打败，秦军伤亡惨重，仅都尉就阵亡七人。始皇后悔轻信李信的话，亲自到频阳向王翦谢罪，说：“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始皇一再谢罪，请王翦出来。王翦毫不让步。最后，他提出，如果一定要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不仅答应了王翦的要求，出发时还到灞上为王翦送行①。

　　灭六国后，始皇自以为功高五帝，地广三王，居功自傲，不可一世，“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博士形同虚设，丞相、大臣只能“受成事，倚办于上”。群臣为了保官，不敢说真话，“谩欺以取容”。始皇对百姓残酷暴虐达到了极点。当他在世的时候，地方上已出现了反秦的火种，只等待有① 《史记·王翦列传》。

　　人来点燃了。他所实现的统一并不是巩固的，他的政权很快就被推翻了。第三节李斯的功绩建立帝业的献策李斯，楚上蔡人，约生于公元前281 年②。年少时为郡小吏。继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有所成，公元前247 年西入秦，求为秦相吕不韦舍人。吕不韦看中了他，任他为郎。李斯因此有了说秦王的机会。他见秦王，献利用时机，灭诸侯以成帝业之策。秦王听了他离间各国君臣之计：“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然后以良将随其后。秦王先后拜李斯为长史和客卿。李斯献策的实际情况不可详知，但这对于加速六国的灭亡，显然是起了作用的。

　　谏逐客书韩国人郑国以修渠为名，来秦作间谍活动。郑国的计谋被发现了。秦宗室大臣乘机攻击客卿，说：“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也在逐中。李斯上书，申述逐客之不当。他说到客卿对秦国强盛的重大贡献。他说，穆公取由余于戎，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使秦并国二十，称霸西戎；孝公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富民强，举地千里；惠王用张仪之计，拆散六国合纵，使秦拔三川之地，并巴蜀，取上郡，收汉中；昭王用范雎，使秦强公室，杜私门，为帝业打下基础。他们都不是秦国人，“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李斯进一步说明各国的物产和文化，对秦国文化发展的诸多贡献，从而得出结论说：“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秦王取消了逐客令，恢复了李斯的官职。

　　秦王听从了李斯的计谋，二十余年后竟并天下。而李斯官至廷尉，又升为丞相。

　　分封制与郡县制的论争废分封，置郡县，是秦代政治体制上重大的变革。对于这个问题，大臣们的意见并不一致，而李斯是一贯主张郡县制的。

　　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 年），既灭六国，丞相王缩等以六国新破，燕、齐、楚距咸阳远，不为置王，无以镇之，请立诸子。群臣皆以为便。这时，李斯是廷尉，独持异议。他以周末诸侯争战不休为由，反对分封，主张全国皆为郡县。始皇同意李斯的意见，说：“廷尉议是。”于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从此，郡县制成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形式①。

　　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 年），灭六国以后的第九年，分封之议又起。是年，始皇置酒咸阳宫，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① 本节所据材料见于《史记·李斯列传》者，不一一注出。

　　②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博士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把这问题交给群臣议论。李斯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始皇同意了李斯的说法①，郡县制仍旧坚持下去，它在中国历史上有长远的影响。

　　申是古非今之禁始皇三十四年，因议论分封制和郡县制的得失，李斯申论是古非今之不利于治，主张申是古非今之禁。他说：“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以古非今者，族。

　　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始皇同意李斯的这些主张，制曰：“可。”②在始皇批准的这些禁令中，《诗》、《书》、非秦纪的史籍，非博士官所职百家语都必须焚烧。因犯禁而判的刑，有城旦、弃市以至灭族。私藏禁书者有罪，偶语《诗》、《书》者有罪，以古非今者有灭族的大罪。这些禁令的总意图是在政治思想上禁私学而定一尊。这是始皇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在思想领域的反映。他使用的行政手段是很严厉的，但除了破坏、阻碍文化的发展外，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

　　功绩和权势李斯对秦的功绩是大的。他的权势，在始皇那样专制的形势下也是仅有的。司马迁为李斯立传，说秦王撤回逐客令后，“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又说他“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书，治离宫别馆”，以及“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鲁迅推崇李斯在文字改革方面的贡献，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李斯“于文字，则有殊勋。六国之时，文字异形。斯乃立意，罢其不与秦文同者，画一书体，作《仓颉》七章，与故颇不同，后称秦篆。”

　　李斯长男李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李由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庭车骑以千数。李斯的权势，在当时是很突出的。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始皇死后，李斯为了个人得失，上了赵高的圈套，制造宫廷政变，促使秦皇朝走向衰亡，而他本人为赵高所杀害，于二世二年（公元前208 年）7月被腰斩，灭三族。

　　第四节赵高与秦的灭亡伪造诏书赵高，兄弟数人皆为宦官。赵高熟悉狱法，始皇以其为中车府令。他利用职务之便，私事胡亥，教胡亥法令，决狱，深得胡亥的信任。

　　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 年），李斯、赵高、胡亥等随始皇东巡。在折返途中，行至沙丘，始皇病甚。于是始皇赐公子扶苏书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封，未发，始皇死，遗诏落入赵高手中。

　　李斯怕天下有变，秘不发丧，置始皇辒辌车中，上食，像平常一样。赵高想立胡亥为帝，扣留始皇赐扶苏书不发，为达到目的，他三劝胡亥，多次说李斯。他先以权势诱胡亥篡位。胡亥以遵父命，行孝悌，安社稷，加以拒绝。赵高又以商汤伐桀，周武王伐纣，卫君杀其父，不为不孝，继续策动。胡亥开始动摇，但提出君父丧礼未终，不宜于此时干扰丞相。赵高针对胡亥的犹豫不决，又提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迫使胡亥及早决断。胡亥终于接受了赵高的阴谋。

　　赵高知道“不与丞相谋，恐事不能成”，便以试探、说服、威胁的手段迫使李斯站在他一边。赵高利用李斯眷恋权位的私心，对李斯说，如扶苏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又说：“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李斯无可奈何地仰天而叹，听从赵高的摆布，终于与赵高合谋。赵高伪造始皇遗诏，说：“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扶苏自杀于上郡，蒙恬请囚。胡亥立为二世皇帝。二世为了回报拥立之功，拜赵高为郎中令。从此，赵高“常侍中用事”。在封建专制的政体下，赵高创始了宦官干政的恶例。

　　阴谋篡权赵高得势后，一步一步地进行篡权的阴谋活动。他因除去异己，杀人很多。他怕二世知道真相，于己不利，便耍弄手腕，把二世与大臣隔开。他对二世说：“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又假装关心地说：“陛下年轻，未必事事皆通，如果上朝，处事不当，则示短于大臣。不如居深宫，学习法令，事来则处之。这样，大臣既不敢欺骗陛下，又称陛下圣主，一举而两得。”二世听信了赵高的谎言，从此，居深宫之中，日事宴乐，不再上朝。赵高成了二世的代言人。

　　赵高设计陷害李斯。他对李斯说：“关东群盗多。今上急发繇治阿房宫，聚狗马无用之物。臣欲谏，为位贱。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见。”李斯说，我早就想进谏，只是上居深宫，不上朝，无机会见上。赵高说，君真想进谏，等上空闲无事，愿为君通报。于是赵高每见二世方燕乐，妇女居前，使人告丞相说：“上方闲，可奏事。”李斯至宫门上谒，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闲日，丞相不来。吾方燕私，丞相辄来请事。丞相岂少我哉！且固我哉！”赵高见条件成熟，乘机造谣说，李斯参与沙丘之谋，想裂地封王。又说李斯① 本节所根据材料，见于《史记·李斯列传》。

　　之子李由与陈胜勾结。李斯得知上了赵高的圈套后，急忙上书二世，揭露赵高的“邪佚之志，危反之行”，要求除掉赵高，消除隐患。由于二世对赵高的信赖，不仅不怀疑赵高，反而把李斯的揭发告诉了他。赵高于是进一步诬陷说：“丞相所患者独高。高已死，丞相即欲为田常所为。”二世听信了赵高的谗言，把李斯交给他惩治。

　　赵高以严刑拷打，强令李斯承认与子谋反。榜掠千余，不胜痛，李斯被迫诬服。接着，赵高又令十余人，诈称御史、谒者、侍中，审讯李斯。李斯申述冤情，说出真相，总是遭到一顿毒打。后二世遣使复查案情，李斯以为又是赵高的人，不敢再说真话。于是二世对所谓李斯谋反，信以为真。二世二年（公元前208 年）7 月，李斯具五刑，腰斩咸阳，夷三族。

　　李斯死后，二世拜赵高为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

　　赵高为检验群臣是否跟他走，故意指鹿为马。二世大笑说，丞相错了，是鹿不是马。并问群臣，是不是鹿？多数人回答说是马。一些人沉默不语。只有少数人回答是鹿。这一场面，使二世迷惑不解，他甚至怀疑自己的神经出了问题。事后，凡言鹿者，都被赵高暗中治罪除掉。从此，“群臣皆畏高”，顺从赵高，不敢持异议。

　　皇室宗亲是赵高的眼中钉。他挑唆二世“远骨肉”，杀诸公子。二世杀十二公子于咸阳，磔十公主于杜。公子将闾昆弟三人，被囚禁宫中。二世遣吏责将闾说：“公子不臣，罪当死，吏致法焉。”将闾说：“阙迁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何谓不臣？愿闻罪而死。”吏无言以对，只好说：“臣不得与谋，奉书从事。”将闾昆弟三人，都流着泪，拔剑自刎。

　　秦宫政变陈胜起义之初，赵高数言关东盗毋能为，以欺骗二世。巨鹿一战，项羽大败秦军，擒王离，降章邯，秦军的主力被消灭。不久，刘邦攻占武关，关中危在旦夕。已升为丞相的赵高，怕二世追究责任，日夜不安。二世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赵高感到不妙，决定先下手。他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弟郎中令赵成，合谋废二世，立子婴。阎乐以追盗贼为名，率千余人进望夷宫，指责二世骄恣，诛杀无道，致使天下共叛，逼其自杀。二世要求见赵高，阎乐拒绝。要求封为郡王，阎乐不许。要求封为万户侯，阎乐不准。最后，二世哀求，愿为黔首。阎乐开门见山地说：“臣受丞相命，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二世绝望，遂自杀。

　　赵高召集大臣、公子，宣布诛二世，去帝号，立子婴为王。赵高令子婴到庙堂受玉玺。子婴与其子谋，决定诛赵高。赵高多次遣人请子婴前去受玺，子婴称病不去。最后，赵高亲自去请，子婴乘机杀赵高，灭其三族。赵高虽死，但关东已失，人心已离，天下已处土崩瓦解之势。子婴为王四十六天，刘邦率军至霸上，子婴降于轵道旁。秦亡①。

　　①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二章陈胜①项梁项羽②第一节反秦起义陈胜首倡大泽乡起义陈胜，字涉，阳城（今河南登封县东南）人。少时为人佣耕。一日，耕于垅上，陈胜对伙伴们说：“苟富贵，无相忘。”伙伴们笑着答应说，“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胜叹息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 年）七月，官府发九百人戍守渔阳。陈胜和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吴广，都是屯长。行至蕲县大泽乡，大雨，道路不能通行。估计不能按期到达。而秦法规定，戍卒失期者皆斩。陈胜吴广计议说：今逃亡是死，举大计也是死，都是个死，举大计不好吗？

　　经过密谋，陈胜吴广以丹写“陈胜王”于帛上，塞进鱼腹。鱼被戍卒买回，破鱼见丹书，大家感到蹊跷。晚上，吴广又到附近神祠点火，学狐叫，叫：“大楚兴，陈胜王。”戍卒们被惊醒。天亮了，戍卒们指点着陈胜，纷纷议论。

　　吴广平日爱惜戍卒，戍卒听他的话。吴广故意顶撞将尉，招他鞭笞，借以激怒戍卒。将尉果然大怒，拔出剑来。吴广夺剑，杀死了将尉。陈胜和吴广召集戍卒说：“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戍卒们皆曰：“敬受命。”于是他们诈称公子扶苏、楚将项燕，称大楚，设坛盟誓，以校尉之头致祭。陈胜称将军，吴广为都尉，攻下大泽乡。

　　胜利进军起义军从大泽乡出发，很快攻占蕲县。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葛婴率领，从蕲县东进。一路由陈胜、吴广统领，攻占铚、酂、苦、柘、谯等地，进而北至陈。这时，起义军已有战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人，步兵数万人。陈胜据陈后，召集三老、豪杰议事。他们称陈胜“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胜乃立为王，国号张楚。“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

　　陈胜以陈为中心，分兵略地。北线以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张耳、陈余为左右校尉，率兵三千略赵地，他们以收降为主，下数十城。占领邯郸后，张耳、陈余策动武臣自立。武臣即赵王位，以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武臣为扩大地盘，遣韩广略燕地，李良略常山，张黡略上党。“韩广至燕，燕人立广为燕王。”①北上的另一路，以周市为将领，略魏地。周市攻占魏地后，转攻齐，至狄。齐国贵族田儋杀狄令，“自立为齐王”①，发兵攻周市。周市败还，田儋占据齐地。周市退回魏，立魏咎为魏① 陈胜材料见于《史记·陈涉世家》者，不另作注。

　　② 项羽材料见于《史记·项羽本纪》者，不另作注。

　　①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① 《史记·田儋列传》。

　　王，占据魏地。

　　西线以吴广为假王，欲先得荥阳，取道函谷关，直捣咸阳。荥阳是秦在东方的战略要地，附近有贮粮基地敖仓。秦以李斯之子李由为三川守，死守敖仓。吴广久攻不下，双方的主力都陷在荥阳，进攻两难，形成僵持状态。二世二年（公元前208 年）冬，陈胜另以周文为将军，蔡赐为上柱国，取道函谷关，攻关中。周文一路收兵，至函谷关，战车已千乘，兵数十万人。函谷关地处崤山之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向称一夫守关，万夫莫开之地。周文一举越过了函谷关，进至咸阳附近的戏。

　　陈胜政权刚建时，秦吏从东方还，禀告二世。二世大怒，把他打入狱中。后从东方还者，二世复问，皆对曰：“群盗，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②当周文军逼近咸阳时，二世再不能自欺了，他急忙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少府章邯认为调兵已来不及，建议赦免骊山刑徒，编组新军。二世采纳他的建议，下令大赦，很快组成一支几十万人的队伍，由章邯率领。周文对秦大军突然进攻，准备不足，加之孤军深入，缺乏后援，被迫退出关中，屯兵曹阳。陈胜“令赵发兵西入关”③，增援周文。武臣拒不执行。周文等了两三个月，援兵不至，败退渑池。章邯追至，周文战败自杀，全军覆没，形势发生逆转。

　　陈胜败死章邯败周文后，继续东进。吴广面临章邯与李由夹击的危险。吴广围荥阳数月，久攻不下，并与部将发生矛盾。副将田臧矫称陈胜令，杀了吴广。陈胜非但不惩处田臧，反而赐他“楚令尹印，使为上将”。陈胜赏罚不当，还不止这一件事。当初，葛婴徇蕲东，至东城，立襄强为楚王。陈胜立为楚王后，葛婴杀襄强，拥戴陈胜，可是，陈胜还是把葛婴杀了，使田臧取得指挥权。田臧令李归继续围攻荥阳，自己率精兵迎击章邯，败死于敖仓。章邯既杀田臧，乘胜进击荥阳，杀李归，起义军的主力被消灭。

　　章邯移兵陈县，陈胜与他战于陈西。柱国房君、将领张贺先后战死。陈胜兵败，退至下城父。二世二年（公元前208 年）十二月，御者庄贾杀陈胜，降秦。

　　从大泽乡起义，到陈胜被杀，只有半年时间。起义的历程虽短，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陈胜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奠定了思想基础。

　　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由于陈胜用人不当，赏罚不明，骄傲自满，受到严重挫折。陈胜佣耕时，与穷伙伴相约：“苟富贵，无相忘。”当穷伙伴真的找来时，只不过说了几句“陈王故情”，陈胜认为有损他的威望，就把穷伙伴杀了。“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胜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管群臣诸将。朱房、胡武办事不公，常“以苛察为忠”。可是，陈胜却对他们很信任，“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故人已“无亲陈王者”，加上诸将“不亲附”，这就已决定了陈胜必然失败。但是，由他掀起的反秦浪潮，却正以更大的波涛冲击着秦政权。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第二节项梁和会稽起义项梁和会稽起义项梁，下相（今江苏宿迁县西南）人。父项燕，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 年）为秦所杀。侄项籍，字羽，始皇十五年（公元前232 年）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项籍少时，读书不成，学剑，又不成。项梁怒，项籍却说：“书足以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教其兵法，“籍大喜”，但略知其意，又不肯再学。

　　项梁犯罪，入栎阳狱，嗣得释。后项梁杀人，与项籍逃到吴中避难，当地贤士大夫对项梁很敬重。吴中有大事，常请其主办。项梁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 年），始皇游会稽，渡钱塘江。项梁带项籍观看。项籍见到始皇的气派，说：“彼可取而代也。”项梁急掩其口说：“毋妄言，族矣！”项梁“以此奇籍”。他发现不念书、不习武的侄儿胸有大志。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 年）九月，会稽郡守殷通召项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殷通请项梁为将。项梁曰：吴有奇士桓楚，亡在泽中。“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耳。”遂推荐项籍召桓楚。项梁出，与项籍语，令其持剑待召。然后，项梁入，言于殷通。殷通即召项籍入。项梁向项籍使眼色说：“可行矣。”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府中惊恐，项籍击杀欲反抗者数十百人，余者皆慴服。项梁自立为会稽守，任项籍为裨将，安排豪杰为校尉、侯、司马，收吴中及下县兵，得八千人，起兵反秦。

　　渡江西上初，陈胜遣召平略地，至广陵，闻陈胜败走，秦兵将至，于是渡江矫陈胜之命，拜项梁为楚上柱国，令其急引兵西上，迎击秦军。项梁遂率八千人渡江西上。这时，东阳少年杀县令，推故令史陈婴为长，众至二万人。少年们欲立陈婴为王。其母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于是陈婴推辞说：“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于是众从其言，归属项梁。项梁渡过淮河，英布、蒲将军也以兵归属，众至六七万人，驻军下邳。

　　秦嘉等响应陈胜，起兵攻东海。陈胜遣武平君畔为将军，前往监护诸军。秦嘉不受命，杀了武平君，立景驹为王，自为大司马，驻军彭城东。项梁击败秦嘉军，追至胡陵，杀秦嘉，并其军。景驹走死梁地。章邯进至栗，项梁遣朱鸡石、余樊君迎战，余樊君战死，朱鸡石败退胡陵。项梁杀朱鸡石，引兵至薛。

　　薛地会议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 年）六月，项梁得知陈胜已死的确切消息后，在薛召集众将议事。刘邦率百余骑赴会。范增往说项梁立楚后，以从民愿。项梁纳其言，找到为人放羊的楚怀王孙心，立为楚怀王，都盱台。项梁自号武信君。这次会议，标志项梁政权的诞生。从此，他成为继陈胜以后，能够统领全局的第二位农民起义领袖。

　　章邯攻临济，齐王田儋战死，其弟田荣收余兵，走东阿。章邯追围之。

　　项梁遣项籍、刘邦救东阿，败秦军于濮阳东，攻占城阳。然后，转攻定陶，不下。西攻雍丘，大败秦军，杀三川守李由。项梁率军至定陶，破章邯军。从此，项梁有骄色，轻视秦军。九月，章邯发动突然袭击，大败楚军于定陶，杀项梁。项籍、刘邦闻项梁死，与吕臣军自陈留东撤。吕臣军驻彭城东，项籍军驻彭城西，刘邦军驻砀。

　　第三节项羽的霸业巨鹿决战章邯击杀项梁后，以为楚兵已不足为忧，遂渡河击赵。大破赵军，攻占邯郸。赵王歇、丞相张耳退守巨鹿城，将军陈余驻守巨鹿城北。章邯令王离、涉间围攻巨鹿，自己驻军城南，筑甬道，为秦军输粟。

　　赵求救于楚。楚怀王命卿子冠军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上救赵。然后，遣刘邦直捣关中。并约定，先入关者王其地。由于宋义惧怕秦军，行至安阳，停止前进，坐观秦赵相斗。项羽一再催促急行，宋义不听，还说：“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就这样把时间拖延下去，军粮吃完，将士靠食芋菽度日，加之天寒地冻，士兵情绪波动。项羽气愤地批评宋义说：“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宋义仍然无动于衷，并下令说，如敢不服从指挥，擅自行动者，“皆斩之。”项羽忍无可忍，第四十六天清晨，闯入宋义帐中，斩其首，示众说：“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将卒皆慴服，推项羽为假上将军。项羽令桓楚报于楚怀王，楚怀王拜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皆归项羽指挥。项羽取得军事指挥权后，命当阳君、蒲将军率两万人渡漳河，救巨鹿。

　　当阳君旗开得胜，灭了秦军的气焰，但巨鹿之围并未解除。陈余再次请求援兵。项羽率全军渡河救赵。他破釜沉舟，烧庐舍，只准备三日粮饷，表示三日内必破秦军的决心。到了巨鹿，围王离，断其粮道。经过九次战斗，终于大败秦军，杀苏角，虏王离。涉间自杀。

　　当时诸侯军救巨鹿者十余支，皆畏秦不敢战。唯独楚兵骁勇果敢，无不以一当十，呼声震天，使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项羽已破秦军，石见诸侯将。诸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秦军巨鹿大败后，二世追究章邯的责任。章邯惧，遣长史欣至咸阳，欲说明情况。赵高拒绝接见，大有问罪之势。陈余乘机策反，劝章邯倒戈反秦，不要步白起、蒙恬的后尘。章邯犹豫不决。项羽再次发动攻势，遣蒲将军败秦军于漳南。自己率军大败秦军汙水上。章邯被迫投降。

　　巨鹿之战，扭转了整个战争局势，它消灭了秦军的主力，导致秦政治上的崩溃，使秦彻底瓦解。

　　项羽马不停蹄，率军进攻关中，大批章邯降卒随行。他们心中不安，且自身遭受楚兵的欺侮，不免忧愤交加，窃窃私语，有些怨言。项羽并没有采取措施，解决问题，把降卒变成自己的力量，反而错误地认为留着降卒“事必危”，把二十余万降卒坑杀于新安城南。

　　鸿门宴汉元年（公元前206 年）十一月，项羽至函谷关，刘邦已捷足先登，派兵守关。项羽大怒，遣当阳君攻破函谷关。项羽率四十万大军，进至戏西，驻军于新丰鸿门。这时，刘邦兵十万，驻军霸上，两军对垒。

　　刘邦左司马曹无伤遣人到项羽处告密，说：“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闻言大怒，将于次日击刘邦。范增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他鼓动项羽从速进兵，勿失时机。一场恶战已迫在眉睫。在此关键时刻，项羽的叔父项伯夜驰刘邦军，邀张良脱离险境。张良引项伯会见刘邦。刘邦乘机陈述说：“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项伯听信刘邦的话。嘱咐刘邦次日及早到鸿门拜谢项羽，消除误会。项伯连夜赶回鸿门，把刘邦之言告诉项羽，并说：“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

　　次日，刘邦率张良、樊哙等百余骑，携带礼品，到鸿门拜谢项羽。他解释说：“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羽设宴招待。席间，范增一再示意项羽击杀刘邦，项羽默然不应。范增出，召项庄进去祝酒，欲乘舞剑助兴，击杀刘邦。项庄祝酒毕，请舞剑为乐，即拔剑起舞。项伯一眼视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用心。他也拔剑起舞。项庄多次欲击刘邦，项伯“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张良见事急迫，至军门，见樊哙。樊哙闻事急，带剑拥盾，推倒卫士，闯入军门。他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眥尽裂。他陈述刘邦之功，怒斥项羽听信谗言，欲杀功臣。项羽令赐酒肉，连连称壮士，令其入席就坐。刘邦借口去更衣，招张良、樊哙等一块出去。刘邦想逃走，但又怕项羽怪罪。樊哙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刘邦遂与樊哙等四人，从小道归霸上。留张良拜谢，赠送札品。范增听说刘邦已走，气愤地说：“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也。”充满战争气氛的刘项对峙，至此得到暂时的缓解。

　　分封诸侯鸿门宴后，项羽进入咸阳，烧了秦宫室，杀了秦降王子婴，携带珍宝美女，回军戏下。对如何分配胜利果实，项羽遣人试探楚怀王的态度，楚怀王说：“如约。”就是说，刘邦应为关中王。有人劝项羽都关中，说：“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羽却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但他也不愿叫刘邦占据形势险要的关中，便诡称：“巴、蜀亦关中地也。”封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把关中分为三块，封秦的三个降将。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长史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利用他们截断刘邦东进的道路。

　　项羽把关东地区，分封为十四个王国。徙魏王豹为西魏王，都平阳。封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韩王成不变，都阳翟。司马卬为殷王，都朝歌。徙赵王歇为代王。张耳为常山王，都襄国。英布为九江王，都六。吴芮为衡山王，都邾。共敖为临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都无终。臧荼为燕王，都蓟。田安为济北王，都博阳。田都为齐王，都临菑。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都即墨。另外，封陈余为三县侯，梅鋗为十万户侯。凡有功于项氏者，都得到封地。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占地九郡，都彭城。汉元年（公元前206 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

　　第四节项羽的衰亡楚汉战争与鸿沟划界诸侯各就国后，项羽徙义帝（楚怀王）于长沙郴县，密令英布、吴芮、共敖等杀之于江中，招致封王和群臣的不满。韩王成既已受封，项羽又翻旧账，嫌他遣张良送刘邦及无军功，不让就国，带到彭城废为侯，继而又杀之。封国的墨迹未干，项羽便自毁其诺言。

　　项羽分封不公，引起田荣和陈余的极大愤怒。他们于陈胜起义不久，便积极响应，参加反秦战争。论战功，他们有资格封王。但是，由于他们不听项羽的调遣，未被封王。汉元年（公元前206 年）五月，田荣首先起兵反项羽，击败齐王田都，击杀胶东王田市，济北王田安，夺取三齐，自立为齐王。田荣赐彭越将军印，令其反于梁地，扰楚。陈余和张耳本为刎颈之交，后来变成死敌。抛开他们的个人恩怨，就反秦而论，功绩不相上下。而张耳被封为常山王，陈余仅为三县候。他愤怒地说：“张耳与余功等也，今张耳王，余独侯。此项羽不平。”①愤怒之下，他向田荣请兵击张耳。田荣为扩大反项羽的势力，便遣兵助陈余击张耳。张耳大败，投奔刘邦。陈余迎代王歇，复立为赵王。赵王歇立陈余为代王。楚霸王的霸局被田荣和陈余破坏了。项羽大怒，遣萧公角击彭越，自己率兵击田荣。项羽向九江王英布征兵，英布装病不去，只遣“四千人”随行，项羽由此怨恨英布。

　　八月，刘邦乘项羽征战田荣，一举击败章邯。楚汉战争开始了。然后，刘邦遣将略定陇西、北地、上郡。随后，令薛欧等出武关，继续东进，迎接太公、吕后。项羽发兵拒于阳夏，并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堵截汉兵东进。汉二年（公元前205 年）冬，项羽败田荣于城阳。田荣走平原，被当地人杀害。项羽烧夷齐城郭室屋，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田荣弟田横收齐亡卒，得数万人，起于城阳，继续与楚战斗。项羽进不能胜，退又不甘心，兵力被陷在齐。三月，刘邦自临晋渡河，至洛阳，采纳新城三老董公的建议，为义帝发丧。刘邦“袒而大哭”，以“杀主背义”的罪名，号召诸侯共同讨伐项羽。四月，刘邦率诸候兵五十六万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楚都彭城，尽收项羽的美人财宝。项羽闻讯，率精兵三万，回救彭城，大败汉军。汉军坠入泗水淹死的、被杀的达十几万人。项羽追至睢水，再歼汉军十几万人，尸体塞满河道，致使“睢水为之不流”。刘邦所率几十万大军，死散殆尽。他被项羽包围，侥幸率数十骑突围。路遇儿子刘盈与女儿鲁元公主，乘车共行。楚兵追急，刘邦三次把他们踢下车来。滕公不忍，一次次把他们扶上车。最后刘邦急得想把滕公杀了，丢掉儿女，轻车逃命。最终他们虽然幸免于难，但是，太公和吕后成了项羽的俘虏。刘邦逃到荥阳，萧何征发的关中老弱，及韩信所遣士卒，先后赶到，又有部分散卒回归，刘邦得以重整军容。

　　项羽追至荥阳，刘邦迎战于城南，双方互有胜负。项羽不能越过荥阳而西，刘邦也无力东进，这里成了楚汉相争的主战场。汉三年（公元前204 年），项羽多次破坏汉的粮道。汉军给养困乏，军心动摇。刘邦请求以荥阳为界，握手言和。项羽欲答应，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项①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羽纳其言，急围荥阳。刘邦恐惧，用陈平之计，离间项羽与范增的关系。项羽遂疑范增，稍夺其权。范增气愤地说：“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范增走，未至彭城，发病而死。

　　刘邦被困在荥阳，处境十分危险。纪信扮作刘邦，乘天子辇，率二千多名妇女夜出东门，欺骗项羽说：“城中食尽，汉王降。”楚军听说刘邦降，欢呼雀跃，纷纷跑到东城观看。刘邦乘机率数十骑从西门出城，逃往成皋。项羽发现受骗，把纪信烧死。

　　几经挫折之后，刘邦无力继续战斗，退回关中。从袁生之计，南走宛叶。项羽随即追至。刘邦坚壁不战。这时，彭越渡过睢水，大败楚将项声、薛公于下邳。项羽被迫东击彭越。刘邦乘机北走，败终公，复取成皋。项羽已破彭越，回兵夺取荥阳，杀周苛 公，虏韩王信。然后，兵围成皋。刘邦无力固守，与滕公出北门，渡河，走脩武，“得韩信军”①。刘邦遣刘贾率二万人，数百骑，渡白马津，入楚地，助彭越，“烧楚积聚”，下梁十余城。项羽再次被迫东击彭越，一路节节胜利，夺取陈留、外黄等十余城。

　　汉四年（公元前203 年），刘邦乘项羽东击彭越，围攻成皋。本来项羽告诫守将曹咎：“谨守成皋。若汉挑战，慎勿与战，无令得东而已。”开始刘邦挑战，曹咎不应。后刘邦一日数次挑战，并羞辱曹咎胆小像妇女。曹咎终于顶不住了，他不顾项羽的训令，率军渡汜水，欲与刘邦决战。曹咎军刚渡一半，刘邦发动进攻，大败楚军。守将曹咎、长史翳、塞王欣皆自杀。刘邦再得成皋，驻军广武，就食敖仓。项羽已破彭城，回军广武，与汉对峙。楚汉数年征战，使“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百姓厌战。项羽也想早日结束战争，便把太公置于东广武高俎上，告刘邦说：“今不急下，吾烹太公。”刘邦却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项羽大怒，欲烹太公，经项伯劝阻而止。以刘邦的父亲作筹码，无效，项羽提出与刘邦决战。刘邦笑谢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羽反复要求决战。刘邦列举了项羽的十大罪状。第一，负约封他为汉王。第二，矫命杀卿子冠军宋义。第三，已下赵，不回报，擅自将兵入关。第四，烧毁秦宫，掠夺财物。第五，杀秦降王子婴。第六，坑秦降卒二十万，王其降将。第七，分封不公。第八，夺占义帝彭城，多占封地。第九，杀义帝。第十，弑主，杀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故天下不容，大逆不道。项羽怒不可遏，伏弩射中刘邦胸。刘邦急扪足曰：“虏中吾指！”①他带伤慰劳将士，而后走成皋。

　　刘项成皋对阵时，韩信攻下齐历下、临淄。齐王逃到高密，求楚援救。

　　项羽遣龙且率二十万众救齐。龙且求胜心切，不顾他人劝告，急于与韩信决战。双方隔潍水对阵。韩信令人以万余沙袋截断水流，率军渡河，行至河中退回来。龙且以为韩信怯懦，率军渡河追击，士卒刚渡一半，韩信令人撤去沙袋，大水骤至，把龙且军隔断。韩信发动进攻，很快全歼齐楚联军。

　　项羽与刘邦正面对峙，虽然略占上风，但北线连续丢失赵、燕、齐。特别是龙且所率二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是项羽起兵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损失。后方又屡遭彭越的骚扰，出现了“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刘邦遣陆贾见项羽，请求释放太公，项羽仍不应。刘邦又遣侯① 《史记·高祖本纪》。

　　① 《史记·高祖本纪》。

　　公请项羽释放太公，项羽这才应允释放太公、吕后，并与汉中分天下，以鸿沟以西为汉，鸿沟以东为楚。

　　垓下之围与项羽败死项羽依约东归。刘邦却听从张良、陈平之劝，越过鸿沟，追项羽于阳夏，并邀韩信、彭越共击项羽。由于韩信、彭越不到，项羽大败刘邦于固陵。刘邦以大片封地争取韩信、彭越的兵共击项羽，遂围项羽于垓下。在此关键时刻，楚大司马周殷归汉，使项羽处境更加困难。

　　决战前夕，刘邦作了重大的部署。令韩信担任主攻。自己在二线，准备接应。周勃等人在三线待命。战斗开始，韩信佯败后退，楚兵追击。韩信令左右侧出击，楚兵不利，大败于垓下。项羽被围，夜闻四面楚歌，以为汉皆得楚地。他面对美人虞姬，思念骏马骓，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泪流满面，左右皆泣不成声。歌罢，项羽率八百骑突围。汉将灌婴率五千骑紧追。越过淮水，项羽尚有百余骑。至阴陵迷失道路，陷入大泽。项羽引兵至东城，仅剩二十八骑。自知难逃厄运，对从骑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他对部下说：“吾为公取彼一将。”果如其言，连斩汉将两人，杀汉卒数十百人。

　　项羽逃到乌江，乌江亭长已备船等候，催他急渡江。项羽犹豫不决。亭长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项羽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遂自刎而死。汉军争抢项羽的尸体，自相残杀者数十人，最后王翳等五人各得项羽的部分尸体。合尸后，以鲁公礼葬于榖城。

　　第三章汉高祖①吕后第一节沛公破秦沛县起义汉高祖，姓刘名邦，字季，生于沛丰邑中阳里（今江苏沛县）。为人豁达大度，不拘小节。既壮，为泗水亭长，好酒及色。常到王家武家老妇人的酒铺赊酒，喝得大醉。年终仍不还账。老人常自毁账目，不向他索债。

　　刘邦曾服役咸阳，见到秦始皇出巡的气派，喟然叹息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单父人吕公，与沛令交好，为躲避仇人，移居沛县。沛县豪杰闻令有贵客，纷纷送礼祝贺，萧何代收礼钱。他宣布：“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刘邦诈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萧何知其为人，当即揭露说：“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吕公见到刘邦，敬重他的状貌，竟把他迎入上坐。吕公不顾家人的反对，断然把女儿吕雉许配刘邦为妻。吕雉即后来的吕后。刘邦作为亭长，为县送徒于骊山。路上，徒多逃亡。他估计，走不到骊山，徒都要跑光了。行至丰西的泽中，便“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后来，发展到数十万人。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 年）七月，陈胜、吴广起义。各地纷纷响应，郡县多杀其长吏以应陈胜。九月，沛令欲响应起义。萧何、曹参建议召亡在外者，以便劫持众人。沛令使樊哙召刘邦。

　　刘邦至，沛令后悔，拒刘邦于城外，并欲杀萧何、曹参。萧何、曹参恐惧，逾城投奔刘邦。刘邦以帛书射城上，上写：“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沛人得书，共杀其令，开门迎刘邦，欲以为沛令。刘邦推辞说：“置将不善，壹败涂地。”萧何、曹参等都是文吏，怕万一事不成，遭到灭族大祸，所以，尽让刘邦。于是立刘邦为沛公，旗帜皆赤。萧何、曹参、樊哙等收沛县子弟，得三千人，起兵反秦。

　　入关破奏起义不久，刘邦攻杀泗川守壮，令雍齿守丰。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十二月，魏遣周市说雍齿降，雍齿叛归魏。刘邦引兵攻雍齿，不胜，欲借秦嘉兵，故率众从秦嘉。是时秦将章邯已屠相，至砀东，秦嘉率刘邦与秦军战于萧西，不利。二月，攻取砀，得兵六千，进而攻拔下邑。四月，项梁攻杀秦嘉，驻薛。刘邦率百余骑投奔，项梁益刘邦兵卒五千，五大夫将十人。刘邦还军攻丰，雍齿败，走魏。七月，章邯围田荣于东阿，刘邦从项梁救田荣，大破章邯军。八月，刘邦与项羽西至雍丘，大败秦军，杀三川守李由。九月，楚怀王拜刘邦为砀郡长，封武安侯。

　　二世三年（公元前207 年），楚怀王遣将攻关中，并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因怨恨秦杀项梁，积极请战，要求率兵攻关中。楚怀① 关于刘邦的材料，见于《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者，不另一一作注。王嫌项羽慓悍残暴，不准。别遣刘邦收陈胜、项梁散卒，西攻关中。刘邦自砀出发，于成阳、杠里两败秦军，至昌邑遇彭越，共攻秦军。战不利。还军栗，夺取楚怀王将刚武侯军，得四千余人，西走高阳。郦食其献策，说刘邦攻取陈留，得秦积粟。刘邦纳其言。遣其弟郦商攻开封，城坚不拔，乃西攻白马、曲遇，大破秦将杨熊。杨熊走荥阳。二世遣使斩之。

　　刘邦攻南阳，南阳守龆齮败走宛城。刘邦欲越宛城，直取关中。张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刘邦遂连夜引兵还，围攻宛城。宛守齮欲自杀，舍人陈恢逾城谏刘邦收降齮，否则以宛郡县城之坚，“足下尽日止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必随足下后。足下前失咸阳之约，后又有强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齮降，封为殷侯。陈恢献策有功，封千户。于是刘邦引兵而西，“无不下者”。刘邦遣魏人宁昌使秦，未还，章邯已降项羽。赵高杀二世，遣使于刘邦，欲约分关中，刘邦不许。秦子婴杀赵高后，遣将守峣关。刘邦遣郦食其、陆贾说秦守将以利害。秦将欲从，刘邦乘其懈怠，绕峣关，逾蒉山，大破秦军于蓝田南，又破秦军于蓝田北，秦军彻底瓦解。汉元年（公元前206 年）十月，刘邦至霸上，秦王子婴降于轵道旁。秦亡。刘邦进入咸阳。

　　约法三章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好酒色的刘邦，当然经不起诱惑，他欲留住秦宫。樊哙谏，他不听。张良再谏，刘邦才封府库，还军霸上。这表明，刘邦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正如范增所言：“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①十一月，刘邦召集诸县父老豪杰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我“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秦民大喜，争献牛羊酒食飨军。刘邦以仓库粮多，不劳民破费，拒收百姓所献食物，百姓更加高兴，“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同月，项羽兵至关门，遣英布攻破函谷关。十二月，项羽至戏，欲攻刘邦。在项伯，张良的斡旋下，刘邦到鸿门与项羽和解。正月，项羽分封诸侯，负约封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

　　① 《史记·项羽本纪》。

　　第二节汉王灭楚夺取关中破秦后，项羽无论威望还是实力，完全可以主宰天下。然而，他却自立为霸王，又放弃了“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②的关中，而满足于衣锦还乡，被人讥讽为“沐猴而冠”。刘邦不同于项羽，他从入关起，就想据有关中。项羽负约封他为汉王时，他很恼怒，想进攻项羽。萧何以众寡不敌，劝他先“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曰：“‘善’。乃遂就国。”四月，诸侯罢戏下。刘邦率吏卒三万人，及楚与诸侯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途中，将士多逃亡。及至韩信以不被重用，也在逃亡中。萧何连夜把韩信追回，拜为大将。韩信建议，利用将士思念东归的心情，东上争天下。韩信问刘邦：“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汉王曰：‘然。’”①可见，刘邦想的是得天下，与项羽衣锦还乡的狭隘思想相比，气度大，视野宽。

　　汉元年（公元前206 年）八月，刘邦乘项羽征战田荣之机，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得三秦，占据关中。刘邦为了把关中建成与项羽争天下的基地，颁布了一系列得民心的措施。秦故苑囿池皆令民耕种，除蜀汉民租税二岁，关中民从军者复其一岁。又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又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刘邦得关中，是他与楚争天下的第一步。

　　逐鹿中原自从与项羽直接交手，刘邦总是吃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汉二年（公元前205 年），刘邦率五十六万人，乘项羽攻齐，偷袭彭城成功。项羽仅以三万人回救，竟然打得刘邦溃不成军，伤亡几十万人。刘邦率数十骑突围，狼狈逃走。但是，到荥阳后，刘邦立即整组军队，阻止项羽西进。

　　刘邦一败再败，在极度困难时，竟让纪信扮作他，率两千多妇女出城投降。刘邦率数十骑逃出荥阳。刘邦回关中收兵，然后，重回前线继续与项羽周旋，坚持战斗。

　　在与项羽斗争中，刘邦以争取舆论支持，弥补实力的不足。他为义帝发丧，就是为了争取舆论支持，动员诸侯共同对付项羽。刘邦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把与项羽的争夺，变成了维护义帝的“讨逆”战争，从而，在舆论上占了主动。

　　楚汉战争中，虽然刘邦总吃败仗，但他总是败而不馁。靠韧劲，与项羽周旋五年，一次次的败而复振，直至汉五年（公元前202 年）十二月，项羽兵败，自刎于乌江，刘邦终于取得了灭楚的胜利。

　　善将兵和善将将刘邦转弱为强，夺得天下，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会用人。汉五① 《史记·淮阴侯列传》。

　　年（公元前202 年）五月，刘邦在洛阳南宫设酒宴，总结楚汉成败的原因，让大臣各抒己见。王陵认为，刘邦能与天下人共利，故得天下；项羽不能与天下人同利，故失天下。刘邦回答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的确如此。刘邦从起兵以来，几乎所有胜招，都是别人的主意。西进时回头夺取宛城，乘秦军懈怠攻取武关，是张良的主意。利用士卒思归争天下，开辟战场，是韩信的主意。徙都关中，是刘敬的主意。当然，刘邦能采纳这些建议，这本身就反映他比别人高明。刘邦欣赏自己会用人，实际上，除了王陵说的与天下人共利之外，就是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并付诸于行动。

　　韩信、英布、陈平等，本来都是项羽的部下，因为项羽对人有功当封爵者，“刻印刓，忍不能予”①。他们先后投奔刘邦，成为刘邦战胜项羽的得力人才。假如刘邦不能与天下人共利，他们不仅不会来投奔，就是来了也不会拚死卖命，出主意。刘邦对曹参、周勃、樊哙等战将，几乎是打一次胜仗升一次爵。刘邦以高悬赏，使人为他卖命。彭城败后，刘邦问张良：“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②进入决战时期，因韩信、彭越不至，刘邦再败于固陵。于是遣使告诉韩信、彭越说：“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③韩信、彭越得到许诺，立刻进兵，围项羽于垓下。值得注意的是，刘邦当时并未真正控制这些地区，而他却以这些地区为筹码，鼓励将士与项羽拚命。

　　刘邦称帝后，曾与韩信谈论将领的才能。刘邦问：像我这样，能带多少兵？韩信说：陛下不过能带十万人。刘邦说：你能带多少人？韩信说：我带的人，越多越好。刘邦笑着说：你带的人越多越好，怎么你反让我擒了？韩信说：“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④韩信所说，很有道理。刘邦能转弱为强，自己老打败仗而能领导善战的将领，这说明他具有当时历史条件下军事领导的才能，从而取得灭楚的胜利。

　　① 《汉书·韩信传》。

　　② 《史记·留侯世家》。

　　③ 《史记·项羽本纪》。

　　④ 《史记·淮阴侯列传》。

　　第三节汉高祖创帝业开国规模汉五年（公元前202 年）正月，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联合上书，劝刘邦称帝。他们说：“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刘邦三让后，二月甲午即帝位。他本想久都洛阳，以娄敬、张良谏，即日起驾，西都长安。

　　汉六年，刘邦始剖符封功臣，封萧何、曹参等为彻侯。当刘邦在位时期，功臣封侯者一百三十七人，与外戚合计，凡一百四十三人。封爵有誓，誓约：“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后裔。”①这些得封侯的人，是汉朝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他们是地主阶级中的世家地主。

　　汉初功臣，多来自乡里田野。他们没有受过礼仪的约束，常饮酒争功，大呼大叫，甚至拔剑击柱。叔孙通看到刘邦有建立朝廷秩序的要求，便提出“起朝仪”。经刘邦同意，叔孙通从鲁征集三十人，加上刘邦左右的学者及其弟子百余人，参照秦仪，制订出新的朝仪。七年（公元前200 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贺，起用新定朝仪。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御史执法，举不加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失礼者。这一套朝仪，不只是一套仪式，更重要的是从而突出了尊卑不同的封建等级。于是刘邦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①封功臣和定朝仪都是刘邦开创帝业中的大事。此外，刘邦还在更多的方面创立了规模，史臣论曰：“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定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模弘远矣。”这所说，自萧何次律令以下，基本上都属于立法工作，为后世立制垂范。章是历数的章法，程是度量衡的规定，军法是讲用兵之道，《新语》是讲历代兴衰之故。礼仪，不仅限于朝仪的内容。这样多方面的开国规模，是前代所没有的。强本弱末的战略思想强本弱末，或称强干弱枝，是刘邦采纳群言，体现在政治实践上的战略思想。

　　汉六年，田肯说刘邦曰：“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悬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非亲子弟，莫可使王矣。”刘邦称善，分楚地为二国，以从兄刘贾为荆王，弟交为楚王；以子肥为齐王，王七十余城，民能齐言者，皆属齐。汉九年，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比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① 《史记·高祖功臣年表》。

　　① 《史记·叔孙通传》。

　　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刘邦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齐楚大姓于关中，有十余万口①。把齐楚大姓西迁，以加强关中，又以刘姓子弟分王齐楚，这是从两个方面强本弱末的措施。刘邦末年还宣称：“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②强本弱末的措施，更制度化了。强本弱末，是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的必要措施，在中国封建政治史上有久远的影响。

　　政治局势的趋向稳定刘邦自汉五年称帝，汉十二年死，在位共八年。在这八年期间，刘邦并不能将他的汉家天下治理得太平无事，但他缓和了汉与匈奴、南越的关系，平定了内部的反叛，铲除了内部潜在的威胁，使当时的政治局势趋向稳定。匈奴在秦末，乘内地变乱的机会，扩张势力，不断南侵。刘邦于汉七年（公元前200 年）被匈奴围困于白登七天，用计得脱。汉九年（公元前198年），与匈奴结和亲之约，汉与匈奴的关系相对地缓解。

　　南粤赵佗，原为秦南海尉。秦既破灭，赵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刘邦使陆贾说服赵佗归顺。汉十一年，封赵佗为南粤王，令称臣，奉汉约。南粤一带始成为汉朝统治的一部分。

　　刘邦在位时，汉内部的反叛活动比较集中地出现在燕代地区，并多与匈奴有些联系。汉五年，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刘邦自将出击，俘臧荼。汉六年七月，韩王信以马邑降匈奴，与匈奴勾结反汉。刘邦自将击之，破其军。一直到八年冬，韩王信的残部还继续活动。汉十年八月，陈豨与匈奴勾结反汉，自立为代王。刘邦仍是亲自出击，于十一年冬败陈豨军。十二年冬，斩陈豨。

　　刘邦在灭楚战争中的手下将领，以韩信的功最大，威望最高，彭越、英布次之。这些在战争中的得力人物，在战争结束后，可能会成为威胁皇权的人物，这是刘邦所不放心的。刘邦在楚灭后不久，就夺取韩信的部下兵，并将原封韩信为齐王加以变动，而改封为楚王。汉六年十月，黜韩信为淮阴侯。汉十一年，以谋反的罪名杀韩信和彭越，夷三族。英布因韩信、彭越之死，起兵反汉。刘邦仍自将击之。汉十二年十月，英布败走，被追斩于鄱阳。刘邦征英布后，回长安，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诸母子弟佐酒，道旧故，为笑乐。刘邦自为歌，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乐饮十数日，乃去。

　　汉十二年（公元前195 年），刘邦死于长乐宫。年六十三①。

　　① 《史记·刘敬列传》。

　　② 《史记·吕后本纪》，又《汉兴以来诸侯年表》。

　　① 《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皇甫谧说。

　　第四节吕后②称制吕后干政吕后，名雉，刘邦的妻子，在刘邦称帝后为皇后。生有一男一女，男名盈，是后来的汉惠帝，女是鲁元公主。刘邦为汉王时得定陶戚姬，很喜欢她，生赵王如意。戚夫人常在刘邦身边，而吕后年长，常留守，不常见到刘邦。但吕后干预汉初的政治，是在政治上有影响的人物。

　　吕后为人，刚毅残忍，佐刘邦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杀韩信、彭越，都是吕后的主意。刘邦对韩信虽有疑忌，但不一定要杀他。韩信死后，刘邦“且喜且怜之”。喜是喜其死，怜是不忍其死。彭越已得到刘邦的赦免，吕后却特别跟刘邦说，彭越必不可留。这两位大臣不只被杀，而且被夷三族。

　　在刘邦病危时，吕后考虑到未来的丞相人选，询问刘邦的意旨。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刘邦说“曹参可。”吕后问其次。刘邦说：“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辅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更问其次。刘邦说：“此后亦非尔所知也。”①刘邦死后，相位的人事安排，基本上是按刘邦所说去办的。这表明吕后对这事的关心，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吕后与戚夫人的矛盾是很尖锐的。她们都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刘邦已立盈为太子，却又喜欢如意，说如意像他，想把盈换掉，立如意为太子。在大臣们的支持下，盈保持了太子的地位，在汉十二年刘邦死后即皇帝位，是为汉惠帝。

　　吕后想杀害如意，召他进长安，惠帝知道她的用意，亲自把如意接到宫中，与如意同卧起，吕后一时下不了手。惠帝元年二月，帝出射。吕后使人持鸩饮如意，如意中毒死。于是，吕后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暗药，使居厕中，称为人彘。数日后，召惠帝观人彘。帝听说是戚夫人，大哭。帝因此致病，岁余不能起，使人告吕后说：“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此后，惠帝日饮为淫乐，不听政。

　　惠帝七年八月死，太子即皇帝位，年幼。吕后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

　　吕后称制吕后称制，共八年（前187—前180）。她特别关心的，是如何加强她娘家人吕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她提出来封诸吕为王的问题。她问右丞相王陵。王陵说：“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吕后听了，不喜欢。她又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他们的回答是：“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这就是说，高帝作了天子，可以封子弟为王，现在您作了天子，当然也可以封吕家的子弟为王。吕后拜王陵为太傅，实际上是免去了王陵的右丞相，而以左丞相陈平为右丞相，以审食其为左丞相。

　　② 关于吕后事迹，见于《史记·吕后本纪》者，不一一注出。

　　① 《史记·高祖本纪》。

　　为了实现自己的企图，吕后采取了步骤。她选择了刘家有功的和有影响的人物，封王封侯，以和缓刘氏对吕氏的对立情绪。她封刘邦时功臣无择为博城侯，又封刘章为朱虚侯，刘章之弟兴居为东牟侯，俱令入宿卫。她封刘泽为琅邪王。刘泽是刘邦从祖昆弟，在诸刘中年最长。吕后在王诸吕以前，先侯诸吕，以作王诸吕的舆论准备。诸吕之得封王者，有吕后哥哥的儿子吕台为楚王，台弟产为梁王，禄为赵王。诸吕有六人，为列侯。

　　吕后八年七月中，病甚，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梁王产居南军。

　　吕后在宫廷中的权位争夺，并不妨碍她推行一些德政。她在称制的元年春正月，诏除三族罪及妖言令，称制五年初令戍卒更，用以代替秦以来戍卒的无限期，这都是在刑罚、减徭役方面的德政。司马迁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这是从汉初的大局上说，吕后的一些措施是应运于当时经济恢复的要求的。当然，这也是跟当时执政的丞相之行政方针分不开的。

　　吕氏灭族吕后称制八年（公元前180 年），病危。她自知诸吕封王，不得人心，刘家的势力还是比吕家的大，便告诫吕产、吕禄说：“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七月，吕后死。周勃、陈平以计夺得兵权。周勃率兵入宫，朱虚侯刘章杀吕产，“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大臣们迎立代王刘恒，是为汉文帝。第四章萧何曹参第一节萧何汉初的重要决策萧何，沛丰（今江苏丰县）人，秦时为沛主吏掾，常以吏职之便帮助刘邦。刘邦以亭长“徭咸阳，吏皆送奉三钱，何独以五”。萧何为吏尽职，有方略，受到御史监郡者和从事的好评，晋升为“泗水卒史，事第一”。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 年）七月，陈胜、吴广起义。九月，沛县吏民响应，萧何等拥立刘邦为沛公。

　　汉元年（公元前206 年），秦王子婴降于轵道旁。沛公入咸阳，诸将皆走金银财宝之库，争夺财物。萧何独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刘邦所以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全赖萧何所得秦图书。

　　当初，楚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关破秦者王其地。”②既然刘邦先破秦，定关中，理应王其地，而项羽负约，封刘邦为汉王。刘邦大怒，欲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等皆推波助澜。唯独萧何劝刘邦屈居关中。他说：虽王恶地，岂不比死好吗？刘邦不以为然。萧何说：“今众弗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为？..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①汉王听从萧何劝告，到汉中就国，并拜萧何为丞相。

　　刘邦部下不乏勇将，但缺少帅才。萧何数次推荐韩信，刘邦犹豫不决。

　　韩信得知不被重用，不辞而别。萧何知韩信亡，顾不得请示，急忙追赶。刘邦以为萧何也逃亡了。萧何星夜把韩信追回来后，去见刘邦。刘邦责骂萧何为什么逃亡？萧何答：“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刘邦得知他追的是韩信，又大骂：“诸将亡者数十人，你不追，为什么偏偏追韩信？”萧何说：“诸将易得耳。至如韩信，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②在萧何的极力推荐下，刘邦答应拜韩信为将。萧何说：“虽为将，信必不留。”最后，刘邦答应拜韩信为大将军。拜将时，韩信谈了对楚斗争的有利条件及策略，刘邦听后大喜，“自以为得信晚”。劝刘邦屈尊居汉中和推荐韩信，是汉初开国时的两件大事，对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留守关中和功居第一楚汉相争，长达五年，萧何治理关中井井有条。汉得三秦后，未及巩固，便出关东征。“何留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在刘邦多次失军亡众，溃不成军时，萧何总是以关中的人力、物力输往前线，使刘邦重整旗鼓，继续战斗。

　　汉五年（公元前202 年），楚汉战争结束。论功行赏，刘邦想给萧何记头功。武臣们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① 本节资料依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者，不另注。

　　② 《汉书·萧何传》。

　　① 《汉书·萧何传》。

　　② 《史记·淮阴侯列传》。

　　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刘邦说：追杀兽兔的是狗，而发踪指挥狗的是人。“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在朝廷排位次时，武臣们又说：“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刘邦既给萧何记了头功，当然想把他排在第一位，但想不出驳倒武臣们的理由。鄂千秋帮忙说：“群臣议皆误。曹参虽有野战之功，但这是一时的事。萧何全关中，供前线，此万世之功。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于是刘邦赐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封为酂侯，食邑八千户，益封二千户。萧何父子兄弟十余人皆受封，有食邑。

　　汉建立全国政权后，刘邦与秦民约法三章，已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秩序的需要。于是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九章律的制定，是汉律令的基础。

　　恭谨自持萧何一生小心谨慎。楚汉战争时期，刘邦授权给他，“即不及奏上，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萧何虽有先斩后奏的权力，但他仍然十分谨慎，为了解除刘邦的疑虑，听鲍生言，遣“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实际是送去作人质。汉十一年（公元前196 年），刘邦拜萧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萧何听布衣召平言，让封，并以全部家财佐军。汉十二年（公元前195 年），萧何又以所有佐军，并从客言，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尽管这样，由于萧何为相多年，在百姓中有相当影响，他虽然一再设法自保，最终还是被刘邦打入监狱。赖王卫尉说情，才免遭厄运。

　　萧何与曹参甚亲密。萧何病，推荐曹参代相。萧何为相多年，有条件为后代留下丰厚的遗产，但他没这样作。萧何所置田宅，多在穷乡僻壤，而且家不设围墙。他说：“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惠帝二年（公元前193 年），萧何死，谥为文终侯。后嗣以罪失侯。武帝时，求何后，续封酂侯。

　　第二节曹参战功最多曹参，字敬伯，沛（今江苏沛县）人，秦时为沛狱掾。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 年），陈胜、吴广起义，沛县吏民响应，曹参等拥立刘邦为沛公，曹参被推为中涓。曹参经历的战事甚多，难以详举。

　　刘邦初起，曹参将兵击胡陵、方与、薛等地，破秦监平、司马巨及章邯之军，杀三川守李由。曹参晋爵为执帛，号建成君，迁为戚县公。此为曹参战争生涯的第一阶段。

　　楚怀王封刘邦为砀郡长，曹参随刘邦进兵关中，击成武、杠里、开封等地，破秦东郡尉王离、赵贲、杨熊之军，虏南阳守齮及司马、御史各一人，至咸阳，灭秦。曹参晋爵为执珪，此为曹参战争生涯第二阶段。

　　刘邦为汉王，封曹参为建成侯，至汉中，晋升为将军。曹参随汉王还定三秦，击下辩、故道、雍等地。汉王彭成败后，王武、程处、柱天侯等反汉，曹参一一击破之，然后归荥阳。此为曹参战争生涯第三阶段。

　　汉三年（公元前204 年），汉王拜曹参为假左丞相，屯兵关中。月余，魏王豹反汉。曹参随韩信渡河击魏，大破魏军，虏魏王豹，尽得魏地。乘胜击代，杀其相国夏说。韩信东击赵，曹参留代地清扫残敌，杀代戚将军于邬城。韩信已破赵，汉王拜韩信为相国，曹参为右丞相，东击齐。齐地已定，韩信将兵诣垓下会战，曹参留齐，击未服者，此为曹参战争生涯第四阶段。曹参戎马一生，“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①“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候、御史各一人。”《史》、《汉》对曹参的战功记述颇多，但未记任何作战方略，与两书对韩信战事的写法截然不同。这说明曹参虽然战功卓著，但缺乏谋略。刘邦把他的战绩比作“狗功”，话虽粗野，却有一定道理。曹参独自作战很少，随刘邦、韩信一同战斗居多，即战争之谋略多出他人。

　　萧规曹随，无为而治楚汉战争结束后，曹参以功食邑平阳万六百三十户，号平阳侯。刘邦拜他为齐相国，辅佐刘肥。齐是大国，刘肥“王七十余城，民能齐言者，皆属齐”②。齐国民情“伪诈多变”，加之多年战争的破坏，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治理齐，是大难题。刘邦拜武将曹参为齐相国，是想让他镇服齐。但是曹参未用武力，使齐得到安定。

　　曹参至齐，召集长老和儒生，征求“安集百姓”的计策。诸儒至者上百人，所言“人人殊”，均属不着边际的空论。曹参听说胶西盖公善长黄老之术，便使人厚礼请盖公。盖公说：“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盖公一语道破了时代的需要，提供了济世之术。曹参纳其言，用黄老之术，“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惠帝二年（公元前193 年），萧何死。曹参为汉相国，仍以治齐之术治① 曹参事迹见《史记·曹相国世家》，下引不再另注。

　　① 见《史记·萧相国世家》。

　　② 《史记·高祖本纪》。

　　汉，施政办事，一遵萧何约束，无所变更。郡国吏，选用重厚长者，对华而不实、欲务声名者，概不录用。人有小过，曹参加以掩饰，相府相安无事。曹参日夜饮酒，不治事。吏及宾客见此情景，皆想劝他。曹参知其意，凡来者乃以酒堵其嘴。复欲言者，曹参复予之酒，直至大醉而去，终不得言。不久，吏多仿效曹参，日夜饮酒高歌。从官对此很反感，但无可奈何。他们借相舍后园与吏舍挨着的条件，请曹参游后园，让他听到醉吏的狂叫，想乘机请求他惩治那些人。曹参非但不惩治醉吏，反而“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应和”。

　　惠帝见曹参整日无所事事，以为是欺负他年轻。曹参的儿子窋为中大夫，惠帝令窋规劝其父。曹窋谏曹参。曹参大怒，笞曹窋二百大板。上朝时，惠帝责问曹参为什么打曹窋？曹参不直接回答，他脱帽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曹参与惠帝的对话，实际是关于汉初统治政策的争论。由于汉一改秦代的“政苛刑惨”、“赋敛重数”，在“无为”思想指导下，推行约法省禁、轻徭薄赋政策，所以收到了“天下俱称其美”的社会效果。

　　惠帝五年（公元前190 年），曹参死。百姓歌颂他的功劳：“萧何为法，■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百姓歌颂，是因为经济得到恢复，百姓“衣食滋殖”①。曹参作为汉初推行“无为而治”的代表人物，对于恢复经济，“安集百姓”的贡献，至少不下于他的军功。

　　① 《史记·吕后本纪》。

　　第五章张良陈平第一节张良的家世张良，字子房，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人，其先是韩国公族，曾为相韩的五世君主。祖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

　　韩悼惠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50 年），父平死，张良尚幼。韩灭后（公元前230 年），张良决心为韩报仇，“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公元前218 年，始皇东巡，当行至阳武博浪沙时，张良埋伏下的刺客，以百余斤重的铁椎投向他的车驾，误中了副车。始皇下令搜捕。张良为便于隐藏，更改了姓名。

　　张良到了下邳，在一座桥上遇到一位老人。老人故意把鞋甩到桥下，命令张良说：“孺子下取履。”张良把鞋取来了，老人又说：给我穿上。张良跪下给老人穿上了鞋。老人走了，又转回来，对张良说：“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张良感到老人非常人，立刻跪下来答应。五日后，天未亮，张良就赶到桥上。可是，老人已在那里等候。老人生气地说：“与老者约会，为什么迟到？回去吧！五日后早点来。”五日后，鸡刚刚叫，张良便赶到桥上。但老人又已早到。老人责备张良说：“为什么又晚了？回去吧！五日后再来。”五日后，不到半夜，张良就去桥上等候。不一会，老人来了，高兴地说，应该这样。他把手中的书递给张良，说：“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榖城山下黄石即我矣。”天亮后，张良才知老人给他的是《太公兵法》。这部书可能转变了他依赖刺客报仇的思想，对他以后的事业有重大的意义。

　　张良在下邳，还有一些反秦活动。项伯杀人，张良把他藏匿起来。陈胜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张良聚少年百余人，要去投景驹。路上遇到刘邦，刘邦以他为厩将。张良不断以《太公兵法》说刘邦，得到刘邦的赞许和采用。张良把他的意见同别人讲，别人都听不懂。张良说“沛公殆天授”。他就一直跟随刘邦，不到景驹那里去了。

　　项梁击杀景驹，在薛召集各路起义军会议。项梁采纳范增的建议，立楚国后裔孙心为楚怀王，并拜张良为韩司徒。项梁给了他们千余人，令他们西略韩地。张良与韩王攻占数城，但很快又被秦夺去。他们留在颍川一带，继续与秦军周旋。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 年），楚怀王遣刘邦西取关中。四月，刘邦攻占颍阳，略韩地①。张良与韩王引兵配合，连下十余城。刘邦欲速取关中，令韩王守阳翟，张良随其攻关中。至南阳，刘邦大败秦军。秦南阳守齮走宛城，旋不战而降。八月，张良随刘邦进至武关，北至蓝田，一再败秦军。

　　汉既灭秦，张良为韩报仇目的已经达到。但韩成虽得封，项羽不令他就国，并把他带到彭城，先是废掉韩成的王号，改称为侯，接着又把韩成杀掉。项羽实际上又成为韩的新仇人。后来张良辅佐刘邦把项羽灭掉了。张良自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此可见张良在① 本节材料见于《史记·留侯世家》者，不另作注。

　　①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政治上的成就与其为韩报仇的思想之密切的联系，而其在汉朝取得的政治地位，也自有其贡献。

　　第二节张良为汉划策破秦途中的行军策略刘邦在对楚战争胜利后，与群臣畅论得天下之故，以能用三杰为很重要的一条。三杰，即张良、萧何和韩信，而以张良为三杰之首。刘邦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确实为汉的创业出谋划策，作出了不少的贡献。在刘邦西行攻秦的途中，张良就已开始了这样的工作。

　　秦二世三年，刘邦攻秦之师已抵南阳。为了快速入关，刘邦拟弃宛而西。张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①刘邦纳其言，偃旗息鼓，当晚秘密返回，把宛城层层包围起来。南阳守齮见刘邦兵临城下，估计难以抵挡，不战而降，刘邦封他为殷侯。然后，引兵而西，所至皆降。

　　同年八月，刘邦进至武关，欲发兵二万攻秦峣下军。张良谏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为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喼秦将。”刘邦行其计，秦将果然欲降，说要共击咸阳。刘邦欲接受，张良谏曰：“此独其将欲叛耳，恐士卒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解击之。”刘邦纳其言，击秦军，大破之。

　　战机和政治效果的重视张良为汉划策，重视战机和政治效果、政治影响。

　　汉元年（公元前206 年）十月，刘邦既入咸阳，为秦宫室的豪华和珍宝美女的众多所动心，想在秦宫住下去。樊哙谏，不听。张良说：“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刘邦听了，离开秦宫，返军霸上。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引起人们的重视。项羽的谋士范增就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①刘邦入关后，有人劝说他以兵守函谷关，无纳诸侯军。项羽率诸侯军西来，欲入关，见关门闭，大怒。这时，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刘邦兵十万，号二十万。双方兵力悬殊。项羽拟以手中的优势兵力给刘邦以严重打击。曾受过张良救命之恩的项伯，是项羽的长辈，乘夜驰入刘邦军，私见张良，想邀张良离去，躲开这场灾难。张良反引项伯见刘邦，说明当前的情况。刘邦请托项伯代向项羽解说，“沛公不敢倍项羽，所以距关者，备他盗也。”刘邦、张良同百余骑亲到项羽驻地，向项羽解说。项羽在鸿门设宴相待。宴前虽也有些风险，但刘项间的矛盾为之缓解，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的一场战争没有发生。这对于保全汉的实力有很大的好处。

　　汉元年（公元前206）四月，刘邦以汉王身份就国。张良送刘邦至褒中，① 《史记·高祖本纪》。

　　① 《史记·项羽本纪》。

　　临分手了，张良对刘邦说：“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刘邦因使张良在回去的时候，烧绝所过栈道。张良还致书项羽说：“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同时，张良又以齐王田荣反，书告项羽。后来，他再致书项羽，说：“齐欲与赵并灭楚。”①张良的这些活动，迷惑了项羽对战局重心的认识，使刘邦有保全实力并有向优势转化的机会。

　　汉四年（公元前209）八月，楚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以东者为楚。项羽遂即引兵东归。刘邦也打算西归。张良、陈平认为这是军事上的重要关头，军机不可失。他们说：“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疲）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刘邦听了他们的话。后五年十月，刘邦即出兵击项羽。十二月，遂围项羽于垓下，终于破楚②。

　　推荐破楚主将汉二年（公元前205 年），张良从刘邦东击楚。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刘邦下马，而问：“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张良说：“九江王英布，楚之枭将，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这是推荐破楚的主要将领，是战争中极为关键性的大事，而且在兵败之余相信这三人可以破楚，这需要很犀利的军事眼光。汉王听了张良的话，遣随何争取英布，英布果然反楚归汉。汉王又遣人争取彭越。后来，这三人在对楚战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司马迁说：“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对待裂土分封的不同态度裂土分封，是汉初政治上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大问题。张良对待这个问题，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表示了不同的态度。

　　汉三年（公元前204 年），刘邦在荥阳被围，形势严重。郦食其献策，封六国后。他说，“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秦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如能复立六国后，“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衽而朝。”刘邦很欣赏郦食其的这种想法，把他所说转告张良。张良说，“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张良说：“昔者汤伐桀而封其后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者，度能得纣之头也。今陛下能得项籍之头乎？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闾，释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表贤者之间，式智者之门乎？其不可，三也。[武王]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钱以赐贫穷。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穷乎？其不可，四矣。殷事已毕，偃革为轩，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复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复用兵乎？其不可，五矣。休马华山之阳，示以无所为。今陛下能休马无所用乎？① 《史记·项羽本纪》。

　　② 《史记·项羽本纪》。

　　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阴，以示不复输积。今陛下能放牛不复输积乎？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张良从古今形势的变化上，指出立六国后之不可行。这里，他着重指出的，是分封制度会削弱以至破坏汉家内部的反楚力量。但这是专指封六国后而言，张良并不一般地反对分封制度。在增强反楚力量的情况下，张良是主张利用分封制度作为团结内部的工具的。

　　汉五年（公元前202 年），刘邦与韩信、彭越约共击项羽。至期，信、越之兵不至。楚击汉军，大破之。刘邦问计于张良。张良说：“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糓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①刘邦派使者以张良所说告韩信、彭越。两人答应出兵，并且都出了兵，以至结果有垓下之战，终于击破了楚军。

　　破楚之后，刘邦在雒阳南宫，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刘邦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张良说，他们是想谋反。“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因而，他们害怕自身难保，所以要谋反。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置酒会群臣，封他平日所要杀的雍齿为什方侯，并催促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说：雍齿仍为侯，我们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于是人心安定了，分封起了很好的效果。

　　定京都和安太子刘邦想建都雒阳。刘敬劝都关中。刘邦的左右大臣都是东方人，力主都洛阳，刘邦犹豫不决。张良说：雒阳四周虽有山河险阻，但仅有地数百里，容易四面受敌，并且土地贫瘠，不是用武之地。而关中地势险要，四塞为关，“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张良的话使高祖打消了犹豫，他当日起驾，西都关中。

　　刘邦欲废太子刘盈，立戚夫人之子如意。大臣们极力谏争，不被采纳。

　　张良深知，“此难以口舌争”。他献计吕后以刘盈的名义，厚礼请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为客。这四个人都是刘邦所敬仰而多次遣人请他们都没有请到的。吕后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竟然把他们请来了。高祖看见四个白胡子长者侍太子游，当他得知是东园公等人时，惊奇地问：“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说：“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四人走后，高祖对戚夫人说：“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高祖酝酿已久的废立念头，从此打消了。张良谦抑自守① 《史记·项羽本纪》。

　　汉六年（公元前201 年）封功臣，张良未有战斗功，然以运筹帷幄，为刘邦所重，使自择齐三万户，这是黄河下游肥沃之区。张良说：“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于是张良封为留侯。

　　张良是一个军事家，但不掌军权。是一个政治家，但也不掌握国家的行政权力。他给人的印象，是一派谦抑自守的形象。晚年，他表示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学辟糓、导引、轻身之术。刘邦死，在吕后的强迫下，恢复了日常的饮食。吕后元年（公元前187 年）卒，谥文成侯。

　　司马迁《留侯世家》说：“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汉书·艺文志》说：“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这些言论和撰次，可以说是基本丰富，都没有能流传下来。

　　第三节陈平的计谋陈平的早年汉初的谋臣，张良以外，就要数陈平了。

　　陈平，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户牖乡人。少时家贫，好读书。家有田三十亩，兄伯种田，纵平游学。可是，陈平的嫂嫂却抱怨，说：“有叔如此，不如无有。”伯闻大怒，休其妻。

　　陈平已到成婚的年龄，但富者莫肯嫁，而贫者，陈平不娶。当地富户张负的孙女五嫁，夫皆死，人不敢娶，而陈平却欲娶以为妻。邑人有丧，张负在那里见到陈平，很为他所吸引。丧罢，负随平至其家，看到他家乃负郭穷巷，弊席为门，而门外多有长者车辙。张负回来后，提出把孙女嫁给陈平。其子张仲说：“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独奈何予女乎？”张负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陈平不会长期贫贱，还是把孙女嫁给陈平，陈平也从张家得到一些资助。

　　陈平曾任里社宰。因分肉公平，受到父老们的称赞。陈平自负地说：“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 年），陈胜、吴广起义后，其将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为魏王。陈平辞别兄伯，事魏王。魏王以陈平为太仆。陈平数说魏王，王不听。又有人进谗言。陈平恐，不辞而别，不久，投奔项羽。汉王夺取三秦后，挥戈东进，殷王司马卬反楚归汉。项羽拜陈平为信武君，令其击殷王。殷王降。项羽嘉奖陈平，赐金二十镒，拜为都尉。不久，汉王击殷王，司马卬再次反楚归汉。项羽怒，欲诛定殷将吏，陈平惧，他把封金和都尉印遣使送还项羽而去。陈平至脩武，经魏无知引进，见刘邦。刘邦设宴招待他，请他回舍休息。陈平说：“臣为事来，所言不可以过今日。”刘邦与陈平语，很投机，乃拜他为都尉，并使之参乘，典护诸将。诸将不服，为之哗然。但刘邦却对陈平表示更多的信任。

　　汉王二年（公元前205 年），陈平随刘邦攻占彭城。项羽自齐回救，刘邦败退荥阳。刘邦拜陈平为亚将，属韩王信，驻军于广武。周勃、灌婴等攻击陈平居家时盗其嫂，后来事魏、事楚不忠，归汉后又“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他们说陈平是反覆乱臣。刘邦责备魏无知，为什么推荐这样的人。魏无知说：大王所知者行也，臣所言者能也。今与项羽争天下，有德而无能，则无益于胜负。臣进奇谋之士，只要其计对国家有用，盗嫂受金，又有何妨？刘邦又责备陈平。陈平说：“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臣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计画有可采者，愿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骸骨。”刘邦向他表示了歉意，并厚加赏赐，拜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从此，诸将不敢再言陈平之短。

　　荥阳突围刘邦被项羽困于荥阳，请求项羽以荥阳为界，项羽不应。刘邦问陈平，① 本节所据材料，见于《史记·陈丞相世家》者，不再说明出处。

　　“天下纷纷，何时定乎？”意思是说楚汉相争何时了？陈平指出，刘项两人各有短长，并提出在楚军内部行反间之计。他说：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其得力之臣，不过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等数人。如能出数万金，离间楚君臣，然后举兵攻之，破楚必矣。刘邦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于是陈平在楚军中散布说：钟离昧等功高，但是未能裂地封王。他们不满，想与汉联合，共灭项羽，分王其地。话传到项羽那里，他果然对钟离昧等生了疑心。他遣使于汉。陈平乘机以太宰规格接待楚使，见楚使佯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复持去，更以恶草具进楚使。楚使归，言于项羽，项羽又增多了对范增的疑心。范增建议项羽，乘汉军心不稳，急下荥阳。项羽不听。范增知项羽怀疑于他，愤怒地说：“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请骸骨归。”归来至彭城，疽发背而死。

　　荥阳围困急。陈平献计，以妇女二千余人被甲，夜出荥阳东门。楚以为刘邦逃，调兵追击。汉将纪信扮作刘邦，乘天子辇，扬言城中食尽，汉王降。楚军到城东观看。陈平与刘邦率数十骑从西门出，入关收散兵，然后出宛叶间，调动项羽南去。

　　计擒韩信汉四年（公元前203 年）十月，韩信袭齐。十一月，尽有齐地。韩信遣使，求封齐假王。刘邦气得大骂。陈平和张良踢其脚，汉王领悟，厚遇齐使，改变态度，佯装骂韩信是因他不求真王。随后，遣张良拜韩信为齐王。

　　汉六年（公元前201 年），有人告韩信谋反。刘邦问诸将怎么办？诸将皆言，应发兵征讨。陈平问刘邦：“陛下精兵孰与楚？”对曰：“不能过。”又问：“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对曰：“莫及也。”然后，陈平说：“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他建议刘邦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智擒韩信。刘邦纳其策。韩信郊迎。刘邦使武士缚之，载之后车。

　　平城解围汉七年（公元前200 年），韩王信投降匈奴。刘邦亲自率兵征讨匈奴，至平城，被匈奴伏兵包围，七日不得食，十分危险。陈平暗使匈奴，厚赐单于阏氏，并挑动阏氏的忌妒心。他说：刘邦被单于包围，甚紧急，刘邦已遣使迎美女，欲献给单于以求和。阏氏怕单于得汉美女，自己失宠，便急劝单于解围。加上还有别的临时性原因，单于解平城之围。刘邦南过曲逆，登城了望，见其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更前封陈平的户牖侯为曲逆侯，尽食所户，除前所食户牖民户。后陈平常以护军中尉，从刘邦击陈豨、英布等。史称陈平凡六出奇计，六益封。又称：“奇计或颇秘，世莫能闻也。”

　　陈平的委曲自得及其晚年的政治生涯汉十二年（公元前195 年），燕王卢绾反。刘邦遣樊哙将兵讨伐卢绾。

　　已行，有人说樊哙的坏话，刘邦大怒，用陈平之计，召周勃于床前说：“陈平亟驰传载勃代哙将，平至军中即斩哙头。”陈平、周勃虽然受诏，可是樊哙功高，又是刘邦的连襟，所以，二人怕刘邦后悔，便决定逮捕樊哙，囚归长安，让刘邦自己处理。陈平至军，逮捕樊哙，传诣长安。未至，刘邦死。陈平怕吕后与吕媭怒，乃急驰，拟先至长安，说明缘由。路遇使者，令其与灌婴屯兵荥阳。陈平又驰归长安，在灵前痛哭甚哀。吕后可怜他，劝他说：“君劳，出休矣。”陈平仍畏谗恶，哀求宿卫宫中。吕后以陈平为郎中令，使其“傅教惠帝”。此后，吕媭虽谗陈平，但已行不通。

　　惠帝五年（公元前190 年），相国曹参死。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惠帝死，吕后欲立诸吕为王，问王陵。他抬出刘邦生前的盟约，说：“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吕后大怒。问左丞相陈平，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吕后十分高兴。罢朝，王陵责备陈平背叛刘邦的盟约，陈平反驳说：“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①吕后徙王陵为太傅，拜陈平为右丞相，审食其为左丞相，而审食其得幸于吕后，居宫中不治事。

　　吕后死，陈平与太尉周勃合谋，诛诸吕，拥立文帝。文帝即位，陈平谢病。陈平对文帝说：“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丞相让勃。”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以周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徙陈平为左丞相，位次第二，赐金千斤，益封三千户。一天，文帝问右丞相周勃：全国一年决狱多少？周勃不知。问钱谷出入多少？又不知。周勃汗流浃背，羞愧不能对。问左丞相陈平。陈平说：“有主者。”文帝问主者为谁？陈平说：“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文帝生气地说：既然各有主者，君主何？陈平回答：主臣。丞相的职务是佐天子治理万物，镇服四夷与诸侯，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任。文帝听后，高兴地称其善。下朝后，周勃责备陈平说：“君独不素教我对！”陈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周勃自知才能远不如陈平，于是谢病免相，陈平成为唯一的丞相。

　　文帝二年（公元前178 年），陈平死，谥为献侯。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曾孙陈何因略人妻弃市，国除。

　　① 《史记·吕后本纪》。

　　第六章韩信彭越英布第一节韩信早年的贫困韩信，彭越，英布，是佐刘邦争天下的三员主要将领。

　　韩信，淮阴（今江苏淮阴市东南）人。年少时，家贫。父母早亡。母死，无钱埋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

　　贫困的韩信，既不得推举为吏，又无钱经商，只好流浪求食，经常遭到白眼。他常到下乡南昌亭长家吃饭。时间长了，亭长妻深感厌恶，便提前吃饭，使韩信来了吃不到饭。

　　韩信到城下钓鱼，有一些老母在那里漂絮。其中一位老母，见他常饿肚子，便把自己的饭分给他吃，一连数十日。韩信感激地说：“吾必有以重报母。”老母愤怒地说：“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淮阴屠户少年，见韩信身材高大，好带刀剑，却到处乞食，便当众侮辱他说：“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围观者起哄，等待韩信的选择。他强忍着耻辱，“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登坛拜将项梁率起义军渡淮后，韩信杖剑往从之，居戏下。但是，一直无声无名。项梁战死后，项羽拜韩信为郎中。此后，他多次献策，谋划大计，然终不为项羽所用。他决定另谋出路，便投奔刘邦，刘邦拜他为连敖。不久，韩信犯罪，当斩，同行的十三人均已被处决。至韩信，他仰视监斩官滕公，说：“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滕公与韩信交谈后，觉得韩信是个人才，建议刘邦重用。刘邦拜韩信为治粟都尉。韩信仍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偷偷地跑了。萧何听说韩信逃走，来不及请示，星夜把他追回。然后，极力向刘邦推荐，说：“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于是刘邦决定拜韩信为将。萧何说，这样仍留不住他。刘邦遂拜韩信为大将军。

　　登坛拜将时，刘邦说：“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韩信反问说：大王东向争天下，对手是不是项王？刘邦答：是。又问：“大王自己感觉勇悍仁强，与项王谁强？”刘邦答：不如项王。刘邦既已承认不如对手，韩信便提出从强者手中夺天下的计策。他分析说：“项王暗恶叱咤，千人皆废”，然而他不能任用贤将，所以是匹夫之勇。项王待人“恭敬慈爱”，说话和气，然而有功当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所以是妇人之仁。项王虽然称霸天下，然而他残暴好杀，分封不公，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所以虽有霸王之名，实际上已失天下人之心。基于上述分析，韩信得出“其强易弱”的结论。他进一步说：大王如能反其道行之，“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况且，关中父兄怨恨三秦王。而大王自入关中，秋毫无犯，除秦苛法，与民约法三章，关中百姓皆拥载大王，盼望大王王关中。“今大王举而东，三秦① 韩信事迹见于《史记·淮阴侯列传》者，不一一作注。

　　可传檄而定也。”韩信的一席话，使刘邦深感得韩信之晚。韩信对项羽的透彻分析，增强了刘邦争夺天下的信心，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

　　汉元年（公元前206 年）八月，刘邦东进，击败三秦，夺取了关中。汉二年（公元前205 年）四月，刘邦乘项羽征田荣、田横兄弟的机会，率诸侯兵五十六万，攻占彭城。项羽率三万兵回救，大败刘邦。汉兵死伤二十余万。刘邦率数十骑突围，逃至荥阳。在刘邦大败之际，韩信从关外收散归之兵，使诣荥阳，从而阻止了项羽西进，缓解了刘邦的困境。

　　破魏、代刘邦彭城败后，塞王欣、翟王翳亡汉降楚。齐、赵亦反汉，与楚和。诸侯皆复与楚而背汉①。魏王豹是其中之一。他占据今山西南部，扼守临晋关，西向可取关中，东向可使刘邦腹背受敌，对汉威胁极大。刘邦“方东忧楚，未及击”，遣郦食其游说魏豹②。豹不仅不归顺汉，反而陈兵黄河东岸的蒲坂，封锁临晋关渡口，截断刘邦与关中的联系。在这关键时刻，韩信以武力击降魏豹。他采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战术，把船只集中在临晋，摆出渡河的架势，吸引魏豹的兵力。暗中调兵遣将，准备渡河用的木罂缶。一切具备，出其不意，从阳夏抢渡黄河，一举成功。渡河后，直逼魏都安邑。魏豹闻讯，仓皇迎战，战败被俘。接着，韩信击破代兵，擒获代相夏说。然后，韩信把收编的魏、代降卒以及自己的精兵，送到荥阳前线，增强正面的战斗力量，使刘邦恢复了元气。

　　破赵汉三年（公元前204 年），韩信提出他的作战方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粮道，西与大王会于荥阳。”①刘邦给了他三万人，使与张耳率兵越过太行山，攻击赵国。赵以二十万大军，扼守井陉口，准备与韩信决战。赵谋士李左车认为，韩信涉西河，虏魏豹，擒夏说，乘胜远斗，锋锐不可当。他想利用井陉的有利地形，制伏韩信。他献策说：“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戏下。”成安君陈余则认为，韩信以少数兵力远征，士卒疲惫，不堪一击。他傲气十足，以“义兵不用诈谋奇计”，轻易地拒绝了李左车的建议。

　　韩信遣人探知赵不用李左车之谋，即刻进兵，至井陉口三十里，停止前进。选轻骑二千人，各持一赤旗，埋伏在赵营侧后。任务是待赵兵倾巢而出，进击汉军时，闯入赵营，拔掉赵旗，插上汉的赤旗。为了诱使赵军出营决战，韩信故意背水列阵，把将卒布置在绵蔓水东岸的微水村，摆出易受攻击的阵形。然后，他亲自率军出井陉口。赵军见韩信军至，出营阻击。经过一阵急战，韩信佯败，丢旗弃鼓，向绵蔓水后退。背水列阵，向来为兵家之大忌。① 《史记·项羽本纪》。

　　② 《史记·魏豹列传》。

　　① 《汉书·韩信传》。

　　所以，赵王歇、成安君陈余误认为韩信不懂军法，见他后退，便下令追击。赵军倾巢出动，争抢旗鼓，一味前进。韩信埋伏的二千人，乘机占领赵营，拔掉赵旗，插上汉的赤旗。韩信与绵蔓水的将卒会合后，被置于死地的汉军，拼死战斗，勇猛异常。赵军见取胜无望，准备退回，但见营寨一片赤旗，顿时仓皇溃逃。韩信军前后夹击，追至泜水，全歼赵军，俘赵王歇，斩成安君陈余。韩信庆功完毕，将领们问说：“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陈，曰：‘破赵会食。’臣等不服。然竟以胜，此何术也？”韩信答说：“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败赵后，韩信立即下令：不准杀害李左车，并且高价悬赏，生得李左车者予千金。后李左车被捆来时，信乃解其缚，东向坐，西向对，向他请教攻燕伐齐的策略。李左车分析了韩信军的长处与短处后，提出了和平取燕的良策。韩信称赞说：“善。”从其策，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不发一兵一卒，燕国归降。

　　在韩信节节胜利之时，刘邦却被项羽困在成皋。他和滕公从北门逃出，渡黄河，到脩武。韩信再次把精兵交给他。刘邦由于“得韩信军，则复振”。破齐韩信“收赵兵未发者”及刘邦挑选剩下的士卒，东进击齐。乘齐守备懈怠，韩信一举破齐历下军，夺取齐都临菑。齐王田广逃到高密，求楚救援。项羽遣龙且率军救齐。人们劝龙且坚壁清野，令齐王发使招所亡城郭，逼使汉军“无战而降”。龙且自恃有大兵二十万，齐将田间也将二十万，所以傲慢地说：“吾生平知韩信为人，易与耳。且夫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之半可得，何为止？”遂与韩信夹潍水对阵。韩信军水西，龙且军水东。韩信夜遣人以沙袋万余截断水流。然后，引军渡河，刚过一半，佯败而还。龙且高兴地说：“固知信怯也。”遂追渡水。龙且军刚渡近半，韩信使人撤去沙袋，大水骤至，把龙且军分成两半。渡过河的龙且军，人数并不比韩信军队少，但是由于被分割，将士恐慌，韩信轻易地击败了渡河的楚军，杀了龙且。未渡河的楚军惊慌逃散。韩信乘胜追击，至城阳，全歼楚军，虏齐王田广和守将田光。又败齐相田横于嬴下，杀齐将田既于胶东，遂定齐地。但是，齐田氏仍在抵抗。

　　汉四年（公元前203 年），韩信以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遣人申请作假齐王。刘邦拆书，大怒，骂道：“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急踢他的脚，并咬耳说：现在能阻止韩信为王吗？不如善待之，使其守齐。不然，生变，后果不堪设想。刘邦醒悟，改口说：“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就这样，刘邦违心地遣张良拜韩信为真齐王。

　　垓下决战汉五年（公元前202 年），韩信率兵赴垓下，参加楚汉最后的决战。当时，项羽所剩兵力约十万人。由于“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①，战斗力仍然很强。汉军的阵势排列是：韩信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是第一线。刘邦在后，是第二线。周勃、柴将军在刘邦后，是第三线。战斗开始，韩信佯败。项羽追击，孔、费二将从两侧出击，楚不利。韩信杀回马枪，大败楚军。第二、第三线未动，楚军便被打垮。项羽丧失了再战的信心，被迫突围，至乌江自刎，楚汉战争结束。

　　楚汉战争一结束，刘邦立即“袭夺齐王军”，徙他为楚王，都下邳。韩信到下邳，召漂母，馈赠千金，高赏赐食之恩。而于下乡亭长，仅给百钱，对他说：“公，小人也，为德不卒。”又召逼他钻胯的少年，拜为中尉，并称赞说：“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已为王的韩信，如此处理微贱时的恩恩怨怨，可以反映他的为人及喜好。

　　冤死钟室汉六年（公元前201 年），有人告韩信谋反。刘邦用陈平之计，伪游云梦，谲谋擒信。韩信恍然大悟地说：“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刘邦说：“人告公反。”把信押解到洛阳，降为淮阴侯。但是，并未让韩信去淮阴，而是使他居留在长安。

　　通过被捕，韩信进一步认识到，刘邦“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但仍很高傲，羞与绛、灌等列。一次，刘邦与韩信讨论诸将带兵的能力。“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刘邦本来就“畏恶其能”，韩信不顾阶下囚的地位，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进一步触动了刘邦的痛处。

　　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 年），刘邦去代地镇压陈豨的叛乱。韩信的舍人得罪韩信，韩信要杀他。其弟告变，说韩信与叛将陈豨合谋造反。吕后与萧何诈称刘邦已诛陈豨，诱韩信入宫祝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曰：‘吾悔不听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刘邦回到长安，对韩信之死，“且喜且怜之”。并问韩信死时说了些什么。吕后回答：“信言恨不用蒯通计。”

　　所谓蒯通之计，是韩信定齐后的事。这时，项羽遣武涉说韩信反汉，三分天下。韩信对刘邦授上将军印，予数万众，言听计从，感恩不尽，表示“虽死不易”，婉言回绝了武涉。齐人蒯通知道天下之事，“权在韩信”，便欲以奇策打动韩信，三分天下。蒯通从相面入手，对韩信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面”，指跟刘邦走；“背”，指背叛刘邦。蒯通接着说：“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叁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几天后，蒯通再次敦促韩信反汉。韩信坚定地回绝说：① 《史记·项羽本纪》。

　　“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那时，韩信要搞垮刘邦，并不难。但是，他坚定地谢绝了蒯通的献策。“悔不用蒯通之计”，足以说明韩信未曾反。至于说韩信与陈豨有谋，显系诬陷。陈豨叛乱，是养客引起的。陈豨养客很多，门庭若市，周昌怀疑他图谋不规，上报刘邦。刘邦遣人调查，事多牵连陈豨，陈豨恐惧，仓促起兵叛乱。“安得与淮阴有夙谋？”①① 《史记评林》卷七二。

　　第二节彭越巨野起义彭越，字仲，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北）人，常在巨野泽中打鱼。

　　陈胜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少年们鼓动彭越响应。彭越说：“两龙方斗，且待之。”一年后，巨野泽间少年聚众百余人起义，请彭越为长。彭越不允。少年们强请。彭越勉强答应了，相约明日日出相会，迟到者斩。次日日出，迟到者十余人，最晚的中午才到，彭越很生气，对少年们说：“我老啦，诸君强让我为长，可又不听我约束。这么多人迟到，不能都杀掉，杀最后迟到者一人。”他命令校长执行。校长不以为然，笑着说：“何至是？请后不敢。”彭越见校长不忍杀同伙，他亲自拉过最后到者，斩首示众。接着，设坛祭祀，宣布军纪。少年们皆大惊，畏惧彭越，莫敢仰视。彭越遂率少年们略地，收拢诸侯散卒，得千余人。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 年），刘邦奉楚怀王命，从砀出发，西攻关中。至昌邑，与彭越相遇，合兵攻昌邑，不胜。刘邦引兵西去。彭越将其众，在巨野泽发展势力，收编魏的散卒。秦亡，项羽封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还归彭城。这时，彭越众至万余人，无所归属。

　　扰楚后方汉王元年（公元前206 年），田荣起兵反楚，自立为齐王。田荣赐彭越将军印，鼓励他起兵反楚。在田荣鼓励下，彭越攻占济阴。楚遣萧公角征讨彭越，彭越大败萧军。

　　汉二年（公元前205 年），刘邦率诸侯兵五十六万伐楚。至外黄，彭越将其众三万余人归汉。刘邦拜彭越为魏相国，令其略定梁地。不久，刘邦败于彭城，率数十骑逃归荥阳。彭越所占城邑，复被项羽夺去，彭越率其众暂居河上。

　　汉三年（公元前204 年），彭越为汉游兵，击楚军，断绝楚军的粮道，并渡过睢水，大败楚将项声、薛公于下邳。项羽被迫放弃对刘邦的包围，东击彭越。刘邦乘机北走，复军成皋。项羽已破彭越，闻刘邦回军成皋，立即挥师西向，拔荥阳，杀周苛、枞公，俘韩王信，进而围攻成皋。刘邦与滕公逃出成皋，渡河至脩武。得韩信军，刘邦复振。遣卢绾、刘贾将二万人、数百骑，深入楚地，助彭越，破楚军于燕郭西，下睢阳、外黄等十七城。

　　汉四年（公元前203 年），项羽令曹咎等守成皋，再次将兵东击彭越，收复了失陷的城邑。彭越战败，率将士北走谷城。刘邦乘项羽击彭越，大败曹咎，收复成皋。项羽又回军击刘邦。这时，彭越居梁地，为汉游兵，往来苦楚兵，绝其粮运。调动项羽东征西战，疲于奔命。加之韩信已攻占齐，对楚构成包围之势。项羽恐，乃与汉王约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

　　汉五年（公元前202 年），彭越连下昌邑等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斛，输送给汉军，以供军食。楚汉既已停战，项羽东撤。刘邦采纳了张良、陈平的建议，破坏停战协议，追项羽于阳夏，召彭越共击项羽。彭越说：“魏地② 彭越事迹见于《史记·彭越列传》者，不一一作注。

　　初定，尚畏楚，未可击。”刘邦至固陵，由于彭越、韩信军不至，项羽再次大败刘邦。刘邦入壁自守，采纳张良的建议，遣使对彭越许愿说：打败项羽后，睢阳以北至榖城归其所有。彭越得到许诺后，率军参加垓下会战。项羽已死，刘邦封彭越为梁王，都定陶。

　　冤屈惨死汉十年（公元前197 年），陈豨反于代地，刘邦将兵击陈豨，至邯郸，征梁兵。彭越称病不去，遣将将兵往。刘邦怒，遣人责备彭越。彭越恐惧，欲前往。其将扈辄曰：“王始不往，见让而往，往则为禽矣。不如遂发兵反。”彭越不听，但也不敢自往。这时，彭越怒其太仆，欲杀之。太仆亡走汉，告彭越与扈辄欲反（刘邦遣使以隐蔽方式捕彭越，囚之洛阳）。有司请以反叛法治罪，刘邦赦其死罪，流放于蜀地青衣。彭越西至郑，遇吕后从长安来，他对吕后哭诉无罪，请求回故邑昌邑。吕后满口许诺，遂带彭越至洛阳。吕后对刘邦说：“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吕后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廷尉奏请族彭越。于是夷彭越宗族，并把彭越的尸体剁成肉酱，分赐诸侯。

　　第三节英布喜笑受刑英布，六（今安徽六安县北）人。少时请人看相，卜问前程。相者对他说：“当刑而王。”及壮，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遂改姓黥。英布受刑后，输于骊山作陵。骊山刑徒数十万人，英布遂与刑徒长豪杰交往，聚集力量。后率刑徒逃于江中为“群盗”。

　　陈胜起义后，英布率数千人响应。番君以其女为英布妻。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 年），章邯破周章军，继而“灭陈胜，破吕臣军”，大有荡平起义军之势。英布引兵北上，破秦左右校于清波，打击了秦军的嚣张气焰。项梁到淮南后，英布以兵归项梁。项梁击秦嘉、景驹，英布冲锋陷阵，勇冠全军。项梁立楚怀王，自号武信君，拜英布为当阳君。项梁战死后，楚怀王徙都彭城，英布与诸将共保彭城。

　　章邯破项梁后，以为楚兵不足忧，北上围赵，赵求救于楚。楚怀王以宋义为上将，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英布、蒲将军皆为将，北上救赵。及项羽杀宋义，楚怀王拜项羽为上将军，诸将皆归项羽统领。项羽遣英布率两万人，渡河击秦军。英布数败秦军后，项羽引兵渡河，遂大败秦军。章邯等降。项羽乘胜西进，欲取关中。至新安，令英布等夜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人。至函谷关，刘邦已据关守险，项羽遣英布等从间道破刘邦关下军。楚兵常胜，功冠诸侯。诸侯兵皆服属楚者，以英布常以少胜众。项羽分封诸将，以英布为九江王，都六。汉元年（公元前206 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项羽立楚怀王为义帝，徙都长沙，又密令英布等杀义帝。八月，英布遣将杀义帝于郴县。

　　叛楚归汉汉二年（公元前205 年），项羽将兵击田荣，征兵于英布，英布称病不往，遣将率四千人随行。项羽以此怨英布。刘邦乘项羽攻齐，率诸侯兵五十六万人，攻彭城，英布又以称病不救，坐视彭城陷落。因此，项羽更加怨恨英布，数遣使责备英布，召英布。英布愈恐惧，不敢见项羽。是时项羽北忧齐、赵，西患汉，处境孤立，欲以英布为援。所以，虽怨英布，但不敢动他。刘邦彭城败后，至虞城，对左右从者说：“如彼等者，无足与计天下事。”随何说：“不审陛下所谓。”刘邦说：“孰能为我使淮南，令之发兵倍楚，留项王于齐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随何愿出使淮南，率二十人前往。随何见英布后，先问：“窃怪大王与楚何亲也？”英布说：“寡人北乡而臣事之。”随何抓住英布的话，以质问的口气说，项王征齐，“大王宜悉淮南之众，身自将之，为楚军前锋。乃发四千人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又说，汉王攻彭城，项王在齐，“大王宜骚淮南之兵渡淮，日夜会战彭城下。大王抚万人之众，无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观其孰胜。夫托国于人者，固若是乎？”随何接着针对英布对项羽的顾虑，说：楚兵虽强，但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而汉王得诸侯之助，故楚之不如汉，其势是易见的。随何又对英布说：如能归汉，汉王必裂地而封大王，至于淮南更为大王所有。英布答① 英布事迹见于《史记·黥布列传》者，不一一作注。

　　应了叛楚归汉，但不敢马上泄露。正巧楚使催英布发兵。随何怕英布反悔，便对楚使说：“九江王已归汉，楚何以得发兵？”楚使闻言，惊起。随何对英布说：事已至此，必须杀楚使，无使其归。英布已无退路，遂杀楚使，起兵反楚。

　　项羽遣项声、龙且等将兵击英布，数月，打败了英布。英布与随何间道归汉。英布至，刘邦无任何欢迎表示，边洗脚边召见英布。英布大怒，后悔归汉，欲自杀。及至舍，“帐御、饮食、从官，如刘邦居，布又大喜过望”。于是英布遣使至九江收兵。使至，项伯已收九江兵，尽诛英布妻子。使者得英布故人、幸臣数千人归汉。刘邦益英布兵，使北至成皋。

　　汉四年（公元前203 年）七月，刘邦立英布为淮南王，共击项羽。次年，英布遣将入九江，攻占数县。继而英布与刘贾入九江，诱楚大司马周殷叛楚，举九江兵归汉，共破项羽于垓下。项羽死后，刘邦封英布为淮南王，都六，据有九江、庐江、衡山、豫章诸郡。

　　起兵叛汉汉十一年（公元前196 年）春，杀韩信，复诛彭越，并将彭越的尸体剁成肉酱遍赐王侯。英布接到彭越尸体作的肉酱，大恐。他预感大祸将临头，暗令人聚兵边郡，候伺动向。英布的幸姬有病，求医。医家与中大夫贲赫对门。姬数去医家，贲赫乃厚遗姬，并与姬饮于医家，想借姬讨好英布。姬果然对英布称赞贲赫为长者。英布大怒说：“汝安从知之？”姬讲述了前后经过。英布不信，疑姬与贲赫私通。英布召贲赫，贲赫恐，称病不去。英布愈怒，欲捕贲赫。贲赫亡走，至长安，言：“布谋反有端，可先未发诛也。”刘邦问萧何。萧何说：“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诬之。请系赫，使人微验淮南王。”对贲赫逃走，英布就怀疑必告发淮南阴事。汉使既来，英布验证了他的判断，遂诛贲赫家族，发兵反汉。这反而证明了贲赫并非诬陷。刘邦赦贲赫，拜其为将军。

　　刘邦召诸将问对策，诸将皆说：“发兵击之，坑竖子耳。”但并未提出妙计。汝阴侯滕公召故楚令尹薛公，请教计策。薛公却说：“是故当反。”“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祸及身，故反耳。”于是刘邦召薛公问策。薛公说：英布反不足怪，其战略可有上中下三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这样，山东非汉所有也。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口。如此，胜败难卜。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则汉可安枕而卧。薛公断定英布将出下计。

　　英布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刘邦已老，又厌兵，不会亲征。他所怕的韩信、彭越已死，觉得汉无将可与他抗衡。他选择了薛公所说的下计。他东击杀荆王刘贾，尽得其兵。继而渡淮击破楚，西与刘邦相遇蕲西，会甀。刘邦与英布遥望相见，问英布为什么反？英布说：“欲为帝耳。”英布军战败，渡淮，数战再败。英布率百余人走江南。初，英布妻番君（长沙王）女，长沙王使人欺骗英布，称欲与其共亡。英布听信其言，亡走番阳，被杀于兹乡。英布死后，刘邦立子长为淮南王，封贲赫为期思侯。刘邦虽击杀了英布，但自己也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不久卒①。

　　① 《史记·高祖本纪》。

　　第七章娄敬陆贾叔孙通第一节娄敬汉初，娄敬、陆贾以善论政，叔孙通以定礼仪，佐刘邦成帝业。

　　建议都关中娄敬，齐人。汉五年（公元前202 年），他戍边于陇西。行至洛阳，正巧刘邦在这里。娄敬见同乡虞将军说：“臣愿见上，言便事。”请求虞将军引见。当时，娄敬推着小车，身披羊皮袄。虞将军要给他更换服装。娄敬说：臣平时衣帛，衣帛见上，平时衣褐，衣褐见上，不敢更换衣服。

　　娄敬见刘邦后，便问：“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刘邦说：“然。”娄敬以汉得天下与周不同，建议刘邦徙都关中。他说：“尧封周祖后稷于邰，积德累善十余世，深得百姓拥护。公刘避桀徙居豳，太公避狄徙居岐，百姓争着随他们走。及文王断虞芮之争，深得诸侯敬慕，贤人纷纷归附。武王伐纣，诸侯会者八百，一举灭殷。殷亡周兴，是长期积德的结果。而陛下起于丰沛，席卷蜀汉，还定三秦，与项王战荥阳，大战七十，小战四十，致使百姓肝脑涂地，父子暴骨郊野，不可胜数，哭声未绝，伤者未起。陛下靠武力得天下，欲与周比隆，窃以为汉与周不同。”

　　他说：洛阳无险可守，“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至于关中，则物产丰富，“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刘邦寻问群臣的意见。因为群臣都是东方人，都说洛阳便。张良驳斥了群臣的意见，同意娄敬的看法。刘邦当日便起驾，西都关中。娄敬以建议徙都关中有功，赐姓刘，拜为郎中，号为奉春君。

　　献和亲、移民之议汉七年（公元前200 年），匈奴围攻韩王信，韩王信投降，引匈奴南逾句注，攻太原。刘邦怒，欲击匈奴，遣使探听匈奴的虚实。因匈奴匿其壮士肥马，使者见到的都是老弱羸畜。使者十返，皆言可击。刘邦遣刘敬再去侦察。刘敬报说：“两国相击，此宜夸矜其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这时，汉兵已出发，刘邦听说“不可击”，大骂说：“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下令把刘敬押解到广武，等候处置。刘邦率兵至平城，被匈奴四十万伏兵团团包围，一连七天七夜，十分危险。用陈平之计，匈奴围开一角，刘邦率士卒逃出重围。至广武，刘邦懊悔地对刘敬说：“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刘邦封他二千户，为关内侯，号建信侯。

　　匈奴冒顿单于恃其兵强马壮，不断南下侵扰。刘邦无力征讨，深感忧虑，问刘敬有何良策。刘敬献策说：冒顿既不可以武服，又不可以仁义说服，只有从长远着眼，使其子孙为臣。办法是和亲，以长公主妻冒顿单于，并厚送珍宝。冒顿羡慕汉女、汉财物，必以公主为阏氏，而生子为单于。冒顿在，① 娄敬事迹见于《史记·刘敬列传》者，不一一作注。

　　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外孙岂敢与外祖抗礼？这样，“兵可无战以渐臣也”。刘邦说：“善。”遣刘敬使匈奴，结和亲之约。

　　刘敬从匈奴回来后，以匈奴河南白羊、楼烦，距长安近者仅七百里，骑兵一日夜即至。关中地肥人少，北靠匈奴，东有六国强宗，“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刘敬建议说：“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刘邦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

　　第二节陆贾出使南越陆贾①，楚人，汉初出使南越，获得政治上的成功。

　　秦汉之际，秦南海龙川令赵佗，乘中原战乱，攻占桂林、象郡等，自立为南越武王。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又为中原战争所困扰，无力征伐赵佗。汉十一年（公元前196 年），刘邦遣陆贾使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陆贾至南越，见赵佗头梳南越人的发式，箕倨而坐，他生气地说：足下是中国人，亲戚和祖坟都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汉抗衡，祸将临头。他继续说：秦失政，诸侯豪杰蜂起，汉王最先入关灭秦。项羽背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最强。然而，汉王起巴蜀，率诸侯鞭笞天下，五年剪灭项羽，平定海年，此天助也。足下非但未助汉王诛暴逆，反而自立为王。汉朝将相对此很生气，欲移兵诛足下。天子怜悯百姓遭受战争之苦，欲令百姓休息，故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非但不去郊迎，北面称臣，反而欲以新造未集之越，称强于此。如汉闻之，掘足下先人之冢，夷灭宗族，遣一偏将，率十万之众临越，越人杀足下降汉，易如反掌。

　　赵佗听了陆贾的议论，突然站起来，承认由于久居蛮夷之中，有失礼仪。稍微冷静后，他问陆贾，他与萧何、曹参、韩信比，谁贤？陆贾答说：王似贤。又问与皇帝比，谁贤？陆贾不客气地说：“帝起丰沛，诛暴秦，灭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三皇五帝治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开天辟地未曾有过。足下众不过数十万，居蛮夷山海之间，如汉一郡，王何乃比于汉。”赵佗说：“我没有起于中原，故王此地，假如起于中原，为何就不如汉？”

　　赵佗留陆贾数月，畅谈欢饮。陆贾回来时，赵佗说：“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他赐给陆贾大批珍宝，价值二千金。陆贾拜赵佗为越王，令称臣，奉汉约。至此，汉正式承认南越为封国，而南越则承认从属于汉，汉与南越从对立变为一家。刘邦赞赏陆贾出使成功，拜其为太中大夫。

　　著《新语》陆贾常以《诗》、《书》说刘邦，刘邦所得腻烦了，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他列举了吴王夫差、智伯及秦“极武而亡”的教训，说：假如秦得天下之后，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面有愧色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粗述历史存亡之征，共十二篇。每奏一篇，刘邦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这是一部受到汉人重视的政论书。班固颂扬刘邦创建帝业的规模弘远，以陆贾造《新语》与萧何次律令等事并列。今本《新语》，或疑其为后人依托，所说未必可信①。

　　① 陆贾事迹见于《史记·陆贾列传》者，不一一注出。

　　① 参看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子部一，《新语》条。

　　协调将相关系吕后初王诸吕，畏恶忠于刘氏大臣中能言善辩者。陆贾知道争辩无益于事，乃告病免官家居。陆贾有五个儿子，他把使南越所得珍宝，卖成千金，分给每子二百金，令各自从事生产。陆贾则安车驷马，携歌舞琴师侍者十人，四处漫游。他有宝剑值百金，随身佩带。与诸子约，路过谁家，谁供其人马酒食，食物要好。每次住不过十日，每年不过两三次。死到谁家，宝剑、车骑、侍从者就归谁所有。

　　后吕氏权益盛，欲危刘氏。右丞相陈平力不能争，又恐祸及自身，日夜深思，一筹莫展。有一天，陆贾去其家，陈平正苦思冥想。陆贾已就坐，陈平尚未发觉。陆贾说：“何念之深也？”陈平说：“生揣我何念？”陆贾答：“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贵，无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说：“然，为之奈何？”陆贾告诉他：“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又说：“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结。”陆贾为陈平谋划有关吕氏数事。陈平用其计，以五百金为太尉周勃祝寿。太尉也厚报陈平。从此，两人深相结交，共谋政事。陈平又以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厚赐陆贾。陆贾以此游说汉廷公卿间，名声甚盛。

　　吕后死后，吕禄以赵王为汉上将军，吕产以吕王为汉相国。而“周勃为太尉，不得入军门。陈平为丞相，不得任事。”①刘氏危在旦夕。已成为密友的陈平与周勃共谋，夺取吕禄的兵权。曲周侯郦商子况“与吕禄善”。陈平与周勃使人劫持郦商，“令其子况绐吕禄。吕禄信之，故与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据北军”②，击杀吕产，“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已诛诸吕，迎立代王刘恒，是为文帝。

　　再使南越吕后时期，南越与汉的关系恶化，责任在汉。吕后听有司之言，禁止铁器、牛马羊等输往南越，遏制南越的发展。赵佗三次遣使，请求吕后解除禁令，毫无结果。于是赵佗于吕后五年（公元前183 年），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国边城，并以金钱收买，使闽越、西瓯等归属于他。南越的势力空前强大，“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互■，称制与中国侔”。文帝即位后，复拜陆贾为太中大夫，令其再次出使南越。陆贾至南越，责备赵佗自立为帝。赵佗恐，去帝号，自称蛮夷大长老，从此，南越与汉长期和睦相处。

　　①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② 《史记·郦商列传》。

　　第三节叔孙通①归汉叔孙通，又名何，薛（今山东滕县东南）人，以文学见长。秦时，为待诏博士。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 年），陈胜领导农民起义。官吏数奏，二世不爱听，召博士儒生问：“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三十余人皆说：“臣子反叛，罪死不赦。愿陛下急发兵讨阀。”叔孙通见二世有怒色，急忙上前说：“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高兴地说：“善”。二世尽问诸生，有的改说“盗”，但仍有人坚持说“反”的。二世令御史以“非所宜言”，治言“反”者之罪。言“盗”者皆罢归。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回舍后，诸生讽刺叔孙通说：先生真会阿谀奉承！叔孙通说：你们哪里知道，我几乎难逃虎口。接着，叔孙通逃回了老家。这时，薛已被楚占领，叔孙通投归项梁。项梁败死后，从楚怀王。项羽杀楚怀王后，叔孙通留事项羽。汉二年（公元前205 年），刘邦率诸侯攻占彭城，叔孙通投降汉。

　　儒生出身的叔孙通，一向穿儒服。但是，刘邦却憎恶儒生，甚至在儒生帽子里撒尿。叔孙通逢迎刘邦，立刻改变服装，衣短衣，从楚制，投刘邦所好。叔孙通降汉时，儒生弟子从者百余人，他概不推荐，专门推荐能征善战的壮士。弟子们对此不满，偷偷地说：从先生数岁，又共同降汉，今不进臣等，专进“大猾”，这是为什么呀？叔孙通知道后，对弟子们说：“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秦时叔孙通迎合二世，被拜为博士，而今刘邦也拜他为博士，号稷嗣君。

　　制朝仪及诸仪法汉五年（公元前202 年），刘邦即帝位，随即废除了秦的礼仪。但是，由于不讲朝仪，群臣毫无约束，在大堂上饮酒争功，甚至拔剑击柱，混乱不堪。刘邦深感忧患，但又不知道如何办。善于察颜观色的叔孙通，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叔孙通在鲁邀约儒生。儒生们说：“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汙我！”叔孙通讥笑他们说：“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叔孙通制定出汉的朝仪，取得了刘邦的欢心。这时，叔孙通推荐弟子们作官，刘邦悉以为郎官。叔孙通又把刘邦赐给的五百斤黄金，统统分给弟子。弟子们对叔孙通的不满顿时消失，高兴地称赞说：“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汉九年（公元前198 年），拜叔孙通为太子太傅。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欲废太子刘盈，立赵王刘如意。叔孙通力保太子，举史事为鉴。① 叔孙通事迹见于《史记·叔孙通列传》者，不一一注出。

　　他说：晋废太子，立奚齐，使国家动乱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不早定太子，使赵高诈立胡亥，导致国家灭亡。他又以太子仁孝、吕后有功不可忘为理由，极力谏说：“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汙地。”刘邦见叔孙通谏争坚决，改口说：算啦，我是说着玩的。叔孙通抓住刘邦的话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刘邦只好说：“吾听公言。”刘邦最终放弃易太子，固然与张良献策请四杰有关，但是，叔孙通谏争，同样起了作用。

　　惠帝即位后，徙叔孙通为太常，令其“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著也。”

　　惠帝所居未央宫，与吕后所居长乐宫，距离较远。惠帝每次朝长乐宫，要戒严，很不方便。他下诏于两宫之间修复道。复道未成，叔孙通谏说：“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衣冠月出游高庙？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惠帝一听犯禁，大惊说：“急坏之。”叔孙通又说：“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在叔孙通的建议下，反而修了原庙。

　　第八章冒顿单于第一节冒顿即位前的匈奴匈奴的族源在秦及西汉初期，匈奴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中的强大民族。冒顿是匈奴强盛时期杰出的领袖。相传，匈奴是夏后氏的苗裔，其祖先曰淳维。据王国维《鬼方昆夷獿狁考》所考，匈奴“见于商周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在宗周之季则曰獿狁。入春秋后则谓之戎，继号白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②。

　　匈奴的习俗畜牧是匈奴的衣食之源，其习俗多由此而生。匈奴人食畜肉，衣其皮。

　　牲畜离不开水草，匈奴常随水草迁徙，无定处，无城郭，被称为“行国”。其牲畜以牛羊马为主，还有驴、骡等。

　　匈奴，儿童能骑羊，便学射鸟、鼠小动物。稍大，射狐兔以为食。成年，皆为甲骑，平时射猎禽兽，遇急皆为士卒，参加征战。其兵器，长则弓矢，短则刀鋋。尽管兵器简单，但由于匈奴人善骑射，战斗力很强。打仗观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

　　匈奴崇尚强健，贱老弱。生活上，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妻其妻。

　　战国时期匈奴与中原的交争自周以来，匈奴常与中原发生矛盾，有时导致战争。战国时期，“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由于匈奴不断南扰，邻于匈奴的燕、赵、秦三国皆筑长城以防范匈奴。赵武灵王一方面“胡服骑射”①，击破林胡、楼烦，另一方面，自代至高阙沿北边筑长城，置云中、雁门、代郡，防范匈奴。燕将秦开破东胡，却地千余里后，自造阳至襄平筑长城，“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秦昭王败义渠后，夺取“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三国为防范匈奴侵扰，都付出了巨大代价。

　　头曼单于时期的匈奴当秦始皇时期，头曼单于在位，势力甚为强大，迫使秦始皇修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以防范匈奴南下侵扰。但由于“东胡强而月氏盛”，秦处南方，在三面受敌的形势下，头曼单于不得不率众北徙。陈胜、吴广起义后，头曼单于乘中原多事，南下收复河南失地，再与中原对抗。匈奴的社会性质，在冒顿单于即位后，发生了变化，由部落联盟进入奴隶制部落国家的社会阶段。

　　① 冒顿单于和匈奴事略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及《汉书·匈奴传》者，不另一一作注。② 《观堂集林·鬼方昆夷ǎ狁考》。

　　① 《史记·赵世家》。

　　第二节冒顿单于与匈奴的强盛冒顿杀父夺权冒顿是头曼的儿子。当他已被定为继承人的时候，头曼单于宠爱的阏氏生少子。头曼爱少子，欲废冒顿，送冒顿于月氏为人质。此后，头曼发兵攻月氏，欲激怒月氏而杀冒顿。月氏果然欲杀冒顿。在紧急关头，冒顿盗其善马，亡归匈奴。头曼见冒顿勇壮，觉得杀了可惜，遂改变主意，命他为万骑将领。

　　冒顿日夜练兵，教士卒射猎鸟兽。他以鸣镝为号令，规定：“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以鸣镝射自己的善马。有些将士不敢发箭，冒顿便把他们统统斩杀。而后，冒顿又鸣镝射其爱妃。将士仍有犹豫未射者，冒顿又把他们杀掉。不久，冒顿以鸣镝射其父的善马。将士皆随鸣镝发箭，至此，将士已养成习惯于绝对服从的军纪。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 年），冒顿率将士随其父狩猎。突然，冒顿鸣镝射其父头曼单于。将士皆随鸣镝放箭，头曼单于被乱箭射死。冒顿既杀头曼单于，随即尽杀其后母与弟以及大臣不服从者，自立为单于。

　　冒顿统一各部东胡看到匈奴内部斗争，冒顿政权未稳，认为有机可乘，遣使匈奴，要求得到原头曼单于的千里马。冒顿寻问群臣的意见，群臣皆说：“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却说：“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他答应把千里马送给东胡王。东胡王以为冒顿软弱可欺，又提出要冒顿单于的阏氏。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说：“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又把阏氏送给东胡。东胡两次得手后，日益骄横，得寸进尺，竟然提出要独占东胡与匈奴之间的大片空地。冒顿又问群臣。群臣回答说：“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冒顿勃然大怒，斥责说：“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他把主张予的大臣统统杀掉。然后，冒顿出击东胡。由于东胡毫无准备，冒顿大破东胡，掳掠畜产、人民，胜利而归。冒顿乘胜，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洋，收复被秦蒙恬夺占的河南故地。后又“北服混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夷灭月氏”。“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冒顿单于第一次统一了大漠南北，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

　　当时，正值秦末汉初，中原多事，无暇北顾。冒顿几乎没遇到什么阻力，控弦之士很快发展到“三十余万”人。而后，他不断南下侵扰燕代地区。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为了阻止匈奴的侵扰，徙韩王信于代，都马邑。匈奴围攻马邑，韩王信降。匈奴因南逾句注，攻太原，兵至晋阳。

　　军政合一组织的建立冒顿以前，匈奴的官制不甚可考。冒顿时设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自左右贤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匈奴官制的特点是双职，即都设左右。二十四长各有份地，其中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的地盘最大。左右骨都侯辅佐单于治理政事。二十四长，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

　　匈奴以呼衍氏、兰氏、须卜氏最贵。单于阏氏常从此三姓中选取。诸大臣皆世官。二十四长既是军事首领，又是行政长官及生产的组织者。这是一套军政合一的政治制度，它在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中，以冒顿为首创。

　　冒顿时期，匈奴的法律仍很简略。“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单于每日早拜日出，晚拜月。族内聚会不多，只是正月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先人、天地、鬼神。秋天，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战争方面，制订了一些奖励制度。斩首虏者，赐一卮酒。掳得财物，归其所有。俘获人口，以为奴婢。由于这些规定，战争中人人为利而战，见敌追逐，如鸟飞集。不利，则瓦解云散。无封树丧服之礼。大首领死者，从死者往往多达数百千人。

　　冒顿与汉之间的平城之战汉业初定，匈奴在北边的威胁已然存在。刘邦徙韩王信于代，可说是一种防范措施。韩王信投降匈奴后，匈奴的威胁更显得严重。刘邦不断遣人侦探匈奴的虚实。冒顿为了诱使汉兵进击，把所有精兵隐藏起来，使汉人侦察看到的都是老弱残兵。“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刘邦仍不放心，又遣刘敬侦查。刘敬回报说：“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这时，大兵已经出发，刘邦听不进刘敬的话，遂率三十二万大军，征伐匈奴。遇天下大雪，将士“堕指者十二三”。冒顿佯败后退，“诱汉兵”。刘邦的先头部队行至平城，被冒顿的四十万伏兵包围，一连七日，内无粮饷，外不得援救。刘邦用陈平密计，遣使厚赠单于阏氏财物，还散布流言说，汉欲送单于美女以求和。于是阏氏劝冒顿说：“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冒顿原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约，二人之兵，逾期未至，冒顿怀疑有变。于是，纳阏氏之言，解围一角。刘邦这才率士卒逃出，与大军会合。冒顿引兵还。

　　平城之役，发生在汉七年，是汉匈关系史上的大事。它使刘邦看到匈奴不可以力取。于是他只好接受刘敬提出的和亲政策，以“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

　　刘邦死后，吕后以女主当政。冒顿对吕后很轻视，致书吕后，有吕后不能忍受的话，吕后见书大怒，欲发兵征讨匈奴。季布提醒吕后，“高帝平城之败，至今呻吟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吕后只得强忍怒火，婉言相拒，并赠冒顿车二乘，马二驷。

　　汉文帝继位后，匈奴右贤王于文帝三年（公元前177 年），率众扰上郡。文帝遣丞相灌婴率八万五千骑击右贤王，右贤王出塞。次年，冒顿致书文帝，把右贤王的侵扰说成是汉边吏的挑衅，并威胁说：“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文帝召集群臣，研究对策。公卿皆说：“匈奴新破月氏，不可击。”于是文帝于六年（公元前174 年），致书冒顿，申说：“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并赠送冒顿锦衣金饰绣缎等礼物。是年，冒顿死，子稽粥立，号老上单于。

　　冒顿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 年）即位，至文帝六年（公元前174 年）死，在位三十六年。他在位期间，匈奴从氏族联盟进入奴隶制社会阶段。他以武力统一匈奴各部，吞并周围部落，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国家，雄居于我国北方，对我国北方的发展，有超出前代的历史意义。

　　第三节冒顿死后的匈奴冒顿建立的强大政权，在他身后，仍然困扰着汉政权。汉在文景时期，继续刘邦、吕后的政策，与匈奴和亲。文帝六年（公元前174 年），汉以宗室女为老上单于阏氏。文帝遣中行说护送公主于匈奴。中行说不愿去。文帝强令其去。中行说降匈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并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伺机攻汉。

　　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 年），老上单于率十四万骑，攻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进至与长安不远的甘泉宫。文帝遣周舍、张武发骑十万，车千乘，驻守长安旁，防范匈奴。又以卢卿为上郡将军，魏遬为北地将军，周灶为陇西将军，张相如为大将军，董赤为前将军，发车骑击匈奴，但均无所获。老上单于一再南下侵扰，掠夺财物，杀伤人畜甚众。汉患之，乃遣使遗单于书。单于遣使报谢。文帝于后元二年（公元前162 年），再次遣使致单于书，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重申汉与匈奴的界限，要求单于遵守。匈奴老上单于卒，子军臣单于即位后，于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 年），率六万骑，侵扰上郡、云中，“杀略甚众”。文帝遣三将军屯北地，又遣三将军屯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以备匈奴。景帝五年（公元前152 年），汉以宗室女为军臣单于阏氏。景帝时期，匈奴“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武帝时，改变了对匈奴的消极防守为主动进攻，先后发动十多次征讨。

　　其中元狩二年（公元前121 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两次进攻，使匈奴受到严重打击。匈奴遭受失败后，仍想保留和亲所得，“数遣使于汉，请求和亲”。孤鹿姑单于在遭到武帝拒绝后，又摆出其先辈的态势，威胁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闿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糵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言下之意，如不奉送，匈奴将攻汉边境。孤鹿姑单于的威胁，对于已经强盛的汉，毫无价值。武帝继续对匈奴用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损失惨重。

　　匈奴南下掠夺受阻后，矛头转向西方。乌孙深受其害，乌孙昆尔上书汉宣帝，表示愿发全国一半精兵，人马五万匹，击匈奴，请求汉出兵相助。本始二年（公元前72 年），宣帝遣田广明率四万余骑出西河，范明友率三万余骑出张掖，韩增率三万余骑出云中，赵充国率三万余骑出酒泉，田顺率三万余骑出五原，击匈奴。常惠助乌孙昆尔，将其五万余骑，从西方出击，与五将军配合。匈奴闻汉大兵出动，率其老弱，驱畜产远走。五将军出塞二千余里，所获甚少，而乌孙兵则所获甚多。他们攻至右谷蠡王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长将以下三万九千余级”，又得马牛羊等牲畜七十余万头。“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于是匈奴遂衰耗。”

　　第九章赵佗①第一节开辟岭南两征岭南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 年），平定岭南，设置郡县，岭南正式与中原并为一体。赵佗是完成这一重任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是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秦任南海龙川令。

　　据《淮南子·人间训》，秦统一六国后，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征伐岭南。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秦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经过艰苦战斗，秦打败了越人，杀了他们的领袖译吁宋。越人并未屈服，他们转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秦乃发适戍以备之。”《淮南子》没有提到赵佗。《史记·主父偃传》记载这次战役说：“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显然，这次征战是以屠睢和赵佗为统帅的。

　　越人击杀大将屠睢后，使秦有被赶出岭南的危险。始皇再次发兵征岭南。这是在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 年），他“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①此后，任嚣任南海尉，赵佗任龙川令。这两个人当也是在这次战争中立了功的人。

　　南越建国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 年），农民大起义爆发了。南海尉任嚣欲响应起义，但染病，危在旦夕。乃召赵佗，分析形势，说：“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叛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赵佗继承任嚣的遗愿，负起南海尉的重任。任嚣死，赵佗传檄横浦、阳山、湟溪关说：“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

　　秦亡，赵佗迅速“击并桂林、象郡”。岭南三郡并为一体。赵佗自称南越武王。赵佗此举，避免了岭南地区重新出现百越的分裂状态，避免了中原地区遭受的多年战争之苦。这对岭南地区百姓的安危以及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随着南越的建立，越族在中国历史上再次显示其重要性。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经营二十余年，终于灭吴，报了会稽之耻。随后北渡淮河，与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命勾践为伯。后来，楚威王攻“杀越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① 赵佗事迹见于《史记·南越尉佗列传》及《汉书·南粤王传》者，不一一作注。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南海上，服朝于楚。”越族衰落了。

　　汉初，越族的地位再次上升。第一，出现了越族政权。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他虽然不是越人，但早已越化。赵佗自己也不回避这一点而自称“蛮夷大长老”。南越的百姓以越人为主，其国名叫“南越”。所以，南越是越族政权。刘邦又立越君“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惠帝立闽君“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这就形成了南越、闽越、东海三个越族政权。第二，不少人靠越族的力量受封拜爵。吴芮因率“百粤之兵，以佐诸侯”，封为长沙王。梅鋗因率越人灭秦有功，“封十万户，为列侯”。贳侯“以越户将从破秦”。海阳侯“以越队将以破秦”。绛阳侯“以越将从留起”。煮枣侯“以越连敖从丰起”。这可见，越人破秦有功，被封侯爵。这些人是不是越人，不得而知，但是，他们是靠越人爬上去的。而归义越侯严和甲、越驰义侯遗之为越人，是无疑问的。

　　越族各部通称“百越”，生活在今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越南的北部。越的始祖，《史记》、《汉书》均追溯到夏帝少康，两书都说夏帝少康封庶子于会稽。其详不可考。

　　第二节携土归汉接受封号汉十一年（公元前196 年），刘邦遣陆贾使番禺，拜赵佗为南越王。赵佗接见陆贾时，用越人打扮，神态倨傲。陆贾斥责赵佗说：“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接着，陆贾大事宣扬刘邦得天人之助，灭秦夷楚的功绩。然后，他进一步威胁说：“天子..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王先人冢，夷灭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城，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陆贾的一席话，打击了赵佗的傲慢。他坐不住了，起身谢罪，承认久居蛮夷，“殊失礼义”。然而，他毕竟是统一岭南的人物，他又自负地问陆贾，他与萧何、曹参、韩信相比，谁贤？陆贾含糊地回答，他似乎贤于三人。赵佗又问，他与刘邦比，谁贤？陆贾说：“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越“譬若汉一郡”，“王何乃比于汉”！赵佗不服气地笑着说：“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赵佗虽然对刘邦不尽服气，但还是接受了汉的封号，对汉称臣。

　　汉对赵佗的和协政策，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在陆贾出使南越这一年，刘邦一方面要对付韩王信部下王黄、赵利等人的骚扰，一方面忙于铲除异姓王。正月，杀淮阴侯韩信。三月，杀梁王彭越。七月，淮南王英布起兵。一年之内，刘邦两次出马镇压叛乱。在这种情况下，对汉来说，最好的办法是承认赵佗的存在，通过加封实行松散的统治。赵佗既然“自保一方，兵力震于荒裔”，如拒绝接受封号，刘邦也无可奈何。但他还是接受了汉的封号。刘邦的正确决策，赵佗的明智选择，不仅消除了汉与南越的对峙，而且开辟了一条从分裂到统一的和平途径。

　　称帝与帝号的撤销吕后时，采纳有司的建议，禁止金铁田器、马牛羊输越，“即予，予牡，毋予牝”，想通过禁运限制南越的经济发展。赵佗遣内史潘、中尉高、御史平先后上书，请求吕后解除禁令。吕后非但不取消禁令，反而将三人扣留。因为刘邦曾把南越封给长沙国，赵佗误认为禁运是长沙国的主意，想以此削弱南越，进而吞并南越。赵佗于吕后五年（公元前183 年），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国边邑。汉遣隆虑侯周灶将兵助长沙国征南越。因气候潮湿，士卒大疫，汉兵不能逾五岭。岁余，吕后死，汉遂罢兵。赵佗“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称制，与中国侔”，并且“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强大的南越，成为汉在南方的大患。

　　出兵后，赵佗曾致书周灶，提出恢复关系的两项条件：“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文帝即位后，主动采取措施，遣人把赵佗家祖坟修葺一新，并置守邑，岁时祭祀。召赵佗的昆弟，安排官职，厚加赏赐。然后，以陆贾为特使，带上文帝书信和礼品，出使南越。文帝赐赵佗书信的主要内容是，在承认“服岭以南王自治之”的前提下，劝他取消帝号，分弃前患，通使如故。信中阐明战则俱伤，和则两利。赵佗虽然“定百越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与汉廷抗争，仍显力不从心。再说，他的要求已得到满足。赵佗表示，愿意重修旧好，“长为藩臣，奉贡职”。并下令去帝制黄屋左■。他复信文帝，解释攻长沙国的缘由，承认错误，表示不敢背先人，“改号，不敢为帝矣”，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同时，献白璧一双、翠鸟千只、犀牛角十只、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等珍贵物品。

　　历文、景、武三朝，赵佗称臣奉职，不断“使人朝请”，维护与汉的和好关系。然赵佗在南越仍然称帝，只对汉称臣，称王。文帝不费一兵一卒，使赵佗称臣，使南疆安定，是汉代在民族地区的重大成功。当然，这也是赵佗对国家统一作出的重大贡献。

　　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 年），赵佗卒，孙胡继位。是年距汉建国已七十年，皇甫谧称：“佗盖百岁矣。”赵佗在秦始皇时期为南海龙川令，年龄当不会太小。在汉又生活了七十年，其子已先他去世。以此看，赵佗享年百余岁的说法，是可信的。

　　吕嘉的叛乱赵胡继王位的第三年（公元前135 年），闽粤王郢发兵攻南越。赵胡诉诸汉廷。武帝遣两将军征讨闽粤。兵未逾岭，闽粤王弟余善杀郢以降。汉罢兵。武帝使庄助谕意南越以汉击闽粤之功。赵胡当即表示要报汉恩，令太子婴齐随庄助入宿卫，自己也准备稍后朝见武帝。庄助去后，南越大臣谏赵胡勿行。他们说：“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于是赵胡称病，不去朝见武帝。十余年后，赵胡卒，太子婴齐继王位。婴齐在长安时娶邯郸樛氏女，生子兴。婴齐立樛氏为王后，兴为太子。这时，武帝又数次遣使讽谕婴齐朝见天子，“用汉法，比内郡诸侯”。婴齐和其父一样，称病不行。婴齐卒，子兴继位。兴母未为婴齐妻时，曾与安国少季私通。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再次遣安国少季使南越，辩士终军、勇士魏臣随行，谕王和王太后入朝，比内郡诸侯；并令路博德屯兵桂阳，等待消息。安国少季至南越，复与王太后私通。越人颇知之，于是多不服王太后。王太后欲依汉威，劝王及群臣内属，上书“请比内郡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武帝许其请，并赐丞相、内史、中尉、太傅印绶。“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比内郡诸侯。”王与王太后准备北上朝见武帝。丞相吕嘉数谏，王不听。吕嘉连相南越三王，宗族为长吏者七十余人，其男娶王女，其女嫁王子，势力大，耳目多，“得众心愈于王”。吕嘉谏止无效，便欲叛乱，称病不见汉使。汉使欲诛吕嘉，慑于其势力，未敢轻动。王与王太后恐吕嘉发难，欲借招待汉使者谋诛吕嘉。乃置酒宴。王太后南向坐，王北向坐，吕嘉及大臣西向坐。吕嘉弟将兵居宫外。席间，王太后质问吕嘉说：“南越内属，国之利也，而相君若不便者，何也？”她以这席话激怒使者。汉使欲诛吕嘉，而犹豫不决。吕嘉见势不妙，即出。王太后欲击杀他，王劝阻，吕嘉遂出。于是，吕嘉决心进行叛乱。

　　武帝以为，使者优柔寡断，但又认为吕嘉叛乱不足为患，不想发兵。他想令庄参将二千人擒吕嘉。庄参说：“以好往，数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无足以为也。”韩千秋说：“以小小之越，又有王和王太后相助，愿带二百勇士，斩吕嘉头，以报天子。”于是武帝遣韩千秋与王太后弟樛乐将二千人，入南越地。吕嘉闻汉兵至，起兵叛乱，杀王和王太后，立王兄建德为王。传令郡县，煽动民族情绪，抗击汉军。韩千秋初入越，略有小胜。行至距番禺四十里，大败身亡。元鼎五年（公元前112 年），武帝遣路博德、杨仆等将楼船士，四路征伐南越。次年，杨仆攻陷寻陕、石门，得越船和积粟，进而挫败越军先锋数万。待路博德至，共围建德、吕嘉于番禺。杨仆居城东南，路博德居城西北。天黑，杨仆攻击越军，纵火烧城，天明，城中皆降。吕嘉与建德逃入海中，乘船西去。路博德遣人追击，获吕嘉和建德，尽定南越。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南越自赵佗称王，历五世，近百年而亡。

　　第十章汉文帝汉景帝汉文帝、汉景帝是西汉时政绩比较好的两个皇帝。旧史相袭，称他们在位的时期为文景之治。

　　第一节汉文帝①大臣拥立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2—前157），汉高祖刘邦中子。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春，破陈豨定代地，立刘恒为代王。

　　高后八年（公元前180 年），临朝称制的吕后去世。汉宗室、大臣与外戚吕氏间本来存在的矛盾顿时公开激化。吕禄、吕产害怕被诛，阴谋作乱。周勃、陈平等大臣与汉宗室刘章等合谋诛除诸吕，内外结合，一举成功。大臣们认为代王刘恒乃“高帝中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立刘恒为帝较为合适。于是派使者去召代王刘恒。刘恒一再推辞，探听了消息之后才来到长安，受到大臣们的欢迎。他先居在代邸。大臣们去拜谒，送上天子之玺，尊他为皇帝。他谦逊地说，自己不足以当此重任。陈平等群臣坚决请求。他谦让再三，然后才说：“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辞。”于是当夜入未央宫，登上帝位。宽厚的政治和恭俭的作风文帝即位后，封赏了诛吕有功的将相大臣，颁布了《振贷诏》、《养老诏》等诏令，以振救、抚养贫困年老的百姓。他因长期生活在代地，对下层社会多有体恤，因此他在位期间，基本上奉行了一条与民休息的政策。

　　文帝二年（公元前155 年）春正月，文帝下诏说：“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文帝在此诏中明确了以农立国的思想，并举行亲耕仪式，表示为务农带头。同年九月，文帝又下诏说：“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重申以农为本，反对弃本事末，还决定减免当年半数的田租。十三年（公元前167 年）春二月，文帝再下诏书说：“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

　　此后，文帝又多次下诏书申劝务农之旨，批评官吏劝农不力，并诏令各地基层官吏设置“常员”，督促百姓务农力田，甚至可全免土地税。后元元年（公元前163 年），因连年欠收，又遇水旱疾疫之忧，文帝下诏求言。诏中所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何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未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欤？”这反映了文帝在思考农民为何饥馑。他要求官吏想出“佐百姓”的办法。

　　文帝还下诏“务省徭费以便民”，并裁减了侍卫人马，以减轻赋税。据贾捐之说，文帝时“民赋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①。按汉初常赋百二十，岁一事，文帝时的赋役仅为三分之一。

　　文帝劝民力农，减轻租税和赋役，对汉初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汉初社会的稳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文帝很慎于用法。他在即位之初，曾对群臣说：“法者，治之正也，所① 本篇材料见于《史记·孝文本纪》及《汉书·文帝纪》者，不另作注。① 《汉书·贾捐之传》。

　　以禁暴而率善人也。”就是说，用法当正，以禁暴导善。他不同意那种一人犯法、株连全家的做法，强调法用的正才能使民诚实，罪定的当才能使民服从。官统治民，本应导之为善，既不能导，又用法不正，定罪不当，这是反而害民为暴，怎能禁民为非？于是下诏除收帑相坐律令，就是废除一人有罪株连全家的法令。但后来（文帝后六年）新垣平谋反，文帝“复行三族之诛”②，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根除苛滥之法的。

　　文帝二年（公元前178 年）五月，下诏废除诽谤妖言之罪。诏中有“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之语，又说百姓说错了话就以为“诽谤”，都不可取，今后不必处治。对于秦定的诽谤妖言之罪，不许臣民议政，偶语者弃市的做法，文帝一概除之。

　　文帝三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时，下诏明确地规定，首恶者定重罪；主动归顺者鼓励，官可复原职；随从谋反而不坚决者不问。这是一条区别对待的法令。平乱后，文帝“赦济北诸吏民与王反者”，说明政策是兑现的。

　　文帝十三年五月，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逮系至长安。淳于公无子，少女缇萦随至长安，上书提出要求：“愿没为官奴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文帝受了感动，随即下令废除肉刑。他说，现在有三种肉刑（黥、劓、刖），而奸不止，这是上未尽训导之过；而用了肉刑，造成终身残废，这不是为民父母之意。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等又拟定处治罪人之法。事实上仍有受刑致残致死者。故史称文帝“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①。但不管如何，文帝对原来的肉刑有所减轻是无疑的。

　　曾有这样三个有关文帝与法故事：文帝有次经过中渭桥，有个人从桥下走出来，惊了皇帝的坐骑，因而被捕。廷尉张释之审查，知其并非故意惊驾，只处以罚金。文帝生气，以为罚得太轻。张释之认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不能因人而异，如果随便更改，“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文帝称是。有人偷了高祖庙坐前的玉环，廷尉张释之定了弃市罪。文帝以为轻了，说要族诛。张释之说，偷玉环就株连全家族，如果偷更多更大的怎么处治？文帝只好同意。云中郡守魏尚治军有方，守土有功，只因小过就被罢官削爵。冯唐对文帝说，“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用人有问题。文帝听了，立即赦了魏尚，复其官职②。

　　文帝还十分重视有识之士，听取和采纳他们有利朝廷的建议。思想家贾谊提出农业生产是立国的根本，只有把粮食积贮得多了，才能攻能守。政治家晁错提出重农轻商的主张，提出使农民附着于土地的观点，文帝都采取了措施加以实行。

　　西汉建立后，王国势力的强大，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的重大问题。文帝本以代王入朝为帝，自然不会忽视这个问题。他听取了贾谊的建议，在原来的封地上增加封君的数目，以分散其实力，使朝廷跟他们的关系可以象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文帝于六年以谋反罪废了淮南王刘长，又于十六年立刘长三子都为诸侯王，以原淮南王之地“三分之”①。表面上以示对宗室的怜悯，实际上以大化小，一分为三，便于控制。悼惠王死后，文帝也采取了同样的做② 《汉书·刑法志》。

　　① 《汉书·刑法志》。

　　② 此段情节与引文，见《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① 《汉书·淮南王传》。

　　法，将齐地分给悼惠王的六个儿子。这一建议的采用，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诸侯王的分封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文帝不仅在政治上宽厚，在生活上也素有恭俭的作风。他从代地即位以来，二十三年中“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他曾经想作一露台，召工匠计之，置百金，便放弃了这个念头，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他常衣绨衣，还令他的夫人穿衣不得拖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淳朴。他又主张薄葬，“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勿烦民”。他的这种俭朴的作风，一直为史家所称颂。

　　与匈奴的和与战匈奴在西汉初年力量很强。自刘邦平城被围、采用娄敬的和亲政策以来，主要是用联姻并赠送大量礼物的办法来维系汉同匈奴的关系。但匈奴总不能信守盟约。文帝即位之初，与匈奴复修和亲之好，以加强汉皇朝政权的稳固。文帝三年（公元前177 年）五月，匈奴右贤王破坏和亲之约，驱骑入塞，占据“河南”地。文帝下诏指出匈奴的侵扰行为违背和亲之约①，派遣丞相灌婴带八万人马反击，赶跑了匈奴骑兵。接着，文帝又加强长安的驻军，以保卫京师。第二年，匈奴冒顿单于来书要求复和亲之好。汉朝考虑到匈奴势力正盛，乃许和亲。文帝六年（公元前174 年），给冒顿单于一书，赞许其愿意和亲的态度，但要求他守信而不可负约。

　　不久，冒顿去世，其子稽粥立，号称老上单于。文帝以宗室女为公主，送与匈奴为单于阏氏，派宦者中行说为使送去。再次和亲。中行说投降了匈奴，得到单于亲信，为其出谋划策。

　　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 年）冬，匈奴单于领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了北地都尉孙卬，虏掠民众畜产。文帝乃派三位将军带兵分驻于陇西、北地、上郡，又派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带骑兵十万人，驻于长安近旁以防匈奴。文帝亲自慰劳军队，视察演习，申明军令，赏赐将士。他本想亲自带兵出征，因被劝阻而止。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统兵征伐，击退了匈奴。

　　于是，汉匈复言和亲之事。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 年）六月，文帝下诏，表示欢迎。他在诏书中说：“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新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以定，始于今年。”此诏表达了文帝厌恶战争、希望汉匈两族和好的热情与努力。这次和亲是要“结兄弟之义”，是一次两族友好的和约。

　　但此后五年，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 年）冬，匈奴数万骑入上郡与云中郡侵扰。文帝立即以令免为车骑将军带兵驻于飞狐，苏意为将军带兵驻于句注，将军张武带兵驻于北地，缘边亦各坚守以备匈奴。又以周亚夫为将军带兵驻于细柳，刘礼为将军带兵驻于霸上，徐厉为将军带兵驻于棘门，防备匈奴。过了几个月，匈奴退去，文帝才撤退以上驻军。

　　由于文帝对匈奴采取了亦战亦和的态度，争得了边境上相对的安宁。文① 参考《汉书·匈奴传》上。

　　帝进而采纳了晁错的建议，移民于北方边塞，使其屯田务农，加强了边备的防守力量。

　　后元七年（公元前157 年）六月，文帝死于未央宫，遗诏薄葬。

　　第二节汉景帝宽厚政策的继续汉景帝刘启（前188—前141），汉文帝之中子，公元前157 年即皇帝位。景帝即位时，已不是文帝登位时的形势。经过文帝时期的休养生息，汉初经济有所发展，社会日趋安定。因此，景帝即位后，继续奉行了“与民休息”政策。

　　景帝元年（公元前156 年）春正月，下诏说：“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朕甚痛之。郡国或硗狭，无所农桑系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广大地者听之。”准许百姓从贫瘠地区迁往土地肥沃地区，以利发展农业。景帝二年（公元前155 年），又下诏：“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①将以往十五税一的田租，又减轻了一半。他还多次下诏申明以农为立国之本，强调重本抑末。他在诏文中说：“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同时要求郡县官吏认真执行，对失职者加以严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

　　由于景帝重本抑末，减轻赋税，“民遂乐业”②，农业生产有所增进。

　　此外，在对待匈奴的关系上，景帝也采取了争取和亲、积极防御的措施，故当时匈奴只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③。景帝还把来降的匈奴封为列侯，汉匈两族“通关市”，足见这一时期的边境关系是比较友好和安定的。

　　景帝在刑法上也很慎重。在他在位期间，下诏减免了一些刑法，制定了惩处官吏犯罪的办法，并有“欲令治狱者务先宽”之说。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秩序的安定起了促进作用。

　　“削藩策”的推行景帝时，诸侯王的封地和权力仍然是威胁皇朝的力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经济力量也在不断增长。文帝时虽然采纳了贾谊众建诸侯的主张，但并未真正推行。景帝即位后，采纳了晁错提出的“削藩”建议，逐步削夺诸侯王国的一部分土地，收归朝廷直接统辖。他削夺了赵王国、楚王国、胶西王国的封地，还准备削夺吴王国的封地。诸侯王不甘心其权势被削弱，于是在景帝三年春，爆发了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等七国联合反对朝廷的叛乱。

　　吴王刘濞早已蓄谋夺取朝廷大权。他盘据吴王国，利用当时优越的经济条件，冶铜铸钱，煮海水为盐，又减免赋税收买人心，并引诱各处来的逃犯及流民为其服役，因而经济和军事上有一定实力。当景帝采取削夺王国土地时，刘濞立即诱逼和勾结其他诸侯王举兵作乱，吴楚联军直指中原。晁错劝导景帝对叛乱者坚决镇压。景帝起初听信袁盎之言，杀了晁错，以求平息事端，实际上是上了刘濞等人“清君侧”阴谋的当。当他发觉吴楚七国并未因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史记·孝景本纪》及《汉书·景帝纪》，凡引此两纪文字者，不另作注。① 《汉书·食货志》上。

　　② 《汉书·食货志》上。

　　③ 《汉书·匈奴传》上。

　　诛晁错而罢军，立即采取积极的对策，派遣代理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率大军去迎击。由于人心向背、军事实力及战略战术诸方面的因素都是汉军见长，故在三个月内汉军便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

　　经过这个事件，景帝不仅继续推行“众建诸侯”政策，而且还把诸侯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收归朝廷，并裁减其官吏，降黜其官吏的秩位，他于中元三年（公元前147 年）下诏“罢诸侯御史大夫官”，又于中元五年（公元前145 年）“更名诸侯丞相为相”，都是为了抑损诸侯王之权，使其低于朝廷。这样，就在实际上取消了诸侯王国的独立性，使其几乎等同于朝廷直接统辖的郡县。

　　景帝通过一些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办法，打击了分封势力，加强了君主专制。

　　后元三年（公元前141 年）景帝死。终年四十八岁。

　　第十一章贾谊晁错刘安西汉早期，先秦诸子学风仍有流传。贾谊亦儒亦法，晁错是法家，刘安杂收诸家。

　　第一节贾谊青年政论家及其早死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时称贾生。西汉著名的政论家。

　　贾谊十八岁时，以能诵读《诗》、《书》，善写文章，在郡中颇受称誉。河南守吴公因治郡和平数为“天下第一”，又是同邑李斯的学生，为文帝所了解，被征召入朝任为廷尉。吴公向文帝推荐贾谊“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于是贾谊被文帝召以为博士。

　　这时朝廷官员多为年长者，因自汉朝建立二十多年来一些功臣宿将多据要职，一般老官吏也未退休。贾谊入朝时年仅二十出头，在朝廷官员中最为年少。他年轻敢为，思想敏锐。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他都为之对答，还尽如人意。诸生于是公认他才能出众。文帝为之高兴，破格提拔他，一年中升至太中大夫。

　　贾谊以为汉朝代秦已二十多年，天下安定，应当适时改进一些陈规旧法。他说：“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①同时草拟了色尚黄，数用五，改官名，更法令及列侯就国等一些具体方案，呈奏于文帝。文帝因初即位，权位不稳固，自以为不宜过早改制，但对贾谊颇为赏识，考虑将他提到公卿的位置上。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将相大臣都对贾谊之议非常反感，乃诋毁贾谊说：“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这些人多是汉初功臣，盘据要职，安于现状，害怕改制损害了他们的权益，故公开反对贾谊改制之议，自然也反对重用他为公卿。文帝迁就功臣宿将，只好稍稍疏远贾谊，将他外放为长沙王太傅。

　　长沙国在遥远的南方，距离京师数千里。贾谊辞别京师前往长沙，因是被排挤出京，又闻长沙炎热潮湿，担心身体不能适应，心情非常不好。在渡湘水时，写了《吊屈原赋》以悼念伟大的屈原，并“因以自喻”。其辞有云：乌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鹄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煇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徵兮，遥增击而去之。①贾谊把自己的遭遇与屈原命运连系起来，认为同遭庸人的排挤与迫害，只好远走高飞；并要发扬屈原精神，坚决与庸人对立与斗争。

　　贾谊做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文帝六年，公元前174 年）四月，有天下午，一只鸮飞入他的房间，立在座位旁边。鸮，又称猫头鹰，楚地人称其为“鵩”，传说是“不祥鸟”。贾谊外放，本来感触良多，便借机写《鵩鸟赋》，以抒情怀。其辞有云：万物变化，固无休息。斡流而迁，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变化而嬗。■穆无间，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吉凶同域。..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于《史记·贾生列传》和《汉书·贾谊传》，凡引此两传文字不另加注。① 《汉书·礼乐志》。

　　① 此据《汉书·贾谊传》所载；《史记·贾生列传》所载，个别文字稍有不同。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保，养空而浮。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②贾谊接受了老庄思想，据祸福相倚之说，认为人生如浮舟，准备对吉凶生死坦然处之，所以不计较细小变故，也不放弃自己的见解，表示出他对生活与政治仍然具有一定的信心。

　　又过了一年多，贾谊被文帝征召入京朝见。入见时，文帝正坐在未央殿前宣室里受祭神的余肉。文帝因感于鬼神之事，就向贾谊问鬼神之本。贾谊具体他讲了为什么有祭鬼神的缘故。一直谈到半夜，文帝在席上逐渐向前移动坐位，细心地听贾谊之言。快结束时，还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不久，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刘胜（又名楫），是文帝的小儿子，受宠爱，而好书，所以命贾谊辅导之。同时，文帝在政治上还征求贾谊的意见，“数问以得失”。

　　过了几年，梁王刘胜从马上坠下而死，贾谊作为梁王师傅自感有失辅导之责，经常伤感，过了一年多，也去世了。他死于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终年仅三十三岁。原有集，已散佚，今人辑有《贾谊集》，其中包括《新书》五十六篇、疏七篇、赋五篇及其他文章。

　　《过秦》贾谊在其短暂的政治生活中，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察觉当时社会存在严重矛盾，政治有着不少过失，反复思考国家长治久安之计，或著书立说，或上书建议，发表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政论，最著名的是《过秦》与《治安策》。

　　贾谊写《过秦》的主要论旨，是如何安民的问题。他说：“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这是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结合现实政治，发表政治见解的表白。他在汉初统治者刘邦、著名学者陆贾等人总结秦汉之际历史经验的影响下，也很注意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大约二十二岁那年就写了著名的《过秦》，认真地总结了秦朝兴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汉初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历史根据。

　　此论首先肯定秦的统一结束分裂战乱的局面，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他指出，早在秦孝公时代，商鞅协助孝公，“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孝公之后，惠王、武王、昭襄王等都继承了孝公事业，才能“吞二周而亡诸侯”，实现统一，“威振四海”，使得“天下之士斐然乡（向）风”，老百姓“莫不虚心而仰上”。这是评论秦的统一之功，也是肯定汉初的统一大业。在当时诸侯势强，存在着分裂割据危机之时，此论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此论又指出，秦始皇吞并六国之后，加强了统一措施，还继续强化军事力量，使秦的统一呈现出空前的盛况，甚至秦始皇去世后，“余威振于殊俗”，影响还是不小。这个总结，也符合秦始皇于武力统一后，为巩固统一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实行有力措施的实际情况。

　　此论的重点是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经验。曾说：好端端的一个统一皇朝，到了秦二世即位，不几年就被陈涉起义和诸侯叛变冲垮了。论秦朝，此时的② 此据《汉书·贾谊传》所载；《史记·贾生列传》所载，个别文字稍有不同。权势不减当年，威力自然不小。论陈涉，无论是出身地位，还是武力智谋，都比不上以前的六国诸侯。但为什么陈涉作难，秦朝就垮台了呢？贾谊指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意思是，秦统一前后的形势不同，统一之前处于攻势，那是可以凭借武力的；统一之后已处于守势，就应该施行仁义，而秦朝却“暴虐”不施仁义，所以灭亡。

　　应该指出，秦吞并六国之后，社会上存在着两类矛盾：一类是新旧势力的矛盾，或者说是秦朝统治者与被征服的六国贵族及保守势力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地主阶级与农民及广大人民的矛盾，这是当时的基本矛盾。秦朝的暴力，施之于旧势力是完全必要的，不可否定；用之于广大人民是必然的，但要批判。贾谊所论，没有区分两类矛盾，笼统地批判和否定秦朝“暴虐”，未免失之片面性。但他一再提出，秦始皇本来就“不亲士民”，秦二世不仅不能“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反而严刑重赋，苛剥百姓，子婴又不“安土息民”，以至于“百姓怨望而海内畔（叛）矣”。这就指出了秦朝统治者在激化了的矛盾之中垮台的原因。同时还指出秦朝统治者拒谏饰非，使得“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这些议论都是正确的。他所说的“牧民之道，务在安之”，是总结秦朝二世而亡得出来的关键性的经验教训。这也是他立足于汉初“载其清净，民以宁一”的现实，而为“与民休息”政策提供的有力的历史论据。

　　《治安策》贾谊向文帝所上的《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是在揭露现实矛盾的前提下，而提出治国安民的方案，故此论比之《过秦》，政论性更突出，论旨更具体。他首先批判当时有种“已治已安”的论调，指出：“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他以为当时未治未安，存在严重危机。于是，谈了下列几点：首先指出，诸侯王国势大而使国家不安，必须“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汉初实行郡国制度，既有直属于汉皇朝的郡县，又有相对独立的诸侯王国。诸侯王国与汉皇朝有一定的离心力，时而久之，分裂割据与统一集权的矛盾从缓和趋于激化，由隐蔽走向公开。贾谊觉察到，汉皇朝初期平定了异姓王叛乱之后，刚分封不久的同姓诸侯王“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先是淮南厉王刘长阴谋夺取帝位，接着是济北王刘兴居起来造反，继之又有人告发吴王刘濞正在谋叛。他强调“天下之势方病大瘇”，“失今不治，必为痼疾”，务必抓紧时机，治之于未乱之时。

　　贾谊以为，要解决分封制带来的矛盾，只有加强朝廷权力，“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使诸侯王听命于汉皇朝；对于那些反叛者，坚决予以法治。他第一次提出了“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就是将诸侯王国以大化小，因为“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此论对于以后晁错的“削藩策”和主父偃的“推恩法”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为文景之世的“削藩”和武帝之世的推恩分封诸王子弟提供了理论依据。故史称：“然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无南北边矣。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①此说是符合史实的。

　　其次指出，匈奴侵扰而使汉朝不安，必须对匈奴严加控制。西汉之世，匈奴是汉朝之劲敌，常侵扰汉的边境，掠夺人口与财物，为汉朝面临的一个大难题。汉皇朝初期，与匈奴战争，负担和损失太重；与匈奴和亲，又必须付出很多财物，而且难以阻止其不再来侵扰。贾谊从大汉族主义出发，认为当时汉朝与匈奴的关系是头足颠倒，汉朝患了半身不遂的痱疾。他认为，这种病应该治，也可以治，因为汉大于匈奴。他向文帝要求承担制驭匈奴的任务。后来没有兑现。

　　还指出，豪富奢侈而隐伏危机，必须“移风易俗”，以“定经制”。西汉之世，豪富通过巧取豪夺，取得大量财富，他们一方面使用成群奴婢，过着侈靡生活，消耗了大量的劳动成果，影响当时的农业生产；一方面上与王侯公卿等权贵分庭抗礼，俨然独立姿态，形成一种几乎不为政权左右的经济势力。这对封建经济与封建政权存在不利因素，但当时统治阶级中的凡夫俗子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当时买卖奴婢，豪富奢侈的严重事实，说豪富者在物质享用上几乎超过帝王之家，在经济上越出等级制之轨。又说：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无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无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这指出了有豪富必有贫民，贪富之间深刻的矛盾，必然随之产生激烈的对抗和斗争。

　　同时，贾谊指出秦汉风俗败坏：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无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

　　这指出了自秦以来上下都淫侈贪利，不顾礼义廉耻。而公卿大臣忙于行政事务，安于现状，无视风俗败坏，不知大体。贾谊以为，必须针对世风，而“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就是要使逐利转向为义。解决豪富侈靡与风俗败坏之法，是宣传重义而轻利，是用封建主义强行抑制。其法较为消极，故在当时收效甚微。稍后，武帝盐铁专利，官府经商，上下侈靡，效果也不好。

　　此论还谈到，重法轻礼而礼义道消，必须重礼，以礼义教太子，以礼义待君子，才能使政权兴而不亡。

　　除《过秦》、《治安策》外，贾谊还有一些重要的政论文章，如：《论积贮疏》论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谏铸钱疏》论国家控制铜，“收铜勿令布”，等等。

　　在《论积贮疏》中，贾谊曾指出当时百姓弃农经商和经济不佳的实情与困境，说：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① 《汉书·诸侯王表·序》。

　　这与《治安策》所揭现状是一致的。但《治安策》未提出针对性的经济对策；而《论积贮疏》则提出了“积贮”与“驱民而归之农”的方针。这在当时，可谓有的放矢，英明之见。一个国家，如果是以农立国，如汉朝那样，就得以农为本，就得抓粮食的生产与积储；否则，就会出乱子。这是由史实所证明了的。

　　在《谏铸钱疏》中，贾谊曾指出当时百姓有的弃农而采铜，私铸铜钱，影响了农业生产，也搅乱了币制。他认为，听之任之，不行，严令禁止，也不是好办法；他建议“上收铜勿为布”，就是国家对铜加以控制而不散放。此论之后，汉皇朝禁民铸钱，官府掌握制钱大权，实际上是贾谊思想在政策上的兑现。

　　贾谊年轻有为，关心国家大事。其思想有两点很可贵：一是正视社会矛盾而提出改革意见，无因循之陋，有勃勃生气；二是尊重历史，承认陈涉起义在秦汉之际所起的历史作用，并有“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①的名言。象他这样的青年人，在我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① 《新书·大政》上。

　　第二节晁错“削藩策”和晁错之死晁错（？—前154），西汉颍川郡（今河南禹县一带）人。早年跟轵县张恢先生学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学说。因通晓文献典故，走上了仕途，当了太常掌故。一生中著作二十篇。

　　汉初，对文化学术事业较为重视。文帝时，朝廷没有一个研究《尚书》的专家，只听说济南人伏胜原是秦朝的博士，精通《尚书》，已经九十多岁，因年老不能征召，文帝就诏令太常派人去向他学习。晁错被派去学习，回朝后，上书报告向伏胜学习《尚书》的情况。从此晁错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后又提升为博士。他呈上《言太子知术数疏》，很受文帝的称赞，被任命为太子家令。因他善辩，得到太子刘启的宠爱，在太子家里号称“智囊”。这时匈奴势力强盛，往往前来扰乱，汉朝实行防御政策。晁错呈上了《言兵事疏》。文帝予以赞许，并以尊崇对方的言语给予答诏。晁错又把“守边备塞、劝农力本”这两件事，作为当世之急务，向皇帝呈上《守边劝农疏》。文帝听从了晁错的建议，招募百姓迁徙到边塞地区。晁错又呈上《募民实塞疏》。

　　文帝诏令朝廷大臣推举贤良文学士，晁错是被推举者之一。文帝亲自以诏书策问，晁错呈上《举贤良对策》，对时政大发议论。这时贾谊已死，对策者一百多人，唯有晁错名次最高，于是提升为中大夫，做了朝廷的顾问。晁错面对当时诸侯与朝廷存在矛盾的情势，提出“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上书达三十篇。文帝虽然没有完全采纳，“然奇其材”，当时，太子刘启赞许晁错的计策，而袁盎等一些大臣“多不好错”。

　　景帝（即文帝的太子刘启）即位，很想有所作为，马上提拔晁错为内史，让他掌治京师。晁错多次请求与景帝个别谈话，所议都被听取，受宠超过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这就引起了一些老臣的不满。丞相申屠嘉是“高帝时大臣”，因“自绌所言不用，疾错”①。他觉得晁错所为不对，但又无法阻止。内史府座落在太上庙的墙外，大门朝东，因外有庙墙挡着，出入不方便，晁错就命令开了一个南门以便出入，因此凿开了堧垣（庙外的围墙）。申屠嘉得知大怒，打算把此事奏请皇帝杀掉晁错。晁锗听到消息，当晚请求皇帝个别接见，说明情况。申屠嘉上朝报告，说晁错擅自拆庙墙为门，请求交给廷尉处死。景帝心里已经明白，说：“此非庙垣，乃堧中垣，不致于法。”申屠嘉无可奈何，退朝后愤怒地对其部下长史说：“吾当先斩以闻（即先斩后奏），乃先请，为儿（指晁错）所卖，固误。”回到家里，因气愤“欧血而死”②。从此晁错更为显贵。

　　晁错升任为御史大夫，掌管全国纠察、弹劾等事，地位仅次于丞相。他向景帝报告诸侯王势力膨胀的事实，请求削去他们的“支郡”。景帝将晁错的建议交给公卿、列侯和宗室讨论。谁也不敢反对，独有外戚窦婴持不同意见，由此与晁错产生矛盾。对于晁错所更定的三十章法令，诸侯“喧哗”。晁错的父亲知道后，急忙从颍川老家赶来长安，对晁错说：“上初即位，公② 本节材料主要根据于《史记·晁错列传》和《汉书·晁错传》，凡引此两篇文字不另加注。① 《史记·申屠嘉列传》。

　　② 《史记·申屠嘉列传》。

　　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晁错答：“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其父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于是这位胆小怕事的老人喝了毒药而死，临终时说：“吾不忍见祸逮身。”

　　过了十多天，吴楚等七国起兵反叛朝廷，声称诛伐晁错。景帝与晁错商议出兵征伐，晁错打算让景帝亲自带兵出征，自己在京城留守。这时窦婴所推荐的袁盎正应诏来到。景帝向袁盎问对付吴楚叛乱的策略和具体办法。袁盎原与晁错有矛盾，又因受吴王刘濞贿赂被晁错惩治过，怀恨在心，现在景帝发问，见报复的时机已到，就要求个别谈话。景帝命众臣退下，独有晁错还在。袁盎对景帝说：“臣所言，人臣不能得知。”于是景帝让晁错出去。晁错退避到东厢房，心知袁盎在捣鬼，十分恼恨。这时袁盎对景帝说：“吴楚相遗书，言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谪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名为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景帝面临着重要的决策，是牺牲晁错而向吴楚让步呢？还是坚持重用晁错而坚决征伐吴楚呢？他一时默然不语，过了很久才表示，要看真实情况如何，并说：“吾不爱一人谢天下。”意思是，如果情况真象袁盎所说，那就可以牺牲晁错而向吴楚认错。袁盎还要求景帝仔细考虑。景帝就任命袁盎为太常，秘密地出使吴国。

　　又过了十多天，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张欧向景帝劾奏晁错。他们认为，吴王反叛朝廷，应当诛伐，现在御史大夫晁错提出讨伐军不可交给群臣，而要陛下亲自带领，让晁错居守京师，又主张把尚未沦陷的徐、僮等县送给吴国。这说明晁错不能宣扬陛下德信，打算疏远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又打算以城邑送给吴国，实无臣子之礼。他们建议：“错当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臣请论如法。”景帝下令说：“可。”晁错还不知道。于是派遣中尉召晁错，骗他乘车巡行市中。晁错穿着朝服被斩于东市。

　　晁错死后，在讨伐军中当校尉的邓公，回朝来报告军事，面见皇帝。景帝问他：你从部队中来，知道晁错处死，吴楚罢兵否？邓公回答：吴王蓄意谋反已几十年了，是因削减他们的封地而恼怒，以诛晁错为名，其本意并不在晁错。现在杀了晁错，我担心天下之士箝口不敢再讲这件事了。景帝惊问：“何哉？”邓公说：“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喟然长叹，说：“公言善，吾亦恨之。”景帝后悔莫及。

　　晁错政论的进步性晁错生活的西汉前期，是我国历史上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和封建专制的重要时期。他的政治言论和活动，对当时的国家统一和封建专制，对所谓“文景之治”，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晁错在治国问题上，主张君主集权、任人唯贤。晁错在《举贤良对策》和《言太子知术数疏》两篇政论文中，根据历史经验和朝廷面临的形势，论述了发挥朝廷的威力，打击分权和分裂势力的问题，为加强封建专制提供了思想武器。在《举贤良对策》中，晁错提出了加强国家政权必须遵循的一些原则，其中特别强调君主要“躬亲”政事，通过君主亲自执政，以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文帝对他的对策很欣赏，擢为“高第”，说明君臣俩是灵犀相通的。

　　在《举贤良对策》中，晁错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选拔人才的意义和标准。

　　他指出，古代贤明的君主之所以贤明，就在于他们善于选择贤臣以辅助自己。他详细地论述了选拔贤臣的标准和条件：制定法令以“兴利除害，尊主安民”为目的，而不是“苦民劳众”；对害国伤民的法令与行为，要敢于“直言极谏”，“请而更之”，而不是听之任之；按功罪定赏罚，不徇私情；品行端正，“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无能居尊显之位”。这是强调“任人唯贤”，而否定“任人唯亲”。

　　在《举贤良对策》中，晁错还阐述了自己对制令行政要“本于人情”的政治见解。他说，三王时代君臣合谋相辅，计安天下，使得“百姓和亲，国家安宁”，是“明于人情”的功效。还说，人情都是“欲寿”、“欲富”、”欲安”、“欲逸”，就是想要活得长一点，家庭富一点，生活安一点，还要舒服一点；三王对待的办法，则是“生而不伤”，“厚而不困”，“扶而不危”，“节其力而尽”，就是顺乎人情的做法，而不是违背民情。晁错说三王如何如何，显然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借助于传说以表自己的政见。他要明乎人情的，是要汉朝统治者明乎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形势，接受秦朝末年“赋敛不节”、“宫室过度”、“民力疲尽”，以至“内外咸怨”、“陈胜先倡，天下大溃”的历史教训，不致于有覆舟之灾。晁错强调本于人情，是为了“名位不失”，使“天下乐其政，归其德，望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也就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但这对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也还是有利的。

　　在《言太子知术数疏》中，晁错强调君主要知“术数”，就是要讲究任用官吏、驾驭政权、控制国家的方法和手段。他指出，皇太子虽然读书很多，而未深知术数，是无用的，所以提出用“术数”教育太子的建议。文帝对此颇为称许，所以任命晁错为太子家令，辅导太子刘启学习。后来刘启为帝颇有权术，与晁错的辅导自然有一定关系。

　　晁错在经济思想方面，是主张重农贵粟，防荒备战。经秦楚之际大战乱，到了汉初，“民失作业”，土地荒芜，粮食缺乏，人民困苦，以至“人相食，死者过半”的地步①。同时，有些诸侯王与地主富商私营冶铁、煮盐、铸钱等手工业和商业，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和朝廷收入。西汉朝廷早就制定了重农抑商政策，虽有一定的功效，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晁错在《论贵粟疏》和《勿收农民租》两篇政治经济论文中，针对当时政治经济情况，发挥了先秦法家的“耕战”思想，提出了重农、贵粟、抑商、防备边患和防水旱灾害等一系列政治经济主张，对于发展当时的经济和巩固封建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论贵粟疏》中，晁错开头就提出了发展农业、搞好粮食生产的“开其资财之道”问题。他认为，民众如果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即使慈母也难保全其子，君主也难保全其民，所以英明之主应当“贵五谷而贱金玉”。他说：“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重农贵粟实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问题。他向文帝建议，为了长有其民，就要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广积粮食，充实仓库，以供应边防之需，防备水旱之灾。他还针对当时“地有遗利，民有① 《汉书·食货志》。

　　余力”，“游食之民未尽归农”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重农贵粟的具体措施，如：劝农力本，使游食之民尽归于农，以保证农业生产有稳定的劳动力；“薄赋敛”，甚至“可时赦，勿收农民租”，使农民有一定的粮食储备，有能力供给战争物资和应付水旱之灾；“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纳粟于国者“得以拜爵，得以除罪”，从富人那里取得粮食，就可少收农民的赋税，这就是“损有余补不足”的办法。这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需要发展农业生产以防荒备边的西汉社会，是适时的可贵的经济思想与主张。

　　同时，晁错对于当时的“弛禁”政策①，对于私人冶铁、煮盐、铸钱不加限制，以至富商与诸侯王富侈，农民贫困，出现了农民“弃本逐末”，大片农田荒芜，“耕者不能过半”状况，极为不满。他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抑商而重农，使游食之民尽归于农。

　　文景之时是贯彻重农政策的。文帝曾规定入粟拜爵的标准与办法，下诏减收一半租税，还一度免除民田的租税。景帝屡次命令“有司以农为务”，“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②。所以当时农业有所发展，“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③，米价降低，由汉初每石五千钱降至每石数十钱④。到武帝时，竟有“京师之钱累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盛况。这说明晁错的重农抑商思想，符合于当时的历史要求。

　　晁错在军事思想方面，主要是守边备塞，抵御侵扰。他在《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等三篇军事论文中，根据当时汉匈斗争的形势，提出了守边备塞的方针政策以及抵御匈奴的战略战术。

　　在《言兵事疏》等文中，晁错总结了近世汉匈关系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双方的特点和长短，提出了对待匈奴的战略战术。以从事农业的汉民众对待前来侵扰的游牧族，晁错以为汉初那种敌来则消极抵抗，敌去则缺乏边防的被动挨打状况，必须解决。他主张招募内地之民移屯于边塞，适当安排，使他们一面从事农业生产，一面进行军事训练，亦农亦兵，“卒伍成于内”，“军正定于外”，做好守边备战工作。

　　在《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中，晁错强调募民徙边，一定要“本于人情”，使他们“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这就要求官府为他们安排好生活与生产，不仅要管衣食住行，还要注意“男女有婚，生死相恤，坟墓相从”。这样才能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贫民相募而劝往”。同时，要把徙边之民组织起来，“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四里一连”，“十连一邑”。按组织进行军事训练，“居则习民以射法，出则教民以应敌”。再加之有一套赏罚奖励的办法，就可起到守卫边塞和维护农业生产的作用。在《言兵事疏》中，晁错从实际出发提出的战略战术，也是值得一提的。他把“得地形”、“卒服习”、“器用利”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详尽地论述了武器、地形与士兵三者间的关系。他认为，武器要完备精良，要选择和创造有利的地理条件，还要严格训练士兵，使他们行动敏捷，严守纪律，① 《史记·货殖列传》。

　　② 《汉书·食货志》。

　　③ 《风俗通义》。

　　④ 《汉书·食货志》。

　　掌握好手中的武器。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兵器要利，士兵可用，将要知兵，君要择将等军事要素。晁错还提出联合受匈奴政权压迫的少数民族，供应其作战物资，发挥其“长技”，使其与汉军“相为表里”，共同抗击匈奴侵扰的策略思想。

　　第三节刘安“谋反”案件刘安（前179—前122），沛郡丰（今江苏丰县）人。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长之子。文帝八年（公元前172 年），封为阜陵侯。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 年），封为淮南王。在西汉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有一定的影响。

　　刘安好读书鼓琴，辩博善为文辞，不喜欢嬉游打猎，很注意抚慰百姓，“流誉天下”。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其中有苏非、李尚、左吴、陈由、雷被、毛周、伍被、晋昌及大山、小山等等，在其主持下编写《鸿烈》（后来称《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子》）。当时武帝“方好文艺”，对父辈刘安（叔侄关系）较为尊重。每次给予书信，常召司马相如等文士看过草稿才发出。刘安入朝献上新作，往往为武帝喜爱而秘藏。曾受命写《离骚传》，早上受诏，日食时就献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次宴见，谈说政治及方技赋颂，直到黄昏才罢休。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 年），刘安入朝。当时身任太尉的田蚡，因与刘安原有交情，亲自到霸上迎接。还对刘安说：“方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日宴驾，非大王当谁立者！”刘安因父刘长被文帝处治而自杀，内心怨恨。现在听田蚡此说，暗中高兴，于是，一方面拉拢田蚡，赠与厚礼；一方面广结宾客，等待时机。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年），武帝发兵讨伐闽越，刘安上书劝谏，说用兵有害无益，得到武帝的称赞①。可是，他自己却在谋兵。这年，“彗星见”，有人对刘安说：“先吴军起时，彗星出，长数丈，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长竟天，天下兵当大起。”刘安心想武帝没有太子，万一天下有变，诸侯并争，不可不早作准备，便筹办武器，收买人心。有些游士“妄作妖言”，阿谀蛊惑刘安，使得刘安更是暗喜，而积极预谋。

　　刘安对聪慧、能辩的女儿刘陵非常喜爱，常给予很多金钱，让她在长安做侦探工作，勾结武帝的近臣。刘安与王后荼所生一子名刘迁，娶了王皇太后外孙修成君为妃。刘安担心修成君泄露秘密，与太子商量之后，让他假装不爱妃，三个月不同席；又假装对太子发怒，把太子与妃关在一起三个月，太子还是不亲近妃。修成君要求归去，刘安暗自高兴，就让她还了家。因此，王后荼、女儿刘陵、太子刘迁都得到刘安爱幸，“擅国权，侵夺民田宅，妄致系人”，胡作非为。

　　太子刘迁学用剑，自以为本领超群，听说郎中雷被善于用剑，召之比试。雷被一让再让，后来剑误中太子。太子发怒，从此在刘安面前说雷被的坏话，雷被害怕，表示愿意去奋击匈奴，实际上是想借此离开淮南王国而到长安去。刘安听信儿子之言，罢了雷被的官。元朔五年（公元前124 年），雷被私自跑到长安，向皇帝上书表白。武帝将他的告章交给廷尉和河南郡查究。河南郡要逮捕淮南王太子，刘安与王后荼想不让太子去受审，打算发兵对抗，犹豫未决，十多天没有定下来。适值皇帝有诏就淮南审讯太子，不必逮往河南郡了。这时，淮南相对寿春县丞顺从刘安之意而不及时逮送淮南王太子非常生气，劾他犯了“不敬”之罪。刘安向淮南相说情，淮南相不听。淮南王派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于《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及《汉书·淮南王安传》，凡引此两传文字不另加注。① 参考《汉书·严助传》上。

　　人上书告淮南相，武帝将此事交给廷尉查究。追查到刘安，刘安派人到朝廷侦探，公卿要求将刘安逮捕查办。刘安担心事情暴露，打算发兵对抗。太子刘迁建议不要操之过急，伺机谋刺举兵。这时武帝并没有批准公卿的要求，而是派遣汉中尉殷宏去审查刘安。汉中尉到了淮南，态度平和，向刘安审问对待雷被之事。刘安估计自己在此事上无多大罪过，未曾动手。汉中尉回朝报告情况。处治此案的公卿说：“淮南王安雍（壅）阏求奋击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诏，当弃市。”就是说刘安压制雷被不让去奋击匈奴，不遵诏令，应处以弃市之罪。武帝诏令不许可。公卿要求废除淮南王，武帝又不许可。公卿要求削去淮南王国五个县，诏削去两个县，使中尉殷宏赦淮南王刘安之罪。刘安起初听到公卿要求诛之，不知定了削地之罚，闻汉使来，害怕被捕，便与太子准备照原定谋刺的计谋行事。等到汉中尉来到，向他致贺，刘安因此就未动手。但刘安被削地之后，反悔说：“吾行仁义见削地，甚耻之。”故加紧谋反。有些使者从长安来，胡说些武帝没有男儿等事，刘安便高兴；如果说朝廷治得好，武帝有男孩，刘安以为是妄言，加以否认。

　　刘安有个庶子刘不害，年龄最大，因不受刘安喜欢，故王后荼不以其为子，太子不以其为兄。刘不害的儿子刘建，“材高有气”，常怨望太子轻视其父，又因其父不得封侯而心怀不满，阴结交外人，打算搞垮太子刘迁，以其父代之。刘迁得知，将刘建逮捕拷打。刘建心里越加怨恨。他了解到太子曾想谋杀汉中尉的情况之后，于元朔六年（公元前123 年），派其友人严正向皇帝上书，说才能出众的刘建知道淮南王太子阴谋之事。武帝将此事交给廷尉、河南郡处治。这时辟阳侯审食其之孙审卿插了一手。审卿怨恨淮南厉王刘长杀了其祖父审食其，便向其友好丞相公孙弘添油加醋地告发淮南之事。公孙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谋，深探其狱”。河南郡治刘建，“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

　　起初，刘安召伍被商议军事行动。伍被在刘安宾客中位于“冠首”①。他认为刘安考虑不周，不可妄动。刘安发怒，将伍被的父母抓起来，囚禁了三个月，逼迫伍被随从。伍被认为淮南不足以对抗朝廷。刘安说：“苟如公言，不可以侥幸邪？”伍被说：依我之见，伪造一些朝廷、郡县及诸侯的印章、衣冠，假传朝廷之令，迁徙各地豪杰及其家属到朔方郡，逮捕诸侯太子幸臣，“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再派辩士到各地游说，这样也许可以侥幸取胜。于是，刘安立即行动，“乃令官奴入宫，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夫、大将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法冠，欲如伍被计”。又使人伪装畏死潜逃去投靠大将军卫青、丞相公孙弘；一旦发兵，就刺杀卫青，而将公孙弘劝诱过来。

　　刘安打算调发其国中兵，担心相与二千石不同意。他就与伍被预谋，打算假传王宫中失火，如果相与二千石来救，就可乘机杀之。又打算命人穿上捕盗者之衣，持羽檄从南方来，呼喊“南越兵入界”，因此就可发兵。但尚未派出人去。刘安又与伍被商议联合诸侯及进退之计。伍被建议：南收衡山，以击庐江，占据险要，“以禁南郡之下，东收江都、会稽，南通劲越，屈强江淮间，犹可得延岁月之寿”。刘安同意，并说“急则走越耳”。

　　廷尉因此案牵涉很大而上报皇帝。武帝任命廷尉监为淮南中尉，前去逮捕太子刘迁。刘安得知廷尉监前来，与太子阴谋召相与二千石，打算杀了他① 《汉书·伍被传》。

　　们而发兵。使人召之，相来了，内史不应召而解说已经外出，中尉说有诏命在身而不能见王。在这种情况下，刘安心想只杀了相，而内史、中尉不来，没有什么用，就让相退去。这时刘安仍然犹豫未决。太子以为，虽然牵连谋刺汉中尉事，但同谋者已死，口绝，就对刘安说发兵已错过时机，恐怕不行了，并表示愿意去受审判。刘安一筹莫展，已无可奈何了。这时看风使舵的伍被自动坦白，详细地交待了与淮南王刘安谋反的情况。法吏因此逮捕了太子、王后，包围了王宫，尽捕了在其国境内的淮南王宾客，索得“反具”向皇帝报告。

　　武帝命诸侯与大臣议如何处治淮南王刘安。诸侯和大臣都说应当严惩之。武帝使宗正以符节治淮南王刘安。刘安闻知，自杀。王后荼、太子刘迁及所有参与阴谋者都族诛。武帝以为伍被曾说过汉朝好话，打算勿诛。廷尉张汤说：“被首为王画反谋，被罪无赦。”于是诛了伍被。废除淮南王国而为九江郡。不久，衡山王案件发生，刘安之弟刘赐自杀，受牵连者也都被诛除。汉朝治淮南、衡山等案件“皆穷根本”①，株连而死者数万人。时为元狩元年（公元前122 年）十一月。

　　刘安事件，在当时是个重大政治问题，是朝廷与诸侯矛盾斗争的一次大爆发，以朝廷加强了统一集权、诸侯受到削弱而告终，有才能和思想的刘安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了解这个事件，有利于认识当时汉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复杂性和残忍性。

　　《淮南鸿烈》的编撰刘安不仅是当时政治上的一个头面人物，而且还是当时学术界一个著名学者。他原有集，已佚。他所主持编写的《淮南鸿烈》，据《汉书·艺文志》分为“内”、“外”，据《汉书》本传还有言神仙黄白之术的“中篇”，而现存只是内篇部分。此书反映出他主要的学术成就和思想。

　　《淮南鸿烈》在形式上类似《吕氏春秋》，在思想上基本是道家，并有阴阳家、神仙家，以至“出入儒、墨、名、法”。作者好言“道”，认为宇宙万物都由“道”所派生，而“道”是覆天载地，高不可际、深不可测的东西。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者不形者乎？”②就是说，“道”不可能耳闻、目见和言传，谁也不知是形还是无形。照此说来，“道”是不可知的神秘的东西。这说明其自然观是唯心主义的。又说：“达于道者，反于清净，容于物者，终于无为。”③就是说，达于“道”，只有清静无为。这就与政治思想挂上了钩。

　　此书对儒法多有讥刺，实际上是刺汉武帝内法外儒。作者说：“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于是博学以疑圣，华诬以胁众，弦歌鼓舞，缘饰《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繁登降之礼，饰绂冕之服，聚众不足以极其变，积财不足以赡其费。于是万民乃始慲觟离跂，各欲行其知伪，以求凿枘于世，而错择名利。是故百姓曼衍于淫荒之陂，而失其① 《汉书·张汤传》。

　　② 《淮南子·道应训》。

　　③ 《淮南子·原道训》。

　　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丧性命，有衰渐以然，所由来者久矣！”①所提“儒墨”，显然只是指“缘饰《诗》、《书》”的儒。讥刺儒者是哗众取宠，趋炎附势之徒，造成不良影响，以致世风日下。所指是汉儒代表叔孙通、董仲舒、公孙弘之所为。作者又说：“若夫俗世之学也则不然，擢德 性，内愁五脏，外劳耳目，乃始招蛲振缱物之毫芒，摇消掉捎仁义礼乐，暴行越智于天下，以招号名声于世；此我所羞而不为也！是故与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说也，与其有说也，不若尚羊物之终始也。”②这就不是讥刺儒者，而是抨击以仁义礼乐招摇过市的“俗世之学”，以及提倡此学“暴行越智于天下”的“有天下”者。这是对汉武帝的明讽暗刺。

　　不仅抨击俗世之学，而且还揭露那个“俗世”，把俗学低劣与俗世衰乱联系起来，加以诅咒。作者说：“乱世..为行者相揭以高，为礼者相矜以伪。车舆极于雕琢，器用逐于刻镂，求货者争难得以为宝，诋文者处烦挠以为慧，争为佹辩，久稽而不诀，无益于治，工为奇器，历岁而后成，不周于用。”又说：“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诈伪，饰众无用，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不积于养生之具。..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乱其目；刍豢黍粱，荆吴芬馨，以嚂其口；钟鼓管箫，丝竹金石，以淫其耳；趋舍行义，礼节谤议，以营其心。”①就是说，俗学无益于治，却贻患无穷，那套知巧诈伪与繁文缛礼，导致追求享乐与争相奢侈。因此，俗世是富者富有而侈靡，贫者贫困而饥寒。作者说：“富人则车舆衣纂（绘）锦，马饰傅旄象，帷幕茵席，绮绣绦组，青黄相错，不可为象；贫人则夏被褐带索，含菽饮水以充肠，以支暑热，冬则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炀灶口。故其为编户齐民无以异，然贫富之相去也，犹人君与仆虏，不足以论之！”②论者以为这种贫富悬殊以及主奴区分的衰世之俗，与“俗世之学”大有关系，故其申明“羞而不为”。作者所为的，是要将道家摆在百家的主导地位，将黄老之术作为君临天下之道。他说：“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进退应时，动静循理，不为丑美好憎，不为赏罚喜怒，名各自名，类各自类，事犹自然，莫出于己。..无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应物无穷。”③很显然，作者是要抬高黄老之道，以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相对抗。即坚持汉初的儒道之争。汉初封建统治者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采取所谓“与民休息”政策，曹参、陈平等大臣“治黄老之术”。当初势力较大的功臣、外戚、诸侯王大多崇道黜儒，要求皇帝垂拱无为，不干预藩国的事务。所以当时诸子百家并存，道家居于优势，儒术尚未独尊。到了武帝之世，为了制驭大臣、削弱藩国，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司马迁说：“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及今上（指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① 《淮南子·俶真训》。

　　② 《淮南子·俶真训》。

　　① 《淮南子·齐俗训》。

　　② 《淮南子·齐俗训》。

　　③ 《淮南子·主术训》。

　　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①在汉初数十年间，始终存在儒道斗争，“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②。这种斗争，一直继续到武帝之时。淮南王刘安标榜道家而攻击儒学，就是这场斗争之最后代表。而这场所谓儒道斗争，归根到底，乃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反映，淮南王刘安标榜道家而攻击武帝独尊儒术，正是代表藩国而与朝廷对抗和斗争的。

　　可悲的是，刘安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思想上，都是失败的。当时，削弱藩国与独尊儒术可谓大势所趋；刘安逆流而动，实难得逞。

　　第十二章周勃周亚夫第一节周勃随从刘邦打天下周勃（？—前169），沛县（今属江苏）人。他的祖先原是卷城（在今河南省原阳）人，是迁徙来沛县的。他以织苇席为生，又常常当吹鼓手给人家办丧事，还在材官手下当过强弩手。

　　刘邦起义时，周勃投身义军，起初当个中涓，是刘邦的侍卫官。在反秦斗争中，大多随从刘邦东征西战，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立了不少战功，但没有独当一面指挥过大战。

　　起义军灭掉秦朝后，刘邦做了汉王，周勃受赏爵为威武侯。他跟从刘邦到了汉中，被任命为将军。自刘邦揭开反楚的战幕后，他在汉军中积极作战，在还定三秦的各次战役中战功卓著。汉军冲出函谷关，在中原与楚军大战时，他一度守卫峣关，以保卫汉军后方的安全，又一度守卫敖仓，以保证汉军粮饷的储备与供应，最后参与追击项羽。在击垮项羽之后，他带一支汉军向东平定楚地泗水、东海等郡，取得二十二个县。可见周勃在楚汉战争中立了不少功劳，为灭楚兴汉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楚汉战争结束，刘邦称帝，新建的汉皇朝在军事上主要是镇压异姓诸侯王以巩固政权。这时周勃带军驻守洛阳（在今洛阳市东北）、栎阳（在今陕西渭南与富平之间）。当时异姓诸侯王都在函谷关以东，如：楚王韩信都于下邳，梁王彭越都于定陶，淮南王黥布都于六，韩王韩信都于晋阳，燕王卢绾都于蓟。洛阳是关东的重镇，驻守此城具有维护关东安全的意义。栎阳在京师（长安）之东，处于由关东入关至长安的路线上，驻守此地有卫护京师的意义。

　　就在楚汉战争结束这年（公元前202 年）七月，燕王臧荼反，汉高祖刘邦亲自带兵征伐。周勃作为将军随从前往，九月活捉了臧荼。他带领的士兵在驰道上阻击叛军，功劳最多。因功赐爵列侯，食绛县八千多户，故称绛侯。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 年）九月，韩王信被前来侵扰的匈奴围困于马邑，被迫投降，双方勾结，气焰嚣张，北方的形势开始紧张起来。汉高祖刘邦亲自带兵出击。周勃随从出兵，先是击韩王信于代，打下了霍人（县名）。① 《史记·儒林列传》。

　　② 《史记·老子列传》。

　　① 本节材料主要根据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和《汉书·周勃传》，凡引此两篇文字不另加注。继续挺进，在武泉北面击败匈奴骑兵。转战到铜鞮，击破韩王信军。转回，打下太原郡的六座城。在晋阳城下又击败韩王信和匈奴骑兵，取得晋阳。又击韩王信军于硰石，破之，追击八十里。还攻楼烦县的三座城。适值大寒，汉兵受冻堕指者十分之二三。这时刘邦被匈奴大军围于平城。周勃在平城下打击匈奴骑兵，所带领的士兵多在驰道上阻击敌军，功劳最多。周勃因功提升为太尉，掌管汉朝军事。

　　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 年）九月，代相国陈豨反，刘邦亲自带兵出征。周勃也发兵前去，攻下马邑，进行大屠杀。转击韩王信、陈豨等军于楼烦，破之。平定雁门郡十七个县，云中郡十二个县。又击陈豨于灵丘，破之，斩了陈豨，平定代郡九个县。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 年），燕王卢绾反。周勃与灌婴奉命带兵讨伐卢绾，攻下蓟城。继又击败卢绾军于上兰、沮阳等地，追击至长城。平定上谷郡十二个县，右北平郡十六个县，辽西、辽东两郡二十九个县，渔阳郡二十二个县。据当时军方统计，周勃这次出征，攻战克获甚为可观，共俘虏了相国一人，丞相二人，将军、二千石级官员各三人；另外，打垮两支敌军，攻下三座城邑，平定了五个郡，七十九个县，获得丞相、大将各一人。

　　“安刘者，勃”

　　周勃平定燕地后还朝，刘邦已经去世，就以列侯辅佐惠帝。惠帝六年（公元前189 年），朝廷又置太尉官，任命周勃为太尉。

　　过了九年，时为吕后八年（公元前180 年），吕后于七月去世，吕禄以赵王身份为汉朝的上将军，吕产以梁王的身份为相，两人窃据军政大权，居在长安，打算危害刘氏。在长安宿卫的朱虚侯刘章是刘氏宗室，因其妇为吕禄女，得知吕氏之谋，就派人东去告知其兄齐王刘襄，要他发兵来京，自己在长安为内应，共诛诸吕。刘襄当即举兵，并向诸侯王发书，揭露吕氏的罪恶阴谋，号召刘姓诸侯王共诛不当为王的吕氏。吕产闻知此事，乃派大将军灌婴带兵东去阻击。灌婴到了荥阳，按兵不动，派遣使者同齐王刘襄等联合，等待事变的发展。

　　这时，周勃身为太尉，不得进入军营的大门，一点军权也没有；陈平身为丞相，不得处理政事，只有空头衔。两人在陆贾的劝说下，加强友好关系，与刘章等人合谋，因曲周侯郦商之子郦寄与吕禄友好，就迫使郦商命令郦寄去欺骗吕禄说：吕氏封王是众臣所知而认可的，不会发生麻烦，现在的问题是，你不应该带兵留在长安，使人怀疑。为什么不赶快交出将军印，把军权交给太尉，让梁王也交出相国印，与大臣结盟而回到封国去？那样，齐王之兵必罢，大臣得安，你也安居王位，这是万世之利。吕禄觉得郦寄说得对，派人告知吕产及诸吕老人。有人以为不便，犹豫未决。吕禄仍然相信郦寄之言。八月，有人向吕产报告了灌婴与齐王通气的消息，这事又被曹窋获知。曹窋是曹参之子，其父曹参与周勃、陈平等是老战友、老同事，可说是通家之好，现在知道这个重要消息，立即驰告周勃和陈平。周勃打算先控制北军，但未得入。掌管符节的纪通在这关键时节倾向于周勃，令持节诈称天子之命让周勃进入北军。郦寄等人又遵照周勃的吩咐去劝说吕禄：“帝使太尉守北军，欲令足下之国，急归将军印辞去。不然，祸且起。”吕禄随即交出了印信，把兵权给了太尉周勃。

　　周勃进入军门，马上向北军宣布命令：“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

　　全军都是左袒，周勃随即掌管北军，但还未控制南军。周勃命令刘章监守军门，命令曹窋告诉卫尉不要让吕产进入宫殿门。这时吕产还不知周勃已掌管北军，打算进入未央宫发动叛乱，到了殿门不得进入，来去徘徊。周勃知道这个情况后，还怕没有胜利的把握，不敢公开宣布诛除诸吕，只是对刘章说：“急入宫卫帝。”刘章带领周勃调给的一千士兵，冲入未央宫的掖门，发现吕产正在廷中，便发动攻击。吕产逃走。时已傍晚，天刮大风，随从吕产的官员大乱，没有一个敢于战斗。刘章追击吕产，杀之于郎中令官衙的厕所中。接着，刘章又杀了长乐卫尉吕更始。然后回到北军，向周勃报告。周勃非常高兴，说：“所患独产，今已诛，天下定矣。”又随即捕杀了吕禄及诸吕氏。同时，周勃与大臣们合谋，废除了由吕后安排而非惠帝所生的少帝，拥立代王刘恒为帝（文帝），齐王罢兵而去①。

　　“谋反”冤案文帝即位，任命周勃为右丞相，赐金五十斤，食邑一万户。过了十多个月，有人对周勃说：“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以厌之，则祸及身矣。”意思是人臣功高震主，势必危险。周勃听了害怕起来，感到不妙，于是主动要求交回相印，得到文帝的允准。据传：有一次，文帝在朝廷上问右丞相周勃，“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周勃说：“不知。”又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周勃又答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答对。文帝问左丞相陈平，陈平都能应付。周勃大为惭愧，出朝时批评陈平说：“君独不素教我对！”陈平笑着答道：“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强对邪？”于是周勃知道自己远不如陈平②。这也是他申请免相的一个原因。

　　过了一年多，每当河东郡的郡守、郡尉前来绛县巡视，周勃就有恐惧心理，常穿着铠甲，命令家人拿着兵器，才接见来者。因此有人上告周勃谋反，交由廷尉查办。周勃被捕受审，心中恐惧，不知如何措置对狱之辞。法吏对他稍有侵害和侮辱。周勃送给狱吏一千斤黄金，狱吏就在木牍的背面写字向他示意，写的是“以公主为证”。这里说的公主是指文帝的女儿、周勃之子周胜之的妻子，所以狱吏教他以公主为自己不会谋反作证。周勃又把皇帝给自己的部分赏赐，送给薄太后的弟弟薄昭，由薄昭替他向太后说情，薄太后也认为周勃不会有谋反之事。文帝去朝见太后，太后就把戴的头巾扔向文帝，说：“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文帝查看了周勃在狱中的供词，就对太后说：“吏方验而出之。”于是派人持节赦免了周勃，恢复了他的爵位和食邑。周勃出狱后，感叹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周勃又回到了封国，于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 年）去世。其子周胜之继嗣，因娶公主不合意，又犯了杀人之罪，处死。过了一年，文帝选择周勃另一个贤能的儿子周亚夫复为列侯。

　　周勃出身布衣，为人耿直倔强，忠厚诚实。他不喜好文学，每当召见儒① 这一段情节，主要依据于《史记·吕后本纪》和《汉书·吕后纪》。

　　② 这个情节，依据于《史记·陈丞相世家》和《汉书·陈平传》。

　　生和说客，自己总是不客气地向东坐着发话：“趣为我语。”用今语翻译，就是“快给我直说”。这话的意思是，用不着咬文嚼字，引经据典。他纯朴憨直就是这个样子。自沛县起义始，直到刘邦去世，他始终是跟从和拥戴刘邦，是刘邦集团坚定而忠实的成员，所以刘邦“以为可属大事”，常常交给他重要的军事任务，甚至任命他为太尉，掌管全国军事。当诸吕谋乱，危及刘氏，他挺身而出，负起平定诸吕之乱、迎立文帝的重任，使刘汉皇朝转危为安，使社会避免了一场扰乱，这在当时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司马迁评论：“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①这个评语是恰当的。周勃拥立文帝后，一方面功高位重，功名赫赫；一方面处于种种窘境，后者说明了封建的君主专制和法制有严重的阴暗面，这在其后世乃至现今还有反面的教育意义。

　　①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第二节周亚夫细柳营，“真将军”

　　周亚夫（？—前143），沛县（今属江苏）人。周勃之子。西汉文景时期的名将。

　　周亚夫起初当河南太守，未曾封侯。当时著名的观相者许负给他相面，说：“君后三岁而侯。侯八岁为将相，持国秉，贵重矣，于人臣无两。其后九岁而君饿死。”周亚夫不信这话，笑着说：“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当代，亚夫何说侯乎？然既已贵如负言，又何说饿死？指示我。”许负指着他的口，说：“有纵理入口，此饿死法也。”这话是说，你脸上的竖纹直入于口，这是饿死的面相。过了三年，周亚夫之兄绛侯周胜之犯罪处死，文帝要选择周勃之子中贤能的人，大臣都推举周亚夫，于是封周亚夫为条侯，作为绛侯的继承人。

　　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 年），匈奴大举侵扰边塞。文帝任宗正刘礼为将军，驻军霸上；任祝兹侯徐厉为将军，驻军棘门；任河内郡太守周亚夫为将军，驻军细柳，以防备匈奴。文帝亲自前去慰劳军队。到了霸上和棘门的军营，都是直接驰入，将领们下马迎送。后来到了细柳的军营，军中将士都披着铠甲，执着兵器，张开弓弩，军风严整。皇帝的先行官来到营门，不得进入。先行官说：“天子且至！”营门都尉说：“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过了一会，文帝来到，又不得入。于是文帝就派使者持节诏令将军：“吾欲劳军。”周亚夫才传令打开营门。守卫营门的军官对皇帝的侍卫人员说：“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文帝就让车骑缓缓地前行。来到中军大帐，将军周亚夫全身武装向文帝行礼说：“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文帝深受感动，肃然起敬。派人向周亚夫传话：“皇帝敬劳将军。”劳军的仪式结束就离去。出了营门，群臣都很惊讶。文帝赞叹地说：“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赞了好久。过了一个多月，三支军队都撤了回来。文帝任周亚夫为中尉，负责京城的治安。

　　文帝临死时，告戒太子刘启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文帝去世后，周亚夫调任车骑将军。

　　定吴楚叛乱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 年），吴、楚等七个诸侯王国发动武装叛乱。

　　吴王刘濞亲自领兵二十万来犯，北渡淮河，会合楚军。先向梁国进击，又派奇兵到崤、函之间埋伏起来，伺机行动。周亚夫以中尉的身份代行太尉的职务，奉命率领大军东进，反击吴楚叛军。他先拟了个先予后取、避实击虚的策略，向景帝请示，得到景帝的同意。

　　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①及大军出发，到霸上时，有个名叫赵涉的人拦道对他说：“将军东诛吴楚，胜则宗庙安，不胜则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②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于《史记·绛侯世家附周亚夫传》和《汉书·周勃传附周亚夫传》，凡引此两篇文字不另加注。

　　① 《史记·吴王濞列传》。

　　周亚夫当即下车，向这人行礼请教。赵涉说，吴王刘濞得知将军领兵出发，必然伏兵于东去路线上崤山至渑池险要之处，伺机伏击。况且兵贵神速秘密，将军为什么不从此向右行进，走蓝田、武关一线，奔向洛阳，不过相差一二日就可赶到。到了洛阳，先控制武库，击响战鼓。诸侯听到消息，会以为将军从天而降。周亚夫采纳赵涉的建议，南出武关，经南阳到达洛阳，据有洛阳武库，抢先占了荥阳，控制敖仓，还抚慰游侠剧孟②。他派兵到崤、渑间搜索，果然捕到吴王所遣的伏兵。于是任赵涉为护军。

　　吴楚联军“先击梁棘壁，杀数万人”③，围攻梁军于睢阳。梁王刘武请求周亚夫派兵救援。这时周亚夫曾向邓都尉（原是周勃门客）请教破敌之策。邓都尉说：“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精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饷道。彼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强制其疲极，破吴必矣。”周亚夫说：“善。”于是确定了“坚壁昌邑南，轻兵绝吴饷道”的战策④。他带军向东北进至昌邑，深沟高垒而防守。梁王一再派使者来向周亚夫请求援助，周亚夫按既定策略，不发兵。梁王上书向景帝报告，景帝派使者诏令周亚夫救援梁国。周亚夫不执行诏令，仍然坚守营垒不肯出兵，而派遣弓高侯韩穨当率领轻骑兵断绝吴军后面的粮道，然后将大军推进到下邑。

　　这时吴楚联军已感到进退两难，乃回军向下邑，要与汉军主力决战，多次向汉军挑战，周亚夫始终不出兵应战。夜间，汉军营中突然惊动，互相攻击，扰乱到周亚夫帐旁。周亚夫安卧不起。过了一会，就安定了。吴军拉到汉军营垒的东南角，摆出在东南进攻的态势，周亚夫却安排在营垒的西北角加强戒备。一会儿吴军的精锐部队果然调到西北方发起进攻，但不能攻入。吴楚联军因为饥饿，不得已引军撤退。周亚夫乘机发动精锐部队追击，大破吴军。吴王刘濞丢弃自己的军队，带着几千名士兵逃跑，到了长江以南，在丹徒进行防守。楚王刘戊走投无路而“自杀”①。汉军乘胜追击，俘虏了大部分吴楚将士，平定了许多县邑，并悬赏黄金千斤捉拿吴王。过了一个多月，越地民众斩了吴王刘濞的头前来领赏。这次用兵，前后三个月，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到这时候，将领们都承认太尉周亚夫的计谋正确，只有梁王刘武从此与周亚夫有了嫌隙。

　　汉军凯旋，朝廷重新设置太尉官，正式任命周亚夫为太尉。过了五年，景帝七年（公元前150 年）二月，周亚夫升任丞相，深受皇帝的器重。

　　亚夫冤死正是周亚夫任丞相时，麻烦来了。景帝想要废掉栗太子，周亚夫不赞成，为此争执，没有成功。景帝因此疏远周亚夫。梁王刘武每次进京朝见，常在窦太后面前说周亚夫的坏话。

　　这时景帝的生母窦太后要封王皇后之兄王信为侯。她对景帝说：皇后之兄王信可以封侯。景帝感到为难，说：当初先帝没有封窦彭祖（窦太后兄子）、② 《史记·游侠列传》。

　　③ 《史记·梁孝王世家》。

　　④ 《史记·吴王濞列传》。

　　① 《史记·楚元王世家》。

　　窦广国（窦太后弟）为侯，我即位后才封他俩为南皮侯、章武侯，因此我不能封王信为侯。窦太后说：君主应按当时的情况办事。我的哥哥窦长君活着的时候竟然不能封侯，死后，其子窦彭祖反而得到侯爵。我为此事深感遗憾。她说到这里，用命令的口吻说：“帝趣侯信也！（皇帝赶快封王信为侯吧！）”景帝答：“请得与丞相计之。”景帝与周亚夫商议。周亚夫说：“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他明确地表示不同意封王信为侯。景帝听了默然不语，未封王信为侯。窦后自然记恨在心。后来，匈奴王唯徐卢等人投降汉朝，景帝打算封他们为侯，以鼓励后来的人。周亚夫说：“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景帝说：“丞相议不可用。”否定了周亚夫的意见，封唯徐卢等人为侯。周亚夫因而称病闲居。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 年），就被罢免了丞相职务。

　　过了不久，景帝在宫中召见周亚夫，赏赐饮食。席上放了一大块没有切开的肉，又没有放筷子。周亚夫心里不满，就叫主管筵席的去取筷子。景帝看着发笑，说：“此非不足君所乎？（这不是没有给你筷子吗？）”周亚夫向景帝免冠称谢。景帝说：“起。”周亚夫也就快步出宫，不告而别。景帝两眼直盯着他出去，说：“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这话的大意是，这个含恨不乐的人，终究不是我这年轻君主的臣子。

　　时过不久，周亚夫之子为父从工官那里购买五百具甲盾备作殉葬品。苛待雇工，不给工钱。雇工知道这是私买皇帝的器具，就上书告发周亚夫之子，这事牵连到周亚夫。景帝看了告发之书，就交给官吏查究。官吏按照告发书中所列罪状审问周亚夫，周亚夫拒不回答。景帝恼怒，骂道：“吾不用也。”于是把周亚夫交给执法官廷尉处治。廷尉责问周亚夫说：“君侯欲反何？”周亚夫说：“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廷尉官说：“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官吏威逼他日益加重。起初，官吏去逮捕周亚夫时，周亚夫打算自杀，他的夫人加以制止，因此没有死，才被廷尉捉了去，因绝食五天，吐血而死。封国也被废除。时为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43 年）。周亚夫死后，景帝就封王信为盖侯。

　　文景时期，法治已趋苛急。周亚夫对此颇为反感。他早年认识廷尉张释之，知道他用法持平，“乃结为亲友”①。他当丞相时，属吏赵禹声称“廉平”，但他觉得赵禹“贼深”，不予重用，曾说：“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②后来汉武帝尚法，重用酷吏，赵禹当上了廷尉，成了文法深刻的酷吏之一。

　　① 《汉书·张释之传》。

　　② 《汉书·酷吏·赵禹传》。

　　第十三章朱家剧孟郭解《汉书·地理志》论述汉帝诸陵园所在地区的社会结构，有世家、豪杰，有富人，论述得很简单，并且涂抹了浓厚的阶级色彩。但它提供了当时阶级分析的线索，是汉代社会史的重要文献。

　　司马迁的《史记》写了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基本上都写的是世家系统的人物，他也写了豪杰和富人，那就是《史记》的《游侠列传》和《货殖列传》，篇幅也都写得很少，但写得精彩出色。

　　《史记·游侠列传》写了游侠作为地方势力的力量，写了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朝廷利用的力量，同时也是朝廷唯一的力量。这是一篇写汉代社会的大文章。

　　《游侠列传》写了朱家、剧孟、郭解，他们都是游侠中有代表性的人物。① 本文材料依据《史记·游侠列传》者，不另作注。

　　第一节朱家朱家，鲁人，大约与高祖同时，因任侠闻名于鲁及关东一带。

　　朱家的生活简朴，“衣不完采，食不重味”，出门只乘一牛之车。可是他救济别人却很慷慨，平时专好打抱不平，替人家解难，十分认真，往往不避个人安危。人们都乐意与他交往。

　　楚汉相争的时候，项羽手下的大将季布，曾经多次围困汉王刘邦。刘邦坐天下后，便以重金购求季布。布告上说，谁胆敢藏匿季布，罪及三族。季布先是躲藏在河南濮阳县周氏家中，由于官兵追捕得紧，他听从周氏计，剃发为奴，周氏用拉棺木的牛车把他运出河南，拉到朱家的家里出卖。朱家明知车中所拉的是季布，还是把他买了下来，藏在家中。

　　朱家随后驾车去洛阳。他找到了汝阳侯滕公，问季布究竟犯了什么大罪，致使刘邦下重赏捉拿？滕公说：季布数为项羽围上，上怨之，所以非要捉住他。朱家又问：您看季布这个人怎么样？回答说：“贤者。”朱家于是说：臣各为其主用。季布是项羽的大将，为项羽围困汉王，这是他的职责呀。难道项氏的臣都要杀了吗？今天陛下刚刚得天下，就以个人恩怨购求一人，这样做，何示天下之不广？况且象季布这样的贤能之士，汉求之急，只会逼他北走胡或南入越的。“夫忌壮士以资敌国”，当年伍子胥鞭荆平王之墓的事迹不就是这样吗？你何不向陛下进谏？滕公深知朱家的为人，又觉得朱家说得有理，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朱家一席话很有见地，他指出了刘邦诛杀仇怨将会引起的后患。后来，刘邦赦季布，拜为郎中。季布至尊贵后，并没有回报朱家救难之恩。朱家因此事而闻名当世①。

　　朱家救人于危难之中的不仅只季布一人，他藏活的豪士有百数，其他各类人物不可胜言。不过他从不夸耀，也不在乎别人是否感恩于他。他的事迹为后人所传颂。

　　① 《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第二节剧孟剧孟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一带有名的豪侠。他的行为同朱家的行为大致相同，爱打抱不平，扶弱济贫，藏活豪士，不求报酬，因此而显扬于诸侯。他的母亲故世时，前来送葬的车达千乘之多。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 年），吴王刘濞联合楚、赵、胶东、胶西、济南、菑川六国，以清除晁错为名，发动了叛乱。景帝派太尉周亚夫带兵出征。周亚夫星夜兼程赶到河南，会兵荥阳。他到洛阳后，见到剧孟，大喜，说：洛阳得以保全，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剧孟没有动，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这样看来，荥阳以东不用发愁了。吴楚举大事不求助剧孟，可见他们成不了大事。①三个月内，叛乱平定下来。

　　天下骚动，亚夫得剧孟如得一敌国，足见剧孟的势力之大，对当时形势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为此，剧孟的事迹虽流传不多，司马迁还是郑重地为他立了传。

　　剧孟死后，家无十金之财。

　　① 《史记·吴王濞列传》。

　　第三节郭解郭解，字翁伯，河内轵（今河南济原南）人，汉善相人许负的外孙。其父亲因为行侠，孝文帝时被诛。

　　郭解长得短小精悍，貌不惊人，性格沉静，勇悍，不喝酒。年青时心狠手辣，恣意杀人。他肯舍命助人报仇，还干些藏命作奸剽攻、铸钱掘冢的事情。后来，郭解一改前行，对人以德报怨，厚施薄望。救人之命不恃其功。因此，他在当地声望很高。

　　郭解曾有一个外甥，在与人喝酒时，仗势欺人，强行灌酒，被对方一怒之下杀死。郭解的姐姐陈尸街头，想借此羞辱郭解。后来，凶手自归，将实情告诉了郭解。郭解不仅没有加罪于他，还说，是我的孩儿作得不对，把他放走了。随后，他又埋葬了外甥。郭解如此公正，深得大家敬重，越发依附于他了。

　　郭解有一次出门，见有个人姿势不端地坐在路旁，很不礼貌地看着他。

　　门人看见了很生气，想杀了那个人。郭解说：在家乡得不到尊重，是我的修行不够呀。暗地里，他叮嘱尉吏说：这个人我很看重，到践更时放过他。践更是当时一种徭役，受钱代人服役者称践更。每月一次。践更数次，都没有人找他。那人很觉奇怪，一问，才知是郭解替他解脱。于是他袒胸露腹地前去谢罪。郭解此举，得到少年们的倾慕。

　　雒阳邑有互相结仇的人。邑中贤豪多次从中调解，始终不听。郭解听说后，夜见仇家。仇家听了他的劝解。郭解说：我听说雒阳诸公在这里调解您都不听，幸而现在您听了我的话。但在您的地面上出了这样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合适。我还是离开这里的好。他连夜悄悄地离开了雒阳邑。

　　郭解处世恭俭，在本县从不乘车，到邻郡为人请求事，也是能办则出，不能为则不为，从不为难人家。因此，诸公争相为用，亡命者多归郭解，而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也经常把大车送到郭解家，以备投奔郭解的人来使用。

　　武帝年间，朝廷迁徙豪富于茂陵（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以便控制。

　　郭解因家贫，不中赀，但也在迁徙之列。大将军卫青为郭解向武帝求情，武帝说：郭解身为布衣，能使大将军替他说话，可见他并不贫穷。郭解仍被迁徙到茂陵。临行之日，前来送行的人数众多。可见郭解在当地的影响之大。后来，他到了陕西茂陵后，关中贤豪知与不知，纷纷前来与他结交。

　　郭解迁徙茂陵，是朝廷的诏令，可是郭解的侄儿却把轵县掾的头扭断了。后来，县掾的父亲杨季主也被人所杀。杨家上书武帝，上书人又被杀。武帝下令捕捉郭解，并要“穷治所犯”。办案人到轵，郭解的门客齐口称誉。有一儒生却说：“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以称贤？”便被郭解的门客们杀死，凶手不知去向。办案人于是回报武帝，说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说：“郭解虽然不知是谁杀了人，但他身为布衣任侠行权，以小冤小仇杀人，这罪更重于他亲自杀人，当属大逆不道。”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郭解全家被诛。司马迁说：我看郭解这个人，貌不惊人，语不足采，然天下贤与不贤，知与不知，都倾慕他的名声，言侠者都称引郭解。俗话说，以貌荣名，貌有衰老之日，以誉荣名，岂有尽乎？

　　第十四章汉武帝汉武帝是两汉时期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多方面的制度，旧史往往以他与秦始皇并举，称为“秦皇汉武”。

　　第一节强干弱枝，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建立强干弱枝的思想强干弱枝，是汉代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思想基础。秦始皇废封国，立郡县，实际上就反映了这种思想。娄敬对高祖献策移民，正式提出强干弱枝的主张。汉文帝时，贾谊陈政事，提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令海内之执，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人。”这种“众建说”是在朝廷和诸侯王之间建立强干弱枝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文帝采纳了这个主张，但未能真正实行。景帝时推行的削藩策，也是这种思想的一种反映，但因操之过急，出了乱子。武帝时采纳主父偃的献策，制定推恩令，这也是强干弱枝的思想在建立新的政治体制上的反映。

　　多种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建立主父偃的献策是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 年）。他说：“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朝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是上从其计。”①以主父偃的分析，强干弱枝对保持朝廷统治的安定，是非常必要的。推恩的办法是有关的皇族所愿意或乐意接受的，实际上也正是如此。推恩法不断加强了朝廷的统治，也不断削弱了地方的力量，这对于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在经济方面，汉武帝也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制度，以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和富商大贾的经济势力，加强朝廷对全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他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 年），元鼎四年（公元前113 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年）分别颁布并推行了盐铁官营、铸币和均输、平准的诏令。盐铁官营，即由朝廷垄断盐铁的经营权利，在全国各地设立盐官铁官进行经营管理，凡是私铸铁器或煮盐的都处以重刑，并没收其货物。铸币制度，即禁止私铸钱币，改由官铸，把铸币权收归朝廷，由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属三官负责铸造，称为上林钱或三官钱，即五铢钱。均输、平准制度，所谓均输，就是调剂运输，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令各地各以其土特产作为贡物，由工官制造运输工具运往京师。所谓平准，就是平抑物价，由大司农设立平准官于京师，“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①，以平抑物价。这样，就把过去由富商大贾掌握物资、操纵物价的利权收归朝廷所有。

　　在思想文化方面，汉武帝树立了儒学的统治权。他在太学立五经博士，独尊儒术而罢黜百家，作为一代大儒的董仲舒受到尊重。他的“天人感应”① 《汉书·主父偃传》。

　　① 《史记·平准书》。

　　说，成为神化皇权的理论依据，他的“三纲”说，即“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说法，成为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尽管在现实政治中法家思想更受重视，但“外儒内法”，法家思想也往往要穿戴着儒家衣冠才能出场。以上各项体制的树立，使汉成为规模具备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大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有它深远的影响。

　　对人才的重视对人主在政治上的成就，贤能的辅佐是决不可少的。刘邦深明这一点，他在称帝后，同群臣议论刘、项得失。他说他有萧何、张良、韩信等人，能各用其材，因而获得胜利；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因而灭亡。文帝也是个重视人才的人，他尊重细柳营的严肃军纪，称赞周亚夫是“真将军”。武帝继承先帝这个传统，在继位后，多次下诏求贤。武帝和董仲舒“天人三策”的问答，已成为著名的政治文献。他读了司马相如的赋，极想见其人。他见汲黯，衣冠不整齐不见。主父偃、徐乐、严安被诏见，武帝说：“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①班固称赞说：“公孙弘、卜式、兒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蝉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蝉，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世。参其名臣，亦其次也。”②这可见武帝时人才之盛，此后，虽有名臣，也非武帝时期之可比。

　　体制之建树，人才的登用，是治国的两件大事。武帝在这两方面的成就，是他雄才大略的重要标志。

　　① 《汉书·主父偃传》。

　　② 《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

　　第二节汉和边疆各地区民族关系的发展武帝重视汉和边疆各地区间民族关系的发展，当武帝在位时期，汉和匈奴之间的关系有了变化，西域、西南夷闭塞的状态有了相对的改变。

　　汉和匈奴关系的变化汉对匈奴长期处于被动地位。武帝时，转被动为主动，巩固了汉在全国各民族中的优势地位。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年），匈奴遣使请求和亲，武帝令公卿大臣商量对策。大行令王恢主张“兴兵击之”。御史大夫韩安国则强调“和亲”。在主战主和双方的争议中，大部分官僚附和韩安国的意见，武帝勉强从和亲之议①。然而，和亲之后，匈奴仍然大肆侵扰。元光二年（公元前133 年），马邑（今山西朔县）聂一献破匈奴之策。武帝以时机已到，决心抗击匈奴。王恢积极赞成聂一诱匈奴单于入塞聚而歼之的计策。武帝乃命韩安国、王恢、李广、公孙贺、李息等为将军，率领大军准备伏击匈奴，因匈奴单于发觉而引兵去，落了个空。从此，和亲断绝。是后，武帝命卫青、霍去病等多次征讨匈奴。经过多次战争，特别是元朔二年（公元前127 年）的漠南战役、元狩二年（公元前121 年）的河西战役、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的漠北战役这三大战役之后，匈奴军主力被歼，从此衰弱，单于失据，“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①。河西战役后，汉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皆在今甘肃河西地区）。

　　通西域为了切断匈奴“右臂”，也为了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武帝一再命张骞通使西域。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 年），武帝始命张骞通西域。张骞行程万余里，历时十余年，同西域各国开始建立联系，归来后以所了解情况报告朝廷。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武帝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这时，汉已设置河西四郡，由内地至西域交通畅通无阻，顺利地到达西域，加强了天山南北各族与汉朝的联系，同乌孙建立起和亲关系；并派许多副使随同张骞到达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等地。从此以后，西域各地同中原地区的政治关系和经济文化联系日趋密切，开辟了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为了保障汉使以及商队往来的供应和安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 年），西汉开始在邻近西域的酒泉、玉门（皆在今甘肃西北部）建立亭障。后来，把亭障延展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一带，并在天山南路屯田。每处有屯田兵数百人，设置卫司马和校尉戍守，兼护天山南北各国。从此，天山南北三十六国和乌孙都先后成为汉朝西北边疆之一部分。

　　① 参考《汉书·韩安国传》。

　　① 《汉书·匈奴传》上。

　　通西南夷武帝时期，割据东南地区的东瓯、闽越和南越之间经常发生纠纷。汉武帝先后派兵平定了这些地区，并设置了郡县。

　　居住在今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少数民族，当时被统称为“西南夷”。在平定东南割据政权的同时，汉武帝加强了对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联系。他派人通夜郎（在今贵州遵义市一带），使夜郎首领及夜郎附近各部相继归汉，于其地设置了犍为郡。不久，武帝又派司马相如通使邛都、笮都，在那里设置了十余县，隶属蜀郡，还在西南地区先后设立七郡，封滇（在今云南昆明市一带）人的首领为滇王，发给王印。从此，西南地区同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

　　第三节武帝晚年的社会变乱和朝政的相对变革武帝在位时期，汉的强大是空前的。但在强盛的同时，也伴随着奢侈、腐化，潜伏着衰落的因素。

　　武帝的奢侈武帝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 年）起，大兴土木，修宫室，凿池籞，先后修建了建章宫、明光宫、柏梁台。长安周围还建有长杨宫、五柞宫等六宫。为了便于他巡游，各地尚建有行宫。园囿中兴修最早、规模最大的是上林苑，池沼最大者为昆池。修筑这些宫室园池，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此外，武帝巡游无度，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 年）以后，多次携带文武百官和侍卫巡游全国各地，见诸于记载的巡游达二十余次之多，足迹遍于长江以北各郡县，次数之多，范围之广超过了秦始皇。每次“巡狩郡县，所过赏赐，用帛百万匹，钱金以巨万计”。

　　武帝还宠信方士，迷信神怪，惑于方士们所谓神仙长生不老之说，希望通过方士求得不死之药。他多次派人入海求仙，还想亲自入海求神仙，后被东方朔固谏乃止。

　　武帝这些活动，不仅靡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而且上行下效，使整个统治集团日趋腐化，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无限，加之繁重的赋税、兵役和御役，造成了“民力屈，财用竭”的恶果。武帝末年，出现了“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局面。广大农民穷困破产，无以为生，流亡农民越来越多，终于导致了天下的动乱。

　　农民起义天汉二年（公元前99 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起义声势之大，要超过秦末农民起义初期时的情况其最著者，“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①。起义军多则数千人，少则数百人，到处攻打城邑，夺取兵器，杀戮官吏，释放囚犯。汉武帝急忙派遣军队到各郡县镇压，对起义军大肆屠杀，甚至把供应过起义军饮食的群众也一概处死；并作“沉命法”，规定：凡是发生起义的地区，如果郡县没有发觉，或是捕杀起义人民不够多的，有关的大小官吏都要处以死刑。尽管西汉朝廷用尽一切严刑酷法来镇压起义人民，并没有能把起义镇压下去。

　　轮台之诏和政治改革面临危机四伏的境地，汉武帝深感他的政策有改弦易辙的必要。征和四年（公元前89 年），他曾对群臣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① 《汉书·酷吏·咸宣传》。

　　不可追悔。至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①罢去了诸方士侯神人者。

　　同时，武帝又于是年下诏，“陈既往之悔”，罢轮台（在今新疆轮台县东南）之戍。诏书中说：“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②武帝下诏后，“由是不复出军”，减少了边事。他又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为了恢复农业生产，还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这些政治上的改革，挽回了当时的局势，使汉未陷入秦末的厄运。

　　后元二年（公元前87 年）二月，汉武帝死，终年七十一岁，葬于陕西茂陵。

　　① 《汉书·西域传》。

　　② 《汉书·西域传》下。

　　第十五章董仲舒公孙弘董仲舒、公孙弘，都是武帝时期的大儒。董仲舒所建立的新的儒学体系，对当时以及后世封建主义的思想统治有重要的影响。

　　第一节董仲舒及其学说董仲舒，生于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 年），死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 年）。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或说景县）人。他少年时代治《公羊春秋》，与公孙弘同学于胡毋生。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 年）与胡毋生一起立为博士。他授徒著书十分用功，有“三年不窥园”之说。因为他治学认真，所以在学术上造诣很高。《史记·儒林列传》说：“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汉书·五行志》也说：“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在司马迁看来，自汉初到汉武帝，传《春秋》公羊学的学者中，水平最高的是董仲舒。班固则认为，董仲舒是西汉儒者的一代宗师。

　　汉武帝即位之后，举贤良文学之士，于是董仲舒“以贤良对策”（即“天人三策”）上书汉武帝。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董仲舒“天人三策”的主要内容是以《春秋》公羊学为理论基础，从“天人相与”出发，论证“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又提倡“礼乐教化”，主张办太学，求贤养士，实行“量材而授官”，建议“州郡举茂才孝廉”。汉武帝对董仲舒所上“天人三策”十分满意，于是用他为江都（今扬州）相，辅佐易王刘非。易王是汉武帝的哥哥，向来骄横，喜好武勇。而董仲舒能以礼义予以匡正，因此易王对他也很敬重。董仲舒任江都相期间，治理封国用《春秋》灾异学说的观点，推衍阴阳的变化，例如求雨的方法是要闭塞阳气，而放纵阴气的发展；要使雨停止，其方法则相反。其实这只是一种迷信的仪式而已。

　　著书立说元光五年（公元前130 年）匈奴大举入侵边境，易王刘非上书汉武帝，愿意领兵出击匈奴。汉武帝不许可。因为刘非“好气力，治宫馆，招四方豪杰，骄奢甚”①。很可能因为此事，董仲舒被“废为中大夫”。

　　中大夫是“掌论议”之官，居于都城长安。在此期间，董仲舒因善为灾异之说，便在家里就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推说其意，写成《灾异之记》②草稿，尚未上书皇帝。主父偃私见其稿，因为嫉妒董仲舒，所以将《灾异之记》草稿偷窃出来上奏朝廷。汉武帝将它交与朝中诸儒审阅。其中有讽刺时政的文字，当时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并不知道它是老师所写，以为是很愚蠢之作。汉武帝一怒之下，把董仲舒下了大狱，继又下诏赦免其罪。因此，董仲舒再也不敢谈论灾异。

　　董仲舒之所以被赦免，大约与汉武帝看重他是著名的经学大师有关。在他复为中大夫以后，汉武帝又下诏书，要吾丘寿王“从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①，即要吾丘寿王向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学。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 年）公孙弘任丞相，董仲舒《诣丞相公孙弘记室》① 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董仲舒传》及《春秋繁露》。

　　① 《汉书·景十三王传》。

　　② 《史记·儒林列传》。

　　① 《汉书·吾丘寿王传》。

　　一文中有“江都相董仲舒”之语，可见此时董仲舒已由中大夫复为江都相。董仲舒为人廉洁直率。他治《春秋》公羊学，造诣很深，而丞相公孙弘在这方面远不如他。公孙弘此人对于和他有过矛盾冲突的人，虽然表面上与其亲善，而背地里却喜欢陷人于罪。他妒嫉董仲舒，盘算着找机会报复。他知道汉武帝的哥哥胶西王特别恣意放纵，便对汉武帝说：只有董仲舒可以任用为胶西王相。汉武帝便调董仲舒为胶西王相。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是个大儒，很有德行，因此也还能善意的对待他。但是董仲舒还是怕时间长了难免得罪，于是推病辞去胶西王相之职。董仲舒退居家中，始终不过问家里的产业情况，专心从事著书立说。

　　董仲舒在家居数年中，朝廷中如有重要事情商议，汉武帝都派使者及廷尉张汤到他家里去询问，而他的对答都能阐明纲纪法度。

　　董仲舒的著作，“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这些著作，后来大都搜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最后因“年老，以寿终于家”。他的弟子有褚大、吕步舒、殷忠等以百数，而他的子孙皆以有学问而做大官。

　　“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说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的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是最尊贵的“百神之君”①。天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②。而人在自然界的万物之中处于特殊地位，最为可贵。人与天是相合的，“天人一也”③。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董仲舒认为，只有人的结构能与天地偶合：成人有骨366 节，与一年的天数相副；大骨12 节，与一年之月数相副；体内有五脏，与五行相副；外有四肢，与四季相副④，如此等等，总之，人确乎与天数相似而“合二为一”。

　　董仲舒还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他说：“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食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⑤其实天本无目的可言，在自然界只存在因果关系，而并不存在目的关系，天有目的之说，是董仲舒强加给自然界的。它便于统治者假借天的目的来推行自己的主张。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首先，他通过“天命”的桥梁服务于已经建立起来的统治秩序。他认为，天意是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① 《春秋繁露·郊义》。

　　② 《春秋繁露·阴阳义》。

　　③ 《春秋繁露·阴阳义》。

　　④ 《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⑤ 《春秋繁露·服制象》。

　　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①。董仲舒还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他认为天的意志是“贵阳而贱阴”的，而阳为天之德，阴为天之刑②，因此，天“任德不任刑”。他还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将五行伦理化。他说：“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③董仲舒还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④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⑤又说：“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⑥这里所说的三纲，即《礼纬·含文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董仲舒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即矛盾的对立双方是不转化的。这种思想当然是形而上学的。那末，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①。可见“谴告”之说是对君权神授的一种变相解释。而“改制”之说则是保证新继位的君主执掌政权的一种形式。即新即位的统治者表示接受天命之后，必须“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②。但是“其大纲、人伦、道德、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即“三纲五常”等丝毫没有改变。因此他说：“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③董仲舒的“三统”说，是“改制”说的延伸。他认为夏朝是黑统，商朝是白统，周朝是赤统。历史是按照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循环不已。每次朝代的更替都要按照“三统”说来“改正朔、易服色”。这样虽然不断在形式上发生变化，但实质上，即社会性质、生产方式却是永恒不变的。

　　神秘的认识论与性三品说董仲舒的认识论继承了孟子通过内省的途径，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视反听”④，“察身以知天”①，即由内省的① 《春秋繁露·顺命》。

　　② 《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③ 《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④ 《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⑤ 《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⑥ 《春秋繁露·服制象》。

　　①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② 《春秋繁露·楚庄王》。

　　③ 《春秋繁露·楚庄王》。

　　④ 《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②。在名实关系上，董仲舒认为，“名”要符合天意。他说：“名则圣人所发天意。”③又说，“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二为一。”④名并非真实事物的反映，而是天意的反映。而且他还认为，“名”要符合“义”与“理”⑤。他强调的是“名”，而不是实。认识是以“名”为中心，他说：“欲审是非，莫如引名。”⑥“名”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可见董仲舒是用“名”去正“实”。显然“名”是第一性的，而实是第二性的。这是孔子唯心主义的“名实”论的发展。

　　董仲舒的认识论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⑦。因此，他的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其所以如此，这是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分不开的。

　　董仲舒的人性论，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分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⑧。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是天使人性有善、有恶。“圣人之性”善，“斗筲之性”恶。这两者是不可改变的⑨，而“中民之性”，是“有善质而未能善”⑩。他认为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①。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他认为，性好比田里的禾苗，善好比谷米。禾苗长大能结出谷米，而禾苗并不全都能长出谷米。善是从质朴的性中经过教育而成的，而性的质朴并非完全成为善②。既然民需要教化才能善，而谁来实施教化呢？当然是统治者，即君王。君王是顺天之意来完成这项任务的。因此，董仲舒进一步提出“顺命”、“成性”、“防欲”的主张③。这种统治方术，继承了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的主张，批判了孟子的性善论，使之更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讲“节欲”、“寡欲”更为深刻。

　　董仲舒评论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① 《春秋繁露·郊祭》。

　　② 《春秋繁露·如天之为》。

　　③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④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⑤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⑥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⑦ 《春秋繁露·祭义》。

　　⑧ 《春秋繁露·实性》。

　　⑨ 《春秋繁露·玉杯》。

　　⑩ 《春秋繁露·如天之为》。

　　①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②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③ 《汉书·董仲舒传》。

　　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他提倡的“谴告”说，也是借神权对君权的限制。他还提出“限民名田”、“盐铁皆归民”、“去奴婢”、“薄赋敛、省徭役”等改良主张④，在当时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董仲舒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三纲”与神权的结合，形成一套统治人民的精神枷锁，对历史的发展起着不良的影响。④ 《汉书·食货志》。

　　第二节公孙弘两次应征，两任博士公孙弘（前202—前121），字季，西汉菑川国薛县（今山东滕县南）人。年轻时，当过薛县狱吏，因事免职，家贫，在海上牧猪为生。到了四十余岁才发愤求学，学习《春秋》杂说。武帝初年，下举诏贤良文学之士。那时，他年已六十，菑川国推举他以贤良应征，被任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回朝向皇帝报告出使情况时，奏事不合旨意，武帝以为无能，遂告病回家。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 年），武帝下诏令各郡国举荐文学之士，菑川国又推举公孙弘。于是，他又西去长安，到主管征辟的太常衙署参加对策。在这次对策中，他强调应当以儒家标榜的仁、义、礼、智为“治之本，道之用”。同时，他又把法家标榜的法、术、功利揉和到儒家标榜的仁、义、礼、智之中，认为“致利除害”是仁的重要属性，朝廷之上必须是“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又说：“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这就把法术同礼义熔为一体，强调礼义与刑赏的交替为用。此外，他还把儒家的智解释为法家所谓君主用以控御臣下的术，又把二者熔于一炉。这种揉和儒法、以仁义为表、法术为里的治术，也就是杂王霸之道。所以这篇对策，完全符合武帝的旨意。当时参加对策的儒士共有一百余人，主持征辟的太常在评议对策等第时，“弘第居下”，后来上奏皇帝，武帝把他的等第颠倒过来，“擢弘对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阿顺君旨，位至卿相公孙弘从狱吏出身，通晓法令，后来又攻读儒书，精通儒术，故史称其“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所以能够以儒术饰法术，即外儒术而内法术，由此得到了武帝的赏识。此人“恢奇多闻”，有权术，善辩论，深谙人情世故，善于揣摩武帝的旨意，“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武帝却以为“其行敦厚”，“上大悦之”。由于他深得武帝欢心，因而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扶摇直上。他当了一年多博士，就超升为左内史，从比六百石升至二千石。

　　公孙弘升任左内史后，更加小心谨慎，“奏事不可，不肯庭辩”，恐怕当面辩论会引起武帝的反感。他知主爵都尉汲黯以好直谏深受武帝的器重，所以在朝廷奏事时，往往先问清汲黯所奏何事，了解他的意图，等到汲黯发言后，然后推衍其说，加以发挥，武帝听后非常高兴，对于他的意见“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他还用一种诡诈的方法来取得信任。有时同公卿大臣事先约好在上奏时采取一致的意见；但到了皇帝面前，则察颜观色，看风使舵，往往“倍（背）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当面指责他内怀奸诈，不讲信义。他辩解说：“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武帝深以为然，以弘忠于己，后来凡是有人揭发他的短处，武帝不仅不听，反而更加信任他。元朔三年（公元前126 年），武帝免去御史大夫张欧官职，以公孙弘代之。他当左内史不过三年，又超升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① 本节主要依据于《史记·平津侯公孙弘列传》和《汉书·公孙弘传》，凡引上述资料者，不另作注。当时，武帝命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又于东北的 貊地区（今朝鲜东部）设置沧海郡，漠南战役后又于河南地筑朔方城，设立朔方郡。公孙弘数谏武帝，“以为疲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武帝命朱买臣等人在设朔方郡、筑朔方城这个问题上发出十条策问诘难之。公孙弘在十条策问中未能解答出任何一条。乃认罪道：“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武帝许之。公孙弘平素才智过人，为什么在同朱买臣等辩论时一个问题也答不出来呢？正如韦昭所说：“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为不可，不敢逆上耳！”①意思是，以公孙弘的辩才，不是答不出来，只是不敢说，深怕违背武帝的旨意。

　　公孙弘虽为三公，但生活非常节俭，以为“人主病不能广大，人臣病不节俭”，常盖布被。汲黯对武帝说：“弘位在三公，奉（俸）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武帝以问弘。他承认汲黯所说属实。他说：“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廷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诚如汲黯言；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武帝听后，“以为谦让”，更加信任他。元朔五年（公元前124 年），薛泽罢相后，武帝任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弘为丞相三年，元狩二年（公元前121 年）病卒，终年八十岁。

　　以儒术饰文法，适遇其时公孙弘出身贫贱，以对策称旨，武帝拔为举首，十年之间，位至卿相。

　　他之所以能出贱入贵，平步青云，由于当时武帝方标榜儒术，推行外儒内法的治术，弘既“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深合武帝旨意；又富于才智权术，善于揣摩武帝心意，精通做官诀窍，故能“日益亲贵”，始终得到武帝宠遇，终于相位，正如《汉书》传赞中所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他在当御史大夫和丞相的六年中，并无多大建树。

　　① 《史记·公孙弘列传·集解》注。

　　第十六章卫青霍去病李广卫青、霍去病、李广，均以击匈奴有功为当时名将。而卫青、霍去病以椒房之亲特荷恩宠。

　　第一节卫青以外戚入仕卫青（？—前106），字仲卿，西汉河东郡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县人，本姓郑。他的生父郑季当过平阳县吏，因为办事经常出入平阳侯曹寿家。曹寿的妻子平阳公主（原封阳信公主，下嫁曹寿后改称平阳公主）是汉武帝之姊。郑季在平阳侯家办事时，与平阳公主侍婢卫氏私通，生卫青，因从其母冒姓卫氏。在此以前，卫氏尚生有子女数人，长子长君，长女君孺，次女少儿，三女子夫，子夫的弟弟步广。他们都是卫青的同母兄姊，也都冒姓卫氏。

　　卫青幼年时，曾经回到生父郑季家，从事牧羊。后来因不堪异母兄弟的歧视凌辱，又返回平阳侯家当家奴，年长，善骑射，为平阳侯府骑卒，常骑马扈从平阳公主出游。

　　卫青的同母姊卫子夫为平阳侯家讴者（歌女）。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武帝出游霸上（长安东郊），还至平阳公主家。平阳公主设宴款待，讴者献歌，武帝唯独喜爱卫子夫，平阳公主“因奏子夫送入宫”①，给了武帝，年余，有身孕。武帝陈皇后母陶长公主（武帝之姑）听说卫子夫得到武帝宠幸怀了孕，很妒忌，乃使人捕了卫青。当时卫青给事建章（宫名），未知名。幸赖卫青的好友骑郎公孙敖率领壮士数人把他抢救出来。武帝闻知其事，召见卫青及其亲属，厚加赏赐，以青为建章殿侍中。不久，武帝立卫子夫为夫人（后立为皇后），擢卫青为太中大夫。

　　善骑射，有将才卫青做了几年太中大夫，武帝察知其善骑射，有将才，乃改其文秩为武职，任之为将军，委以抗击匈奴的重任。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 年），匈奴单于出兵侵扰上谷郡（今河北西北部），杀掠吏民。武帝拜卫青为车骑将军，从上谷出击，以公孙敖为骑将军，从代郡（今河北西北部、山西东北部一带）出击，以太中大大公孙贺为轻车将军，由云中郡（今内蒙河套地区东部）出击，以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从雁门郡（今山西西北部）出击。结果，公孙敖、李广两军俱为匈奴所败，公孙贺军无所得，唯独卫青所率一军追击匈奴至龙城，“斩首虏数百”，以功赐爵关内侯。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 年）秋天，匈奴骑兵二万入侵扰辽西郡（今辽宁西部、河北东北部一带），杀辽西太守，虏掠二千人；又侵扰渔阳郡（今河北北部）、雁门郡。卫青奉命率骑兵三万人从雁门出击，击败匈奴，“斩首虏数千人”。第二年，匈奴又侵扰辽西、上谷、渔阳各郡。卫青率领所部从云中出击，又经云中郡至朔方郡（今内蒙河套以南伊克昭盟等地）之高阙向西扫荡追击，直至陇西郡（今甘肃西南部）。这次漠南之役，卫青所部汉军纵横数千里，击败匈奴，“捕首虏数千，畜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战后，封卫青为长平侯，食邑三千八百户。筑朔方城。

　　① 本节主要取材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和《汉书·卫青霍去病传》。① 《汉书·外戚传》。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 年），匈奴右贤王多次率兵侵扰朔方城。武帝决定大举反击，命车骑将军卫青率所部三万余骑从高阙出击；同时，以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各率所部从朔方出击，皆受卫青指挥。另外，又以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各率所部从右北平郡（今辽宁西北部、河北东北部）出击。以上各军共十余万人。这次战役大败匈奴部众，右贤王率领残部数百骑远遁，“得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数十万以至百万）”。大军还至塞上，武帝“遣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青为大将军，诸将皆以兵属，立号而归”。后又加大司马之号。并封其子卫伉、卫不疑、卫登及其部将为侯。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 年）春天，大将军卫青奉命从定襄郡（郡治在今内蒙和林格尔以北）出击，以合骑侯公孙敖为中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咸属大将军，“斩首数千级而还”。这年夏天，卫青又率六将军从定襄出击，“斩首虏万余人”。但苏建、赵信率所部三千余骑逢匈奴单于所部大军，接战一日，汉军寡不敌众，死伤殆尽。赵信降匈奴，唆单于远走漠北，俟汉军远征疲敝而击破之。单于听从他的计策，远走漠北。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匈奴单于远走漠北后，武帝作出决策，令大将军卫青与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深入漠北，以步兵数十万人随其后，另有担任运输的军马数万匹，军容甚盛。命卫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郡，分两路出击。又以郎中令李广为前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主爵都尉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曹襄为后将军，皆随从大将军出征。卫青率领所部出塞后，侦知单于所在，乃自率精兵出塞千余里，直抵漠北单于屯兵处，见单于正率所部结阵以待。于是，两军展开决战。卫青令汉军以兵车环结为营，而以精骑五千往袭单于营。傍晚，大风，飞沙走石，两军不相见，卫青乘势从左右两翼包围单于营。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估计不能取胜，遂乘六骑，“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时已昏黑，汉匈两军展开搏斗，杀伤大抵相当。卫青侦知单于逃走，发轻骑追之，自以大军随其后，一昼夜行二百余里，未擒到单于，直追至寘颜山赵信城而还。“凡斩首虏万九千级”。骠骑将军霍去病一军，从代郡、右北平郡出击，奔驰二千余里，越过大漠，大败匈奴左贤王部，斩获七万余人。合计卫霍两军斩获约九万，而汉军亦损失士卒数万、战马十一万匹。这次漠北之役，是抗击匈奴三大战役（漠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中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战役。经过三大战役之后，匈奴主力被歼。从此，单于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漠北战役以后，西汉以战马损失过多，又以当时正从事于消灭东南、西南割据势力，不能兼顾，不久霍去病死，“于是汉久不北击胡”。匈奴也因疲敝而数使使于汉，“将辞甘言求请和亲”。汉匈之间暂时相安无事。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 年），卫青病逝，谥长平烈侯，与平阳公主合葬①，起冢象庐山，以纪念其破匈奴之功。

　　卫青有三子，皆以卫青战功封侯。武帝末年，迷信巫蛊，怀疑有人诅咒他，派人搜捕巫蛊，公卿王侯因此被杀者甚多，卫皇后两女及卫伉皆被杀。征和二年（公元前91 年），卫皇后和太子都因巫蛊受害，卫氏全家亦遭到灭① 卫青尊贵之后，平阳公主改嫁于他，但早死，故卫青死后与其合葬。

　　族之祸。

　　仁善退谦卫青出身家奴，虽因其姊之故，得以出贱入贵，亦由其有将帅之才，所以能得到武帝的重用，能够建立战功，得到高官厚禄。他尊贵后，又能谦虚谨慎，宽厚待人，故司马迁称其“为人仁善退谦”；班固亦称“青仁，喜士，退让”，在作风上与他的外甥霍去病的恃贵而骄、不恤将士有所不同。史称：“大将军青既益尊，姊为皇后，然黯与亢礼。人或说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尊贵诚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将军闻，愈贤黯，数请问以朝廷所疑，遇黯加于平日。”②这件事情说明：汲黯不以卫青地位尊贵而卑恭屈膝；卫青并不因此责怪汲黯，反而更加尊敬他，可谓谦恭待人、礼贤下士。

　　但卫青在谦虚谨慎中过于小心拘谨，“以和柔自媚于上”，一味顺承武帝旨意，不敢有所谏诤；他虽然“喜士”，也能“礼贤下士”，却不能招贤荐士，苏建劝他注意这个问题，他回答说：“自魏其、武安①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霍去病也是如此。卫青、霍去病处于亲近的地位，深知武帝不满意诸侯王结交宾客，为了保全禄位，所以不敢招贤荐士。司马迁、班固认为为将之道不应如此，故在《史》、《汉》传赞中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言及之。② 《汉书·汲黯传》。

　　① 指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

　　第二节霍去病年轻为将，号称冠军霍去病（前140—前117），系卫青姊卫少儿之子。他的生父霍仲孺，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当过平阳县小吏，因事常到平阳侯家，与其家侍婢卫少儿私通而生去病。不久，霍仲孺还家娶妻，生子霍光，遂与少儿断绝往来。后来少儿妹卫子夫立为皇后，少儿更嫁为詹事陈掌妻，少儿姊君孺也更嫁太仆公孙贺。数年之间，卫氏家族由贫贱平步青云，富贵无比。去病亦以皇后姊子早贵，年十八，为侍中，出入宫禁，侍从武帝，深受信任。武帝以霍去病善于骑射，令其随卫青出征。元朔六年（公元前123 年），大将军卫青从定襄（今内蒙河套东部一带）击匈奴，接受武帝诏令，任二十岁的去病为票（骠）姚校尉，以所部壮士为其部属。去病勇敢善战，率领所部轻骑兵八百人，驰驱数百里，奔袭敌营，予敌以重创，“斩捕首虏过当”，即斩获超过损失之数。论功行赏，武帝以去病为首功，封去病为冠军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 年）春天，武帝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品秩与大将军相等。去病率领精骑万人，从陇西郡（今甘肃西部）出击，历经匈奴五王属地，转战六月，过焉支山千余里，俘获匈奴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捕斩“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王）祭天金人”。武帝下诏增封去病爵邑二千户。这年夏天，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率数万骑兵从北地郡（今甘肃北部、宁夏南都一带）出击，去病率领所部深入敌境二千余里，越过居延，过小月氏，直抵祁连山（在今酒泉、玉门以南的甘青边境），大败匈奴军，捕获单桓王、酋涂王，匈奴相国、都尉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匈奴军被歼灭十分之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河西战役。战后论功行赏，武帝增封去病爵邑五千户，并封其有功的部将鹰击司马赵破奴为从骠侯，校尉高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为辉渠侯。

　　这年秋天，匈奴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武帝命令骠骑将兵往迎之。休屠王后悔，浑邪王杀之，并其众。骠骑将军渡河，与浑邪王众相望。浑邪裨将见汉军，而多不欲降者，颇遁去。骠骑乃弛入，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诣至，“降者四万余人，号称十万。”在这次迎接匈奴浑邪王归降中，霍去病又立大功。武帝下诏表彰去病功绩，又增封其爵邑一千七百户。由此，“去病日以尊贵，比大将军矣”。不久，汉在河西地区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汉与西域之间的交通，从此畅通无阻。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春天，汉武帝命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大将军卫青各率五万骑兵出塞，“步兵转者踵军后又数十万人，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原先决定去病从定襄出击，与匈奴单于相当；后由俘虏口供获悉单于往东的消息，乃变更计划，令去病率领所部东出代郡（今河北西北部、山西西北部一带）。在北平郡（今河北东北部、辽宁西北部一带），大将军卫青从定襄出击。卫青率领所部从定襄北上后，方侦知匈奴俘虏所供情报不确，单于仍留在定襄以北地区，并未东去，于是，卫青立即度过大漠直追单于大军，与之展开激战。由霍去病率领的东路军，从代郡、右北平郡出击，② 本节主要取材于《史记·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和《汉书·霍去病传》。北度大漠，奔袭二千余里，与匈奴左方（即东方）兵接战，大获全胜，俘获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①，禅于姑衍，登临翰海②，执卤（虏）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约歼灭匈奴左方兵十之二三。此战，史称漠北战役。汉武帝以为这次战役中霍去病所部斩获甚多，厚加赏赐，增封去病爵邑五千八百户，并下诏予以表彰。又封其部将路博德为邳离侯，卫山为义阳侯，复陆支为杜侯，伊即靬为众利侯（后二人为匈奴降将），李敢为关内侯。卫青因斩获不多，未蒙赏赐，其部将亦未有封侯者。又增设大司马一人，由霍去病充任，令其品秩俸禄与大将军相等。“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

　　壮年逝世，战功卓著元狩六年（公元前117 年），霍去病病逝，年方三十三岁。武帝非常哀悼，下葬之日，令由匈奴归降将士组成的属国军穿着黑甲送葬，自长安至茂陵（在长安以西，今陕西兴平县东），络绎不绝。为他建造了一座巍峨的坟墓，以纪念他在抗击匈奴战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谥号景桓侯。

　　去病死后，由其子霍嬗袭冠军侯爵位。嬗后来随从武帝到泰山封禅时夭亡。去病有两孙霍云、霍山。昭帝时，云官居中郎将之职，山为奉车都尉。霍光临终，愿将国邑三千户分封霍山，汉宣帝乃封山为乐平侯；不久，又封霍云为冠阳侯。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 年），霍云、霍山与霍光之子霍禹皆以谋反被处死，自霍去病、霍光以来显赫一时的霍氏家族终遭灭族之祸。霍去病在抗击匈奴战争中，战功卓著。“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皆以将军（按：另两出为校尉，从卫青出征），斩首虏十一万余级；浑邪王以众降数万，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其歼敌之众，辟地之广，在同时诸将中可谓首屈一指。武帝封他为冠军侯，就是表彰其勇冠三军之意。他“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作战之先，“所将常选”，“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骠骑”。这说明去病所部，是得到特殊照顾优先挑选的。临战时，他身先士卒，“常与壮骑先其大军”，“亦敢深入”。武帝常欲教之孙武兵法。他答道：“顾方略如何耳！不至学古兵法。”说明他很注意在实战中运用战略战术。武帝为他修建了宅第。但是，由于他少年得志，生活优越，养成骄奢的习气，身为大将，却对部下将士漠不关心，不了解他们的疾苦。据史籍记载，他奉命出征时，武帝常调拨给他数十辆车的食物作为犒劳，但他却留着自己使用，宁肯腐烂掉，也不分给将士，“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有时，他远征塞外，粮食供应困难，士卒愁苦，他却在踢球作乐，不去抚慰。其恃贵而骄，不恤士卒，“事多类此”。《史记》、《汉书》以此来说明他的特殊作风。对于一个统率大军的将帅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点。

　　① 狼居胥山，当在今蒙古乌兰巴托以东。

　　② 翰海，即今西伯利亚之贝加尔湖。

　　第三节李广年少从戎，屡任边将李广（？—前119），西汉陇西郡成纪县（今甘肃通渭县东）人，秦始皇时大将李信之后。他的先世原居长安附近之槐里，后来迁徙成纪，世代为将，以善骑射著名当世。他和卫青、霍去病同是西汉的名将。

　　李广“结发从戎”，从少年时代起就参加了抗击匈奴侵扰势力的战争。

　　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 年），匈奴老上单于率领骑兵十四万人大举南侵，攻朝那、萧关（朝那县属安定郡，今宁夏固原县东；萧关在朝那县境），前锋直抵离长安不远的雍县、甘泉（甘泉宫）。文帝命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内史栾布为将军，击匈奴。李广以良家于弟从军。他善于骑射，奋勇杀敌，擢升为中郎，不久，升迁为武骑常侍，常随从文帝射猎。文帝见李广格杀猛兽，勇力过人，深为叹赏，对他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当高皇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景帝即位之初，李广任北地郡都尉，不久，调回京师，任骑郎将。吴楚七国之乱时，广任骁骑都尉，随太尉周亚夫与叛军激战昌邑（今山东巨野县南）城下，夺得敌军军旗，威名大震，由此知名当世，梁孝王刘武以将军印赐之。战后论功行赏，朝廷以广身为汉将，不应接受藩王官印，故未加赏赐，徙为上谷郡（在今河北北部）太守。典属国公孙昆邪谏景帝说：“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于是，乃徙广为离京师不远的上郡（今陕北一带）太守。不久，又转任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各边郡太守，“皆以力战为名”。景帝末年，李广又任上郡太守。景帝派中贵人（宫内贵官）到上郡视察李广所部的作战演习。中贵人率领骑兵数十人先行，忽遇三个匈奴人，双方交战，中贵人被射伤，随从骑兵亦多被射杀，中贵人逃回李广营中告知其事。李广认为这是三个射雕的匈奴人，乃率领骑兵一百人前去追赶，射死二人，生擒一人。正返回时，忽然望见前方有匈奴骑兵数千人挡住去路。李广的部下以敌我势力相差悬殊，惊恐异常，慌忙上马，欲疾驰回营。李广说：“我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之，必不敢击我。”因令兵士继续前进，进至距匈奴军营二里之处，“下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见之，以为诱兵之计，恐中埋伏，果然不敢出击，夜半解围而去。

　　号为“汉飞将军”

　　武帝即位后，“以为广名将也”，从上郡太守调入为掌管宫门屯兵的卫尉。元光二年（公元前133 年），武帝采纳王恢之计，引诱匈奴单于入塞，然后伏兵袭击之。李广奉命为骁骑将军，与护军将军韩安国等率兵十余万埋伏马邑（今山西朔县）山谷中，后来单于发觉中计，急忙出塞，广等无功而还。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 年），匈奴侵扰上谷，杀掠吏民，武帝遣车骑将军卫青、骑将军公孙敖、轻车将军公孙贺、骁骑将军李广各率骑兵万人反击匈奴。李广奉命率领所部从雁门出击，遭遇匈奴大军。在众寡悬殊情况下，① 本节主要取材于《史记·李将军列传》和《汉书·李广传》。

　　兵败被虏。匈奴单于知道李广贤能，命令把李广押去见他。匈奴士兵因李广受伤，在两马之间套上绳索，令其卧在绳索上。走了十余里，李广装着伤重昏厥过去，察觉道旁有一骑骏马的匈奴小儿，趁其不防，腾身上马，推儿下地，取其弓箭，鞭马疾驰，南行数十里，遇见所部残军，率之入塞。匈奴遣数百骑追之，被李广射杀殆尽。回到长安，朝廷以广兵败被虏，士卒伤亡大半，论罪当斩，赎为庶人。广罢职居家时，常到蓝田（今属陕西）南山射猎，夜半归家，行经霸陵（在长安东郊，今西安市东），霸陵县尉责以不当夜行，把他拘留于霸陵亭下，广恨之。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 年），匈奴侵扰辽西郡，杀辽西太守，击败韩安国所部汉军，于是，武帝起用李广为北平郡太守。临行，请调霸陵尉同去，“至军而斩之”，上书谢罪。武帝下诏表示不加追究，并勉其率军御寇，以安边陲。广守右北平数年，匈奴畏之，不敢寇边，号之为“汉飞将军”。不久，郎中令石建病死，武帝召李广回朝，命其为郎中令。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 年），大将军卫青从定襄出击匈奴。武帝以李广为后将军，与左将军公孙贺、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中将军公孙敖、强弩将军李沮等随同大将军出征，“诸将多以军功封侯”，而李广无功，不得封侯。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 年），汉军大举击匈奴。骠骑将军霍去病、合骑侯公孙敖从陇西出击，郎中令李广、博望侯张骞从右北平出击，结果，西线大获全胜而东线失利。东线兵力比较单薄，由李广率四千骑为前锋，张骞率万余骑随其后。广军行数百里，匈奴左贤王率四万骑围广，广所部兵士以敌我相差悬殊，非常惊恐。为稳定军心，李广命其子李敢率数十骑驰往敌营附近观察动静。李敢回报说：“胡虏易与耳。”于是，军心乃安，从容不迫地摆出环形阵势，准备迎击来犯之敌。不久，匈奴发动猛攻，矢下如雨，汉军伤亡过半，弓矢也快用完了。李广乃令将士矢无虚发。他连发数弩射死匈奴裨将数人，匈奴军队暂时向后退却。到了晚间，将士畏惧匈奴军队乘夜偷袭，惶恐不安，“而广意气自如”，“军中服其勇”。次日，正当与匈奴力战之际，张骞所率大军前来接应，匈奴军乃解围而去。在这次战役中，张骞以行军后期当斩，赎为庶人。李广虽然以少敌多，但按照汉法，以李广所部伤亡大致与杀伤敌军相当，功过相抵，未能得到赏赐。

　　“数奇”而遭不公平“待遇”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武帝命卫青、霍去病分别率领大军北伐匈奴。李广多次要求参战，武帝以为他年老，弗许，考虑良久，才命其为前将军，隶属大将军卫青。卫青侦知单于所在之地，自率精兵前往，准备与单于统率的大军接战，而令李广与赵食其所部并为一军，从东道出击。东道不仅绕道，路程较远；而且所经地区水草缺少，行军困难。李广对卫青说：“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乃今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卫青因暗中受到武帝告诫，以为“李广数奇（命运乖舛），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同时，卫青好友公孙敖因不久前战败失去侯位，亦愿让他共击匈奴单于，给予立功的机会，因而不用李广为前锋，徙其出东道。广知之，深感不平，向卫青固辞前往东道，卫青不允，李广含怒，不告而别，不得已仍与赵食其俱出东道。由于没有找到向导，迷失道路，未能度过漠北，与匈奴接战。卫青率大军与单于接战后南返，乃与李、赵两将军会合，因遣长史责问其失道情况，并令到大将军幕府对簿。李广对其部下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徙广部，行回远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矣。”乃以佩刀自刭而死。他的死，引起了兵士们和百姓们的深切哀悼。李广出身行伍，以战功位至二千石，两为九卿（卫尉、郎中令），七任边郡太守，历仕文、景、武三朝，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以善骑射、有勇略、能力战著名当世。特别是他的廉洁奉公、与士卒共甘苦这种为国忘身的优良作风和爱国精神，更是难能可贵，感人至深。史称：李广为人廉洁，“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卒共之。家无余财，终不言生产事。..将兵，乏绝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所以他死时，“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素相识与不相识），无老壮皆为垂涕”。

　　司马迁叹道：“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这是对李广质朴诚信作风无限的怀念，也是对他遭受不公平待遇以至自到深切的同情。后人所谓“李广无功缘数奇”①，实在是莫大的误会，远不如司马迁了解李广及其遭遇之深。

　　汉武帝拘泥于汉法，对李广赏赐过薄，不予封侯，位不过九卿。李广曾发过牢骚：“自汉击匈奴，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妄校尉以下，材能不及中，以军功取侯者数十人。广不为后人，然终无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弦外之音，他本人不负于世，而武帝却亏待了他。武帝妄称李广“数奇”，而偏爱卫青、霍去病，显然是不公平的。

　　李广死后，其子李敢、其孙李陵皆以勇略而参与对匈奴的战争。李敢在漠北战役中，随从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匈奴左贤王力战，夺得左贤王军旗，以功封关内侯，代其父李广为郎中令。敢怨大将军卫青刁难其父，令其饮恨而死，乃击伤之。骠骑将军霍去病怨敢击伤其舅卫青而射杀之。李陵于天汉二年（公元前99 年），深入匈奴境内作战，因寡不敌众，又被切断粮道，遂投降匈奴。这是李氏的悲剧。

　　① 王维：《老将行》。

　　第十七章张骞苏武张骞通西域，苏武使匈奴，均以对外特殊表现为汉名臣。

　　第一节张骞通西域匈奴、大月氏和西域诸国张骞（？—前114），西汉汉中郡城固县（今陕西成固县东）人。武帝建元年间，骞为郎官。当时汉武帝正准备反击匈奴，从匈奴降人口中得知西域有大月氏国，与匈奴为敌。大月氏与乌孙原居河西地区的敦煌、祁连间。后来匈奴攻破大月氏，杀大月氏王，以其头为盛酒的饮器，月氏人被迫西迁，迁徙到西域的伊犁河流域（今新疆西北部）。匈奴又指使乌孙远攻大月氏，大月氏又被迫西迁，迁徙到妫水（今中亚阿姆河）流域，因而与匈奴积怨甚深；但却无人援助，与之共击匈奴。汉武帝听说这个消息，为了截断匈奴的右臂（西域在匈奴之右），必须联络西域诸国，特别是联络大月氏，利用它同匈奴之间的矛盾，与之夹击匈奴。建元三年（公元前138 年），武帝下令招募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的使臣，张骞便以郎官的身份应募出使西域。汉代的西域，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西域，泛指今玉门关、阳关（皆在今甘肃西北部）以西，经过天山南北，越过葱岭，直至中亚、南亚、西亚、欧洲、非洲的广大地区。狭义的西域，主要是指我国新疆天山南北、葱岭以东、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地方。这一地区，小国林立，号称三十六国，后来又分为五十余国，是从汉朝通向葱岭以西诸国的交通孔道。当时通往岭西诸国的道路有南北二道：南道诸国有鄯善、婼羌、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拘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等国，皆在今昆仑山以北、塔里木河以南，由莎车（今新疆莎车）向西越过葱岭，通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安息（今伊朗）诸国，由此向南，可通身毒（今印度半岛）。北道诸国有疏勒、尉头、温宿、姑墨、龟兹、乌垒、渠犛、焉耆、尉犁、危须、山国等国，皆在今天山以南、塔里木河以北，由疏勒（今新疆喀什）西越葱岭，通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一带）、康居（今中亚阿姆以东、巴尔喀什湖以西之地）、奄蔡（约在今咸海、里海一带）诸国。南北道诸国，皆在今新疆天山南路，居民大多数从事农业，也有畜牧业。天山以北，有姑师（后分为车师前国、后国），且弥东、西国，卑陆前、后国，蒲类前、后国等国。这些地方的居民大多过着游牧生活，姑师一带农业比较发达。西域三十六国人口稀少，最大的龟兹，有八万多居民，最少的只有数百人，除王以外，还设有辅国侯、左右将、骑君、都尉、译长等官职。在张骞通西域前，西域三十六国受匈奴的役属，由匈奴西边的日逐王派遣僮仆都尉进行统治，经常率领数千骑兵巡逻各地，并征收繁重的赋税。

　　在西域三十六国以北，今天山北路的伊犁河流域有乌孙族。乌孙人原居河西地区，后来乌孙人在匈奴指使下远攻已迁至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大月氏又被迫西迁，乌孙人就在伊犁河流域定居下来。乌孙有人口六十余万，骑兵十八万多人，过着游牧生活，国王号称昆弥，下设相、大禄、左右大将、侯、大将、都尉、大夫、大吏、舍中大夫、骑君等官吏治理政事。乌孙原来役属于匈奴，后来逐渐强大起来，反抗匈奴的控制；同时，天山南北三十六国不堪匈奴繁重的赋税，也渴望脱离匈奴的羁绊。

　　张骞出使西域① 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张骞传》。

　　正在西域各国与匈奴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时候，张骞来到了西域。建元三年，张骞应募出使之后，偕同堂邑氏家的家奴甘父以及随从百余人一起从长安出发，取道陇西郡进入匈奴境内，被匈奴捕获，送到单于驻跸的地方。单于下令把张骞扣留起来。经过十余年之久，张骞已在匈奴娶妻生子；但他仍然手持汉节，不忘记他的使命。甘父原本是匈奴人，善于骑射，穷困时，依靠他射猎鸟兽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后来他们设法逃出匈奴，向西走了几十天，经过姑师（今新疆土鲁番一带）、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等地，越过葱岭，到达大宛。大宛王早已听说汉朝的富强，渴望同汉朝通使往来，见张骞到来，非常欢迎；并问他们的去向。张骞说明自己是出使月氏的汉朝使臣，经过匈奴被拘留了十余年，现在逃出匈奴来到大宛，请求派人送到月氏，将来返回汉朝，定当厚报。大宛王深以为然，派遣向导和翻译把张骞送到康居，又由康居送到大月氏。张骞劝说大月氏东归河西地区，与汉夹击匈奴。那时，大月氏打败大夏，占领了肥沃的妫河流域，“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不愿东归。张骞居住大月氏很久，始终得不着要领，只好动身返回长安，从大月氏经南道的莎车、于阗（今新疆和田）等地东归。行经匈奴时，又被俘获，拘留了一年多，适逢单于死后匈奴发生内乱，才又同堂邑父（甘父）携带在匈奴的妻子逃出匈奴，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 年）回到长安。从出使到返回前后达十三年之久，初行时百余人，生还的仅他和堂邑父而已。汉武帝深为嘉奖，拜骞为太中大夫，封堂邑父为奉使君。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却同西域各国开始建立联系，知道了许多有关西域地区的山川、地形、物产、人口、风俗等情况，回到长安后报告汉武帝，增进了汉朝对西域情况的了解。

　　经营南线的建议张骞在出使西域路经大夏时，曾经见到了蜀郡出产的蜀布和竹杖。据大夏商人说，是在大夏东南数千里外的身毒买来的。大夏位于汉的西南，身毒又在大夏东南，想必离蜀郡不远。从汉地经过匈奴或羌地到西域去，道远而又艰险，又可能被匈奴捕获，莫如从蜀地经过“西南夷”地区，穿过身毒到西域去，路程既近，又无被匈奴截获的危险。他向武帝陈说通西域之利，以为：葱岭以西的大夏、安息诸国都是大国，出产奇珍异物，当地的风俗习惯与中国大同小异，但其兵力较弱；大宛以北的大月氏、康居等国虽然兵力较强，也都“贵汉财物”，如能赠以财物，令其入朝，这样，不用动用兵力，就可使其归服，“则广地万里，重九泽，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武帝听后，“欣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蜀郡、犍为郡（今四川南部、贵州北部一带）派遣使者，从冉駹（今四川西北部茂汶一带）、筰都（今四川西部汉源一带）、邛都（今四川西昌一带）、僰道（今四川宜宾附近）四条路线出发，各行一二千里，结果没有找到通身毒之路；后来又听说西南有滇越（今云南昆明一带）可通身毒，乃派使者至滇。武帝原来就有意“通西南夷”，以费用颇大，宣告中止。这时听张骞说可从西南通西域的建议后，又重新继续经营西南。后来虽然始终未能找到从西南通西域的道路，但却起了加强经营西南地区的作用，在那里设置了许多郡县。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 年），武帝以张骞曾经留居匈奴十余年，熟悉当地情况，令其为校尉随从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由于张骞熟悉地形，了解沙漠地区的水草地，使得汉军饮水“不乏”。大军凯旋之后，论功行赏，封张骞为博望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 年），以张骞为卫尉，令其与李广从右北平（今河北东北部、辽宁西北部一带）击匈奴。李广率四千余骑为先锋，张骞率万余骑殿后。由于张骞所部行军迟缓，未能按预定日期到达，以致李广所部被匈奴大军包围，伤亡较重。张骞以后期贻误戎机论罪当斩，允其赎罪，免官为民。这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大破匈奴，浑邪王降汉，河西地区归属汉朝，于是，汉与西域之间的交通遂畅通无阻。

　　第二次通西域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张骞又向武帝提出再次出使西域联络乌孙东归河西地区共击匈奴的建议，说：乌孙原处于祁连山、敦煌之间，乌孙王昆莫本来臣属于匈奴，后来兵力稍强，不肯复朝事匈奴，双方发生摩擦，乌孙远徙。如今匈奴单于困于汉，而河西地区空无人，蛮夷俗尚故地，又贪财物。如果现在厚币赂乌孙，招以东居其故地，与汉结为兄弟，就可以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

　　武帝采纳了张骞的建议，任命他为中郎将，率领随从三百人，每人给马二匹；并携带牛羊万头和价值数千万的金帛；另有持节副使多人，如道路方便，即派遣其到其他诸国通好。

　　张骞这次出使西域没有受到匈奴阻拦，顺利地到达了乌孙。到了乌孙后，张骞说明来意。乌孙自以距匈奴近，大臣皆畏匈奴；距汉远，又未知其大小，不愿东归。张骞留乌孙久之，不得要领，因分遣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及其他诸国。元鼎二年（公元前115 年），张骞返回长安时，乌孙派使臣携带礼物随同前来，窥视汉朝情况，看到汉朝地广人众，国势富强，回报乌孙王，遂与汉朝和亲。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经过六年之久，虽未达到劝说乌孙东归的目的，却加强了汉朝同西域各国的联系。张骞回长安后，被拜为大行，掌管各族事务。过了一年多，于元鼎三年（公元前114 年）病卒。他死后一年多，所遣副使也分别回到长安，各国使臣也随同前来，纷纷与汉朝建立联系，“于是，西北诸国始通于汉矣”。促进中西的交流自从张骞通西域以后，汉朝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日趋密切，使节往来日益频繁。张骞虽已病逝，但是他的声名卓著，“诸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自张骞以通西域致身显贵，著名中外，“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听其言，..为备众遣之。..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益发使抵安息、奄蔡、犛靬（指罗马帝国之亚非部分）、条支（约在今伊拉克东南部）、身毒国”；“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辈），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返）”。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臣以及从西域到长安的使者络绎不绝。

　　张骞出使西域前后十九年之久，行程数万里，途中历尽艰辛；但他以坚忍不拔的勇气和毅力，克服了重重的困难，终于完成了出使的任务。从此以后，西域天山南北各国相继归汉，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亦由此开辟，这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苏武奉使匈奴苏武（？—前60），字子卿，西汉杜陵县（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他的父亲苏建在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 年）以校尉随从大将军卫青征匈奴有功，封平陵侯，曾率领兵士十余万人筑朔方城（在今内蒙乌拉特前旗南），后来升任卫尉之职。元朔五年（公元前124 年），苏建以卫尉为游击将军随从卫青出朔方郡（今内蒙河套以南地区）击匈奴，斩获颇多。第二年，大将军卫青率六将军从定襄郡（今内蒙河套以东地区）出击，苏建任右将军，会同前将军赵信率三千余骑北上，与匈奴单于所率数万大军遭遇，激战一昼夜，部下伤亡殆尽，赵信降匈奴，苏建脱身归，以失军罪论斩，允许缴纳赎金，免官为民。苏建晚年被起用为代郡太守，终于任所。苏建有三子，以次子苏武最为知名。

　　苏武少年时，因其父为九卿，按照汉朝任子制的规定，他与他的兄弟们同任郎官之职。不久，升任厩中厩监。

　　当时汉匈战争频繁，但双方仍通使往来不绝，观察对方情况。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匈奴先后留汉使路充国等十余人，不遣送回国；汉朝也是采取同样办法，所留匈奴使节大致与匈奴所留汉使数字相当。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 年），匈奴且鞮侯单于新立，畏惧汉朝兴兵北伐，“乃曰：‘汉天子，我丈人行也。’尽归汉使路充国等。”武帝以其态度恭顺，派苏武为中郎将，命其持节护送过去所留匈奴使者归国，并以礼物厚赠与单于，以为答谢。苏武与副使张胜（时为副中郎将）偕同随员常惠等以及卫士百余人来到匈奴，完成使命。

　　杖节不亏单于准备派人护送苏武等回国，忽然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事情。原来在太初二年（公元前103 年），汉浚稽将军、浞野侯赵破奴兵败被俘，同时被俘的还有汉官虞常和匈奴降将缑王（河西战役中随同浑邪王降汉）等。苏武等到匈奴后，缑王与虞常合谋正准备劫持单于之母阏氏归汉。虞常在汉时与张胜相知，乃以其密谋告知张胜，张胜表示支持。后来密谋泄漏，缑王等被杀，虞常被擒，供出张胜参预密谋。单于怒，欲尽杀汉使，后来听从臣下意见，命降臣卫律胁迫苏武等投降。苏武觉得屈节辱命，无颜归汉，乃引佩刀自刺。卫律大惊，急忙抱持已受重伤的苏武，召来医生治疗，“凿地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苏武复苏后，常惠等把他抬回营中，“单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候问”。

　　苏武痊愈后，单于又派卫律前去劝降。卫律当苏武、张胜之面将虞常斩首，然后举剑击张胜，张胜请降；又举剑欲击苏武，“武不动”。卫律以威胁无效，又以利诱。他对苏武说：“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苏武痛斥卫律说：“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叛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汝为见。”卫律知苏武终不肯降，乃报告单于。单① 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苏武传》。

　　于更想要他投降，将他幽禁在装粮食的空窖中，不给饮食，想迫使他投降，适逢天降雨雪，苏武饥则吞毡，渴则饮雪，数日不死。匈奴人叹为神奇，乃把他迁徙到北海（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上，使其牧羝羊（公羊），告诉他说：等候羝羊产乳才放他回去。苏武到北海后，无人送食，以挖掘野鼠所藏的草实作为食物，经常手持汉节牧羊；过了几年，节上旄毛脱落殆尽。

　　苏武在汉时，与李陵同为侍中，平素交情颇深。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即天汉二年（公元前99 年），李陵兵败，投降匈奴。他深知苏武为人，不敢见苏武。后来单于派了李陵前去北海劝降。李陵到了海上，置酒设乐，与苏武欢饮数日，乘间劝苏武说：“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故使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终不得归汉，空自苦无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又说，你的兄弟，听说皆坐事自杀；我来时太夫人（指苏武母）已不幸；你的妻子已改嫁了；还有你的两个妹妹、两女一男，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李陵劝说数日，苏武始终没有动摇。他告诉李陵，如欲逼降，愿“效死于前”。李陵见其至诚，深深叹息：“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沾衿，告别苏武而去。

　　完节归汉昭帝即位后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朝因遣使寻求苏武、常惠等，匈奴诈称苏武已死。后来汉使再次来到匈奴，常惠说通看守他的人，夜间往见汉使，告以苏武未死；并教使者对匈奴单于这样说：汉天子在上林苑打猎，获得一只雁，雁足上系有帛书，书上写明苏武现在某地大泽中。使者见到单于后，按照常惠所教的那一番话，责备单于不诚实。单于大为吃惊，只得承认“武等实在”。随即召见苏武及其部属常惠等人，允其归汉。除去投降匈奴和已经死去者外，随同苏武回国的仅有常惠等九人。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 年），苏武一行到达阔别多年的长安。昭帝下诏令武等拜谒武帝陵园，任命武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随武出使的常惠、徐圣、赵终根等三人，皆拜为中郎，赐帛各二百匹；其余六人告老还乡，赐每人钱十万，终身免除赋役。“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西汉一代奉使不辱使命者，以苏武、张骞为最著。

　　苏武归国的第二年，即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 年），左将军上官桀、骠骑将军上官安父子、御史大夫桑弘羊与昭帝兄燕王旦、昭帝姊鄂邑长公主等阴谋发动政变，废昭帝，黜霍光，立燕王为帝。政变失败后，苏武之子苏元因参预上官安密谋被处死；同时，武又与上官桀、桑弘羊友善；燕王旦又曾上书为苏武回国赏赐太薄鸣过不平，廷尉奏请逮捕苏武，霍光以武有重名，且未参预政变，不加追究，仅罢免他的官职而已。昭帝死后，“武以故二千石计谋立宣帝，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卫将军张安世荐其“明习故事，奉使不辱命”，宣帝起用他为典属国，“甚优宠之”。朝廷大臣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平恩侯许广汉等“皆敬重武”。宣帝悯武年老，其子苏元前被处死，无人侍奉，询问苏武在匈奴时有无子女。苏武报告，在匈奴时曾与当地妇人通婚，生子名通国，因奏请宣帝准其用金帛赎回，随从汉使归国，立为后嗣。宣帝许之。后来通国随汉使回长安，任为郎官。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 年），苏武病故，终年八十余岁。

　　名垂青史苏武为人廉洁，所得赏赐皆施与亲友中贫困的人，死后，“家不余财”。宣帝甘露年间，“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苏武归汉时，李陵为之饯别，曾说：“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后来事实证明：这一番话确非虚誉之辞。直到唐朝，各地尚有苏武庙，受到后人的瞻仰凭吊。如唐末著名诗人温庭筠《苏武庙》诗云：“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庙两茫然。云边雁断胡边月，陇上羊归塞草烟。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这首诗表达了后人对他高风亮节的无限崇敬；同时对于汉朝赏功太薄也不无遗憾。

　　第十八章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桑弘羊是武帝时期的理财名臣。孔仅、东郭咸阳在武帝时期的盐铁经营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① 本章主要取材于《史记·平准书》及《汉书·武帝纪》、《食货志》等，还参考了《盐铁论》。第一节桑弘羊的时代背景及其政治经济思想桑弘羊的时代背景桑弘羊（前152—前80），西汉洛阳（在今洛阳东北）人。

　　汉武帝时，由于大事兴作，巨款开支，弄得“财赂衰耗而不赡”，不仅使汉初七十年间的积蓄为之一空，“府库并虚”，而且广大农民由于繁重的赋税徭役和豪强、豪商的盘剥，日趋穷困，加上连年天灾，纷纷破产流亡。这种民穷财尽的困难局面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仅使垂成的功业隳于一旦，还有可能使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危及西汉封建统治。

　　此时，豪商大贾们却“乘上之急，所卖必倍”，“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甚至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利用汉初以来“开山泽之禁”的政策，操纵冶铁、煮盐、铸钱等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生产部门，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皇朝构成严重的威胁。

　　面对此严峻的情势，汉武帝决心进行财政经济改革，从元狩三年（公元前120 年）起，开始重用“兴利之臣”，选用善于理财的人，任命他们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其中最受信任的是桑弘羊。

　　桑弘羊出身于洛阳商人。洛阳处于汉朝中心地区，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已发展为著名的工商业城市。桑弘羊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又受家庭经商的影响，所以从幼年时代就开始接触工商业业务，学到工商业知识，据说他能“以心计”，而不用筹码（当时一般商人用竹制成的筹码进行运算）进行运算。武帝刚即位的那一年（公元前141 年），他被召入宫廷任侍中之职，那时，他才十三岁。侍中地位亲近，“得入禁中”，经常接近天子，参预议论朝政。其中有不少人如卫青、霍光，得到皇帝赏识，升迁至高位。担任此职的，多系显官、贵戚以及当时著名的文学之士。桑弘羊以商人子弟得膺此职，而历仕达二十余年之久，说明汉武帝对他特别重视。

　　桑弘羊的政治经济思想桑弘羊是具有法家思想的理财家。他强调厉行法治的重要性，主张设法奸禁。他以为：“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惧），法设而奸禁。网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①所以必须严刑峻法。“执法者，国之辔衔；刑罚者，国之维楫也。”②他认为汉武帝任用酷吏杜周、王温舒等以严刑峻法为治，是必要的。他说：“杜大夫（杜周）、王中尉（王温舒）之等，绳之以法，断之以刑，然后寇止奸禁。”③他对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推崇备至，说：“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④① 《盐铁论·刑德》。

　　② 《盐铁论·刑德》。

　　③ 《盐铁论·大论》。

　　④ 《盐铁论·非鞅》。

　　桑弘羊虽然推崇法治，但也常称引儒书，饰以儒术。他认为“仁”与“刑”并非对立，而是交互为用，“春夏生长，利以行仁，秋冬杀藏，利以施刑”⑤。他用四时的代谢说明“仁”“刑”二者之间相互为用的关系，颇有汉武帝杂霸王之道的气味。

　　桑弘羊还具有兴功利的思想。商鞅主张教耕战，实行重本（农）抑末（商）的政策。商鞅变法中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⑥桑弘羊则肯定商业活动，对于春秋战国以来以经商致富的子贡、陶朱公、白圭、猗顿都是非常赞扬的⑦，特别是他对法家先驱人物管仲重视发展工商业更是颂扬备至。他说：“《管子》云：‘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⑧又说：“《管子》曰：‘..无末利则本业何出？’”①桑弘羊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必须本末并重，“农商工师，各得所欲。..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②他还认为：城市的繁荣与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经营工商业是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并列举当时齐之临淄、赵之邯郸、楚之宛等“富冠海内”的名都，以说明之③。桑弘羊这种重视工商业发展的主张，就是他所说的“开本末之途”中的“开末”。

　　但是，桑弘羊所要开的末，并非豪商大贾所经营的工商业，而是指在封建国家控制下的工商业。他认为，封建国家必须干预经济事务，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商业部门必须由封建国家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对于阻挠封建国家干预经济事务的豪商大贾必须予以打击。他斥责豪商大贾为“不轨之民”，“困挠公利，而欲擅山海”。

　　第二节桑弘羊的理财活动桑弘羊正式主持财政经济改革是从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 年）开始的。这年，武帝采纳大农令郑当时的建议，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三人中，桑弘羊最受信任。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 年），桑弘羊出任大农中丞。元鼎六年（公元前111 年），武帝任命桑弘羊为治粟都尉④“领大农”，代行大农令事，“尽管天下盐铁”。从此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完全由桑弘羊负责主持。

　　桑弘羊与孔仅、东郭咸阳先后在财政经济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

　　算缗、告缗在御史大夫张汤的建议下和桑弘羊等的具体筹划下，西汉朝廷于元狩四⑤ 《盐铁论·论灾》。

　　⑥ 《史记·商君列传》。

　　⑦ 《盐铁论·贫富》。

　　⑧ 《盐铁论·本议》。

　　① 《盐铁论·通有》。

　　② 《盐铁论·本议》。

　　③ 《盐铁论·通有》。

　　④ 治粟都尉：当为搜粟都尉，为大农令下属官。

　　年（公元前119 年）颁布了算缗告缗令。所谓算缗，就是向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所谓告缗，就是向朝廷揭发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隐产漏税的违法行为。这既是为解决财政困难的燃眉之急，也有打击豪商的用意。“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于是，张汤“承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①。这时，桑弘羊正“以计算用事侍中”，算缗、告缗这项政策与其不无关系。算缗、告缗令的内容，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诸贾人末作（工商业主）、贳贷（高利贷者）、买居邑稽诸物（囤积居奇者）及商以取利者（一般商人），虽无市籍（不论有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每家估计财产多少呈报政府），率缗（“丝也，以贯钱”）钱二千而一算（二千钱抽税一算，一算一百二十钱），诸作有租及铸（一般小工业者），率缗钱四千一算（四千钱抽税一百二十钱）；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除了官吏和乡官三老以及北边骑士外），轺者以一算（一般人有轺车者每辆抽税一百二十钱），商贾人轺车二算（商人加倍，每辆轺车抽税二百四十钱），船五丈以上一算（五丈以上船只，每只抽税一百二十钱）；匿不自占（隐瞒不报），占不悉（呈报不实），戍边一岁（罚戍边一年），没入缗钱（没收财产），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赏给揭发者以没收财产之半）；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土地）以便民，敢犯令，没入田僮（违令者，没收其田宅奴婢）。”由上可见，算缗、告缗的主要矛头是指向拥有大量资财、广占田宅奴婢的豪商大贾，这就是张汤所说的“锄豪强并兼之家”。

　　算缗令颁布之后，豪商大贾们强烈反对，“富豪皆争匿财”，对这项政令采取了抵制态度；只有以经营牧羊业起家的洛阳人卜式“愿输家之半”献与政府作充实边防之用。武帝以卜式为表现好的榜样，加以表扬和奖励，“以风百姓（商贾）”，然而“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能分财助县官”。武帝乃采用告缗手段。元狩六年（公元前117 年），武帝派遣杨可主持告缗事；元鼎三年（公元前114 年），重申告缗令。这时，任大农中丞的桑弘羊想是卖了力的。在告缗令贯彻实行之后，“中家（中等以上商人）大抵皆遇告”，由当时以严酷著称的御史中丞杜周负责审理全国告缗案件。凡是遇告的人很少有得到平反的。实行算缗、告缗的结果：“得民财产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豪商大贾受到沉重的打击，而西汉朝廷由此获得了一笔巨款收入。

　　盐铁官营汉初以来“开山海之禁”，听任盐铁私营，豪商大贾和诸侯王纷纷冶铁煮盐，积蓄雄厚的经济力量，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对于西汉皇朝都是十分不利的。元狩三年（公元前120 年），御史大夫张汤秉承武帝旨意，提出了“笼天下盐铁”的建议。武帝当即采纳，任用熟悉盐铁业务的孔仅、东郭咸阳为大农丞，主管全国盐铁事务。元狩六年（公元前117 年），孔仅、东郭咸阳提出了实行盐铁官营的具体方案，规定：食盐的生产“募民自给费，因官器① 《史记·酷吏·张汤列传》。

　　作煮盐，官与牢盆（煮盐工具）”。这就是说，招募盐户煮盐，费用自理，由官府供给煮盐用盆；煮成后，由官府按所值给价。至于铁器的生产，则规定在产铁地区设立铁官，就地冶铸；不产铁的郡国设立小铁官，利用收集废铁冶铸。食盐和铁器一律由官府统一销售，禁止私卖私铸，规定：“敢私铸铁器、煮盐者，■左趾（用六斤重的铁镣锁在左脚上代替刖刑），没入其器物（没收私营者的生产用具和生产品）。”方案制定后，孔仅、东郭咸阳在实施过程中以权谋私利而被罢官。于是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年），桑弘羊被任为搜粟都尉代领大农令事，直接管理盐铁。

　　桑弘羊到任后，立即派人到各郡国进行整理，清除积弊，并扩大盐铁官营的建置，在全国各地盐铁产区设立盐官三十五处、铁官四十八处。经过整顿，盐铁的产量和销售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这是当时经济改革中的一项最重要的成果。

　　天汉三年（公元前98 年），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实行“酒榷”即酒类专卖。其法类似盐铁官营，由私家作坊酿造，由官府统一销售。实行之后，也起了开辟财源、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

　　改革币制汉初以来，听任郡国自由铸钱，私铸之风盛行。其结果，造成币制紊乱，铜钱大小轻重不一，劣币充斥市场。到了武帝时代，铜钱越来越轻、物价越来越贵的现象日趋严重。同时一些诸侯王和豪商大贾、豪强地主乘机利用财势操纵铸币大权，积蓄经济力量。文帝时，著名政论家贾谊曾建议禁止私铸，未蒙采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在张汤的建议下和桑弘羊等的筹划下，为了“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西汉朝廷开始改革币制，发行新币。所发行的新币，一种是用白鹿皮制成的皮币，价值四十万钱，规定诸侯王觐见天子时必须用它作为献礼，实际上是强迫诸侯王捐献；另一种用银和锡的合金铸成的白金币，大者值三千钱，中者值五百钱，小者值二百钱；还新铸三铢钱，以代替过去的半两钱。规定：凡是私铸金钱者都处以死刑。但是，由于白金币比值太高，私铸者甚多；三铢钱虽发行，而旧钱未收回，币制仍然很紊乱。后来又废白金，改铸赤仄钱。不久又因赤仄钱轻而贱，人民不愿使用，宣布作废。虽有禁铸规定，由于盗铸犯法的人多达数十万人，诛不胜诛，也无法实行。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 年），武帝采纳桑弘羊建议，采取废除一切旧钱，由国家统一铸造货币，彻底进行整顿：“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①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这种新铸的钱，称为三官钱，亦称上林钱，后世称为五铢钱。五铢钱的重量与实际重量相等，规格相同，质量较好，成本较高，使私铸者无利可图，从而杜绝了汉初以来民间私铸金钱的流弊，结束了汉初以来币制紊乱的状况。从此以后，全国货币统由政府铸造，币制归于统一。

　　均输、平准① 上林三官，系掌管上林苑的钟官、辨铜、均输三官，属水衡都尉。

　　为了制止豪商大贾们利用贱买贵卖、囤积居奇来操纵物价，牟取暴利，并借此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桑弘羊主管全国财政的时期，武帝采纳他的建议，实行了均输和平准。均输的设置，始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 年）桑弘羊任大农中丞时，先在一些地区试行。由于行之有效，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在中枢设立均输令，属于大农令，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负责管理均输事宜。所谓均输，就是调剂物资运输。据《史记·平准书·集解》：均输，“谓诸当所输于官者，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既便，而官有利。”这就是说，令各郡国把应当缴纳的贡赋都按照当地市价，缴纳当地出产的土特产，由各地均输官组织运输工具（其中一部分是由政府工官所制的运输工具），根据物资供需情况，或是运往京师，或是运往缺乏该项物资的地区出售。过去各地缴纳贡赋都是自备车辆或是雇商人的车辆运往京师，往往运费高于所运物资的价格；而且由于各种物资都集中京师，供过于求，而有的地方缺乏该项物资，却是供不应求，商人乘机牟取暴利。设置均输以后，既减少了人民远道贡赋的负担，以免商人从中渔利；又可使朝廷得以控制运输和贸易，从而增加了财政收入。后来又令远方各郡县“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作为贡赋，由官府就地出卖，既免运输之劳，又可调剂当地物价。

　　所谓平准，就是平抑物价。过去商人经常抬高物价，特别是元鼎二年开始试行均输以后，由于政府各部门以及各地均输官争购物资，富商大贾更是乘机抬高物价，引起物价暴涨，影响政府的财政和人民的生活。元封元年（前110 年），为了平抑物价，桑弘羊建议“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这就是说，在京师设立平抑物价的机构，它所需要的各类物资和车辆等器物，都由大农供应。由大农所属诸官把全国各地输纳的货物集中起来，作为资金，物价上涨时卖出，物价下跌时买入，使富商大贾无法牟取暴利，以稳定物价。

　　实行均输、平准的结果，不仅打击了富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活动，有利于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同时也开辟了财源，为西汉朝廷增加了巨额的财政收入。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实行均输、平准之后，朝廷仓库储存的粟帛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郡）余谷，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武帝赏赐桑弘羊黄金二百斤，赐爵左庶长。除此，还采取过“假民公田”和移民屯垦的政策。实行告缗之后，西汉朝廷以所没收的商贾田地假与关东地区受水旱之灾而四处流亡的流民从事耕种；还把朝廷掌握的一部分园池苑囿租与贫民，解决了一部分流民和贫民的耕地问题。还招募各地流民、贫民迁往西北沼边各郡，并令戍边的兵士进行屯田，一时之间，民屯、军屯布满边野，对开发边疆、巩固边防具有重要的意义。

　　理财活动的成效这次财经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首先是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困难，从而使正在进行中的对匈奴战争和对边疆的经营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如《汉书·食货志》所载：“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其次，通过各项财经改革，基本上解决了汉初以来豪商大贾和地方割据势力（诸侯王、豪强地主）“擅山海之利”、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积蓄反叛资财和造成币制紊乱的大患，既有利国计民生，又加强了皇权。第三，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和边疆屯田的政策，不仅是有益于当时的国计民生，而且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桑弘羊不但是汉武帝兴功立业的得力助手，同时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具有远大眼光的杰出的理财家。

　　只开源，未节流桑弘羊虽然是一位卓越的理财家，但是他只能为武帝开辟财源，而不能使其节约开支。对于国家财政来说，只能开源而未能节流，要取得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是不可能的。当时除了封建国家的庞大开支外，武帝本人的挥霍浪费也十分惊人。武帝多年来养成豪华奢侈的积习，大修宫室，迷信方士，巡游无度，浪费掉无数的钱财。仅以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年）那次巡游为例，“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武帝前后巡游二十余次，其挥霍浪费不可胜数。故武帝末年出现了比过去更为严重的财政危机，因而加重百姓的负担，终于激起农民起义，迫使武帝不得不转变政策，下轮台之诏，“陈既往之悔”，转而采取“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这种与民休息的政策。第三节盐铁会议与桑弘羊之死盐铁会议汉武帝对桑弘羊一直是信任的。天汉元年（公元前100 年），桑弘羊被任大司农（前一年大农令改称大司农）。天汉四年（公元前97 年），桑弘羊坐子弟犯法被贬为搜粟都尉，但武帝命他代行大司农事。后元二年（公元前87 年），武帝病逝。临终在遗诏中提升他为御史大夫，与新任命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c 、左将军上官桀“受遗诏辅少主”。

　　桑弘羊对武帝末年政策上的转变不理解，因而对于霍光奉行武帝末年与民休息的政策有抵触情绪。这种在政见上的分歧充分体现在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 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

　　盐铁会议是在谏大夫杜延年的建议下召开的。《汉书·杜周附延年传》记载：“（延年）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悦民竟，年岁宜应。’光纳其言，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皆自延年发之。”参加盐铁会议的，有代表朝廷的丞相田（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还有来自各郡国的贤良文学之士六十余人。会议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盐铁官营等各项财经政策、对匈奴的和战政策以及“德治”与“法治”上。

　　在为汉武帝前期政策的辩解中，桑弘羊据理力争，力陈盐铁官营之不可罢。他仍然主张继续征伐匈奴，继续采取以严刑峻法为治。而贤良文学们则提出应当“劳而息之”、省除严法的意见，同武帝晚年政策的转变相吻合，也是对霍光奉行这项政策的肯定。这次盐铁会议，既肯定了武帝前期的政策，也肯定了武帝后期的政策，为霍光继续奉行武帝末年政策制造了舆论，使反对霍光现行政策的桑弘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霍光借桑弘羊之口驳倒了贤良文学罢盐铁之议。会议之后，霍光只是宣布罢了酒榷，而盐铁官营则继续推行下去。

　　桑弘羊之死盐铁会议后的第二年，即元凤元年（公元前80 年），桑弘羊参与了以上官桀父子为首的谋反事件。

　　当初，昭帝年幼，由大将军霍光秉政，领尚书事，车骑将军金日c 、左将军上官桀为副。不久，辅政大臣之间逐渐失和，发生了争夺权力的矛盾。上官桀父子不愿屈居霍光之下，暗中策划夺取权力，欲取霍光而代之。

　　桑弘羊以功自傲，瞧不起霍光。又曾因为子弟求官被霍光拒绝而怨恨霍光。同时，由于政见上的分歧，使他在上官桀与霍光两派势力的斗争中站到了上官桀父子一边。

　　上官桀父子暗中策划，“谋共杀光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燕王）旦置驿书往来相报，许立桀为王。”①他们上书诬告霍光有不臣之心，并多次在昭帝面前说霍光的坏话，没有得逞，便决定发动政变，废掉昭帝，另立新主。不料事发，上官桀父子和桑弘羊以谋反罪被判死刑，宗族也被诛灭。桑弘羊① 《汉书.武五子·燕刺王传》。

　　的儿子桑迁逃亡外地，不久也被捕获处死。

　　桑弘羊评论桑弘羊是辅佐汉武帝建立功业的能臣，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杰出的理财家。他所提出的“开本末之途”这种农业与手工业并重的经济思想，在我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可谓具有卓识。他所筹划、主持的各项财政经济改革措施，不但在汉武帝完成其巩固统一、加强集权的功业中立下了大功；而且对后世也有重大的影响。比如王安石变法中的均输法、市易法就是脱胎于桑弘羊设置的均输、平准；历代以来实行的专卖政策也是出自他的盐铁官营之法。所以他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

　　第四节孔仅东郭咸阳孔仅，西汉南阳（今河南南阳）人，是资财累千金的大冶铁商。东郭咸阳，西汉齐人，是资产累千金的大盐商。他们对于盐铁生产有丰富的经验，又在兴功利上有所建议，得到武帝赏识，故提拔为大农丞，委以主管全国盐铁的重任。从元狩三年至元鼎六年（公元前12O—前111 年）的十年间，他们跟桑弘羊一起，共同主持进行了财经改革的工作。

　　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 年），孔仅、东郭咸阳领盐铁事，他们“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韦昭云：少府，天子私所给赐经用也。公用属大司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并于元狩六年制订了盐铁官营方案（见本章第二节）。武帝命孔仅、东郭咸阳驰赴各郡国贯彻执行。

　　孔仅、东郭咸阳在建立盐铁管理机构时，安插一些经营盐铁的大商人担任各地盐官、铁官。这些人虽熟悉盐铁业务，但多利用职权营私舞弊，不仅制品质量低劣，而且还任意抬高价格，因而影响了盐铁的生产和销售，行之数年，流弊日趋严重，破坏了盐铁官营的声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 年）孔仅、东郭咸阳被罢官。

　　第十九章张汤杜周张汤、杜周，世称“酷吏”，而廉、贪不同。如从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建立来说，二人都是武帝时期有功的名臣。

　　第一节张汤少有狱吏之才张汤（？—前115），西汉京兆杜陵县（在今西安市东南）人。少有吏才，精通刑律。幼年时，父为长安县丞，因事外出，命汤守家，回家后，发现肉被鼠盗食，大怒，责打汤。汤乃挖掘鼠洞，捕得盗肉的鼠和吃剩的肉。他把鼠放在堂下，像审问囚犯那样加以审讯。审讯程序从传讯到定案非常完备，然后取鼠与肉结案定罪，按刑律将鼠处以磔刑。他的父亲把判决书取来观看，文辞非常周详而准确，同老狱吏一样，感到非常惊异，以其有狱吏之才，命他学习刑律。其父死后，张汤为长安县吏，做了很久。

　　田胜（武帝母王太后的弟弟）为九卿时，因罪关押长安狱中，“汤倾身事之”，对他关怀备至。田胜出狱后，被始立的武帝封为周阴侯，同张汤结为至交，引其拜见当时的权贵人物。宁成出任内史时，用汤为内史掾，以其能干，向丞相府推荐，得以调任茂陵尉，掌管为武帝预建陵墓事宜。

　　武安侯田蚡为丞相时，征辟张汤为丞相史（丞相府幕僚），不久，又向皇帝推荐他，任为侍御史，办理案件。在治陈皇后巫蛊狱中，深究党羽，受株连而死者三百余人。武帝以其能干，迁升为太中大夫。他与赵禹共定律令，条文严刻，特别是对现职官吏尤严。

　　执法深苛不久，武帝以张汤明法令，擢其为掌管全国刑狱的廷尉，赵禹迁为掌山海池泽税的少府，皆居九卿之位。两人交谊虽深，而志趣不同。赵禹为人廉洁奉公，性情倨傲，“务在绝知交宾客之请”，孤立独行。张汤则多权术，“舞智以御人”，起初为小吏时，与世沉浮，以势利相交，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当时武帝方提倡儒术，重用文学之士。“汤决大狱，欲傅（附会）古义”，乃从博士弟子中选拔学习《尚书》、《春秋》的人为廷尉史（廷尉属官），使其按照古义来解决疑难狱案。在上奏前，先向皇帝说明原由。凡是皇帝同意的，即以板书之，制为律令，作为断狱的依据，用以宣扬皇上的聪明善断。如果所奏不合皇上旨意，汤即主动承担责任，引过谢罪，而不推过于贤能的属吏。这样，即使所议有错，甚至有罪，也能得到皇上的谅解而免于罪。如果所奏事得到皇上的嘉奖，他就奏禀皇上说：所奏事非我所能知，这是属官某人的意见。“其欲荐吏，扬人之善，蔽人之过如此。”

　　在判断刑事案件中，如果此人是皇上想要治罪的，就将此案交给断狱严刻的属官去办；反之，如果案中此人是皇上想要释放或从轻发落的，就将此案交给断狱轻平的属官去办。他所想要治罪的，即使是有权势的豪强，必定“舞文巧诋”，引用严刻的法令条文，多方罗致其罪；他所想要开释的，即使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虽然具文上奏，按律应当治罪，他却常在皇上面前为之开脱，往往得到从轻发落或无罪开释。

　　张汤当大官后，注意修身之道；结交宾客，供给饮食；对于故人子弟做官吏的以及贫穷的亲族都加以照顾厚待。拜访公卿大臣，他不避寒暑，非常① 本节主要取材于《史记·酷吏·张汤列传》和《汉书·张汤传》。

　　殷勤。所以张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却得到这样的声誉。许多执法严刻的官吏都乐为之用，多成为爪牙使用的，“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公孙弘“数称其美”。他治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案件，都从严追究党羽，受株连者很多。与淮南王案件有牵连的严助、伍被，武帝以严助是素来亲信的臣僚，伍被曾劝说淮南王尊重朝廷，“欲释之”。张汤争辩说，伍被本来为造反出谋划策，严助本是亲幸之臣，乃私交诸侯，“如此弗诛，后不可治”。武帝从其议。“其治狱所巧排大臣，自以为功，多此类。”由于武帝推行外儒内法的治术，需要依靠张汤等人为之推波助澜；张汤也能迎合武帝旨意，虽用法严刻，亦附会儒术，礼遇文学之士，“由是益专任”。元狩二年（公元前121 年），武帝任命张汤为御史大夫。十余年间，由小吏升迁到三公。建议兴利张汤任御史大夫后，由于当时匈奴浑邪王降汉，赏赐甚多；大举出击匈奴，军费开支浩大；加之以关东地区连年水旱，流民需要安置、供给，因而国库空虚，财政困难。张汤秉承武帝旨意，想出了一套财政改革的办法，统一币制，“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针对当时财用不足情况，每上朝奏事，他都议论如何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往往谈论到傍晚，皇帝因有兴趣而忘了吃饭。当时的丞相碌碌无能，无所建白，充位而已，“天下事皆决于汤”，百姓骚动不安。虽然在财政经济上作了一些改革，但国家获利不多。因为“奸吏并侵渔”，营私舞弊，于是“痛绝以罪”。由是受到众人怨恨，“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于汤”。但武帝对他仍然言听计从，倚之如左右手。他尝有病，武帝亲临其家探病，“其隆贵如此”。

　　当时，武帝对匈奴大事征伐，匈奴请求和亲。武帝命群臣议论可否。博士狄山以为“和亲便”。武帝问其所以然。狄山列举高、惠、文、景之世采取和亲政策，“天下富实”，“今日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武帝问汤，汤说：“此愚儒无知。”显然是支持武帝兴功的态度。狄山反唇相讥，攻击张汤为“诈忠”。武帝怒形于色，问：“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狄山答：“不能。”又问：“居一县如何？”对曰：“不能。”复问：“居一障间如何？”狄山自度辩穷，必定下吏处治，只好答道：“能。”乃遣狄山乘障，过了一个多月，匈奴斩了狄山的头而去。自此以后，群臣震恐。

　　招怨致祸田甲，原是张汤当小吏时的朋友。他见汤权势太盛，指责其过失，告诫之。张汤当了七年御史大夫，果然遭到杀身之祸。

　　御史中丞李文同张汤原来有矛盾，在张汤部下，想要从文书中寻找其错误以中伤之。汤所亲信的廷尉史鲁谒居知道张汤心中不满，乃使人上书告发李文奸事，武帝令汤审讯，汤挟怨判文死罪。他本来知道这是鲁谒居令人告发的。当武帝问起上告变事缘何而起之时，汤假装吃惊说：“此殆文故人怨之。”鲁谒居因病卧床不起，汤往探病，为其摩足。赵王因为张汤和鲁谒居曾经排挤过他，心怀怨恨，探知汤为谒居摩足，乃上书告发张汤为谒居摩足，“疑与为大奸”。武帝令廷尉追究其事，谒居病死，事情牵连其弟，其弟被囚禁于官狱。张汤曾来此狱，发现谒居弟被囚，想要暗中营救他，而表面上假装不予理睬。谒居弟不理解汤的用意，心中怨恨，便使人告发张汤同谒居合谋陷害李文之事。武帝令御史中丞减宣审讯这件事情。减宣与张汤不和，严加追究，尚未上奏，适逢有盗贼发掘埋在文帝陵园内的瘗钱，丞相青翟在上朝时与张汤约定在朝见天子时同时谢罪。到了天子面前，汤以为巡查陵园是丞相职责，与他无关，因而不肯谢罪。丞相谢罪后，武帝令御史追查此事，汤欲告丞相知道陵园事而不揭发，纵容盗贼，丞相听说，非常恐惧。

　　三位长史①朱买臣、王朝和边通过去都曾当过二千石的官，也都是因事贬官为丞相府长史。他们当二千石时，张汤还在当小吏。张汤曾多次以御史大夫代行丞相事，他知三长史原来都是贵官，故意凌辱他们，以部下僚属之礼待之，因此三长史都怨恨他。他们对丞相说，“始汤约与君谢，已而卖君，今欲劾君以宗庙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汤阴事。”因派狱吏捕捉、审讯与汤有关系的田信等人，令其供认与张汤勾结、汤欲奏请的事，信常先知消息，以囤积居奇致富，与汤均分。武帝听说此事，问张汤：“吾所为，贾人辄先知之，益居其物，是类有以吾谋告之者。”汤既未申辩，也不谢罪。减宣又奏汤与谒居合谋事。武帝以为汤怀奸欺君，派遣使臣责问汤，汤自陈无此事，不服。武帝乃令赵禹责汤。赵禹对他说：“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意思是，你杀人甚多，现在应该明白自己审处。张汤乃上书皇帝，指出：“然谋陷汤者，三长史也。”遂自杀。

　　汤居官廉洁，死后家产所值不过五百金，皆得之于赏赐，别无其他产业。他的子弟准备厚葬，他的母亲说：“汤为天子大臣，被恶名而死，何厚葬为！”乃以牛车送葬，有棺而无椁。后来武帝尽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武帝对张汤之死深为惋惜，对其子张安世多加照顾，擢升其官；昭宣时竟至拜相封侯。

　　①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

　　第二节杜周执法以“当时为是”

　　汉武帝时代，以执法严刻著称的，除张汤外，还有杜周、赵禹、王温舒、义纵、减宣等人，其中杜周尤为突出。

　　杜周（？—前95），字长孺，西汉南阳郡杜衍县（在今河南南阳市西南）人，出身小吏，甚有能名。义纵任南阳太守时，“以为爪牙”，推荐他为廷尉史（廷尉属官）。他为张汤服务，汤称赞之，官至御史。受命查办沿边郡县因匈奴侵扰而损失的人畜、甲兵、仓廪问题。他在查办过程中，严格追究造成损失的责任，很多人因此被判死罪。由于他执法严峻，奏事称旨，因而得到武帝的赏识，加以重用，同减宣更替任御史中丞十余年。

　　杜周平素沉默寡言，老成持重，外宽柔而内深刻，史称“内深刺骨”，比起当时以严酷著称的其他一些“酷吏”，执法尤为严酷。当上廷尉之后，“其治大放（仿）张汤而善候伺”，即善于揣摩武帝的旨意，“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以便开释。有人责备他说：“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这是批评杜周办案，不以法律条文为准绳，而以皇帝的意旨为转移。他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意思是，所谓法律，就是以皇帝意旨为准。

　　诏狱的增加武帝后期，用刑益严。杜周任廷尉时，秉承武帝旨意，极严刻之能事。

　　每年二千石以上官吏（指相当于郡守、九卿以上的官吏）因罪下狱的，前后达一百余人；加上各郡太守和丞相府、御史大夫府交付廷尉审讯的案件，每年不下一千余起。每一起案件所牵连的人数，大的案件达到数百人，小的案件也有数十人。办案奔跑的路程，近者数百里，远者数千里。案件既多，狱吏无法一一地详细审问，只得按照所告事实引用法令条文判罪，有不服的，便采取严刑拷打、逼取供状的办法来定案。于是，听说官府要逮捕的人，都吓得逃亡藏匿。有的案件拖延十余年之久尚未结案。当时告状的多给别人加上“大逆不道”的罪名，牵连到很多人，廷尉及京师官府所属的监狱所捕的人多至六七万人；加上执法官吏任意株连，有时多达十余万人。武帝所任用的官僚，则以其只是“诋严”而碌碌无能，以致“官事寖以耗废”。对杜周则少有肯定，讥刺其“从谀”，专以秉承上意邀功，猎取高位。

　　杜周任廷尉数年，中间因事罢官，后又当上了掌管京师治安的执金吾①，以“逐捕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为尽力无私”，天汉三年（公元前98 年），升任御史大夫，太始二年（公元前95 年）病死。杜周为官大抵仿效张汤，但远不如张汤廉洁。张汤为廷尉、御史大夫十余年，临终家产“不过五百金”。杜周初为廷史，只有一匹装备不齐的马，为廷尉、御史大夫十余年，“家资累巨万矣”。杜周子孙相继为高官，终西汉之世，簪缨不绝。

　　① 本节主要取材于《史记·酷吏·杜周列传》和《汉书·杜周传》。

　　① 《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尉，掌徼循京师”，“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为九卿之一。第二十章司马相如司马迁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大文学家。司马迁还是当时的大历史学家，大天文学家。

　　第一节司马相如及其文学成就司马相如的早年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四川成都市）人②。少时好读书、击剑。因慕蔺相如的为人，自名相如。大约生于汉文帝初年。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相如年在二十，“以訾为郎③，为武骑常侍，侍卫景帝。这个职位（秩六百石）对能文能武、年轻的司马相如是合适的，但他并不乐意。景帝七年（公元前150 年），梁王入朝，随从人员有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等辞赋家。景帝不好辞赋，对他们并没有注意，而司马相如见到他们却很喜欢。司马相如托病辞去侍卫的职务，而以游士的身份，作梁国的宾客。梁王令司马相如与诸先生同游共处。他已有辞赋的修养，又与众多的辞赋家相处，他的创作欲望和才能自然地增长起来。过了几年，他写了一篇《子虚赋》，盛言齐楚两国国王奢侈田猎状况，借以讽谏梁王。又有《美人赋》，写司马相如与梁王对话，言己不好色之经历，以讽谏梁王。

　　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 年）梁王卒，游士们多散去，司马相如亦回成都。这时他已三十多岁，家居贫穷，无以为生，跟十多年前很不同了。司马相如应友人临邛（四川邛郲）县令王吉之招前往临邛，生出一段与临邛富人卓王孙寡女文君的爱情故事。文君夜奔相如，相如与之驰归成都。卓王孙大怒，不给文君钱财。文君与相如往临邛开酒店。文君卖酒，相如与奴婢一起，系长围裙，做杂事。卓王孙闻之以为耻，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景帝末年（公元前141 年），司马相如已年近四十，虽有名气，仍在成都赋闲。新到任的蜀都太守文翁，“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①。但这个小组里面，不可能有司马相如。

　　武帝好辞赋。建元元年（公元前140 年）即位后，即以安车蒲轮征召著名的老年辞赋家枚乘来长安，枚乘奉诏成行，可惜在路上逝世了。

　　武帝偶读《子虚赋》并以为好，以“独不得与此人同时”为恨，经过狗监蜀人杨得意的介绍，便召来司马相如。相如见武帝后。承认自己是《子虚赋》的作者，并说：“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那就是《上林赋》。武帝又加称赞，并赐给相如笔札，任相如为郎。《子虚》、《上林》都是大赋，是司马相如对辞赋的开拓和独创，表现了一代汉赋的新风貌。

　　武帝即位后，通过各种形式，选用人材。在宫廷内，即在自己的身边，也聚集不少人物，以备使用。其中尤亲幸者，有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① 司马相如的材料，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和《汉书·司马相如传》者，不另作注。② 《史记》、《汉书》传俱未叙述司马相如家世，其家为蜀郡本土人，或迁自“秦晋一带”？近人王瑶持后说，参看其《读史记司马相如传》，载《中国文学论丛》。

　　③ 《汉书·景帝纪》后元二年（公元前142 年）五月诏曰：“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众。”又曰：“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注：应劭曰：“十算，十万也。”又《汉书·文帝纪·赞》曰：“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注：师古曰：中谓不富不贫。”据此，景帝初年司马相如“以訾为郎”，则其时为中民之家，有赀在中算以上，其家尚不贫。

　　① 《汉书·循吏·文翁传》。

　　寿王、司马相如。但武帝对待他们也有不同。相如常托病不出，逃避外事。东方朔、枚皋，态度滑稽，说话无根据，武帝视他们如俳优。“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①，在这班内廷人物中，严助选用最早，为中大夫，即在建元元、二年间。司马相如为郎，当在此后不久。

　　司马相如为郎后，常怕事避事，并不积极争取任职，只以辞赋之长侍从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 年）武帝始改换服装，在长安城西南一带地方游行打猎，吾丘寿王为之规划区域界线，扩大上林苑，为天子游猎行乐之地。司马相如曾从武帝到长杨宫打猎，武帝年富力强，好登临险阻，亲自追逐野兽，相如上疏劝戒，以为这里有危险，应避免不测之祸，“虽万全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这《谏猎书》是短篇散文。武帝赞赏他的谏言。回来过宜春宫，这里有秦二世墓地，相如又作《哀二世赋》，是短赋，哀二世之行失，实藉以讽谏武帝应留意自己的行动。于此可见相如侍从武帝所尽力的一斑。大约不外文字讽谏。

　　出使巴蜀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年），武帝听从番阳（江西波阳县）令唐蒙的建议，南通夜郎，以便由水道出奇计取南越。任命唐蒙为中郎将，并准许他带领巴蜀民千人前往。唐蒙到了巴蜀，除得到千人自随外，还发动一万多巴蜀民转运粮食，违抗者即以军情制裁。巴蜀民大为惊恐，或逃亡或自杀。武帝恐怕巴蜀民变，就命司马相如去责备唐蒙，并向民众解释，说这不是朝廷的意思。司马相如在他的文告《喻巴蜀檄》里，一面说唐蒙“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一面又说“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司马相如这篇文告，真正代表了武帝蒙蔽人民的立场。实际上唐蒙这时已由巴郡的符关（四川合江县西）进入夜郎，会见了夜郎侯多同，并和多同达成协议，使夜郎归附汉朝。唐蒙回长安报告后，武帝就在那里建立了犍为郡。

　　这时西南夷的邛、筰等的君长，知道南夷与汉朝交往，得汉财物赏赐，很有好处，因而也表示愿意归汉，请求汉朝派遣官吏治理。武帝就此事问司马相如。相如说：“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武帝认为这话有理，就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全权代表汉朝去通好。又派了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三个副使。他们乘坐四匹马拉的传车，急奔蜀郡，很快就到了蜀郡治所成都，和夷人谈判，并用巴蜀地方官吏赠送的货币财物以安慰他们。这里是司马相如的故乡，蜀都太守以下都出城欢迎，县令背着弩矢走在前面开路，蜀郡地方人民引以为荣。卓王孙和临邛的一些豪绅都通过司马相如的家人献牛酒以结交友好。卓王孙不胜叹惜，以为把女儿嫁给司马相如太晚了，因而又分与女儿文君财物，和给男儿的一样多。司马相如和西南夷谈判很成功，“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司马相如回朝报告，武帝颇为高兴，就在西南夷置一个都尉，十多个县，附隶蜀郡。

　　但是事情还有些曲折。司马相如奉命出使的时候，蜀郡父老曾表示不赞成，以为西夷地方没有用。朝廷上大臣也以为蜀郡父老的意见对。相如当时① 《汉书·严助传》。

　　也想进言劝止。但此事原是他建议起来的，因此又不敢进言。于是设辞为文，借蜀父老的口，而已责问辩论，一面暗示天子，一面又宣明自己奉使的动向，令百姓知道这原是天子的意图。此文即《难蜀父老》，作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 年）。

　　不久有人上书告发相如使蜀时受贿，遂失官家居。他的家在茂陵，是武帝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 年）建造的自己的陵园，并改为一个县。这也是皇家新的游苑别墅，是武帝集中“豪杰”及“乱众之民”的禁区。相如为郎后，侍从武帝，大概就住在这里。

　　司马相如失官家居一多年，元朔二年（公元前127 年）武帝复召他为郎。从郎官到郎官，十多年来，司马相如官未有进，他已五十多岁，不年轻了。这时公孙弘、张汤逐渐得势而为高官，他们都善于体会武帝意旨出言行事，加强汉朝的专制统治，自皇亲国戚至平民百姓，一批一批地被杀。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司马相如仍从武帝，只是备员而已。他与卓氏婚，家有余财。有“消渴疾”，常称疾闲居，以为文著书自娱。

　　乐府工作和孝文园令汉初已有草创的乐府（音乐歌舞机关），主其事者为夏侯宽。到元狩元年（公元前122 年）武帝定立祭祀天地（郊祀）的礼仪，由于制礼作乐的需要，正式成立乐府，扩大其组织，充实其内容。一方面命使者采集南北各地方曲调歌谣到乐府里来诵读歌唱，一方面又选派他身边的辞赋文人为乐府制作歌诗以备合乐歌唱，司马相如就是其中著名的一员。他没有具体的官职，为乐府制作一些诗歌是可能而合适的。武帝以宦者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总领其事。他精于音律，能创作新声变曲，为武帝所喜爱。司马相如为乐府偶然制作几首歌诗①，实际地位和生活并没改变，还是很清闲的。

　　后来，司马相如由郎官转为孝文园令，就是掌管孝文皇帝的陵墓事务。

　　由汉宫武帝身边出来，主管祖宗陵墓，更清闲了。但他专业始终不离辞赋。他见武帝又好讲神仙之道，就对武帝说：“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相传神仙都居山泽间，形容清瘦，这不是帝王应有的仙意，于是写成《大人赋》。相如奉献了《大人赋》，武帝大为喜悦，读了《大人赋》好像自己飘飘然飞上了青云，遨游于天地之间而成神仙了。本来他的意思是要劝止武帝不要好神仙，结果反而使武帝感到神仙之乐，更好讲神仙之道了。

　　又后来，相如因病辞去孝文园令，得到武帝的允许。于是他家居茂陵养病。相如的病一天天重了，武帝要人到他家去取书，并说若不去取，后来遗失很可惜。于是就命所忠这人前往相如家取书。所忠到后，相如已死，家中无书。问其妻文君，文君说：“长卿家中从来没有书，他常常著书，常常被人取去，所以家中没有书。长卿在死前，曾为一卷书，说：‘如有使者来取书，即以此卷进献。’此外没有别的书了。”此卷遗书，讲的是帝王封禅事，正合武帝的意。所忠奉上相如的封禅书，武帝大为惊奇。相如死于元狩五年（公元前118 年），终年六十左右。

　　① 《汉书·礼乐志》载《郊祀歌》十九章，非一时一人之作。其中《朝陇首》十七，元狩元年行幸雍获白麟作，《天马》十（其一）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可能出于司马相如之手。杰出的文学家司马相如是西汉杰出的文学家。他的作品有诗歌、散文和辞赋，而以辞赋为大宗。他仕宦于景帝及武帝前期约四十年，终不得意，“盖雄于文者，常桀骛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①这一方面的原因是可能有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文人的社会地位还很低，武帝从政治需要出发，重视建功立业实际有用的文人，而不仅仅以文辞取士。而相如一生恰恰只以辞赋擅长。

　　汉武帝时代，以屈原赋为典型的骚体赋，犹兴盛一时。司马相如亦常作这类赋，如《大人赋》等。而相如“不师故辙，自摅妙才”，独创一格，则是他的宏篇巨制如《子虚赋》、《上林赋》。它们的特征，以子虚说“云梦之事”为例：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嵂崒；岑岩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琨珸，瑊玏玄厉，碝石武夫。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射干，穹穷昌蒲，江离糜芜，诸蔗猼且。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葴■苞荔，薛莎青薠。其卑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菰芦，菴闾轩芋，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巨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鼍，瑇瑁鳖鼋。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栌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赤猨蠷蝚，■雏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 豻，兕象野犀穷奇獌狿。这可见其夸张实事，全面铺叙，连类并举，侈陈物象，句式整齐，文辞华丽。它们是从散文变来、名副其实的辞赋。其源应溯于春秋时代的行人之辞与战国时代的纵横家之辞。司马相如《答盛擥问作赋》：“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他的大赋，实欲纵横悉陈，网罗一切，表现了广泛富丽的气格，是汉赋发展新的里程碑，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们是汉武帝时代的政治经济由文景无为而治走上强大繁荣在文学上的反映。他的散文《上谏猎书》、《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亦表现了气格雄伟、说理畅达的特点。相如有文字著作《凡将篇》，可见其文章特别是大赋以辞藻繁富著称，决非得之朝夕，而是有其深厚的素养的。

　　“然相如亦作短赋，则繁丽之词较少，如《哀二世赋》、《长门赋》。”他的突出成就，在于大赋。扬雄《校猎赋》、《长杨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大赋，都是受了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的影响。明王世贞评之曰：“《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所以不可及也。长沙（指贾谊）有其意而无其材，班（固）、张（衡）、潘（岳）有其材而无其笔，子云（扬雄）有其笔而不得其精神流动处。”①可见司马相如的大赋，实一代汉赋之冠。他不愧为西汉的大文学家之一。

　　①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十。

　　① 《艺苑巵言》卷二。

　　第二节司马迁的早年家世、青少年时期司马迁②，字子长③。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 年）④，生于左冯翊夏阳县的一个农村（今陕西韩城县南芝川镇）。这个地方，东临奔腾怒吼的黄河，北有横跨黄河的龙门山。

　　司马迁出身于中下层官吏家庭。高祖司马昌，当秦始皇时，作主铁官。

　　曾祖司马无泽，在汉初作长安的一个“市长”。祖司马喜，没有作官，而有第九等爵位，为五大夫。他的家庭在汉文帝时可能是所谓“中人之家”，以农业、畜牧致富，因而能够出粟买爵。司马迁说自己“耕牧河山之阳”，不一定就是亲自参加耕牧。

　　父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年间（公元前140—前135 年）作了太史令，通称太史公。这是史官，汉武帝新恢复的一种古官。官位不高，职权不大，主官天时星历、祭祀礼仪、搜罗并保管典籍文献。这是史官的传统。

　　史官掌握文化知识，是历史上出现最早的一种官。从殷周到春秋战国，史官的职权、地位逐渐降低，但他们的政治地位从来没有改变。他们的职掌，历代相传，最重要的是为王家记言记事。在殷周时代，他们记录的是王室的言和事。在春秋战国时代，他们记录的范围扩大到各国统治者及其卿大夫的言和事。但到武帝时，太史令并没有这项职掌，司马谈自觉地按照古代史官传统，准备要为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记言记事。他在大约三十年（公元前140～前111 年）的太史令职守上，在“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便利条件下，不仅有论述历史的志愿和计划，而且很可能已开始了部分的撰述工作。司马谈到长安作官以后，司马迁自然地随着父亲到长安，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司马迁自说“年十岁则诵古文”，当是到了长安以后的事情。所谓“古文”，就是用古代文字写的典籍。汉初传习的古书，许多是用汉代通俗应用的隶书即所谓“今文”写的，也有先秦保存下来的，用古文写的。司马迁十岁时所诵的“古文”，就是指某些用古文写的书，不是专指某一种书。由此可见，司马迁很早就有古文的修养。

　　司马迁于元光、元朔之际，约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公元前129—前128年），曾亲受董仲舒的《春秋》和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董仲舒的《春秋》学说和孔安国的《尚书》学说，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有影响。

　　还在司马迁童年的时候（建元二年，公元前139 年），汉武帝在长安城西北八十里，槐里县的茂乡建造自己的陵园，周围三里，把茂乡改为一个县，叫作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县），并鼓励人民移往茂陵，每户给钱二十万，田二顷。到司马迁十九岁这一年（元朔二年，公元前127 年），汉武帝为了加强统治，听信说客主父偃的献计，把全国地方豪杰及家产在三百万以上的富② 此下三节关于司马迁的资料，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者，不另作注。③ 参看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史记》一“迁字子长”条。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六“有子曰迁”条“附案”。

　　④ 司马迁生年，旧有二说。一为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年），一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 年）。本文从后者。参看王国维《观堂集林·太史公行年考》、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五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户迁到茂陵。

　　在汉武帝始而鼓励人民、继而压迫豪强迁徙茂陵的形势下，司马迁的家庭不知在哪一年和什么原因，也搬到茂陵来了。因此茂陵显武里成为司马迁的新籍贯。晚年的董仲舒和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也都移家茂陵。后来到司马迁五十岁的时候（太始元年，公元前96 年），汉武帝又一次“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今陕西淳化县北）”，这时茂陵“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约占右扶风二十一县户口的三分之一，它已成为一个有名的皇家贵族的游园别墅和公开、集中地管制豪强的很大的城市了。

　　长途旅游和郎官经历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 年），二十岁的司马迁云游祖国各地访问名山大川。他从京师长安出发，出武关（今陕西商县东），经南阳（今河南南阳县）至南郡（今湖北江陵县）渡江。他到了长沙（国）的罗县，访问了县北汨水楚国诗人屈原自沉的地方。而后从长沙溯湘江而上，考察了古代传说帝舜南巡死葬的九疑山（湖南宁远县境），又顺沅江而下。这就是他所说“窥九疑，浮于沅湘”的情况。

　　司马迁在“浮于沅湘”之后，东浮大江，南登庐山。这一带河流密布，“皆东合大江”，他考察了“禹疏九江”的传说。然后顺江而下，东南上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县东南），山上有一洞，传说禹王进去过，因而叫禹穴。司马迁到这里来，是为了“探禹穴”的。之后，他回到会稽郡的吴县，登上了姑苏山，眺望了所谓五湖。

　　司马迁在游历了江南之后，渡江北上，首先到达淮阴（今江苏淮阴县东南），这是汉朝名将韩信的故乡和封侯之地。他访问了淮阴父老，从父老们的口中得到了许多生动的淮阴侯的故事。然后，他渡过淮水，沿泗水北上，到达了鲁国的都城（今山东曲阜县）。这是古代文化的一个中心，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生长的地方。他访问了城北泗上的孔子墓和阙里；还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服、礼器等等遗物，又看见在孔子的遗风影响下儒生们按时习礼的情景。他在这里旅居的时间相当长，观察体会，处处可以看到孔子的遗风。他还特地到齐国的都城（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去过一趟。

　　司马迁在游历了齐鲁之后，就转向南游。他在邹县逗留下来，游览了秦始皇东巡郡县曾到过的峄山。由此向南，经过齐国孟尝君田文的封邑薛的故城（今山东滕县东南），司马迁和父老们谈话。从薛再向南，就到了有名的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这是秦楚、楚汉战争必争之地，也是赫赫一时的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他从彭城向西北，就到了沛郡的沛县（今江苏沛县东）。丞相曹参是这里人。丞相萧何是沛郡的丰县（今江苏丰县）人，和曹参同事。汉高帝刘季当时为沛县泗水亭长，和萧何是同乡。鸿门宴上的壮士樊哙也是沛县人，当日原是卖狗肉的。汝阴侯夏侯婴是沛县人，原以编织养蚕器具为生，还时常为丧家作吹鼓手。司马迁在这里参观了他们的故居，听到他们为平民时的许许多多故事，觉得闻所未闻。还有汾阴侯周昌、周昌堂兄御吏大夫周苛、蒯成侯周緤、安国侯王陵、辟阳侯审食其等等，也都是沛县人。由沛县向西南，经砀县到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颖阳侯灌婴原是这里一个贩卖绸缎的小商人。最后由睢阳而西，就到了大梁（今河南开封）。这是魏国的都城。司马迁在这里访问了所谓“夷门”，原是大梁的东门。当年魏国贵族信陵君无忌谦恭下士，亲身拜访夷门监者侯嬴。父老们还为司马迁讲述秦魏最后一战的故事，据说秦军围大梁、引河水灌城，三日城破，魏王投降。秦人就这样灭了魏国。过大梁而西，司马迁大概没有再到别处去，就一直回长安了。

　　司马迁这一次长途跋涉，游历了祖国的广阔山河，接触了各地人民，考察了历史遗迹，了解了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逸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这对于他后来写作《史记》无疑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尤其重要的是他在彭城、沛、丰一带的访问，对于他叙述秦楚、楚汉战争的形势和以刘季为首的汉朝初期统治集团的面貌，必然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司马迁这样一次有目的、有意义的漫游，大概需要一二年或者更多的时间。

　　司马迁在旅游之后，又过了几年，约在二十五六至三十岁之间（元狩、元鼎间，公元前122～前116 年），开始登上仕途的阶梯，作了一名“郎中”。这是汉宫廷内部庞大郎官系统中最低一级的郎官。月俸三百石，实领十七斛。郎官的一般职务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皇帝不出巡的时候，他们是宫门武装执戟的卫士；出巡的时候，他们是车驾的侍从。平常在宫廷内部，亲近皇帝，很有光彩，一旦由内廷外调，往往改为“长吏”。所以郎官是富贵子弟追求仕进的目标。司马迁得到小郎官，由一个地位卑微的史官的儿子，变为武帝左右的亲信，那也算很不容易了。

　　从此以后，司马迁以一个郎官身份，当然和宫廷内各种官吏一样，是要侍从皇帝的。元鼎四年（公元前113 年）冬十月（这时历法仍以十月为岁首），武帝开始出巡郡县。先到雍（今陕西风翔县），祭祀五帝。之后，折向东北，从夏阳到河东。在河东郡（今山西夏县北）的汾阴（今山西荥河县北），立后土祠，举行祭礼，一切仪式是太史令司马谈和祠官宽舒议定的。礼毕之后，武帝复南渡黄河，取道荥阳（今河南荥泽县西南）西返，到了洛阳。武帝这一次周游河洛，观省民风，司马迁父子都是跟着的。第二年冬十月，武帝照例到雍祭祀五帝。之后，西过陇坂（山名，在陕西陇县、甘肃清水县境），登了崆峒山（今甘肃平凉县西），又北出萧关（今甘肃固原县东南），和数万骑兵一起打猎于新秦中（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地），然后回到甘泉（宫名，在今陕西省淳化县甘泉山）。后来司马迁回忆说：“余尝西至空桐（崆峒）。”就是讲这一次侍从武帝西登崆峒的事。

　　崆峒侍从的明年（元鼎六年，公元前111 年）秋后，司马迁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汉廷去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过去二十多年来武帝先后派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等去西南所负通好和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重大使命看来，司马迁此时已经表现出很有才能，被武帝认为是当朝众多的“辩知闳达，溢于文辞”①的人材之一，取得了武帝的重视和信任，因而才能有这次西南之行的使命。他这次到西南去，条件好得多了，巴蜀人民多年来开辟了通往巴蜀以南的道路。司马迁当时由长安出发，南出汉中（今陕西汉中南），经巴郡（今四川重庆市北）到犍为郡（今四川宜宾县），由犍为郡到牂牁郡（今贵州黄平县西）。然后到蜀郡（今四川成都市），出零关道（今四川芦山县东南），过孙水（今安宁河）桥，到越嶲郡（今四川西昌① 《汉书·东方朔传》。

　　县东南），到沈犁郡（今四川汉源县东南）。这就是司马迁说的“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西昌）、筰（汉源）、昆明（今云南保山、腾冲、顺宁等地）”的具体路程。司马迁这一次的出使，收获无疑也是很丰富的。从此，司马迁对祖国西南地区的地理、物产、民情、风俗，便有了较亲切的认识。这对他后来的有关写作是有很大帮助的。

　　汉武帝在平定了南越、安抚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之后，便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年）冬十月，亲自率领十二部将军，出长城，向多年威胁西北的匈奴大示威。匈奴人这时休养兵马，不敢出头。接着东越人也来投降，武帝把他们迁到江淮间来，以便控制。这样就结束了东南沿海近百年的割据局面，出现了帝国统一的新形势。于是汉武帝便决意及时举行“封禅”典礼。这种典礼，是表明皇帝是真正的受命天子，完全有资格作为天的唯一合法代表，实行其对人间的统治。汉初六七十年，还来不及做这种事。到了武帝时代，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不但巩固而且强大发展了，就不断地有人劝武帝举行封禅。到了东南沿海完全平定，匈奴远遁漠北这个时候，该是庆太平、告成功的时候了，武帝就把封禅典礼提到出巡的日程上来了。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年）春正月，当武帝东行齐鲁、准备封禅的时候，司马迁从西南回来，赶到洛阳，见到了快要死去的父亲。因为他的出使尚未复命，也因为他作郎官的经常职务，他不能多耽搁，必须赶快再去山东，侍从武帝。

　　武帝到了山东，先东巡海上，而后在泰山上下祭祀了天地。复东至海上，沿海北上，至碣石山（在河北昌黎县境）。又巡辽西郡（今河北卢龙县东），历北边，至九原郡（内蒙古五原县）。五月，回到甘泉。司马迁这一次从巡，参观了长城内外，对祖国北方的认识更扩大而充实了。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 年）的春天，武帝东巡，又祭祀了泰山。而后亲临濮阳（今河北濮阳县南）瓠子的塞河工地。这是黄河的一个老缺口，二十多年来常常决开。这次武帝亲临工地，命文武侍从百官，都去背柴草，参加塞河工程。

　　司马迁这时虽新遭父丧，但必须如常地侍从武帝。在此次塞河工程中，他也参加了负薪的行列。他的《河渠书》就是在这件事的直接影响之下产生的。

　　在郎官的职务上，因为不断地侍从武帝和奉命出使的关系，司马迁游历了祖国更多的地方，接触了更广大的土地和人民；同时也见识并结交了宫廷内外的许多人物，获得了更多的见闻；他的实践经验愈来愈丰富了。

　　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 年），司马谈逝世的第三年，司马迁作了太史令，他的郎官生活到此结束。但他在作太史令的时候，也还有一种无定而经常的职务，这就是和作郎中一样，仍需侍从武帝。武帝这时还是常要出巡，元封四年（公元前107 年）冬的北巡（自言“北过涿鹿”，就是这一次侍从的事），次年（元封五年）冬的南巡、又次年（元封六年）冬的北巡，司马迁都因太史令的职务不断地侍从武帝。他自己也说过：“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①这对司马迁的著述工作，不是防碍，而是更有益处。随着仕途的升迁和阅历的加深，他对祖国的认识越来越多了。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 年），司马迁更因太史令的专门职务，倡议并主① 《史记·封禅书》。

　　持了改革历法的工作。这个新历，以正月为岁首，即为有名的《太初历》，是对古历的一次重大改革。

　　第三节司马迁的史学成就父亲司马谈的教导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有学问、有抱负的人。他的这种素质，对司马迁有深刻影响。

　　司马谈约生于汉文帝初期，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唐都、杨何和黄子，都是当时有名的有关专家。黄子，即黄生。司马谈病危的时候，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低着头，流着眼泪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这一段对话表明司马谈父子把论述“春秋”以来的历史书，特别是汉兴以来的历史，作为周公、孔子著史事业的继续。他们认为，这四百多年历史的存佚要决定于他们是否能尽到史职。他们父子，在著史工作上是有真挚的使命感的。这是中国历史家的优良传统，在他们父子以后是不断有人继承的。汉代史事，为什么在《史记》中占了很大分量，又为什么写得特别精彩，也是这个原因。

　　司马谈对战国以来的许多学派，有相当广泛的接触。他所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要旨，是一篇有名的学术评论。篇中，对阴阳、儒、墨、名、法等五家，一一论其短长，对道德家则称道其能吸取各家之长以达到政治上的无为而无不为。当代学者多因此认为司马谈属于道家，至少是倾向于道家。其实并非如此。司马谈的病危遗言，说的是儒家的孝道，说的是儒家的修史传统，并没有道家气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时，说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这里所指儒家的缺点，毕竟只是技术性的东西，而所说儒家的长处则是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和道德准则，这是封建社会的本质性的东西。所谓“弗能易”，等于说永无变更。司马谈对于儒家的尊奉，可以说是很明白的。

　　司马迁继承父亲的思想，用儒家所说的礼作为行为的规范和衡量历史上是非得失的准则。他申论：“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司马迁从父亲司马谈那里，可以说得到两份遗产。一份是太史职掌的学问，其中可能包括司马谈已经写成的史文；又一份是儒家的学问，主要是《春秋》之学。但司马迁并不以此二者为限，他有自己的一家之言。也是因他有一家之言，中国历史上开始有历史家的出现。

　　《史记》的撰述司马迁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 年）开始著作《史记》。《史记》之名是后人所题。这时，汉兴已经百年（公元前206～前104 年），在秦火之后，又陆续搜集了大量的资料，“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给司马迁著书以很大的方便。更重要的，是他二十多年来的实践经验，调查了许多古代历史传闻和故事，接触了伟大国家现实面貌和当代许多重要人物，并从许多前辈重要人物的子孙后代，得到了从未记载的许多谈话资料。在著作的形式上，由于过去一些历史著作的启发，司马迁把古今历史作一次通盘的清理而纳入于“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不同的体例。本纪，通过帝王的活动提携一代一事。表，记历代大事，特别是要把错综的史事表列得眉目醒然。书，是论述某些政治制度和某方面的社会现象。世家，记述享有封爵、能世其家的历史人物的活动。列传，记述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这是包括多种体裁的综合体。旧称之为纪传体是不确切的。全书有本纪十二、表十、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共一百三十篇，上起传说时期的黄帝，下至于司马迁的时代，上下三千年，五十二万六千字。

　　司马迁在开始著作后的第七年，遇到了李陵投降匈奴的事件。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司马迁早年见过李广；后来与李陵同在宫廷侍从，虽未相熟成为朋友，但很佩服李陵的为人，认为他是一个“奇士”，有“国士之风”。“天汉二年（公元前99 年），李陵与匈奴战于浚稽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喀尔喀境），最后兵败，投降匈奴。司马迁以为李陵决不会向匈奴投降。因此触怒了武帝，下了监狱。审讯的结果，司马迁得了“诬上”（欺骗皇上）的罪名，是一个死罪。这时是天汉三年（公元前98 年），他的全部著述工作，还在“草创未就”的时候。

　　汉武帝时代，犯死罪的人，根据两条旧例可以免死：一条是拿钱赎罪；一条是受“腐刑”。这时司马迁面临三种选择：一是“伏法受诛”；二是拿钱免死；三是受“腐刑”。要多少钱可以免死呢？从此后三年内两次免死诏令看来，需要五十万钱。这是一般“中人之家”五家的家产。司马迁既然得不到朋友的帮助，自己又官小家贫，哪来这许多钱呢？用钱赎罪这一条生路，司马迁和一般穷人一样是走不通的。因此司马迁实际只有两种选择：是死，还是受“腐刑”？他想到，人总不免一死，但“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是有轻重意义的不同的。他觉得如果他这样“伏法”而死，那就象牛身上少一根毛，是毫无意义、很不值得的。为了完成著史的工作，他宁可忍受“腐刑”的屈辱。

　　司马迁出狱后，作了中书令。这个官也是汉武帝新设的，“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比太史令高。经常职务是把皇帝的命令下到尚书，也把尚书的奏事呈给皇帝。从此以后，司马迁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在内廷侍候，更接近武帝了。这好象是“尊宠任职”，但司马迁除了坚持他的著述工作以外，对朝廷内外的一切事务，已经毫无兴味。

　　司马迁的朋友任安，于太始四年（公元前93 年）的四五月间，写信给他，“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十一月，司马迁给任安写了回信。司马迁在信里，详细地诉说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并告诉任安一个重要的消息：“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样看来，这时他的著述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他的年龄是五十三岁。以后，司马迁的事迹已无可考。他是怎样死的，最后活到多大年纪，都很难有确定的答案。他大约卒于武帝末年（公元前87 年）左右，一生与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 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 年）全部写作计划基本完成，共经过了十六年。这是他的著述事业的主要阶段。在这之前，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到元封二年（公元前109 年），由于漫游祖国，侍从武帝和奉使西南地区，他读书时间好象很少，但这些接触实际的经历却成为他后来写作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其中侍从武帝巡行四方一事，是贯彻终身的）。在这之后，即在征和元年（公元前92 年）以后，他除了担任中书令一职，经常在武帝和尚书中间传达事务外，在晚年的主要工作就是对于他的全部著作的修补加工。司马迁坚持完成的著作即《史记》与他一生丰富的实践经验，广泛的科学文化知识，有着血肉相连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

　　司马迁在致任安书中说他的《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他对于所著书的概括。他对于他的概括，没有作出详细的说明。从司马迁别的有关的论述来看，他的概括可包含下列几条的意思在内：一、历史是有变化的。二、历史的大的变化，是有阶段性的。三、历史的变化，今不必不如古，有时还更胜于古，所谓“世异变，成功大”。四、在历史变迁中，天道的作用往往是不可知的，人事的作用有时是很显著的，但人事的作用还不能摆脱天的束缚。五、司马迁公开以创史的历史家自命。司马迁的历史思想是很丰富的，其中有唯物主义的因素，有辩证的因素，还有其他进步的因素，这都还有待于认真的研究。

　　第四节司马迁在传记文学上的成就传记文学在《史记》中的地位《史记》是一部杰出的历史书，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书，而当中的传记部分尤为精彩。《史记》的世家三十，其中的《孔子世家》、《陈涉世家》，是孔子、陈涉二人的传记，其他各篇也都是叙述秦以前地方割据世袭的侯王和汉代侯王的历史。列传七十，叙述贵族、贵族公子、各种官僚、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经学教授、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土豪、医生、卜者、商人、俳优、幸臣以及少数民族等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类形人物活动的历史。本纪十二中，不全是传记，但也有多篇传记。由此可见，《史记》的中心部分是从古到汉各个社会阶层、各种不同地位、不同职业的人物活动的历史，是历朝历代一系列历史人物的传记，传记在《史记》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这一新的历史方法，是司马迁的首创。但也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根源。春秋战国以来，社会大变革的结果，解放了奴隶，产生了新的阶级关系，活跃了社会各阶层人物。在发展的小生产互助中，个人的作用更突出了。诸子百家从代表各自阶级、阶层的利益出发，风起云涌于政治和文化的斗争舞台，表现了蓬勃的朝气。这些都给司马迁以人物活动来反映历史，提供了历史内容的前提。而《左传》、《国语》、《国策》等历史著作中，也往往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春秋战国时代人物活动的片断形象，这对司马迁写作历史人物传记，无疑也有所启发。特别重要的是经过秦末的农民大起义而建立起汉朝大一统的统治已经百年，产生了一代新的历史人物，更有记载的必要。司马谈在给司马迁的遗言中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正是一代新人物需要记载的反映。

　　《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思想，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这在书八章里就有显明的表现。就中心部分讲，不但写汉族、少数民族即秦汉以来封建国家以多民族而存在的历史，也写了一些域外民族君长与中华民族通使往还以及斗争的历史；不仅写统治阶级的历史，也写了一些下层社会人物的历史，反映了全面的历史观。其次，他承认历史并不永远是一王一姓的，而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后本纪》依历史变化顺序而编写，突出地反映了这个发展的观点。司马迁认为秦应“世异变，成功大”；指出：“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是不对的。

　　实录精神《史记》人物传记的最大特色是它的实录精神。后于司马迁不远的西汉刘向、扬雄，东汉的班彪、班固父子都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是“实录”。依照班固的解释，“实录”的意思，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即照事实实事求是地直录。这里包含着认真对待历史实际的方法和态度问题。对于古代历史，“实录”是考订、选取、运用历史资料问题。而对于秦汉以来的近百年史，特别是汉代当代的历史，就不只是现成资料的摘录、移写问题，而是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能不发生“忌讳”的问题。司马迁坚持了“实录”的精神。《史记》的人物传记，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到地方长官等等，他固然不抹杀他们的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愚昧、偏私、腐朽、丑恶以及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人民。最重要、最大量的一部分在于揭露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其目的虽在于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而他写的是实录，反映了真实的历史，是难能可贵的。

　　从实录的精神出发，司马迁所选的人物，不是取决于其人的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取决于其人的实际行为表现。官为丞相的人，他不一定为他们作传。但却写了许多下层人物的传记，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因为这些人都是有某些可取之处。人物选定了之后，就是具体的叙事问题。以人载事，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始终，这是司马迁的首创。人物无论大小，他的生平事迹总是很多的，又如何写呢？司马迁的笔法是，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如《平津侯主父列传》写公孙弘：“弘为人恢奇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又说：“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隙者，虽详（佯）与善，阴报其祸。”这个人是被汉武帝特别提拔作丞相的。这里可见作者注意写他的为人内外两方面。“弘为人恢奇多闻”，写为人表现宽弘奇伟，知识很广博。“弘为人意忌”，写其对人多有积怨，外宽内深，是写其心。又如《酷吏列传》写张汤：“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乾没”是空手得利的意思。这是写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表现。下文又说：“汤至于大吏，内行修也。通宾客饮食。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弟，调护之尤厚。”则写其为大吏时为人颇为宽厚，有利于人。这些例证都可见司马迁写人物传记要写出其为人大体，并注意其复杂性。司马迁是不喜欢公孙弘和张汤的，但是写了他们的好处。概括言之，《史记》人物传记的最大特点，是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过去有人说：“《史记》于叙事中寓论断。”①又有人说：“叙事不合参入断语，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允称微妙。”②他们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用事实来表示自己对所写人物的爱憎态度。

　　如有名的《项羽本纪》，他同情项羽，以极其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个失败的英雄，即赞扬项羽勇猛无比，摧毁秦皇朝暴力统治的功绩和精神；也指责他沽名钓誉，头脑庸俗，胸无大志；批评他以粗豪自恃，无比残暴。所有这些都是通过项羽本人的事迹来表现的。在本传里，作者没有发议论，但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于叙事之中是有显明的表示的。又如《伯夷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写法比较特别，或则发舒孤愤，提出问题；或则略似后世作家作品评论。伯夷这个人，在战国时有很多传说，汉朝初年也有不少传说，都赞美这个人，但没有具体的事实，给这个人作传，没有多少事可写。传说中有伯夷，为人清廉，司马迁为其作传，对那些不清不廉的有所借鉴，有所标榜。《屈原贾生列传》也是如此，事实也是不多的。这两篇传和其他的传不同，确是《史记》人物传记的变体。这和传主事迹渺茫或较少有关系，也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六。

　　② 刘载熙：《艺概》卷一。

　　和作者对他们的遭遇同情有关系。

　　个性和典型性的统一《史记》传记叙事，善于以个性和典型性统一起来。司马迁写人物传记，无固定的格式，大抵因人立传，因事成文。就形式说，有单传、合传、类传的区分，主要意图在于表现传主为人的特征，根据对人物特征的认识取舍事件。取大事，这是当然的，因为它们有关于客观的历史实际，也有关于人物的历史业绩。但也不排除小事。如《李斯传》在传首写李斯“见吏厕中鼠食不洁”和“观仓中鼠食积粟”而感叹：“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目的在于表现李斯为人见机行事，不顾是非美恶，阿世苟活，一生贪图富贵利达的特征。又如《张汤传》在传首写张汤儿时“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的故事，叙述详细，目的在于表现张汤为人善于治狱，而他的酷吏之才，实出于天性。此外如张良、韩信、陈平等传，也都写他们年轻时一些小故事，而这些小故事往往也不都是光彩的。司马迁写这些小故事，目的同样是为了表现他们为人的特征的。一般取事不多，这是《史记》的特点。不写太多的事件，选取重要的几件事来写，这样叙事是简洁的，不堆砌许多事。项羽、李广都自称身经“七十余战”，但传中所写他们的战迹也只有两次。有些事件由于牵连别人或其他原因，则写于别传，这是司马迁惯用的“互见法”。项羽的好多缺点，写在韩信传里，一方面表现出韩信用兵有独到的见解，一方面也赞美了韩信，避免了正面批评项羽。又如写刘邦美的事情，大的事件，但看了《项羽本纪》及其他一些传，就会感到刘邦还有另一个面貌。刘邦被项羽打败，逃难，以及把儿子和女儿屡次推下车等情节，都写在《项羽本纪》里。避免在一篇中堆砌事件，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为人”的复杂性则于此可见。对于所取之事，无论大小，往往极力描写，有细节、场面，使之故事化，成为历史画面，则又是《史记》传记的风格。这是古代史官记事又一新的高度的发展，实开后世小说的先河。这里历史和文学就分不开了。《项羽本纪》里关于“鸿门宴”的描写，《廉颇蔺相如列传》里关于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之会的描写都是最突出的。如以《汉书·高帝纪》中所写的“鸿门宴”与《史记》的相比，那就清楚地看出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差异。《史记》所写的“鸿门宴”，也不是司马迁想象或虚构出来的，而是根据传说写成的。这种风格，实即重点突出。梗概的叙述和具体的描写相结合，形成波澜起伏，繁简相间、引人入胜的独特风格。选择人物，全面了解人物的“为人”，剪裁事件，重点突出。某些事件，既是个人传记，又往往有典型意义，反映丰富的历史内容。这是一个创作的过程，从而塑造了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如《魏公子列传》、《项羽本纪》、《李广传》、《魏其武安侯列传》、《酷吏列传·张汤传》、《游侠列传·郭解传》等，都是代表作品。

　　传记中的语言《史记》人物传记的语言很丰富。口头流传的成语、谚语、歌谣，广泛采用。又不回避方言土语，和后来古文家只求“雅”不同。用古史资料，往往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关于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尧典》的“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惟时懋哉！”等语，译为“信饬百官，众功皆兴”，“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维是勉哉！”等，原文和译文比较读之，就觉译文易读易懂多了。《史记》的语言，是“文言”，但接近口语，一般叙述和人物对话谐和一致，明快而含蓄，言外有意，耐人玩味；简约而繁复，不拘一格，各当其用，大抵服务于人物特征的描写。特别引人兴味的是刻画人物说话口吻，从而表现人物的精神态度。又往往适当地强调、夸张，使人物形象突出。这是《史记》语言很突出的特点，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一、《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二、《陈涉世家》：“陈胜王凡六月。..陈王出，（其故人）遮道而呼涉。..入宫，见殿层帷帐，客曰：‘伙颐！涉之为王沈沈者！’”三、《陈丞相世家》：“于是上（孝文皇帝）亦问左丞相平。..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四、《张丞相列传》：“（周）昌为人强力，敢直言。..及帝欲废太子，..而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五、《汲郑列传》：“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武帝）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以上五例，汉高祖让皇帝位的话，陈胜故人惊讶陈胜为王一派阔气的话，陈平惶恐对答汉文帝的话，周昌口吃对答汉高祖的话，汉武帝对汲黯的讲话，都是当时口语的直录摹拟，或完全或不完全，生动地反映了说话者当时各各不同的神情态度，至今读之，犹觉汉初人物谈话的各种情景展现于目前。《史记》人物传记的出色和作者运用语言的努力是有极大的关系的。

　　《史记》人物传记的成功，主要表现在战国秦汉以来的那些篇，既是历史文献而又富有文学性。其特征在于作者根据确实可信的历史事实，加以选择、剪裁和强调，通过明晰通俗的语言，忠实地塑造了各种人物的生动鲜明的形象，有他们的个性和典型性，从而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复杂的社会面貌和本质。司马迁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

　　由于辞赋和散文的发达，东汉时代产生了文章的概念，人们往往以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为文章家的代表，文章家就是文学家。司马相如是汉武帝时代的著名的辞赋家；司马迁也写过辞赋，但著名的作品则是《史记》的传记散文。他开创了我国古代散文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史记》流布以后，在历史学和文学的发展史上发生了长远、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第五节司马迁在天文学上的贡献在史学、文学之外，司马迁对天文学也有杰出的贡献。他主持了历法的改革，在《史记》中，对天文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不但在许多篇本纪、表、传中记载了丰富的天文学资料，而且还写了《历书》和《天官书》，开创了中国史书系统地记述天文学资料的优良传统。我国历代天文学资料之所以能大量流传至今，并成了可以说是全人类的珍贵文化财富，追本求源，司马迁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司马迁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天文学家。

　　交食周期的首次提出自古以来，人们认为日食和月食是一种不可预测的天变现象。在惊惧之下，人们认为这是上天示警，并且进一步提出了种种星占学的结论。然而，日、月食是日、月、地三者处于特殊的相对位置——几乎或完全成一直线——时必然会出现的一种自然现象。而日、月的运动（实际是地、月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因而日、月食的发生也是有规律的。当然，人们认识这些规律曾经经历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而司马迁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开创性的作用。司马迁分析了历代的月食记录，他一破月食不可预测的成见，总结出月食现象的发生存在一种周期性的规律。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一个交食周期的数据。《史记·天官书》中说道：“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复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复始。故月蚀，常也。”这一段文字中的数字由于千百年流传中的讹误而有矛盾，但，月食是有规律的，月食是件正常的天象，这却是叙述得十分明白的。一般研究者都认为，司马迁的交食周期就是后来刘歆《三统历》里的数据，即，一百三十五个朔望月。如果是这样，那么上引《天官书》中的数字，自“六月者一”起可改为：“六月者五，而五月者三，凡百三十五月而复始。”

　　正是由于司马迁发现了月食现象中有周期规律，人们此后才能自觉地去探求日、月食现象中的其他规律性，并由此而发展起中国传统的日、月食预报工作。

　　行星方面的发现和发明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即已发现，在相对位置固定不变的众多繁星之间，有五颗星在不断地运动着，即今所谓行星。行星运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按照从西向东的方向，称为顺行。但有时也会出现从东向西运动的情况，而在方向变换关头则会发生行星相对静止不动的现象。前者称为逆行，后者称为留。由于逆行和留在行星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只占很短的时间，因此在司马迁之前人们虽然早已观测到行星有逆行，但却认为除了火星和金星的逆行之外，其他都是一种反常的变异；至于就火星和金星来说，人们认为它们的留仍是一种反常的变异。这些反常现象都被归入到了星占学的范畴里去了。

　　司马迁分析了汉兴百余年来的史官行星观测记录，并结合他自己的观测验证，他发现，在五个行星的运动中都有逆行现象有规律地出现。《天官书》中说道：“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进而他对每个行星都总结和建立了第一份动态完整的行星动态表，其中包括了每个行星在一个会合周期中的顺行、逆行和留各个阶段的运行时间和所行度数。尽管司马迁所定的行星动态表精确度还不高，但是他把逆行和留都归入到正常的、可计算的范畴里来，从而为我国的行星运动研究建立了一个新的起点。司马迁是一个敏锐的观测者。他指出，行星在逆行时比顺行时可能更加明亮。他说：“反逆行，尝盛大而变色。”①由于逆行大多发生在行星离地球比较近的时期，因此，观测者自然会看到它比较明亮。他还指出，金星可以亮到照出地面物体的影子，甚至可以见到它在白昼过子午线②。这些结论也大体是符合实际的。

　　五颗行星，在司马迁之前一直有独特的名字。例如，土星称为填星，木星称岁星，火星称荧惑，金星称太白，水星称辰星。还有其他各种名称。这些名称来源于各种不同的特征。例如，土星的恒星周期为近于28 年，古人认为它每年在二十八宿的一个宿内运行，将之填满，因称填星。岁星的恒星周期近于12 年，古人认为它一年在十二次中的一个次内运行，观测岁星位置所在即可纪年。荧惑则因这红色的星运行规律复杂，古人感到困惑，故名。太白则因其色白而明亮。辰星则因其距太阳最远不超过一辰（一周天的十二分之一，即30°）。其他的名称则根据种种不同的原由而来。到了司马迁的时代，他的《天官书》里第一次出现了土、木、火、金、水这五大行星的名称。它们是在古代五行理论的支配下，根据五星的颜色特征而提出的。按五行理论，五行配五色，即土黄、木青、火红、金白、水黑。而土、木、火、金这四颗行星的颜色确实与此相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司马迁天文观测的精细。当然，水星的颜色并不是黑的。司马迁也知道这一点。它的命名只是为了凑合五行理论。

　　传下了第一个全天星官体系为了辨认恒星、观测及记录天象的方便，古人把恒星多寡不等地组合起来，每个组合有一个特定的名字。这种组合统称星官。

　　《天官书》是现存介绍全天星官的最早的完整文献。虽然在战国时代的石申（一作石申夫）《天文》八卷（后又称《石氏星经》）和甘德《天文星占》八卷（后又称《甘氏星经》）等著作也有他们自己的全天星官体系，但这些著作都没有完整而可靠地流传下来。现在只能在唐代的一些星占著作（如《开元占经》等）中见到大量标为“石氏”和“甘氏”的文字片段，它们都是后人增删摘取的结果，无法反映出先秦时代的石氏和甘氏星官体系的全貌。

　　《天官书》将中原地区可见的全部星空划分成五个天区，称为五宫。在北极周围的称为中宫，有星官14 官；其他天区则划为东宫，16 官；南宫，20 官；西宫，19 官；北宫，19 官。合共88 个星官。这些星官的命名大多取材于人间，包括各级官吏、诸侯、古帝、贤相、各种器物、动物、植物等等的名称。人们一见这个体系定以为步入了一个天上的封建王国。其与古希腊的星座命名大异其趣。

　　① 《史记·天官书》。

　　② 金星离太阳的角距离最大只有48°。如果金星在子午线上时，太阳一定在地平线上很高了。这时，不是很亮的天体是无法看见的。

　　鉴于“司马氏世典周史”，司马谈父子又均任太史令的事实，我们有理由提出，《天官书》的星官体系是司马氏的体系。它的渊源可能追溯到先秦。它的最晚完成时间当不会晚于《天官书》撰成的年头公元前一世纪初。这个体系当也是汉朝皇家天文机构所使用的体系。

　　把这个体系与世传的各个石氏、甘氏、巫咸氏等各家古星官体系比较，可以看出，这些体系中都有若干星官是受到《天官书》的影响和启发而组合命名的。例如，《天官书》说：“胃为天仓”，意为胃宿是天上的粮仓。而石氏却因此而另组合了天仓一官。《天官书》说：“张，素，为厨”，意为张宿是南宫朱鸟的嗉子，又是天上的厨房。而甘氏却因此而另组合了天厨一官。又，《天官书》说：“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太一是秦及汉初最尊重的天神，也是天帝的别名。把天帝置于明亮的北极星的位置上是非常恰当的。三公，指太尉、司徒和司空这三个权位最高的官职，它们之设在天帝的边上自然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甘氏却另外设立了三公星官。石氏则把太一独立成一星官，置于一个离天极相当远的一颗小星上。显然，甘氏的三公和石氏的太一两星官都是在《天官书》之后出现的。总之，由于《天官书》的时代下限是明确的，以此来研究后代流传各古星官体系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

　　恒星的颜色观测恒星的颜色是恒星的重要物理特征之一。《天官书》是我国第一部记述恒星颜色的可靠文献，它给后世留下了十分有价值的资料。书中所记的恒星颜色有：质，白色；狼，白色；心大星，赤色；参左角，黄色；参右肩，苍色；奎大星，黑色；南极，赤色；昴，白色。

　　质，即现代天文学上所谓的鬼星团，M34；昴，即今所谓昴星团，M45；参右肩，即参宿七，猎户座γ星；心大星，即心宿二，天蝎座α星；狼，天狼星，大犬座α星。司马迁对上述恒星或星团的颜色描述都是正确的，和现代观测到的一致。奎大星为仙女座β星，红而较暗，《天官书》为适应五行配五色的理论，因而称之为黑色。考虑到中国有把深色的东西称为墨色的习惯，则奎大星之色也可算勉强符合实际。

　　不符合现今观测所见的有两颗星。一是南极，即所谓老人星，船底座α星。现今所见为-0.86 等的亮度，光谱型为F0，属黄白色。这与《天官书》所称“赤色”相差太远。这倒不是司马迁观测有误，而是因为这颗星的赤纬太低，对黄河流域的观测者来说，它显露在地平上的高度最多只有5°左右。在离地平线这样近的地方，地面空气对星光的吸收比较利害，从而使恒星的颜色变得发红了。

　　因此，总的来说，我们对司马迁的恒星颜色记载的客观性是没什么可怀疑的。

　　这样，我们对唯一一颗其颜色记载与现代观测不同的恒星就必须作认真的对待。这颗参左肩，今名参宿四，猎户座α星。现今观测到的是颗0.92等亮度的红色的Mα型星，而司马迁记其为黄色。在二千年中，这颗星从黄色变成了红色，这只能表明这颗星本身发生了某种巨大的变化。此事引起了现代天文学家的兴趣，对之作了许多研究，并因之又一次对中国古老的文化遗产引起了赞叹和钦佩。

　　提出恒星亮度概念的雏型亮度是表征恒星物理特征的一个重要的量。现代天文学上用星等来反映恒星亮度的大小。星等数值越小，亮度就越亮。1 等星就比6 等星亮100 倍，而1 等星则比2 等星亮（100）

　　15 倍，如此等等。用数字表征星的亮度，这个方法起源于古希腊，当然，当时是没有严格的数量定义的，即，当时并不知道1 等星比6 等星亮100 倍的具体数值，因为当时还不掌握测量亮度的具体原理和方法，而只是凭肉眼的大概估计。然而正是有了这种直观的数量估计，才会发展起后来有严格定义和科学量度原理与方法的恒星亮度概念。

　　长期以来，人们都从未想到中国古代是否有恒星亮度的概念问题。因为从未发现过中国有用星等数值来表征亮度的记述。然而，恒星有亮有暗，这是个明显的事实。中国古代的天文观测家不会不注意到这个事实。我们仔细分析《天官书》的文字描述，发现其中有着某种恒星亮度概念的雏型。

　　《天官书》中注意到恒星的亮暗问题，它用五种文字描述来反映恒星的明亮程度。虽然《天官书》并未给出这五种描述文字的严格定义，因而它们彼此间的界限是很难划清的，但是，从总体来看，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可以分辨的。

　　第一种描述是“大星”。被称之为大星的，在介绍全体星官的那部分文字中共有10 颗，其中9 颗已被证认出来，它们是（按通用古星名、通用国际名、星等数值排列）：心宿二（天蝎座α，1.22 等）

　　南门一（半人马座β，0.86 等）

　　南门二（半人马座α，0.33 等）

　　轩辕十四（狮子座α，1.34 等）

　　毕宿五（金牛座α，1.06 等）

　　天狼（大犬座α，—1.58 等）

　　南极老人（船底座α，-0.88 等）

　　北落师门（南鱼座α，1.29 等）

　　河鼓二（天鹰座α，0.89 等）

　　这9 颗星中最暗的是轩辕十四，但也有1.34 等，即，仍是属于现今所谓一等星的范围。如计算这9 颗星的平均星等，则为0.51 等。

　　至于第10 颗星，司马迁称之为将位，它的位置应在今所谓后发座的范围内。但这个星座内没有什么亮星。一般认为，将位星即后世所谓的“郎将”星。但此星星等只有5.07 等，这就不但不是一颗亮星，简直是一颗很暗弱的星了。然而，从前面9 颗星的分析可知，司马迁的大星称号不是胡写的。我们只得认为，也许必须用现代天文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一天区有无恒星亮度变化的问题。

　　此外，在介绍金星颜色变化的一段文字中，还谈到一颗“奎大星”。奎宿一共16 颗星。这颗奎大星，后称奎宿九，即仙女座β星，星等为2.37 等。它与前述9 颗大星相比至少暗了1 个星等。因为一个星官中常常不止一颗星，为了称呼其中的某一颗星时，古人常常不得不借助于该星在整个星官中的位置或该星与其他星的亮度比较。前者如称“参左肩”、“参右肩”之类；后者如称这颗“奎大星”。细察全天星官部分中介绍的大星，大多是与全天其他星官比较而言的，与奎大星这种主要就一个星官范围内而言的大星意义有所不同。加之，奎大星之称并不在介绍全天星官的那部分文字中出现。因此，我们不认为“奎大星”应属于前述10 颗全天范围内的大星之列。话说回来，即算把“奎大星”也计算在内，则也不过把大星的平均星等增到0.69 等而已，就平均数而言影响不大。

　　第二种描述是“明者”。只有一颗星有这称谓，即“北极”星官四颗星中最亮的一颗。今称帝星，小熊座β星，星等2.24 等。

　　第三种是没有任何描述的一般星。《天官书》中记的全天星官共约500多颗星。其中绝大部分未加亮度描述。这些无描述的星中有亮到2 等以上的，乃至象织女星这样很亮的星；也有暗到5 等以下的星；不过，其中大多数是3—4 等左右的星。

　　第四种描述是“小星”。明确被这样描述的有三颗星：轩辕御者（狮子座31，4.58 等）

　　长沙（乌鸦座x ，4.42 等）

　　附耳（金牛座92，4.85 等）

　　另外还有紫觿三星（猎户座、、） l j j 1 2 ，被称为“小三星”。这个“小”字也可理解作指所占范围小。但如果也理解作指亮度小，则6 颗星的平均亮度为4.42 等。如果不计这“小三星”，则三颗小星的平均亮度为4.62 等。第五种描述是针对最暗的星的，称为“若见若不”。这种描述只对“阴德”三星用过。这三颗是天龙座10 号星和南京大学《全天恒星表》（1972年出版）中的11880 号和11686 号两星。它们的星等分别为4.77 等，5.70等，6.66 等。其中第一颗星不难看到，第二颗就较难看到，第三颗星则必须有很好的目力，在很好的天气条件下才能看到，故此司马迁称这一星官是“若见若不”。这三颗星的平均星等为5.71 等，也是在常人目力能见的边缘上了。总起来说，司马迁对星体亮度的五种描述大体上可以这么区分：“大星”为1.5 等以上的星；“明者”为2 等左右的星；一般无描述的为3—4 等星；“小星”为4.5 等左右的星；“若见若不”为5—6 等以下的星。尽管这几种描述有交叉，但大体上的区别还是明显的。这种恒星亮度概念发展下去，未尝不可形成一种严格的系统。但很可惜，司马迁开创的事业后世并没有沿着正确的道路予以发展，致使这一工作被埋没了二千多年。

　　关于变星的观测变星是一种亮度在不断变化的恒星。对变星的研究是现代天文学上的一项重要课题。因为大气现象也能导致人目所见的恒星亮度变化，所以人们对古人遗留下的大量关于恒星亮度变化的记述难以鉴别。但是，有些变星，它的最大亮度在人目可见的范围内，而最小的亮度又在人目不可见的范围，这样忽隐忽现的变星既容易被勤于观测的中国古代天文工作者所发觉，而我们后人也容易对之进行鉴别。《天官书》就有几处记述了这类变星隐现现象：“贱人之牢。其牢中星实则囚多，虚则开脱。”

　　“（天）市中星众者实，其虚则耗。”

　　“三柱。柱不具，兵起。”

　　所谓“贱人之牢”，主要包括北冕座的半圆形部分，其中有三颗变星R、S 和T 星。变幅分别为5.8—12.6 等、6.1—12.0 等以及2—9.5 等，都是变化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变星。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注解这一段时写道：“牢口一星为门，欲其开也。..一星不见有小喜，二星不见则赐禄，三星不见则人主德令且赦。”撇开这些星占话语不谈，其中谈到正好是三颗星有不见的现象，而北冕座T 星又正好在半圆形的边上，符合“牢口一星为门，欲其开也”的话。可见，司马迁说的星实，即是指R、S 和T 三星的出现；星虚，则是指它们的隐没。

　　“天市”，司马迁说的是四颗星，它们是蛇夫座α、κ、ν三星及巨蛇座η星。这四颗星的范围内有蛇夫座U 及RS 变星两颗，变幅分别为5.8—6.5等及5.3—12.3 等。它们当是司马迁“星众”、“（星）虚”之说的实际内核。

　　“三柱”是指“五帝车舍”（后世称“五车”）五颗星范围内的三组星，每组三颗星，都是成尖锐的小三角形。其中西北方一柱为御夫座x e h 、、、三颗星。e x 和均为变星，e 的变幅为5.0—5.6 等。在天气条件较差的情况下，e 是有可能看不见的。这时就可以说是“柱不具”。

　　总之，司马迁观测到并记下了多颗变星。这项成就在当时世界上是不多见的。

　　对奇异天象的介绍和记录所谓奇异天象，这里是指并不经常出现的，古人因不明其本质而对它有神秘感的天象，其中包括各种彗星、大流星、陨石、新星和超新星、极光，以及一些大气光学现象。对于这些天象，古人起了各种各样的名字。单单看这些名词，现代人已难知它们究竟是什么。而这些长达几千年的天象记录却是当代天文学研究极感兴趣的对象，因为许多天象的规律性只有在很长的时期才能充分显示出来。所以，人们必须求助于古人对天象的具体描述和介绍。在全面介绍这些奇异天象的古书中，《天官书》是最早的一部（虽然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比《天官书》时代更早，但其中只有图像，而文字却全系星占条文，并无天象本身的描述，除了彗星外，其他是很难判别的。另外，在《开元占经》中虽有一些石氏和甘氏的有关片断，但它们是否都是战国时代石申、甘德的遗文，还很难说）。

　　《天官书》记载的奇异天象名称共有20 多个。从对它们的具体描述来看，大体上有以下几类：1.彗星《天官书》中记有天欃、彗星、天欃、天枪四，那都是具有直而长的彗尾的彗星。有蚩尤之旗，那是尾巴特别弯曲的彗星。有五残星，那是有五条彗尾的彗星，等等。

　　2.大流星和陨石有的大流星，由于气流的影响，它的余迹会发生扭曲变化，人目看来就好象蛇行一样，称之为枉矢。有的流星体很大，它们能进入到低层大气，形成火流星，最后堕入地面，造成很大的陨石坑，陨石形如狗，因称之为天狗。有的火流星未堕到地面就爆炸毁灭了，如果它们发生在白昼，人们看不到（或注意不到）它们的亮光，而只听见它的爆炸声，这就是《天官书》中说的天鼓。关于一般堕落地面的陨石，《天官书》称为坠星。

　　3.极光《天官书》中记载了多种极光现象。烛星：一种象火炬形状的极光。卿云：若烟非烟，若云非云，是一种无定形的弥散光面型极光。天开：在黑夜的天幕上突然出现一条光带，好象天开裂了一样。还有归邪、旬始等，都是各种形状的极光。

　　4.黄道光《天官书》关于格泽星的描述就是一幅黄道光图像的写照：“如炎火之状，黄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兑（锐）。”在太阳系中存在许多尘埃粒子，它们主要分布在黄道面及其附近。太阳光照在这些尘埃粒子上，再反射出来，被人们观测到，就成为黄道光。它的图像就如上述格泽星的描述。因为它很微弱，所以很难观测。西方是在十七世纪由法国天文学家开始观测的。因此，司马迁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描述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

　　5.新星和超新星它们绝大多数是原来暗得肉眼不可见的恒星，忽然亮度增加几千乃至几万倍，人们就看到天上新出现了一颗星，因称新星。有的会增亮几千万乃至几亿倍，就称为超新星。新星和超新星的亮度后来又慢慢降下去，逐渐消失不见。古人因称之为客星。有的客星很亮，受大气衍射的作用，看上去好象射出许多光芒，古人因而又称为孛星。这两种名称在《天官书》里都有记载①，但奇怪的是未作定义性描述。由于彗星也具有出现后又消失的现象，有极少数彗星也会向四周所有方向喷射出气体，因此古人也把彗星称为客星或孛星。精细如司马迁，居然未能从运动或不运动来区分彗星和新星、超新星，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除了上述这些奇异天象名称的介绍外，《天官书》中也有一些天象的记录。但这些记录极为粗略，无法具体确定其发生的日期乃至年份。从这一点来说，《天官书》的意义不是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记录，而是开创了一个在纪传体史书中有专门篇幅保存天象记录的先例（至于准确的天象记录则在《史记》的一些本纪和年表中有所记载）。

　　对太初历工作的作用、贡献和批评太初改历是由司马迁发起的。他也参与了安装仪器、进行观测的工作。

　　可是最后实施的是邓平、洛下闳的太初历，而这种历法与《史记·历书》中所记的《历术甲子篇》是完全不同的。《历术甲子篇》中所记的，是一种四分历。它的基本数据是一回归年的时间为3651 4日（因而称为四分历），一朔望月的时间为29499940日。邓平等人的太初历，其基本数据则为一朔望月时间为294381日，一回归年时间为3653851539日。化成十进制小数就可知道，这两组数据十分相近，而以四分历为略优。司马迁的拒绝太初历，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司马迁在历法问题上有他的缺点。为了强调这次改历的历史意义，使汉武帝的统治获得一种神圣性，他和一些同事把历法时刻所在的年名加以改动，称为焉逢摄提格，用干支来表示即为甲寅。这个年名得到汉武帝的批准，在改历诏书中予以发布。然而，按实际的年名，当时应该是丙子年。改① 不过，《天官书》把孛星写成茀星。

　　为甲寅，一下断开了38 年，给历史记载和推算添加了种种麻烦。这使最早奉命改历的人发生意见分歧，导致有人上疏“不能为算”的一个可能的原因。不管怎么着，后来邓平等的太初历并未采用这个年名，使纪年保持了连续。从这一点来讲，邓平是对的。

　　在天文学思想方面的贡献司马迁要“究天人之际”，这就是要研究天和人间的兴亡治乱之间的关系。

　　古代统治阶级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它主宰着人间的命运，帝王则是受天之命来统治人民的。天通过天上的各种现象来警示地上的帝王臣民：人间将要发生何种大事了。至于何种天象将预示何种人间大事，则是中国古代星占术研究的内容。天和人间两者有着神秘的关系，这种关系古代称之为“天数”。历代帝王设立了官方的天文机关，其职责之一就是要监视天象，以猜测天的意向。司马迁本人当过多年的官方天文机关的负责人——太史令。他自认他的家族世代是传“天数”的，他的祖先是重、黎、羲和，都是星占家兼天文学家。司马迁本人也不可能跳出这种阶级的和社会的局限，他也相信星占术。他的《史记·天官书》中充满了星占术的语句。这是时代使然，也不足怪。

　　然而司马迁却并不受星占术所束缚。在他研究天人关系的过程中常常发现客观的天文现象和以往星占家所传的条文有明显的矛盾，在这样的时候，司马迁并不怀疑客观现象的真实性，而是宁可对星占术作出局部的否定。作为太史令，司马迁有条件掌握历代遗存的天象记录和人事史料。仔细研究了这些材料后，他发现，过去的许多星占术文是靠不住的。他说：“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 祥不法。”“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这就是批评这些星占家们并没有固定的原则，而是见风使舵，“以合时应”，“因时务论其书传”。这一来就降低了星占家们“通天”的神圣形象。

　　作为历史学家，他研究史料的结果认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①。这个思想就突破了天命的观念，强调的是国君的行为对国家兴亡的作用。由此他提出，在见到天变之后，对国君来说，“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②。这些对策反映出，司马迁并未彻底否定天的作用。不过有意思的是司马迁把“修禳”放在对策的最末一种，而把调整国君行为的“修德”、“修政”作为第一、第二种对策。这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对于国家的命运来说，国君自己的行为比天意的作用要大得多。而这个思想，实际上可以说已否定了天意的作用。因为，如果人的作用盖过了天，那么也就谈不上什么天的至高无上了！由于司马迁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他在分析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七国兴亡、楚汉相争之类，虽然也用过不少天命之类的语言，但是他也从他自己的立场、观点出发，作了许多纯属人世的经验总结。尽管这类总结的正确性还大可讨论，但它们和天意、天命① 《史记·天官书》。

　　② 《史记·天官书》。

　　决定论之类的思想相比是高明得多了。而这种纯属人间的经验总结才是历史学家司马迁的本质。

　　天文现象和任何自然现象一样都是有规律的。但是，许多天文现象的规律性比较复杂而不能立即辨出。比如说，由于地球既有自转，又有公转，因此离地球不远而同绕着太阳运动的行星，在地球上的人看来其运行规律就不是很简单。又比如说，月亮绕地球转的轨道平面和地球绕太阳转的轨道平面不相重合。因此造成日、月、地三者有时会在一条直线上的局面，这时就发生日食或月食。但由于月亮和地球的公转周期不可通的，月亮的运动速度和月亮轨道本身都有比较复杂的变化，这就使不大能看到的日、月食的出现显得更加捉摸不定。如此等等的现象在古代世界天文学知识极其低下的时候是不可理解的。按照中国古代星占术的观念，凡是和已知天文学规律不相符合的天文现象就叫做“变”，凡是变，就是上天的警告，就属于星占家的工作范畴。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人们就不可能发现旧规律的谬误和粗疏，更不可能会发现新的天文学规律。这是星占术阻碍天文学进步的关键所在。

　　然而，司马迁并不受这种观念的束缚。前面说到他发现五星逆行和留的规律，发现月食有周期性，等等，都是他冲破了星占术观念的束缚而得出来的。

　　一般来说，当发现和过去所认为的天文学规律不合的现象时并不盲目地把它归之于超自然的“上天警告”，而是在大量客观资料的启发下，意识到它是合乎自然规律的，从而努力寻找出新的天文学规律或对旧规律作出修正，这是古代天文学摆脱星占术的束缚而获得发展的一条比较普遍的道路。司马迁就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杰出典型。

　　第二十一章霍光金日c 赵充国霍光、金日c 、赵充国是武帝晚年、宣帝早年间的重臣。霍氏盛世，势倾朝野。

　　第一节霍光①受遗诏辅政霍光（？—前68），字子孟，西汉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西南）人，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他的父亲霍仲孺是平阳县的一名县吏，因事出入平阳侯家，与侯家侍婢卫少儿相爱，生下去病。不久，霍仲孺吏毕归家，娶妻，生子霍光，从此与卫少儿不相往来。后来少儿妹卫子夫入宫立为皇后，卫氏满门富贵，去病亦以皇后姊子得到武帝的重用，在抗击匈奴战争中屡立战功，官至大司马、骠骑将军。去病自知生父为霍仲孺。适值出征匈奴，道经平阳，及派遣官吏迎接霍仲孺至官舍相见，认了父亲，“大为买田宅奴婢而去”。出征归来，经过平阳，乃携带霍光西至长安，这时霍光年仅十余岁，武帝以为郎官，稍迁为诸曹侍中。去病死后，霍光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

　　征和二年（公元前91 年），戾太子刘据（武帝长子）被江充陷害致死，武帝以次子燕王刘旦及其弟广陵王胥多过失，不堪继承皇位，爱少子弗陵，欲立之；但弗陵年幼，须由大臣辅政。他观察周围群臣，唯有霍光最可信赖，而且老成持重，能够担当起托孤重任，于是，命宫廷画工画周公辅成王朝见诸侯像以赐光。后元二年（公元前87 年），武帝游五柞宫，病危，霍光随侍右侧，涕泣问道：“如有不讳，谁当嗣者？”武帝说：“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让金日c ，日c 不肯。武帝乃下诏立弗陵为皇太子，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c 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受遗诏辅政；又以桑弘羊为御史大夫。次日，武帝病逝，太子即位，是为昭帝。

　　专断政事，破除“谋反”

　　昭帝即位时，才八岁，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主持全国政务，“政事一决于光”。武帝遗诏封霍光为博陆侯，金日c 为秺侯，桀为安阳侯。不久，金日c 病死，由霍光与上官桀共同辅政。他们之间有着姻亲关系，光女为桀子上官安妻，彼此之间原本亲密无间，光有事，由桀代其处理政事。但过了不久，两人关系逐渐紧张起来。上官安有女，年方五岁。安贪图禄位，请求霍光把他的女儿送进宫去，许配昭帝为后。霍光以外孙女年纪太小，没有同意。上官桀父子又求鄂邑长公主相助，由长公主出面主持婚事，立上官安女为昭帝后，封安为桑乐侯、骠骑将军。上官桀父子对长公主十分感激，请求霍光封长公主的姘夫丁外人为侯，光不肯，又为之求官，光又不许，因① 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霍光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此，上官桀父子和长公主都怨恨霍光，企图与之争夺权力。

　　此时，自以为年长又未得立为帝的燕王刘旦，常怀怨望之心；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他的子弟求官不得，也怨恨霍光。于是，上官桀父子便同长公主、桑弘羊串通一气，勾结燕王刘旦，策划发动政变，先除掉霍光，然后废黜昭帝，立燕王旦为帝。燕王答应事成后封上官桀父子为王。上官安则图谋事成后杀燕王而立其父。

　　元凤元年（公元前80 年）八月，上官桀等令人以燕王名义上书攻击霍光“专权自恣”，说他有三大罪：第一，谓其到长安东郊广明乡检阅、考试郎官和羽林军将士练武情况时，擅自使用天子外出时的礼仪，“道上称  （跸），太官先置”；第二，谓其赏罚不公，“苏武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还乃为典属国，而大将军长史（杨）敞无功为搜粟都尉”；第三，谓其擅自增加大将军幕府的校尉名额，不报告朝廷。并称：燕王请求到京城来保护皇帝，防止奸臣作乱。这封奏章乘霍光休假之机呈了上去。昭帝虽只十四岁，却能识别贤愚，明辨是非，他以为霍光到广明都试不到十日，燕王远在数千里外，“何以知之”，乃召见霍光。光入，免冠顿首谢罪。昭帝说：“将军冠，朕知此书诈也，将军无罪。”后来上官桀及其党羽又在昭帝面前攻击霍光，昭帝发怒说：“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敢有毁者，坐之。”

　　上官桀等见上告的计谋不行，乃密谋使长公主置酒请光，伏兵格杀之，因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长公主家舍人之父稻田使者燕仓知道这个密谋，告诉他的上司大司农杨敞，杨敞畏事不敢揭发，以告谏大夫杜延年，延年以告霍光。这年九月，上官桀父子、桑弘羊、丁外人等皆以谋反罪处死，并诛灭其宗族。长公主、燕王旦自杀。这次政变被粉碎后，霍光“威震海内”，昭帝对他更加信任，直至昭帝成年以后，仍令霍光照旧主持政务。终昭帝之世，一直由他执政。

　　废昌邑，立宣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 年），昭帝病逝，没有后嗣。武帝之子唯有广陵王刘胥在，群臣属意于广陵王。霍光素知刘胥多过失，为武帝所不用，犹豫不决。他听了一个郎官“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以”之言，决意立武帝孙昌邑王刘贺。刘贺狂纵荒淫，动作无节，政事失当①。

　　霍光见昌邑王荒淫无道，非常担忧，向大司农田延年问计，延年说：“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并说古代伊尹相殷就有“废太甲以安宗庙”的先例。霍光深以为然，就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合谋，召集公卿大夫会议于未央宫。会上，霍光说：“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听了惊愕失色，不敢吱声。田延年离席按剑，要求霍光不能辜负武帝的委托，应当实行废立，以安社稷。又以威胁的口吻说：“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霍光表示同意。议者皆叩头说：“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于是，霍光与群臣进宫谒见太后，具陈昌邑王刘贺“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奏请太后下诏废刘贺为庶人。

　　昌邑王被废后，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商议迎立新君。当时武帝的子孙，① 参考《汉书·武五子传》。

　　齐王刘闳早死，没有后嗣；广陵王刘胥多过失，前已不用；燕王刘旦以谋反自杀，其子孙不在当议之列；近亲唯有武帝长子故太子刘据之孙病已在民间，号皇曾孙。光禄大夫丙吉以皇曾孙“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①，上书霍光请立之。杜延年“亦知皇曾孙德美，劝光、安世立焉”②。霍光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在这年九月会同公卿大臣上奏太后立皇曾孙为帝，是为宣帝。宣帝即位后，下诏褒扬霍光“安宗庙”之功，增封爵邑一万七千户，连同以前所封共二万户；另外，先后“赏赐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杂缯三万匹，奴婢百七十人，马二千匹，甲第一区”。自昭帝时至宣帝初年，霍光子弟亲属皆任朝廷要职，总揽兵权，党亲连体，相据于朝廷。一时之间，贵盛无比。霍光的夫人霍显还不知足，又欲使其小女成君“奇贵”，令人毒死许后，送女入宫，立为皇后，声势更加显赫。后来霍显把毒害许后之事告知霍光，霍光非常惊恐；但始终不敢揭发。

　　霍氏之祸宣帝即位后，霍光曾经请求归政，宣帝谦让不受，令一切政事“皆先关白光”。光每朝见，宣帝“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对他非常敬重。宣帝初即位时，谒见高庙，霍光骖乘，帝心里严畏之，“若有芒刺在背”。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骖乘，天子“从容肆体，甚安近焉”。可见宣帝对于霍光敬而畏之。

　　地节二年（公元前68 年），霍光病危，宣帝亲临光家问候，光上书谢恩，请求以国邑三千户分封其兄霍去病之孙霍山为侯，宣帝立即令丞相御史大夫照办，并拜光子霍禹为右将军，以慰其意。光卒后，宣帝和太后（霍光外孙女上官后）亲自临丧，葬礼非常隆重，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将士送葬，自长安至茂陵，络绎不绝。葬后，谥光为宣成侯，封霍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光子霍禹袭爵为博陆侯。不久，又封霍山兄霍云为冠阳侯。霍光死后，“霍氏骄侈纵横”。光妻显“广治第室”，霍禹、霍山“亦并缮治第室”，霍云也是游猎无度。御史大夫魏相上书，以为霍氏倚仗权势，“骄奢放纵”，应当“损夺其权”。宣帝“自在民间闻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后来又听说霍显毒死许后，乃采纳魏相的建议，罢免霍光女婿度辽将军、卫尉范明友等人的兵权，改任文职；霍禹虽被任为大司马，而罢其屯兵官属，也是有职无权。霍显、霍禹、霍山、霍云等见权势被夺，又恐宣帝追究许后被毒事，“于是，始有邪谋”。地节四年（公元前66 年），霍显、霍禹、霍山、霍云、范明友等密谋发动政变，先杀死丞相魏相、平恩侯许广汉，然后废黜宣帝，立霍禹为帝。尚未发动，即被人告发，霍云、范明友皆自杀，霍显、霍禹及其他霍氏亲属皆被处死，“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自武帝以来贵盛一时的霍氏家族终于遭到灭族之祸。

　　① 《汉书·丙吉传》。

　　② 《汉书·杜延年传》。

　　第二节金日c谨慎而受信用金日c （前134—前86 年），字翁叔，匈奴族人。原本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因其父休屠王曾作金人祭天，故汉武帝赐其姓金氏。他是西汉封建政权中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是汉武帝最亲信的大臣之一。

　　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 年）春、夏，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大军两次出陇西郡，击匈奴右地（今甘肃河西地区），斩获颇多，获得匈奴休屠王用来祭天的金人，俘获匈奴王侯贵族数十人。浑邪王、休屠王听到单于“欲诛之”的消息，合谋投降汉朝，后来休屠后悔，浑邪王杀之，遂率领自己的部下和休屠王的部下降汉。汉武帝令霍去病处置匈奴降众，把降卒留居边塞，设属国以处之。至于投降的王侯贵族则派人护送到长安。这些人都得了赏赐和封爵，或封侯，或封官，唯有金日c 同他的母亲休屠王阏氏，因为休屠王后悔投降的缘故，都以罪被罚为官奴婢，日c 被分配到宫中饲养马匹。当时他年方十四岁。

　　过了几年，武帝到宫中游宴，带着不少的妃嫔、宫女，检阅宫中饲养的马匹。金日c 等数十名养马人牵着马匹经过殿下接受检阅时，别人都偷看殿上的贵人，唯独日c 走过殿下时目不斜视。武帝见他身材魁梧，仪容庄重，饲养的马匹又很肥壮，惊异地询问之，日c 如实奉告。武帝当即提拔他为管理宫中养马的马监。后来逐渐升迁到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之职。

　　金日c 升任扈从皇帝的高官后，小心谨慎，未尝有过失，武帝“甚信爱之，赏赐累千金，出则骖乘，入侍左右”。武帝周围的皇亲贵戚多暗中嫉妒，说：“陛下妄得一胡儿，反贵重之！”武帝听说，反而更加宠信他。

　　金日c 之母平素教诲两个儿子（日c 与其弟金伦）“甚有法度”，对他们要求严格。武后听说，甚为嘉奖。日c 母死后，武帝令画工画其形于甘泉宫。日c 每次扈从武帝到甘泉，见其母像必拜，涕泣尽哀而去。日c 有两子，为武帝弄儿，经常陪伴武帝。有一次，弄儿从后拥抱武帝颈项，日c 见而怒视之。弄儿走，且啼说：“翁怒”。武帝对日c 说：“何怒吾儿。”后来弄儿长大，在殿下与宫人游戏，日c 望见，“恶其淫乱”，遂杀弄儿。所杀的弄儿，就是日c 的长子。武帝听说弄儿被杀，大怒。日c 叩头谢罪，说明他所以杀弄儿的缘故。武帝听了，深受感动，更加信赖日c 对他的忠诚。由此亦可见他的小心谨慎。

　　擒马何罗武帝后元元年（公元前88 年），侍中、仆射马何罗与其弟马通因戾太子事件惧诛而谋反。金日c 发现马何罗兄弟情态异常，怀疑他们有异志，暗中监视他们的行动。何罗也察觉日c 在监视他，不敢贸然行动。这时，武帝巡游林光宫（秦宫，在甘泉宫旁），日c 小病卧于殿中休息处。何罗兄弟乘机夜出，杀掉使者，发兵。第二天早晨，武帝尚睡眠未起。何罗等人尚未入宫。日c 正准备上厕所，感到情况异常，立即坐到武帝卧室前。一会儿，马何罗袖中藏刀前来，见到金日c ，脸色变了，快步欲入卧室，被室中乐器撞倒。① 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金日c 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日c 得以抱住何罗，大声高呼：“马何罗反！”武帝闻声惊起，左右侍从人员拔刀直取何罗。武帝深恐格斗中误伤日c ，制止之。日c 挟住何罗的头颈，把他摔倒在殿下，随即将其绑起来，恶惩之。

　　武帝赐出宫女，日c “不敢近”。帝欲纳其女入宫为妃，日c 亦不肯。

　　受命辅政武帝病危时，召见金日c 与霍光等人，嘱其辅佐少主，封日c 为车骑将军。

　　昭帝即位后，按武帝遗诏，以讨马何罗功封日c 为c 侯，日c 固辞，不受封。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 年），日c 病危，霍光再申武帝遗命，封日c 为侯。接受封爵的第二天，日c 病逝，谥为c 敬侯。日c 死后，其子金赏承袭侯位，为奉车都尉，次子金建为驸马都尉，并为昭帝所宠信。宣帝即位后，赏为太仆，列于九卿。日c 弟金伦早死，伦子安上，宣帝时封侯，后来子孙贵盛。

　　第三节赵充国附辛武贤“通知四夷事”

　　赵充国（前137—前52），字翁孙，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西南）人，后来迁徙到金城令居（今甘肃永登西）。他起初是骑兵，因是金城郡良家子，善于骑射，补为羽林军士，侍卫皇帝。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

　　汉武帝时，赵充国以假司马身份随从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被匈奴骑兵所包围。汉军几天吃不到食物，死伤者很多，赵充国与一百多个壮士冲出重围，李广利带兵跟随其后，终于脱身。赵充国身上二十多处受伤，李广利向皇帝报告这个情况，皇帝下诏召见。武帝亲自察看他的伤口，颇为感叹，任他为中郎，迁为车骑将军长史。

　　汉昭帝时，武都郡的氏族人闹事，赵充国以大将军护军都尉的身份带兵平定了此乱，升为中郎将，带兵屯守上谷郡，又调回朝廷任水衡都尉。

　　在拥立宣帝的过程中，赵充国参与了霍光的定策，因此封为营平侯。本始年间（公元前73—前70 年），为蒲类将军，带领三万多骑兵，出酒泉击匈奴。他本当与乌孙合击匈奴于蒲类泽，乌孙先期至而去，汉兵没有赶到。他带兵出塞一千八百多里，西去候山，杀虏数百人，掠畜七千多①。返朝后为后将军、少府。匈奴发动十多万骑兵向汉塞开来，打算侵扰汉朝边区。匈奴人题除渠堂投降汉朝后说起这个情况，汉朝就派遣赵充国统领四万骑兵驻守缘边的五原、朔方、云中、代郡、雁门、定襄、北平、上谷、渔阳等九个郡。匈奴单于听到这个消息，领兵退去。汉即罢兵。

　　羌族的动向这时，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出使到了羌族，羌先零部落酋长向他表示要北渡湟水，到汉民不种田的地方畜牧。义渠安国向朝廷报告这个情况。赵充国弹劾义渠安国奉使失职。从此以后，羌人依照以前的话，擅自渡过湟水，当地汉朝的郡县长官不能禁止。元康三年（公元前63 年），先零部落与各个羌族部落酋长二百多人“解仇交质”，订立盟约，打算共同侵扰汉朝地区。宣帝知道了这事，问赵充国如何对策，赵充国指出，羌人为患，一是羌族原来各部落互相攻击，易于控制，但近几年来他们“解仇合约”，共同反汉；二是羌族与匈奴早就打算联合；三是羌族还可能“结联他种”，即与其他种族联合。所以他提出“宜及未然为之备”的建议。过了一个多月，小月氏部落的羌侯狼何果派人到匈奴借兵，打算攻击鄯善、敦煌，以切断汉朝与西域的通道。赵充国估计事情不那么简单，需要深谋远虑。他向朝廷提出建议：一是加强军事上的边防；二是离间羌族各部落而侦探其预谋。

　　于是汉朝两府（丞相、御史）又推荐义渠安国出使诸羌，了解其动向。

　　义渠前去，召集先零部落的头领三十多人，以为他们都有逆而不顺之罪，全部斩首。调兵镇压先零之民，杀了一千多人。于是羌族各部及归义羌侯杨玉等都很震恐，离开其地，劫掠其他小族部落，犯汉边塞，攻城邑，杀长吏。① 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① 据《汉书·匈奴传》。

　　义渠安国以骑都尉身份带领三千骑兵守备羌人，被羌人所击，损失惨重。他领兵退到令居，向皇帝报告。时为神爵元年（公元前61 年）春天。

　　赵、辛对羌策略之分歧这时赵充国已七十多岁，宣帝以为他老了，派遣御史大夫丙吉去问谁可以为将，赵充国很自信地回答：“无逾于老臣者矣。”宣帝又派人去问：“将军度羌虏何如，当用几人？”赵充国答：“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意思是说，用兵不能远离战场空想，而要亲临前线观察，然后作出对策。他要求宣帝交给他任务，不必担忧。宣帝笑着答应了。赵充国到了金城，集结了一万骑兵，打算渡过黄河，又恐被羌人截击，就在夜间派遣三支小分队骑马衔枚先渡，渡后安营置阵，到了天明，全都完毕。于是大部队依次全都过渡。羌人百来个骑兵前来，出现在汉军近旁。赵充国说：“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此皆骁骑难制，又恐其为诱兵也。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命令汉军不要攻击。派遣骑兵到四望峡中放哨，知道没有羌骑。夜间带领汉军上了落都山，召集各个分队的校司马，对他们说：“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使虏发数千人守杜四望峡中，兵岂得入哉！”赵充国用兵，“常以远斥候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尤为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他来到设在金城的西部都尉府，“日飨军士，士皆欲为用”。羌骑多次前来挑战，赵充国命令坚守而不出兵。捉到的俘虏供认羌人内部各个头领互相埋怨说：“语汝毋反，今天子遣赵将军来，年八九十矣，善为用。今请欲一斗而死，可得邪！”这说明羌人畏惧赵充国之用兵，因而内部发生了矛盾。

　　赵充国之子右曹中郎将赵卬，带领一支队伍到了令居。羌兵出动截断这支汉军的粮道，赵卬向皇帝报告。皇帝下诏将八校尉与骁骑都尉、金城太守联合搜捕山间的羌兵，以打通粮道。

　　起初，羌族部落头领靡当儿派遣弟弟雕库来向都尉报告先零部落谋反，过几天果然反汉。雕库那个部落的人有一些混在先零部落中，都尉就把雕库留下作为人质。赵充国以为此人无罪，就让他回去告诉该部落头领说：“大兵诛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并灭。天子告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斩，除罪。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中豪十五万，下豪二万，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钱，又以其所捕妻子财物尽与之。”意思是，汉军前来是诛羌族中有罪的人，区别对待，你们不要互相勾结，应当立功赎罪，还可论功行赏。赵充国是想凭威信招降K 、■部落及被掳掠者，瓦解羌族联合之谋，待其松懈时击破之。

　　这时宣帝已调发六万人。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提出建议：郡兵都守备在南山，北边空虚，势不可长久。现在敌兵朝夕侵扰，土地寒苦，汉军之马不能过冬，驻守在武威、张掖、酒泉等地有一万多骑兵，马匹大多羸疲。可以增加马的饲料，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在鲜水上的K 、■等部落。羌人以畜产为生命，现在都已离散，汉军分兵出击，虽不能全诛灭之，只要夺了他们的畜产，掠了他们的妻子，然后退兵，冬天再次出击，大军频繁打击，羌人必定丧胆。

　　赵充国策略的成功宣帝把辛武贤的奏书交给赵充国，命他与校尉以下知羌事者博议。赵充国以为辛武贤之策不妥，他与长史董通年上书认为：辛武贤打算轻引上万的骑兵，分为两道出张掖，纡回千里之路。以一马驼负三十日粮食，大约米二斛四斗，麦八斛，还有衣装兵器，实在难以追击。辛辛苦苦到了目的地，羌人必然根据这种情况以定进退，稍稍退去，逐水草，入山林。汉军再深入，羌人随即占据汉军前后险要之地，切断粮道，势必有伤危之忧，为夷狄所嘲笑，千年也不得挽回。而辛武贤以为可夺羌人畜产，掠羌人妻子，这只是空话，不是什么好策。再说武威县、张掖日勒县都当北塞，有通谷水草。我们估计匈奴与羌族必有预谋，打算大举侵扰，希望能阻塞张掖、酒泉以断绝汉朝与西域的交通，所以那里的郡兵尤不可调发。估计先零部落首为反叛，其他部落是被迫胁从，所以赵充国等建议：欲捐K 、开暗昧之过，隐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辑，此全师保胜安边之策。

　　意思是，对羌族各部，应当根据主谋与胁从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严惩主谋者，宽恕胁从者，选择了解羌俗的良吏抚慰羌民，这才是万全之策。宣帝将其上书发给群臣议论。公卿议论者都以为先零部落兵马强盛，而且倚仗K 、开部落的协助，难以对付，不先破K 、开等部落，就无法打击先零。这种意见完全与赵充国之策相反。

　　宣帝于是任侍中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任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发下玺书嘉纳其策。同时发书给赵充国，指责他迟迟不肯用兵，不顾士兵艰苦，不计国家开支；告诉他朝廷已按辛武贤之策行动；命令他“引兵便道西并进，虽不相及，使虏闻东方北方兵并来，分散其心意，离其党与，虽不能殄灭，当有瓦解者”。并说天道顺当，出兵必胜。

　　赵充国受到皇帝指责，并不放弃己见，他以为将军带兵在外，虽受诏命，只要能安国家，就应按便宜行事。于是上书表面上承认过错，实际上进一步陈述用兵利害，说：侵扰者乃先零羌，而不是K 羌。“今置先零，先击K ，释有罪，诛无辜，起一难，就两害，诚非陛下本计也。”先零羌为主谋，深恐汉军到来而K 羌、开羌背约，如果汉军“先击K 羌，先零必助之”，以“坚其约，合其党”，这样，必然耗费巨大，旷日持久。最后说：“于臣之计，先诛先零已，则K 、开之属不烦兵而服矣”，如果马上进兵，“诚不见其利”。宣帝很快地采纳了赵充国之策。

　　赵充国领兵到了先零羌所在地。先零羌因长久驻于一地，思想上松懈，突然看见汉军大部队到来，抛弃车辆辎重，打算渡过湟水，道路险隘，赵充国缓慢地驱逐之。有人说逐利宜速不宜迟，赵充国说：“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果然，羌人赴水溺死者数百人，投降及斩首五百多人，获得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多辆。汉军到了K 羌地区，命令不得烧毁住所损害农牧。K 羌知道这个消息，高兴地说：“汉果不击我矣。”他们的头领靡忘派人来说：“愿得还复故地。”赵充国报告这个情况，还未得到答复。靡忘亲自前来，赵充国招待饮食，让他回去告谕K 众。护军以下的军官对这件事都有争议，有说对于这种反虏，不可放他回去。赵充国说：“诸君但欲便文自营，非为公家忠计也。”意思是，你们都是从自己方便考虑，而不是忠于国家的打算。他的话还未说完，答复的玺书已到，命对靡忘以将功赎罪论。后来K 羌竟不烦兵而平定。

　　屯田“十二便”

　　那年秋天，赵充国病了，宣帝给他书说：听说你有病，年老加疾，万一去世，我很担忧。现在诏令破羌将军辛武贤到你的驻地，担任你的副手，赶快趁此天时大利，将士锐气，定于十二月击先零羌。你如果病很严重，就驻守不动，只让破羌将军辛武贤、强弩将军许延寿领兵前去。这时羌众来投降者已一万多人。赵充国估计他们必定动摇，打算安排骑兵屯田，以待其敝。奏书还未送上去，正好得到命令进兵的玺书。中郎将赵卬害怕起来，派人劝告赵充国说：如果奉命出兵，破军辱国，将军守之还可。现在有利而您病，又何必争议？“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来指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赵充国叹息说：何以说话如此不忠！如果朝廷早用我的建议，羌患还能到这种程度？往昔推举可以使羌之人，我推举辛武贤，丞相和御史却荐举义渠安国，以致羌事搞坏。金城、湟中的谷物每斛八钱，我劝说司农中丞耿寿昌，籴二百万斛谷，羌人就不敢乱动。耿中丞只申请籴一百万斛，结果只得四十万斛。义渠安国再次出使，耗去谷一半。失此二策，羌人所以敢于叛逆。“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动摇，相因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羌独足忧邪！吾固以死守之。”意思是，只可设法固守，不可轻举妄动，如果“四夷”猝然起兵，那就不只是羌患了。于是奏上了屯田书。在屯田书中，赵充国提出两点建议：一、我带的兵马，消耗粮、盐、草等数量巨大，“难久不解，徭役不息”，还可能发生其他变故，而且羌患“易以计破，难以兵碎”，所以我以为“击之不便”。二、在临羌至浩亹一带，罢骑兵，招募民众，“缮乡亭，浚沟渠”，进行屯田。只以少数骑兵卫护屯田者，“益积蓄，省大费”。

　　宣帝复书问：如果实行罢骑兵而屯田之策，“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要求再申明理由。赵充国申诉说：羌人与汉民一样，都有“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之心。如果罢骑兵而屯田，“顺天时，因地利”，胜利在望。羌众已经动摇，前后来降者万余人，听了宣传而归相告谕者凡七十人次，这是解决羌患的实情。同时，还提出留兵屯田“十二便”：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坠，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叛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侥幸，不出，令反叛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遂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无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无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湟陿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

　　他以为“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所以要求朝廷采纳其策。

　　宣帝复书提到，屯田不一定能解决羌患，大开、小开还可能与先零联合，要求赵充国认真考虑然后再次报告。赵充国又报告说：先零羌所剩精兵不多，“失地远客，分散饥冻”，K 、开、莫须等部落离叛。汉军屯田，搞好战备，以逸待劳，“内有无费之劳，外有守御之备”，故胜利在望。“且匈奴不可不备，乌桓不可不忧”，今久转运烦费，专给于一方，颇为“不便”。

　　赵充国报告每次送上朝廷，皇帝都交给公卿议论。赞成赵充国之策者，起初“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足见赞成者越来越多。丞相魏相说：“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指赵充国）数画军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这表达了当时大臣们对赵充国的信服。宣帝于是答复赵充国，肯定了他的计策。但宣帝因辛武贤、许延寿多次建议出击，又担心赵充国屯田可能受到侵扰，于是采取折衷之法，“两从其计”，诏令辛武贤、许延寿与赵印等出击，只取得小利；而赵充国不出兵，“所降复者得五千人”，也获了利。于是又诏令罢兵，只留下赵充国负责屯田。

　　神爵二年（公元前60 年）五月，赵充国估计羌众伤亡及投降者甚多，力量削弱，请求罢屯兵。得到皇帝的允准，于是振旅还朝。

　　友人浩星赐迎接赵充国时说：将军朝见时应当归功于出击的辛武贤、许延寿二将，“如此，将军计未失也”。赵充国说：“吾年老矣，爵位已极，岂嫌伐一时事以欺明主哉！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老臣不以余命一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谁当复言之者？”他还是把原意作了回报。宣帝肯定了他的计策，让辛武贤复为酒泉太守，赵充国复为后将军卫尉。

　　这年秋天，羌若零等部落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之首，不少部落首领率众来降。汉朝予以安抚，“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

　　诏令推举可以任护羌校尉之人，时赵充国已病，四府推举辛武贤小弟辛汤。赵充国立即起奏：“汤使酒，不可典蛮夷。不如汤兄临众。”这时辛汤已拜受节，有诏更用临众。后来临众病免，五府又举辛汤，辛汤“数醉酩羌人，羌人反叛”，果如赵充国之言。

　　起初，辛武贤与赵卬谈话，赵卬说起车骑将军张安世所为不中皇帝之意，皇帝打算杀他，是赵充国为其解说才得以免。等到赵充国回朝报告军事时，辛武贤罢归原官，怀恨在心，就上书告发赵卬泄漏省中之语。赵卬“下吏自杀”。

　　赵充国要求退休，回了家。朝廷议论“四夷”问题，还常常参与兵谋。

　　甘露二年（公元前52 年）去世，终年八十六岁，谥为壮侯。

　　赵充国以功德“与霍光等列，画未央宫”。成帝追美赵充国，曾召黄门侍郎扬雄称颂之。扬雄有“在汉中兴，充国作武”的颂词，歌颂赵充国在西汉中兴中的武功。

　　第二十二章汉宣帝汉宣帝承武、昭之后，重视吏治，谋求相对安定的局面，史称“中兴”。第一节经历磨难幼受“巫蛊”事件株连汉宣帝（前91—前49）刘询，原名病已，武帝的曾孙，戾太子的孙子。

　　在位二十五年（前74—前49）。

　　戾太子刘据是武帝与皇后卫子夫所生，他与妃史良娣生子名叫刘进，号称“史皇孙”，史皇孙与夫人王翁须生子名叫刘病已，号称“皇曾孙”。武帝晚年多病，心生疑忌。这时卫皇后已失宠，江充用事。江充与卫皇后、太子刘据有矛盾，深怕武帝死后被太子所害，打算先下手谋害太子。当时迷信，以为用巫术诅咒用木偶人埋于地下，可以害人，称为“巫蛊”。征和元年（公元前92 年），丞相公孙贺追捕游侠朱安世，朱安世诬告他用巫术诅咒皇帝，武帝轻信，结果公孙贺被捕死于狱中。次年，江充用朱安世之法，诬告太子刘据在宫中埋了木偶人，以巫术诅咒皇帝。太子刘据闻知大惧，乃发兵杀了江充及胡巫。武帝发兵追捕，刘据以兵对抗，在长安激战五日，死了数万人，结果刘据兵败自杀。史称“巫蛊之祸”。当时有人替太子鸣冤叫屈，说巫蛊之事多不可信，武帝才感到太子“惶恐无他意”，而族灭江充家，为太子作“思子宫”。太子刘据本有三男一女，他本人受害，夫人与子女也受株连，只遗下一个孙子刘询。

　　巫蛊案发时，刘询才生下几个月，但也被监禁在郡邸狱中。当时廷尉监邴吉受命处理巫蛊郡邸狱，怜愍刘询年幼无辜，便命两个谨厚的女犯保养，私给衣服食物，多方照顾。邴吉治巫蛊事，连年不作决断。后元二年（公元前87 年），武帝病重，另派人严治犯人。不久，大赦。此时邴吉就将刘询送到他的祖母史良娣老家。年已老迈的史良娣之母贞君怜愍刘询幼孤，亲自抚养①。后来刘询由掖庭收养，才由宗正登记上了宗室簿。当时掖庭令张贺怜爱刘询，注意奉养，以私钱供给教书。刘询长大，娶了暴室啬夫许广汉之女为妻，依靠许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生活。

　　继承皇位刘询因幼遭家难，生长于下层，不仅知道节俭，好学，而且“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他还喜欢旅游，走遍了三辅之地，虽经历困难，也自觉快乐。

　　元平元年（公元前74 年）四月，昭帝去世，因昭帝无子，霍光先是召昌邑王刘贺入京即位，不久觉得刘贺“淫乱”，乃废除之，而建议另立刘询为帝。于是把刘询召到未央宫，先封为阳武侯，然后才即帝位，史称宣帝。① 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宣帝纪》，凡引此纪文字不另加注。

　　① 参考《汉书·外戚传》上。

　　第二节亲理政事肯定霍光功绩宣帝登位时，年已十八。霍光因其成人，表示“归政”。宣帝谦让不受而“委任”之。当时朝政，“诸事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①。霍光每次朝见，宣帝“虚己敛容”，以示礼貌。但霍光随侍，宣帝内心恐惧，“若有芒刺在背”②。直到地节二年（公元前68 年）霍光去世，宣帝“始亲政事”。宣帝肯定霍光的功德，诏中提到霍光“定万世策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宁”，并称霍光“功如萧相国”。霍光侍卫武帝三十多年，辅佐昭、宣二十年，掌权期间鼓励农业，减轻赋税，与匈奴和亲，抵御侵扰，在当时政界扮演了主要角色，对“中兴”事业起了重要作用。故史称：“孝昭委政霍光..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③宣帝对霍光功德的肯定，其实也是表示对霍光之政的肯定，尽管他后来为了集权而族诛霍氏，但并未抛弃霍光所定的政策。

　　继续“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宣帝亲政初，曾于地节三年（公元前67 年）十月下诏说：“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就是说，将苑囿和公田分给贫民与流民耕种，贷给种子与食物，还不要百姓出算赋和给徭役。

　　元康元年（公元前65 年），宣帝诏：“所振贷勿收。”就是说，原来赈贷给贫民的种子与食物一笔勾销，不予追回。

　　元康二年五月，宣帝诏有“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之说。

　　即宣布受害严重的地区，不必出当年的租赋。

　　神爵元年（公元前61 年）春，宣帝行幸甘泉、河东等地，下诏：“所振贷勿收。行所过毋出田租。”

　　五凤四年（公元前54 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设常平仓，让边郡都筑仓，谷贱时增价而籴，谷贵时减价而粜，以供给边郡，节约转漕。

　　甘露二年（公元前52 年），宣帝诏称：“减民算二十，”即减去百姓算赋（原为钱一百二十文）中二十文。

　　因此，史称宣帝时“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①。

　　重视吏治，综核名实宣帝亲政之初，就注意政情吏治，命令群臣奏封事，由此了解下情。五① 《汉书·霍光传》。

　　② 《汉书·霍光传》。

　　③ 《汉书·昭帝纪·赞》。

　　① 《汉书·食货志》上。

　　日一听事，对官吏观其言，察其行，考试功能。他要求官吏尽职，地节三年（公元前67 年）下诏说：“二千石严教吏谨视遇，毋令失职。”要求郡国长官管教和督促地方官吏，不能让他们失职。

　　他强调决狱宜平，特设廷平官。曾下诏说：“间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鞠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①他要求官吏奉法，元康二年（公元前64 年）下诏说，“吏务平法。或擅兴徭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

　　他审察吏治，元康四年派遣大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主要任务是“察吏治得失”；五凤四年（公元前54 年）又派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者”。

　　他反对苛政，下诏批评说：“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即反对地方长官干涉民间喜庆之事。

　　他反对欺谩，黄龙元年（公元前49 年）诏责当时“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指令“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无相乱”。

　　宣帝根据吏治情况，奖功罚罪。奖赏有功者，如：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对安抚流民有功的胶东相王成，下诏奖励，定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神爵四年（公元前58 年）对治行优异的颍川太守黄霸，定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同时对颍川吏民也有赏赐。王成与黄霸，原秩二千石，一年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升秩中二千石，一年得二千一百六十石，增加秩俸百分之五十①。责罚罪过者，如：元康二年（公元前64 年）冬，本来精明能干、治理有绩的京兆尹赵广汉，因执法出了偏差，“坐贼杀不辜，鞠狱故不以实，擅斥除骑士乏军兴数罪”②，而被腰斩。神爵四年（公元前58 年）十一月，号称“屠伯”的河南太守严延年因酷急和诽谤之罪，弃市③。

　　故史称宣帝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吏称其职，民安其业”。

　　加强汉与少数民族关系宣帝即位之初，汉与乌孙为了反抗匈奴侵扰，相约分头出兵击匈奴，匈奴无力抵抗而逃，损失很重。后来匈奴又遭乌孙、乌桓、丁令等族袭击，加之大雪成灾，力量大大削弱，故欲与汉和亲。于是汉边境“少事”。宣帝亲政时，正是匈奴内乱外患之日，无力侵扰汉境。此时宣帝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于地节三年（公元前67 年）下诏说：“边境屯戍未息。今复饬兵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即减少边塞的军屯。匈奴内乱，出现了五个单于，各派势力多争取与汉和亲，或来投靠汉朝。汉为了自身的安宁，也积极应付。神爵三年（公元前59 年），匈奴日逐王先① 《汉书·刑法志》。

　　① 参考《汉书·宣帝纪》颜师古注。

　　② 《汉书·赵广汉传》。

　　③ 参考《汉书·酷吏传》。

　　贤掸率众来降，汉封其为归德靖侯④。五凤二年（公元前56 年），匈奴左大将军王定来降，封其为信成侯⑤。同年，匈奴呼遬累单于来降，汉也封其为列侯。五凤三年（公元前55 年）三月，宣帝诏中提到：“（匈奴）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单于阏氏子孙昆弟及呼遬累单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当户以下将众五万余人来降归义。单于称臣，使弟奉珍朝贺正月，北边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汉朝此时设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安置匈奴来降者。次年，匈奴单于向汉称臣，派遣其弟谷蠡王入侍。汉朝因边塞无寇，减戍卒十分之二。甘露元年（公元前53 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派遣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汉廷；郅支单于也派遣其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于汉①。甘露二年（公元前52 年），呼韩邪单于叩五原塞，表示愿奉国珍三年正月来朝，宣帝同意，并安排接待。次年正月，呼韩邪来汉朝贺，受到盛情接待，并得到很多赏赐。这年郅支单于也遣使来汉奉献。甘露四年，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都遣使朝献于汉，汉朝款待呼韩邪单于的使者格外有礼。黄龙元年（公元前49 年）正月，呼韩邪单于又来朝，汉朝对他礼赐如初②。

　　宣帝亲政时，汉羌和战是汉羌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宣帝初年，羌族先零部落擅自北渡湟水，侵占汉民地区。元康三年（公元前63 年），羌族先零部落与各部落的酋长二百多人集会，“解仇交质”，订立盟约，打算共同侵扰汉地。宣帝闻知，问赵充国如何对策。赵充国以为，羌人各部盟约，还可能联合其他各族，应当及早准备。他建议一方面命令边兵加强战备，监视诸羌；一方面要破坏诸羌联合，探听其预谋内情。于是派遣义渠安国出使诸羌，了解其动向。义渠前去，召集诸羌首领，杀了逆而不顺者，又调兵杀了先零羌民一千余人。羌族各部震恐，起而反抗，犯汉边塞，攻城邑，杀长吏。神爵元年（公元前61 年）春，义渠所部三千骑兵被羌人袭击，退到令居，向皇帝报告情况。宣帝当即调发兵马前往金城。以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带兵前往；又任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与两将军并进。赵充国到了金城，以哨兵了解敌情，派间谍宣传政策，日飨军士而不进击。羌人见汉军坚壁固守，无法进攻，互相埋怨，发生了矛盾。辛武贤以为进军时机已到，向皇帝上书建议进兵。赵充国以为，辛武贤的建议不妥，如果冒险进兵，必然进退两难。他一再上书建议只能先击主谋者先零部落，逼其悔过而赦之，再选择良吏前去抚慰羌众。宣帝要他作详细说明。赵充国反复论说，马上进击失十二利，留兵屯田有十二便。宣帝肯定了赵充国屯田之策，于是诏令罢兵，让赵充国负责屯田。到了神爵二年（公元前60 年），羌民斩了先零大豪杨玉、犹非之首，向汉投顺，汉朝设金城属国以安置投顺的羌民。羌乱至此告一段落①。

　　加强与西域的联系④ 参考《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

　　⑤ 参考《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

　　① 此据《汉书·匈奴传》上。《汉书·宣帝纪》曰：“（甘露元年）冬，匈奴单于遣弟右贤王来朝贺。”两个记载不同。

　　② 此段情节，除依据《汉书·宣帝纪》外，还参考了《汉书·匈奴传》上。① 此段情节，除依据《汉书·宣帝纪》外，主要参考《汉书·赵充国传》。汉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伐大宛之后，开始在西域设置校尉，屯田于渠犁。地节二年（公元前68 年），宣帝派遣侍郎郑吉到渠犁负责屯田。郑吉通过屯田积蓄了粮食，发兵打败了车师。宣帝诏令郑吉继续在渠犁与车师屯田积粮，以安定西域，对付匈奴。匈奴得知消息，前来争夺车师之地。郑吉固守力弱，要求增援。宣帝诏令长罗侯常惠带领张掖、酒泉的骑兵开往车师北边千余里，显示汉军威武，吓得匈奴骑兵退去。车师王因得到汉军保护而不受匈奴欺压，乐于“亲汉”。稍后，郑吉又迎匈奴日逐王来汉投降。宣帝先命郑吉负责卫护鄯善西南方（南道）各国的安全，继又命其兼护车师西北方（北道）各国的安全，所以号称“都护”。宣帝还封郑吉为安远侯，这是神爵三年（公元前59 年）之事。西域都护的幕府，设在乌垒城（在今新疆库尔勒与轮台之间），负责处理西域各国事务，同时主管屯田事业。汉朝的西域都护取代了匈奴在西域的僮仆都尉，反映了汉匈势力在西域的消长，所以史称：“汉之号令班于西域矣，始于张骞而成于郑吉。”也可以说，汉与西域关系的密切，始于武帝之世而成于宣帝之时①。

　　“昭宣中兴”论史称“昭宣中兴”，是谓西汉初年的皇业得以复兴。以昭宣之政与汉初政治两者比较，在经济、政治、民族关系诸方面都是后来居上，但同时社会矛盾有所发展和激化，故汉朝统治旋即由兴而衰。“中兴”之功，就统治阶级方面来说，主要是两个人物起主要作用，一个是霍光，一个是汉宣帝。宣帝诛除霍氏，只是政治权力之争，而不是政治路线斗争。

　　① 此段情节，主要依据于《汉书·郑吉传》和《西域传》。

　　第二十三章萧望之贡禹师丹萧望之、贡禹、师丹以名儒为大臣，能高论而无济时艰。

　　第一节萧望之受霍光冷遇萧望之（？—前46），字长倩，西汉东海兰陵（今山东枣庄东南）人，徙于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家庭世代以种田为业，到了萧望之开始学习儒学。他“好学”，起初学习《齐诗》，师事后仓达十年。后来到太常受业，又事同学博士白奇，还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的儒生们对他都很称赞。他还写有赋四篇②。

　　那时大将军霍光执政，长史丙吉推举儒生王仲翁、萧望之等几个人，都被召见。在此之前左将军上官桀等谋杀霍光，霍光杀了上官桀等之后出入都加戒备。进见他的官民都要露体被搜身，摘去兵器，由两个侍卫挟持。只有萧望之不肯听他这套摆布，自动出阁，说：“不愿见。”侍卫人员对他叫嚷乱扯。霍光知道这个情况后，吩咐侍卫人员不要乱扯。萧望之到了霍光面前，对他说：“将军以功德辅幼主，将以流大化，致于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颈企踵，争愿自效，以辅高明。今士见者皆先露索挟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礼，致白屋之意。”霍光居功自傲，听不得这种意见。于是独不任用萧望之，而王仲翁等都补为大将军史。三年间，王仲翁官至光禄大夫给事中，萧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被分配看守小苑东门。王仲翁出入，前呼后拥，趾高气扬，对萧望之说：“不肯录录，反抱关为。”意思是，你不肯循规蹈矩，得罪了执政，结果不得大官而守门。萧望之说：“各从其志。”

　　过了几年，萧望之因弟弟犯法受到牵累，不得宿卫，免归而做了郡吏。

　　魏相把他收在部下，经过考察在大行令部下做了个司礼官。

　　建议宣帝亲政霍光死后，霍光之子霍禹又做大司马，霍山领尚书，霍氏亲属都宿卫内侍。地节三年（公元前67 年）夏，京师下雹，萧望之因此上疏，要求皇帝安排接见，当面申说灾异之意。宣帝自在民间已闻萧望之之名，决定由少府宋畸问明情况，要求不必隐讳。萧望之当即提出了看法，说：现在陛下“思政求贤”，用心很好，“然而善祥未臻，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所致也。附枝大者贼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建议皇帝“亲理政”，“举贤材”，“考功能”。

　　这显然是针对霍氏专权而发的重要议论。宣帝任萧望之为谒者，当了朝廷接待宾客的近侍。

　　这时宣帝初即位，想要进用贤能之士，将官民的上书交给萧望之处理。

　　萧望之做得很合宣帝之意，接连提升为谏大夫、丞相司直，一年中升了三次，做到了二千石级的大官。后来霍禹竟以谋反罪受诛，萧望之则日益受到信用。① 此篇材料主要依据《汉书·萧望之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② 参见《汉书·艺文志》。

　　发表政见，多所建议萧望之因通政事而被选任为平原太守。他想留在朝廷内，不愿意远出为郡守，元康六年（公元前65 年）被征入朝廷当了少府。宣帝觉得萧望之“经明持重，议论有余，材任宰相”，打算试试他处理政事的才干，于元康二年任他为左冯翊。萧望之由少府左迁左冯翊，怀疑君主对己有所不满，就装起病来。宣帝听到消息，派遣侍中成都侯金安上去向他宣谕旨意说：“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为平原太守日浅，故复试之于三辅，非有所闻也。”萧望之知道了皇帝试用他的原意，马上积极处理政事。

　　这年西羌反，汉朝派遣后将军赵充国去讨伐。京兆尹张敞上书建议说，现在大军出征，供给紧张，西方农业歉收，将会引起饥荒，希望命令有罪者入谷赎罪，以救急难。萧望之与少府李强发议，以为民有“好义欲利”之心，关键在于上之教化，对待义与利不可不慎，“今欲令民量粟以赎罪，如此则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是贫富异刑而法不一也”。他们引经据典，反对张敞入粟赎罪的建议。

　　宣帝又将此议交给两府商讨，丞相、御史向张敞问难。张敞说，萧望之等所言，是“常人之所守”。“窃怜凉州被寇，方秋饶时，民尚有饥乏，病死于道路，况至来春将大困乎！不早虑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经以难，恐后为重责。常人可与守经，未可与权也。”

　　萧望之与李强又举出武帝时期赎罪法引起暴乱的事实，再次反对赎罪之议。当时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也以羌患快要解决，军需大致相给，就否定了张敞之议。萧望之为左冯翊三年，于神爵元年（公元前61 年）迁为大鸿胪。

　　在此之前乌孙昆弥翁归靡上书，表示要立元贵靡为嗣，要求娶汉公主，结婚内附，叛离匈奴。诏下公卿议。萧望之以为乌孙远在西域，相信他们的甜言蜜语，万里结婚，不是好策。宣帝不采纳其议，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派遣长罗侯常惠护送公主（或称少主）远嫁元贵靡。还没有出塞，乌孙昆弥翁贵靡死，他的侄子狂生负约自立。常惠从塞下上书报告，把公主留在敦煌郡，亲至乌孙，指责狂王负约，因立元贵靡，回来迎公主。诏下公卿议，萧望之又表示反对，他说：“乌孙持两极，无坚约”，建议征还少主。宣帝采纳了这个意见，此后汉不再与乌孙和亲。

　　神爵三年（公元前59 年），萧望之升为御史大夫。五凤（公元前57—前54 年）年间匈奴大乱，议者多说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乱举兵灭之。诏遣中朝大司马车骑将军韩增等大臣问策于萧望之。萧望之认为，如果“乘乱而幸灾”，“彼必奔走远遁”，“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他建议：“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宣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后来汉朝果然调兵卫护呼韩邪单于，平定其内乱。

　　这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设立常平仓，宣帝称好，萧望之却表示反对。然而推行常平仓，“民便之”①。丞相丙吉年老，宣帝对他甚为器重，而萧望之又奏言：“百姓或困乏，盗贼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称职。三公非其人，① 《汉书·食货志》。

　　则三光为之不明，今首岁日月少光，咎在臣等。”意思是，百姓穷困，盗贼未止，官吏无能，都因丞相不称职。宣帝因萧望之轻视丞相，就命几个官吏诘问他。萧望之知道不妙，免冠答对。宣帝从此对他不大高兴。

　　由太傅辅政后来丞相司直緐延寿上奏，告发萧望之对使者傲慢失礼，对丞相患病也不过问，还有擅作威福和贪财行为，触犯了法律，要求逮捕查办。宣帝于是指责萧望之“廉声不闻，傲慢不逊”，沾染污点，于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左迁为太子太傅。

　　萧望之左迁后，黄霸、于定国等相继由御史大夫升为丞相。他却不得为相。做太傅时，以《论语》、《礼服》等教授太子。

　　匈奴呼韩邪单于要来朝见天子，诏公卿议接见礼仪。黄霸、于定国等认为，“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依次在下”。萧望之则认为、对待匈奴，应当尊重，“宜待以不臣之礼”。宣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以客礼待之”。

　　甘露三年（公元前51 年），萧望之主持石渠阁会议，评议诸儒对《五经》同异的意见②。

　　宣帝于黄龙元年（公元前49 年）病重，选择可以嘱托大事的大臣，把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召到宫中，任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周堪为光禄大夫，都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宣帝去世，太子即位，是为元帝。萧望之与周堪本以师傅受到尊重，现在多次宴见，参议国家大事。萧望之又推荐刘向，擢为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元帝重视古制，多所欲匡正，元帝信任并采纳他们的意见。

　　与弘恭、石显的矛盾以前宣帝不大重视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中书令弘恭、石显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弘恭“善为请奏，能称其职”。石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法”①。他们与外戚车骑将军史高互相勾结，而与萧望之等对立。萧望之与史高“有隙”②，又“患苦外戚许、史在位放纵，而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③，打算建议罢免这伙人。他以为中书是为政之本，应当选用贤明之人，武帝因游宴后庭而任用宦者，这不是本朝旧制，又违古代不近刑人之义，建议罢免中书宦官，更用士人，因此与史高、弘恭、石显等的矛盾加深。元帝初即位，难于改革，议久不定，还将刘向调为宗正。

　　萧望之、周堪多次推荐名儒才士备用谏官，会稽人郑朋暗里打算附从萧望之，上书揭发史高、许章及其子的过错。周堪看过这个奏疏，建议让郑朋待诏金马门。郑朋当面吹捧萧望之，说萧望之如果兴周、召之业，他愿追随② 《汉书·宣帝纪》。

　　① 《汉书·佞幸传》。

　　② 《汉书·匡衡传》。

　　③ 《汉书·楚元王传》。

　　效力。萧望之对此奉承颇为乐意。郑朋还多次称颂萧望之，短毁史高，说许章、史高的过失。

　　被宦者势力迫害而亡自郑朋的不正之风暴露之后，萧望之就与他断绝来往，周堪也不予推荐任用。郑朋为此怨恨，倒向许、史，把说许、史事的责任推给周堪等人，说：“皆周堪、刘更生教我，我关东人，何以知此？”于是侍中许章建议召见了郑朋。郑朋出外扬言说：“我见，言前将军（萧望之）小过五，大罪一。中书令在旁，知我言状。”萧望之听到这个消息，就此问弘恭、石显。弘恭、石显担心萧望之亲自申诉，会交由其他官员查办，立即勾结郑朋及其同伙华龙，命二人告发萧望之等阴谋打算罢车骑将军及排挤许章和史高，等候萧望之休假之日，上奏皇帝。于是这事交给弘恭审问，萧望之率直地对话：“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弘恭、石显上奏说：“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离毁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召致廷尉。”意思是说萧望之等结党营私，要求法办。当时元帝初即位，不懂得“谒者召致廷尉”就是下狱，便答应了弘恭等人的建议。后来元帝召见周堪、刘向，才知萧望之已关在狱里，大惊地说：“非但廷尉问邪？”就此责备弘恭、石显，二人叩头认错。元帝说，把他们放出来照常管事。弘恭、石显唆使史高出面对元帝说，皇帝新即位，就审查师傅，既然已经下狱，应该就此罢他的官。于是元帝下诏说，萧望之辅导我八年，没有什么罪过，把他及周堪、刘更生都罢官为民。而郑朋却当上了黄门郎。

　　过了几个月，元帝又下诏说，萧望之“导以经术，厥功茂焉”，赐爵关内侯，任为给事中。元帝还打算依靠萧望之用为丞相。恰巧这时萧望之之子散骑中郎萧伋为其父前事上书鸣不平，有司受理此事，反而上奏说萧望之本来有罪而不是他人诬告，现在他教子上书，失大臣之体，犯了不敬之罪，要求逮捕。弘恭、石显知道萧望之个性刚而不屈，上奏说：萧望之“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不将他下狱，不足以解决他怏怏之心。元帝说：“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石显等人说：“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无所忧。”元帝于是同意了他们的建议。

　　石显等立即着手逮捕萧望之，并命执金吾派兵包围萧府。使者到了萧府，召萧望之。萧望之知道不妙，打算自杀，他的夫人加以阻止，以为这不是皇帝之意。他为此问门生朱云怎么对待。朱云是个好节之士，觉得不好对待，劝萧望之自己拿定主意。于是萧望之仰天叹道：“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然饮鸩自杀。这时是初元二年（公元前47 年）十二月。元帝得知消息大惊，拊掌大叫：“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他罢食不吃，直掉眼泪，近侍人员也随之哀恸。于是召来石显等责问议论不审，石显等免冠认错，过后也就作罢。

　　元帝对萧望之始终追念不忘，不仅让其长子萧伋嗣为关内侯，还每年派使者去扫墓。

　　萧望之是当时的名儒，作风上尚算正派，政治上有一定见解。史称他“身为儒宗，有辅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似乎评价过高。他身为天子之师，官高位重，却斗不过两个中书宦者，即使有元帝关怀，也逃不脱石显等人的暗算。这个问题，扯不上什么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实是两支君权附属势力的较量，由于萧望之缺乏实际才干，君主操纵无能，而对手石显等却是玩弄阴谋诡计的行家里手，以致宦者势力得胜，师傅势力失败。萧望之个人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

　　第二节贡禹建议朝廷节俭贡禹（前124—前43），字少翁，西汉琅邪（郡治今山东诸城）人。通晓儒家经学，学习和传授《齐论》、《公羊春秋》②，被征为博士，任凉州刺史，因病去官。又举贤良，任河南县令。过了一年多，在工作上受到太守府官的指责，免冠认错。他说：“冠一免，安复可官也！”于是去官。

　　元帝初即位时，征用贡禹为谏大夫，在政事上多次虚心请教。这时农业歉收，地方上大多穷困。贡禹向元帝上奏，说：古时简朴，任贤使能，薄税轻徭，所以人给家足。到了本朝初年，循古节俭；后来争为奢侈，上行下效，“甚非其宜”。并指出：“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厩马食粟将万匹。..东宫之费亦不可胜计。天下之民所为大饥饿死者，是也。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食。人至相食，而厩马食粟，苦其大肥，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他向元帝建议“少仿古以自节”，节省费用，遣归宫女，减少厩马，将一部分苑地分给贫民耕种。元帝采纳了贡禹的建议，下诏令太仆减食谷马，水衡减食肉兽，将宜春下苑交给农民耕种，又罢角抵诸戏及齐三服官。提拔贡禹为光禄大夫。

　　建议减轻农民负担不久，贡禹上书，说自己年已八十一岁，血气衰竭，耳不聪，目不明，难以任职，是个“素餐尸禄餐朝之臣”，要求退休还乡。元帝不同意。过了一个多月，任贡禹为长信少府。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 年）六月，御史大夫陈万年去世，贡禹被提升为御史大夫，位于三公之列。

　　贡禹在位，多次言朝政得失，提出不少具体的建议。他说，古时民无赋算口钱，自汉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他建议，当令男儿七岁才出口钱，二十岁才出算赋。

　　他又说，古代不以金钱为币，专意于农业。现在本朝以铜铸钱，开山采掘铜铁，斩伐林木，耗费人才，破坏生态，影响天气，势必产生水旱之灾。自从铸五铢钱以来，百姓犯盗铸罪而判刑者很多，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商贾求利“而不出租税”，农夫劳苦而负担沉重，“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所以百姓“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穷者起为盗贼”。他指出，这是由于“末利深而惑于钱”，根子就在于“钱”。所以，他建议，取消采铜业及以铜铸钱，禁止私商活动，也不必收商贾之税，务必“使百姓一意农桑”①。

　　① 本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贡禹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② 见《汉书·艺文志》及《儒林传》。

　　① 《汉书·食货志》。

　　他又说，各个离宫及长乐宫的侍卫人员可减一大半，“以宽徭役”。十万多官奴婢戏游无事，费用巨大，百姓负担很重，应当令官奴婢“代关东戍卒，乘北边亭塞候望”，即以官奴婢代替百姓负担徭戍任务。

　　建议纠正官场风气他又建议，令朝廷官员的家庭不得私自贩卖，与民争利，违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他指出，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商贾、赘婿及贪官“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无赎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武帝兴功，耗费巨大，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地方政府以便巧书计者和勇猛酷烈者为吏，欺上瞒下，虐待百姓。所以无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有些犯法受刑分子从政，行为不端，但“家富势足，目指气使”，号称为“贤”。所以说，“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杰，处好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败坏，乃至于是！”他认为造成此政此风的原因，“皆以犯法者得赎罪，求仕者不得真贤，相守崇财利、诛不行之所致也。”所以，他建议，“宜除赎罪之法”，对于选举不实及贪赃枉法者，不但免官，还要杀头，一定要改变长期以来“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的不良风气。

　　元帝将贡禹的建议交给群臣议论。从此开始令男儿七岁才出口钱。又省一些宫馆的侍卫人员，减诸侯王庙卫卒半数。其余贡禹的建议，则未被采纳。贡禹又建议罢郡国庙，定汉宗庙迭毁之礼，都未得施行。

　　能言而不能改进政治贡禹为御史大夫时，所议多与丞相于定国不合。当时关东连年遭受灾害，流民进入关中，影响京师安定，上书论政者多归咎于大臣。元帝引见于定国和贡禹，“条责以职事”，指出当时恶吏妄为，盗贼濅广，民多怨结，地方大员多不称职。并指问：“今丞相、御史将欲何施，以塞此咎。”①贡禹等无言以对，想不出什么施政良策。

　　贡禹任御史大夫仅几个月便去世，死时为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 年）

　　十二月九日②。他死后，皇帝追思其议，竟下诏罢郡国庙，定迭毁之礼。但刘歆以为贡禹建迭毁之议，不免“失礼意”③。

　　贡禹与王吉为友，都“以礼让进退”④。当时人们称道：“王阳（即王吉）在位，贡公弹冠。”①这是说他俩取舍相同。

　　贡禹的言论，多切中时弊，揭露社会矛盾及政治风气较为尖锐，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他的建议不是基于对社会深刻的分析及有力的措施，不切实际① 《汉书·于定国传》。

　　② 《汉书·元帝纪》。

　　③ 《汉书·韦贤子玄成传》。

　　④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

　　① 《汉书·王吉传》。

　　而近于迂，所以无能挽救世道习俗。班固评道：“春秋列国卿大夫及至汉兴将相名臣，怀禄耽宠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节之士于是为贵。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②此评不无道理，但尚欠深刻。儒者往往能揭露矛盾，但大多无能解决矛盾。

　　②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赞》。

　　第三节师丹多所建议师丹（？—3），字仲公，西汉琅邪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治《诗》，受教于匡衡。举孝廉为郎。

　　元帝末，为博士，免职。成帝建始（公元前32—前28 年）年间，州举茂材，又补为博士，出任东平王太傅。鸿嘉四年（公元前17 年），河水溢流，造成水灾，群臣对修堤与不修堤争议不休，结果不修，师丹等多次论说百姓可哀，朝廷才派使者去灾区抚慰百姓④。稍后，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孔光认为师丹议论深博，廉正守道，大力推举。于是师丹被征召入朝，任光禄大夫、丞相司直。过了几个月，又以光禄大夫给事中，从此任少府、光禄勋、侍中，“甚见尊重”①。绥和元年（公元前8 年），师丹为诸吏散骑光禄勋。是年十一月，成帝立定陶王刘欣为皇太子，以师丹为太子太傅。同时王莽为大司马②。刘欣即位，是为哀帝，师丹任左将军，赐爵关内侯，食邑，领尚书事，于是代王莽为大司马，封高乐侯。不久，徙为大司空，辅政。

　　自成帝以来，外戚王氏已逐渐掌握朝政。哀帝刘欣为定陶王时，看到成帝将政事付托于外家，王氏权重，内心常常忧虑。自做了皇帝之后，打算对时政有所改革。他封丁、傅两个外家，而稍抑王氏之权。如：封舅丁明为阳安侯，舅之子丁满为平周侯，封皇后之父傅晏为孔乡侯③；外遣曲阳侯王根于封地，罢免成都侯王況为庶人，又免去王根等人所推荐的官员④。师丹以师傅居三公之位，得到哀帝的信任。他以为哀帝处理政事猝急，上书说：古时父死子承，有“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先帝去世不久，竟然封拜舅氏与后家，而放出王氏。频繁地发下诏书，变动政事，猝急而不慢稳。如今各地并不安定，阴阳失调。他向哀帝建议，多看多想，“不宜仓卒”。

　　提出限田法，议而不行师丹辅政时，看到土地兼并与贫富悬殊所引起的社会矛盾极为严重，欲救社会之急，想出了个限田法。他向哀帝建议：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皆数巨万，而贫弱愈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

　　哀帝把师丹的建议交给群臣议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支持师丹的建议，并向哀帝提出了限田、限奴婢的具体办法：“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③ 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师丹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④ 《汉书·沟洫志》。

　　① 师丹于永始三年（公元前14 年）由少府为光禄勋，过二年迁侍中光禄大夫。见《汉书·百官公卿表》下。② 见《汉书·百官公卿表》下。

　　③ 参见《汉书·哀帝纪》。

　　④ 参见《汉书·元后传》。

　　没入官。”这对各个等级的人，都作了限田、限奴婢的规定。所谓“名田”，即以私人名义占有土地；名田若干，就是限田多少。

　　这种建议，算不得什么社会改革方案，只是权宜之计，对权贵和豪富“略为限”而已。但即使如此不能针砭社会弊病之议，居然也引起当时社会小小波动及部分权贵的反对。此议传开，顿时田宅与奴婢的价格下降，丁氏、傅氏等用事之外戚，董贤等隆贵之大臣，都感到“不便”，因为此议如果付诸实施，自然对于正在大肆兼并土地和追求奢侈的他们有点碍手碍脚。哀帝此时举棋不定，诏书“且须后”，即等待以后再办，于是限田、限奴婢之议“遂寖不行”①。

　　因持异议而被罢官哀帝即位之初，称成帝之母王氏为太皇太后，称成帝的赵皇后为皇太后，而自己的祖母傅太后与母丁后都在定陶王国邸。傅太后“为人刚暴，长于权谋”，教养刘欣“至于成人”①。她知道成帝无子为嗣，通过向赵昭仪及帝舅骠骑将军王根行贿的办法，使刘欣得以立为皇太子②。因此，刘欣即位后，她自以为应当尊贵，“欲求称尊号，与成帝母齐尊”③。这时，高昌侯董宏“希指”上书，引秦华阳夫人称太后之史例，建议“宜立定陶共王后为皇太后”，即以哀帝生母为皇太后。师丹以左将军的身份和大司马王莽共同弹劾董宏，以为董宏“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诖误圣朝”，犯了“大不道”之罪。哀帝因为刚刚即位，脚跟未站牢，羽毛不丰满，于是表示谦让，违心地采纳了王莽和师丹的意见，罢免董宏为庶人。傅太后闻知大怒，要挟哀帝必称其尊号，哀帝于是追尊定陶共王为共皇，尊傅太后为共皇太后，丁后为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等又乘机上奏，建议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等都不宜冠以“定陶”藩国之名，车马衣服及立官置吏也宜称“皇”之意，还应当为共皇立庙于京师。哀帝将此议交给群臣讨论，不少官员表示赞同，只有师丹表示异议。师丹认为，必须明尊卑之礼，正人伦之序。如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为号，合乎“母从子、妻从夫之义”，打算将其车服与立官置吏，比同于太皇太后王氏，“非所以明尊卑无二上之义”；定陶共皇的号谥前已决定，也不必再改；今帝既然继承成帝，“义不得复奉定陶共王祭入其庙”。哀帝本欲通过这个行动树立自己的权势，以抑制王氏；而师丹却高谈阔论表示反对，实际上是倾向王氏，自然这对君臣之间有了隔阂。从此师丹逐渐不合哀帝之意。

　　适值此时有人向哀帝建议改革币制，说古代以龟贝为货，现在改用为钱，百姓因此贫困，应当改币才好。哀帝征询师丹的意见，师丹答对可改。哀帝将此案交给有司再议，都以为钱已用了很久，难以猝然变易。师丹因年迈健忘，忘了前之所语，后从公卿之议。又一次，师丹命属吏代写奏疏，属吏私自留下草稿，因而传了出去，丁氏、傅氏的子弟听到这个消息，派人上书告发师丹，说他一方面向皇帝上书言事，一方面让外人也得到其书。哀帝因此① 本节依据于《汉书·食货志》上。

　　① 《汉书·孔光传》。

　　② 参见《汉书·外戚传》下。

　　③ 《汉书·傅喜传》。

　　问大臣有何意见，都答对说：大臣奏事不应当漏泄，使吏民传写流闻四方。应当交付廷尉查办。于是事下廷尉，廷尉劾师丹犯了“大不敬”之罪。事尚未了，给事中博士申咸等人上书为师丹辩护，说他品行出众，积极言事，使人写书，漏泄之过不在其身；以此贬黜，可能众心不服。尚书劾申咸等人说，这些人以儒者身份受到重用，对师丹这样的国家重臣议罪处罚本是慎重的事，他们起初附会经义以为当治，一旦事已公之于众，又上书妄誉师丹，前后矛盾，实属“不敬”。哀帝降了申咸等人各二等，随即下了罢免师丹大司空之职的策书①。策书上说：三公是我的腹心大臣，应当起到“辅善相过，匡率百僚，和合天下”的重大作用。我因不明，委政于您。近来阴阳不调，寒暑失常，变异很多，灾害严重，百姓困苦流亡各地，司空之职没有尽到。您既不与我同心，何以率示臣下？我想到您“位尊任重”而不称职，但您曾为我太傅，未忍治理，已诏有司赦而勿治。马上交出大司空高乐侯印绶，免官归去。

　　尚书令唐林以为哀帝对师丹处治过重，上疏说，师丹为世儒宗，德高望重，亲傅于帝，位在三公，过失不大，而处治过重，京师有识之士都以为应当恢复其爵邑。哀帝采纳了唐林的建议，下诏赐师丹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师丹免官之后，哀帝采用朱博的建议，尊其祖母傅太后为皇太太后，其母丁后为帝太后，与太皇太后王氏及皇太后赵氏同样尊贵，“各置少府、太仆，秩皆中二千石”①；又为其父共皇立寝庙于京师，仪式如同元帝。朱博迁升丞相后，又与御史大夫赵玄上奏说，应将师丹免为庶人，复封董宏为高昌侯。哀帝同意。于是师丹废归乡里。

　　随外戚派系波动而沉浮平帝即位，王氏权势重新膨胀。新都侯王莽报告太皇太后王氏，发掘了傅太后、丁太后的墓，剥夺了她们的玺绶，更以庶民身份葬之，隳废了共皇庙。原来提议尊定陶共王为“皇”者泠褒、段犹等人都迁徙到合浦，又免高昌侯董宏为庶人。征师丹诣公车，赐爵关内侯，食故邑。元始三年（公元3年）二月②，太皇太后王氏下诏大司徒、大司空说：褒有德、赏元功乃百王不易之道。故定陶太后造称僭号，悖于义理。师丹为人忠节，分明尊卑，可谓社稷之臣。应根据“章有德、报厥功”之道，对他增加封赏。于是封师丹为义阳侯，赐以二千一百户。过了一个多月，师丹去世，谥曰节侯。其子业嗣侯，随王莽之亡而绝爵。

　　西汉自元、成以后，外戚权重，直接影响刘氏政权兴亡，也影响社会安乱，外戚丁氏、傅氏与王氏互相争权夺利，有派别之分，但无优劣之别，师丹与董宏依此倚彼，更为胜败，无足称道，不必褒贬。班固说：“（师）丹与董宏更受赏罚，哀哉！”①师丹与董宏的表演，确可悲啊！师丹限田之议，触及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不是个积极改革的良法，从当时限田之议一风吹的史实来看，且不论其主客观原因，就说当事者吧，哀帝不象个锐意改① 师丹为大司空“一年免”，见《汉书·百官公卿表》下。

　　① 《汉书·外戚传》下。

　　② 参考《汉书·外戚恩泽侯表》。

　　① 《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赞》。

　　革之主，师丹也不是改革大家，最多只是个空想的小改良者。

　　第二十四章郑吉段会宗傅介子冯嫽郑吉、段会宗、傅介子、冯嫽是西汉中后期经营西域的人物。

　　第一节郑吉掌西域屯田郑吉（？—前49），西汉会稽（郡治吴县在今江苏苏州）人。起初在汉军中当士兵，多次前去西域，因而升为郎官。他为人“强执，习外国事”。自从张骞通西域、李广利征伐大宛之后，开始在西域设置校尉，屯田于渠犁。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 年），郑吉以侍郎的身份被派遣到渠犁负责屯田，积蓄粮食，打算攻打车师。到秋收时，郑吉与校尉司马熹发动西域城郭诸国军队一万多人，自己带领的屯田士一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破交河城（今吐鲁番西）。车师王躲在北边石城中，未曾捉到，适值军粮已尽，郑吉决定罢兵，回到渠犁屯田。秋收完毕，又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车师王听说汉军将到，往北逃走向匈奴求救，匈奴未为发兵。车师王与贵族苏犹商议，打算向汉军投降，又担心不见信任。苏犹教车师王攻取匈奴旁边的小蒲类国，劫掠其人民，然后投降于郑吉。匈奴听说车师王投降于汉朝，发兵攻打车师，郑吉带兵向北迎战，匈奴吓得不敢前来。郑吉就留下一个军侯及二十个士兵保卫车师王，自己领兵回到渠犁屯田。车师王害怕匈奴军队又去杀他，于是逃到乌孙，郑吉迎接车师王的妻子安排在渠犁。郑吉回朝报告，到了酒泉，有诏命他回到渠犁与车师屯田，增加积粮以安定西域，对付匈奴。郑吉回到西域，“传送车师王妻子诣长安，赏赐甚厚，每朝会四夷，常尊显以示之”。同时，开始调发三百士兵到车师屯田。据投降者报告，匈奴贵族都说“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果然匈奴派遣骑兵来击汉屯田者，郑吉就和校尉将渠犁的屯田士一千五百人全都调到车师屯田，匈奴又增调骑兵前来，汉屯田士少不能当，退守于车师城。匈奴贵族在城下对郑吉说：“单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围城几天就解了。后来常有数千骑兵往来守车师。郑吉上书报告：“车师去渠犁千余里，间以河山，北近匈奴，汉兵在渠犁者势不能相救，愿益田卒。”公卿大臣议论，以为道远烦费，可以罢归车师屯田。诏命长罗侯常惠带领张掖、酒泉的骑兵开往车师北边千余里，显示汉军威武。匈奴骑兵退去，郑吉才从车师回到渠犁，共有三校尉屯田。汉朝立了故车师太子军宿为王，将车师国民迁到渠犁。车师王因得到汉军保护，不受匈奴欺压，“亦安乐亲汉”。后来汉朝置戊己校尉屯田，居于车师原来的地方①。

　　始为西域都护郑吉因在渠犁与车师之功，升为卫司马，负责卫护鄯善西南方（塔里木① 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郑吉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① 此段情节与引文，据《汉书·西域传》。

　　盆地以南、昆仑山以北，所谓“南道”）各国的安全。

　　神爵（公元前61—前58 年）年间，匈奴内部矛盾严重，日逐王先贤掸打算投降汉朝，派人来与郑吉联系。郑吉当即发动渠犁、龟兹各国五万人迎接日逐王，日逐王部下一万二千人、大小头目十二人随郑吉到了河曲地区，有一些人逃亡，郑吉追杀了他们，于是带着日逐王及其部下到了京师。朝廷封日逐王为归德侯。

　　郑吉因打垮了车师，召降了日逐王，“威震西域”，于是兼护车师西北方（天山以北，所谓“北道”）各国的安全。所以号称“都护”。汉朝在西域设置都护，是从郑吉开始的。汉宣帝为了嘉奖郑吉的功劳，封他为安远侯，下诏书说：“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拊循外蛮，宣明威信，迎匈奴单于从兄日逐王众，击破车师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为安远侯，食邑千户。”这时是神爵三年（公元前59 年）。

　　郑吉选择西域中心、土地肥饶的地方设立都护的幕府，治乌垒城（在今新疆库尔勒与轮台之间），负责处理西域各国事务，“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同时发展屯田事业，“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①。屯田校尉开始从属于都护。

　　匈奴日逐王投降于汉朝，汉朝在西域设置都护，标志着汉朝与匈奴势力在西域的消长。以往匈奴的势力很大，“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慰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①。自日逐王投降于汉朝，匈奴的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②。而汉朝自张骞始，至于郑吉，在西域发展壮大了势力，“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所以史称：“汉之号令班于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

　　① 《汉书·西域传》。

　　① 《汉书·西域传》。

　　② 《汉书·西域传》。

　　第二节段会宗两任西域都护段会宗（前84—前10），字子松，西汉天水上邦（今甘肃天水）人。竟宁元年（公元前33 年）任西域都护、骑都尉光禄大夫，西域各国敬重他的威信。任满三年，按例更换官吏而还朝，任为沛郡太守，继又徙为雁门太守。过了几年，坐法免官。因为西域各国上书要求他前去，所以阳朔（公元前24—前21 年）年间又任西域都护。

　　谷永与段会宗友好，知道段会宗又任西域都护，怜悯其年老又远出，写书告诫说：“足下以柔远之令德，复典都护之重职，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优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总领百蛮，怀柔殊俗？子之所长，愚无以喻。虽然，朋友以言赠行，敢不略意。方今汉德隆盛，远人宾服，傅、郑、甘、陈之功没齿不可复见，愿吾子因循旧贯，毋求奇功，终更亟还，亦足以复雁门之踦。万里之外以身为本。愿详思愚言。”大意是，您再任都护是件美事，但凭您之材，可以在朝取卿相之位，不必去西域勒功。既然远任，还望不贪奇功，任满即还，不要像在雁门时再次摔跤。远在万里之遥以保重身体为要。

　　段会宗到西域，各国都派子弟欢迎。乌孙小昆弥（小王）安日感念段会宗以往立他的恩德，打算远出迎谒，于是，他阻绝有些贵族的劝告，到了龟兹谒见段会宗。西域一些城邦小国都亲附于汉朝。康居太子保苏匿率领一万多人打算投降于汉朝，段会宗向朝廷报告这个情况，朝廷派遣卫司马迎之于道。段会宗调发戊己校尉的部队随从卫司马接受投降者。卫司马对投降者不放心，要求他们都要自己綑绑起来，保苏匿对此怨恨，率领其众逃去。段会宗任满还朝，因擅自调发戊己校尉的部队而耽误了军用物资的调拨，有诏以将功赎罪论。又任为金城太守，因病免职。

　　建奇功于乌孙过了一年多，乌孙小昆弥安日被其国内贵族所杀，内部大乱。朝延征用段会宗为左曹中郎将、光禄大夫，前去安抚乌孙。段会宗立了安日的哥哥末振将为小昆弥，安定了乌孙的内乱而还朝。

　　当时，乌孙的贵族们对勇健的大昆弥（大王）雌栗靡都很畏服，告诫牧民不要进入大昆弥的牧区放牧，免得扰乱，所以“国中大安”①。小昆弥末振将“恐为所并”，派人去刺杀了大昆弥雌栗靡。汉朝派遣中郎将段会宗前去与都护共同谋划，立了伊秩靡为大昆弥。不久，末振将死去，安日之子安犁靡代为小昆弥。元延（公元前12—前9 年）初，汉朝又派遣段会宗调发戊已校尉各国部队，诛伐末振将的太子番丘。段会宗担心大兵进入乌孙，番丘会受惊逃亡而捉不住，就将调发的部队驻扎在垫娄，选择三个精干的壮士，每人持带强弩，直接到了昆弥的所在地，召见番丘，指责他说：“末振将骨肉相杀，杀汉公主子孙，未伏诛而死，使者受诏诛番丘。”随即亲自执剑刺杀了番丘，番丘的部下惊恐而逃。小昆弥安犁靡带领数千骑兵包围了段会宗，③ 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段会宗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① 《汉书·西域传》。

　　段会宗对他说明来意，并说：“今围守杀我，如取汉牛一毛耳。宛王郅支头悬麜街，乌孙所知也。”意思是，如今你们杀了我，实是自取灭顶之灾。乌孙昆弥以下的人都很惊服，承认汉朝诛末振将之子理所应当。段会宗还朝报告办事经过，公卿大臣说他“权得便宜，以轻兵深入乌孙，即诛番丘，宣明国威，宜加重赏”。汉成帝对他赐爵关内侯，黄金一百斤。这时是元延二年（公元前11 年）。

　　末振将的弟弟卑爰疐本来参与谋杀大昆弥雌栗靡，这时带着八万多人归附于康居，“谋欲借兵兼并两昆弥”①。两昆弥畏惧。汉朝又派段会宗前去安抚，与都护孙建共同研究对策，元延三年（公元前10 年），段会宗病死于乌孙，终年七十五岁，西域一些小国都很怀念他，“城郭诸国为发丧立祠焉”。谷永劝告段会宗“因循旧贯，毋求奇功”，而段会宗偏要出奇，建功于乌孙；谷永嘱咐段会宗“万里之外以身为本”，而段会宗竟然死于乌孙。史称段会宗“为人好大节，矜功名”，是有根据的。

　　① 《汉书·西域传》。

　　第三节傅介子往使西域傅介子（？—前65），西汉北地（郡治今甘肃庆阳西北）人，因为从军才当上了官。先是西域龟兹、楼兰都曾杀汉朝派去的使者，到了元凤（公元前80—前75 年）年间，他以骏马监的身份要求出使大宛，受诏谴责楼兰与龟兹。

　　傅介子到了楼兰，指责楼兰王与匈奴勾结拦杀了汉朝使者，说：“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过至诸国，何为不言？”楼兰承认错误，说：“匈奴使属过，当至乌孙，道过龟兹。”傅介子到了龟兹，又指责龟兹王，龟兹也承认了过错。他去大宛，再到龟兹，龟兹报告：“匈奴使从乌孙还，在此。”傅介子就率领部下杀了匈奴使者。回到朝廷报告情况，任他为中郎，迁为平乐监。

　　谋刺了楼兰王傅介子对大将军霍光说：“楼兰、龟兹数反复而不诛，无所惩艾。介子过龟兹时，其王近就人，易得耳，愿往刺之，以威示诸国。”霍光说，龟兹的道路遥远，可以在楼兰试一试。元凤四年（公元前77 年），傅介子受命出发。

　　傅介子与部下都带了金币，扬言是要赠送外国的礼物。到了楼兰，楼兰王并不亲近他，他就假装离去，到了楼兰西界，让译员传话：“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于是拿出金币给译员看。译员还报楼兰王，楼兰王贪图汉朝财物，就来会见使者。傅介子与他同坐饮酒，陈列财物让他看。酒喝醉了，傅介子对楼兰王说：“天子使我私报王。”就是说汉朝皇帝派我向大王秘密报告。楼兰王相信了，起身跟着傅介子进入帐中密谈，两个壮士从背后刺楼兰王，剑刃穿出胸前，立刻死去。他的侍从人员都吓得逃散。傅介子宣告：“王负汉罪，天子遣我来诛王，当更立前太子质在汉者。汉兵方至，毋敢动，动，灭国矣！”因此没有引起动乱。

　　于是傅介子带了楼兰王安归的头回朝廷报告，文武大臣都称赞他的功绩。昭帝下诏说：楼兰王安归曾为匈奴间谍，拦杀了汉朝使者，发兵杀掠卫司马安乐、光禄大夫忠、期门郎遂成等三批人马，以及安息、大宛等派来的使者，抢去汉朝使者带去的节印和安息、大宛所献之物，违背天理。平乐监傅介子持节出使斩了楼兰王安归的头，已挂在北阙，给予适当的报复，而不烦兴师动众。现在封傅介子为义阳侯，食邑七百户，动手刺杀楼兰王的两个壮士都补为侍郎。汉朝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①。

　　傅介子倚仗汉朝声威，又有冒险进取精神，所以远至西域建功，结果封了侯。西汉自张骞始，多有这样的人，如郑吉、段会宗等等。

　　① 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傅介子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① 《汉书·西域传》。

　　第四节冯嫽冯嫽，西汉人。能史书，有办事能力。为解忧公主侍者。随从公主在乌孙时，常持节充任公主的使者，通好西域诸国。西域诸国敬信她，号曰冯夫人。为乌孙右大将妻。

　　当时乌孙内乱，肥王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杀了狂王，自立为昆弥。汉朝派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带兵一万五千人至敦煌，穿井通渠，积居庐仓，准备去讨之。都护郑吉了解右大将与乌就屠相好，使冯嫽去对乌就屠说，汉兵方出，必见诛，不如降。乌就屠恐惧，说：“愿得小号”。

　　冯嫽受到汉宣帝征召，报告了情况。宣帝派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使，送冯嫽出使西域。冯嫽锦车持节，诏乌就屠来到赤谷城，立元贵靡（解忧公主长子）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破羌将军辛武贤因此不出塞而还师。

　　甘露三年（公元前51 年），乌孙公主年老返汉，冯嫽也可能随之归来。

　　乌孙大昆弥元贵靡病死，其子星靡代为大昆弥，势弱。冯嫽上书：“愿使乌孙，镇抚星靡。”汉朝遣之，士卒百人送行。冯嫽出使乌孙，果然使得星靡局势稳定。

　　冯嫽乌孙之行，使得乌孙内乱平息，得以安定；也成就汉朝遣使绥远，而不烦劳师动众。她是个具有外交才干的杰出的女性。

　　① 本节取材于《汉书·西域传》下。

　　第二十五章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归顺汉朝，增进汉和匈奴间的友好。

　　第一节出任单于匈奴内外交困呼韩邪单于（？—前31），名稽侯珊。他是公元前一世纪匈奴族的杰出人物。

　　自公元前二至一世纪之际汉朝与匈奴多次交兵，双方在兵力、物力上遭受重大损失之后，都产生了和亲与友好的要求。当时，匈奴内部贵族之间常闹矛盾，在对汉政策上意见不一，有时欲和亲，有时又侵扰。汉对匈奴始终存有戒心，既愿和亲，又不忘边备。汉昭帝时，汉朝加强边防；匈奴侵扰而“少利”，便把矛头指向乌孙，声称欲得出嫁到乌孙的汉公主。乌孙公主向汉帝上书求救。宣帝即位时，乌孙昆弥又上书求救。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大发兵击匈奴，由田广明、范明友、韩增、赵充国、田顺等五将带十余万骑进击，加之乌孙发动五万余骑由两边进攻，二十余万大军压到匈奴。匈奴闻知，吓得奔走，“驱畜产远遁逃”，损失很重，“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这年冬天，匈奴壶衍鞮单于自领万骑击乌孙，适值天下了大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邻国又乘机袭来，“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马甚众。”加之兵民饿死又多。匈奴经过这一灾难，“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大为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再也无力对付汉军，而“欲乡（向）和亲”。汉之边境也就“少事”得安。地节二年（公元前68 年），壶衍鞮单于去世，虚闾权渠单于立，这年匈奴饥荒，“人民畜产死十六七”。是后数年，匈奴与西域一些小国常发生战斗，而无能力侵扰汉境。同时，匈奴贵族内部不断发生权力之争。呼韩邪单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做了单于的。

　　由左地贵族立为单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0 年），虚闾权渠单于去世。他初立为单于时，贬黜了颛渠阏氏，颛渠阏氏便与右贤王屠耆堂私通。右贤王去龙城赴会，颛渠阏氏告以单于病重，不要远去。过几天，单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各部贵族，未曾来到，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阴谋立右贤王为握衍朐鞮单于。握衍朐鞮单于初立，对汉朝“复修和亲”，专力对内，将虚闾权渠单于时的当权贵人全部杀掉，又将虚闾权渠的子弟近亲全部免职，而任用颛渠阏氏的弟弟都隆奇，安置自己的子弟占据要职。稽侯珊是虚闾权渠单于之子，不得继位，投奔妻父乌禅幕。乌禅幕本是乌孙与康居之间一个小国的君主，因多次受到侵扰，便率领部属投降了匈奴，与匈奴贵族结了亲，仍然为其部属之主，居于右地。匈奴有些贵族以为日逐王先贤掸“当为单于”。日逐王先贤掸向来与握衍朐鞮单于有矛盾，此时便率领其部属数万骑归顺汉朝，受① 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匈奴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汉封为归德侯。握衍朐鞮更立其从兄薄胥堂为日逐王。次年，握衍朐鞮又杀了先贤掸两个弟弟。乌禅幕对此提出意见，未被采纳，心里怨恨。稍后，左奥鞬王死，握衍朐鞮又立自己的小儿子为奥鞬王，因其年幼留在单于庭。奥鞬部贵族另立原奥鞬王之子为王，一同向东迁徙。握衍朐鞮派人带万骑追击，失败。握衍朐鞮为单于二岁，“暴虐杀伐，国中不附”。其太子与左贤王多次谗毁左地的贵族，左地贵族也都怨恨。又过一年，乌桓击匈奴东部姑夕王，掠取人民，握衍朐鞮恼怒。姑夕王恐惧，便与乌禅幕、左地贵族等联合起来，共立稽侯珊为呼韩邪单于，发动左地兵四五万人，向西进攻握衍朐鞮单于。握衍朐鞮失败逃走，派人向其弟右贤王求救，右贤王恨其凶恶“不爱人”，不予援助。握衍朐鞮无可奈何，自杀身亡。都隆奇投奔右贤王处所，其部属全都投降了呼韩邪单于。这时是神爵四年（公元前58 年）。

　　匈奴五单于相攻呼韩邪单于即位后，匈奴贵族之间的矛盾仍在发展。他归单于庭数月，罢兵使各归故地，收其流落民间的哥哥立为左谷蠡王，派人嗾使右地贵族杀右贤王。这年冬天，都隆奇与右贤王共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发兵数万向东击败呼韩邪单于。屠耆单于以其长子都涂吾西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楼头为右谷蠡王，留居于单于庭。

　　五凤元年（公元前57 年）秋，屠耆单于使日逐王先贤掸之兄右奥鞬王为乌藉都尉，带二万骑驻屯东方以防备呼韩邪单于。这时，西方呼揭王来与唯犁当户阴谋，共同谗毁右贤王，打算自立为乌藉单于。屠耆单于就杀了右贤王父子，后来才知其冤，又杀了唯犁当户。于是呼揭王恐惧，随即叛去，自立为呼揭单于。右奥鞬王听到这个消息，就自立为车犁单于。乌藉都尉也自立为乌藉单于。就这样，匈奴有了五个单于。屠耆单于亲自带兵东击车犁单于，使都隆奇攻击乌藉单于。乌藉、车犁都失败，逃向西北，与呼揭单于联合，拥兵四万人。乌藉、呼揭都免去了单于之号，一致尊辅车犁单于。屠耆单于听到这个消息，派遣四万骑分屯于东方，以备呼韩邪单于，亲自率领四万骑西击车犁单于。车犁单于失败，逃向西北。屠耆单于随即引兵奔向西南，留屯闟敦之地。

　　五凤二年（公元前56 年），呼韩邪单于派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袭屠耆单于屯于东方之兵，杀掠一万多人。屠耆单于闻知，亲自带领六万骑东击呼韩邪单于，行军千里，遇上了呼韩邪单于约四万兵众，接战起来。屠耆单于兵败，自杀。都隆奇与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楼头归奔汉朝。呼韩邪部下乌厉温敦与乌厉屈父子眼看匈奴内乱，也率领几万人南降于汉，受封为义阳侯与新城侯。这时，呼韩邪收纳了前来归顺的车犁单于，又捕斩了乌藉单于，随即又都于单于庭，势力有所增强，但部众还只数万人。屠耆单于从弟休旬王带了一部分兵力，到了右地自立为闰振单于，在西边。接着，呼韩邪单于之兄左贤王呼屠吾斯也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居东边。其后二年，郅支单于与闰振单于战斗，杀了闰振，掠取其众，又击败呼韩邪，都于单于庭。

　　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 年）的诏书中曾提到：“（匈奴）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①这概述了当时匈奴的内乱、耗损与危机。寻找出路，是当时匈奴族人十分迫切的课题。

　　① 《汉书·宣帝纪》。

　　第二节积极与汉和好事汉与不事汉之辩论自呼韩邪单于败于郅支单于之后，深谋远虑的左伊秩訾王劝告呼韩邪称臣事汉，向汉朝求助，他认为只有如此，匈奴才得以安定。呼韩邪与各个贵族大臣商议，都以为不可，他们说：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此而安，何以复长百蛮！左伊秩訾王不以为然，并申述己见。他说：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如此，未尝一日安也。

　　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

　　在事汉与不事汉这个问题上，匈奴各个贵族大臣相难很久。呼韩邪听了各方面的意见，思之再三，终于听从左伊秩訾王之计，决定引众向南靠近汉塞，派遣其子右贤王瞀楼渠堂入侍汉廷。郅支单于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派遣其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汉廷。这时是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

　　呼韩邪朝汉甘露二年冬，呼韩邪单于叩五原塞，愿于次年正月到汉廷朝贺。汉朝对此十分重视，派遣车骑都尉韩昌负责迎接，调发所过七郡每郡二千骑兵，排列于来道两旁以示欢迎。甘露三年（公元前51 年）正月，呼韩邪单于在甘泉宫朝见汉天子。事先宣帝诏有司议论接待规格，群臣以为汉对匈奴单于“礼仪宜如诸侯王，称臣昧死再拜，位次诸侯王下”。宣帝决定“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上”①。故呼韩邪朝见时，位在诸侯王之上，赞谒称藩臣而不名。汉宣帝赏赐他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棨戟十把，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糓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礼毕，派使者导引呼韩邪单于先行，就邸长安，宿于长平。宣帝自甘泉宿于池阳宫。宣帝登上长平坂，诏呼韩邪不必拜谒，让他的群臣可以列队观望，各族君长王侯欢迎者数万人，夹道排列。宣帝登上渭桥，众人都呼万岁。又置酒建章宫，以飨呼韩邪单于，并示以珍宝②。

　　汉匈和约甘露三年（公元前51 年）二月，呼韩邪返回匈奴。他表示要留居于光禄塞下，遇有急难就自守于汉受降城。汉朝派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带领一万六千骑兵，又发边郡几千士马，送他出朔方鸡鹿塞。并诏令① 《汉书·宣帝纪》。

　　② 《汉书·宣帝纪》。

　　董忠等留卫呼韩邪，协助诛伐不服者，又运送去粮食，前后达三万四千斛，供给其食用。这年，郅支单于也遣使奉献，汉朝待之也很优厚。次年，呼韩邪与郅支两单于都遣使朝献于汉，汉朝款待呼韩邪的使者格外有礼。再过一年，到了黄龙元年（公元前49 年）正月，呼韩邪又入朝于汉，汉朝对他礼赐如初，还加衣一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二月，呼韩邪归国。汉因边郡有屯兵，故不再调发骑兵护送。

　　起初郅支单于以为呼韩邪归顺于汉，兵弱不能再返回，就带领部下向西，打算攻定右地。屠耆单于的小弟原来侍从呼韩邪，也奔向右地，收其两兄的余众得到几千人，自立于伊利目单于，路遇郅支单于，双方交战。郅支杀了伊利目，掠取其众五万余人。这时郅支闻知汉朝出兵出粮协助呼韩邪，就留居于右地，自度兵力不能敌，乃向西域进兵，击败了乌孙；又乘势北击乌揭，迫其投降，再向西击破坚昆，向北迫降丁零，并吞了三国。郅支留都于坚昆。呼韩邪于汉元帝初即位之时，又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等郡运送粮食二万斛以救其困。郅支单于自以道路遥远，又怨恨汉朝支持呼韩邪，遣使上书求回侍子。汉朝派遣谷吉护送，郅支杀了谷吉。

　　大约是初元元年（公元前48 年），汉朝派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归呼韩邪的侍子，求问谷吉等人的下落，宣布赦免其罪，勿使他们怀疑汉欲讨伐。韩昌、张猛见到呼韩邪的民众很多，足以自卫，不畏郅支，而塞下的禽兽几乎猎尽。听说匈奴贵族大臣多劝呼韩邪北归，但呼韩邪担心北去之后难以约束。韩昌、张猛就与呼韩邪单于订立了汉匈盟约：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今其世世子孙尽如盟。韩昌、张猛与呼韩邪单于及其贵族大臣都登上了匈奴诺水边的东山，刑白马，呼韩邪单于以宝刀刻金以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韩昌、张猛回汉朝报告，有些大臣以为他俩擅自作主，与夷狄诅盟，有损汉朝威信，不可允准， 应该马上遣使前往匈奴，与呼韩邪单于解盟，还要治他俩“奉使无状”之罪。汉元帝以为他俩只是小过，有诏韩昌、张猛以赎论， 不必解盟。其后呼韩邪便北归单于庭，“人众稍稍归之，国中遂定”。

　　郅支单于既杀了汉使谷吉，自知有负于汉，又闻呼韩邪单于更加强盛，担心被袭击，便向康居逃亡。其部众多冻死于道，剩下三千人到了康居。后来（建昭三年，公元前36 年）郅支被汉都护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发戊己校尉西域诸国兵所诛灭①。

　　呼韩邪单于闻知郅支被诛的消息，且喜且惧，向汉元帝上书说：“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竟宁元年（公元前33 年）正月，呼韩邪单于又入朝于汉，受到的礼赐和当初一样，所得衣服锦帛絮比黄龙时加倍。这时呼韩邪单于亲自提出娶汉女为妻而为汉婿的要求。汉元帝乃以后宫良家女子王嫱（字昭君）赐与他为妻。汉朝因此觉得边境安宁有望，于是改元为“竟宁”。呼韩邪娶了王昭君，号其为宁胡阏氏，“宁胡”是使匈奴得以安宁之意。汉匈双方都对这次和亲感到高兴。

　　呼韩邪单于在位二十八年，于建始二年（公元前31 年）去世。

　　① 参见《汉书·西域传》上。

　　呼韩邪单于评论呼韩邪单于身处匈奴乱世，积极与汉朝改善关系，定和亲之好，汉朝也主动与匈奴订立盟约，这不仅使呼韩邪单于得以巩固政权和统一匈奴，促使汉匈双方得以安宁；也促使汉匈保持和好达六七十年之久；而且还促使汉在西域威信的提高及与各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历史记载说：“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匈奴尝困月氏，故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到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所以然者，以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韩邪单于朝汉，后咸尊汉矣。”①这说出了匈奴与汉朝在西域势力的消长，反映了呼韩邪“朝汉”对历史所发生的重大影响。

　　① 《汉书，西域传》上。

　　第二十六章刘向刘歆扬雄刘向、刘歆、扬雄同是西汉末年笃学之士，而政治和学术倾向各异。

　　第一节刘向、刘歆的政治生活刘向屡劾权宦。二度入狱刘向（约前77—前6），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时更名向，汉楚元王刘交的玄孙。

　　刘向十二岁时，其父刘德保任他为辇郎。成年时提升为谏大夫，后又任为郎中给事黄门，升为散骑谏大夫给事中。

　　汉元帝初即位时，刘向被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推举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与侍中金敞拾遗于皇帝左右。四人同心辅政，讨厌外戚许氏、史氏在位放纵，尤其愤恨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打算报告皇帝罢退之。但还未报告而走漏了消息，遂被许氏、史氏和弘恭、石显等告了一状，刘向与周堪被关进监牢，萧望之被罢了官。

　　这年自然界有地震等异常现象。宣帝觉得萧望之、周堪、刘向等人受了冤屈，打算重新启用，任为郎中。刘向通过其外亲，向皇帝上书，为萧望之等鸣冤叫屈，要求罢退弘恭、石显，而重用萧望之等。他用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得失，矛头指向专权的外戚与宦官。这书奏了上去，弘恭、石显知是刘向所为，请求皇帝考问奸诈。刘向又被关进狱中，后被免为庶人。接着，萧望之被诬、自杀。

　　汉元帝悼念萧望之，提升周堪为光禄勋，加以信用。永光六年（公元前43 年），刘向见周堪等人在位，盼望自己得以信用，便上封事谏说，大谈灾异之变与政事得失相关，矛头直指当今“谗邪并进”的宦官。石显见到其书，与许氏、史氏等更加怨恨刘向等。当年夏寒，日青无光，他们便借此说是周堪等“用事之咎”，诬陷周堪与刘向等“谋毁骨肉”，建议“勿令典事”。元帝将周堪等人下放为地方官①。刘向的期望落了空。

　　以后，元帝虽又重新任用周堪为光禄大夫，领尚书事，但石显为中书令主管尚书之事，周堪很少见到皇帝，办事取决于石显之口。适值周堪患瘖疾而死，石显诬陷是张猛所害，逼具自杀。刘向为此大为伤感，乃著《疾谗》、《擿要》、《救危》及《世颂》等，凡八篇，“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也”。他被废黜达十余年之久。

　　刘向极论外戚当权之害成帝即位，石显等伏法，刘向才又得以进用，为中郎，主管三辅灌溉之事，随后又升为光禄大夫。这时王凤为大将军秉政，倚太后，专国权，兄弟七人都封为列侯。刘向上《封事》，极论外家当权之害。《封事》中，引用大量历史事实，以申其说。

　　《封事》首引古事说：“昔晋有六卿，齐有田崔，卫有孙宁，鲁有季孟。常掌国事，世执朝柄，终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崔杼弑其君光，孙林父宁① 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歆传》、《扬雄传》。凡引上传者不另作注。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并专国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管朝事，浊乱王室，子朝、子■更立，连年乃定。故经曰：‘王室乱。’又曰：‘尹氏杀王子克。’甚之也。《春秋》举成败，录祸福，如此类甚众，皆阴盛而阳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书》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孔子曰：‘禄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封事》继引秦事：“秦昭王舅穰侯，及泾阳叶阳君，专国擅势，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权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国，国甚危殆。赖寤范雎之言，而秦复存。二世委任赵高，专权自恣，雍蔽大臣，终有阎乐望夷之祸。秦遂以亡，近事不远，即汉所代也。”

　　《封事》继称：“汉兴，诸吕无道，擅相尊王。吕产、吕禄，席太后之宠，据将相之位，兼南北军之众，拥梁、赵王之尊，骄盈无厌，欲危刘氏。赖忠正大臣绛侯、朱虚侯等，竭诚尽节以诛灭之，然后刘氏复安。”

　　《封事》又继称外戚王氏之事说：“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汗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远绝宗室之任，不令得给事朝省，恐其与己分权，数称燕王盖主以疑上心。避讳吕、霍而弗肯称。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论，兄弟据重，宗室磐互。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虽周皇甫、秦穰侯、汉武安、吕、霍、上官之属，皆不及也。”《封事》最后指陈：“夫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宜发明诏，吐德音，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外戚，毋授以政，皆罢令就第，以则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诚东宫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刘氏长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复见于今，六卿必起于汉，为后嗣忧。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图，不可不早虑。《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成。’唯陛下深留圣思，审固机密，览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万安之实，用保宗庙，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刘向的封事书使成帝为之感动，但并无办法，只有任刘向为中垒校尉。

　　元延年间（公元前12—前9 年），异常现象屡见，星孛东井，岷山崩坏，还有日食。刘向对此颇生恶感，产生了一些想法，又上奏，说：历来天象与人事相应，“天命信可畏也”，“神明之应，应若影响”。近来灾异多见，“有识长老莫不震动，此变之大者也”。建议崇刘氏，诛数奸，并要求成帝接见，以便“指图陈说”。成帝果然召见刘向，“然终不能用”。

　　刘向一生很关心刘氏宗室的命运。史书记载：他“数言公族（指刘氏宗室）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荫；方今同姓疏远，母党（指外戚）专政，禄去公室，权在外家，非所以强汉宗，卑私门，保守社稷，安固后嗣也。”又记载：他“自见得信于上，故常显颂宗室，讥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

　　但正因刘向关心皇族而讥刺外戚，就必然遭到外戚的忌嫉与排挤。据说皇帝多次欲用刘向为九卿，然总得不到王氏居位者及大臣的支持，故终不得提拔。刘向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多年，七十二岁去世。

　　刘歆在政治上与刘向的异趣刘向的儿子刘歆，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他年轻时因通《诗》、《书》，能属文被成帝召见，因大将军王凤不同意任他为中常侍而改任为黄门郎。刘向去世后，刘歆复为中垒校尉。

　　哀帝即位初期，刘歆由大司马王莽推荐，任侍中太中大夫，升为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又领校《五经》，完成其父未竟之业。后因写《让太常博士书》，指责诸儒专己守残和党同伐异的政策，与执政大臣有了矛盾，又被众儒所谤，出京任河内太守。后又转为涿郡太守。过了几年，以病免官，又起用为安定属国都尉。

　　哀帝去世后，刘歆受到执政者王莽的重视，他俩早年同为黄门郎，有一段旧交情，现在由王莽任为右曹太中大夫，升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元始五年（公元5 年），刘歆与陈崇等十二人受命“治明堂，宣教化”，被封为红休侯。

　　平帝时，王莽玩弄权术，欺上压下，“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①。刘歆趋附王莽，而“典文章’，是王莽的笔杆子。始建国元年（公元9 年）正月，王莽改国号，封拜大臣。刘歆为国师、嘉新公，与太师王舜、太傅平晏、国将哀章，号称“四辅”，居上公之位。刘歆为了与王莽拉关系，将己女许配王莽之子，结成了亲家。

　　刘歆与甄丰、王舜等同为王莽的心腹，参与一些阴谋篡权与吹捧活动，故得到重赏而“并富贵”。但随着社会矛盾激化，反对王莽者四起，刘歆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满，又实畏汉宗室、天下豪杰”，于是对王莽三心两意。当王莽篡位时，刘歆等内心恐惧，流于形色。王莽有所察觉，大为生疑，先发怒于甄丰，逼得其自杀，刘歆之子刘歆受牵连被处死，“牵引公卿亲党列侯以下，死者数百人”①。王莽末年，社会矛盾更为严重，赤眉军、绿林军给予王莽政权以严重打击，王莽统治集团内部日益分裂，刘歆估计王莽必败，大祸且至，又怨恨王莽杀了其子，乃与卫将军王涉、大司马董忠合谋，准备劫持王莽，去投降绿林军。正待机举事之时，被人告了密，董忠被杀，刘歆与王涉皆自杀，谋反事宣告失败②。刘歆死时为地皇四年（公元23 年）七月。刘歆掌管过儒林、史卜等官，考定律历，著《三统历谱》，其义被班氏删取于《汉书·律历志》中。造有圆柱形的标准量器，据此量器的铭文计算，所用圆周率是3.1547，世有“刘歆率”之称。刘歆文章，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刘子骏集》。

　　① 《汉书·王莽传》上。

　　① 《汉书·王莽传》中。

　　② 此段情节依据于《汉书·王莽传》中、下。

　　第二节刘向、刘歆的学术活动刘向、刘歆在政治上的各异，在学术上也有所反映，但他们父子在学术上基本是子承父业。

　　刘向、刘歆的神学思想刘向早年得《枕中鸿宝苑秘书》，“书中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响。继又参与石渠阁的五经讲论，濡染于今文经学活动。他后来论历代兴革、国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学者的派头，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作为论证的依据。元帝时，他上封事，论舜及文武周公时的祥瑞和幽厉以后春秋时期的灾异而归结于“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上文引成帝时上封事，论宗周以来大臣操持国柄之危国，借“王氏外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之异，申言“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这表明刘向的历史观是神学的历史观。他这种思想反映了西汉晚年大权旁落、皇族失势的悲观情绪。

　　《汉书·五行志》保存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一百五十二条。其中论灾异跟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间的关系的约三十一条，论灾异跟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三十九条。这不只是刘向政治立场在学术上的反映，这并且是有意地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汉书·五行志》也保存了刘歆论《洪范五行传》的材料，约七十三条，尽管论述的对象基本上都在刘向曾经论述的范围内但没有一条的具体论述是跟刘向相同的。这也由于刘歆的政治态度跟父亲不同，在学术上就也有不同的反映。刘氏父子学术见解的不同，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反映。

　　刘向虽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但认为“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可以“刘氏长安，不失社稷”。这就等于说天命还是可以人力为转移，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时期。在刘歆的遗文里，就看不到这样的说法了。依《汉书·律历志》所保存下来《三统历谱》的材料来看，历代的兴衰是按着五行相生的顺序进行的。按照这样的顺序，王莽以土德继汉的火德，就应该是当然的①。王莽在死到临头时就还这样说：“天生德于予，汉兵有如予何！”

　　当刘向校订皇家藏书的时候，却很少运用这种神学历史观，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态度。

　　在经学上，刘向治《春秋榖梁传》，参与石渠阁讲论，刘歆治《左传》，坚持立《左传》于学官。《榖梁传》属于今文经学，《左传》属于古文经学。从经学派别来看，父子二人是对立的。

　　古今典籍的校雠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 年），刘向奉命校古今典籍，把它们分成六类，由他负责经传、诸子、诗赋三类，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① 班固在《律历志》里没有明文写出这一点来。《王莽传·赞》说王莽是“余分闰位”。这是东汉人的说法，应与《三统历谱》的精神不同。

　　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校过一书，“向辄条其篇目，录而奏之”。他作了这个工作约二十年之久，刘歆在他死后奉命完成了未竟之业。刘歆把父亲的叙录，按照典籍的分类，分别概括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另加辑略，成为《七略》一书②。刘向的叙录后来别辑成书，称为《七略别录》。

　　依现存《别录》零篇和《汉书·艺文志》所删存《七略》的材料来看，刘氏父子在思想上，第一，发展了学术分类的概念。先秦评论学术流别者，多以学术思想接近的学者并举，不称学派。孟子和韩非始并称“杨墨”或“儒墨”。司马谈始区别六家，加以评论。刘氏父子增六家为十家九流，作为诸子一类。另外又分诸子以外的典籍为五类。他们把皇家藏书定为六类、三十八种、六百零三家、一万三千多篇。他们在总的分类上是按着皇室进行统治的需要来安排次第的。六艺、诸子和诗赋都是属于文治方面的，列在最前。兵书属于武备，列于其后。术数和方技，或在统治上起补充作用，或与生活上有联系，就放在最后。这当然谈不上是科学的分类，在思想本质上反映了皇权思想。但这毕竟在学术分类的概念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典籍的具体分类、典籍的保存和检寻上是可以起一定的作用的。第二，刘氏父子注意了学术源流及其政治背景，对各家各派作出了评述。他们一方面肯定了各种学术、各个学派在不同方面的作用，论其短长，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继承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形式。在另一方面，他们把诸子、诗赋、兵书、术数和方技都说成是出于王官之守，把诸子、诗赋都说成是六经的支流余裔而为衰世的产物，这里就贯穿了尊崇儒术的思想。把这两方面合起来看，好象是给了诸子一定的地位，而实际上是在有限度地承认诸子的现实影响下为儒术独尊提出了历史的根据。第三，刘氏父子称《易》为五经之原，“与天地为始终”，而五经之学则“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他们肯定数术各家能测吉凶、候善恶。这又是神学思想的表现。

　　在技术上，刘氏父子创造了大规模校雠的范例，大规模缮写定本、编撰叙录的范例和制成系统目录的范例。这对于后来所谓“校雠学”“目录学”有很大的影响，被称为它们的始祖。同时《七略》的形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成为学术史的主要的表达形式。

　　看起来，刘氏父子是很淹博的，但在淹博的华贵外衣下掩遮着虚弱的贫困的思想。这是他们父子学风上的特点。班固称赞他们“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班固的赞语表明了他的思想，班固正是刘氏学风的很好的继承人。刘向、刘歆父子还续补了司马迁书，未传于世。刘向采摘先秦旧事及汉初遗文，撰《新序》、《说苑》二书，又撰《列女传》，这是记载妇女史事的第一部专书。

　　② 见《汉书·艺文志》，并参考《隋书·经籍志》。

　　第三节扬雄辞赋和讽谏扬雄（前53—18），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后期著名的学者。

　　扬氏的祖先曾仕宦为官，由北方迁往南方。扬雄祖上有个名叫扬季的，官至庐江太守，在元鼎（公元前116—前111 年）年间避仇溯江而上，到了岷山南面的郫县住了下来，有田一百顷，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自扬季至于扬雄，五世都是单子独传，所以扬雄这支扬姓在蜀中独一无二。

　　扬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究明指义，博览群书。口吃，不能剧谈，沉默好思，“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

　　扬雄初好辞赋，欣赏司马相如之赋“弘丽温雅”，每作赋，常模仿其形式。又觉得屈原文过于司马相如，以至为世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读其文未尝不流涕。以为君子得时则安步徐行，不得时则如龙蛇蛰伏，遇不遇乃命中注定，何必自沉。他拾取《离骚》之文而反之，自岷山投于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

　　扬雄四十多岁时，自蜀游至长安，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又向朝廷推荐，成帝召扬雄待诏承明殿。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正月，随从成帝上甘泉宫，写了《甘泉赋》，描述甘泉宫似上天的紫宫，游幸者车骑众多。还朝后奏上，以讽谏游幸奢侈。三月，成帝率领群臣东渡大河，祠汾阴后土，又游览龙门、华山等处，追观前代遗迹，思欲步古遗风。扬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写了《河东赋》，还而奏上，劝谏当今从实际做起。这年十二月，扬雄随从成帝打猎。他以为古时二帝三王的宫馆苑圃“才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故“国家殷富，上下交足”；近世武帝广开上林苑，周袤数百里，“游观侈靡，穷妙极丽”。他担心后世不能认真地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故作《校猎赋》以为讽谏。这时任为黄门郎，与王莽、刘歆共事。

　　元延三年（公元前10 年）秋，成帝想要向各族头领夸耀所畜禽兽之多，发动许多百姓入南山捕捉各种动物，用槛车运载至长杨射熊馆，把动物用网圈起来，命令胡人赤手空拳进圈捕捉，成帝亲临观看这种活动。这一捕兽活动，使得百姓耽误了秋收。扬雄曾随成帝到过射熊馆，了解这种情况后，写了《长杨赋》，借用翰林为主人，子墨为客卿，通过主客问答，而寓讽谏之意。

　　建平四年（公元前3 年），匈奴单于来书要求于次年正月来京朝贺。哀帝问公卿大臣如何处置。有人主张拒绝，以免耗费财物。匈奴使者告辞，还未走时，扬雄上书谏说：现在匈奴单于上书要求朝贺，本朝不许而辞之，汉与匈奴从此产生矛盾。多年以来汉朝一直争取与匈奴和亲，自呼韩邪单于与汉朝和亲之后，两族关系一直和好，这是可贵的。“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家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哀帝顿时领悟，召还匈奴使者，更报单于书而许其来朝，使汉匈和好继续维持下来①。

　　著《太玄》扬雄经历一段人情世故之后，由喜好辞赋转向研究哲学。他淡于利禄，仿《易经》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有人嘲笑他“以玄尚白”，著作而不得禄位。他为文辩解，号曰《解嘲》。他说，当今是庸夫钻营禄位之时，而自己不愿赶这种时髦，自甘淡泊而写《太玄》。《解嘲》中所写“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俛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吞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反映出他对当时社会政治有些不满。

　　有人认为《玄》道太深，众人所不喜好，扬雄又为文辩解，号曰《解难》。他说，“宏言崇议，幽微之途”，难为俗人所了解。“日月之经不千里，则不能烛六合，燿八纮；泰山之高不嶕峣，则不能浡滃云而散歊烝。是以..《典》、《谟》之篇，《雅》、《颂》之声，不温纯深润，则不足以扬鸿烈而章缉熙。盖胥靡为宰，寂寞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是以声之妙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师旷之调钟，俟知音者之在后也；孔子作《春秋》，几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遗言，贵知我者希，此非其操欤！”意思是说，道深而知者少，曲高而和者寡，但总会有知音者的。《解嘲》与《解难》，都是模仿东方朔的《答客难》而作的。

　　当成、哀、平之世，王莽、董贤都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扬雄三世没有升官。到了王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得封侯升官者很多，扬雄不得封侯，因耆老转为大夫。他“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故专心于著述。

　　王莽本以符命自立，篡位之后“欲绝其原以神前事”，而甄丰之子甄寻、刘歆之子刘歆又玩弄献符命之事。于是王莽生了疑心，严加诛除，受牵连者也全都收捕。这时扬雄校书天禄阁，闻知治狱使者来收捕，害怕不能免祸，就从阁上跳下，几乎跌死。王莽听到这个消息，说：“雄素不与事，何故在此？”派人密问原因，原来是刘歆曾向扬雄学过古文异字，而扬雄实不知刘歆献符命之事。所以王莽下诏不予追查。有说扬雄曾作《剧秦美新》以谀王莽。

　　扬雄于天凤五年（公元18 年）去世，终年七十一。

　　形式的模仿和内容的创新扬雄的著述，除上面提到的《法言》、《太玄》及《甘泉赋》等以外，还有《方言》、《训纂篇》及其它赋、箴之作。《方言》记述西汉时代各地方言，是研究古代汉语的重要资料。《训纂篇》，是续《苍颉篇》而作。他的文集，早已散佚，明人辑有《扬子云集》。清严可均所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其赋、箴等四卷。

　　据说，刘歆见扬雄贫困而著《太玄》，曾对他说：“空自苦！今学者有① 此段情节与引文，取之于《汉书·匈奴传》下。

　　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复酱瓿也。”意思是，《太玄》不能谋禄利，不会为世人所重视。扬雄对刘歆之言笑而不应。当时只有桓谭以为扬雄学识“绝伦”，其书“文义至深”，必传于后世。

　　扬雄著述，好模仿，但不是没有新的内容。他模仿司马相如之赋，用以讽谏最高统治者游乐与奢侈，而不宣导淫秽；模仿《易经》而作《太玄》，以玄作为万物的根源，论说“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①，而不好言阴阳灾异；模仿《论语》而作《法言》，舍弃诸子，独尊儒教，但不取性三品说，而主张“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恶人”②，以强调人的自我修养的必要性。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

　　① 《太玄·玄图》。

　　② 《法言·修身》。

　　第二十七章王莽王莽以外戚身份盗窃汉家天下，建立了短暂的新朝。

　　第一节篡窃帝位的历程虚誉和高官王莽（前45—23），字巨君，新皇朝的建立者，在位十五年（9—23）。

　　王莽的祖先，原为战国时期齐田氏，因汉初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文景时，王氏处于东平陵，武帝时徙至魏郡元城委粟里。王莽的祖父王禁，少时学法律于长安，为廷尉史，自此以长安为家。王禁生四女八男，其中，次女政君，为元帝之后（称元后），生子成帝。成帝时，元后诸兄弟多任官封侯，只有王曼早卒未及封侯②。王莽乃王曼之子，元后之侄。他的堂兄弟因是将军列侯之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而他因父早死未侯，“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少时受儒家教育，“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侍奉母亲及寡嫂，抚养孤兄子，都很周到。又结交英俊，侍奉父辈，符合礼仪。阳朔（公元前24—前21 年）年间，王凤患病，王莽侍候甚恭。王凤临终时，推荐王莽任黄门郎，王莽于是走上了仕途。

　　过了几年，王商及一些名士称誉王莽，成帝便于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封王莽为新都侯。在此前后，王莽又被连续提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他这时“宿卫谨敕”，“节操愈谦”。常以车马衣裘“振施宾客”，交结名士与公卿甚众。所以公卿推荐，游士谈说，“虚誉日隆，倾其诸父矣”。绥和元年（公元前8 年），王莽三十八岁时升任大司马。这时，王莽“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请一些贤良为掾史，所得赏赐分给下属，而自己非常俭约，其妻“衣不曳地，布蔽膝”，犹如僮仆。王莽为大司马一年，成帝去世，哀帝即位（公元前7 年），外戚丁、傅用事，王莽乃退位，避居新都（今河南新野），杜门自守。

　　哀帝于元寿二年（公元前1 年）去世，九岁的平帝即位，元后临朝称制，以王莽为大司马。王莽自元寿二年再为大司马至于身亡，掌握政权达二十四年之久。

　　翦除异己，笼络亲党王莽辅政头六七年（公元前1—公元6 年），一意攫取大权。他输政伊始，立即翦除了丁、傅势力，“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说者，莽皆傅致其罪”，从而除之。同时，拉拢名儒孔光及其婿甄邯，为其所用。他怕其叔红阳侯王立在元后面前搬弄是非，就让孔光上奏王立“旧恶”，从而遣放王立回到封国。因王莽颇有胁持上下的手腕，于是“阿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还有甄寻、刘棻、崔发、陈崇等爪牙也得到信用。

　　王莽的权欲只要有所暗示，党羽便承其旨意而行动。起初，王莽讽益州① 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王莽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② 以上情节，参考《汉书·元后传》。

　　令塞外蛮夷献白雉，群臣便盛陈“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要求赐予王莽安汉公的称号。于是拜王莽为太傅，号安汉公。王莽想要元后交出政权，讽公卿奏言“太后不宜亲省小事”，又使元后下诏说：“自今以来，惟封爵乃以闻。他事，安汉公、四辅平决。”于是王莽处理一切大事，“致密恩意，厚加赠送，其不合指，显奏免之，权与人主侔矣。”

　　王莽曾自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他这种献田及让财的行为不止一次，因而赢得了美誉，吃小亏占了大便宜。于是公卿“慕效”之。每有水旱之灾，王莽便素食。

　　嫁女以为后，杀子以固权王莽想以女配帝为皇后，“以固其权”。上书建议选美女入宫。于是有司报上众女之名，其中多有王氏之女。王莽担心众女与己女争，就说：“身无德，子材下，不宜与众女并采。”元后乃下诏勿采王氏女。而党羽领会其意，建议说：“愿得公（指王莽）女为天下母。”于是选了王莽之女。不久，王莽之女做了皇后。

　　陈崇勾结文人张竦写了一份歌颂王莽功德可比周公的奏章，建议“宜恢公国，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公卿方议此事，适值吕宽事起。起初，王莽通过元后，将帝母卫姬及帝舅卫宝、卫玄等排挤出京师。其子王宇深怕平帝长大后怨恨，与卫宝通书，教他设法还京。王莽不同意。王宇与妻兄吕宽等人私下商议，用迷信的手段想令朝廷归政卫氏。但吕宽夜间在王莽门第上洒血时被发觉逮捕，在狱中自杀。王莽奏请杀了儿子王宇，宇妻因怀孕待产后才杀。王莽因此诛灭卫氏，穷治吕宽之狱，连引郡国豪杰素非议己者，还株连敬武公主（元帝之妹）、梁王立、红阳侯立、平阿侯仁，逼其自杀。“死者以百数”。王莽还为此写书，宣扬治子之罪乃公而忘私，以戒子孙；其爪牙还奏请以此书发行全国，令学官以教授，使官吏能了解此书旨意。

　　吕宽案件结束后，王舜又重提陈崇之建议。爪牙们煽动“民上书者八千余人”，都要求照陈崇建议办。于是元始四年（公元4 年）四月，拜王莽为宰衡，位上公。王莽还刻了“宰衡太傅大司马印”，高踞于公卿之上，出入威仪与众不同。

　　粉饰太平，夸张功德这时，王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召经学人材，及懂得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之人。“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一异说云。”

　　群臣奏请加赏王莽。元后同意，诏议九锡之法。元始五年（公元5 年），官民因王莽不受新野田之赐，“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要求加赏王莽。王莽上书说，自己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常恐不能称职，现在天下“治平”，乃元后之德，同列之功，非自己之能，拒绝加赏。但他还是受了九锡，权势大异于群臣。王莽曾于元始四年派遣陈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观览风俗”。元始五年秋，陈崇等八人还朝报告，说天下风俗“齐同”，还“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王莽“奏定著令”。他又奏“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夸饰太平。

　　同时，王莽为了夸张功德，派遣中郎将平宪多持金币诱塞外羌，使献地，愿内属。平宪顺其意奏说，羌豪良愿等种一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王莽趁此上奏元后：“太后秉统数年，恩泽洋溢，和气四塞，绝域殊俗，靡不慕义。越裳氏重译献白雉，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东夷王度大海奉国珍，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愿等复举地为臣妾，昔唐尧横被四表，亦无以加之。”大大吹嘘一番，并奏请设西海郡。以经义正十二州名分界。又增法五十条，犯者徙之西海郡。徙者以千万数，于是“民始怨矣”。

　　受金匮而即帝位乐陵侯刘庆上书说，现在皇帝年幼，应当让王莽“行天子事，如周公”。群臣都说应该如此。这时平帝病了，王莽作策，愿以身代，藏策于金縢，置于前殿。这是诈依周公为武王请命而作金縢的故事。不久，平帝夭亡，要选继位者。这时元帝世绝，王莽恶宣帝曾孙数十人都已长大，不便于摆弄，便在玄孙中选了个最小的子婴，年仅二岁，“托以为卜相最吉”，实际上是便于控制。

　　这时有人奏说武功长孟通浚井得到一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从此演出了符命的闹剧。王莽让公卿向元后报告，元后说：“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王舜从中斡旋，向元后解释说：这事阻挡不了，王莽不敢有其他想法，“但欲称摄以重其权，填服天下耳”。元后无可奈何，只好应许，诏令王莽“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于是群臣奏请王莽摄政“皆如天子之制”，并于次年改元“居摄”。不久，王莽便以子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

　　居摄元年（公元6 年）四月，安众侯刘崇鼓动刘氏宗室起而反对王莽，从者百余人，进攻宛城，不得入而败。天下反莽自此始。刘崇的族父刘嘉诣阙请罪，获赦，乃奏颂王莽功德，骂刘崇为乱，而肯定王莽对刘崇镇压。王莽大为高兴，封刘嘉为帅礼侯。这时群臣又说，刘崇谋逆是因为王莽“权轻”，应提高王莽的权位才能镇服全国。于是元后命令王莽进见她时自称“假皇帝”。

　　居摄二年（公元7 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义，讨伐王莽，响应者众，达十余万人，指向长安。王莽恐惧吃不下饭，昼夜抱着孺子婴祷告，仿效《大诰》写了一份策书，说明现在摄位将来当返政于子婴之意。同时派遣王邑等将前去镇压翟义，数月告捷。王莽大喜，居摄三年（公元8 年）置酒未央宫白虎殿，劳赐将帅，大行封赏，当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于是“封者高为侯、伯，次为子、男”，赐爵关内侯者凡数百人。王莽镇压翟义后，自以为威德日盛，获得天人之助，“遂谋即真之事矣”。这年王莽母死，王莽“意不在哀”，而想的是服制规格高低。刘歆与博士诸儒阿意，说王莽服母丧应当“如天子吊诸侯服，以应圣制”。

　　这年广饶侯刘京等人奏符命，伪造“摄皇帝当即真”等把戏，说是天意所归。于是王莽对元后说：我向您报告时，自称“假皇帝”；而我号令天下，天下向我言事，就不必言“摄”了。十一月，改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以应天命。这时官民都知道王莽奉符命的旨意，爪牙们开始认真议论和建议，王莽“即真”提到日程上来了。

　　哀章是个素无行而好为大言的学子，他猜准了王莽心思，做了个铜匮及两张封书题签，一张题签上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一张题签上写着“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书中说王莽为真天子，元后照天意行事。还在书中把自己姓名摆在辅佐之列。他在黄昏时身穿黄衣把铜匮送到高庙。王莽闻知，立即到高庙拜受金匮神嬗。于是王莽登上真天子之位，定国号曰“新”，改元始建国。接着，策命孺子婴为安定公。读策毕，王莽亲执孺子婴手，流涕歔欷说：“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盛命，不得如意！”孺子婴下殿后，随即被幽禁起来。王莽按照金匮书名封拜辅臣，制造金匮的哀章被封为国将、美新公。同时，策命百官之职责，如典诰之文。

　　第二节改制及其失败王莽称帝前后七八年间（公元7—14 年），主要是改制。西汉后期，朝廷的赋税劳役日益严重，统治阶级“多畜奴婢，田宅无限”，奢侈挥霍，弄得民穷国虚，土地兼并和奴婢、流民的数量恶性膨胀，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在此背景下，掌权的王莽力图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而着手于改制。

　　王田制始建国元年（公元9 年），王莽颁行了王田制的诏书，指出古时行井田制，国给民富，秦汉以来破坏了井田制，土地兼并严重，“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提出了王田制方案：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九百亩）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

　　所谓王田制，实质上是个均田的制度。这是针对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打算做到“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以缓和阶级矛盾的土地制改革的方案。这种王田制，是从书本上学古代的井田制，想解决现实的土地问题，是托古改制，比之师丹的限田政策还有过之。但经过几年，到了始建国四年（公元12 年），中郎将区博提议，井田制废之已久，不可复行，现在“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王莽也明知实行起来困难，乃下令：“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这实是向大土地所有者妥协，听任土地买卖，而宣告王田制中废。

　　奴婢政策王莽在颁行王田制诏书中，指责买卖奴婢有违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而规定“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这是承认奴婢为人而不是牲畜，通过禁止买卖而加以限制的奴婢政策。但到了始建国四年，王莽在宣布土地可以买卖的同时，也令“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新奴婢政策也废止了。稍后，天凤四年（公元17 年）王莽下令：“三公以下，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这是为了搜刮钱财，但也寓有限制奴婢之意。五均六筦王莽为了限制商贾兼并及物价波动，于始建国二年（公元10 年）定了五均六筦政策。所谓“五均”是：在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六大都市设立五均官，由原来的令、长兼理，称为“五均司市师”。五均司市师的工作，一是定时评定物价，名曰“市平”；二是控制市场供应，市场货物滞销时，以原价收购，货物涨价时，则以平价出售；三是办理赊贷，根据具体情况，发放无息贷款（赊）或低息贷款（贷）；四是征收山泽之税及其他杂税。所谓“六筦”，是指官府掌管六项经济事业，即：由国家专卖盐、铁、酒，专营铸钱，征收山泽生产税，经办五均赊贷①。王莽说，搞五均六筦，是为了“齐众庶，抑兼并”。他下令六筦的诏书还说：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农田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仰以给赡；钱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贾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②六筦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富商大贾的投机兼并活动，以保证人民生活生产所需，也是为了增加官府的财政收入。六筦之设，王莽虽依托于“先圣”，实际上多继承于汉武帝的经济政策，稍加变通而已。在当时政治腐败的情况下，五均六筦是官吏从中渔利和剥削人民的工具，给人民带来了灾难。

　　改变币制及其它西汉自武帝以来，通行五铢钱。王莽则四次改变币制：第一次，居摄二年（公元7 年），于通行的五铢钱外，另铸三种新币：“错刀，一值五千；契刀，一值五百；大钱，一值五十。”三种都是高值货币，只有五铢钱是低值。而每种货币的含铜量相差并不甚大，于是“民多盗铸”，造成货币混乱。第二次，始建国元年（公元9 年），王莽下令废止五铢钱及错刀、契刀等币，另铸小钱，重一铢，值一，与大钱并行，为大小二种货币。但这两种货币的重量与币值关系也不合理，故有私用五铢钱及盗铸的现象。第三次，始建国二年，王莽为了使货币轻重大小各有差品，重新发行货币，总名“宝货”，分金货、银货、龟货、贝货、钱货、布货等六种货币，六种货币又细分为二十八个品种。因品种繁多，换算比值又不合理，造成“百姓愦乱，其货不行”的后果。王莽强制推行，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犯法者众。王莽只好恢复小钱、大钱二品。第四次，天凤元年（公元14 年）①，废止大、小钱，发行“货布”（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货泉”（重五铢，枚值一）两种货币。这次改变币制较为合理些。但因屡次改币，币制极大混乱，“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犯法者多，不可胜行”，因犯法及株连而没为官奴婢者“传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什六七”，从而加深了人民对王莽的怨恨①。

　　此外，王莽还改变朝廷与地方的官制与官名，频繁地更改地方行政制度及名称，甚至一个郡更了五次名，弄得官民都记不清楚，公文上还得附写上旧名。还设五等爵，大行分封，但因“图簿未定，未授图邑”，有些诸侯只是虚封。还新定吏禄制度，分明等级，多少不等，但因制度烦碎，“课计不可理”，官吏往往得不到俸禄，于是“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贿赂以自供给”。这又加重了百姓的灾难。

　　王莽在民族关系上也捣鬼。他无理地侵侮各族，贬降各族的王为侯，引起各族的不满与反抗。王莽随又加以征讨，更加侮辱对方，如改称高句丽为“下句丽”，改称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于是破坏了汉与各族的友好关系，特别是破坏了汉匈和亲，断绝了汉与西域的交通，发动了几次战争，造① 此段情节，参考《汉书·食货志》下。

　　② 《汉书·食货志》下。

　　① 《汉书·食货志》下记为天凤元年，《汉书·王莽传》下记为地皇元年，兹从《食货志》。① 此段情节，参考《汉书·食货志》下。

　　成重大损失。

　　改制失败的主观原因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客观原因而言，当时存在政治腐败，官风败坏，政敌作对，豪富反抗等情况。就主观原因而言，班固在《王莽传》中是这样指出的：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里，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县宰缺者，数年守兼，一切贪残日甚。中</PGN0372.TXT/PGN>郎将、绣衣执法在郡国者，并乘权势，传相举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劝农桑，班时令，案诸章，冠盖相望，交错道路，召会吏民，逮捕证左，郡县赋敛，递相贿赂，白黑纷然，守阙告诉者乡。莽自见前专权以得汉政，故务自揽众事，有司受成苟免。诸宝物名、帑藏、钱谷官，皆宦者领之，吏民上封事书，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其畏备臣下如此。又好变改制度，政令烦多，当奉行者，辄质问乃以从事，前后相乘，愦眊不渫。莽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尚书因是为奸寝事，上书待报者连年不得去，拘系郡县者逢赦而后出，卫卒不交代三岁矣。

　　班固说出了王莽改制失败的主观原因：（1）王莽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只用心于定制，而不着力于兑现，故改制多停留在纸面上。（2）王莽改制往往“讲合《六经》之说”，尽管他也针对时弊，但不无儒家教条的本本主义。（3）所用官吏乃原班人马或阿谀奉承之徒，多非干才，而善于为非作歹，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4）王莽因阴谋而篡权，故防备臣下效法，“畏备臣下”而操纵一切，独木自然难支大厦。（5）王莽专权，其臣下受信用者可以上下其手，被疑忌者则“为奸寝事”，故政事不理。（6）王莽“好”改变制度，政令“烦多”，朝令夕改，不讲功效，故变得快，吹得也快，花样多，收效少。这些，都与王莽本质上是个贵族地主的代表人物及志大才疏的书生性格分不开。他了解一些时弊，也想解决社会矛盾，但真正做起来，并不从根本上触动本阶级的利益，并不精明干练，而显出了得志便猖狂、失意便懊丧的丑态。如此王莽，改制岂有不败之理！

　　第三节在农民起义中垮台农民起义王莽改制失败后的十年（公元14—23 年），一直处在熊熊烈火之中。西汉后期，不断出现农民起义。王莽掌权后，农民起义有增无减。天凤元年（公元14 年），因王莽用兵，不顾百姓苦难，“三边尽反”。次年，北方受难百姓“起为盗贼”。天凤四年（公元17 年），吕母起义于山东。从此四方不断出现大规模起义。

　　吕母起义后，王莽派遣使者前去宣布大赦，使者还京如实报告：“盗贼解，辄复合。问其故，皆曰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王莽听了大怒，罢了这个使者的官。有人顺从王莽旨意，说“民骄黠当诛”，又说“时运适然，且灭不久”。王莽听了大喜，就提升其官。同年又有瓜田仪起义、绿林起义。

　　这年八月，王莽亲自到南郊，监督铸造威斗。所谓威斗，是以铜及其他原料合铸，像北斗。王莽妄想以此压胜众兵。

　　天凤五年（公元18 年），以费兴为荆州牧，朝见时，王莽问到任的对策。费兴回答说：“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筦，税山泽，妨夺民之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部，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租赋，几可以解释安集。”这本是说老实话，想办老实事，以安定民众。可是王莽听了大怒，罢了费兴的官。

　　这年樊崇起义于琅邪，游击各地。因其作战将眉毛涂成红色作为标志，称为“赤眉军”。王莽调兵前去镇压，不能取胜。

　　天凤六年（公元19 年）春，王莽见起义军众多，便玩迷信把戏，下令改元，布告天下，宣传应合符命。又以宁始将军为更始将军，以顺符命。打算以此欺骗百姓，“销解盗贼”。民众都嘲笑他愚妄。

　　当赤眉军日益发展之时，匈奴又来侵扰。王莽准备先击匈奴，调兵遣将，召募壮丁，征发囚徒及官私奴婢，名曰“猪突脪勇”，充当精锐部队。又搜刮官民财物，勒令各级官吏保养军马。一些狂妄之徒乘机献策出招，欲往上爬。“素有智略”的大司马严尤建议，匈奴问题可以放一下，先应付“山东盗贼”。王莽听了大怒，罢了严尤的官。

　　镇压失败地皇元年（公元20 年），王莽见四方“盗贼”众多，一方面，为了镇压，而扩大军事编制，朝廷设前、后、左、右、中大司马，各州牧号大将军，郡县长官为偏将军、裨将军、校尉。另方面，为了表示自安，而能建万世之基业，下令建筑宏伟的九庙，穷极百工之巧，“功费数百巨万，卒徒死者万数”，更增加了矛盾。

　　地皇二年（公元21 年），绿林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三辅地区义军群起。王莽忙于应付，还大量地征粮调兵，打算征讨匈奴。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官军，作战无能，而放纵掠夺，使得百姓“重困”。王莽派人招降起义者爪田仪，瓜田仪写书表示投降，但未出而死。王莽抓住此事大作文章，为瓜田仪起坟墓，造祠堂，赠谥“瓜宁殇男”，希望通过这种手段招降其他起义者，“然无肯降者”。

　　王莽这时心神不宁，寻求精神安慰，既玩弄符命，破坏汉庙，喜欢女色，又猎奇求仙。有人说黄帝时建华盖以登仙。王莽就令造华盖，置于四轮车上，六马驾车，三百个力士穿戴黄色衣冠挽车，车上人击鼓，挽车者呼“登仙”。王莽出行，令华盖车队导引。官民窃窃私言：“此似软车（载尸车），非仙物也。”

　　这时有个小官上书说，四方民众因饥寒穷愁起，常思岁熟就还乡种田，并不想夺取政权。意思是说，王莽并不了解起义民众的思想，对策有错误。王莽大怒，将他定了诬罔之罪而关进监牢。还因此下诏责备官吏，严令捕诛起义军，并说：“有不同心并力疾恶黜贼，而妄曰饥寒所为，辄捕系，请其罪。”于是群臣恐惧，不敢说实话，不敢言起义情状，不得擅自发兵，因而起义军越加发展。

　　关东有个小地方官田况，颇有对付起义军的办法。他对王莽说：应当选择良吏，申明赏罚，积粮守城，迫使起义军瓦解；现在调兵遣将，“郡县苦之，反甚于贼”。他建议：“征还乘传诸使者，以休息郡县。”王莽畏忌此人，不仅不采纳其策，反而派人监视其兵，夺了他的兵权。

　　地皇三年（公元22 年）四月，王莽派遣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带十余万大军出征，亲自送出都门，寄予平乱的很大希望。可是这支部队“所过放纵”，闹得地方鸡犬不宁。当时关东民谣说：“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不久，官军与赤眉军在成昌大战，廉丹战死，王匡脱逃。这时绿林山一带发生了疫病，起义者死伤很多，绿林军便分兵转移，有下江兵、新市兵、平林兵三支队伍，很快发展壮大起来。王莽派遣孔仁、严尤、陈茂等前去就地募兵，以镇压起义者。但不与兵符，“必先请而后动”。接着，派遣国将哀章去协助王匡。又派遣阳浚守敖仓，司徒王寻将兵十余万驻守洛阳，大司马董忠训练军士，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职。

　　这年十一月，东方天空出现彗星。王莽多次召太史令问吉凶，一些术数家都荒谬地答对，说：“天文安善，群贼皆灭。”王莽听了，稍稍得到一点精神安慰。

　　地皇四年（公元23 年）春天，绿林军各支部队大有发展，杀伤几万官军。三月，绿林军将领王常、朱鲔等共同推立汉宗室刘玄为皇帝，改元更始。王莽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恐惧。但他表面上装作镇静，染了须发，立所选淑女史氏为皇后，举行迎亲大典。他一方面整日与一些方士在后宫考验方术，放纵淫乐；一方面还作政治上的挣扎，诏令各路兵马进剿起义军，又派遣隗嚣等七十二人分赴各地宣布赦令，妄图招降起义群众。隗嚣等人出京，全都逃亡。

　　昆阳惨败四月，绿林军继占领宛城之后，又攻下了昆阳、郾、定陵等县邑。王莽闻知大为恐惧，立即派遣王邑赶往洛阳，与王寻结合，调发各地兵马，号称“虎牙五威兵”，并大力调拨物资支援军队。六月，王邑、王寻纠集精兵四十二万，号称百万，从洛阳出发，前往宛城，经过昆阳。这时绿林军守着昆阳。王邑、王寻得到严尤、陈茂前来会合，纵兵围困昆阳，想一口吞下。严尤以为，更始帝在宛城，当先取宛，取了宛城，各城自然而定。王邑以为，百万之师，所过当灭，才是快事。于是围城数十重。严尤建议，让被围之军逃出，“以怖宛下”，王邑不采纳。昆阳城中的绿林军商议对策，留下一支八九千人的队伍守城，由刘秀出城组织援军。刘秀调动郾、定陵等地的援军来救昆阳，自己亲率一千多人作前锋。王邑、王寻知起义军人数不多，轻视而不认真对待。绿林军勇敢奋战，无不以一当百，首战获胜。在累捷之后，刘秀又率三千敢死队员进捣官军的中坚，大败敌人，杀了王寻。昆阳守军也乘势出击，内外夹击官军。官军溃逃，自相残踏。这时刮大风下大雨，城外的河水高涨，败逃的官军淹死好多万。王邑与几千人脱逃到洛阳。昆阳之战，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给王莽以沉重打击。关中闻之大惊，各地起义更壮大起来。

　　长安传说王莽鸩杀了汉平帝。王莽心受刺痛，召集百官于王路堂，打开他为平帝请命金滕之策，一边哭泣，一边让群臣看，还让张邯宣传他的德行与符命之事。

　　在这局势急变之时，王莽集团发生动摇与分化，卫将军王涉、大司马董忠与国师公刘歆密谋出路，打算劫持王莽去向更始皇帝投降。董忠又与握有兵权的孙伋密谋。孙伋归家，变了脸色，吃不下饭，向其妻陈氏吐露了真情，陈氏以告其弟陈邯。七月，孙伋与陈邯向王莽告密。结果董忠遇害，刘歆、王涉都自杀。

　　神昏而挣扎王莽内外交困，更是不信臣下。召来王邑，本来说是传位，到京后则任为大司马。他忧闷吃不下饭，只是饮酒，吞吃鳆鱼。读军书疲倦，便伏几而睡，不再就枕安眠。他迷信方术，窘急时便玩这种把戏。派人破坏渭陵（元帝陵）、延陵（成帝陵）园门的罘罳①，说：“毋使民复思也。”又派人以墨涂抹了陵垣，改变其颜色。他梦想这样一搞，刘氏就不能复兴，而由他永久统治了。

　　这年秋天，绿林军乘昆阳大胜之势，兵分两路，一路攻取洛阳，一路攻进关中，指向长安。王莽更加忧愁，不知如何才好。他自知必败，带了群臣到南郊，陈说符命之事，仰天而言：“皇天既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捶胸大哭，气短力竭，伏地叩头。又作千余言的告天策，自陈功劳。还鼓励几千儒生为其悲哀及诵其策文。他明知将亡又不愿死。

　　王莽命九个将军带领北军几万人东征，把他们的妻子关在宫中作人质。

　　这时宫中有黄金六十匮，每匮万斤。京都各部门都有很多钱帛珠宝财物。王莽非常爱惜，而给九个将军的官兵每人四千钱。军士深怨，毫无斗志。结果九个将军大败，死的死，逃的逃，只有三个退保京师仓。

　　途穷身亡① 罘罳：门外之屏。《释名·释宫室》：“罘罳在门外。罘，复也；罳，思也，臣将入请事，于此复重思之也。”

　　绿林军步步进逼，官军很多倒戈，长安已被包围。王莽大赦城中各监狱的囚徒，给予武器，杀猪饮血，对他们发誓：“有不为新室者，社鬼记之！”但囚徒们怀恨在心，很快倒戈。

　　十月初一早晨，绿林军由宣平门冲入城中，与官军激战。黄昏时，各官府衙门都跑个精光。第二天，绿林军在群众支持下攻打皇宫，呼喊：“反虏王莽，何不出降？”放火焚烧皇宫。王莽避火到了宣室前殿，手执威斗席地而坐，说：“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但他多日未吃饭，此时已有气无力。

　　初三日清早，群臣扶着王莽上车，到了渐台。渐台是在池中。王莽欲凭池水阻挡绿林军，还怀抱符命和威斗。大小官员一千多人随从。王邑昼夜指挥战斗，疲惫已极，士兵死伤殆尽，逃到渐台来保卫王莽。绿林军冲进宫中，喊着：“反虏王莽安在？”有个美人出房说：“在渐台。”于是绿林军将渐台重重包围。双方以弓弩相射，矢用完了，便短兵相接。王邑等人都已战死。王莽躲入室内。傍晚，绿林将士攻到台上，杀死不少官员。商人杜吴杀了王莽，取了他的绶。校尉公宾就割了王莽的头。义兵分裂王莽的尸体，争相杀者几十人。

　　初六日，绿林军许多将领会于长安。将王莽的首级呈送更始皇帝，悬于宛市，百姓掷击之，有人割吃其舌。不久，官军将兵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王莽政权彻底垮了台。

　　第二十八章汉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光武帝为东汉创业之主，明帝、章帝继之，维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

　　第一节刘秀与两汉之际的农民战争①刘秀的早年汉光武帝刘秀（前6—57），字文叔，南阳郡蔡阳县（今湖北枣阳县西）

　　白水乡（舂陵）人，系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的六世孙。刘秀的父亲刘钦曾经当过南顿（今河南项城县西）县令，“娶同郡樊重女，生三男三女，长男伯升（刘縯），次仲，次光武，长女黄，次元，次伯姬”②。

　　刘秀九岁时，父亲病故，由叔父刘良抚养成人。刘良任萧县（今江苏萧县西北）县令时，刘秀“随其叔父，在萧入小学”③。刘良罢官后，刘秀回转家乡，以农耕为业。王莽天凤年间，刘秀到长安求学，“高才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①。以才识过人，深受南阳士大夫们的器重。不久，刘秀完成学业，从长安回到故乡。那时，正面临王莽统治即将崩溃的时候。

　　参加绿林军刘秀是从参加绿林军起家的。绿林军起义于地皇二年（公元21 年）后，声势日益浩大。次年，分为下江兵、新市兵、平林兵等队伍。南阳豪族地主，也乘机起事。特别是豪族中的刘氏，“自发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他们怀着“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②的目的参加起义军。刘秀族兄刘玄参加了起义军，刘秀长兄刘縯使邓晨和兄弟刘秀起兵响应。当时刘秀正在宛城卖谷，遂与当地豪族李通、李轶等合谋，“乃市兵弩”，于地皇三年（公元22 年）十月起兵于宛城，时年二十八岁。

　　十一月，刘秀率领部众至舂陵，与刘縯会合。以刘縯兄弟为首的这支地主武装，号称舂陵兵。刘縯派族人刘嘉劝说新市兵首领王匡、平林兵首领陈牧与之“合军而进”。从此，刘氏代表人物刘玄、刘縯、刘秀相继参加了绿林军。

　　刘玄称帝地皇四年（公元23 年）一月，绿林军诸部齐心同力，取得胜利，号刘玄① 本节主要取材于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凡引此纪文字不另加注。② 《后汉书·齐武王縯传》。

　　③ 《东观汉记·光武纪》。

　　① 《东观汉记·光武纪》。

　　② 《后汉书·齐武王縯传》。

　　为更始将军。乘胜追奔逐北，又大败陈茂、严尤所部王莽大军于清阳（今河南南阳南），进围宛城。绿林军各部兵力发展到十余万人。这年二月，“诸将会议立刘氏以从人望。豪杰咸归于伯升，而新市、平林将帅乐放纵，惮伯升威明，而贪圣公（刘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后使骑召伯升，示其议。”①刘縯起兵舂陵，本欲自立，当然反对立刘玄为帝，他提出了暂缓的意见，说：等到“破莽，降赤眉，然后举尊号，亦未晚也”②。但农民军将领张邛等皆主张维持原议，“众皆从之”。于是更始元年（公元23 年）二月，在宛城以南的縯阳刘玄称帝，建年号为更始。刘秀被任命为太常、偏将军之职。

　　昆阳之战刘玄称帝后，派刘縯攻下宛城作为都城，并派王凤、王常、刘秀率兵北上攻占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县北）、郾城（今河南郾城）等地。在昆阳与官军发生一次大战。刘秀身先士卒，取得大胜。刘秀在此战中显出了军事才能，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和地位。

　　昆阳战后，刘縯与刘玄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刘玄恐刘縯势大难制，设法谋杀了他。

　　刘縯被杀后，刘秀恐遭刘玄疑忌，深自韬晦。当刘縯的属官向他致吊唁时，他缄默不言，“难交私语，引过而已，又未尝自代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但“独居辄不御酒，坐卧枕席有涕泣处”①。刘玄见刘秀态度恭谨，疑心顿释，乃任之为破虏大将军，封阳武侯，赏其在昆阳之战中的战功。

　　绿林军的胜利与刘玄之死经过昆阳之战，王莽军主力被歼。绿林军乘胜分两路向长安进军：一路由王匡等率领北上攻取洛阳；另一路由申屠建等率领向西直捣长安。更始元年（公元23 年）九月，绿林军攻克长安，王莽被杀。推翻王莽统治后的第二年即更始二年（公元24 年），刘玄从洛阳徙都长安。刘玄入都长安后，生活日益腐化，大封宗室功臣，委政于亲信赵萌，排斥绿林军将领，因而与绿林军将领和广大起义军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

　　当刘玄都洛阳时，赤眉军领袖樊崇等曾随同刘玄的使者来到洛阳。刘玄仅用官衔笼络樊崇等人，引起了赤眉军将领的义愤。赤眉军立即分两路向刘玄进攻，大军直捣长安，连战皆捷。但在向长安进军途中，樊崇等赤眉军将领误听平陵人方阳的建议，拥立汉朝宗室子弟刘盆子为帝。更始三年（公元25 年，即光武帝建武元年）九月，赤眉军攻克长安，刘玄投降，不久为赤眉军将领谢禄所杀。

　　刘秀势力的发展① 《后汉书·齐武王縯传》。

　　② 《后汉书·齐武王縯传》。

　　① 《东观汉记·光武纪》。

　　刘玄政权覆灭之日，正是刘秀势力发展之时。刘玄初都洛阳时，任命刘秀为司隶校尉，先到洛阳，整顿官府文书。继以刘秀行大司马持节过河，招抚河北诸州郡。刘秀于更始元年十月“持节渡孟津，镇抚河北，安集百姓”①。所至之处，“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人喜悦”。邓禹劝刘秀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刘秀深以为然，“与定计议”。

　　当刘秀北至真定（今河北正定南）时，有个卖卦的卜者王郎，诈称是汉成帝之子，由刘林与赵地豪强李育、张参等拥立为天子。他们一面派兵遣将攻占城邑，一面发布檄文招抚州郡，幽州、冀州各地“皆望风响应”。更始二年，刘秀以王郎势力强盛，乃自真定北走蓟城（今北京市），又南奔饶阳（今河北饶阳县东北），渡嘑沱河至信都（今河北冀县一带），得到信都太守任光的支持，乃发信都郡县兵攻克堂阳（今河北新河县西北）等地。冀州豪族刘植、耿纯等各率宗族子弟相随，众至数万人；并征发所据郡国的材官、骑士为兵，北向攻克中山之卢奴（今河北定县），南向攻克常山之真定、元氏（今河北元氏县西北）、房子（今河北高邑西）等地，大破王郎大将李育所部大军于柏人（今河北内丘县东北），然后集中精锐围攻邯郸。上谷（郡名，属幽州，今河北怀来一带）太守耿况、渔阳（郡名，属幽州，今河北密云一带）太守彭宠派遣部将吴汉、寇恂率兵前来助战。更始二年五月，攻克邯郸，斩王郎。

　　平定王郎后，刘玄封刘秀为萧王，令其属部南归。刘秀以河北未完全平定为借口，拒不接受南归的诏令。这时，更始政权土崩瓦解，割据势力纷纷拥兵自立，刘永据睢阳（今河南商丘一带），公孙述据巴蜀，李宪据淮南（今安徽寿县一带），秦丰据黎丘（今湖北襄樊市一带），张步据北海（今山东益都一带），董宪据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一带），延岑据汉中（今陕西汉中一带），田戎据夷陵（今湖北宜昌一带），或称王，或称帝。各地起义军，除赤眉军而外，河北地区有铜马等数十支起义军，共数百万人。

　　平定河北各地刘秀击破王郎后，便积极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向河北地区各支起义军发动进攻。首先，派遣大将吴汉调发幽州、冀州十郡兵，在这年秋天大破铜马军。高湖军、重连军来援，亦为所败，余部被迫归附刘秀。刘秀收编铜马等起义军后，势力大增，众至数十万，故当时人以“铜马帝”称之。建武元年（公元25 年）正月，刘秀又率领大军攻歼尤来、大抢、五幡诸路农民起义军。于是，河北地区义军主力被刘秀消灭殆尽，河北地区亦尽归其所有。

　　刘秀称帝刘縯、刘秀兄弟起兵舂陵时，早有帝制自为之心，因而与刘玄之间存在着争夺帝位的矛盾。其后刘縯被杀，刘秀虽满腔悲愤，但以势力孤单，只得隐忍不发，缪为恭顺。到了吞并河北义军之后，“跨州据土，带甲百万”，遂公开与更始政权决裂，于建武元年六月在鄗（今河北高邑）称帝，改元建武，建立起东汉政权。同年七月，赤眉军进军关中，立刘盆子为帝；九月攻① 《东观汉记·光武纪》。

　　破长安，更始政权宣告灭亡。

　　第二节光武帝的帝业统一政权的重建东汉政权建立后，立即出动大军渡河南征。首先是扫荡更始政权在各地的残余势力，然后集中主力镇压赤眉军。建武元年八月，攻取洛阳。这年十月，刘秀由河北至洛阳，遂定都于此。建武二年（公元26 年）春天，邓禹率部到达关中地区，趁赤眉军撤离长安到扶风（今陕西兴平）的时机进入长安。不久，赤眉军复还长安，击败邓禹军，迫使其撤出关中。但这时赤眉军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方面，关中地区的豪族地主结成营垒，负隅顽抗；另方面，关中又接连发生灾荒，粮草供应非常困难。赤眉不得已再度撤离长安，决意引兵东归。不料在东归途中陷入汉军的重围之中。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正月，光武以邓禹屡战败绩，乃命偏将军冯异为征西大将军，代邓禹总统诸军；又命邓禹率军与冯异会合，在崤山（今河南渑池以南）一带布防，狙击赤眉军。崤底（今河南渑池西南）之役，赤眉军大败，损失八万余人。余众十余万人南走，在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附近陷入重围。光武“自将征之”，赤眉忽遇大军，非常惊震，乃遣刘恭乞降。

　　镇压农民起义后，东汉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进攻南北各地的封建割据势力。从建武五年至十二年（公元29—36 年）之间，陆续消灭掉渔阳的彭宠，南郡的秦丰，梁地的刘永，齐地的张步，卢江的李宪，东海的董宪，汉中的延岑，夷陵的田戎，陇西的隗嚣，安定的卢芳和巴蜀的公孙述，重建统一的刘汉封建政权。

　　为了巩固新建的东汉封建政权，光武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和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措施。

　　集权于尚书台光武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光武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公）府”①；“虽置三公，事归台阁”②，“三公之职，备员而已”③。但是到了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简化机构，裁减冗员建武六年（公元30 年）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① 《唐六典》。

　　② 《后汉书·仲长统传》。

　　③ 《后汉书·仲长统传》。

　　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同时，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权重，兼有军政财大权，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

　　提倡儒学，表彰气节光武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光武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早在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就仿照王莽、公孙述等人利用谶书作为其承受天命的依据，指使他过去的同学强华伪造了一个叫做“赤伏符”的谶语：“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在野，四七之际火为主”①，表示他继承了西汉的火德，是“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的真命天子。东汉统一全国后，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迷信尊为“内学”，作为其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在提倡儒学神学的同时，光武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企图养成重名节的社会风气，为巩固东汉封建统治服务。

　　注意民生，与民休息第一，释放奴婢、刑徒。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刘汉封建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诏令免奴婢为庶人的范围，主要是，王莽代汉期间吏民被非法没收为奴的，或因贫困嫁妻卖子被卖为奴婢的；在王莽末年因饥荒或战乱被卖为奴婢的；在战乱中被掠为人下妻的。另外，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第二，整顿吏治，提倡节俭。光武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循吏传》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第三，薄赋敛，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边功，与民休息。东汉初年，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光武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而首先是薄赋敛。建武六年（公元30 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是省刑法。再其次是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 年），西① 《后汉书·光武帝纪》。

　　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 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第四，欲抑制豪强势力，实行度田政策。东汉政权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以及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 年）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就是令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诏下之后，遇到豪强势力的抵制。光武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结果引起各地豪强大姓的反抗，有的地区甚而爆发武装叛乱，“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光武只得不了了之。于是，度田以失败告终。

　　因各项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①，从而奠定了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

　　中元二年（公元57 年），光武病逝于洛阳南宫，终年六十三岁，在位三十三年（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葬于洛阳城北之原陵。

　　光武帝评论汉光武帝刘秀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封建皇帝之一。史称其才兼文武，豁达有大度。他长于用兵，善于以少胜多，出奇制胜。在昆阳之战中，他知人善任，中兴二十八将大都拔擢自小吏、布衣、行伍之中。他对待臣僚“开心见诚”，不念旧恶，但赏罚严明，虽仇必赏，虽亲必罚，如重用有宿怨的朱鲔。

　　光武在战争中所以能够克敌制胜，还在于他注意讲求策略，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他在统一战争中，善于采用政治攻势，如宣布释放奴婢、刑徒，减免赋税刑法，用以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势力。他还注意整饬军纪。早在他担任更始政权的将军时就注意约束部下遵守军纪，这就有利于取得更多的支持。

　　在统一全国之后，光武仍能兢兢业业，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他所实行的各项政策措施，既维护了东汉封建统治，也维护了国家统一，与民休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后汉书》作者范晔论曰：“虽身济大业，竞竞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司马光也说：“帝每旦视朝，日昃乃罢..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①他们对于光武帝在统一全国后的政绩都作了充分的肯定。光武晚年，虽因迷信图谶，宣布图谶于天下；① 光武中元二年人口为4，279，634 户，21，007，820 口，较之建武初年将近增长一倍。① 《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六。

　　贬逐了桓谭、冯衍等直言敢谏之士，有拒谏之失；但大体说来尚能始终保持谨慎，兢兢业业，勤于政事，在封建帝王中还是难能可贵的。

　　以上这些评论，对于评价汉光武帝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近世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评光武帝说：“这个以南阳豪强为主体的刘秀军，在政治上有优势，在军事上有谋略，再加上禁止虏掠，争取民心，这就决定了它的必然胜利。刘秀既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自然是农民起义军的死敌；但是他也代表着社会的共同要求，完成了国家统一的伟大事业。他在推倒王莽的战争中，在削平割据的战争中，都起了极大的作用，因之，他是对当时历史有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①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第142—143 页，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三节汉明帝汉明帝刘庄（28—75），初名阳，后改名庄，汉光武帝刘秀第四子，年十二封东海公，不久，进爵为东海王，年十六立为皇太子。中元二年（公元57 年），光武帝病逝，明帝继位，时年三十。第二年改年号为永平。

　　明帝即位后，勤于政事，“乙更尽乃寐，先五更起，率常如此”③。在位期间，“遵奉建武之教，有加而无改”④，继续奉行光武帝在位时期为巩固东汉统治而推行的各项政策。

　　继续加强皇权，整顿吏治明帝继承光武帝抑制外戚、大臣（包括功臣）权势的政策。《东观汉记》说：“初，世祖闵伤前世权臣太盛、外戚预政。汉家中兴，唯宣帝取法，至于建武，朝无权臣。外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亲属势位，不能及许、史、王氏之半。至永平，后妃外家贵者裁家一人备列将校尉，在兵马官充奉宿卫阖门而已。自皇子之封，皆减旧制”；“总揽盛权，权不借下”①。对于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的外戚、大臣严加惩处。比如护羌校尉窦林系大司空窦融亲属，既是功臣子弟，又是外戚之家。永平二年（公元59 年），窦林坐欺君罔上、贪赃枉法罪下狱论死。明帝以窦融管教子弟不严，“数下诏切责融，融惶恐乞骸骨，诏令就第养疴”②，亦被罢官。后来，明帝之弟楚王刘英、广陵王刘荆、司徒虞延、司徒邢穆等都以有罪自杀；河东尹薛昭、司隶校尉王康、驸马都尉韩光等也都先后坐事论死。可见明帝对于外戚、大臣以至宗室诸王控御极严，一旦犯法，从严治罪，决不因其官职高、地位亲近而加以宽贷。于是，群臣震恐，朝廷肃然。

　　明帝还注意整顿吏治，对地方官吏进行严格的考察和黜陟。明帝即位之初，下诏：“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有司明奏罪名，并正举者。又郡县每因征发，轻为奸利，诡责羸弱，先急下贫。其务在均平，无令枉刻。”从慎重选举官吏着手，对吏治进行整顿。永平九年（公元66 年）又“令司隶校尉、部刺史岁上墨绶长吏视事三岁以上理状尤异者各一人，与计偕上；及尤不政理者，亦以闻。”规定出对地方官吏的考察黜陟制度，每年进行一次。在选官用人上，明帝严令杜绝权门请托。他的姊妹馆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

　　明帝还能纳谏，听取逆耳之言。比如：明帝大起北宫，尚书仆射钟离意建议停工，立即得到采纳。他还下令废除度支日（每月初一至初六日）不受章奏的旧制，以便远方来京臣民随时诣阙奏事。

　　继续奉行与民休息政策明帝统治时代多次下诏减免赋税徭役，减轻刑罚；令官吏劝督农桑，治② 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明帝纪》，凡引此纪文字不另加注。

　　③ 《东观汉记》卷二。

　　④ 《东观汉记》卷二。

　　① 《太平御览》弟九十一引《东观汉记》。

　　② 《太平御览》弟九十一引《东观汉记》。

　　理病虫害；并以公田赐与或赋与贫民。他即位之初，即下诏“赦陇西囚徒减罪一等，勿收今年租调”；“天下亡命殊死以下听得赎论”。永平三年（公元60 年）诏令“有司其勉顺时气，劝督农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贼；详刑慎罚，明察单辞。”永平二年（公元59 年），“令天下自殊死以下谋反大逆皆除之。”永平九年（公元66 年），“诏郡国以公田赐贫人，各有差”；“诏郡国死罪囚减罪”。永平十三年（公元70 年），诏令“滨渠下田赋与贫民，毋令豪右得专其利。”

　　明帝还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其中最大的工程是治理黄河。西汉末年以来，黄河年久失修，为患益甚，“兖、豫百姓怨叹”。明帝乃令著名水利专家王景和王吴率兵卒数十万人治水。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十里立一水门，令更桐洄注，无复溃漏之患，从而保障了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明帝提倡节俭，宫廷生活不尚奢侈，皇后“身服大练，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无香薰之饰”。一时之间，上行下效。

　　因有以上各项政治经济措施，东汉政局更加稳定，社会经济文化也得以发展。故史称永平之世，“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出击北匈奴，再经营西域在国力增强的基础上，明帝积极经营边疆，与北匈奴争夺西域。光武帝统治时期，因忙于恢复社会生产和安定社会秩序，无力经营边疆，对西北地区暂时采取羁縻政策。到了明帝永平末年，国势强盛，明帝乃改弦易辙，变过去的消极羁縻为积极经营。永平十五年（公元72 年），明帝派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率兵驻屯凉州，以为经营西北的准备。永平十六年（公元73 年）春，明帝命窦固、耿秉等分四路出击北匈奴。窦固率军出酒泉，大败匈奴呼衍王于天山，留兵屯守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西），并遣假司马班超等率所部吏士三十六人，先后在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于阗（今新疆和田）击败亲匈奴势力。“于是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与汉绝六十五载，至是乃复通焉。”永平十七年（公元74 年）窦固、耿秉等率领大军再次击败北匈奴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后，复置西域都护、戊已校尉于龟兹（今新疆库车）、车师（今新疆吐鲁番），恢复汉朝对西域地区的统治。班超之功，得到了明帝的首肯。

　　继续崇尚儒术、谶纬神学明帝继承了汉武以来外儒内法的传统，在政治上注意吏治，执法严明，循名责实，信赏必罚，故史称“帝尤任文法”；又称其“追踪宣帝”，“善刑理，法令分明”。

　　明帝少习儒业，从名儒桓荣学习经学，“十岁通《春秋》”，“治《尚书》，备师法，兼通九经，略举大义，博观群书，以助求学，无所不照”。即位后，仍然好学不倦，极力推崇儒术，提倡尊孔读经，曾经多次召集太子、诸王、文武大臣及知名儒生共同讨论儒家经义，有时还亲临参加，亲自主讲；对于谶纬神学尤为重视，亲自主持谶书纬书编写工作，以谶纬解释经义。“帝尤垂意经学，删定拟议，稽合图谶..亲自制作五行章句。”他还亲自到曲阜，“幸孔子宅，祠祀孔予及七十二弟子；并亲御讲堂，令太子、诸王说经”。在明帝的大力提倡下，“是时学者尤盛，冠带搢绅游辟雍而观化者以亿万计”。永平十八年（公元75 年）八月，明帝病逝于洛阳东宫前殿，在位十八年，终年四十八岁。临终遗诏“无起寝庙”，“无得起坟”，“扫地而祭”，“省送终之礼”，一切从俭。葬于洛阳城西北之显节陵，谥号孝明，庙号显宗。汉明帝评论明帝是东汉时期一位有作为的皇帝。薛莹《汉纪》对他极力称赞，说他“及临万几，约身率礼，恭奉遗业，一以贯之，虽夏启，周成继体持统无以加焉”。华峤《后汉书》一方面称他“中兴以来追踪宣帝”。另方面又含刺地说：“夫以钟离之廉法，谏诤恳切，以宽和为首，以此推之，亦难以德言者也。”意谓其稍欠宽和。范晔《后汉书》评汉明帝，也有这个意思。

　　执法严明，严于驭下是汉明帝加强皇权、整顿吏治的重要手段，并因此取得了显著的政绩。但执法过严，以致发生冤狱，如楚王刘英案件株连而死者竟达数千人之众，这是明帝政治之累，范晔《后汉书》所谓“弘人之度未优”这个批评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后来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大体沿袭范史的观点。

　　第四节汉章帝汉章帝刘炟（56—88），明帝第五子，永平三年（公元60 年）立为皇太子，年方四岁。永平十八年（公元75 年）明帝病逝后，章帝即位，时年十九岁。即位第二年建年号为建初（76 年—84 年七月），后来又改元元和（84年八月—87 年七月）、章和（87 年八月—88 年），在位十三年。

　　继续与民休养生息章帝在位时期，继续奉行光武帝、明帝之世所推行的发展社会生产、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其一，奖励垦荒，以公田赐与或赋与贫苦农民，并减轻田租、徭役，贷与或给与粮种、田器，或为雇人耕种。如建初元年“诏以上林池籞赋与贫人”；元和元年“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赁种饷，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算赋）三年”；元和三年诏：“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与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所过县邑听半入今年田租，以劝农夫之劳。”

　　其二，轻徭薄赋，减轻刑罚，招抚流民。史称章帝即位后，“平徭简赋”，多次下令减免田租徭役，如即位之初即下诏“勿收兖、豫、徐三州田租刍稿，以其见谷赈给贫人。”元和二年下诏：“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令诸怀孕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建初八年下诏：“减徭费以利饥民。”同时还下诏减轻刑罚：“决狱断刑，多依矜恕，条诸重文可以从轻者四十一”；“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验，及吏人条书相告，不得听受，冀息事宁人，..间敕二千石各尚宽明”。另外，还下诏招抚流民归还本乡从事生产，如建初元年正月，“诏三州郡国：方春东作，人方受禀，往来烦剧，或妨耕农，其各实核，尤贫者计所贷并与之。流人欲归本者，郡县其实禀令足还到，过止官亭，无雇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遗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诏书既下，勿得稽留。”

　　其三，注意整顿吏治，饬令地方官吏勉劝农桑。章帝继续奉行前朝注意整顿吏治的政策，诏令“有司慎选举，进柔良，退贪冒”，奖励廉吏，严惩贪官；并饬令地方“二千石勉劝农桑，弘致劳来”，“顺时令，理冤狱”。指出：“谷食连少，良由吏教未至”，以“勉劝农桑”、增加农业生产作为地方官吏的首要任务。

　　经过上述各项具体措施，东汉社会生产持续上升，正如《后汉书》所说：“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虽颇有弛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辟土世广。”由此政局也持续出现稳定局面。

　　继续经营西域正是在经济发展、政局稳定的基础上，章帝继续加强对西域地区的经营。章帝即位之初，对于是否继续经营西域，朝廷曾有过争论。杨终、第五伦等以为：“间者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百工频年服役，转输烦费，..陛下宜留念省察。”意思是要退缩。牟融、鲍昱等则以为：征伐匈奴，屯戍西① 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章帝纪》，凡引此纪文字不另加注。

　　域，是先帝所建，“不宜回异”。杨终又以“光武绝西域之国”为理由加以反驳。章帝采纳杨终等的意见，下诏罢戊己校尉及都护官，征还班超。但西域疏勒，于阗诸国苦留班超，“互抱超马脚不得行”。班超见恢复西域大业功败垂成，乃于建初五年（公元80 年）上疏朝廷，反复陈述经营西域的利害得失，请求增兵。并建议与乌孙和亲，“遣使招慰，与共合力”①。疏奏之后，章帝“知其功可成”，乃放弃前议，派遣平陵人徐干为假司马率兵千人赴西域，后又派假司马和恭等将兵前往，俱受班超节制。在东汉朝廷的支持下，班超等依靠西域各地人民击败了亲匈奴势力，“威震西域”，丝绸之路由此复通。至和帝初年，遂明令恢复西域地区行政机构建置。

　　白虎观会议章帝还遵循光武帝、明帝时代崇尚儒术的政策。史称章帝“少宽容，好儒术”②，即位以后，重用儒臣，提倡儒术。建初四年（公元79 年），采纳了校书郎杨终的建议，诏朝臣及诸儒会白虎观，“议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由班固等整理成《白虎通德论》。元和二年（公元85 年）章帝巡幸鲁地，祠孔子于阙里，及七十二弟子，“赐褒成侯及诸孔男女帛”。从此，儒家谶纬神学在当时思想领域中占了统治地位。

　　放纵外戚窦氏章帝在防止外戚专权方面则未能继承父祖遗训，而启后来外戚专权之端。章帝即位之初，尚书陈宠建议：“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①章帝深纳宠言，“每事务于宽厚”。然凡事从宽，则近于纵容，流弊更甚，其结果，一是影响吏治，“守职益懈，而吏事寖疏”；二则助长了贵族官僚特别是外戚的骄奢淫佚、专横跋扈。章帝宠信窦后，窦后兄弟窦宪等“恃宫掖声势”，横行霸道，甚至“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主逼畏不敢计”。章帝虽然“召宪切责”，但“不绳其罪”，以致后来章帝去世后，窦宪更加肆无忌惮地专权怙势，以致“朝臣上下莫不附宪”②，开东汉时代外戚专政之先例。司马光对于章帝之纵容窦宪曾加以评论说：“章帝谓窦宪何异指鹿为马，是矣；然卒不能罪宪，则奸臣安所惩哉！”他指出这无异于“放纵”。章和二年（公元88 年）二月，章帝病逝于洛阳章德前殿，终年三十一岁，葬洛阳城东南郊之敬陵，庙号肃宗。

　　明、章二帝为政的异同得失明、章二帝统治时代是东汉皇朝臻于富强的极盛时期。他们所奉行的各项政策，对于东汉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和发展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故可以说他们都是东汉时代继光武帝之① 以上引文均见《后汉书·班超传》。

　　② 《后汉书·章帝纪》。

　　① 《后汉书·陈宠传》。

　　② 《后汉书·窦宪传》。

　　后有作为的封建皇帝。历代史学家都对他们予以肯定，然而肯定的角度则有所不同。大抵明帝以严明著称，章帝则以宽厚著称。范晔《后汉书》论曰：“魏文帝称明帝察察，章帝长者。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薛莹《汉纪》也说：章帝“除苛法，蠲禁锢，抑有仁贤之风矣！”①范、薛二家只见明帝持法过严之弊，而未见章帝持法过宽之失。袁山松《后汉书》则说：“孝章皇帝弘裕有余，明断不足，闺房谗惑，外戚擅宠，惜乎！若明、章二主损有余而补不足，则古之贤君矣。”②这种评论，比起上述范、薛二家所云，似乎较为确切些。

　　① 《太平御览》卷九十一。

　　② 《太平御览》卷九十一。

　　第二十九章邓禹寇恂冯异光武帝重建汉室，佐命功臣之著名者有邓禹等三十余人。汉明帝思中兴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以邓禹为首，次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祜（或作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脩、盖延、邳彤、铫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又加上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马援因是外戚，没有计入。邓禹为功臣中之首是没有问题的，有东汉诏令为证；但邓禹以下的名次并不一定是以功名高下为顺序。据中华书局版《后汉书》卷二十二校勘记云：“按云台二十八将排列次序，原作一行，故首邓禹，次马成，次吴汉，次王梁。汲本则作两行排列，王先谦谓当以汲本次第为正，今从之。又按《通鉴》胡注云：‘云台功臣之次，以邓禹、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岑彭、冯异、朱祐、祭遵、景丹、盖延、铫期、耿纯、臧官、马武、刘隆为一列；马成、王梁、陈俊、杜茂、傅俊、坚镡、王霸、任光、李忠、万脩、邳彤、刘植、王常、李通、窦融、卓茂为一列。’后人误认横行为纵次，将上下两列，先奇后偶，硬相排比，列为一行，遂失范书之旧，惟汲本不误。”所以如果以功名高下为排列顺序，则排为二列比较合乎实际，前列次第应在后列之前；但亦有不完全正确之处。兹将中兴功臣中比较重要、事迹也比较详细的邓禹、寇恂、冯异、岑彭、贾复、吴汉、耿弇、祭遵、铫期、王常等十人的事略概述如次，分列三章，其余从略。

　　第一节邓禹善于画策邓禹（2—58），字仲华，生于汉平帝元始二年，荆州南阳郡新野县（今属河南）人。王莽元凤二年（公元15 年），年方十三岁的邓禹在熟读诗书颇通经义之后，为了求学深造，不远千里来到了京都长安。在长安游学的数年间，他结识了比他年长八岁的同乡学友刘秀，就是后来的汉光武帝。后来他竟成为光武帝建立帝业中最亲信最得力的功臣，被称为“元功之首”②。邓禹才识过人，少有知人之明。王莽末年农民战争爆发后，绿林军将领拥立刘汉宗室刘玄为帝，建元更始。绿林豪杰们以邓禹青年有为，通晓文韬武略，争相荐举；但邓禹深知刘玄庸碌无能，不肯答应。更始元年（公元23年）九月，绿林军攻克长安，推翻王莽统治。十月，刘玄自南阳北上，建都洛阳（第二年迁都长安），但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政令所及，仅限于洛阳、长安、南阳一带，其他广大地区则处于分崩离析状态，既有起义的农民军，又有割据的地主武装，还有一部分王莽政权旧官吏仍在行使管辖职权；尤以同洛阳近在咫尺的河北地区形势最为严重，光是不相统属的农民起义军就有铜马、青犊、五幡、五校、五楼、尤来、大枪、枟乡、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富平、获索等数十支，众达数百万人。所以更始政权建立不久，立即派遣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名义持节北渡黄河，抚慰河北各州郡。邓禹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渡河北上追赶刘秀，追到邺城（今河北磁县南）才① 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邓禹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② 《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元年诏。

　　得相见，促膝谈心，为之出谋画策。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更始政权腐朽无能，群臣争权夺利，不能成大事，劝说刘秀“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刘秀对刘玄的所作所为本来不满，又怀有帝制自为之心，所以对邓禹的献策深表赞同，“因令左右号禹曰邓将军，常止宿于中，与定计议”。从此，邓禹成为刘秀帐下参与决策的最亲信的谋士。邓禹不仅是一位善于运筹帷幄的谋士，而且他还是一员勇于冲锋陷阵的将军。由于能文能武，故能出将入相，在平定河北、河东和建立东汉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更始二年（公元24 年）平定王郎的战役中，刘秀自蓟至信都，派遣邓禹征发数千人，令自将之，别攻拔乐阳。后来，邓禹又随刘秀击王郎横野将军刘奉，大破之。在进攻河北农民军的战斗中，邓禹奉命与盖延等击铜马于清阳，延等先至，战不利，还保城，为铜马军所围。禹遂进与战，“大破之”；又从刘秀追铜马军至蒲阴，“连大克获”。

　　邓禹不仅能将兵，还能发现将才，举荐将才。当时任使诸将，多访于邓禹，禹每有所举者，皆当其才，光武“以为知人”。所以在“北州略定”中，他不仅是有定策、荐贤之功，也在征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刘秀在略取河北地区的过程中，采纳了邓禹罗致人才的建议，任用了不少有才能的谋臣武将，故势力发展很快。平定了河北，取得了河内郡。刘秀以河内险要富实，欲选择诸将中可以守河内的人才，询问于邓禹。邓禹说：“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①于是，刘秀乃拜恂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

　　平定河东这年冬天，樊崇率赤眉军自颍川（今河南禹县）分两路入关进攻长安。

　　刘秀预料赤眉军必破长安，欲乘机兼并关中，考虑自己先经营山东，而授邓禹“以西讨之略”。乃拜其为前将军、持节，中分麾下精兵二万人，遣西入关，令自选偏裨以下的部将。邓禹以韩歆为军师，李文、李春、程虑为祭酒，冯愔为积弩将军，樊崇（与赤眉军首领樊崇同名）为骁骑将军，宗歆为车骑将军，邓寻为建威将军，耿为赤眉将军，左于为军师将军，“引而西”。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 年）正月，邓禹率领所部攻破箕关（在今河南济源县西，王屋山南），进入河东（今山西西南部一带），围攻河东郡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达数月之久。在安邑以南击败前来解围的更始大军数万人，斩更始大将军樊参。六月，驻守洛阳的更始大将王匡、成丹、刘均等又率十余万大军渡河攻邓禹，邓禹军应战失利，骁骑将军樊崇战死。诸将恐惧，劝邓禹退走，邓禹不听，整军再战。第二天早晨，王匡悉军出攻禹，禹令军中无得妄动；既至营下，因传发诸将鼓而并进，大破之。王匡等皆弃军逃走，邓禹遂定河东。这次以少胜多的战役，充分显示出邓禹的军事才能。捷报传至河北后，光武大悦。此时，光武已在鄗邑（今河北高邑县东）即位，使使者持节拜禹为大司徒，封为酂侯。对其“谋谟帷幄，决胜千里”、“斩将破军，平定山西”的功绩深加表扬。这时，邓禹方二十四岁。

　　① 《后汉书·寇恂传》。

　　进出关中邓禹攻破王匡后，继续西进。从汾阴（今山西河津县南）渡过黄河攻克夏县（今陕西韩城县南），又在长安东北的衙县（今陕西白水县北）击败更始左辅都尉公乘歙所部十万之众。这时，赤眉军攻克长安，关中混乱，百姓听说邓禹乘胜独克而师行有纪，皆望风相携负以迎邓军，“降者日以千数，众号百万”。邓禹部下诸将皆劝他乘胜进攻长安，邓禹以为，其众虽多而能战者少，而且军粮不足。既无积蓄，又无馈运，而赤眉军新破长安，财粮充裕，势不可挡。莫如驻屯长安外围，略取长安以北的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就粮养士，坐以待变。于是乃引军北至栒邑（今陕西旬邑附近）。

　　刘秀以邓禹久不进兵，下令催促。邓禹仍坚持己见，自驻北地大要（今甘肃宁县），督率诸将攻略北边各郡，同时征兵征粮，而令部将冯愔、宗歆留守栒邑。冯愔为了争权而杀掉了宗歆，并出兵反击邓禹。后来这场叛乱被平息。同时粮食也开始缺乏起来，军士们皆以枣菜为食。继而在长安附近又为赤眉军所败，被迫退至高陵（长安东北）。

　　正当处境困难之际，光武令其东还，诏书说：“赤眉无谷，自当来东。

　　吾折捶笞之，非诸将忧也，无得复妄进兵”。建武三年春，邓禹率骑将军邓弘等引兵东归，行至华阴（今属陕西）以东，与征西大将军冯异相遇。冯异正率领所部自洛阳经弘农（今河南灵宝）西进关中，在华阴地区已与东归的赤眉军相峙六十余日。邓禹自以未完成攻占关中的使命，有负刘秀的重托，便和邓弘一起要求冯异同他们一道共攻赤眉。冯异以为赤眉军尚有较强的实力，不如等待时机，与光武部署在渑池附近的大军东西夹击，一举歼灭赤眉军。邓禹、邓弘急于成功，不听冯异的劝阻，向赤眉军发动了进攻。赤眉军采取了诱敌之计，“弃辎重走，皆载赤豆覆其上，兵士饥，争取之。赤眉引还击之，军溃乱，..吏士散已尽”①。邓禹率领残余二十四骑逃奔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向光武请罪，引咎辞职，缴还大司徒、梁侯（原封酂侯，建武二年改封梁侯）印绶，光武给予免官留爵处分。过了几个月，又起用为右将军。建武四年（公元28 年），光武命邓禹率将军邓晔等击破割据汉水流域的延岑，军威重振。

　　功臣之首建武十三年（37 年），东汉削平各地割据势力，完成了统一大业。邓禹以功更封为高密（今山东高密县西）侯，食邑达四县之多。其弟邓宽亦因邓禹功封明亲侯。东汉初年，光武“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职为过，故皆以列侯就第”②。邓禹深知光武对待功臣采取的赐以高官厚禄而不令其执掌朝政的旨意，“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势。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资用国邑，不修产利”。所以“帝益重之”，令其与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与公卿大臣参议国家大事。光武中元元年（公元56 年）又命其“复行司徒事”，即行宰相之职，这在东汉功臣中是罕见的破例之举。明帝即位后，“以禹先帝元功，拜为太傅，进见东向，甚见尊宠”。太傅位在三公之① 辑本《东观汉记》卷七。

　　② 辑本《东观汉记》卷一。

　　上，是最高的官职。一般臣僚进见皇帝都是北向，东向是以宾礼相待，这也是十分罕见的事例。永平元年（公元58 年），邓禹逝世，终年五十七岁，谥为元侯，有确认他为中兴功臣之首的意思，故后来凌烟阁标名也以之为首。邓禹早年虽与光武为布衣之交，但在中兴功臣中，他既非首事之臣，也不如后来吴汉、贾复等人功绩显赫，其所以居中兴功臣之首，盖以运筹帷幄之功居多。他曾协助光武，初定取河北以成帝业之谋。后来以知人荐贤名世，并在一系列决策性问题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如《后汉书》著者范晔所说：“明定帝略”、“勋成智隐”，诚为中肯之言。

　　邓禹死后，子孙相继为高官。南阳邓氏与扶风窦氏、弘农杨氏、汝南袁氏都是东汉时期显赫的世家大族。

　　第二节寇恂投顺刘秀寇恂（？—36），字子翼，上谷郡昌平县（今北京市昌平县南）人，出身豪强大族家庭。王莽末年任上谷郡功曹，辅佐太守治理郡事，以才智出众、刚强果决深受太守耿况的器重。

　　刘玄建立更始政权后，派遣使者招降河北各郡国，允许“先降者复爵位”。使者到上谷，寇恂随从耿况前往迎接，缴上太守印信。寇恂见使者收了印信并无归还之意，乃率兵入见使者，夺回印信。不久，王郎起兵邯郸，又派使者到上谷征兵。寇恂以刘秀“尊贤下士，士多归之”，与同僚闵贡劝说耿况拒绝王郎，归顺刘秀，耿况畏惧王郎势大难拒，又建议联合渔阳（郡治在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太守彭宠共抗王郎。耿况接受寇恂的建议，派他前去渔阳。在约彭宠后，他在返回上谷途中行经昌平，乘王郎使者不备击杀之，夺取其部众后，遂与耿况之子耿弇率军南下，追刘秀到了广阿（今河北隆尧县东）。刘秀拜寇恂为偏将军，号称承义侯。寇恂从刘秀进攻河北农民军。在行军中，多次同邓禹商议军国大事，邓禹以为奇才，相交甚厚。

　　镇守河内刘秀攻占河北地区后，乘胜南下，又攻取了洛阳以北的河内郡。当时更始政权大司马朱鲔、舞阴王李轶等率领大军镇守洛阳，同时并州地区亦驻有更始政权军队，形成南北包围河内之势。刘秀以河北形势严峻而必须固守，但很难选择一位足以胜任这一艰巨任务的人，征求邓禹的意见。邓禹说：“昔高祖任萧何于关中，无复西顾之忧，所以得专精山东，终成大业。今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于是，刘秀拜寇恂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对他说：“河内完富，吾将固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渡而已”。寇恂于是下令所属各县讲武习射，砍伐竹条，造箭百余万支，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以供军资。

　　朱鲔听说刘秀派遣寇恂守河内后，率领大军北上进攻河北农民军，乘河内兵力薄弱之机，派遣大将苏茂等将兵三万余人渡河进攻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寇恂闻讯后，立即发兵前往救援。军吏都劝他调集众军之后才可出兵。寇恂说：温县，是河内郡的藩蔽，“失温则郡不可守”。遂驰赴救之。次日晨，两军交战，适逢偏将军冯异率领所部以及各县援军前来救授，寇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刘公兵到！”苏茂军闻之，阵动，恂因奔击，大破之，追至洛阳，遂斩贾强，茂兵自投河死者数千，生获万余人。恂与冯异过河而还。“自是洛阳震恐，城门尽闭。”捷报传到河北，刘秀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诸将纷纷庆贺，乘势劝刘秀称帝，于是光武帝在鄗邑即位。

　　转运粮饷① 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寇恂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当时东征西讨，军粮奇缺。寇恂亲自督促粮运，畜力不足，又组织人力挽车，奔赴各地，前后络绎不绝，从而保证了军粮供应，甚至文武百官月支的禄米也由他运粮接济，在后勤工作上很有劳绩，光武曾多次赐书慰劳嘉奖，功名威望日益提高。儒生董崇警告他说：“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时据大郡，内得人心，外破苏茂，威震邻敌，功名发闻，此谗人侧目怨祸之时也。”建议他“宜思功成身退之计。”①寇恂听从董崇的意见，当即称病不视事，请求引退，光武不听；请求从军，又不听。乃令其侄寇张、外甥谷崇从军充当先锋，光武以为忠，擢寇张、谷崇为偏将军。

　　光武对待功臣虽然优厚，但对其过失也要依法惩处。建武二年（公元26年），寇恂因擅自处罚上书人被免官。这时颍川（今河南禹县）人严终、赵敦与密县（今河南密县东）人贾期聚众起义，光武乃起用寇恂为颍川太守，令其与破奸将军侯进率兵前往镇压。事平之后，以功封雍奴侯，食邑万户。当时，大将军贾复任统率禁军的执金吾之职，因事前往汝南郡，其部将在颍川擅自杀人，为太守寇恂捕获，依法斩之于市，贾复深以为耻，在从汝南返洛阳途中道经颍川，对他的随从说：“吾与寇恂并列将帅，而今为其所陷。大丈夫岂有怀侵怨而不决之者乎？今见恂，必手剑之。”寇恂已经预料到了他会这样做，不愿相见，但又恐礼貌不周。外甥谷崇愿执剑充当护卫，寇恂以为不应采取敌对态度，他说：“昔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颇者，为国也。区区之赵，尚有此义，吾安可以忘之乎？”乃令所属各县多多准备羊羔美酒，对贾复及所部将士厚加款待，亲自出郡城迎接贾复，不等他发作，立即称病告退。贾复欲率兵追之，但所部将士皆酒醉饭饱不能上马，无奈只好返回洛阳。后来经过光武的调解，二人才和好如初。不久，寇恂调任汝南太守，也很称职。时值光武南征途经颍川，“百姓遮道曰：‘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①可见他也是很善于治理地方事务的。

　　迫降高峻建武七年（公元31 年），寇恂调任执金吾之职，第二年随光武出征割据陇西的隗嚣。隗嚣死后，他的部将高峻拥有精兵万人盘据高平（安定郡郡治，今宁夏固原）。光武遣建威大将军耿弇等围之，未能攻下。建武十年（公元34 年），光武亲率大军西征，寇恂以“士马疲敝，方履险阻”相谏，光武不从，下令进军，结果正如寇恂所料。乃转而采取招安的办法，命寇恂前往。既至高平，高峻遣军师皇甫文前来谒见。相见时因礼貌不周，出言不逊，寇恂怒，欲斩之。“诸将谏曰：‘高峻精兵万人，率多强弩，西遮陇道，连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无乃不可乎？’”恂不听，斩之，令其副使回报。高峻惶恐，即日开城投降。诸将请问何以戮其使而反降的缘由？寇恂说：“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计者也。今来，辞意不屈，必无降心。杀之而峻亡其胆，是以降耳。”诸将都表示叹服。可见其平生智谋过人。高峻招降两年后（公元36 年），寇恂病故，谥为威侯。

　　寇恂足智多谋，临事果决，既长于吏治，又善于用兵，可谓才兼文武。

　　① 辑本《东观汉记》卷九。

　　① 辑本《东观汉记》卷九。

　　在保证军粮供给中更是成绩斐然，史称：“子翼守温，萧公是埒，系兵转食，以集鸿烈。”

　　第三节冯异供应豆粥冯异（？—34），字公孙，颍川郡父城县（今河南郏县南）人，少好读书，能通晓《左氏春秋》和《孙子兵法》，王莽末年任颍川郡郡掾之职。绿林军起义后，冯异奉命监护五县，与父城县长苗萌据城抗御起义军。

　　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秀奉命率军由南阳攻取颍川，进攻父城，未能攻克，便屯兵于父所属城巾车乡。这时冯异一人外出巡视所监护的属县，被绿林军捕获。他的堂兄冯孝及同郡人丁綝、吕晏当时都在刘秀军中，共同保荐冯异，刘秀当即召见。冯异以老母现在城中，如释放回城，愿以所监五城奉献以报恩德。刘秀深为赞赏。冯异回到父城后，劝苗萌一同投顺刘秀。苗萌表示同意。后来绿林军攻克长安，刘玄建都洛阳，刘秀被任命为司隶校尉，道经父城，冯异、苗萌当即开城迎接，刘秀当即委任冯异为司隶校尉部主簿，苗萌为从事。冯异并举荐他的同邑人铫期、叔寿、段建①、左隆等人，刘秀都任命他们担任司隶校尉部掾史之职，随从他一起到了洛阳。后来这些人都在东汉建立中立下了功勋。

　　刘玄屡次欲派遣刘秀经营河北，部下诸将皆以为不可。当时左丞相曹竟之子曹诩任尚书之职，颇有权势，冯异劝刘秀与之交好。后来刘玄决定派遣刘秀前往河北，除了刘玄极力推荐外，曹诩的赞助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到了河北之后，冯异便劝说刘秀乘机收揽人心以发展自己的势力：“宜急分遣官属，循行郡县，理冤结，布惠泽。”刘秀采纳了他的意见，到邯郸后，派他同铫期巡行各县，慰问民间疾苦，并“录囚徒，存鳏寡，亡命自诣者除其罪”，暗中调查各郡太守对于刘秀的态度是“同心”还是“不附”。

　　王郎盘踞邯郸后，刘秀率领部众自蓟城（今北京市）昼夜奔驰南下，到达饶阳（今河北饶阳东北）所属无萋亭时已经深夜，正值天气严寒，大家都感到饥饿和疲劳，冯异急忙煮好豆粥供应。次日，刘秀对诸将说：“昨得公孙豆粥，饥寒俱解。”继续南行到南宫（今河北南宫西北），遇大风雨，刘秀率领随从避雨道旁空舍中，冯异又亲自煮麦饭为之充饥，在艰难中扈从刘秀，一路上辛勤备至。刘秀入据信都（今河北冀县）后，命冯异至河间（今河北献县一带）收兵，授偏将军，在击破王郎和镇压农民军的历次战役中屡立战功，封应侯，为诸将中最先封侯者。

　　离间敌方刘秀攻占河北后，更始政权以洛阳为关东重镇，派遣舞阴王李轶、廪丘王田立、大司马朱鲔、白虎公陈侨与河南太守武勃率三十万大军镇洛阳。刘秀为巩固其在河北地区的统治，自率大军回师河北，扫荡农民军余部，以河内魏郡未经战乱，人口众多，仓廪充实，不仅为军粮、兵源基地；而且邻近洛阳，亦为战略要地，乃以寇恂为河内太守，冯异为孟津将军，统率河内、魏郡二郡驻军，共同抗御朱鲔、李轶等。冯异探知朱鲔、李轶等不和，为了分化瓦解，致书李轶晓以祸福，指出刘玄政权已危在旦夕，而刘秀势力则蒸① 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冯异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① 《后汉书·冯异传》注：《东观汉记》及《续汉书》“段并作殷”。

　　蒸日上，劝其“觉悟成败，亟定大计”。先是李轶曾与刘縯、刘秀兄弟同谋起兵，情谊深厚，后来他依附刘玄，曾参与杀害刘縯之事，故虽知长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在答冯异书中表示，愿同冯异交好，希望通过他能和刘秀恢复旧好，为自己留一条归降的退路。所以他自从通书后，不再与冯异“争先锋”。

　　冯异利用这个时机，北攻天井关（太行山关隘，今山西晋城县南），攻取上党郡两城，又南下攻取河南成皋（今河南巩县东）以东十三县，这些地区豪强割据的屯聚也都一一平定，归降者十余万人。更始政权洛阳太守武勃乃率兵万余人讨伐归降者，冯异率军渡河救援，与武勃大战于士乡（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大破之，斩武勃。李轶对武勃“闭门不救”。

　　冯异见分化瓦解策略已经奏效，乃上奏刘秀。刘秀为进一步激化李轶、朱鲔间的矛盾，故意泄漏李轶与冯异通书信的内容，朱鲔闻知大怒，派人刺杀李轶；并派讨难将军苏茂将兵数万人渡河进攻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同时他自己也率兵数万人进攻洛阳西北的平阴（属河南郡，今河南孟津县北），以牵制冯异。冯异与寇恂先合兵击破苏茂，然后冯异所部渡河攻朱鲔，朱鲔逃归洛阳，冯异军直追至洛阳城下，围城一周而归。在这次战役中，冯异先用离间计，乘机攻克了不少县城，后来又与寇恂密切配合，大败洛阳更始军队，不仅保住了河内，而且扩大战果，攻下洛阳周围各地，使洛阳之敌成为釜底游鱼，更始政权在关东势力几乎一扫而光。所以这是刘秀在河北独树一帜后和更始政权在争夺关东地区中一次带有决定性意义的大捷。冯异同寇恂在这次战役中立下了大功。

　　劝刘秀称帝捷报传到河北，诸将纷纷到刘秀府庆贺，并劝他即位称帝。刘秀乃遣使令冯异来鄗邑计议。冯异劝刘秀“宜从众议，上为社稷，下为百姓。”刘秀告诉他：昨夜梦乘赤龙上天，醒后，心中动悸不安。冯异说，这是天命所示。遂与诸将定议上尊号。刘秀所以不远千里宣召冯异，一来是因为冯异是拥戴他最得力的亲信；二来是因为冯异在广大将士中有很高的威望，他的建议能使众人信服。

　　平定关中建武二年（公元26 年），大封功臣，更封冯异为阳夏侯。这时关中遍地饥荒，原来盘踞汉中地区（今陕南）的延岑出兵侵扰长安以西各地，各郡县豪强地主纷纷拥兵自守，赤眉军因给养困难，将士多欲东归。光武以邓禹经营关中日久无功，乃以冯异代邓禹率兵入关，主持关陇地区军事。光武亲自送至河南，赐以七尺宝剑，告诫他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好虏掠。卿本能御吏士，愿自修敕，无为郡县所苦。”冯异受命西行，布施威信，一路投顺者众。

　　当时正值赤眉军自长安东归，与冯异部汉军相遇于华阴，两军相持六十余日。建武三年（公元27 年）春，光武派遣使者任命冯异为征西大将军。这时，大司徒邓禹奉诏率车骑将军邓弘等引兵东归，亦到达华阴，他们要求与冯异合兵进攻赤眉军。冯异认为，现在光武帝“使诸将屯渑池要其东，而异击其西，一举取之，此万成计也”。邓禹、邓弘不听。邓弘领兵攻赤眉，被赤眉军击溃，冯异不得已只好同邓禹一起率兵前往救援，赤眉军稍稍向后退却。冯异劝邓禹暂且收兵，邓禹贪功追击，被赤眉军挥戈反击，打得大败，士卒死伤逃散，溃不成军，邓禹逃奔宜阳。冯异与麾下数人弃马步行，走上回溪阪（今河南渑池县南），收集溃卒并纠集附近地主武装数万人，整军复战，先以精兵伏道旁，令其身着赤眉军服装，假扮赤眉军，然后纵兵会战，俟赤眉军疲劳时，伏兵尽起，赤眉军不别真假，惊惶失措，大败于崤底（今河南渑池县西南），余众十余万东奔宜阳，陷入重围之中，被迫投降。于是，光武赐书褒奖冯异，称其“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渑池”，令其入关平定关中。

　　当时关中各地群雄割据，豪强地主武装分据各郡县，从汉中北上的延岑自称武安王，纠集一部分地主武装围攻冯异，异纵兵反击，大破之，延岑经武关（今陕豫边境）逃窜南阳，其余豪强势力亦陆续投降。经过三年时间，终于取得了平定关中的胜利。当时有人上书言冯异专制关中，百姓归心；异亦以在外久，不自安，请求解职还朝。光武乃派使者以上告奏书令冯异观看，并亲自召见，商议进取巴蜀之策，临行赐以珍宝、衣服、钱帛，令其妻子相随入关，以示不疑；命其率领大军与诸将共同攻取割据天水、陇西两郡（今甘肃东南部）的隗嚣。

　　建武六年（公元30 年）夏，光武以隗嚣叛汉，派遣大司马吴汉、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等七将军攻之，为其所败。隗嚣部将王元、行巡乘胜侵扰关中，冯异与征虏将军祭遵分别击破之。于是原来归附隗嚣的北地郡豪强首领耿定等纷纷投降，乃使冯异进军义渠（今甘肃宁县西北），兼领北地太守事。不久，冯异又出兵打败割据西北的卢芳的部将贾览和匈奴薁鞬日逐王，平定了上郡、安定郡。刘秀又令其兼行安定太守事。建武九年，祭遵卒后，又令冯异以征西大将军兼征虏将军，领其部众。这时，隗嚣病死，部将拥立其子隗纯据守冀县（今甘肃天水市西北），光武又令冯异行天水太守事，与诸将围攻冀县。第二年，冯异病逝军中，谥为节侯。

　　冯异出身儒生，曾为郡吏，又通晓《孙子兵法》，既有文才，也长于武略，不仅战功卓著，在云台诸将中名列前茅；而且治理郡政也是很有成绩，史称其在关中时，“怀来百姓，申理枉结，出入三岁，上林成都”。其为人谦退不伐，居功不傲，可谓难能可贵。

　　第三十章岑彭贾复吴汉第一节岑彭劝降朱鲔岑彭（？—35），字君然，南阳郡棘阳县（今河南南阳市南）人。王莽末年任棘阳长。绿林军起义攻破棘阳，他带领家属投奔王莽前队大夫甄阜，甄阜战死后，又逃归宛城（今南阳市），与前队副大夫严说坚守该地。绿林军围攻数月，城中粮尽，二人乃举城投降。刘玄封岑彭为归德侯，令其听刘縯节制。刘縯被刘玄杀掉后，岑彭又为大司马朱鲔部下校尉，随从朱鲔攻破淮阳城（今属河南），杀王莽政权扬州牧李圣。以此朱鲔推荐他为淮阳都尉。不久，又以攻破反将徭伟有功，升迁为颍川太守。

　　当时汉朝宗室舂陵（今湖北枣阳南）人刘茂起兵攻下颍川郡，岑彭不得就任，乃同部下数百人投奔他的同乡河内太守韩歆。这时刘秀正率领所部南下攻取河内，韩歆准备据城抵抗，岑彭进谏，他不采纳。继而，刘秀大军迅速包围了河内郡城怀县（今河南武陟县西），韩歆仓皇失措，只得投降。岑彭表示愿为刘秀效劳，又建议用韩歆。刘秀接受了他的意见，任命韩歆为邓禹的军师。

　　当时更始政权大将军吕植率兵驻扎淇园（今河南淇县北），岑彭因奉命前往招降，故被任命为刺奸大将军，使其督察驻守邺城的更始各营军队。后又从刘秀北上平河北。光武称帝后，他为廷尉，行大将军事。当他与大司马吴汉等围攻洛阳时，更始大司马朱鲔据城坚守，数月未能攻下。岑彭曾为朱鲔部下校尉，故光武命他前往说降。朱鲔自以为杀害过光武兄刘縯，又劝阻过刘玄派遣光武北伐，畏罪而不敢降。岑彭把朱鲔的顾虑一一报告刘秀，光武说：“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于是派岑彭向朱鲔说明此意，朱鲔乃来降。光武乃拜朱鲔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后来又任命他为九卿，子孙世袭侯爵。

　　平定荆州建武二年（公元26 年），光武命岑彭率领大军南下平定荆州，由洛阳出发，连克南阳郡所属之犨县（今河南鲁山县东南）、叶县（今河南叶县西南）等十余城。这时，荆州情况非常混乱。南郡人秦丰割据黎丘（今湖北宜城西北），先后攻占邔县、宜城、新野、穰县、湖阳等十二县，自称楚黎王；董据堵乡（在堵阳附近，堵阳在今河南方城县东）；许邯据杏聚（属复阳县，今河南桐柏县东北）；此外，更始诸将还拥兵割据南阳等地。光武以岑彭兵力不足，又增派大司马吴汉率军南征，所部军纪不佳，“所过多侵暴”。当时破虏将军邓奉所部正驻扎其家乡新野，看到吴汉的军队掠夺他的乡里，非常气愤，遂发兵击破吴汉军，屯驻淯阳（今河南新野县北），与荆州各地割据势力串通一气，形势更加严峻。这年秋天，岑彭所部攻克杏聚，许邯投降，光武乃晋升岑彭为征南大将军。又派建威大将军耿弇、建义大将军朱祐、汉忠将军王常等会同岑彭讨伐邓奉。先攻董于堵乡，邓奉率所部万余人救援。① 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岑彭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由于邓、董所部皆南阳精兵，岑彭等围攻数月未能下。建武三年（公元27年），光武亲自南征，至叶县遭到董部将的狙击，岑彭急率兵往援，大破董部。光武进至堵阳，邓奉闻讯逃归淯阳，董势孤被迫投降。岑彭乃与贾复、耿弇及积弩将军傅俊、骑都尉臧宫等联合追击邓奉，于淯阳县北之小长安（今河南南阳南）接战。邓奉大败，穷蹙投降。光武意欲赦免邓奉，岑彭与耿弇建议严惩之，于是处以极刑。

　　平定邓奉叛乱后，光武令岑彭率领将军傅俊、臧宫、刘宏所部共三万余人南下进攻秦丰，初战告捷，攻下了新野县的黄邮聚。秦丰与其大将蔡宏乃集结主力坚守邓县，数月不能下。光武使人责问岑彭，岑彭乃用声东击西的计策，扬言进攻山都（今湖北光化县南），暗中却渡过汉水并击败秦丰大将张杨于襄阳之阿头山，然后出奇兵从山谷伐木开道突袭黎丘，秦丰、蔡宏闻报大惊，回师救黎丘。岑彭以逸待劳，大败秦丰军，杀蔡宏。秦丰相赵京以宜城降，并与岑彭合围秦丰于黎丘。当时荆州另一割据势力田戎拥兵据有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与秦丰合流。岑彭出兵攻田戎，田戎大将伍公投降，田戎便逃回夷陵。岑彭围攻秦丰三年，共斩杀秦丰士卒九万余人。光武亲赴黎丘奖赏将士，更封岑彭为舞阴侯。当时黎丘被围已久，粮食将尽，士卒仅有千余人。光武以为不足虑，乃以朱祐代岑彭围城，令岑彭率领傅俊等消灭田戎的残余势力。岑彭遂攻克夷陵，田戎与亲随数百人逃入蜀地，其妻子和将士数万人被俘。不久，朱祐攻陷黎丘，秦丰出降，送至洛阳斩首，于是荆州割据势力遂告平息。之后，岑彭屯兵于江陵之津乡，写信给他的至友交州牧邓让“陈国家威德”，又遣偏将军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诏命。于是邓让与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锡光等，相率遣使贡献，悉封为列侯。荆州北部的平定和荆州南部以及岭南郡的归附，岑彭之功居多。

　　西进伐蜀建武八年（公元32 年），岑彭率领所部随从光武进攻天水，与吴汉围隗嚣于西城（今甘肃天水市西南）。割据巴蜀的公孙述派遣大将李育出兵救嚣，助其防守上邦（今甘肃天水市）。当时颍川、河东兵民骚动。光武乃东归洛阳，命盖延、耿弇率所部围上邽；又令岑彭：“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不久，隗嚣大将行巡，周宗率领巴蜀救兵前来接应，而汉军粮食将尽，不得已退回关中，岑彭率领所部担任后卫，奋力击退隗嚣派出的追兵，故诸将得以在撤退中安全东归。之后，岑彭率所部还屯荆州之津乡，作西攻巴蜀的准备。

　　建武十一年（公元35 年），在消灭陇西隗嚣割据势力之后，光武派遣岑彭、吴汉率领诛虏将军刘隆、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发荆州南阳、武陵、南郡三郡兵以及桂阳、零陵、长沙三郡棹卒（水军）共六万余人，战马五千匹，会师荆门（荆门山在今湖北宜昌市东南），西进伐蜀，消灭公孙述。当时蜀将田戎、任满、程汛所部数万人占据夷陵、夷道（今湖北宜都县），在夷陵南长江两岸的荆门山、虎牙山“横江水起浮桥、斗楼、立櫕柱绝水道，结营山上，以拒汉兵”。岑彭乃使偏将董奇率舟师直冲浮桥，引火焚烧浮桥斗楼，汉军舟师顺风并进，蜀兵大乱，坠水淹死者数千人。斩任满，俘程汛，田戎逃至江州（今四川重庆市）。岑彭率部溯江西上，过江关（今四川奉节县东），直抵江州。因守将田戎军粮充足，易于坚守，乃令部将杨骏围江州，自率大军西上。公孙述令大将延岑、吕鲔、王元率大军分别扼守广汉（今四川射洪县南）、资中（今四川资阳县）。岑彭乃为疑兵之计，使护军杨翕、臧宫将兵与延岑等对垒相拒，而自帅舟师自江州沿江西上，昼夜兼行二千余里，攻克武阳（今四川彭山县），前锋直抵广都（今四川双流县），距成都不过数十里。公孙述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乃遣刺客诈降，刺杀岑彭。谥曰壮侯。后来吴汉继之，终于平定巴蜀。

　　岑彭与冯异都在王莽时代当过官吏。刘縯、刘秀识之于囚徒之中，拔以为幕僚，后来兴立功业，在东汉中兴功臣中号称贤将。范晔称岑彭之“信义”，主要是指他在征伐中军纪严明，不受馈赠不扰民，“持军整齐，秋毫无犯”。比之吴汉“屠成都”①是有天壤之别的。

　　① 《后汉书·光武纪》。

　　第二节贾复立功于河北贾复（？—55），字君文，南阳郡冠军县（今河南邓县西北）人，出身儒生。青少年时代从舞阴（今河南泌阳县北）李生攻读《尚书》，以胸怀大志、勤奋好学受到师友的器重。王莽末年为县吏，奉命与同僚十余人到河东地区（今山西西南部运城一带）运盐，途中遇盗，同僚十余人皆弃盐而逃，唯独他运盐而归，受到人们称赞。

　　绿林军起义后，贾复聚众数百人响应，自称将军。更始政权建立后，他率众归附刘玄族兄汉中王刘嘉，被任命为校尉。后来，贾复以更始政权日趋腐败，形势岌岌可危，乃劝说刘嘉脱离刘玄，另树一帜。

　　刘嘉不愿背叛刘玄，但写书向刘秀推荐贾复。贾复持刘嘉推荐他的书信前往河北，先拜见了邓禹，然后通过邓禹谒见了刘秀，被委任为破虏将军督（“督盗贼”）。刘秀见贾复所乘马羸弱，即解自己所乘良马以赐之。大司马督段孝等人排挤他，禀告刘秀调他为鄗县尉。刘秀对这些人说：“贾督有折冲千里之威，方任以职，勿得擅除。”不许他们把贾复排挤出幕府。不久，刘秀到了信都（今河北冀县），擢贾复为偏将军。

　　贾复感刘秀知遇之恩，在攻取河北的历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在扈从刘秀攻克邯郸消灭王郎的战役中，以战功升任都护将军。不久，又扈从刘秀在河内郡射犬（今河南武陟县西北，地区镇压青犊这支河北起义军。他手执旌旗，一马当先，率领所部冲锋陷阵，“所向皆靡，贼乃败走，诸将咸服其勇”。后来，他率师北上与五校农民军大战于真定（今河北石家市东北），也是身先士卒，奋不顾身，以致身负重伤。刘秀闻讯大惊，深表关怀，说：“我所以不令贾复别将者，为其轻敌也。果然，失吾名将。闻其妇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子耶，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伤愈后，刘秀待之更加亲近。他又率军南下攻破邺城，打击更始政权在河北地区的军事力量。

　　以勇武见称光武即位后，任贾复为统管禁军的执金吾，封冠军侯。先令其渡河围攻洛阳，击败更始大将陈侨部。不久洛阳守将朱鲔投降。但当时更始郾王尹尊及诸大将在南方未降者尚多，以尹尊所部最强。贾复再次自愿充当先锋，遂使其攻郾，连战皆捷，尹尊投降。又乘胜挥戈东向，进攻更始淮阳太守暴氾，暴氾亦降。接着陆续攻克洛阳东南的郾城、召凌、淮阳、新息等地。建武三年（公元27 年），晋升为左将军，率军屯驻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渑池（今河南渑池县西）间，狙击赤眉军。后南下与光武会师宜阳（今河南宜阳西），最后迫降赤眉军。建武十三年（公元37 年），光武统一全国。更封贾复为胶东侯，食邑六县，在封侯诸将中为最多。他得知光武在统一后，“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遂解除军职，以列侯加特进奉朝请。与高密侯邓禹率先倡导儒学，“阖门养威重，受《易经》，知大义”。当时，功臣朱祐等推荐贾复宜为宰相，光武虽严格执行“功臣并不用”的政策未加① 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贾复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许可，但仍允贾复、邓禹和李通三人得预国家大政，在功臣中恩宠最深。贾复虽然出身文士，但在东汉中兴功臣中以勇武见称。临阵果敢，身先士卒；但很少独当一面，以显大将之才。

　　第三节吴汉因武功为大司马吴汉（？—44），字子颜，南阳郡宛县（今河南南阳市）人，出身贫苦，为人质厚少文，青年时代曾在本县当过亭长。王莽末年，他因门下宾客犯法，恐怕株连，逃至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以贩马为业，往来燕蓟之间（今河北北部及北京市一带），结交各地豪杰。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玄派遣南阳人韩鸿为使臣前去招降河北地区各州郡。韩鸿召见吴汉，非常器重，遂以刘玄的名义委任为安乐县（今北京市顺义县附近）县令。

　　当时王郎假托汉成帝后裔割据邯郸，刘秀亦以更始政权大司马名义经略河北，河北各州郡王莽故吏何去何从，深感困惑。吴汉素闻刘秀有忠厚长者之名，决心归附。他劝渔阳太守彭宠归附刘秀，以建功立业。彭宠乃决定归附刘秀，并派吴汉与上谷郡诸将会师南下去追赶刘秀，沿途攻杀王郎派到幽州各地的将帅，在冀州巨鹿郡的广阿（今河北隆尧县东）赶上了刘秀。刘秀任吴汉为偏将军，使其率骑兵围攻邯郸，攻克邯郸后，赐号建策侯。

　　为了补充兵源，刘秀准备到幽州去征兵，但又顾虑刘玄所派幽州牧苗曾从中作梗。晚间召见邓禹，询问谁去可以完成征兵的任务，邓禹推荐吴汉，说：“其人勇鸷有智谋，诸将鲜能及者。”刘秀乃拜吴汉为大将军，持节征发幽州所属十郡骑兵。苗曾听说后，果然暗中在军事上作了部署，并下令各郡不得发兵。吴汉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率领随从二十人前去苗曾驻地——无终（属右北平郡，今河北蓟县），苗曾见其人少，以为没有准备，便亲自出城迎接。吴汉乘其无备，令随从就地斩杀之。于是幽州各郡震恐，吴汉征调全部兵员南下，至清阳（今河北清河县东南）刘秀驻地待命。

　　更始二年（公元24 年），刘秀乘更始尚书令谢躬北征尤来农民军，令吴汉、岑彭袭取邺城（今河北磁县南）。当时谢躬北征尤来，留大将刘庆、魏郡太守陈康共守邺城。吴汉派人劝降，陈康乃开城投降。后来谢躬兵败回邺，又乘其不备伏兵杀之。吴汉兵不血刃，夺得了邺城，降数万之众。此后，吴汉又随刘秀北上进攻铜马、重连、高湖各支农民军，常率骑兵冲锋陷阵。刘秀占领河北全境后，他又与诸将劝进。光武即位后，以吴汉功高，拜为大司马，统帅全军，更封舞阳侯。

　　东征告捷建武二年（公元26 年）春，吴汉率领大司空王梁、建义大将军朱祐、大将军杜茂、执金吾贾复等大破檀乡农民军于邺城以东之漳水上，农民军十余万人被迫投降。光武派使者封吴汉为广平侯，食邑四县。后又率军南下，扫荡河内郡各地豪强割据的屯聚；又进兵南阳，攻取更始诸将据守的宛、涅阳（今河南南阳市西南）、郦（今南阳市北）、穰（今河南邓县）、新野各县。然后与秦丰军大战于新野之黄邮水，击败之；又与冯异军北上击溃铜马、五幡农民军余部于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

　　建武三年（公元27 年）春，吴汉率领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进攻驻屯在河内郡轵县（今河南济源县南）地区的青犊农民军，最后迫使这① 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吴汉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支起义军投降。之后又率领骠骑大将军杜茂、强弩将军陈俊等南下攻打割据梁地（今河南东部）的梁王刘永，困其大将苏茂于广乐（今河南虞城北）。刘永手下另一大将周建率兵十余万人前来救援，吴汉以轻骑接战。初战失利，坠马伤膝，只得还营养伤，诸将对他说：“大敌当前而公伤卧，众心惧矣！”吴汉乃勃然裹创而起，椎牛饷士，士气大振。次日天明，周建、苏茂出兵围吴汉军。吴汉选精兵为前锋，奋力还击，结果大破之。苏茂、周建弃城突围出走。吴汉留杜茂、陈俊守广乐，自率大军与盖延围刘永于睢阳（今河南商丘市）。不久，城中食尽。刘永、苏茂、周建等弃城出走，刘永部将庆吾杀永以降。于是梁地宣告平定。

　　建武四年（公元28 年），吴汉又先后率领陈俊、王梁、耿弇、王常等扫荡河北农民军余部五校、富平、获索等各路农民军。第二年，吴汉随光武东征董宪。东海郡人董宪，王莽末年起兵攻占郡城，同时琅邪郡人张步亦起兵攻占琅邪郡。归附更始政权的梁王刘永，遣使拜董宪为翼汉将军，张步为辅汉将军。刘永死后，其子刘纡为主。后来在汉兵追击下，刘纡与其将苏茂先后逃奔东海，与董宪合兵。建武五年（公元29 年），光武派遣平狄将军庞萌与虎牙大将军盖延共击董宪，诏书只下到盖延处，庞萌怀疑光武听信盖延谗言不信任他，遂发兵反叛，与董宪合流。光武闻知大怒，率兵亲征庞萌、董宪。吴汉先后在东海郡之新阳、建阳（皆在今山东枣庄市南）等地击败董宪。后来董宪逃至郯县（今山东邦城附近），吴汉又率军攻克之。董宪与庞萌乃南下退保朐县（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吴汉又跟踪追击进围朐城。第二年，城中粮尽，吴汉遂下其城，董宪，庞萌逃出，但先后被人追斩；同时张步亦被斩，苏茂投降。东方诸郡国完全平定。

　　西伐失利关东平定后，光武以陇、蜀未平，令吴汉率军入关中镇守长安。建武八年（公元32 年），吴汉随光武西征隗嚣，与岑彭围隗嚣于西城，关中诸郡甲卒亦奉调围城。光武将东归，告诫吴汉说：“诸郡甲卒但坐费粮食，若有逃亡，则沮败众心，宜悉罢之。”吴汉与诸将以兵多势众，贪图留诸郡兵以借其力，遂不遵命，后来果然粮食短缺，士卒逃亡。隗嚣部将行巡，周宗亦率所借蜀兵前来救援，吴汉终以军粮不继而告败退。直至建武十年（公元34年），隗嚣割据势力才得以平定。

　　平定蜀地建武十一年（公元35 年），吴汉奉命率征南大将军岑彭自荆州入蜀讨伐公孙述。岑彭攻破荆门后，率领大军长驱入蜀，吴汉留守夷陵，装修舟船。事毕后，率所部三万人溯江西上，适逢岑彭遇刺身亡，便兼领所部大军。建武十二年（公元36 年）春，吴汉率部与公孙述大将魏克、公孙永大战于南安县（今四川乐山市）鱼涪津，大破蜀军，遂北上进攻武阳，歼灭前来救武阳的蜀将史兴部众，乘胜攻下成都西南的广都，前锋直逼成都市郊。光武曾经告诫吴汉：“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吴汉求胜心切，率步骑兵二万余人进逼成都，倚江为营。自驻江北，留副将武成将军刘尚率万余人屯守江南，相去二十余里，在江岸修筑浮桥作为联络。光武闻知大惊，遣使责问吴汉说：“比敕公千条万端，何意临事勃乱！既轻敌深入，又与尚别营，事有缓急，不复相及。贼若出兵缀公，以大众攻尚，尚破，公即败矣。幸无它者，急引兵还广都。”诏书未到，公孙述果然使其将谢丰、袁吉率兵十余万围攻吴汉，另派兵万余人攻刘尚，使其两不能救。吴汉与谢丰大战一日，兵败还营，召诸将训话：“今与刘尚二处受围，势既不接，其祸难量。欲潜师就尚于江南，并兵御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为战，大功必立；如其不然，败必无余。成败之机，在此一举。”诸将应诺。于是闭营三日不出，乘谢丰等不备，夜间拔营疾走与刘尚合军。谢丰、袁吉发觉后急忙率兵追击。吴汉等奋力迎战，大败蜀军，斩谢丰、袁吉。此后，两军激战于广都、成都之间，汉军八战皆捷，遂围成都。这年十一月，辅威将军自北道攻破涪城（今四川绵阳市），南下至成都北郊，与吴汉军合围。公孙述乃自率数万人出城大战，吴汉使护军高午、唐邯率精兵数万人冲锋陷阵，蜀兵大乱，高午冲入阵中刺伤公孙述，公孙述返回城中伤重而亡。次日，公孙述大将延岑开城出降。吴汉、刘尚、臧宫率部入城，“遂放兵大掠，焚述宫室”①，兵民死者不可胜数。光武闻之大怒，谴责吴汉，又指责汉副将刘尚失伐罪吊民之义。于是，巴蜀平定，全国宣告统一。

　　建武十五年（公元39 年），吴汉奉命率领扬武将军马成、捕虏将军马武北击匈奴。十八年，蜀郡守将史歆据成都反，光武又令吴汉率刘尚、臧宫将兵讨平之。建武二十年（公元44 年），吴汉病死。死后，按西汉霍光葬礼旧例，发北军五校尉所属兵车、甲士送葬，赐谥忠侯。

　　吴汉刚强果敢，勇于任事；东征西伐，屡立大功。自建武元年起任大司马，以终其身。生活俭朴，不多置田宅。然为将不注意整饬军纪，放纵将士，残害百姓，甚至有屠城之举。

　　① 《后汉书·公孙述传》。

　　第三十一章耿弇祭遵铫期王常第一节耿弇征兵护军耿弇（3—58），字伯昭，扶风茂陵（今西安市西郊）人，出身官僚家庭。其父耿况，字侠卿，王莽末年任上谷郡太守。耿弇少年时代，学《诗》习《礼》，以勤奋好学著称。他常见郡中岁终举行郡试，讲武练兵，由衷爱好，因而学习骑射，“由是好将帅之事”。既有文才，又兼武略。

　　更始政权建立后，派遣将帅到各地建立统治据点，其中有的人凭借权势撤换了一些郡县的太守县令。耿况以为自己系王莽故吏，心中非常不安，命年方二十一岁的耿弇去朝见刘玄，贡献方物，以图巩固自己的地位。耿弇从上谷南行至宋子县（今河北赵县东北），适逢王郎起兵邯郸，自称汉成帝之子刘子舆。随从耿弇的上谷郡吏孙仓、卫包信以为真，遂投奔王郎。耿弇以长安道路阻隔，听说更始大司马刘秀在卢奴（今河北定县），乃北上晋见。刘秀任他为门下吏。他请求回上谷发兵攻取邯郸，刘秀听后大笑说：“小儿曹乃有大意哉！”

　　不久，刘秀北至蓟城（今北京市），听说邯郸派兵来蓟，即准备南下。

　　耿弇以为不可。他说：你的同乡彭宠为渔阳太守，我的父亲为上谷太守，可以发此两郡，控弦万骑，壮大力量。刘秀官属都不愿北行，计议未定，蓟城扰乱。刘秀匆忙南下，官属走散。耿弇走至昌平，劝说其父耿况归附刘秀。耿况派郡吏寇恂前往渔阳，约同渔阳太守彭宠发兵支持刘秀，二郡各发骑兵二千、步兵一千。于是，耿弇、寇恂、景丹率上谷兵与吴汉所率渔阳兵会师南下，沿途击斩获王郎的大将、九卿、校尉以下四百余人及士卒三万余人，攻取涿郡、中山（今河北定县一带）、巨鹿、清河、河间（今河北献县一带）所属二十余县。行至广阿（今河北隆尧县东），追赶上刘秀。这时，刘秀正在进攻王郎，见二郡兵来大悦，封耿况为大将军、归义侯，其余皆为偏将军。耿弇、吴汉、寇恂、景丹等率领部众随从刘秀攻克邯郸。

　　劝刘秀拒更始之命刘秀势力的发展，引起了更始政权的疑忌。更始二年（公元24 年），刘玄派遣使臣持节立刘秀为萧王，令其罢兵，率领部下将士还长安，另派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为上谷太守，蔡充为渔阳太守，企图把刘秀在河北地区的势力瓦解掉。当时刘秀昼卧于邯郸宫温明殿。耿弇前至床前密谋，他说：“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乱，诸将擅命于畿内，贵戚纵横于都内..百姓不知所从..公首事南阳，破百万之军；今定河北，据天府之地。以义征伐，发号响应，天下可传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闻使者从西方来，欲罢兵，不可从也。”刘秀听了十分高兴，——一面以河北未平不能回朝辞谢刘玄，一面拜耿弇、吴汉为大将军，令其北上征发幽州十郡（上谷、渔阳、涿郡、广阳、勃海、右北平、辽西、辽东、玄菟、乐浪）兵。耿弇到上谷，① 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耿弇传》，凡引本传文字不另加注。

　　斩韦顺、蔡充，吴汉亦杀掉苗曾，率幽州兵南下，随刘秀转战河北各地。在击破铜马、高湖、青犊、赤眉、尤来、五幡、大枪等各路农民军的战役中，耿弇常率精锐骑兵为前锋，屡立战功。光武称帝后，以耿弇在攻取河北中立有大功，拜为建成大将军，建武二年（公元26 年），更封好畤侯，食邑两县。建武三年（公元27 年），延岑自汉中出武关（今陕豫边境）侵扰南阳所属各县，攻下数城，耿弇率军与延岑大战于南阳西北之穰县，大败之。延岑与数骑逃奔东阳（东阳聚属淯阳县，今河南邓县东南），与秦丰合。

　　北征彭宠先是这年春天，彭宠攻陷蓟城，自称燕王，涿郡太守张丰起兵响应。耿弇击败延岑后，随光武至舂凌（今湖北枣阳县南），自告奋勇请求“定彭宠于渔阳，取张丰于涿郡，还收富平、获索，东攻张步，以平齐地”。光武谓其有壮志，甚为嘉许。建武四年（公元28 年），命他率兵进攻渔阳。但他又以为其父耿况曾与彭宠有故旧之谊，又没有家属留在洛阳，恐怕引起疑心，故上书请求回到洛阳。光武下诏要他放心，并命其与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耿况闻知，亦不自安，命耿拿弟耿国到洛阳侍候天子，以表忠心。光武为嘉奖耿况父子的忠诚，进封耿况为阴麋侯，增加了食邑。命耿弇与建义大将军朱祐、汉忠将军王常等进攻望都（今河北望都县西北）、故安（今河北易县东南）等地的农民军；另派征虏将军祭遵屯良乡（今河北涿县北），骁骑将军刘喜屯阳乡（今河北固安西北），同彭宠对峙。彭宠自领数万大军，并派其弟彭纯率领匈奴骑兵二千余人，分两路袭击祭遵、刘喜军。当匈奴骑兵行经昌平以北军都山时，遇到耿弇弟耿舒伏兵袭击，匈奴两王被斩，彭宠退走。耿况、耿舒父子又出兵攻彭宠，攻取军都。建武五年（公元29 年）二月彭宠死后，光武嘉奖耿况父子在平定彭宠中之功，但以“边郡寒苦，不可久居”①，派光禄大夫樊宏迎耿况回洛阳，赐甲第，奉朝请，封耿舒为牟平侯。同时令耿弇与大司马吴汉率兵进攻结集平原（平原郡在今山东北部德州一带）地区的富平、获索两支农民军，农民军四万余人被迫投降。

　　东伐张步在镇压平原农民军后，光武下诏命耿弇率领骑都尉刘歆、太山太守陈俊二将军讨伐割据齐地的张步。张步闻之，令其大将军费邑在历下（今山东济南市）驻扎重兵，又分兵驻屯祝阿（今济南市西），另于太山郡、钟城（今济南市南）列营数十，待耿弇来攻。耿弇渡过黄河后先攻取祝阿，围城时故意留一角，使祝阿人逃奔钟城。钟城兵民闻祝阿失守，大惧，纷纷逃奔。于是汉军不战而取得了钟城要塞。费邑又遣其弟费敢把守要隘巨里（又名巨合城，在今山东济南市东、章丘县西）。耿弇令军中修理攻具，扬言三日后攻巨里，引诱费邑前来救援。至预定日期费邑果然统率三万精兵前来，耿弇留三千人围巨里，自率精兵埋伏山坡两侧，当费邑兵到，居高临下冲击之，敌兵大溃，斩费邑，费敢逃走。然后纵兵扫荡未降的残兵四十余营，一举平定了济南郡（今济南市及其附近各县）。

　　① 《后汉书·耿弇传》注引《袁山松书》。

　　当时张步据有城阳、琅邪、高密、胶东、东莱、北海、齐、千乘、济南、平原、太山、临淄等十二郡（皆在今山东境内），刘永封之为齐王，都剧县（今山东昌乐县西）。耿弇攻克济南郡后，进逼剧城。张步乃使其弟张蓝率领精兵二万驻守临淄（今属山东）西北的西安，各郡太守所部万余人驻守临淄，相距四十余里。耿弇进军画中（邑名，在西安东南），位于二城之间。他以为西安城小而坚固，张蓝部下多是精兵，易守难攻，临淄城虽大而易攻。便准备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扬言五日后将攻西安，实则出其不意而进攻临淄。攻拔临淄，则西安孤立易取。他向诸将说明用意。诸将心服，乃进攻临淄，仅半日即克之。张蓝闻之，弃城逃归剧县，于是不战而又夺取了西安。耿弇乃下令军中暂不攻剧县，扬言须张步至乃攻之，以激怒张步。张步果中其计，欺耿弇兵少远来，而可一举歼之，遂与其弟张蓝、张弘、张寿合兵，号二十万，进至临淄大城东。耿弇“故示弱以盛其气”，乃引归小城，陈兵于内。张步气盛，直攻弇营，与刘歆等合战。耿弇升王宫坏台望之，观歆等交锋，乃自引精兵以横突张步陈于东城下，大破之。耿弇股中飞矢，以佩刀截之，“左右无知者”。次日乘胜再战了一整天，又大破之。张步于平寿力竭投降。于是齐地完全平定。此后，耿弇又参与了攻灭隗嚣诸战役。耿弇“凡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建武十三年（公元34年），光武统一全国后，耿弇上大将军印绶，以列侯奉朝请。永平元年（公元58 年）病逝，终年五十六岁，谥为愍侯。

　　耿弇能文能武，有勇有谋，初见光武，便建议攻取邯郸，后在南阳，又献平张步之策，即范史所谓“决策河北，定计南阳”，在光武经营河北、平定齐地中建立了大功。

　　第二节祭遵执法严，战斗勇祭遵（？—33），字弟孙，颍川郡颍阳县（今河南襄城县东北）人，少时好读儒家经书。家境虽然富裕，但他节俭朴素。县中以为他是柔弱书生，经常欺负他，引起他的愤怒，结交宾客刺杀之。从此，乡里始知其外柔内刚而惮之。

　　王莽末年，祭遵任颍阳县吏。昆阳之战以后，投靠刘秀，充当管理文书的门下史，随刘秀出征河北，为执行军法、整顿军纪的军市令。侍候刘秀的舍中儿仗势犯法，祭遵立即格杀之。刘秀大怒，命人把祭遵抓起来。经人劝说，刘秀赦免了祭遵，以为刺奸将军。并告诫诸将说：“当备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不久，命祭遵为偏将军，随从刘秀平定河北，以军功封侯。

　　建武二年（公元26 年）春天，光武大封功臣，拜祭遵为征虏将军，定封颍阳侯。这年二月，陕县人苏况率众攻破弘农郡，光武以弘农邻近京城洛阳，急令祭遵与骠骑大将军景丹等率军入箕关（今河南济源县西），南下围攻盘踞弘农郡的苏况。祭遵被弩射中，洞出流血，众见他受伤，稍有退却。祭遵叱止之，士气大振，“皆一人击十，大破之”①。当时新城县（今河南伊川县① 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祭遵传》，凡引本传文字不另加注。

　　① 辑本《东观汉记》卷九。

　　西南）蛮中聚（今河南汝阳县东南）人张满聚众称王，光武诏令祭遵攻之。祭遵截断张满的粮道，张满多次挑战，祭遵坚壁不出。到了第二年春天，乘张满饥困攻破之，活捉张满而斩之。祭遵率兵南下，在南阳附近的杜衍消灭掉邓奉余党邓终；又与建义大将军朱祐会师，大败延岑与秦丰将张成于南阳之东阳聚，斩张成。

　　北定渔阳同年，涿郡太守张丰举兵叛乱，自称无上大将军，同上年发动叛乱的渔阳太守彭宠连兵，互相勾结。建武四年（公元28 年），光武下诏，命祭遵与建成大将军耿弇等，率兵讨伐之。祭遵率领所部先到，立即向张丰驻地发起进攻，张丰被部下孟厷擒着向祭遵投降。

　　平定涿郡后，耿弇、朱祐、刘喜等奉命班师回朝，只留下祭遵所部驻扎良乡抵御彭宠，俟机进取。祭遵派遣部将傅玄率兵袭击彭宠部将李豪于潞城（今北京市东），大破之。两军对峙一年多，祭遵所部屡次获胜，彭宠党羽纷纷投降。建武五年（公元29 年），彭宠为其奴所杀，祭遵进军渔阳，平定其地。

　　西拒陇蜀建武六年（公元30 年）春天，光武下诏命祭遵与盖延、王常、马武、刘歆、刘尚等从天水郡入蜀，讨伐公孙述。当时割据天水、陇西的隗嚣，名义上虽称臣于汉，实际上意存观望，想要保持他的独立地位，深恐汉军假道天水伐蜀灭掉自己，所以借故推托，不愿汉兵越过陇山进入自己境内。光武召集诸将计议，众将都说：“可且延嚣日月之期，益封其将帅，以消散之。”即主张暂缓进取。唯独祭遵以为，“隗嚣挟奸久矣。今若按甲引时，则使其诈谋益深，而蜀警增备，固不如遂进。”即主张马上进兵。光武听从祭遵意见，命他为前锋率兵先进。隗嚣令大将王元于陇坻（今甘肃静宁、庄浪、张家川以东地区）布防，祭遵率兵进攻，大败之，追至新关（今甘肃张家川县南）。耿弇等率兵继至，却被王元打败，退回陇山以东地区。光武乃诏令诸将暂停进兵，命祭遵所部■县（今陕西陇县南），耿弇所部驻漆县（今陕西彬县），冯异驻军栒邑（今陕西旬邑县东北），吴汉等军则还屯长安。隗嚣乘胜追击，派部将王元进攻■县，行巡进攻栒邑，分别为祭遵、冯异击退。建武八年（公元32 年）秋天，祭遵等将随光武亲征隗嚣。越过陇山，攻克略阳（今甘肃庄浪西南），隗嚣大将牛邯等十余人率士卒十余万投降，隗嚣逃奔西城（今甘肃礼县北），命王元入蜀向公孙述求救。后来王元率救兵至，打败了汉军，吴汉、耿弇等亦以军粮不继后撤，唯独祭遵坚守驻地，光武下诏褒奖说：“将军连年距难，众兵即却，复独按部，功劳烂然。兵退无宿戒，粮食不预具，今乃调度，恐力不堪，国家知将军不易，亦不遗力。今送缣千匹，以赐吏士。”①建武九年（公元33 年）春，祭遵病死军中，归葬洛阳。葬礼非常隆重，光武帝素服临之，“至葬，车马复临，赠以将军、侯印绶”。

　　① 《后汉书·祭遵传》注引《东观汉记》。

　　作风优良祭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身衣韦绔、布被，夫人裳不加缘”。博士范升曾于祭遵死后上疏追称祭遵说：“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军。清名闻于海内，廉白著于当世。所得赏赐，辄尽与吏士。身无奇衣，家无私财。同产兄午以遵无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于国，不敢图生虑继嗣之计。临死遗诫，牛车载丧，薄葬洛阳。问以家事，终无所言。任重道远，死而后已。”光武把这篇奏疏遍示公卿，叹息这种人实在难得。

　　第三节铫期立功河北铫期（？—34），字次况，颍川郡郏县（今属河南）人。身材魁梧，容貌威严。他的父亲铫猛曾经在西汉末当过桂阳郡太守。更始元年（公元23年），刘秀进军颍川郡时，听说铫期有志尚义，召他为贼曹掾，主管盗贼之事。他随刘秀经营河北，来到了蓟城（今北京市）。当时王郎发布的檄书传到蓟城，蓟城的豪强起兵响应王郎。光武见形势不妙，慌忙出走，意欲离开蓟城南下。但由于百姓相聚围观，满街喧哗，人行道被遮断。铫期骑马执戟，瞋目怒视，大喊戒严。于是众人望风逃散，但走至城门，城门已失，攻之得出。刘秀到了信都（今河北冀县）后，任用他为裨将，与傅宽、吕晏都隶属邓禹部下。他攻占了附近县邑，又完成了到房子县（今河北高邑县西南）去征兵的任务。邓禹欣赏他的才干，命为偏将军，管辖士兵二千人，傅宽、吕晏二人各领兵数百人。邓禹向刘秀报告他的决定，得到了刘秀的赞成，并令铫期率兵攻取了真定（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宋子（今河北栾城县东），又占领了乐阳（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北）、稾县（今石家庄市东南）和肥累（今河北晋县西）。

　　在消灭王郎割据势力的战役中，铫期随刘秀与王郎大将倪宏、刘奉大战于巨鹿（今河北平乡县南）城下。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手杀五十余人。额部受创，整冠再战，士卒亦皆奋勇当先，遂大破王郎军。平定王郎后，刘秀以铫期功高，拜为虎牙大将军。铫期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建议刘秀顺乎民心，意谓称帝。当时铜马农民军数十万人进入清阳（今河北清河县东南）、博平（今山东聊城县北），铫期与众将奋力迎战，连战不利，乃背水为阵，决一死战。双方死伤甚多，适逢刘秀率领大军前来救援，铜马军陷入前后夹击之中，遂败走馆陶（今属河北），被迫投降。后来又随刘秀袭击青犊、赤眉农民军于河内郡之射犬（今河南沁阳县境内）。农民军夺取铫期所部辎重，铫期率兵反击，手刃数十人，自己也三处受伤。但仍然奋力苦战，终于击败了农民军。在刘秀攻取河北的历次战役中，他立下了汗马功劳。

　　稳定魏郡光武即位后，封铫期为安成侯，食邑五千户。当时檀乡、五楼农民军进入魏郡之繁阳（今河南内黄县北）、内黄（今河南内黄县西北）；同时，魏郡的豪强大族又反覆无常，时降时反；更始旧将卓京等又密谋在邺城发动叛乱，魏郡形势很不稳定。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力量，光武乃以铫期为魏郡太守，行大将军事，负责处理有关重大问题。到任后，他首先发兵击破卓京，斩其将士百人，卓京本人逃亡。消灭掉这一势力之后，铫期又出兵打退进入繁阳、内黄的农民军，“郡界清平”。然后又着手解决豪强势力的问题。郡中督盗贼（官名）的李熊是邺城的豪族地主，其弟李陆密谋迎接檀乡农民军入城，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铫期，铫期召问李熊，李熊叩头认罪，愿与老母俱就死。铫期对他说：“为吏倘不若为贼乐者，可归与老母往就陆也。”使吏送出城，李熊行求得陆，将诣邺城西门。李陆不胜愧感，自杀以谢期。期嗟叹，② 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铫期传》，凡引本传文字不另加注。

　　以礼葬之，而还熊故职。于是“郡中服其威信”。此后，东汉朝廷在魏郡的统治日益稳定。

　　建武五年（公元29 年），光武驾临魏郡。以魏郡局势已基本稳定，调铫期回朝廷担任太中大夫之职，随光武到了洛阳。不久，又调任管辖宫廷禁卫军的卫尉卿。建武十年（公元34 年），铫期病故，光武亲临治丧，谥为忠侯。范晔称铫期道：“重于信义，自为将，有所降下，未尝虏掠。乃在朝廷，忧国爱主。其有不得于心，必犯颜谏诤。”这是很高的评价。

　　第四节王常王常（？—36），字颜卿，颍川郡舞阳县（今河南舞阳县西）人。王莽末年，为弟报仇，亡命于江夏郡。王莽天凤四年（公元17 年），荆州饥馑。王常与王凤、王匡等聚众数万人起义于云杜（今湖北京山县），活动于绿林山（在云杜西北）一带，因号绿林军。绿林军推王凤、王匡为首领，王常为裨将，攻云杜周围各县。后来王常同成丹、张卬率领一支起义军南下，活动于南郡编县（今湖北宜城县西南）之蓝口聚，号称下江兵。王莽派遣大将严尤、陈茂率领大军前来镇压。王常等战败，乃率众转移到随县（今属湖北）以东的龙山、钟山一带。不久，在随县以北的上唐乡打败了王莽荆州牧所部军队，引军北上，驻屯宛县东南的宜秋聚。

　　这时，刘縯、刘秀兄弟率领的舂陵兵与王匡等率领的新市兵和陈牧等率领的平林兵会师，在宛县以南的小长安聚被王莽打败，各欲散去。刘縯听说下江兵在宜秋，约同刘秀、李通前去和王常等联络。刘縯劝说王常与他们合兵反莽。王常同成丹、张卬商议，丹、卬都说：“大丈夫既起，当各自为主，何故受人制乎？”王常心独归汉，乃稍劝导其将帅。王常在军中素有威信，成丹等诸将接受其意见。于是，引兵与舂陵、平林、新市兵合，诸部齐心同力，士气高涨，遂与王莽军展开决战，大败之，杀王莽大将甄阜、梁丘赐。更始元年（公元23 年）二月，绿林军诸将以“众虽多而无所统一”，议定拥立宗室为帝。农民军将领中唯王常与南阳士大夫同意立刘縯，但绿林军大部分将领都主张拥立刘玄，于是，立刘玄为帝，建元更始。更始政权建立后，任命王常为廷尉、大将军，封知命侯。派他率兵北上攻取汝南、沛郡，还到昆阳（今河南叶县），与刘秀等率众击破王邑、王寻所部王莽大军，歼灭了王莽军队的主力。刘玄从洛阳迁都长安后，命王常行南阳太守事，予以赏罚大权，封邓王，食邑八县，赐姓刘氏。

　　更始政权败亡后，光武自鄗邑南下，定都洛阳，遣执金吾贾复等率兵南下，于建武二年三月击破更始政权郾王尹遵。这年夏季，王常携妻子前往洛阳，归降光武，“肉袒”谢罪。光武以王常与其兄刘縯相交颇深，并在诸将中有较高威信，对于他的归降非常高兴，加以安慰，夸奖王常诚心拥戴汉室。但对于王常久事刘玄，不早归汉有责备之意。王常表示歉意，并作了解释，说：“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赤眉之难，丧心失望，以为天下复失纲纪。闻陛下即位河北，心开目明，今得见阙廷，死无遗恨。”光武帝笑道：“吾与廷尉戏耳。吾见廷尉，不忧南方矣。”于是召集公卿将军大会，对群臣说：“常以匹夫兴义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为知命侯。与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对王常归降深表欢迎，并大加赏赐，拜为左曹尚书，封山桑侯。后来光武又在大会上对群臣说：“此家率下江诸将辅翼汉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于是拜王常为汉忠将军。建武二年（公元26 年）八月邓奉反叛后，命他率领诸将南下讨伐邓奉、董。后来又命他率兵北上，平定河间（今河北献县一带）、渔阳等地豪强大族割据的屯聚。建武五年（公元29 年）秋，王常又随光武讨伐苏茂、庞萌。在攻打下邳（今江苏睢宁县北）之役中，王常率领所部与敌军在城下决战，城上矢如雨下，他亲冒矢石，奋勇当先。光武于高处望见，恐其有失，遣使召回，下邳敌军亦开城投降。不久，他又率领骑都尉王霸平定沛郡（今江苏沛县）等地。建武六年（公元30 年），受命① 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王常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率军西屯长安，以备隗嚣。第二年，光武派遣使臣拜王常为横野大将军，位次与诸将绝席①，高于诸将军，以示尊宠。隗嚣大将高峻据朝那（属安定郡，今宁夏固原县东南），他曾率兵击败之；又击败隗嚣部将于乌氏（属安定郡，今宁夏固原南）；又平定沿边塞的西羌部落。建武九年（公元33 年），他奉命北上驻屯涿郡之故安（今河北易县东南），防备卢芳勾结匈奴入侵涿郡。建武十二年（公元36 年），王常病故在屯所，谥为节侯。

　　王常为绿林军的主要领袖之一，后来拥戴刘秀为帝。与同时起义绿林的马武并列云台，成为中兴功臣中的著名将领。

　　① 绝席：独坐一席，以示尊显。《汉官仪》曰：“御史大夫、尚书令、司隶校尉，皆专席，号三独坐。”第三十二章桓谭班彪张衡桓谭、班彪、张衡，是东汉前期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物。

　　第一节桓谭①多才多艺桓谭（前20 左右—约56），字君山，沛国相县（今安徽淮北市相山）

　　人。其父于成帝时为太乐令。桓谭“以父任为郎”；或说桓谭入任，是由宋弘的推荐②。

　　桓谭擅长音乐，善于弹琴。宫廷举行宴会，皇帝往往命他弹琴助兴③。他博学通达，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其喜欢古学，多次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还喜欢歌舞杂戏。穿着简易，不修威仪。对俗儒轻视讥笑，因此多受排挤。

　　西汉末年，桓谭官位不高，不过当个郎官而已。他与傅晏相善。傅晏是傅皇后之父，起先颇为得势，稍后董昭仪受皇帝宠幸，其兄董贤因裙带关系而用权，傅皇后日益被疏远，傅晏因失势而闷闷不乐。桓谭告戒他要防宫廷之变，注意董贤的动向，要收敛、谦退，以避祸殃。傅晏接受了桓谭的意见，才免遭董贤之害，“故傅氏终全于哀帝之时”。

　　董贤当上了大司马，闻桓谭之名，要与他结交。桓谭是正派人物，先奏书劝告他“以辅国保身之术”，未被接受，就不与他往来。王莽掌握大权时，天下之士大多数对王莽吹牛拍马，阿谀奉承，以求升迁。桓谭则不然，“独自守，默然无言”，故他这时仅为掌乐大夫。农民大起义时，桓谭参予了活动，被更始政权召任为太中大夫。

　　议论时政刘秀当上了皇帝（称光武帝），桓谭被征召待诏，上书言事“失旨”，即不符合光武帝的要求，未被任用。后来大司空宋弘推荐了他，任为议郎、给事中。

　　他呈上《陈时政疏》，论说时政，主要内容是：首先，任用贤人。他说：“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于辅佐。”故须任用贤能，争取“政调于时”。他在《新论》里论道：“治国者，辅佐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羽翮也。”意思是，皇帝的辅佐，乃治国之本；国家用了大才，犹如长了翅膀，就可以腾飞。他认为贤才有“五品”，最高级的是“才高卓绝于众，多筹大略，能图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就是说，大贤的主要特点是能为国家出谋筹略，建功立业。他指出，自古以来在用人问题上有一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发现和使用人才方面存在三难：一是贤才少，而庸才多，“少不胜众”，贤才被凡庸所淹；二是贤才特异非凡，往往不被① 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桓谭传》，凡引本传文字不另加注。

　　② 参考《后汉书·宋弘传》。

　　③ 参考《后汉书·宋弘传》。

　　人所认识，“乃世俗所不能见”；三是贤才往往被谗、被疑，还往往受害。故他强调：“是故非君臣致密坚固，割心相信，动无间疑，若伊（尹）、吕（望）之见用，傅说通梦，管（仲）、鲍（叔）之信任，则难以遂功竟意矣。”“（君）如不听纳，施行其策，虽广知得，亦终无益也。”①意思是，君主招贤，能否使用并发挥其作用，关键在于勿疑而信任，采纳并施行其策。

　　其次，设法禁奸。他建议，申明法令，惩办行凶违法者，包括知法犯法者，争取社会安宁。

　　再次，重农抑商。他说：“理国之道，举本业（农业），而抑末利（商贾）。”打击兼并之徒和高利贷者，不让商人入仕做官，令诸商贾“自相纠告”，即互相揭发奸利之事，除了劳动所得，把一切非法所得都赏给告发者。这样，就可以抑制富商大贾盘剥百姓，而劝导百姓务农，多生产粮食而尽地力。

　　还谈，统一法度。他说：“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这就容易被奸吏钻空子而“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这样上下其手，必然使奸猾逍遥法外，而使无辜者受害。现在应令通义理、明法律的人，“校定科比，一其法度”，通令颁布，使天下人遵守。这才可使吏民有法可依，而难以胡作非为。

　　此书呈送上去，没有受到光武帝重视。

　　桓谭著《新论》的旨趣在于“兴治”。他提倡“霸王道杂之”的治道，并对王霸之道作了阐释。何谓王？“赏善诛恶，诸侯朝事，谓之王。”王何术？“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义，使知好恶去就。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何谓霸？“兴兵众，约盟誓，以信义矫世，谓之霸。”霸何术？“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术。”他认为，现实需要王霸杂用：“唯王霸二盛之义，以定古今之理焉。”王霸之道对时政一定有利：“王者纯粹，其德如彼，霸道驳杂，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万民、垂统子孙，其实一也。”按他所论，“霸王道杂之”的大致内容是这么三个要点：一是除害、富民，以礼义教民；二是加强皇权，统一法度；三是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换句话说，就是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同时注意巩固政权，防止政治腐败。这在两汉之际百姓遭殃、政权不稳、政治腐败的情况下，是有一定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

　　批判谶纬迷信当时光武帝刘秀正迷信谶记，多以它来决定疑难。所谓谶记，是预言未来事象的文字图录。刘秀起兵夺权和巩固统治，就以它来笼络人心，作为思想统治工具。

　　桓谭针对于此，上《抑谶重赏疏》，劝谏光武帝。他说：儒家的传统，“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孔子难言天道性命，子贡等人不得而闻，后世俗儒岂能通之！“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他指出，谶纬的预言“虽有时合”，然如同占卜一样只是一种偶然性，不足为信。他希望光武帝听取① 以上引文均见《新论·求辅》。参见严可均校辑《全后汉文》卷十三。意见，“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他深信自己的观点正确，有益于正道，“合人心而得事理”。同时，桓谭还向光武帝建议，在进行统一战争时，应当重赏将士，使其尽心效力，不可听任他们勒索百姓，“虏掠夺其财物”，使兵民各生狐疑，而不得早日安平。

　　基于上述观点，桓谭还反对灾异迷信。他说：“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①对于怪异现象，只要明君、贤臣等能够修德、善政“以应之”，就可以逢凶化吉，“咎殃消亡而祸转为福”。尽管他还保留了天人感应思想的因素，但在当时仍具有进步意义。

　　明智的形神论桓谭于《新论·形神》篇，专论形神关系，对战国以来社会上流行的神仙方术迷信思想严肃地进行了批判。

　　当时统治者幻想长生不死得以永久统治人民而尽享荣华富贵。方士投其所好，宣称只要“寡欲养性”、“服不死之药”，就可以“长生不老”。桓谭认为，人的生长老死和一切生物的自然本性一样，无可改易。他指出：“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而欲变易其性，求为异道，惑之不解者也。”意思是，人的生长老死乃自然规律，不可违背，所谓“长生不老”只是迷信和妄想。

　　方士宣称精神独立于形体之外，而且对形体起决定性作用，故人“养神保真”就可以长生不死。桓谭与此论针锋相对，论说精神依赖于形体，形体对精神起决定性作用。他以蜡烛与烛火的关系，作为形体与精神关系的比喻，论道：“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就是说，蜡烛点燃而有烛火，蜡烛烧尽，烛火就熄灭，就不可能凭空燃火。人老至死，就不可能再存在精神，“气索而死，为火烛之俱尽矣”。至于养身，可能延长人的寿命，但也不能使人长生；生命是有限的，“至寿极亦独死耳”。他认为，明智之士不会相信长生不死的谎言，只有愚昧者才迷信之，“明者知其难求，故不以自劳”，徒劳是无益的。

　　桓谭的形神论是唯物主义的，批判了精神可以脱离形体单独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其反对方士的长生说带有反对一般宗教迷信的意义，对稍后的王充有很大的影响。尽管其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贡献。

　　坚持己说而终桓谭上书指出皇帝听纳谶记是错误，光武帝看了很不高兴。

　　中元元年（公元56 年），东汉皇朝“初起”灵台①。当时的灵台，是观察天象的地方。光武帝迷信天命，对于建筑灵台十分重视，事先诏令群臣会议灵台建造在什么地方，并对桓谭说：“吾欲以谶决之，何如？”桓谭沉默了一会儿，说：“臣不读谶。”意思是，我对谶不感兴趣。光武帝追问他什么原故。桓谭又极言谶之“非经”，不是正道而是迷信把戏。光武帝大怒，① 《新论·谴非》。

　　① 参考《后汉书·光武纪》下。

　　指责桓谭“非圣无法”，当即下令将桓谭迁出为六安郡丞。

　　桓谭受此打击，内心“忽忽不乐”，忧郁成疾，在赴任的路上逝世，大约死于初起灵台的中元元年，终年七十余岁。

　　所著《新论》，言“当时行事”二十九篇。李贤注《后汉书·桓谭传》，列举其篇名有《本造》、《王霸》、《求辅》、《言体》、《见徵》、《谴非》、《启寤》、《祛蔽》、《正经》、《识通》、《离事》、《道赋》、《辨惑》、《述策》、《闵友》、《琴道》等。除了《本造》、《述策》、《闵友》、《琴道》各一篇外，其余均分上下篇。其中《琴道》篇由班固续成。《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七卷，宋时亡佚。今有清人孙冯翼、严可均两种辑本。他还写有“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

　　桓谭的论著很受时人和后世学者重视。稍晚的王充很推许《新论》，他说：桓谭作《新论》，“论世间事，辨昭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①。这个评语是很高的。范晔写《后汉书》提到，桓谭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与杜林、郑兴、陈元等人“俱为学者所宗”②。对于他坚持反对谶纬迷信的态度而遭受打击以至“流亡”的命运，不胜感叹，一者说“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③，再者说“桓谭以不善谶流亡”④，对于他坚持明智的学术观点深表赞赏，对于他被害至死无限同情，可谓对桓谭为人为学恰当而公允的总结。

　　桓谭治学，求知求实，追求真理，不唯命是从，不怕打击迫害，这种治学精神，难能可贵，值得士人学者学习。

　　① 《论衡·超奇》。

　　② 《后汉书·陈元传》。

　　③ 《后汉书·方术传·序》。

　　④ 《后汉书·贾逵传·论》。

　　第二节班彪著《王命论》班彪（3—54），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其祖先于秦汉之际在北方从事畜牧业致富，后来世代从政，并受儒学熏陶。祖父况，举孝廉为郎，成帝时为越骑校尉。况女（即彪之姑）被成帝选入宫中为婕妤。大伯父伯，颇有儒学修养，以“沈湎于酒”谏成帝，官至水衡都尉。二伯父斿，博学，官至右曹中郎将，曾为刘向校秘书。父稚，官至广平相，被王莽排挤而为延陵园郎。这样的家世，对班彪的思想、文化以至政治态度都有很大的影响。

　　班彪幼年与从兄班嗣一同游学，结交较广。二十多岁时，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失败，群雄割据，当时隗嚣拥众割据于天水，班彪避难而从之。隗嚣问以世务，班彪对答：周秦以来，统一代替分裂，势之必然。并说：“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故王氏之贵，倾擅朝廷，能窃号位，而不根于民。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中外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意思是说，刘汉政权，深入人心，外戚窃权，众所反对，百姓思念刘氏复汉。这个说法，虽然含有正统思想，但还是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的。隗嚣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群雄逐鹿，强者称雄，“汉家复兴”之说不可信。

　　为了充分表达己见，班彪乃著《王命论》，他认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深入民心，不可动摇，“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故百姓起事失败，王莽窃权诛灭。“穷达有命，吉凶由人”，陈婴之母知项氏必亡，王陵之母知刘氏必兴，可谓懂得祸福之机。同时还论说刘邦兴汉，有“帝尧之苗裔”、“体貌多奇异”、“神武有征应”、“宽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等五大特点。认为天命加人事，才能成帝业。所以识世务者，应当“拒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不可妄图而贻笑天下。

　　因隗嚣固执己见，顽固地割据称雄，班彪只能离去，投奔河西窦融，颇受窦融器重，任为从事。他为窦融划策，归顺刘秀政权，总河西以拒隗嚣。这对东汉统一是有功的。光武帝刘秀闻知其才干，召见了他，举茂材，任为徐县令，后因病免官。又为司徒掾，是司徒的属官。他时有奏言，对时政作出建议，如《复护羌校尉疏》、《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奏议答北匈奴》等。

　　作《后传》班彪专心于史学，尤好汉代史。汉武帝时，司马迁所撰的《太史公书》（后称《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当代汉武帝，后事缺而不录。后来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位学者都曾缀集时事，或补或续之。班彪认为续作者“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司马迁之书。于是继采西汉遗事，又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此书是接续《史记》之作，但“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

　　① 本节主要依据于《汉书·叙传》及《后汉书·班彪传》，凡引此两传文字不另加注。《后传》原书已佚，其内容已多为《汉书》吸收，只是无法辨认清楚了。今《汉书》的元帝、成帝二纪及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的《赞》，还保留有班彪的史论文字①。《元帝纪赞》称元帝“多材艺”、“少而好儒”，即位后任用儒生，“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迭为宰相”，而元帝“牵制文字，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这是评论元帝懦而不才，掌权无能，从此汉朝走了下坡路。《成帝纪赞》先称成帝“善修容仪”，“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似乎是予以表扬；但笔锋陡然一转，“然湛（耽）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于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这是指责成帝荒淫，大权旁落于外戚，终于有王莽篡权的悲剧。此论与其答隗嚣问和《王命论》的含意是一致的。《翟方进传赞》肯定翟义起兵反对王莽是“怀忠愤发”，但又哀叹他“义不量力”而失败，弦外之音是，只有刘秀得天人之助，才能拨乱反正。《元后传赞》总结历来“女宠”的危害，同时指出王莽依恃元后（王政君，王莽之姑）而逐渐窃取大权。所谓“位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同“拳拳”）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妇人之仁，悲夫！”实乃讽刺元后是一个被王莽欺诳玩弄的非常可怜的愚弱老妇。

　　《元后传》记述：平帝死后，孺子婴尚未立之时，汉朝传国玺藏在长乐宫元后之处。“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阳侯舜谕指。舜素谨敕，太后雅爱信之。舜既见，太后知其为莽求玺，怒骂之曰：‘而（尔）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天下岂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侧长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邪！’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舜既得传国玺，奏之，莽大说（悦），乃为太后置酒未央宫渐台，大纵众乐。”此写元后握玺投玺的言行情态，可谓生动传神。如果说《元后传》原是班彪所作；那么，也就可以肯定班彪的史传文字是很出色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班彪曾作《前史略论》，评论前史（指《史记》）得失，为了撰写《后传》有所改进。他简要地追述了先秦秦汉之际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司马迁所著《史记》的内容、体裁、体例和思想。他说：“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但又评道：“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对司马迁与汉儒思想分歧之异端思想极尽讽刺，表明了他的正宗观点，自然也是他写《后传》的指导思想。《前史略论》是① 《元帝纪赞》“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成帝纪赞》“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其中的“臣”为班彪自称，“外祖”指金敞，“婕妤”即班婕妤。

　　中国古代较早的一篇史学论文，可谓儒家正统史学观点的代表，在中国史学理论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班彪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对班固和《汉书》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检阅班固在《汉书》中述论西汉盛衰兴亡及撰写儒林、游侠、货殖等传的旨趣，就可了然。

　　班彪于建武三十年（公元54 年）病死于望都长任上，卒年五十二。所著除《后传》外，还有“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有些文字流传至今，清人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有所收辑。

　　总的来看，班彪其人，在两汉之际的历史形势中，投靠刘秀，撰写《后传》，鼓吹“王命”，促进统一，政治上是识世务者，思想上是个正统论者，史学上有一定成绩，但无多大创新。

　　第三节张衡和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张衡早年的文学兴趣张衡是公元一、二世纪间我国著名的文学家，也是卓越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河南南阳县南）人。他年轻时，家境并不很好。但也受到教育，早年即善于为文。十六七岁，他便离家拜师访友。从他家西北行，过武关，经蓝田、南山，到达长安。他游览了三辅，京兆、右扶风、左冯翊。此后，东去新丰，参观骊山沮泉，作了一篇《温泉赋》。这是他的少作之一。

　　由新丰再向东，过函谷关，张衡就到了京师洛阳。这时候的洛阳，早一辈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已经不多见了。王充已年过七十，未知是否还在人世。大将军窦宪幕府里几位著名的文人，随着窦宪的垮台，也都去世了。班固、崔骃都于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 年）逝世。傅毅还死在他们的前头。贾逵还健在。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 年），崔骃的儿子崔瑗到京师来了，他慕贾逵之名，就跟贾逵学会了天文、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等学问，为太学里诸儒生所钦佩。张衡大概在这时候认识了崔瑗，并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张衡兴趣广泛，自学了《五经》，贯通了六艺的道理，而且还好研究算学、天文、地理和机械制造等。

　　但在青年时期，他的志趣大半还在文学——诗歌、辞赋、散文。扶风班氏是著名的书香世家，班固当时的新著《汉书》，虽很难读、难得，他可能部分看过；大赋《两都赋》，他也可能找到了。在洛阳，张衡的名气渐渐地有了，朋友也多起来了，他结交了马融、王符、窦章等。有人荐举张衡为孝廉，他漠然无动于衷。有些公府请他为属官，他也无意去作。张衡虽非高傲，但不愿与“俗人”交游。因此，他在洛阳几年，所专注的仍是他自己所喜爱的文学创作。他有一篇《定情赋》，可惜只存这样四句：夫何妖女之淑丽，光华艳而秀容。断当时而呈美，冠朋匹而无双①。

　　这是对美人的赞叹和思慕。他还写了一篇《七辩》。凡“七”之类，也是一种赋的形式，始创于前汉初期淮阴人枚乘的《七发》，以七事启发“太子”而得到使听者悔悟的目的。到了张衡时代，这种赋体仍有人模拟试作。张衡的《七辩》，借无为先生与虚然子等的谈话而表达自己的志趣所在。虚然子言“宫室之丽”，雕华子言“滋味之丽”，安存子言“音乐之丽”，阚丘子言“女色之丽”，空桐子言“舆服之丽”，依卫子言“神仙之丽”。无为先生对前五子之说都默然无对；对依卫子之说虽有所言，实际也不以为然，末以“将飞未举”一语婉然谢绝了。最后，髣无子曰：在我圣皇，躬劳至思，参天两地，匪怠厥司。率由旧章，遵彼前谋，正邪理谬，靡有所疑。旁窥八索，仰镜三坟，讲礼习乐，仪则彬彬。是以英人底材，不赏而劝，学而不厌，教而不倦。于是二人之俦，列乎帝庭，揆事施教，地平天成。然后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国而悦远人，化明如日，下应如神，汉虽旧邦，其政惟新。

　　髣无子这一段话，真正打动了无为先生的心，“而先生乃翻然回面曰：‘君① 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张衡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作注。

　　① 《全后汉文》卷五十三。

　　子一言，于是观智，先民有言，谈何容易！予虽蒙蔽，不敏指趣，敬授教命，敢不是务。’”①这是一篇赋体的寓言。张衡借髣无子的口，倾吐了自己的理想，“汉虽旧邦，其政惟新”，他把现实想象得这样完美，中兴的汉室，将达到圣人之治的神化境界。但现实距此境界又如此遥远，他也不敢期其必然，所以他在兴奋之余，还只能表示“敬授教命”，努力以赴，将来究将如何，不敢多言了。

　　南阳时期《二京赋》和《南都赋》的创作京都洛阳是不能久居的。张衡回到了家乡南阳。在这里，他做了南阳太守鲍德的主簿。鲍德是西汉末年鲍永的孙子。永初从更始，后归刘秀。有子名昱，昱子德。在《后汉书·鲍昱传》末有一段关于鲍德的记载：子德，修志节，有名称，累官为南阳太守。时岁多灾荒，唯南阳丰穰，吏人爱悦，号为神父。时郡学久废，德乃修起横舍，备俎豆黻冕，行礼奏乐。又尊飨国老，宴会诸儒，百姓观者，莫不劝服。在职九年，徵拜大司农，卒于官。

　　鲍德是哪年为南阳太守的，这里没有说。张衡为南阳太守主簿，有他的《绶笥铭·序言》①为证。但从哪年开始的，也没有讲清楚。据近人孙文青《张衡年谱》，张衡从二十三岁（永元十二年，公元100 年）开始为南阳太守主簿，大致是可信的。张衡和太守鲍德相处很好，他为太守做文书工作。除本职工作之外，时间还是不少的，他有可能继续进行文学创作。他写了一篇与《定情赋》有关的《同声歌》：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不才勉自谒，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烝尝。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洒扫清枕席，鞮芳以狄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②。

　　这写新婚夫妇的喜悦，以新妇的口吻，自述尽妇道，供妇职，求得白首不忘的幸福。这是一首合乐可歌的文人乐府。这种五言诗体，在张衡时，还在创造的途中。它说的是直接的抒情叙事呢，还是借新婚夫妇的相得心情而有所比喻呢？这是不易肯定的。但如果以之比喻和鲍德的官属友谊关系，似乎也是说得通的。

　　在南阳的官邸里，张衡完成了蓄志已久、酝酿约有十年的《二京赋》。

　　这两篇与著名文章家班固的《两都赋》相仿。它们的形式相似，寓意也无异，都是说一个故事，以铺陈西都的奢侈为鉴戒，而盛赞东都的节俭以进行讽谕，对统治者都是有益的。但班张的时代已不同，张衡所处的后汉社会危机已逐渐地加剧了，所以他在《东京赋》里所表示的讽喻比班固讲的深刻多了。这不是“劝百而讽一”的小讽，而是站在皇朝危亡的高度，大声疾呼了。

　　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媮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坚冰作于履霜，寻木起于蘖栽。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初制于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壮上林之观，扬雄骋羽猎之辞，虽系以聩墙填堑，乱以收置解罘，卒无补于风规，祇以昭其愆尤。臣济奓以陵君，忘经国之长基。故函谷击柝于东，西朝颠覆而莫持。凡人心是所① 《全后汉文》卷五十五。

　　① 《全后汉文》卷五十五。

　　② 逯钦立：《汉诗》六。

　　学，体安所习，鲍肆不知其臰，翫其所以先入；咸池不齐度于■咬，而众听或疑：能不惑者，其唯子野乎！..这一段的讽谏之辞，决不是纵横家那样的危言耸听，而是从人民能否承受的观点以阐明统治者不知不觉的奢侈所带来的严重的以致于亡国的后果。它的高度的思想性决不是班固所能想象的。

　　张衡在南阳除完成了《二京赋》，还写了一篇《南都赋》，这当是对光武皇帝的歌颂，也是对自己家乡一隅之地快意的描绘和赞美。就大赋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作。但其结构则比较简单，弘富亦逊于前者。

　　鲍德为南阳太守，在职九年。调为大司农，病卒。张衡在鲍德调离南阳后，没有跟着他走。这时朝廷上是邓太后临朝，邓氏兄弟秉权，做出招举士人的模样，张衡不为所动。但张衡还是有书信和邓骘保持联系。

　　两任太史令。《思玄赋》、《四愁诗》和《归田赋》安帝早知张衡“善术学”，就于永初五年（公元111 年）以公车特请他到京都来，给以亲近的郎中职位。这时（前一年）朝廷刚成立一个校订典籍的组织，“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①。东观在洛阳南宫，是皇家的藏书处。当时有名的学者如马融、窦章等都在这里，为校书郎。张衡没有在东观校书，他由郎中迁为尚书郎，再迁为尚书侍郎。元初二年（公元115 年）又迁为太史令，这年他三十八岁。这个职官主管天文、历法等等，对他是合适的，他在这方面早有修养，新任职守又给他创造了进一步钻研的条件。这样，从理论到实践，他就不断地有所贡献了。张衡第一次为太史令共六年。经过公车司马令五年的转折，从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 年）再为太史令，又七年。前后十三年的专业职守，使他的科学事业日益巨大而显著。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 年）即复为太史令的最后一年，他发明了“候风地动仪”，即地震仪。这是世界上地震仪的鼻祖。此事载之《后汉书·安帝纪》，可见当时受到的重视。

　　作为科学家和文学家的张衡，并不是不关心政治的。顺帝时，尚书令黄琼上疏言事，颇致力于腐朽内政的改革。张衡在这种朝气复萌的形势下，亦自陈其思想政治上的主张。自光武帝以来，图谶成为统治者欺骗人民的工具。张衡愤其虚妄，首先上疏论其言而无征，实为少数妄人欺世愚民捏造出来的把戏。他以秦至西汉末的历史事实，证明本无图谶，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后来有些人所言某些灾异，亦无事实效验。因此他主张“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这些议论在当时是很大胆的，没有多少人敢说，而且儒者们一直在“争学图谶”。这时朝政大权已由外戚转移于宦官集团。张衡复上疏言事。但张衡作为太史令，不在公卿之位，他的几篇奏章，虽都言之成理，一律是无效的。这样，他对政事就愈来愈没有兴趣了。

　　顺帝即位后，张衡再转为太史令。这职务在他为专业对口，但也说明了他长久官升不上去，总不能没有一点感慨。于是他仍用与客谈话的形式，作《应间》赋，表达了他的仕途不得意的情绪。

　　① 《后汉书·安帝纪》。

　　阳嘉元年，张衡发明地震仪。次年，迁为侍中。他接近了皇帝，进言的机会多了。而宦官们则怕张衡告他们的状，揭发他们的丑恶，常以凶恶的目光威胁他。因此当顺帝问他事时，张衡就情不自禁地简单说了几句不明不白的事。但宦官们始终不放心张衡在顺帝身边，共同诬陷，一意要驱逐他离去。本来张衡就受老庄思想影响，以为人的吉凶祸福，幽微深藏于无形之中，说不定哪一天要得祸，因此又作了一篇《思玄赋》，开始说：仰先哲之玄训兮，虽弥高其弗违。匪仁里其焉宅兮，匪义迹其焉追？潜服膺以永靓兮，绵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贞节。竦余身而顺止兮，遵绳墨而不跌。志团团以应悬兮，诚心固其如结。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与琼枝。镌幽兰之秋华兮，又缀之以江蘺。美襞积以酷烈兮，允尘邈而难亏。既姱丽而鲜双兮，非是时之攸珍。奋余荣而莫见兮，播余香而莫闻。幽独守此仄陋兮，敢怠遑而舍勤。幸二八之遻虞兮，嘉传说之生殷；尚前良之遗风兮，恫后辰而无及。何孤行之茕茕兮，孑不群而介立？感鸾鹥之特栖兮，悲淑人之稀合。这是一首骚体赋，学屈原《离骚》，坚持自己的理想而不可得，则云游上下四方，以至于天上。

　　据开阳而頫盻兮，临旧乡之暗蔼。悲离居之劳心兮，情悁悁而思归。魂眷眷而屡顾兮，马倚辀而徘徊。虽遨游以媮乐兮，岂愁慕之可怀。出阊阖兮降天涂，乘飚忽兮驰虚无。云霏霏兮绕余轮，风眇眇兮震余旟。缤联翩兮纷暗暧，倏眩眩兮反常闾。从天上又回人间。收畴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脩初服之娑娑兮，长余珮之参参。文章焕以粲烂兮，美纷纭以从风。御六艺之珍驾兮，游道德之平林。结典籍而为罟兮，欧儒、墨而为禽。玩阴阳之变化兮，咏雅、颂之徽音。嘉曾氏之《归耕》兮，幕历陵之钦崟。共夙昔而不贰兮，固终始之所服。夕惕若厉以省諐兮，惧余身之未■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默无为以凝志兮，与仁义乎消遥。不出户而知天下兮，何必历远以劬劳？

　　驱除幻想，一切还是照常，不求人知，自我努力而已。不出户可以知天下，何必远游自求劳苦。这是儒道思想的诗化，从苦闷中解脱出来，自得其乐。张衡另有《髑髅赋》，则是道家思想的游戏之作。

　　在为侍中的时候，张衡曾“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检遗文，毕力补缀。

　　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又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他几次上书，俱被排斥，不为顺帝所接受，他觉得事已一无可为了。于是张衡于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 年）被调为河间（河北献县）相。在这里，他努力作一些切实的事，如打击豪强，整齐法度，使地方安定，上下肃然，政事耳目一新，一切有条规地得到治理。但张衡心中始终去不掉愁思，安静不下来，不得不寄情于诗，而有《四愁诗》之作。

　　一思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霑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赠我金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依惆怅，何为烦忧心烦伤。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旟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芬芬，侧身北望涕旟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这是从骚体赋变化来的诗篇，而有歌谣色彩。全诗四章，章七句。所思东南西北四地为理想所在，美人则是理想的化身。最高理想在太山、桂林二地，它们是古代圣王封禅、巡狩的地方，属于立德事业；其次是雁门、汉阳二地，它们是西北边疆要地，属于立功事业。由此可见他的理想与现实处境的矛盾是很大的，所有理想都为现实困难所阻挠而莫能如愿，与美人赠答之事都是幻梦，只有愁思怅望，涕泪霑襟。张衡为人正直，博学多能，而始终为下级官吏。他虽有许多贡献，但不能行其志，愁苦不得解决，遂有“怀土”之思，作归居田园以善终其身的打算，因作《归田赋》以见志：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 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沈之魦鰡。于时曜灵俄景，系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①以老庄思想和儒家经典为精神支柱，以田园游乐为生活旨趣，这样张衡便抛弃了人世间的荣辱，而放荡于复杂矛盾的世界之外。然而这只能是最后的一个幻想。在河间三年，张衡上书求退，顺帝徵为尚书。他没有归田。永和四年（公元139 年）卒，年六十四。

　　张衡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他的文学创作反映了他在仕途生活中遭受的曲折和坎坷，他在辞赋、诗歌和散文等方面都有优秀的业绩，表现了独创性。辞赋是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式之一，张衡所作各体，大赋、骚体赋、咏物小赋、抒情小赋，表现了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后者则是他的创新和开拓，对后世有影响。诗作不多，对五言诗的成长有贡献。散文则以上书言事的政论为主，而上书驳斥图谶的虚妄，则比“疾虚妄”的王充还彻底些。

　　① 《全后汉文》卷五十三。

　　第四节张衡在科学上的贡献《灵宪》。浑天说张衡第一次任太史令共六年。在这时期内，他作了几件重大的科学工作，发明了浑天仪，著《灵宪》和《算罔论》①。

　　《灵宪》是一篇杰出的天文学著作。它从理论的高度对当时的天文学知识作了精要的概括和重大的发展。

　　当时，我国并存着几种宇宙结构理论，而以盖天说和浑天说最为流行。

　　张衡是主张浑天说的。他的《灵宪》是浑天说的第一部传世的代表作。这篇文章的开头就说，“昔在先王，将步天路，..先准之于浑体”，明指天是个球体。后面又说到，这个球的直径是232300 里。从地到天则是此数的一半，且地的深度也是如此。天“通而度之，则是浑已”。但地则是一个近似的半球，其中地面的南北距离比天的直径短1000 里，而其东西则长1000 里。天这个球是从东向西不停转动的，地这个半球却在天内静止不动。至于伸出天外的地块是否会阻碍天的转动？张衡没有说。显然，他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由此可见，张衡心目中的天不是一个坚不可破的硬壳。而且更进一步，张衡还认为天并不是整个物质世界的边界。《灵宪》说：“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在天之外还有无限广漠的宇宙世界，不过人们还不知道那些地方罢了。

　　说到天地，人们自然会问，它们是怎么来的呢？对此，中国古代先哲们有一个很好的非神创论思想传统，认为是有规律地演化而成的。老子《道德经》中就说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谓道，是一种说不出形象和色彩，不在当时人日常经验之内的物质；所谓一，就是气；二，乃是阴和阳；三，则是阴、阳、天。三者结合，生出地面万物。《易·系辞》则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元气已分，天地设位，清浮升乎上，沉浊居于下。”到了西汉时代，《淮南子·天文训》发展了两家学说，提出“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扬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

　　在《灵宪》中，宇宙演化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张衡把天地的形成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为“溟涬”。在这阶段里，整个原始宇宙是“幽清玄静，寂漠冥默，不可为象。厥中惟灵①，厥外惟无。”所谓“灵”，是一种阴性的精气，看不出任何形象，也没有明显的运动，因此，整个宇宙空间中一片寂静。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从灵中逐渐生成各种不同的气。这些气互相混合在一起，“并气同色，混沌不分”。这混沌 漫的元气，自然还没有固定的形状，而且也分辨不出它们的运动速度。这个混沌的阶段称之为“庞鸿”，也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然后来到第三个阶段，称为“太元”。这时，那片混沌同色的元气发生了分离。清气向外，形成了圆球形而不停运转的天；浊气向内，积淀凝结成为一个上面平而静止的半球形大地。此后，由① 张衡的这些著作，原书已佚。《续汉书·律历志》，又《天文志》，刘昭各注，《太平御览》、《开元占经》等有其佚文。今据洪颐煊《经典集林》辑本《灵宪》和《浑天仪》。① “灵”字在中华书局校点本《后汉书·天文志》中作“虚”，但其校勘记中指出，汲本、殿本作“灵”，今查《开元占经》引《灵宪》也作“灵”。故从“灵”字。

　　于天和地的互相结合与作用，产生了天上的日月星辰和地上的万事万物。由上可知，张衡不但继承了先辈学者的优良传统，认为天地的形成是物质自身变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且更加强化了这一传统的唯物主义倾向，即，他更明确地表明了，在演化的各个阶段中都是物质——气，而且只有气在起着作用。此外，他把浑天说引进了天地形成的思想，这也比古代演化学说中所依据的天上地下的质朴概念或盖天说思想要来得进步。

　　日、月、五星天空中最亮的天体是日和月。月有圆缺，而日则始终是圆的。古人在长期观察月亮的运动变化中已经认识到，太阳是自己发光的，而月亮本身则不发光，只是靠反射太阳光才发亮。公元前一世纪成书的《周髀算经》中说：“日兆月，月光乃生，故成明月。”西汉晚期的京房也说：“先师以为日似弹丸，月似镜体；或以为月亦似弹丸。日照处则明，不照处则暗。”①对于这个问题，张衡也提出了进一步的看法：“日譬犹火，月譬犹水，火则外光，水则含景。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在这里，明确指出了朔望现象取决于月亮和太阳之间的相对位置。所谓“当日”是指月亮行到了太阳的正对面（相对于地来说）。那么，这样说来，月在望时应该总是很明亮浑圆的了，为什么有时又有月食的现象发生呢？对此，《灵宪》解释说：“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 虚。..月过则食。”所谓“月过则食”的 虚，用今天的概念来说，那是太阳照射地球时在地球背后投射出的影子。但是，张衡的地是个相当于半个天球那么大的东西，因此，这个 虚与现今的地影概念很不相同。可是究竟张衡是怎么想象的，我们现在还难解释。唯一肯定的是，张衡知道月食的原因是地遮蔽了日光。不过仅仅这一点也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了。

　　除了日月外，还有五颗肉眼可见的行星在星空背景上运动，运动方向大多时候与日、月一样，是由西向东。因此，这样的运动称为顺行，古代又称右旋。五大行星和我们所在的地球实际上是在各自的轨道平面上绕着太阳作椭圆轨道运动。这些运动都不是匀速的。它们的平均速度也各不相同，离太阳越远的天体，其平均速度越小。由于行星和地球有上述这些运动，因此，在地球上的观测者就会看到，行星有时会出现由东向西的运动，这种运动称为逆行。在顺行和逆行变更之际，行星就好象停留在天空中不动一样，这种状态称之为留。这些天文现象，以及行星运动速度变化的规律，都是在16世纪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又经17 世纪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定律以后，才得到科学解释的。比哥白尼早了14 个世纪的张衡完全不可能达到他们那样的程度。但是，他根据他那个时代所积累的天文观测和日常经验，加上他自己的天才，对行星运动的规律作出了自己的猜测。

　　张衡在《灵宪》中说：“文曜丽乎天，其动者七，日、月、五星是也。

　　周旋右回，天道者，贵顺也。近天则迟，远天则速。行则屈，屈则留回，留回则逆，逆则迟，迫于天也。”他认为，行星的右旋是一种自然规律——天道。他又因为天本身是从东向西运动的，所以又提出，越靠近天，行星的运① 《开元占经》卷一。

　　动所受到天的影响也就越大（“迫于天”），这就可以解释行星速度为什么会放慢下来，甚至可以完全停止，乃至倒退（逆行）。这种天的影响力使行星速度发生变化的想法，是对控制天体运动的力的一种思辨性解释。张衡的解释是早期中国天文学史上探求天体运动变化的物理机制的最后一个企图。这种企图由于整个科学发展状况的条件限制，在古代中国就没有可能得到发展和解决。正因为如此，张衡的解释努力应得到后人的钦佩，而不因其牵强不科学而忽视。

　　五星中火、木、土三行星离太阳比离地要远。金、水二星则离太阳比离地要近。前三者称为外行星，后二者称内行星。张衡当时还不能测定行星与太阳的距离，他当然无法说出何为内行星，何为外行星（这问题也是哥白尼开始才解决的）。但是他已经知道三外行星速度比太阳（实即地球）慢，而二内行星则比太阳快。他还观测到“行迟者觌于东”，即三行星都是先在早晨从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以后太阳离它越来越远，过相当时间后太阳反从西面赶上外行星，终于使它在黄昏时被淹没在太阳光中。直到太阳赶过它相当远后，它又在早晨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而内行星则不同，它不但会在早晨出现于东方地平线上，也会在黄昏出现在西方地平线上，以后仍然在黄昏消失于太阳光中。因此张衡称之为“行速者觌于西”。于是他借用阴阳观念说道：“觌于东属阳”，“觌于西属阴”。并且用“日与月此配合也”，把五星分成二类：“摄提（木星）、荧惑（火星）、地候（土星）见晨，附于日也。太白（金星）、辰星（水星）见昏，附于月也。二阴三阳，参天两地，故男女取焉。”虽然没有内、外行星的概念，但两者是区分得清清楚楚的。而且其中终究运用了某种距离的概念，这是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极为少见的。循此以往，未必不能发展出正确的概念来。很可惜的是，以后再没有人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关于恒星关于恒星，张衡认为是：“地有山岳，以宣其气，精种为星。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这个见解当然是错误的，它是当时已流行了数百年的天地对应思想的反映。《灵宪》中就说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万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纪。”这种尺地之间的对应，纯粹是附会的，是毫无道理的。例如，天的九位（九天）和地的九域（九州）全都是人为的划分。这种对应纯属数字偶合。不过，话得说回来，《灵宪》所说的星“体生于地，精成于天”的话却也不是全无原由的。《灵宪》又说到“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丽其职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 ，于是乎有陨星。然则奔星之所坠，至地则石矣。”因为天上坠落的星星（陨星）掉到地上的都见到是石头（陨石），所以使古人起了错觉，认为星星原是地上之物。那么，为什么会升到天上的呢？这就自然会解释成是地上山岳（山多石头）的精气上升就成为星，而星星陨落也自然是“神歇精 ”的结果了。因此，不管这种解释是多么的荒谬，但却反映了古人对陨石的观察。要知道在欧洲，一直到十七世纪，还不认为陨石是从地球以外的空间掉入地面的。关于恒星，《灵宪》还说到它们的命名计数：“众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谓之北斗。..四布四方，为二十八宿。..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征星之数，盖万一千五百二十。”这里给出的星官命名数和星数都大大超过了《汉书·天文志》的记载。这篇写作时代离张衡不远的志文中也有个数字：“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可见，张衡在当太史令的期间是亲自做过恒星的观测、命名、综合（其他前人所定的星官）和计数工作的。张衡所定的星官体系甚至比后来三国时陈卓综合石氏、甘氏和巫咸三家星官而成的星官体系还要庞大。后者只有星官283 官，星数1464 星。可惜的是《灵宪》中没有记录下张衡星官的详情，其他可能记下详情的张衡著作也未有留存。不过近年有人在南宋郑樵编的《通志·天文略》中找到了一些张衡关于某些星官的描述及其星占文字的残篇。只是郑樵是按《步天歌》星官系统——陈卓系统的重新组合——来写的，所以，只有与上述283 官相合的张衡星官才会被引入《通志》。至于这个体系之外的张衡星官那就只有寄希望于未来的考古发现了。此外，张衡所说的征星之数，则并不是实际观测的结果（在整个星空中，人眼所能看到的恒星，总数不过6 千多颗，其中还包括了南极附近中国古代所一直看不见的天区中的恒星），而是从《易·系辞》中说的“万物之数”来的。这是天地对应思想的又一个反映。

　　浑天仪张衡所作的浑天仪是一种演示浑天说的仪器，故有此名。

　　《晋书·天文志》中记载了一段葛洪论天的话，其中说到：“张平子既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令伺之者闭户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灵台之观天者曰：‘璇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合符也。”既然是在密室中用的，当然不可能是观测天体的仪器，而只能是一种演示仪器。这件仪器的细节在《晋书·天文志》的“仪象”中有更具体的记载：“张衡又制浑象，具内外规、南北极、黄赤道，列二十四气、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纬，以漏水转之于殿上室内，星中出没与天相应。因其关戾，又转瑞轮蓂荚于阶下，随月盈虚，依历开落。”这里又称张衡的浑天仪为浑象。事实上在早期，浑天仪、浑仪和浑象这些名称是混用的，即，凡是表现浑天说的仪器都可以称之为浑天仪或浑仪；而不象隋唐以后，名称逐渐规范，专以观测仪器称仪，而以表演仪器称象。

　　从《晋书》的上述记载可知，张衡的浑天仪，主体是一个大圆球。与现今的天球仪相仿。球上画了张衡所定的星座和星星，也画了赤道、黄道。黄道上则绘出二十四节气。在大球相当于南、北极的地方，伸出一根转动轴。这根轴架在一个圆环形支架上。圆环循所在地的子午面方向直立着。转动轴北高南低，与地平面所夹的角度正好是所在地的地理纬度。如果在子午圆环正中间设一个水平放置的大圆环，代表所在地的地平面，那么，转动大球，就可以表演星星的东升西落。球上有一部分星星永远在地平线以上不会下落，其极限是一个以北极为圆心、当地纬度为半径的小圆，称之为内规。反之，以南极为圆心、当地纬度为半经的小圆，则为球上永不升到地面以上的部分的极限，这圆就称为外规。这个大球，有一个齿轮系连接着。用漏刻流① 近年有人对张衡发明浑天仪有异说。参看陈久金：《浑天仪的发展历史新探》，《科技史文集》第一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 年版。

　　出的水推动这个齿轮系，就可带动大球自东向西转动，只要齿轮系转动速度调节适当，就可使球上天体的东升西落和中天现象与室外的实际天象一致。按《晋书》的记载，张衡的大球上还有日、月、五星。这些天体除了随着天球东升西落外，还有各自的轨道运动。这些轨道运动和天球的东升西落方向都不一致，因此，要象表演恒星的东升西落那样来表演日、月、五星在星空背景上的运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械工程问题。现代研究家都认为，张衡的时代还不能解决这样复杂的问题。人们认为，张衡浑天仪上的日、月、五星实际上是一种可以用手搬动的附加物，它们能随天球东升西落，但是是由仪器操持者随时按照它们在星空背景上的移动来搬动它们在浑天仪大球上的位置。

　　虽然张衡的仪器尚不能完全自动地表演日、月、五星的运动，但是，用一个机械系统来取得与天球旋转相同步的机械运动，这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它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从张衡开始，我国诞生了一个制造水运仪象的传统。由于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原子钟发明和采用之前，时间的计量都是以地球的自转，也即天球的转动为基础的，因此，张衡的发明实际上就成为后世机械钟表的原始鼻祖。

　　有意思的是，张衡浑天仪中还有一个叫做“瑞轮蓂荚”的附件。所谓蓂荚，是一种神草，传说长在尧的居室阶下。随着月亮的出现，一天长出一个荚，最多十五个荚。过了月圆之后，又一天掉一个荚。这样，蓂荚就可以指示出月相和一个太阴月中的日期。这个传说实际是反映了尧时天文历法的进步。张衡却根据这种传说制造了一种机械装置，所谓“随月盈虚，依历开落”，其作用就相当于现今钟表中的日历显示。

　　既然浑天仪能和天球的转动相合得丝丝入扣，“皆如合符也”，可见它的稳定性相当高。因为浑天仪是用刻漏流出的水推动的，所以可知张衡的刻漏技术也很高明。

　　刻漏刻漏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守时和计时仪器。从目前出土的三件汉代刻漏来看，它们都是所谓“沉箭式单漏”，都铸造于西汉时代。这种刻漏仅只有一个盛水的容器。器底部伸出一根小管，向外滴水。随着容器内水的流失，水面降低，由浮在水面的箭舟所托着的刻箭也随之下降，由此可读出时刻。沉箭式单漏的计时准确性主要决定于漏水流出的速度是否均匀。而水流出速度又与小管处的水压成正比，即，随着水的流失，刻漏容器内的水面下降，水的流出速度也会变慢。用这样的刻漏来推动浑天仪，浑天仪的转动就会越来越慢，因而也就不可能较长久地保持浑天仪与天球的同步关系。

　　为了提高刻漏的准确性，古人想了许多办法。首先是把沉箭式改为浮箭式，即把刻漏滴出的水流到另一个柱形容器内，把箭舟和刻箭也放在这聚水器内，以刻箭的上升来反映时刻的推移。第二步是在刻漏之上再加一具刻漏，使下面的刻漏中不断有水来补充所滴出的水，这样就可使下刻漏水面的下降大大推迟，从而提高下刻漏出水速度的稳定性。这样的刻漏称为二级刻漏。如果在上刻漏之上再加一具刻漏，那么上刻漏的出水速度也就比较稳定，因而下刻漏的出水速度就更加稳定。这就成了三级刻漏。当然，还可以组成四级或四级以上的刻漏，这是后话。关键是从单漏到二级刻漏这一步。但这一步的发明，在文献和考古发掘中都没有发现什么资料和证据。

　　不过，在一篇题为《漏水转浑天仪制》的文章中描述了张衡所用的刻漏是一组三级的刻漏。这篇文章已佚，只在唐代的《初学记》卷二十五中留有三段残文。《初学记》所引残文题名前还有“张衡”二字。因此，很可能，残文是张衡的原作。这三段文字如下：“以铜为器，再叠差置，实以清水，下各开孔。以玉虬吐漏水入两壶，右为夜，左为昼。”“（盖上又）铸金铜仙人，居左壶；为金胥徒，居右壶。”“（皆）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别天时早晚。”①所谓“叠置”就是指二具刻漏上下放置，“再叠”，则当然是又加上第三具刻漏了。至于下面的聚水器（壶）分左、右两把，那是因为古代的时刻制度夜间的和白天的有所不同，因而刻箭上的刻度也有不同。所以张衡干脆就用两把聚水器。从张衡之前没有多级刻漏的记载这个事实，我们也许可以推断，正是张衡作出了从沉箭漏到浮箭漏，又从单漏到多级漏这样两步卓越发明的，而且是从单漏直接跨上了三级漏的。无论如何，张衡对我国古代刻漏技术的发展是有其贡献的。

　　《算罔论》《算罔论》一书久已佚失。唐代李贤在注《后汉书》时就指出：“衡《集》无《算罔论》。盖网络天地而算之，因名焉。”因为看不到《算罔论》，他就怀疑它根本不是一部书，而是《灵宪》一书的补充名词，即，应作《灵宪算罔论》。可是《后汉书·张衡传》文末再次述其著作名时仍只称《灵宪》，且后世引张衡著述的也无《灵宪算罔论》之称，李贤所说是没有根据的。《算罔论》应是单独的一本书。查《九章算术·少广章》刘徽注开立圆术时引有“张衡算”若干言，这当是《算罔论》的遗文。从这些遗文得知，张衡第一个否定了对圆周率的古代粗疏认识，提出了π= 10 的新值①。这个数值虽然仍很粗略，但却是进步的开始。由此才有刘徽的推进，并最后导致祖冲之的杰出发明。

　　修改历法的活动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 年），张衡去史职，改任公车司马令。这是个掌管宫阙南门，品级和太史令相同的官职，虽然他离开了太史令职位，但仍关心天文历法工作。延光二年（公元123 年），东汉朝廷内部发生了一场是否继续颁行《（后汉）四分历》的大讨论。张衡曾积极参加了这场讨论。《（后汉）四分历》是为了纠正以前行用的《太初历》的疏误，从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 年）起酝酿，到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 年）经过科学而慎重的大讨论之后才得颁行的。《（后汉）四分历》在天文数据和计算方法等方面都有许多改进。延光二年的讨论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有人提出，根据图谶，当改用甲寅元《（后汉）四分历》是用文帝后元三年为元，岁在庚辰）；又有人提出，章帝改历以后“灾异卒甚，未有善应”，而汉武帝用《太初历》后，“享国久长”，故应复用《太初历》。这两种观点提出以后，张① 后两段在《文选·陆公佐新刻漏铭》李善注中引为一段，括弧中字即据李善注所引增补。① 详见李俨：《中国数学大纲》上册。

　　衡和另一位学者周兴一起，立即和他们展开了辩论。数次辩论，对方或者无可回答，或者回答失误。史书没有留下这些一定是很精彩的辩论记录，但可以推测，张衡他们是用天文学的科学论据和对方的迷信观念作的辩驳，因为张衡、周兴二人在驳倒上述二种改历要求之后，又根据多少年的天文观测记录，提出应该行用一种比《（后汉）四分历》更准确的历法：《九道法》。张衡、周兴的提议触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讨论，进入讨论的公卿有一百多人。很可惜，张衡等人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不过要求改用甲寅元或《太初历》的提议也彻底被否决了。《九道法》现已无传，只知它是在西汉时代出于民间的一种历法，西汉末年刘歆曾对它作过改进和推广。这种历法最主要的是其中提出了定朔的概念。而在官方的历法中，直到东汉末年刘洪的《乾象历》中才有定朔概念。定朔概念的产生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大进步。由此可见，张衡的科学见解是非常高明的。

　　候风地动仪的创造经过公车司马令五年的转折，从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 年）起，张衡又回任太史令。这次任职直到阳嘉二年（公元133 年）才得升迁。在这长达七年之久的时间内，他作出了一件震烁古今的伟大发明——候风地动仪。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仪。这件仪器铸成于阳嘉元年（公元132 年）。《后汉书·张衡传》中留下了一段有关候风地动仪的简要记载。依据这段珍贵的文字，今人王振铎复原了这件驰名中外的古地震仪①。

　　多种巧艺的制作张衡还作了另外一些机巧的器械。但其制作年代不明，且其制作详情也都已失传。不过，从传下来的一些简单描述中也可推知，其机构一定是很巧妙的。

　　张衡制造过一种能飞的木鸟，类似今天的模型飞机。《广博物志》引《文士传》云：“张衡尝作木鸟，假以羽翮，腹中施机，能飞数里。”飞数里之说或许是夸张。不过即使只有数丈，那也是一个杰出的成就了，因为那是世界上第一个机械飞行器②。

　　张衡制造过指南车。《宋书·礼志》云：“指南车，其始周公所作，..至于秦汉，其制无闻。后汉张衡始复创造。汉末丧乱，其器不存。”因而后来曹魏时马钧又一次作了再创造。

　　张衡还作过一种有三个轮子的器械，《傅子》云：“张衡能令三轮独转。”张衡在所作《应间》中也说：“参轮可使自转。”不需外力而纯粹的自转是不可能的，这是件什么东西还难断定。今人孙文青《张衡年谱》引宋王应麟的话，认为是记里鼓车。记里鼓车的特点是能反映车所行经的里程，与“独转”、“自转”所强调的似乎是两回事。或许，这更象是一架风车，或水磨，因为它们是借助于自然的风力或水力驱动的，故仍可称之为“自转”。

　　① 王振铎的详细复原报告发表在《文物》1963 年2、4、5 期上，本书《科技志》中据此详细介绍了候风地动仪的内部结构。

　　② 有记载说古代墨子造过一只木鸢，能“飞三日不下”。这只能是一种风筝类的东西，而不是飞行器。无论如何，张衡被后人誉之为“制作侔造化”（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善机巧”（《后汉书·张衡传》），“性精微，有功巧艺”（《北堂书钞》卷五十五引《文士传》），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张衡也研究过地理学，根据他研究和考察的心得，画过一幅地形图。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云：“衡尝作地形图，至唐犹存。”

　　第三十三章班超马援班超、马援是东汉早期立功边区的名臣。

　　第一节班超附班勇投笔从戎班超（32—102），字仲升，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西北）人。少有大志，略涉书传。善辩，不修细节，孝谨，“不耻劳辱”。父班彪，官至兰台令史，博学多识，作《史记后传》。

　　建武三十年（公元54 年），班彪卒，合家还归乡里。兄班固继承父志，潜心研究，继续写作。人告班固“私改作国史”，明帝下诏逮捕班固。班超上书为其兄辩白。明帝诏见班超，了解详情，正巧郡县奉命将查抄班固的书送到洛阳。明帝观后，十分赏识班固的才能，便封班固为兰台令②，掌管皇家的图书，从事校书工作。班超与母随班固到洛阳。

　　班超曾为官家抄书，继而辍业，投笔叹道：“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别人皆笑之。班超说：“小子安知壮士志哉！”

　　西域与中原的关系，王莽时期中断。匈奴乘虚而入，重新控制了两域。

　　由于“匈奴敛税重刻”，西域诸国无法忍受。建武年间皆遣使求内属，要求汉朝派遣都护。光武帝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①。明帝时期，政治已经稳定，经济得到恢复，要求反击匈奴的侵扰，恢复汉在西域的统治。班超“立功异域”的心愿，适应了客观形势的要求。

　　永平十六年（公元73 年），明帝遣窦固等四路讨伐北匈奴。班超投笔从戎，随窦固出酒泉，扫荡车师一带的匈奴势力，破匈奴呼衍王于天山。班超以假司马率偏师击伊吾，与匈奴大战于蒲类海，斩获甚众。班超首战，崭露头角，受到窦固器重，因此遣他与从事郭恂出使西域。

　　开通南道班超一行走南道，至鄯善，鄯善王广对待班超毕恭毕敬，奉若上宾。但时隔不久，突然对他们疏远冷淡起来。班超判断：一定有匈奴的使者到来，使鄯善王狐疑，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乃召侍胡者诈说：“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说出了真情。班超立即扣留侍胡者，召集部下三十六人共饮。酒酣，因激怒他们说：你们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现在匈奴使者到了才几天，而鄯善王广对我们礼敬即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其部下都说：“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班超说：“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人都说，应当同从事郭恂商量一下，班超怒说：“吉凶决于今① 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班超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作注。

　　② 《后汉书·班固传》。

　　① 《后汉书·西域传》。

　　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众人说：“好。”当夜，天大风，班超率吏士奔匈奴营寨，命十人持鼓伏于匈奴营后，相约见火即鸣鼓大呼，其他人持兵器伏于匈奴营两侧。部署就序，班超顺风纵火，顿时前后鼓噪，匈奴兵大为惊恐。班超率众杀敌，亲自杀匈奴三人。匈奴使屋赖带、副使比离支等三十余人被杀，其余约百人皆被烧死。次日，告诉郭恂，郭恂“大惊，既而色动”。班超知其意，忙解释说：战胜匈奴，是使团的功劳，从事虽然没有参加战斗，一样有功，班超绝不会独霸功勋。郭恂听罢，乃悦。然后，班超召鄯善王广，以匈奴使首示之，“一国震怖”。班超说明情况，加以抚慰，鄯善王广“遂纳子为质”。

　　班超将情况报告了窦固。窦固“大喜”，将此情况报告朝廷，并且提出更选使者出使西域。明帝很赏识班超，下诏对窦固说：“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前功。”班超又当了使者，窦固欲增加其兵力。班超说：“愿将本所从三千余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为累。”是时，于寘王广德新破莎车，雄居西域南道，匈奴遣使监护其国，附近“十三国皆服从”①。班超一行，先至于寘，广德不仅礼仪甚疏，而且听信巫言，遣使向班超要求献马以祠巫。班超了解其情况，答应其要求，而令巫自来取马。巫至，班超斩其首送给广德，并指责之。广德早就知道班超在鄯善杀匈奴使团的壮举，非常惶恐，立即攻杀匈奴使者而投降班超。班超重赏其王以下官吏，镇抚于寘。于寘和鄯善是南道的两个强国，他们的归附，对于开通南道有重要意义。

　　永平十七年（公元74 年），班超来到了疏勒，离疏勒王所居寘橐城九十里。疏勒王兜题是龟兹人，由匈奴扶立为王。班超先安排田虑前去诈降，嘱咐田虑：“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投降便可执之。”田虑见到兜题，乘其没有防备，劫缚兜题。左右侍从因出其不意，都惊惧逃跑了。班超得知消息，立即至勒豪，晓谕其众，立疏勒故王兄子忠为王，疏勒国人大悦。

　　永平十八年（公元75 年），明帝卒。焉耆乘汉丧，攻杀都护陈睦。班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数发兵攻疏勒。班超拒守岁余。章帝以陈睦新没，担心班超孤单难支，下诏征班还朝。班超将还，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弇说：“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因而自杀。班超还至于寘，王侯以下皆哭泣说：“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班超的马脚，而不得行。班超从其所愿，又欲遂本志，乃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更还疏勒。疏勒自班超离去，已投降了龟兹，与尉头连兵，班超捕杀了疏勒的反叛者，击溃尉头，动荡的疏勒又安定下来。

　　建初三年（公元78 年），班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弥兵万人，攻破姑墨石城。班超乘胜平定西域诸国，上书请求增加兵力，欲攻龟兹等，并提出“以夷狄攻夷狄”之计，可以就地取给，相机行事。章帝知其功可成，于建初五年（公元80 年），以徐干为假司马，带领千人支援班超。

　　班超欲进攻龟兹，考虑到乌孙兵强，想出“遣使招慰，与共合力”的办法，得到章帝的允准。建初八年（公元83 年），任班超为将兵长史，以徐干为军司马，另派卫候李邑前与乌孙结好。

　　李邑始至于寘，恐惧，不敢西行，便上书说：攻西域不会成功，并谗毁① 《后汉书·西域传》。

　　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班超闻之，不胜感叹，“遂去其妻”。章帝不信谗言，斥责李邑，说：“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命令李邑至班超处听从调遣。并下诏班超说：假如李邑能胜任在外的工作，可以留下任用。班超即遣李邑护送乌孙侍子回京师。徐干对班超说可以照诏书办事，留下李邑。班超表示，可予谅解，不搞打击报复。

　　建初九年（公元84 年），班超发疏勒、于寘兵击莎车。初，莎车以为汉兵不出，故投降龟兹。莎车收买疏勒王忠，忠叛汉，西保乌即城。班超乃更立成大为疏勒王，发兵攻忠。半年不下，康居发兵救忠。是时月氏与康居通婚，班超遣使以锦帛送月氏王，令其劝康居罢兵。康居王遂执忠而归，乌即城降于班超。

　　元和三年（公元86 年），忠借康居兵，还据损中，与龟兹通谋，遣使诈降于班超。班超心知其诈而伪许之。忠大喜，从轻骑来见班超。班超作了准备，设宴款待。酒行，令吏缚斩忠，因破其众。

　　章和元年（公元87 年），班超再发于寘等国兵二万五千人，攻莎车。龟兹王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合五万人救莎车。班超兵少，以佯撤诱敌分兵。龟兹王听说班超撤退，“大喜”，自率万骑于莎车西界截击班超兵，命温宿王将八千骑于莎车东界截击于寘兵。班超得知龟兹王已上当，密令诸部紧急集合，鸡鸣时驰奔莎车营，对方猝不及防，惊慌奔逃，班超追杀五千余人，大获其马畜财物。莎车遂降，龟兹等退散。班超威震西域，南道从此畅通。

　　开通北道月氏曾助汉击车师有功，因而要求娶汉公主。班超“拒还其使”。月氏于是怨恨。永元二年（公元90 年），月氏遣副王谢率七万大军，进攻班超。班超兵马不多，“皆大恐”。班超却镇静自若，对吏士分析说：月氏兵虽多，但几千里越过葱岭而来，缺乏供应，不足为忧！只要收谷坚守，他们“饥穷必降”，不过几十天就见分晓。果然如班超所言，月氏攻战不胜，钞掠无所获，处境困难。班超估计月氏粮饷将尽，必向龟兹求救，便在东界设伏兵截击。月氏果然遣骑兵赍金银珠玉赴赂龟兹求救，结果被班超伏兵一网打尽。谢大惊，“遣使请罪，愿得生归”。班超放走了他们。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

　　永元三年（公元91 年），龟兹、姑墨、温宿皆降。班超升为都护，徐于为长史。更换了龟兹王。班超居龟兹它乾城，徐干屯疏勒。

　　永元六年（公元94 年）秋，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七万人，吏士贾客一千四百人，讨伐焉耆。行至尉犁界，遣使晓喻焉耆、尉犁、危须说：“都护来者欲镇抚三国。即欲改过向善，宜遣大人来迎。”焉耆王广遣左将北鞬支奉牛酒迎接班超。班超指责北鞬支。焉耆王不亲自来迎接，是你之罪。然后赐而遣之。于是焉耆王广与大臣迎班超于尉犁，奉献珍物。但他断绝苇桥，不让汉军入其国。班超避开苇桥之险，从它道过渡。七月末，进入焉耆，离城二十里，结营于大泽。焉耆王广出乎意料，大为惊恐，“乃欲悉驱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尝质于京师，密遣使告诉班超，班超斩使者，以示不信用元孟。乃约期大会诸王，声称当重加赏赐，于是焉耆王广、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余人会见班超。国相腹久等人惧诛，逃亡入海，危须王也未到。班超怒责广等说：“危须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缘逃亡？”遂令吏士缚广、汎等，于陈睦故城斩之，传首京师。遂进兵，斩首五千级，活捉万五千人，牲畜三十余万头。更立元孟为焉耆王。班超留焉耆半年，慰抚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北道重新畅通。

　　永元七年（公元95 年），和帝下诏嘉奖班超说：班超经营西域二十二年，“不动中国，不烦戍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封班超为定远侯，食邑千户。

　　班超因久在他乡，年老思归。永元十二年（公元100 年），班超上疏提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故遣其子班勇上书求归。永元十四年（公元102 年），班超妹班昭也上书，言其兄通西域已三十年，“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尽其力，以报塞天恩，迫于岁暮，犬马齿索。”力不从心。请求和帝开恩，令其兄生还朝廷。书奏，征班超还，是年八月，班超回到洛阳，拜为射声校尉。九月，病故，终年七十一岁。

　　班超一生，“专功西遐”，直到“衰老被病”才归故土。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班勇三通西域班超征返时，任尚继任都护。班超以多年的经验告诫任尚：“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任尚以为班超“所言平平”，并不放在心上。只是几年，“西域反乱”，果然“如超所戒”。永初元年（公元107 年），“因罢都护。后西域绝无汉吏十余年”。西域重新被匈奴控制。元初六年（公元119 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北匈奴与车师后部攻杀索班，略有北道。曹宗请发兵五千击匈奴，复取西域。公卿大臣多主张关闭玉门关，放弃西域。邓太后召班勇“诣朝堂会议”。

　　班勇，班超少子，字宜僚，少有父风。他既反对放弃西域，又反对发兵攻北匈奴。他建议恢复敦煌营兵三百人，恢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并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寘心胆，北鞬匈奴，东近敦煌”。诸臣先后问难，班勇一一驳回。邓太后终于听从班勇之议，“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虽复羁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

　　延光二年（公元123 年）夏，又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柳中。

　　次年正月，班勇至楼兰，不战而楼兰归附。接着，班勇又恩威并施，争取龟兹王白英率姑墨、温宿自缚归降。班勇因发其步骑万余人至车师前王庭，击败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俘获五千余人。于是，车师前部始复开通。

　　延光四年（公元125 年）秋，班勇发敦煌、张掖、酒泉六千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击车师后部王军就，大获全胜，杀虏八千余人，获马畜五万余头，俘其王军就与匈奴持节使者，斩于索班没处，以报其耻。永建元年（公元126 年），立车师后部故王子加特奴为王。班勇遣将斩东且弥王，更立其种人为王。于是“车师六国悉平”。

　　这年冬天，班勇发诸国兵击匈奴呼衍王，呼衍王逃走，其众二万余人皆降。北单于率万余骑入车师后部，到了金且谷。班勇遣假司马曹俊驰救之。单于退走，曹俊追杀其贵人骨都侯。匈奴呼衍王徙居枯梧河上。是后车师“无复虏迹，城郭皆安”。只有焉耆王元孟未归附。

　　永建二年（公元127 年），班勇请击焉耆，顺帝应允，并遣敦煌太守张朗发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合。班勇又发诸国兵四万余人，分骑两路攻焉耆。班勇从南道，张朗从北道，约期俱至焉耆。而张朗原先有罪在身，欲徼功自赎，遂先期到达爵离关，首战告捷。焉耆王元孟惧诛，逆遣使乞降。张朗径入焉耆受降而还，遂得免诛。班勇则以“后期”论，“征下狱，免”，后卒于家。

　　再通西域的意义东汉重新确立在西域的地位，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重新开通西域的原因，主要是二点：（一）汉匈势力对比发生了变化。东汉建立后，经济恢复，政权巩固。而匈奴于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 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单于比归汉，且助汉击败北匈奴。（二）汉、匈与西域关系不同。匈奴对西域“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①。西域诸国迫切要求摆脱匈奴的统治。汉则不掠取西域，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系内属”①。

　　重新开通西域，意义不亚于张骞首通西域。首先，西域与中原隔绝半个多世纪后重新开通，带有一定程度的开辟性质。其次，班超遣甘英使大秦，至条支，临大海，他涉足之地，“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大大扩展了国际交往的范围。再次，班勇写的《西域传》，是实地考察的结晶，真实可靠，是今天研究这一地区的重要历史文献。此传被《后汉书·西域传》全部采纳，范晔曾坦率地说，其传乃采班勇所记②。

　　第二节马援不为守钱虏马援（前14—49），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平陵西）人。其先祖赵奢为赵将，号马服君，子孙遂以马为姓。于汉武帝时，马家以吏二千石，从邯郸徙于茂陵成懽里。曾祖马通以功封为重合侯，坐兄马何罗反，被诛，故再也不显。祖父马宾，宣帝时为郎持节，号使君。其父马仲，官至玄武司马。马援兄弟四人，三个兄长均有才能，王莽时并为二千石，家世再次显赫。马援“少有大志，诸兄奇之”。十二岁父母双亡，马援随长兄马况至河南，学《齐诗》于颍川满昌；守章句，辞别长兄，欲到边郡从事田牧。马况鼓励他说：“汝大才，当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从所好。”适值长兄病故，马援守丧，不离墓地。后为郡督邮，送囚徒至司命府，放跑了重罪的囚徒，自己亡命于北地郡。遇赦，留在当地放牧，归附者众，“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常对宾客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因处田牧，至有牲畜数千头，谷数万斛。既而叹道：“凡殖货则产，贵其能施赈也，否① 《后汉书·西域传》。

　　① 《后汉书·西域传》。

　　② 《后汉书·西域传·论》。

　　③ 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马援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作注。

　　则守钱虏耳。”

　　王莽末年，马援曾为新城大尹（汉中太守），后避难于凉州。受隗嚣器重，任绥德将军，参与决策定计。

　　马援被派往蜀观察公孙述情况。他与公孙述是同乡、好朋友，自以为到蜀当握手欢如平生，而公孙述却大摆派头和阔气，欲授马援以封侯大将军位。随从都乐意留蜀升官，马援启发他们说：公孙述不是礼致贤士，而是装腔作势，这种人是不能久留天下士的。毅然而归。他对隗嚣说：公孙述乃“井底蛙”，“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

　　建武四年（公元28 年），马援携带隗嚣的书信到洛阳，见光武帝于宣德殿。返回陇右后，隗嚣问以东方流言及京师得失。马援称赞光武帝为人：“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隗嚣非常信任马援，遂决定遣长子隗恂到洛阳作人质。马援携家属随隗恂到洛阳。后来上书请求屯田上林苑中，得到许可。

　　隗嚣听信王元之言，犹豫摇摆。马援一再致书隗嚣，规劝他切莫动摇。

　　隗嚣怨恨马援背叛于己，得书增怒，遂发兵拒汉。

　　平定陇西隗嚣既发兵拒汉，马援乃上疏光武帝，陈述消灭隗嚣之策。光武帝采纳马援之谋，令他率突骑五千，游说隗嚣的将领高俊、任禹等人以及羌豪，陈述利害祸福，分化瓦解隗嚣集团。

　　马援又致书于隗嚣之将杨广，让他劝告隗嚣，当知利害，而回心转意。

　　杨广竟然不答。马援又劝杨广，假如隗嚣执迷不悟，可自行离去，脱离险境。建武八年（公元32 年）春，来歙率兵攻占略阳，杀隗嚣守将金梁。隗嚣率数万众围攻略阳，“斩山筑堤，激水灌城”。歙与将士固死坚守，“矢尽，乃发屋断木以为兵”①。闰四月，刘秀率兵征伐隗嚣，行至漆具，将领们以不宜远入险境，劝刘秀扎营。刘秀犹豫不决，正巧马援应召来到，刘秀“大喜”，以诸将之议问马援。马援分析：隗嚣将帅有土崩之势，兵进有必破之状。又以米堆成山川地形图，指画形势，说明进军路线，分析曲折，一目了然。刘秀高兴地说：“虏在吾目中矣。”次日早晨，窦融率五郡太守及羌、小月氏骑数万，辎重五千辆前来助战。汉大军压境，隗嚣“众大溃”，“城邑皆降”②。隗嚣逃往西城，从此一蹶不振。

　　建武九年（公元33 年），马援为太中大夫，与来歙率诸将平定凉州。自王莽末年以来，西羌多事，活动于金城郡属县，凉州不宁。来歙推荐马援治理凉州。

　　建武十一年（公元35 年），马援为陇西太守。夏，先零羌攻临洮，马援发步骑三千击破之，降者八千余人。马援把他们“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①。继而马援与马成进攻浩亹羌，浩亹羌逃奔允吾谷。马援潜行，袭击其营寨，浩亹羌大惊恐，徙居唐翼谷中。马援继续追击，浩亹羌引精兵占据北山，马援陈兵山下。夜令数百骑偷袭其后，放火烧山，一时锣鼓齐鸣，浩亹① 《后汉书·来歙传》。

　　② 《后汉书·窦融传》。

　　① 《后汉书·窦融传》。

　　羌大惊，率众溃逃。马援以兵少，不便穷追，收粮畜而归。这次战斗中，马援受伤，光武帝以玺书慰劳之。

　　这时，朝臣议欲放弃金城。马援上书反对此议，建议以金城作为据点。

　　得到同意，加强了金城郡的耕战守备。又令羌豪杨封，说塞外羌来和亲。于是郡中逐渐安定，民乐其业。武都氐人背公孙述来降，马援奏请复其侯王君长，赐给印绶。

　　建武十三年（公元37 年），武都参狼羌与塞外诸族，攻杀长吏。马援率四千余人征讨，至氐道县，羌占据山头固守，马援据便地断绝其水草，不与战，迫使羌豪率数十万户，逃出塞外，余者万余人皆降，“于是陇右清静”。马援务开恩信，宽以待下，任吏以职，但总大体而已。傍县有人发生矛盾，吏民惊言羌反，逃入城中。狄道县长来报告，要求发兵。马援估计不是羌反，命狄道县长归守官府，如果恐惧，“可床下伏”。果然稍定，郡人服之。视事六年，征入朝为虎贲中郎将。马援一再建议重铸五铢钱，光武帝同意，“天下赖其便”。他“尤善述前世行事”，讲得头头是道，使人“属耳忘倦”。又善兵策，常谋划，为光武帝所用。

　　平定交趾建武十七年（公元41 年），交趾太守苏定依法处决了诗索。诗索之妻徵侧及妹徵贰起兵反抗，攻占郡城。九真、日南、合浦“蛮夷”起而响应，攻掠岭外六十余城，徵侧自立为王。光武帝拜马援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将，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征讨二徵。大军行至合浦，段志病故，诏马援并将段志兵。马援缘海而进，随山开道千余里。建武十八年（公元42 年）春，大军到了浪泊，大破二徵，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马援追二徵至于禁溪，每次击败之，其众离散。次年正月，斩杀徵侧、徵贰，传首洛阳。马援受封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犒劳军士。

　　马援率楼船二千余艘，战士两万余人，追击二徵余部都羊等，自无功至居风，斩获五千余人，余众散亡，岭南悉定。马援以西于县有户三万二千，地远，奏请分成封溪、望海二县，得到许可。马援所过之处，皆“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他还条奏越律与汉律乖舛者十余事，加以整顿，“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

　　建武二十年（公元44 年）秋，马援班师回朝。军吏经瘴疫死者大约一半。光武帝赐他兵车一乘，朝见时位次九卿。

　　马援好骑，善于相马，曾师事于杨子阿学习相马骨法。他在交趾时，销熔所得骆越铜鼓，铸成象生马一样的模型，其“高三尺五寸、围四尺四寸”。还京时，送上之。光武帝下诏立于洛阳宣德殿下，以为名马式。

　　病死疆场马援返京，大受奖赏。友人孟冀相贺。马援说：“功薄赏厚，何能长久乎？”他想到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请求击之，说：“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孟冀称许其为“烈士”之志。

　　马援还京仅三个月，就于当年十二月率兵屯驻襄国。次年（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 年）秋，马援率三千骑出高柳，巡行雁门、代郡、上谷障塞。乌桓侦察而知汉军出动，便退散而去。马援无获而还。

　　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 年），武陵五溪“蛮”抢掠郡县。光武帝遣武威将军刘尚征讨，“战于沅水，尚军败殁。”①次年，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征讨，仍无战绩。已经六十二岁的马援请求将兵征讨，光武帝担心他年事已高，不许。马援说：“臣尚能被甲上马。”光武帝令他试骑。马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光武帝笑道：“矍铄哉是翁也！”遂令马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带领四万余众征讨五溪“蛮”。马援夜与送者诀别，对友人杜愔说：我已年老，“常恐不得死国事。今获所愿，甘心瞑目”。他只是担心权贵子弟不听调遣。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 年），马援率大军到达武陵临乡，击“蛮夷”，胜之，余众逃进竹林中。

　　马援驻军下隽县，决定选择“路近而水险”进军壶头山的路线，以为取得壶头山，就扼住“蛮夷”的咽喉，充县之敌可不攻自破。三月，汉军进至壶头山下，“蛮夷”乘高守隘，水流湍急，船不得上。适值暑热，士卒多疫死，马援也病，遂困。乃凿岸为室，以避暑气。“蛮夷”往往升险鼓噪，马援辄曳足以观之。不久，马援病死。耿舒代替马援监督诸军。

　　遭受诬陷随从马援出征的中郎将耿舒给其兄耿弇之信中，提到马援进军迟缓，坐失良机，先攻壶头山乃失策。耿弇将此信呈给皇帝。光武帝乃遣虎贲中郎将梁松前往责问马援，并代替马援监督诸军。这时马援已经病死。

　　梁松是皇帝之婿，颇为骄贵。以往有一次他去问候生病的马援，拜于床下，马援“不答”。马援因是松父之友，身为长辈而不答礼小辈。梁松则恃皇亲而记恨在心。这时马援虽然已死，他仍然怀恨，遂借故陷害。光武帝因而大怒，收回原先赐给马援的新息侯印绶。

　　以往马援在交趾常吃薏苡（植物名）的果仁（名曰薏米），用以“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回京时，以车载薏苡种子。时人以为他带回来珍宝，权贵们都怨望忌妒，只是没有及时发作。马援死后，有人上书谮之，说马援带回的是一车珍宝。光武帝更怒。马援的家属非常恐惧，不敢将马援遗体葬于旧坟地，只在城西买了几亩地掩埋了事。宾客故人也不敢来吊唁。后来马援家属才知蒙冤，经过多次申诉，才得到皇帝谅解，以丧归葬。同乡故人朱勃上书，说马援“以死勤事”，应当得到公平的待遇。词语恳切，情义可嘉。汉明帝时，图画东汉初年的名臣列将于云台，因外戚之故（援女时为皇后），唯独没有列上马援。到了建初三年（公元78 年），汉章帝才追策，谥马援为忠成侯。

　　① 《后汉书·光武帝纪》。

　　第三十四章窦融窦宪两汉之际，窦融、梁统各以所部兵力归汉，有利于统一。此后，两人的后裔发展成为显赫的外戚家族，对于东汉的政局有相当深刻的影响。

　　第一节窦融雄据河西窦融（前16—后62），字周公，扶风平陵（今咸阳市西）人。七世祖窦广国，孝文帝窦后之弟，封为章武侯。窦融高祖父自常山徙于平陵。窦融少孤，王莽时期在强弩将军王俊部下作司马，参与了镇压瞿义、赵明起义，以军功封为建武男。其妹嫁大司空王邑为小妻。全家徙居长安，“出入贵戚，连结闾里豪杰，以任侠为名”。

　　王莽末年，起义者蜂起。王莽遣太师王匡前往镇压，王匡请窦融为助军，与樊崇战于青、徐一带。地皇三年（公元22 年），窦融复从王邑征讨刘秀，大败于昆阳，逃回长安。汉兵入关时，经王邑推荐，窦融为波水将军，引兵至新丰，企图堵截起义军西进。

　　王莽失败后，窦融投降更始军，在大司马赵萌部下为校尉，后被推荐出任巨鹿太守。

　　窦融见更始政权不稳，东方扰乱，不愿出关。他的高祖父曾为张掖太守，从祖父曾为获羌校尉，从弟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对其兄弟说：“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国。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兄弟们都同意他的看法。窦融于是辞巨鹿太守，谋求镇守河西，把家属带了去。在那里，抚结雄杰，怀辑羌众，河西民心向之。

　　窦融在河西，与酒泉太守梁统、金城太守库钧、张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等结交。“推一人为大将军、共全五郡，观时变动。”一致推窦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是时武威太守马期、张掖太守任仲得知消息，解印绶离去。窦融仍居于属国，领都尉职，而置从事监察五郡。

　　河西民俗质朴，窦融“政亦宽和”，所以，“上下相亲，晏然富殖”。

　　窦融等练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惊。防羌人扰乱，击匈奴侵扰。“安定、北地、上郡流民避凶饥者，归之不绝。”

　　东向破隗嚣刘秀称帝后，窦融便想归附，因隔远而未能自通。这时隗嚣虽然采用建武年号，但“外顺人望，内怀异心”，派遣辩士张玄到河西游说，建议各自割据一方。说什么“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其土宇，与陇、蜀合从，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佗。”窦融召集豪杰与诸郡太守商议，有人认为刘秀受符命，和人事，也有其他说法，“或同或异”。窦融小心谨慎，“遂决策东向”。

　　建武五年（公元29 年）夏，“窦融遣长史刘钧奉书献马于汉。梁统等各① 本节及第二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窦融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作注。遣使随。”①这时刘秀也遣使出使河西，争取窦融等共同对付隗嚣、公孙述。双方使者遇于途中，共还洛阳。刘秀见到刘钧等很高兴，赐窦融书，称赞窦融安定河西，远见卓识，并赐黄金二百斤，授其为凉州牧。

　　窦融接刘秀书，复遣刘钧上书，陈述投顺之意。同时遣弟窦友赴洛阳面陈心迹。窦友行至高平，适值隗嚣叛汉，道路隔绝，驰还河西。窦融遣席封携书间道东行通书。刘秀又赐窦融兄弟书，加以抚慰。

　　窦融既投顺于汉，乃致书隗嚣，批评他出尔反尔，不识世务，不顾民生，要他深思逆顺之道。隗嚣不理睬。窦融乃与五郡太守共作战备，上书请战。刘秀对窦融的态度和表现颇为赞赏，并与其拉上外戚关系，说窦融乃文帝窦后家后裔，自己是窦后所生景帝之子定王之后；还说汉兵即将西进，希望窦融“以应期会”。窦融得到诏令，随即与诸郡守率兵入驻金城，进击投顺隗嚣的先零羌封何之众，大破之。只因汉兵未进，窦融乃引还。这时，梁统也与隗嚣断绝关系。

　　建武七年（公元31 年）秋，隗嚣攻安定。刘秀将兵亲自西征，令窦融等定期相会。因遇大雨，道路阻绝，加之隗嚣已经退兵，乃止军。窦融已至姑臧，得到诏令而罢归。窦融恐刘秀久不出兵，上书向刘秀建议抓紧时机，东西夹击隗嚣，若旷日持久，则易生变故。

　　刘秀接受窦融的请求，建武八年（公元32 年）夏，发兵征隗嚣。窦融率五郡太守及羌、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辆，与刘秀会于高平（县）第一（城名）。刘秀举行盛大宴会，待窦融以殊礼。任其弟窦友为奉车都尉，从弟窦士为太中大夫。双方遂一同进军，隗嚣之兵“大溃”，城邑“皆降”。刘秀因功封窦融为安丰侯，食安丰、阳泉、蓼、安风四县。封其弟窦友为显亲侯。诸将也得到封赏。封赏完毕、刘秀率众东归，窦融等西还故地。

　　放远权宠窦融兄弟并受侯爵，久专西方，惧不自安。多次上书，请求辞职。刘秀诏令挽留。等到陇、蜀已经平定，窦融受诏与五郡太守奏事京师，从者车千余乘，马牛羊被野。窦融到了洛阳，送上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刘秀还其安丰侯印绶，以诸侯位引见，“赏赐恩宠，倾动京师”。过了数月，于建武十三年（公元37 年）四月，任窦融为冀州牧，十余日后，又迁为大司空。

　　窦融自知不是刘秀的旧臣，故小心谨慎，多次辞让爵位，光武帝表示留用。窦融不敢再提请求。直到建武二十年（公元44 年），刘秀才策免窦融官职。次年，加窦融位特进。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 年），令窦融代阴兴行卫尉事，特进如故，又兼领将作大匠。其弟窦友为城门校尉，兄弟并典禁兵。窦融又要求辞职，光武帝则屡加赏赐。到了这时，窦氏一门贵显，有“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

　　永平二年（公元59 年），窦融从兄子窦林因罪下狱死。明帝多次下诏责让窦融，并“戒以窦婴、田蚡祸败之事”。窦融惶恐，复乞骸骨，被诏第养病。一年以后，窦融上卫尉印绶。后来，其长子窦穆，依仗权势，胡作非为，① 《后汉书·梁统传》。

　　矫阴太后诏，令六安侯刘盱去妇，娶其女为妻。永平五年（公元62 年），被告发此事。窦穆等免官，家属受株连而归故郡，只留窦融于京师。不久，诏诸窦悉还京师。窦融终年七十八岁，谥为戴侯。

　　第二节窦宪仗势横行窦宪（？—92），字伯度，窦融之曾孙。祖父窦穆，父窦勋均以罪被诛。建初二年（公元77 年），章帝立窦宪妹为皇后，拜窦宪为郎，稍迁侍中、虎贲中郎将；弟窦笃为黄门侍郎。兄弟亲幸，“赏赐累积，宠贵日盛，自王、主及阴、马诸家，莫不畏惮”。窦宪依恃宫掖声势，飞扬跋扈，强夺民产，就连明帝女沁水公主的园田也被他以贱价买了去。章帝过此园，得知内情，指责窦宪说：“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窦宪大为震惧。皇后为毁服深谢，良久乃得解，使以田园还给公主。章帝虽然赦免了窦宪的罪过，但也不委以重任。

　　章和二年（公元88 年），章帝卒。和帝十岁即位，“太后临朝”。下诏说：“侍中宪，朕之元兄，行能兼备，忠孝尤笃，先帝所器，亲受遗诏。”“今供养两宫，宿卫左右。”①从此，窦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窦宪以前太尉邓彪为太傅，“令百官总己以听”。他欲行何事，令邓彪报告太后，“无事不从”。又推荐“累世帝师”的桓郁“授经宫中，所以内外协附，莫生疑异”。

　　窦宪得势，往往仗势报怨。他派遣宾客杀了往昔考劾其父窦勋的韩行之子，以灵祭于窦勋坟地。都乡侯刘畅至京师奔丧时，私通于太后（即窦宪妹），窦宪怕刘畅分享宫省权力，遣人暗杀了刘畅，栽赃刘畅弟利侯刘刚，令侍御史与青州刺使考治刘刚等。后来被揭发，太后怒，禁闭窦宪于内宫。

　　征伐匈奴窦宪惧诛，自求击匈奴以赎罪。这时北匈奴大乱，加之饥、蝗并发，南单于欲乘机吞并北匈奴，要求汉朝支持。群臣多以为“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太后犹豫不定，征求征西将军耿秉的意见。他认为，“以夷伐夷，国家之利，宜可听许。”太后采纳其议。

　　章和二年（公元88 年）十月，拜窦宪为车骑将军，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次年，窦宪、耿秉各将四千骑，与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名）万余骑出鸡鹿塞；南单于屯屠河，将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稒阳塞，相约共会涿邪山。窦宪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率左贤王师子、右呼衍王须訾等，精骑一万多，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北匈奴兵众溃散，单于奔逃，追至私渠比鞮海。斩名王以下万三千级，获马牛羊骆驼百余万头。于是北匈奴八十一部率众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窦宪、耿秉登燕然山，令班固作铭，刻石颂功，记汉威德。

　　窦宪率师而还。由于北匈奴惊慌未定，窦宪派人向北匈奴单于宣明汉威，招降万余人。北单于遣其弟右温禺鞮王奉贡入于汉。窦宪嫌单于不亲自前来，奏请遣还其弟。

　　① 《后汉书·和帝纪》。

　　是年九月，遣中郎将持节到五原，拜窦宪为大将军，封武阳侯，食邑二万户。窦宪辞侯爵，受大将军印绶。旧制大将军位在三公以下。由于窦宪威权震朝廷，公卿希旨，奏宪位次“太傅下，三公上”。窦宪凯旋还京，朝廷大加奖赏。

　　窦宪兄弟“竞修第宅，穷极工匠”。永元二年（公元90 年），和帝下诏，以功封窦宪为冠军侯，并封其弟窦笃为郾侯。窦宪独不受封。七月，窦宪将兵出镇凉州。

　　北单于以窦宪遣还其弟，复遣其子至居延塞。窦宪遣中护军班固行中郎将，与司马梁讽迎之。适值北单于被南匈奴击败，受伤逃走。班固等至私渠海而还。窦宪想乘北匈奴微弱，一举消灭之。于永元三年（公元91 年），遣右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出居延塞，击北匈奴于金微山，大破之，俘获甚众，北单于逃走，不知去向。

　　被逼自杀窦宪荡平北匈奴后，威名大振，“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弟窦笃进位特进，窦景为执金吾、窦瓌为光禄勋。窦宪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尚书仆射郅寿、乐恢并以忤意，相继自杀。由是朝臣震慑，望风承旨。窦氏骄纵，以窦景为甚。其奴客也仗势“侵陵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因此，“商贾闭塞，如避寇雠。有司畏懦，莫敢举奏”。太后闻之，只是罢了窦景的官，还保留特进之位。

　　窦宪居功自傲，横行无忌。永元四年（公元92 年），受封为穰侯的邓叠与其弟步兵校尉邓磊、窦宪的贵婿射声校尉郭举等，相互交结，邓叠母与郭举得幸于太后，遂共谋杀害和帝。和帝知其谋，乃与近幸中常侍郑众定议，欲诛郭举等。因窦宪在外，恐其惧祸作乱，故忍而未发。不久窦宪、邓叠班师还京师。和帝诏使大鸿胪持节郊迎，赏赐将吏。窦宪到来，和帝幸北宫，令执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卫南、北宫，闭城门，收诛邓叠、邓磊、郭举、郭璜，皆下狱诛，家属徙合浦。遣谒者仆射收窦宪大将军印绶，更封为冠军侯。窦宪与弟窦笃、窦景、窦瓖皆遣就国，和帝以太后故，不欲有诛窦氏之名，选严能相督察之。窦宪、窦景、窦笃至国，皆被迫自杀，受株连者也都免官还乡。

　　窦宪征平北匈奴，使汉北边免受骚扰，也为东汉通西域创造了条件，故其功不可没。但他功高震主，终于被和帝逼迫自杀。范晔评窦宪，肯定其北征之功，并说：“而后世莫称者，章末衅以降其实也。”意思是，后人因其自杀也就不提其功。还称引东方朔“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之语，而寄寓悯惜之意。

　　窦宪族子窦武，灵帝时为反宦官的领袖。本编第三十九章另有传。

　　第三十五章梁统梁冀第一节梁统由河西归洛阳梁统，字仲宁，安定乌氏（今宁夏固原东南）人。他的远祖是晋大夫梁益耳。高祖父梁子都自河东迁于北地郡，曾祖父梁桥以赀千万徙于茂陵，祖父梁溥、父梁延“以明军谋，特除西域司马”。西汉末年，徙于安定郡。梁统原为郡吏。更始二年（公元24 年），召补中郎将，安集凉州，拜为酒泉太守。更始失败，赤眉军入长安，梁统与窦融等起兵保境，计议立统帅。起初共推梁统，梁统固辞，改推窦融为河西大将军。更以梁统为武威太守。梁统“为政严猛，威行邻郡”。

　　隗嚣割据陇右，惧梁统等归附刘秀，遣张玄游说梁统等，制造刘氏不再复兴的舆论，令梁统等“各据其土宇，与陇、蜀合从”。梁统则以为，“今称帝者数人，而洛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观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当。”建武五年（公元29 年），梁统遣使随窦融使者刘钧到洛阳奉贡，刘秀诏拜梁统为宣德将军。

　　建武八年（公元32 年），光武帝征讨隗嚣，梁统与窦融等率兵与刘秀会兵于高平第一。等到隗嚣失败，光武帝封梁统为成义侯，胞兄梁巡、从弟梁腾为关内侯，都遣还河西。建武十二年（公元36 年），梁统与窦融等都到洛阳，以列侯奉朝请，更封为高山侯，拜为太中大夫，四子为郎。

　　建议加重刑罚梁统喜好法律。他以为“法令既轻，下奸不胜，宜重刑罚，以遵旧典。”及上书，建议加重刑罚。朝臣多以为“隆刑峻法，非明王之急务”，而且旧法日久，不可一朝改革，否定了梁统的建议。梁统又上言和对状，还是要求改革刑法。他认为，西汉前期法律适可，“断狱益少”，西汉后期轻法减刑，“盗贼浸多”，故谓“刑轻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轨，而害及良善也”。其议被搁置了事。

　　后来梁统迁为九江太守，定封陵乡侯。在郡也有治绩，“吏人畏爱之”。卒于官。

　　子孙事迹梁统的长子梁松，字伯孙，尚光武帝女舞阴长公主，迁虎贲中郎将，嗣父爵。梁松“博通经书，明习故事，与诸儒脩明堂、辟雍、郊祀、封禅礼仪。常与论议，宠幸莫比”。光武帝卒，受遗诏辅政。永平元年（公元58 年），迁为太仆。因为私书请托郡县，被发觉而罢了官，怀恨在心。后被告下狱，死于狱中。

　　梁统的次子梁竦，字叔敬，少习《孟氏易》。“弱冠能教授”。坐兄梁松事，与弟梁恭俱流放于九真郡。后来诏还本郡。闭门自养，著书数篇，名① 本节及第二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梁统传》，凡引本传文字不另加注。曰《七序》，受到班固的好评。他自负其才，很想封侯，瞧不起州郡官职。“后辟命交至，并无所就。”章帝纳其二女为贵人，小贵人生和帝，窦后养以为子。窦氏惧梁氏得势，于建初八年（公元83 年），谮杀二贵人，并诬陷梁竦等以恶逆，而逮捕下狱。梁竦死于狱中。和帝时，窦宪兄弟伏诛，梁竦才得到昭雪。

　　梁竦之孙梁商，字伯夏。永建三年（公元128 年），梁商二女被选入掖庭，梁商被任为侍中、屯骑校尉。阳嘉元年（公元132 年），其女一为皇后，一为贵人，梁商为执金吾，位特进。三年（公元134 年），梁商拒不接受大将军。次年，才勉强受命。梁商身居要位，谦逊礼让，虚己进贤，轻财好施。“赈与贫餧，不宣己惠。检御门族，未曾以权盛干法。”

　　但梁商“慎弱无威断，颇溺于内竖”。因宦官曹节等人弄权，他让儿子梁冀、梁不疑与其交友，然宦者忌商宠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宦官张逵等人诬陷梁商与曹腾、孟贲等，“图议废立”，要求惩办之。顺帝认为张逵等人出于妒忌，故加以诛杀。

　　永和六年（公元141 年）秋，梁商病笃。遗嘱丧事从简。及死，朝廷仍然予以厚葬。他临终前，向顺帝推荐周举。顺帝从其言，拜周举为建议大夫，迁侍中、大鸿胪、光禄勋、光禄大夫等职；并采纳周举的建议，遣周举、杜乔等“八俊”巡行风俗，纠察二千石有“臧罪”者，惩治贪官污吏，其中有些是宦者亲属。

　　第二节梁冀诛杀忠良梁冀（？—159），字伯卓，梁商之子。其貌不扬，口吃，读书不多，“裁能书计”。少为贵戚，逸游、嗜酒、戏耍赌博、斗鸡走狗，无所不为。初为黄门侍郎，转侍中，虎贲中郎将，越骑步兵校尉，执金吾。

　　永和元年（公元136 年），拜为河南尹。梁冀居职暴恣，无法无天。洛阳令吕放是梁商的密友，向商谈了梁冀的恶行，梁冀受到父亲的训斥，即遣人杀了吕放；并推疑于吕放的仇家，奏请拜吕放弟吕禹为洛阳令，使捕杀仇家。

　　梁冀与高才能文的崔琦交友。崔琦引古今成败事例，规劝梁冀改邪归正，并作《外戚箴》，指出：“履道者固，仗势者危。”又作《白鹄赋》，讽刺梁冀“反复欲钳塞士口，杜蔽主听”①。梁冀不仅不接受劝告，反而杀害了崔琦。

　　永和六年（公元141 年），梁商卒，拜梁冀为大将军，其弟梁不疑为河南尹。建康元年（公元144 年），顺帝卒，冲帝即位，年仅二岁，太后临朝。诏梁冀与太傅赵峻、太尉李固，参录尚书事。梁冀口头推辞而侈暴滋甚。永嘉元年（公元145 年），冲帝卒。李固以清河王刘蒜年长有德，建议梁冀立以为帝，梁冀“不从”②，而立年仅八岁的刘缵，是为质帝。质帝少而聪慧，知梁冀骄横，当着朝臣，瞪着梁冀说：“此跋扈将军也。”梁冀为此深恶之，遂使人进鸩加煮饼，质帝即日毒死。

　　复议立嗣，李固、赵戒、胡广、杜乔等皆主张立清河王刘蒜。曹腾等反对。梁冀会见公卿，声色俱厉，听不得不同意见，后令“罢会”①。会后，李固坚持己见，梁冀更怒，令太后“先策免”李固。然后与太后定策，立刘志为帝，是为桓帝。

　　梁冀忌恨李固，指使人诬蔑李固假公济私，勾结同伙，钻营官职。梁冀据此请求太后杀李固。太后罢了李固的官职。建和元年（147 年），清河刘文谋立清河王刘蒜为帝，其事败露，刘文被杀，刘蒜被贬为尉氏侯。梁冀指使有司诬蔑李固与刘文同谋，投李固于牢狱。其门生王调、赵承等数十人为李固鸣冤。太后了解李固实属冤枉，赦免出狱。梁冀闻讯大惊，坚持将李固处死②。

　　大司农杜乔不畏权贵，多次顶撞梁冀。梁冀向杜乔借观金蛇，被杜乔拒绝。梁冀令公卿为其小女儿会丧，公卿皆奔丧，唯杜乔抗命不去。梁冀妹纳为后，梁冀索求黄金二万斤等厚礼。已迁为光禄勋的杜乔，据执旧典而不听。梁冀欲拜氾宫为尚书，杜乔以氾宫“臧罪明著”，不肯用。梁冀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刘文谋立事败露后，梁冀指使有司诬蔑杜乔与刘文交通。结果杜乔被罢了官。梁冀逼令杜乔自杀，杜乔不从。梁冀便使人将杜乔逮入狱中，杜乔冤死。

　　① 《后汉书·崔琦传》。

　　② 《后汉书·李固传》。

　　① 《后汉书·李固传》。

　　② 《后汉书·李固传》。

　　就是跟梁冀走的人也难免受祸。“为世通儒”的马融，曾为梁冀起草诬陷李固的奏章，但因为马融不能事事顺从，有时忤旨，梁冀便让有司奏马融犯有贪污罪，“免官，髠，徙朔方”。

　　挥霍无度梁冀之妻孙寿，色美而善为妖态，梁冀也奇装异服，扮演风流。梁冀靠孙寿取得了一些权位，并与孙寿巧取豪夺，不择手段地勒索财物。当时四方调发，岁时贡献，都是先送到梁府，然后才轮到皇帝。吏人行贿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梁冀还遣人交通各族，“广求异物”。他霸占人家妻女，殴打吏卒，“所在怨毒”，怨声载道。

　　梁冀大兴土木，营造宅第园囿。孙寿仿效，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梁冀夫妇建造的亭台楼阁，豪华异常，难计其数，占地甚广。两人共乘辇车，前呼后拥，游乐其间，日以继夜。“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所起兔苑，“经亘数十里”，征发民工，几年才修成。所养兔子，如被误伤，则置人于死地。曾有西域商人误伤一兔，“坐死者达十余人”。梁冀还在洛阳城西起别第，“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

　　权压皇帝建和元年（公元147 年），桓帝立梁冀妹为皇后。这样，皇太后、皇后均为梁冀的姊妹，其权势更加牢固。桓帝益封梁冀一万三千户，并增大将军府属官，倍于三公。又封其弟梁不疑为颖阳侯，梁蒙为西平侯，其子梁胤为襄邑侯，各万户。和平元年（公元150 年），益封梁冀一万户，“并前所袭合三万户”。封梁冀妻孙寿为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岁入五千万，加赐赤绂，如长公主。

　　元嘉元年（公元151 年），朝议对待梁冀之礼。有司奏请梁冀“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礼仪比萧何”。增封为四县，“比邓禹”。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霍光”。朝会时，另坐一席。但梁冀还觉得“礼薄”，内心不悦。他独断一切，抓权不放。甚至官吏升迁必须先到梁冀家谢恩。辽东太守侯猛，任命时未谒见梁冀，梁冀“托以它事，乃腰斩之”。吴树被拜为宛令，到梁冀家谢恩辞行。到任后，“因诛杀梁冀宾客为人害者数十人”，梁冀深怨之。后吴树迁为荆州刺史，到梁府辞行，被梁冀鸩酒毒死。

　　当时，郎中袁著愤恨梁冀凶横，上书桓帝建议让梁冀致仕，交出大权。

　　梁冀知道后，密遣人逮捕袁著。袁著乃变易姓名，后托病伪死，但还是被梁冀捉到，悄悄杀死。袁著的学生被其侮辱，朋友郝絜、胡武也被害死。胡武家受株连者六十余人。

　　梁冀指使众人上书桓帝，荐其子梁胤为河南尹。梁胤一名胡狗，时年十六，“容貌甚陋，不胜冠带，道路见者，莫不嗤笑”。其叔梁不疑为梁冀的行为感到羞愧，遂让位归第，闭门自守，梁冀不欲令与宾客交通，而害其交往者。至永兴二年（公元154 年），梁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预”。

　　梁氏灭族梁冀以援立之功，狂妄自大，操纵桓帝，桓帝内心不平。延熹元年（公元158 年），太史令陈授陈述日食灾异之变，咎在梁冀。梁冀得知，害死陈授。桓帝由此发怒。这时梁冀又欲认邓贵人为己女以自固。实际上，邓贵人名猛，其母宣改嫁于梁纪（梁冀妻舅）。梁冀欲达到目的，害死知情人，又欲杀宣，被中常侍袁赦发觉，使宣得知报告了桓帝。桓帝大怒，决心除掉梁冀。

　　桓帝与中常侍单超、唐衡、左悺、徐璜、具瑗等人，共同谋诛梁冀。梁冀怀疑单超等人的行为，乃使中黄门张恽入省宿，以防其变。具瑗以“辄从外入，欲图不轨”的罪名逮捕了张恽。桓帝使黄门令具瑗率兵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梁冀宅第。又使人收梁冀大将军印，徙封他为景都乡侯。梁冀与其妻孙寿自杀。梁、孙两氏的亲友皆受株连，“无少长皆弃市”，其他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致使“朝廷为空”。事发突然，朝野鼎沸，“百姓莫不称庆”。“县官没收梁冀的财货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散其苑囿，以业穷民。”

　　第三十六章班固王充蔡邕班固、王充、蔡邕是东汉时期卓有成就的著作家。其中，班固和蔡邕既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王充是思想家。

　　第一节班固班固的生平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是班彪之子。班彪见另传。

　　班固九岁能写文章诵诗赋，十六岁至二十三岁游太学。治学不拘于章句，着重领略大义。

　　建武三十年（公元54 年），班彪病死，留下了遗作《后传》。班固此时二十三岁，离开太学，返乡为父守丧，并检阅其父所作《后传》的手稿。此后，他感到“彪所续前史未详”，于是反复思考，欲继承和发展前人的史学事业，自永平（公元58—75 年）初年起，着手撰写《汉书》，专写西汉一代二百三十年的历史。这是适应大一统的时代需要而编撰的。自司马迁撰《史记》之后，统一的西汉皇朝由盛而衰，经绿林赤眉起义和王莽篡权，西汉灭亡，东汉又随之兴起。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总结历史经验，在政治上作出对策；另方面又借助思想文化加强思想统治。史学为适应历史需要，只是补续《史记》是远远不够的。班彪的《王命论》和《后传》也只是适应临时之需，未能承担历史使命。班固写西汉全史，给大一统的西汉皇朝以突出的历史地位，总结它的兴亡盛衰及成败得失，才完全适应了历史的需要。

　　就在班固着手编撰《汉书》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 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关进了京兆监狱，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担心他受委屈而难以自明，便上书，在汉明帝面前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之处。兰台的令史共有六名，秩六百石，掌管和校定图书是其职责。

　　班固做了兰台令史，便和陈宗、尹敏、孟冀等人共同撰成《世祖本纪》，这是写汉光武创立帝业的历史。班固因此升迁为郎。他又撰写开创东汉的功臣列传以及平林、新市、公孙述等载记，共二十八篇，送呈朝廷。这些著述，都被后来官修的《东观汉记》所采用。完成上述著作后，他又在汉明帝指使下继续撰写《汉书》。他在散文赋《答宾戏》中，表示决心“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先后历时“二十余年”，至“建初（公元76—84 年）中”，完成了大部分著述任务。“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班固自为郎之后，“遂见亲近”。当时建都洛阳，而关中耆老犹望迁都长安。班固乃作《两都赋》，呈给汉明帝，“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西都赋》和《东都赋》都是宏篇巨制。及汉章帝雅好文章，班固更加“得幸”，多次入宫与帝论学。据说“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建初三年（公元78① 本节主要依据于《汉书·叙传》及《后汉书·班彪附固传》，凡引此两传文字不另加注。年），班固当了玄武司马，秩比千石，掌管守卫玄武门。次年，章帝于洛阳北宫白虎观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异同。班固担任记录，会后奉命根据记录编纂成《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德论》或《白虎通》）。这书是董仲舒以来儒家学派的法典性著作。

　　元和元年（公元84 年），北匈奴愿与汉人“合市”①，并要求“和亲”。章帝诏问群臣。议者意见不一，或以为匈奴“变诈”，不予理睬。班固发议：根据历史经验，应当通使修好，“上可继五凤、甘露致远人之会，下不失建武、永平羁縻之义”。章帝允许北匈奴前来“与汉贾客交易”，地方官府“赏赐待遇之”②。这大概与班固的建议有关。

　　永元元年（公元89 年），南匈奴单于向汉请兵征伐天灾人祸频仍的北匈奴。窦宪因罪惧诛，自求讨伐北匈奴以赎罪。窦太后乃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出征北匈奴。班固为中护军，参与谋议。汉军与南匈奴兵等大胜，出塞三千余里，追至燕然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班固奉窦宪之命，刻石勒功，记汉威德。次年，北匈奴单于遣使向汉请求和亲，窦宪奏请派遣班固行中郎将事，带领数百骑出居延塞迎接北匈奴单于。适值北匈奴单于被南匈奴击败逃走，班固到了私渠海（今杭爱山南）闻知对方情况，只好返回。

　　永元四年（公元92 年），窦宪因外戚专权而被和帝夺了兵权，被迫自杀。班固也由于和窦宪关系密切，而受牵累罢了官。班家奴仆以往曾仗势侮辱过洛阳令种兢。种兢起初因畏窦宪而含怒未发，待至窦宪垮台及班固失势，便将班固逮捕入狱。不久，班固死于狱中，年六十一岁。

　　班固去世时，《汉书》功亏一篑，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和帝令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续成之，班昭续成八表，《天文志》由马续奉诏完成。可以说，传世至今的《汉书》，是经由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四人撰写，历时几十年才毕其功的；当然，其中最主要是班固二十余年心血的结晶。班固除编撰《汉书》外，还有很多诗赋文章，明代张溥曾辑《班兰台集》，近人丁福保辑有《班孟坚集》。

　　班固的辞赋班固的辞赋很有成就。他写骚体赋；也写咏物小赋，最著名的是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式的大赋。汉武帝好辞赋，其时辞赋高度发展，形成兴盛的文章风尚。宣帝亦好辞赋，并有所评论，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辨丽可喜”；认为辞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虽有所肯定，但亦比之于倡优博弈，视为“小道”。扬雄“少而好赋”，后来则以为类似“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他认为赋的讽谕作用甚微，而“不免于劝”。他不“尚辞”而“尚事”，以为“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法言·吾子》）。赋以辞胜，辞是赋的特点和优点。有一类赋如司马相如的大赋，本来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行人之辞和纵横家之辞。扬雄根据自己创作辞赋的经验，对辞赋的评价实际是可信的。班固处于汉室的中兴时期，作《两都赋·序》，再一次评论辞赋的价值，认为“赋者古诗之流也。”它与诗歌一样是“润色鸿业”，为统治者的政治服① 《后汉书·南匈奴传》。

　　② 《后汉书·南匈奴传》。

　　务的。他具体地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要也。”他极力提高辞赋的历史地位，认为辞赋的兴盛，“而后大汉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他所以作《两都赋》却非倡优博弈之戏可比，而是解决重大的建都问题的。《两都赋》指《西都》、《东都》二赋，西都之宾盛夸西都长安，为周秦汉三代名都，汉“肇自高而终平，世增饰以崇丽，历十二之延祚，故穷泰而极侈”；东都主人盛夸东都洛阳，而语“建武之治，永平之事”，开国立制，归于节俭，以说服西都之宾，实后汉初期的一篇阿颂之辞。到后汉，辞赋的形式已成定局，一般堆砌词藻，连类并举，全面铺陈，以达其“劝百而讽一”的旨趣，班固的《两都赋》亦不例外。

　　班固的传记文学在传记文学方面，班固也是一把好手。在《汉书》里，有不少这方面出色的作品，举例来说，《李广苏建传》写李广、苏建、李陵、苏武四人。其中写李广，基本用《史记》文，但有删改，有增益，有移易段落者。写李陵则几乎重写，利用《史记》者极少。从此传可以看出，班固并不只是概括地叙述史事，而亦不排斥细致的描写。此传写出了一个英勇战斗、以寡敌众最后失败的英雄，并同情司马迁对李陵的看法，引用了司马迁的话，说：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糵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此传详细描写李陵的战斗实际为司马迁给李陵辩护强有力的证词。它的具体描写，是文学性很高的史文。

　　班固写苏建，基本为《史记》文，增末句引出苏武，目的在新写《苏武传》，此为《史记》所无。《苏武传》也是有文学性的史文，是班固的新创。它表现出另一个英雄形象，出使匈奴十八年，千辛万苦，始终不屈，终有匈汉和解得以归汉的一日。它写苏武迎汉李陵送别的场面最为动人：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壹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催，士众灭兮名已聵。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兮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这是李陵的自辩和自责，可见李陵原无投降匈奴之意，只是因为汉武帝听信流言蜚语随便杀了李陵全家，使李陵无以自明，无路可走而不得不耻辱地留居匈奴，直到匈汉和解苏武还朝才有机会吐露自己的心情。这段悲壮的描写，使二千年后读者认识到这场悲剧真正的根源只是汉武帝封建主义的无情和黑暗的专制。

　　《李陵传》和《苏武传》是《汉书》后部分突出的传记文学。

　　《汉书》在史学上的贡献班固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在史学方面，他所著《汉书》，是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共一百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主要记述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 年）二百三十年的史事，个别篇章贯通古今数千年（如《古今人表》和十志）。全书八十余万字。它承袭了《史记》的体例而有所变化，《史记》是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汉书》则是纪、表、志、传四体，改“书”为“志”，舍弃“世家”，体例较为严整。它为断代体“正史”定下了格局，遂为后代正史不祧之宗。我国传世的“廿四史”，除《史记》和《南史》、《北史》外，都是沿用《汉书》的体例。详赡是《汉书》的一大特点。《汉书》中有关武帝以前的史事，多采自《史记》，甚至有抄袭之嫌，但实际上补充了很多内容，也有些删改。例如，《汉书》增设了《惠帝纪》和贾山、李陵、苏武、张骞等传，创立《古今人表》和刑法、五行、地理、艺文等志；萧何、韩信、刘安等传中，增加了不少史料，特别是在一些纪、传中记载了很多诏令、奏议、诗赋、文章。这就大大地丰富了汉代史的内容。武帝以后的记载，大概是缀集班彪《后传》及各家续《史记》之作，加以编撰而成。各家所作及《后传》早已散佚，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从班彪的《前史略论》“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来作推敲，《后传》大概只有纪、传，而无表、志。看来，班固写武帝以后史事的任务也是艰巨的，撰十志尤非易事。

　　从《汉书》的总体来看，十二纪写西汉十二世君国大事，记明年月，多列事目，不写细节，起提纲作用。八表，有六个王侯表是从《史记》中的汉王侯表发展起来的；《百官公卿表》比之《史记·将相名臣表》丰富得多，既叙述秦汉官制演变，又记录汉代三公九卿的任免；《古今人表》把远古至楚汉之际的人物列为九等，未列汉人。十志，是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记述古代政治、经济制度及文化思想史。七十传，先专传、合传，后类传，记载西汉各种人物、各个民族及邻近诸国，末尾传写王莽及《叙传》。

　　十志最体现《汉书》的详赡。《食货志》记述西周至王莽时期的农业、农政、货币和财政的情况。《刑法志》记述西周至东汉初年的军制和刑法的历史变化。《地理志》概述古今地理沿革，汉代政区，以及各地区的范围、山川、户口、物产、风习和中外交通。《沟洫志》记述古今水利事业，详载了贾让的治河三策。《礼乐》、《郊祀》二志记载历来的礼乐文化和祭祀制度。《天文》、《律历》二志记有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五行志》详记了自然界古今很多的灾异现象。《艺文志》吸收了刘歆《七略》的成果，著录了西汉末年皇家藏书的情况，并综述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和短长。这些详细的记载，把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自然史的著述，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的内容，对后世纪传体史书的志影响很大，对后来《通典》、《文献通考》的影响也不小。

　　《汉书》所记民族历史，比《史记》增多了。它把《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汉朝与西域间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史，西域几十个地区或国家的历史，为研究我国古代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这样的记述，为后世正史所取法，形成了一个优良的传统。故《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有“文赡而事详”之誉。

　　大一统和正统思想是《汉书》的又一大特点。首先，它肯定大一统，给统一的汉代政权和多民族统一国家以应有的历史地位。秦汉的一统，在我国历史上有重大意义，《史记》已写出了中国古代趋向统一的历史大势，但尚未完整地记载汉代统一的历史。《汉书》吸收了《史记》的经验，加以改进和发展，从时间、地域、人事、思想文化诸方面详述汉代统一，给汉代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歌颂一统大业，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其次，它推崇汉为正统。《汉书》写道：“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尚）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高帝纪》）神化刘邦兴汉符合天命。同时又否定被汉取代的秦朝和篡汉的王莽政权都不符天命，只是“余分闰位”（《王莽传》），没有合法的历史地位。这种封建正统观念，是非历史主义的，它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故后世封建史家有正闰之论。同时，它卑视非汉的政权和非帝系的人物。秦末农民大起义对于汉之代秦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史记》将陈涉列于“世家”，将项羽列于“本纪”，给以较高的历史地位；而《汉书》则将陈涉和项羽一律列于“传”。王莽建立过政权，且不论其政治得失，就体例而言，也应当入纪，而《汉书》只列于“传”。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的正统思想。《汉书》的大一统和正统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今应当审慎地予以分析批判。

　　再次，它独尊儒学思想。《汉书》评司马迁曰：“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司马迁传》）这正表明它以“圣人”之是非（实即封建正统思想）为准则。它独尊儒家和《六经》，把诸子、诗赋视为“《六经》之支与流裔”（《艺文志》）。它把凡是结宾客、广交游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势力的人都称为游侠，斥其为“背公死党”（《游侠传》），它谈谋生之道，也强调封建等级，说“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要求老百姓“贵谊（义）而贱利”（《货殖传》）。这种与司马迁《史记》对立的观点，确是宣扬封建专制主义的正统思想。

　　还有，它杂有神学色彩。汉代统治者有意宣扬天人感应论和五行灾异说，故使全社会和学术界都程度不等地受了影响，《汉书》作者也难幸免，故它在记述史事中，往往夹杂这种思想和说教。如讲汉得“天统”，汉为“火德”，讲五行灾异，天变与人事的符应（见《天文志》、《五行志》），这种思想渗透于其书。不管作者是有意或无意，写得多或少，实际上是在起了一定的宣扬天人感应论和五行灾异说的作用，而为汉朝封建统治服务。

　　《汉书》因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深为后世学者所重视，历来研究它的学者甚众，颜师古的《汉书注》、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以及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窥管》、陈直的《汉书新证》等，都对汉书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二节王充王充的生平王充（公元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祖先为魏郡元域（今河北大名县）王氏家族。先辈曾几世从军有功。祖上以军功受封于会稽阳亭（今址不详），不久因故失爵，就此定居在那里。此后他家或务农，或经商，并有世代任侠的传统。

　　王充家境贫寒，困难的环境使他很早成熟。儿童时“恭愿仁顺，礼敬具备”。六岁开始习字，八岁出入书馆。稍长，王充开始学习《论语》、《尚书》，一日可背诵千字。青年时期入太学读书，曾以班彪为师。

　　刚刚成年的王充，就承担起养家重任。先是回乡以教书为业，在地方官府做过小官吏。大约三十岁以后，他辞官家居，潜心著述，作《讥俗》、《节义》十二篇，著《论衡》八十篇，二十余万言。

　　元和三年（公元88 年），他六十岁，为避祸举家迁往扬州郡，转徙于丹阳（今安徽宣城）、庐江（今安徽庐江）、九江（今安徽寿春）等地。此间扬州刺史董勤曾召他任从事，又转任治中，不久退职回家。章和二年（公元88 年），同郡友人谢吾夷上疏章帝，推荐王充，章帝特命以公车待诏。王充以病为由，推辞不就。

　　王充晚年贫病交困，无人帮助。他写下了最后的著作《养性》十六篇。

　　七十岁以后，王充病逝于家中。

　　自然无为的唯物主义思想王充继承朴素唯物主义传统，他对天地的性质做了唯物主义的说明。他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夫天者，体也，与地同。”不论天是体，还是含气的自然，都从根本上肯定了天地的自然物质属性。

　　从天地的物质属性出发，王充阐发了天地自然无为的理论观点。所谓天地自然无为就是：“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他认为天地的运行是一个自然变化过程，不具备任何精神作用，人和万物都是在天地运行中自然产生的，是“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而绝非“天地故生人”，“天故生万物”。他用气和气化说解释万物的生成变化，丰富了古代的朴素唯物论。

　　在天人感应说甚嚣尘上之时，王充的天道自然无为思想具有鲜明的战斗性。

　　他首先对当时盛行的君权神授之说和谶纬符命的种种神异传说做了有力驳斥。王充对于当时流行的刘邦母与蛟龙感而生刘邦的传说，大胆提出异议。他说：“含血之类，相与为牝牡。牝牡之会，皆见同类之物。今龙与人异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对美化统治者的符瑞说，如周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鱼、赤乌而受命等神话，王充用偶然巧合加以解释：“文王当兴，赤雀适来；鱼跃鸟飞，武王偶见。非天使雀至白鱼来也。”

　　谴告说是汉代天人感应论的核心。王充对它进行了重点批驳。灾异说特① 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王充传》和王充《论衡》，凡引上述传文者不另作注。别重视日食、月食，认为这是统治者失德所致。王充指出：“在天之变，日月薄蚀，四十二月日一食，五月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未必人君政教所致。”对于所谓旱灾是天神对人君骄横暴虐的谴责，涝灾是天神对君主迷恋酒色的惩罚，虫食谷物、老虎吃人是天神对官吏为奸的警告等等神学呓语，王充都予以有力的批驳。他还运用矛盾律对谴告说进行总的清算：“天能谴告人君，则亦能故命圣君。..今则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废德，随谴告之，何天不惮劳也。”

　　王充还追究谴告说产生的原因及其实质，说：“《六经》之文，圣人之语，动言天者，欲化无道，惧愚者。欲言非独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犹以人心，非谓上天苍苍之体也。变复之家，见诬言天，灾异时至，则生谴告之言矣。..上天之心，在圣人之胸，及其谴告，在圣人之口。”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

　　无神论思想鬼神之说是儒家祖先崇拜的立脚点，是古代较为普遍的世俗迷信。王充针锋相对地提出“死人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的无鬼论主张。

　　王充首先从形神关系上对无鬼论加以论证：“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强调“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王充从物质决定精神的哲学观念入手，否定鬼的存在。这为后来范缜的神灭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对于无鬼说，他还做了一个风趣、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从古以来，死者亿万，“计今人之数，不若死者多。加人死辄为鬼，则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见鬼，宜见数百千万，满堂盈廷，填塞巷路，不宜徒见一两人也。”

　　王充用生理和心理的原因说明鬼神怪念的产生：“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人病则优惧，忧惧则鬼出。..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所谓鬼不过是人们由于疾病、畏惧而产生的一种幻觉而已。这个说明很接近客观实际。

　　王充还把无鬼论引入薄葬说，批判了儒家的厚葬。他指出，只有“明死人无知”，才能定“厚葬无益”①。王充克服儒、墨两家学说的片面性，把薄葬主张与无鬼论结合起来，使这一主张立足于坚实有力的理论基础之上。王充用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的朴素辩证思想，否定了成仙得道、长生不死等迷信。他推论道：“有血脉之类，无有不生，生无不死。..夫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始。”因而“诸学仙术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这对于沉迷此道的封建帝王及众多信男信女，无异当头棒喝！

　　当时各种迷信禁忌之说盛行，举凡盖房迁居、丧葬嫁娶、沐浴裁衣等等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情都要择良日，卜吉凶，唯恐得罪鬼神，触犯忌讳，招来祸患。王充在《论衡》中，专门写了《四讳》、《■时》、《讥日》、《辩祟》、《难岁》、《诘术》、《解除》、《卜筮》等篇章，一一对世俗迷信的各种说法作了批驳。如说“或有所犯，抵触县官，罹丽刑法，不曰过所致，而曰家有负。居处不慎，饮食过节，不曰失调和，而曰徙触时。死者累属，葬棺至十，不曰气相污，而曰葬日凶。有事归之有犯，无为归之所居。居衰宅耗，蜚凶流尸，集人室居，又祷先祖，寝祸遣殃。疾病不请医，更患不修行，动归于祸，名曰触祸”，实在是舍本求末的行为，是“用知浅略，原事不实，俗人之材也”。这是非常清醒的药石之言，不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有指点迷津的作用，就是在今天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王充对卜筮迷信也有所批判。他认为人世间的祸福吉凶，决定于人事，也决定于时命，唯独不决定于鬼神。他说：“行尧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灾消灭，虽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纣之行，海内扰乱，百祸并起，虽日逐疫，疫鬼犹来。..夫论解除，解除无益；论祭祀，祭祀无补；论巫祝，巫祝无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这是可贵的见解。

　　为什么会产生诸多忌讳迷信之说呢？他认为：一是统治者神道设教，“明与鬼神同意共指，欲令众下信用不疑”；二是人们对于吉凶祸福产生种种错觉，把许多巧合事件作为吉凶的根据；三是搞迷信者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积祸以惊不慎，列福以勉畏时”，是在“惊惑愚暗，渔富偷贫”。所以说，“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

　　实知的认识论思想对于知识来源问题，王充否认生而知之的观点。他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基础，知识源于后天的学习。他申明：“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学之乃知，不问不识。”用认识论划清了与先验论的界限。

　　对于儒者论圣人“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离奇妄语，在《实知》里用孔子不能先知先觉的十六件事实加以诘难。如“匡人之围孔子，孔子如审先知，当早易道，以违其害。不知而触之，故遇其患。”又如“子入太庙，每事问”，如果真的生而知之，又何劳询问呢？

　　王充还强调实践对于知识技能的决定作用：“齐都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日见之，日为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尝见，巧女未尝为，异事诡手，暂为卒睹，显露易为者，犹愦愦焉。方今论事，不谓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尝过，而曰知不达，失其实也。”这是把实践纳入认识论的高见。

　　王充还强调感觉经验的可贵，也看到了直观感觉的局限性，因而提出要想得到正确的知识，还必须经过一个“揆端推类”、“以心原物”的逻辑推理和思维判断过程。他说：“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推断是非，“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这把古代唯物主义认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

　　王充在认识论中提出的“效验”，就是用事实来检验言论的当否。他认为：“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终）不见信。”这个观念的提出，提高了王充辨别是非的水平，也增强了王充论定是非的能力。王充用“以心原物”和“效验”的方法，对儒家经传虚妄失实之处提出质询和攻讦。

　　王充认为，古书传说中的尧、舜、禹、汤、文、武之治，都经过了增饰与放大。他在《语增》、《儒增》、《艺增》等篇章中列举出很多经传及传说中美化上古之世的实例加以反驳。比如：儒书里面“称尧、舜之德，至优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遗在成、康，刑错不用四十余年”；可是，又写有尧、舜、文、武、成、康用兵征伐之事。尧、舜、成王既然大动干戈，四出征伐，怎么可能“一人不刑”，“刑错不用四十余年”呢？另外所谓“武王伐纣，兵不血刃”，“尧舜之俭，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等等说法，他都认为是在夸大其词。他正确地阐明，这些说法的本意是要褒美先王，但是“为言不益，则美不足称；为文不渥，则事不足褒”，夸张、虚美是起不到预期宣传效果的。

　　王充在批判“好褒古而毁今，少所见而多所闻”的尊古卑今之论时，表述了今胜于古的历史发展观点。他把周与汉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夫实德化则周不能过汉，论符瑞则汉盛于周，度土境则周狭于汉，汉何以不如周？”理直气壮地声言当今胜于三代盛世。

　　王充很少偶像崇拜。为了求真求实，他把质询的矛头指向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在《问孔》中，他揭示出孔子学说中的多处矛盾。

　　王充自己对《论衡》的写作旨意做了明确说明：“《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求真求实是王充理论学说的根本出发点，是《论衡》一书的灵魂。

　　王充思想局限和内在矛盾王充的进步思想，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但也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和十分明显的内在矛盾。

　　王充在《论衡》中用《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等篇章颂扬汉朝的历史功绩，这对于战胜复古倒退思潮，推进社会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其“宣汉”用意真诚，无可怀疑；所谓“宣汉非出本心”的说法，是一种误解。但是，王充宣汉很少使用历史的方法，却把瑞应说当作最得力的武器。这就产生了他思想中的一个矛盾——反对感应论与宣扬瑞应说，对瑞应说时而赞同时而反对的矛盾。在《恢国》中，甚至重弹“高祖母妊之时，蛟龙在上，梦与神遇”的滥调。

　　王充用元气自然论，批驳了神学目的论。但在人的穷通祸福和社会的治乱兴衰上，由于他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懂得在社会本身寻找原因，只好拾起命定论武器，说人“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这种命是在娘胎里就决定了的，人们对此根本无能为力：“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修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祸。”由个人的命定推而广之，他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系于时数：“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教之行废，国之安危，皆在命时，非人力也。”这个论断的要害，是除了命或时数之外，人事与社会因素都与国家治乱安危无关。甚至还说：“国之危殆灾害，系于上天。”从中我们看到他从依违于循环论和天命论之间，最终滑向天意史观的轨迹。这造成了他思想中另一个重大矛盾。即在命运面前无所作为的悲观思想，在从畏天、戡天到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进程中，它是一个严重的历史倒退。这是王充思想中的最大弱点。

　　王充在否定有鬼论的同时主张有妖说，这妖怪到处存在：“天地之间，妖怪非一，言有妖，声有妖，文有妖。或妖气象人之形，或人含气为妖。象人之形，诸所见鬼是也；人含气为妖，巫之类是也。”承认妖的存在是王充向迷信妥协的表现，这同承认人死为鬼在实质上并无二致。因此，有妖论成为王充思想的一大芜累。

　　承认王充思想中的缺陷与矛盾，不论是源于他所处时代科学与思维的不发达；是源于他阶级地位的限制；还是源于他稍嫌严重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都不能因此而否定他贡献出那么多至今还闪耀着真理光芒的思想瑰宝。

　　第三节蔡邕①蔡邕家世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县（今河南杞县西南）人。六世祖蔡勋，好黄老，汉平帝时为郿县令。王莽篡汉，拜蔡勋为厌戎连率（陇西郡守）。蔡勋面对印绶，仰天叹道：“吾策名汉室，死归其正。”祖父蔡携，字叔业，汉顺帝时“以司空高弟迁新蔡长”。父蔡棱，字伯直，“处俗孤党，不协于时，垂翼华发，人爵不升”。行为清白，谥曰：“贞定公”。

　　蔡邕笃孝。母尚滞病三年，他侍母“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里“高其义”。

　　政治活动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 年），蔡邕步入仕途，先在司徒桥玄府干事，受到桥玄的器重，出补河平长。不久，召拜为郎中，校书于东观，进而迁为议郎。

　　先是，朝议认为“州郡相党，人情比周”，规定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互相监临。到了这时，又制订了“三互法”，规定诸州郡行政长官，不仅不能任用本籍之人，而且两州人士及婚姻之家也不能交互任官。其目的是防止官吏来互相勾结庇护。但“禁忌转密，选用艰难”，致使幽、冀两州，欠缺不补。所以，蔡邕上书皇帝，指出幽、冀两州官职欠缺不补，耽误了政事，就是因避“三互法”。他建议赶快突破禁令，选用人才，安置诸州刺史。结果，他的建议如石沉大海。

　　灵帝时，天灾连年不断，雷霆、疾风、地震、陨雹、蝗灾等，往往数害并发，加之鲜卑不时侵扰，百姓赋役加重。熹平六年（公元177 年）七月，灵帝制书“引咎”，要求群臣各陈政要及当务之急。

　　蔡邕上书，陈述七事。第一，行祭“宜如旧典”。他说：郊祭“五帝”，是为了“导致神气，祈福丰年”；庙祭祖宗，是为了“追往孝敬”。这些都是帝王的“大业”，应当排除一切禁忌，按故典行祭。第二，广开言路，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他认为，国之将兴，能听到至言，从而“内知己政，外见民情”。第三，广求贤才，“以劝忠謇”，“博开政路”。第四，督察贤奸。应当恢复朝廷遣使的办法，“纠举非法”，同时“更选忠清，平章赏罚”。对官吏要进行年终考核，处分优劣，“使吏知奉公之福，营私之祸”。第五，以经术取士。不能以“书画辞赋”的“小能小善”取士，而要取“通经释义”的人才。第六，考察治民的长史。应“以惠利为绩，日月为劳”。以政绩的优劣，定赏罚升黜。第七，慎选太子官属。他指出，前以宣陵孝子为太子舍人，须知今虚伪小人，“假名称孝”，应当“搜选令德”。

　　蔡邕所陈七事，大多与官吏制度有关。他认为，天灾人祸与官吏良莠有密切关系；而解决的办法，只有革除吏制的弊端，惩治不法官吏，选择贤良任用。

　　① 本节主要依据《后汉书·蔡邕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蔡邕的奏疏送了上去，灵帝采纳了部分建议，如亲自迎气于北郊，行辟雍之礼，令宣陵孝子为太子舍人者，一律改为丞尉，以及置鸿都门学等。但是，对于涉及吏制弊端的问题，灵帝并未触动，因此，问题依然如故。

　　当时灾异多次出现，吏民惊忧。光和元年（公元178 年）七月，诏蔡邕与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c 等人，引入崇德殿，使宦官曹节、王甫询问灾异产生的原因，以及清解的办法。蔡邕认真作了回答。皇帝又特诏要他不必顾虑，“指陈政要”，封好上奏。蔡邕说天对于汉朝非常关怀，“故屡出妖变，以当谴责，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现在发生灾害，主要原因在“寺署”（指宦官），这是老天给予的监戒。还有一些灾异，是“妇人干政”、“小人在位”的“天戒”。对付的办法，只有“忍而绝之”，意即解决宦官专权、妇人干政等问题，才是报答“天望”的切实措施。末了，他还要求皇帝保密，泄密则有“杀身之祸”。灵帝看了奏章而叹息，因起更衣。宦官曹节在后偷看了奏章，并泄露了出去。一些仇家便伺机报复。

　　蔡邕与司徒刘邰原有矛盾。其叔蔡质与将作大匠杨球也有矛盾。杨球是中常侍程璜的女婿，程璜使人飞章诬告蔡邕、蔡质多次以私事“请托”于刘邰，邰不听，蔡邕怀恨在心，便企图中伤之。灵帝得书，令尚书召蔡邕诘问。蔡邕上书陈述情况：我与刘邰本有宿怨，错在对方，我父子（指叔父蔡质与己）本无伤陷对方之事，竟然出现谤书，应当以我之言与刘邰“参验”，以澄清是非。实际上，问题出在我上次的奏章中“讥刺公卿，内及宠臣”，招来了诽谤。请灵帝主持正义，否则，“言者不蒙延纳之福，旋被陷破之祸”。再者，这事与我叔父蔡质无关，不当株连于他。我年已四十六，孤特一身，忠言而死，“死有余荣”。灵帝昏愦无能。蔡邕及蔡质还是被关进洛阳牢狱，被劾为“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定了“大不敬”之罪，弃市。

　　案件报告皇帝。中常侍吕强觉得蔡邕无罪，为其说情，灵帝也想起以往的奏章，下诏“减一等，与家属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即流放朔方而不能再赦免了。杨球收买刺客，令追杀蔡邕于路途。刺客为蔡邕的忠义所感动，不肯下手。杨球又贿赂其部主毒杀蔡邕，而受贿者反以其情告诫蔡邕要严加防范。因此，蔡邕幸免于难，徙居于五原安阳县。次年大赦，灵帝改变“不得以赦令除”的诏令，宽宥蔡邕还归本郡（陈留郡）。

　　蔡邕在五原安阳县服刑九个月，将还，五原太守王智为他饯行。王智乃宦官王甫之弟。酒酣，王智起舞对蔡邕劝诵，蔡邕却不予理睬。王智在宾客前感到失了脸面，恼羞成怒，骂蔡邕道：“徒敢轻我！”蔡邕拂衣而去。王智记恨在心，密告蔡邕“怨于囚放，谤讪朝廷”。宦官更加“恶之”。蔡邕为了避祸，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在吴度过了十二年。

　　跟董卓的关系中平六年（公元189 年），灵帝卒，董卓为司空。董卓想借蔡邕的名气巩固地位，征他入朝。蔡邕称病不出。董卓大怒，骂说：“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令州郡催蔡邕速行。蔡邕不得已，应征，拜为祭酒，“甚见敬重”。继而补侍御史，又转为侍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不久，迁为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拜蔡邕为左中郎将，随献帝迁都长安，封为高阳乡侯。

　　董卓的宾客部曲欲推崇董卓比姜太公，称为“尚父”。蔡邕说：姜太公辅周翦商，故特为其号。你威德“诚为巍巍”，然还不可称尚父，要等到关东平定，车驾还返旧京洛阳，然后才议尊号。董卓接受了他的意见。当时关东以袁绍为首的反董势力很强，蔡邕之言实是反对尊董卓为“尚父”的托词。初平二年（公元191 年）六月，蔡邕借董卓问及地震，答道：地动者，“阴盛侵阳”，乃“臣下逾制”所致，并指出董卓车舆僭越的事实。董卓于是改乘“皂盖车”。蔡邕的诸多建议，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董卓的权欲。蔡邕虽然很受董卓器重，并想借此提出有益时政的建议。但董卓刚愎自用，蔡邕恨他很少听取意见，对从弟蔡谷说：“董公性刚而遂非，终难济也。”表示想脱离董卓而东去，以待时机。蔡谷说他状貌异常，很难瞒过众人。蔡邕只好作罢。

　　董卓被诛时，蔡邕在司徒王允处，不经意地叹息，形之于色。王允勃然斥之，说：董卓乃“国之大贼”，你受其“私遇”而忘大节，岂不是一路货色。即收付廷尉治罪。蔡邕表示愿受刑得以“继成汉史”。士大夫为其说情，太尉马日c 也劝王允勿失人望。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蔡邕遂死于狱中，时年六十一。

　　善音律，能文章，有志于汉史蔡邕博学多才，他善音律，能碑传文字，有志于续修汉史。蔡邕善弹琴，还能制作琴，深知琴音。他逃难于吴时，听到吴人烧桐炊饭的火烈声，知道是良木，乃以桐木制琴，果然发出美妙之音，而琴尾犹焦，故时人称为“焦尾琴”。他在家乡时，应邻人之召去饮酒，到达时乡人已酒酣，听到屏后弹琴之声，仔细听之，觉得琴音有“杀心”，便返回家去。主人得知蔡邕至门而去，便向蔡邕追问何故。蔡邕说了原因，众人觉得奇怪。弹琴者说：我鼓琴时，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而未飞，螳螂为之一前一却，我唯恐螳螂受害，这可能就是“杀心”形之于声吧？蔡邕莞然而笑，说：这就是了。

　　桓帝时，宦官徐璜、左悺等五侯专权恣肆，听说蔡邕善于弹琴，以皇帝的名义令陈留太守督促蔡邕到京师。蔡邕不得已，行至偃师，称病而归，“闲居玩古，不交当世”。

　　蔡邕著述很多，“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埶》、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其中，《释海》是蔡邕仕宦前的作品，其宗旨是“斟酌群言，韪其是而矫其非”，表达“贫而不耻”的思想，标榜淡于名利的清高品格。《释诲》体现了蔡邕早期的思想状态。

　　传世的《蔡中郎文集》保留了蔡邕七十余篇作品，其中多数是碑铭。碑铭虽然有歌功颂德的成份，但它的史料价值却很高，个碑传所传记的一些人，《后汉书》颇缺其传，故碑又成了独一无整二的史料。碑文中的得意之作是《郭林宗碑》。蔡邕在碑文中称郭林宗“砥节励行，直道正辞，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他曾对友人卢植说：“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①熹平四年（公元175 年），蔡邕曾与当时一些学者“奏求正定《六经》① 《后汉书·郭太传》。

　　文字”，以订正后学对儒家经籍的穿凿，得到灵帝允准。他自书丹于碑，使工人镌刻立于太学门外，这就是有名的《熹平石经》。“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蔡邕所作碑文，很受当时人的喜爱。传说祢衡能背下来他的一篇碑文，“惟两字缺”②。

　　蔡邕的史学造诣也很深。他曾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因遭事故不得成书，他曾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后汉书·蔡邕传》引李贤注引《邕别传》说，“邕昔作《汉记》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离，因上书自陈曰：‘臣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职在候望，忧怖焦灼，无心能复操笔成草，致章阙廷。诚知圣朝不责臣谢，但怀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止，光武以来唯记纪传，无续志者。臣所事师故太傅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与臣。虽未备悉，粗见首尾，积累思惟，二十余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诱其衷，得备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会臣被罪，逐放边野，恐所怀随躯朽腐，抱恨黄泉，遂不设施，谨先颠踣，科条诸志，臣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绪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及经典群书所宜捃摭，本奏诏书所当依据，分别首目，并书章左，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谨因临戎长霍圉封上。’有《律历意》第一，《礼意》第二，《乐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车服意》第六。”

　　蔡邕既死，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此可见蔡邕对汉史造诣之份量。蔡邕所叙汉事，有《灵帝纪》及十意，有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淹没多不存。看来，继汉史者，班固以后，蔡邕是一大家。

　　第三十七章仲长统王符崔■仲长统、王符、崔■是东汉末年的政治家。

　　第一节仲长统生平与著述仲长统（180—220），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

　　仲长统自幼勤奋好学。他博览群书，写得一手漂亮文章。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在青、徐、并、冀（今山东、淮北、山西、河北）等地游历访学，扩展了自己的学识。凡是与他交往的人都很佩服他。当时的并州刺史高于是袁绍的外甥，向来贵显有名，门下网罗了不少游士。仲长统去拜访他，很受敬重。高干以当世事务向他请教，他指出了高干的毛病在于“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提醒他应深以为戒。高干十分自负，听不进仲长统的逆耳之言。仲长统见言不见从，就辞别而去。不久，高干举兵叛乱，灭族。仲长统不拘小节，一些人目他为“狂生”。他有政治见解，却不愿做官。每当地方官想推举他出仕，他总是以病为由加以拒绝。他的才智得到尚书令荀彧的赏识，被推荐任尚书郎。后来，一度做过丞相曹操的军事幕僚。汉献② 谢承《后汉志》卷五。

　　① 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仲长统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帝被逼退位之年，他与世长辞，年四十一岁。

　　仲长统著《昌言》一书，三十四篇，大概在宋代开始散佚，现存者，均已收入严可均《全汉文》中。

　　天人关系论仲长统在天人感应学说居于正宗统治地位的时代，明确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观点，表现出他哲学思想的唯物主义倾向和历史进步性。

　　仲长统认为人们的行为与措施是关乎社会治乱的主要因素，灾异祥瑞的所谓天道则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他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这个观点。如果人事修正，自然会天下大治：“王者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勤恤政事，屡省功臣，赏锡期于功劳，刑罚归乎罪恶，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则天地将自从我而正矣，休祥将自应我而集矣，恶物将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如果人事悖乱，对于上苍再顶礼膜拜也无法避免败亡的下场：“王者所官者非亲属则宠幸也，所爱者非美色则巧佞也。以同异为善恶，以喜怒为赏罚。取乎丽女，怠乎万机。黎民冤枉类残贼，虽五方之兆不失四时之礼，断狱之政不违冬日之期，蓍龟积于庙门之中，牺牲群于丽碑之间，冯相坐台上而不下，祝史伏坛旁而不去，犹无益于败亡也。”由此他得出结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不其然欤？”

　　既然天道居末，对它不学、不知、不信是理智的、正确的态度，沉迷其中则是下愚之人所为。他用汉代的史实说明，刘邦、刘秀以及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霍光、丙吉、魏相等二主数子之所以威震四海，建功立业，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他不便明言的昏主庸臣败国亡家的现实则告诉人们：“故知天道而无人略者，是巫医卜祝之伍，下愚不齿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乱迷惑之主，复国亡家之臣也。”仲长统明确划开具有神学意味的天道与人事的界限，强调人事、人略的重要，把“知天道”、“信天道”作为下愚不齿之民、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才从事的低级迷信活动，表现出对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否定态度，在当时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和积极的意义。

　　仲长统认为应该遵从的“天之道”是星辰运行、四时代序等自然界变化的法则，而不是吉祥灾异的神学虚构。他说：“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其大略吉凶之祥，又何取焉？”他以农业为例，说明顺应自然的重要：“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时而降焉，始之耕田，终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钟之。”强调自然的变化有一定规律，人们根据其变化规律决定自己的行为，就会得到成功。仲长统还对当时流行的巫祝、祈禳、丹书、厌胜、时日、风水等神学迷信活动做了揭露批判。他指出要想寿孝吉祥，就要从讲究卫生、医治疾病和修正行为等方面努力来求得。舍此而求诸鬼神迷信，是通人所深疾的迷、误、惑的行为。他说：“常俗忌讳可笑事，时世之所遂往，而通人所深疾也！且夫掘地九仞以取水，凿山百步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适野刈草不择时，及其构而居之，制而用之，则疑其吉凶，不亦迷乎！简郊社，慢祖祢，逆时令，背大顺，而反求福祐于不祥之物，取信诚于愚惑之人，不亦误乎！彼图家画舍，转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孙贵富，而望其德致之于我，不亦惑乎！”①这个批判是很深刻的。

　　历史治乱说仲长统对历史变化趋势做了比较精辟的分析。他阐述社会的治乱遵循着一个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有由人事而决定的演进程序，与天命、历数是没有关系的。他把这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武力兼并天下，建立统治秩序。他说：“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竞起焉。”

　　第二阶段：人心思安，社会稳定。他说，“及继体之时，民心定矣。”

　　百姓“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处于秩序初建的稳定阶段，即使是无德、无能的昏庸君主也可作威作福而不至于有倾覆的危险。

　　第三阶段：运徙势去，天下大乱。“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统治者骄奢淫逸，罪恶多端，使生灵涂炭，祸乱并起，自身的威权也就随之丧失。

　　历史的治乱过程从争夺权势开始，经继体之君凭借威权进行统治，到滥用权势导致败亡，这样循环往复进行。这个趋势是由人们行为决定的，一旦形成，又非人力所能挽回。“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这就是他的结论。把君主专制作为社会动乱的根源，是他历史眼光敏锐之处。指出“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的客观趋势，显示出他历史思考的深度。用人文主义的历史治乱说同三统循环的神意史观相对抗，更表现出他历史观的珍贵价值。但满目疮痍的动乱现实、地主阶级的立场和时代的局限，限制了他的眼界。把历史治乱看作周而复始的过程，落入了历史循环论的窠臼。“乱世长而化世短”的基本估计和“变而弥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的历史结论，虽然具有揭露封建统治反动本质的思想意义，却是违背历史规律的主观臆断。他对社会似乎已完全绝望，“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欲何至邪？”他感到世事茫茫，苦海无边，看不到社会的出路在哪里，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光明前景。这种悲观主义的历史怀疑论是消极无益的。

　　政治批判思想仲长统的思想是矛盾的。他既有超世脱俗、寄情山水的精神追求，又时时为经济残破、战乱不息、民众流离的悲惨世界而感愤叹息；他既有社会危乱、无法救活的悲叹，又不放弃对匡世济民良策的寻求。

　　仲长统对东汉黑暗的社会现实作了深刻观察，揭示了造成国家衰败、社会残破的原因。他的批判笔触首先指向以帝王为中心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奢淫无度。他指斥帝王，“今为宫室者，崇台数十层，长阶十百仞，延袤临浮云，上树九大旗，珠玉翡翠以为饰，连帏为城，搆帐为宫，起台榭则高数十百尺，① 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八九。

　　壁带加珠玉之物，木土被绨锦之饰。”①对于恶性发展的豪强大地主势力，他进行了抨击：“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他们运用诈力聚敛财富，作威作福，不要说广大劳动人民被他们敲骨吸髓，在死亡线上挣扎，就是“清洁之士”也“徒自苦于茨棘之间”。社会分配的不公，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这抓住了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

　　他认为东汉政权的颓靡不振与外戚、宦官势力的膨胀是分不开的。他阐述外戚专权的危害：“汉兴以来，皆引母党为上将，谓之辅政，而所赖以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乱者甚众。”又说：“东汉桓、灵之世，宦官跋扈，前后五十余年，天下亦何缘得不破坏耶？”

　　他认为豪强势力膨胀的根本原因是“分田无限使之然也”，土地私有，自由兼并，造成了经济秩序的混乱。改变的办法就是实行“井田”法。土地公有，使民财均匀，是走向太平治世的根本措施。如果一时不能恢复井田制，也要采取变通措施，“限夫田以断并兼”。即使是“土广民稀，中地未垦，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绝不能任人自取。

　　为了防止外戚、宦官擅权，他主张逐层选拔人才，充实到各级政府和政府的各个部门，“使通治乱之大体者，总纲纪以为辅佐；知稼穑之艰难者，亲民事而布惠利。政不分于外戚之家，权不入于宦竖之门。下无侵民之吏，京师无佞邪之臣。”①他还主张选任称职的丞相总领朝政，或给三公以重权，削夺外戚、宦官权力。这在当时是很切实的救弊措施。

　　仲长统十分重视德教与刑罚的关系问题，阐述：“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助焉。”②在以德教为主的思想指导下，他提出了十六条政务原则：“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限夫田以断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长以兴政理，急农桑以丰委积，去末作以一本业，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核才艺以叙官宜，简精悍以习师田，修武器以存守战，严禁令以防僭差，信赏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绝烦暴。”他认为，以此十六条作为“政务”，操之有常，课之有限，坚持下去，就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另外，仲长统的人生观是迷惘、矛盾的。一方面，他主张以儒家学说指导为人处世。在事亲、敬君、交友方面，都要尽心诚意，既要孜孜不倦，内省诸已，又要对尊长、朋友负责，勇于纠正他人的过失。他轻视天下士人的“三俗”、“三可贱”、“三奸”，说：“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交游趋富贵之门，二俗；畏服不接于贵尊，三俗。天下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敢正是非于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天下学士有三奸焉：实不知详不言，一也；窃他人之记以成己说，二也；受无名者移知者，三也。”③要求士人达到儒家标准。

　　① 《全后汉文》卷八九。

　　① 《全后汉文》卷八九。

　　② 《全后汉文》卷八九。

　　③ 《全后汉文》卷八九。

　　另方面，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的人生信念发生了动摇。理想的破灭导致了虚无主义的态度。他声称要：“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他甚至要消极避世，在老庄哲学中求得解脱。在《乐志论》中，他抒发了放浪形骸：“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寻求自身超越的心绪。在他身上折射出两汉儒学向魏晋玄学的过渡。他本人也成为魏晋名士的先驱。

　　第二节王符隐居著书王符，东汉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南）人。生卒年月不详，主要生活于二世纪前中期。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学者友好。安定俗鄙妾生之子，而王符没有外家，故被乡人贱视。自东汉中期以来，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士人大多到处求官谋职，当权者更相荐引，而王符独耿介不同于俗，因此不得升进。思想上积愤，乃隐居著书三十六篇（分十卷），不愿显露其名，而称《潜夫论》。

　　《潜夫论》是一部政论与社会史论著作。王符面对东汉衰世重重的社会矛盾，怀抱强烈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他尖锐地指出，东汉政治腐败，经济凋弊，民生苦难，风气不正。他说，仁人君子“夙夜箴规，蹇蹇匪懈”，“忧君之危亡，哀民之乱离”。推其仁义之心，爱君“犹父母”，爱民“犹子弟”。“父母将临颠陨之患、子弟将有陷溺之祸者，岂能墨（读‘默’）乎哉！”他大声疾呼：“一国尽乱，无有安身。”“有亲者，忧将深。”他认为，东汉社会的政治、边事、风习、教育等都必须改良，才能挽救危亡。论富民王符于《潜夫论·务本》篇中，明确地提出“为国者，以富民为本”的观点。

　　民本思想，在儒家学说中早已有之；富民思想，在《论语》、《管子》、《史记》、《汉书》里有明确的阐说，故这不是王符所独创；但王符“以富民为本”的思想，却有其独到之处。《务本》篇开宗明义：“凡为治之本，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这显然是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富民思想。

　　为何要以富民为本？王符于《本政》篇说：“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民以君为统，君政善则民和治，君政恶则民冤乱。”于《遏利》篇说：“帝以天为治，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里谈了个天人关系的理论问题。汉代学者好谈天人关系，王符也是如此。天人之际，各说不一，这里且不细究。考察王符的天人思想，显然是以人为主，人则以民为主，政则以富民为本，只有民心安乐，才顺天心，才万事大吉；否则相反。这是对“民贵君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如何富民？王符于《务本》篇指出：“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本末之说，早已有之。先秦秦汉间，所言重本轻末，一般说来，就是重农抑商。这个思想，形成了传统，影响后世几达二千年。其实，重农抑商仅仅是为保持自然经济，使农民附著于土地，以利于稳固封建统治，而对进一步发展商品生产的社会经济是不利的。司马迁早已觉察到这一点，虽① 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王符传》及《潜夫论》。凡引上传文字不另作注，凡引《潜夫论》文字，只夹注篇名。

　　然他也使用本末之说，但他在《史记·货殖列传》所论，是重农而不抑商。这是独具慧眼的。王符的本末之说，也是卓异不凡的。他不承袭重农抑商的观点，而把农、工、商都视为治生之正道，强调以农桑、致用、通货为本，以游业、巧饰、鬻奇为末；并断言守本离末则民富，否则相反。这比司马迁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他观察世事，觉得“治本者少，浮食者众”（《浮侈》），以巧饰取宠，以鬻奇致富，这样岂不导致民生凋敝，社会衰乱，故才产生上述思想和治世之策。

　　富民，必须使民安心勤事生产。但在社会动乱、劳役繁重、刑罚扰民的情况下，百姓难以正常从事生产，则富民就难以指望。因此，王符认为：“民为国基，谷为民命。日力不暇，谷何由盛。公卿师尹，卒劳百姓，轻夺民时，诚可愤诤。”故他写了《爱日》篇专论爱惜民时的问题。他说：“国之所以为国，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就是说，“日力”（即从事生产的时间）是百姓从事生产的基本要素；没有“日力”，就不可能从事生产，也就不可能富民富国。他接着说：“治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意思是，政治清明而恤民，百姓安闲而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生产；政治混乱而扰民，百姓困扰就不可能安心致力于生产。他认为，日力“乃民之本也而国之基”。故为政者当务省役“为民爱日”。就是要“敬授民时”，不可“烦民”。他指出，“今则不然，万官挠民”，百姓困扰而“废农桑”。故他在《爱日》篇末大声疾呼：“今民力不暇，谷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嗟哉，可不思乎！”（以上引文，均见《爱日》）

　　论求贤王符于《潜夫论·实贡》篇提出：“国以贤兴，以谄衰。”就是说，国家的兴衰，在于所用的人之贤或奸。

　　东汉选士用人，多注意世族，而忽视寒士；或誉不以实，营私舞弊；仕途要津，多信用外戚、宦官，而排挤正直贤能之人。官场往往鱼目混珠，清浊混流，甚至奸佞得势，贤能贬黜或禁锢。王符对此甚为不满，曾指出：“非今世之无贤也，乃贤者废锢而不得达于圣王之朝尔！”（《实贡》）

　　王符觉得当时选士，“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考绩》）的情况相当严重。原因何在？他认为有几种毛病存在：或有“以族举德”（《考绩》），即以世族门第取人。对此，他是反对的，曾指出：“人之善恶，不必世族。”（《论荣》）意思是，人的善恶不是由家庭出身所决定。对于“虚造空美”、“虚张高誉”（《实贡》），他也表示反对，主张按“质干”、“材行”取士。对于“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考绩》），他更是反对。同时，他还尖锐地指出一些官吏“终无进贤嫉恶”（同上）之语，任凭歪风邪气盛行，只图个人尸位素餐。他主张各级官吏都应重视选任贤能的问题，只要切实做到“重选举”、“审名实”、“取赏罚”，就可以“获多士”（同上），使得贤才济济。

　　王符对于外戚、宦官窃权欺侮贤能之士，特别气愤。他说：“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宠以骄士，藉亢龙之势以陵贤。”（《本政》）他还指出，贵宠之臣往往“援私人进奸党”（同上），即结党为奸。这些人，排挤忠贤，“谗妒群吠啮贤”，使得忠直贤能之士多灾多难，“循善则见妒，行贤则见嫉”（《贤难》）。对此，王符深为慨叹，“人君内秉伐贤之斧，权噬贤之狗，而外招贤，欲其至也，不亦悲乎！”（《潜叹》）君主表面招贤，实际养狗咬贤，贤人怎能受到重用呢！

　　如何招贤？王符想的，首先还是“礼贤下士”的老办法。他要求君主“以谦下士”（《本政》）。不能“慢贱信贵”，而当“敬纳卑贱以诱贤”，“赏鄙以招贤”（《明暗》）。判定贤鄙，不按出身贵贱、官位高低；而视品质材行，以“恕”、“平”、“恭”、“守”（《交际》）四者为标准，去衡量，即认为品行端方、敬贤尊长、守信仗义、表里一致的人，才是真正的贤者，才可选用。

　　王符还认为，贤与不贤，不是以主观断言，而是“毁誉必参于效验”（《交际》），即要以考绩来检验。所写《考绩》篇，专论这个问题。他说：“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按考功之虚实，就可鉴别官吏之贤奸，还可以促进政治。考核官吏，要求“各居其职，以责其效”，即从实际出发，观察名实是否相符。

　　论边事王符生于西北地区，身遭羌乱，故对东汉皇朝事羌问题特别注意，多有论述。

　　羌乱是东汉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危害不浅，影响很大；东汉皇朝处理羌乱多有不妥，有些值得注意的历史教训。王符于东汉安帝初年羌乱发生不久，就于永和和元初几年间写下了《劝将》、《救边》、《边议》、《实边》等篇文字，对羌乱和事羌问题发表议论。他指出了羌乱的严重性：“羌虏背叛，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回千里，野无孑遗。寇钞祸害，昼夜不止，百姓灭没，日月焦尽。”（《救边》）

　　执政者对如此严重问题，不仅贪生怕死，缺乏良策，而且趁火打劫，发民难之财。守边的将帅，“皆怯劣软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便身利己”。州郡的官吏，趁机生事，“搜索剽夺”，使得百姓苦痛遭殃，“甚于逢虏”（《实边》）。朝廷的权臣，不明边事，“陶陶闲澹，卧委天职”（《救边》），当官享禄而抱观望态度。甚至有人提出“不当动兵”、“边不可守”之议，主张边民内迁，弃地苟安。

　　王符对此深感不安，主张积极事边。他批驳了“捐弃凉州，却保三辅”

　　（《救边》），“不当救助，且待天时”，“费烦不可”（《边议》）等谬论，强调事边的重要性，认为“无边亡国”（《救边》），一定要及时救边，不能算小账而不顾大计。“今但知爱见薄之钱谷，而不知未见之待民先也；知徭役之难动，而不知中国之待边宁也。”（《边议》）他认为，边民怀本土，民心思安宁，存在安边的有利条件，故谓“战守之策，不可不早定”（《救边》）。

　　对于民难国危，王符主张积极实边的政策。他认为，土地乃“民之本”，“不可久荒以开敌心”（《实边》），有了土地，“百姓可富”（《劝将》），“土地、人民必相称”（同上）。故强调边地不可弃，要让百姓在边地从事生产，才可望安宁。同时，他还主张，对于“耕边入谷”的人，应当拜爵赐禄，以奖励实边有贡献者，还说这是“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实边》）。

　　不迷信东汉时期，神学谶纬迷信盛行，但同时，无神论思想，也有很大发展，王符继承和发展了后者。

　　王符是个元气一元论者。他说，元气历久，“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壹郁，万物化淳，和气生人，以统理之”（《本训》）。天地间万物万象，包括“鬼神人民”、“变异吉凶”，“何非气然”？这可谓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非“天人感应”论的货色。

　　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王符说，“天道日施，地道日化，人道日为。为者，盖所谓感通阴阳而致珍异也。人行之动天地，譬犹车上驭驰马、蓬车擢舟船矣。虽为所覆载，然亦在我何所之可。”（《本训》）这强调的是人的能动性，事在人为。而且强调人生的贵贱贫富，不取决于天地鬼神，“天地所不能贵贱，鬼神所不能贪富”（《相列》），一切都在人为。

　　对于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灾祥奖惩之说，王符是不轻信的。他认为，宇宙间万象变化，“莫不气之所为”（《本训》），并不是什么祥瑞符志和灾异谴告。

　　王符对于卜筮、占梦、相术，也持不轻信或反对的态度。他警告人们不要惑于卜筮，不要“为巫所欺误”，并说：“圣人不烦卜筮，敬鬼神而远之。”（《卜列》）他劝告人们不要相信迷迷糊糊的梦境，“不专信以断事”（《梦列》）。对于相术，他说，“能期其所极，不能使之必至。”（《相列》）意思是说，相术可以根据某种迹象推测一定的后果，但决不能据以达到肯定性的目的。王符认为，“吉凶之应，与行相须。”（《叙录》）就是说，人的吉凶祸福，是由人的客观条件和主观行为所决定的。

　　王符既不迷信鬼神，也就对厚葬崇丧不感兴趣，甚至批判“生不极养，死乃崇丧”的坏风气。他指出，一些富贵豪家大办丧事，“此无益于奉终，无增于孝行，但作烦搅拢，伤害吏民”（《浮侈》）。他认为这种浮侈的风气，于国于民都极为不利。

　　论正学王符非常重视“正学”（即教育）问题。强调以“正学”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

　　在《务本》篇里，王符把正学与富民作为治道的两大问题。他说：“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学淫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显然，他是把正学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认为只有重视和办好教育，民众才能走正道，国家才兴旺发达。

　　于此，我们还悟到，王符为什么把《赞学》篇置于《潜夫论》首位的用心。《赞学》篇开宗明义：“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师风后，..孔子师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则人不可以不就师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圣也，犹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就是说，人在天地间之所以可贵，就在于有道德知识，而智义的获得和修养，就在于求学问、受教育；人不是生而知之者，要靠学习才能增长知识和才干；我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一些先圣先哲都不是生而知之者，而是就师求学才智博德硕的，故强调所有的人都要求学受教。

　　关于教学的内容，王符强调的是《六经》。他说：“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教之以明师，文之以《礼》、《乐》，导之以《诗》、《书》，赞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

　　王符认为，人只要从师就学，就一定“聪明无蔽，心智无滞”，就能有“聪达之明，德义之理”。他还断言：“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矣。”（以上均见《赞学》）

　　王符的政论与社会史论的内容较为丰富，这里仅略述数端，其它从略。

　　他的思想，自然有历史局限性，或近乎浅；但论旨明，进步性和历史意义是很显然的。

　　第三节崔寔做官为民崔寔（？—约170），字子真，又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少时沉静，喜好典籍。出身官宦世家，有学术传统修养。

　　其祖父崔寔，是东汉著名的学者，为人正直，曾规谏窦宪“擅权骄恣”。其父崔瑗锐志好学，能传其父业，善于文辞，有名于世。他为汲县令时，“为人开稻田数百顷”，“百姓歌之”。临终，嘱咐儿子崔寔：“夫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及其终也，归精于天，还骨于地。何地不可臧（藏）形骸，勿归乡里。其寔赠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①可见他颇有唯物主义思想和精神。其父去世，崔寔遵照父亲遗嘱，留葬洛阳，隐居于墓侧。服丧毕，三公并辟，皆不就。

　　桓帝初年，崔寔由郡推举，征诣公车，因病未对策，除为郎。经羊傅、何豹的推荐，崔寔拜为议郎，迁大将军梁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任史职，著作东观。

　　后出京任五原太守。五原郡地处西北，天气寒冷，土地宜植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崔寔到任后，拨出一些钱，支持和教导百姓种麻、纺绩，使民有衣可穿，“得以免寒苦”。其母刘氏博览书传，颇有淑德，对崔寔“常训以临民之政”。崔寔有政绩，与其母的教训有关。这时西北地区发生民族纠纷和矛盾，崔寔练兵马，严烽候，积极防御，遂得以安定。

　　后崔寔因病征召还京，拜为议郎，又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 年），梁冀因罪被诛，崔寔因是其故吏而被免了官，禁锢了几年。

　　这时鲜卑多次犯边，崔寔经司空黄琼推荐，出任辽东太守。适值其母病故，请求归葬行丧。服丧后，召拜尚书。他因世道混乱，称疾不办事，数月免归。所撰《政论》，据“仆前为五原太守及今辽东耕犁”云云，可以推断大约写于为辽东太守及其后一段时期，但也不排除此前写有部分文字的可能。

　　崔寔一生清素。其父去世时，变卖田宅，为起坟墓，立碑颂，因此“资产竭尽”，“穷困”，乃以酿酒贩卖为业。时人多以此讥笑之。但崔寔为此职业，只是为了生活需要，“取足而已，不致盈余”。做官后，“愈贫薄”。病死时，“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殓）”，受人资助才得以办完丧事。崔寔于建宁年间病卒。所著碑、论、箴、铭、答、七言、祠文、表、记、书凡十五篇。另有《四民月令》留存部分内容。

　　论政尚法崔寔的《政论》，全书已佚，一部分文字节存于《后汉书·崔寔传》及《群书治要》等，清人严可均收辑残文断片于《全后汉文》。

　　他身经乱世，置身政局，对于世道官风颇有体会和认识。他指出当时有① 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崔寔传》及《政论》。

　　① 均见《后汉书·崔骃崔瑗传》。

　　“三患”：一是奢侈。手工业者制造奢侈品，商贾贩卖之，民众被诱而买之，于是奢侈成风。二是上下匮乏。奢侈风气所及，民多贱视正业而奔竞淫侈，误了粮食生产，奸盗增多，仓廪空而囹圄实，“上下俱匮，无以相济”。三是犯法者众多。富豪者养生送死，大讲排场，极事铺张，“在位者则犯王法以聚敛，愚民则冒罪戮以为健”。

　　“三患”何以严重？崔寔认为，主要的问题，首光是君主昏暗不明。他说：“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寔不自睹。”昏君表现不一，“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然结果是一样，“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难免发生患难和危乱。

　　其次是官风不正。崔寔对此有些揭露。他指出：“今官之接民，甚多违理。”征用民众劳力，“更不与直（值）”，即不给适当的报酬。百姓上诉，“终不见省”，即不予理睬。或过几年才给一点欠款，也是大打了折扣；或是给一些陈旧废弃之物，百姓得到也不好使用。“是以百姓创艾，咸以官为忌讳，遁逃鼠窜，莫肯应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势，心苟不乐，则器械行沽，虚费财用，不周于事。”意思是，百姓见官惧怕而逃走，如果被捕强迫劳动，也不为其好好干活，造物让其享用。官吏“上为下效”，败坏风气，“俗易于欺，狱讼繁多，民好残伪”。这样，有害无利，都是由于官吏“不明为国之体，苟割胫以肥头，不知胫弱，亦将颠仆也。”这就是“聚敛之臣”、“贪人败类”所造成的恶果。他又指出：“贪饕之吏，竞约其财用，狡猾之工，复盗窃之，至以麻饕被弓弩，米粥杂漆，烧铠铁淬醯中，令脆易治，铠孔又褊小不足容人，刀牟（矛）悉钝。”就是说，有些负责监管制造兵革的官吏，偷工减料，加以盗窃，从中大捞一把，而制品质量低劣，不堪使用。这样，“铠则不坚，弩则不劲”，“兵钝甲软，不可依怙”，国家不仅遭受财力人力的耗损，而且有损武备能力。

　　他还指出，现在大小官吏不思尽心职守，而“各竞摘微短，吹毛求疵，重察深诋，以中伤贞良’。他们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以致坏官不臭，良吏被害。而君主又不了解下情，用人不当，“是以残猛之人，遂奋其毒；仁贤之士，劫俗为虐”。凶残者更为毒辣，仁贤者也受影响而变坏。于是，被害的百姓“嗷嗷之怨，咎归于上”，甚至“仇满天下”。

　　崔寔认为，面对政敝风坏，必须改革。他说，君主御世，譬诸“乘弊车”，破车载不了人或物，“当求巧工，使辑治之”，改旧为新，“新新不已，用之无穷”。如果不加修理而乘用之，便有“摧拉捌裂”的危险。他认为，如今，“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凋敝，人庶巧伪”，百姓嚣然而思中兴。必须想出济时拯世之术，“中兴之主，亦匡时失”。

　　如何匡时之失？崔寔认为，首先，要总结西汉为政得失的经验教训，不必纯法远古。他说：“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汉宣帝“严刑峻法”，天下治安；汉元帝“多行宽政”，终于致衰。“政道得失，于斯可监（鉴）”。这里强调的是“严”。关键是要懂得“与世推移”的道理。他进一步论道：“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治理乱世，只有尚严用刑罚才能奏效。“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对此，尚宽岂能奏效，复古之法更是行不通。

　　其次，要注意取士用人。崔寔认为，应当网罗贤士，注意养士。他说：“举弥天之网，以罗海内之士。”“马不素养，难以追远；士不素简，难以趋急。”“理世不得真贤，犹治病无真药；当用人参，反得芦菔根。”招贤，就得识别贤佞。他说，贤人并不书名于脸以待沽，而且往往遭受排挤和压抑，“常患贤佞难别，是非倒纷，始相去如毫厘，而祸福差以千里”。故明君“其犹慎之”，即要求君主谨慎地辨别贤佞而选士。他提出关心和爱护官吏，既要“原其小罪，阔略微过，取其大较，惠下而已”，即要分清官吏的功过，取其所长，而原谅其小过失；又要增禄养廉。他指出：“今所使分威权，御民人，理狱讼，干府库者，皆群臣之所为，而其奉（俸）禄甚薄，仰不足以养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待遇低下，养不了父母妻子，要他们“临财御众”，犹如“渴马守水，饿犬护肉”，欲其“不侵”即不贪污，那是办不到的。于是“则有卖官鬻狱，盗贼主守之奸生矣”，意谓官吏便有以权谋私，执法者而为盗贼之事发生。尽管有个别的廉吏，然而，“虽时有素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为天下通率”。意思是，虽然也有一贯廉洁的人，但只是极少数，是不能作为天下通例的。故他强调，对待官吏，应当“重其禄以防其贪欲，使之取足于奉（俸），不与百姓争利”。要争取使官吏养成“习推诚之风，耻言十五之计”。

　　此外，崔寔还论及“民不可轻”；徙民于“土旷人稀”之处，既可活民而有利开发；不可数赦，“赦以趣奸”，不利于治，等等。

　　崔寔评论崔寔撰《政论》以论政，颇受时人称许。仲长统说：“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意思是，《政论》可作为君主的座右铭或参考书。范晔写史也予以肯定，曰：“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曰：“寔之《政论》，言当世理乱，虽晁错之徒不能过也”；曰：“子真持论，感起昏俗”。他们对崔寔《政论》的评价都是很高的。司马光认为崔寔严治之说，针对时弊，可以“矫一时之枉”；但又申明，此“非百世之通义”，他说只有“宽猛相济”才能“政和”①。王夫之既不同意崔寔严治之说，也不赞同司马光宽猛政和之说，而提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说②。其实，崔寔严治之说，是以官吏为对象的，并不是或主要不是针对于民。而且，崔寔既讲严，又讲宽；既讲刑罚，又讲重赏、厚禄，有点辩证法。他揭露时弊，对症下药，颇有实事求是的味道。

　　第三十八章檀石槐第一节鲜卑势力的发展檀石槐（137—181）②，鲜卑族首领。

　　① 见《资治通鉴》卷五三。

　　② 见《读通鉴论》卷八。

　　① 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后汉书·鲜卑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② 按：《后汉书·鲜卑传》有“光和（公元178—184 年）中，檀石槐死，时年四十五”的记载，而《后汉东汉前期，匈奴又一次南北分裂，南匈奴依附于汉，北匈奴势单力弱，鲜卑势力逐渐发展。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 年），鲜卑向汉朝“始通驿使”。建武三十年（公元54 年），鲜卑首领於仇贡等到洛阳朝贺，“慕义内属”，受光武帝的封赏。从此两族和好，达数十年之久。“明、章二世，保塞无事。”和帝永元（公元89—104 年）年间，汉军击破匈奴，北匈奴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当地匈奴部落“皆自号鲜卑”。从此鲜卑逐渐强盛。自永元九年（公元97 年）起，处于辽东的鲜卑数次寇扰汉境肥如、渔阳等地。安帝永初（公元107—113 年）年间，鲜卑首领燕荔阳到洛阳朝贺，邓太后封赏之，命他居于宁城（即宁县，今河北万全）地区，通市交易，筑馆接待。“是后或降或畔（叛），与匈奴、乌桓更相攻击。”公元二世纪前期，其势力发展到今冀、晋二省的北部，不时骚扰汉境，但汉朝尚能防御之。

　　第二节鲜卑“大人”

　　永和二年（公元137 年），檀石槐诞生。传说，其父投鹿侯在匈奴从军三年，其母在家生子，自言“尝昼行闻雷震，仰天视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产”，实际上是私生子。其父不信其说，遗弃此儿。其母私语家令收养，取名檀石槐。

　　檀石槐长到十四五岁时，智勇双全。曾单骑击退另一部落的骚扰，夺回被掠的牛羊，“由是部落畏服”。他制定和维护法令，处理部落内部纠纷，“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威信很高，于是被推为“大人”（即部落首领）。

　　第三节称雄于北方檀石槐建“庭”（部落联盟中心）于弹汗山欼仇水（今名东洋涧）地区，在高柳（今山西阳高）北三百余里，兵马很盛，东、西部落首领都归属之。这时鲜卑南抄汉境，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势力大为扩张，“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

　　檀石槐把幅员辽阔的鲜卑占领地分为东、中、西三部。“从右北平（郡治土垠，在今河北丰润东）以东至辽东，接夫余、 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郡治沮阳，在今河北怀来东南）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大致是，今河北丰润以东为东部，今河北怀来以西为西部，东、西二部之间为中部。三部之地，包括今内蒙古、蒙古的大部，东北三省以及河北、北京、山西、新疆的一部分。三部各置首领掌管，都统属于檀石槐。

　　这时檀石槐招诱汉人，采集铁器，利用汉人的技术和物资，制造武器和工具，发展生产，加强兵力，称雄于北方大漠南北。

　　永和二年（公元156 年）秋，檀石槐寇抄云中郡，被汉度辽将军李膺击退。延熹年间（公元158—167 年），鲜卑多次寇抄北边汉郡，为患不浅。延熹九年（公元166 年），汉朝担心不能抵制鲜卑，遂遣使者持印绶封檀石槐书·灵帝纪》未记檀石槐之死，足见范书对檀石槐死期并不明确。《资治通鉴》写明檀石槐死于光和四年（公元181 年）。此从两书所记，推断檀石槐的生卒年。

　　为王，欲与其“和亲”。檀石槐不肯接受，更加寇抄汉之边郡。

　　汉灵帝（公元168—188 年）时，汉朝幽、并、凉三州缘边各郡年年遭受鲜卑寇抄，有时一年被掠数十次，“杀略不可胜数”。熹平六年（公元177年）秋，北地太守夏育上奏灵帝，提到“鲜卑寇边，自春以来，三十余发”，足见事态极为严重。他建议集中汉兵出塞击之。朝廷未许。田晏通过中常侍王甫的关系求得为将，愿与夏育并力讨伐鲜卑。灵帝乃任命田晏为破鲜卑中郎将。汉朝群臣意见不一，于是召集百官议于朝堂。议郎蔡邕论说：华夷关系有悠久的历史，因历史各阶段形势不同，时和时战，谋有得失，事有成败，不可一概而论。汉武帝因文景之积蓄，穷兵黩武，有得有失，晚年后悔，乃息兵罢役。如今“人财并乏，事劣昔时”；而鲜卑强盛，占据匈奴故地，“称兵十万”；加之中原铁器传入鲜卑，逃去的汉人又为之谋主，使鲜卑“兵（武器）利马疾，过于匈奴”。在这种情况下，夏育、田晏辈岂能取胜。假如大事用兵，弄得内外交困，便难收拾，故强调守御而不出征。灵帝不从，命令夏育、田晏、臧旻各率汉军马骑三道并出，以讨鲜卑。

　　檀石槐命令东、中、西三部首领各率众迎战，将汉军打得落花流水。汉军“死者十七八”，即战死三分之二，夏育等三将被罢了官。从此鲜卑仍然寇抄汉之边郡。

　　这时鲜卑族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以供给食物，檀石槐亲自巡视各地，发现乌侯秦水（今名老哈河，在内蒙古东部）流域数百里之内，池泽中有鱼，但无法捕取。他听说倭人国善于以网捕鱼，便东击倭人国，收得千余家渔民，迁徙到乌侯秦水流域，命令他们捕鱼以资助鲜卑食物。

　　光和四年（公元181 年），檀石槐死，时年才四十五岁。其子和连代立。和连才力不及乃父，“贪淫，断法不平，众畔（叛）者半”。寇抄汉北地郡时，被汉人射死。其子骞曼年幼，兄子魁头为首领，后来骞曼长大，与魁头争权，内部矛盾严重，“众遂离散”。自檀石槐以后，“诸大人遂世相传袭”，鲜卑统一势力丧失，各部实已相对独立。

　　檀石槐在鲜卑族历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汉书·鲜卑传》所论“石槐骁猛，尽有单于之地”，并非虚言。他实是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中的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

　　第三十九章党锢东汉“党锢”事件，株连上千人，有史可查姓名者数十人，著名者十余人。据《后汉书·党锢传·序》称：“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窦武、陈蕃等实是反对宦官专横的“党人”之首领。故本篇先据《后汉书》之《窦武传》、《陈蕃传》，传写窦、陈二人；再据《党锢传》，从二十一人传中，选写李膺、杜密、范滂、张俭、贾彪五人；还据《郭太传》，传写郭泰，共写八人。

　　① 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后汉书》之《党锢传》及《窦武传》、《陈蕃传》、《郭太传》，凡引此数篇文字不另加注。

　　第一节窦武谋除宦官窦武（？—168），字游平，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窦融的玄孙。其父窦奉是定襄太守。他少时以“经行”著称，显名于关中。

　　延熹八年（公元165 年），其长女入宫为桓帝的贵人，不久立为皇后。

　　窦武先为郎中，随即为越骑校尉，封槐里侯。次年，为城门校尉。他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妻子衣食才充足而已”。这时有羌蛮之难，岁俭民饥，他得到皇家赏赐的财物，或散给太学诸生，或以粮食施于贫民。永康元年（公元167 年），当宦官专横，李膺、杜密等为党事拷问之时，窦武上书切谏，为李、杜等“党人”伸冤，认为这些人“建忠抗节，志经王室”，“皆国之贞士，一朝之良佐”，并说应当贬黜宦官，“案罪查罚，抑夺宦官欺国之封，案其无状诬罔之罪”，做到“信任忠良，平决臧否，使邪正毁誉，各得其所”。桓帝下令赦免李、杜等。

　　是年冬，桓帝死，新即位的灵帝才十二岁。窦武任大将军，封闻喜侯，子侄三人也封为侯，掌握权要。

　　窦武辅政，常有翦除宦官之意，太傅陈蕃也素有此心，两人合谋，起用李膺、杜密等人，任以要职，共定计策。天下士人闻风振奋。

　　建宁元年（公元168 年），五月日食，窦武借此为由，请求窦太后诛除宦官，并先下手诛了中常侍管霸、苏康二宦官，并要动手杀曹节等人，窦太后犹豫未决，拖延了时间。

　　迟疑致败到了八月，有人劝窦武、陈蕃立即动手，以防意外之变。窦武马上着手准备，罢了黄门令魏彪，以亲己的小黄门山冰代之，将狡猾的长乐尚书郑■关进北寺狱。陈蕃建议立即杀了郑■，窦武不同意，命令山冰等人审问之，供辞连及曹节、王甫等宦官，并欲上奏收捕之。

　　是夜，窦武归府住宿时，宦官朱瑀得知消息，偷看了他的奏章，大呼窦武、陈蕃阴谋废皇帝而谋“大逆”，立即组织反抗力量。曹节闻之，惊起，挟持灵帝，关闭宫门，胁迫尚书官属写诏，任命王甫为黄门令，持节到北寺狱收捕山冰等人。杀了山冰，释放了郑飒。接着劫持窦太后，夺去玺书。并使郑■等持节收捕窦武等人。窦武不奉诏，驰入步兵营，射杀使者。召集北军数千人屯于都亭下，对军士下令：“黄门常侍反，尽力者封侯重赏。”五更时分，王甫集结讨伐人马于朱雀掖门。次日早晨，两军对阵于阙下。王甫的军士逐渐增多，对窦武之军喊道：“窦武反，汝皆禁兵，当宿卫宫省，何故随反者乎？先降有赏！”营府军士素来畏服宦官，到了中午，窦武之兵几乎散光了。最后，窦武被围，自杀，被枭首于长安都亭。他的宗亲、宾客、姻属都被杀害。家属被流放遥远的日南郡。窦太后被软禁于云台。

　　这时，宦官得志，士大夫丧气，原为窦武府掾的胡腾（字子升），独为窦武殡敛行丧，因此也被禁锢。

　　第二节陈蕃志在清世陈蕃（？—168），字仲举，汝南平舆（今河南汝南）人。十五岁时，曾单独住于一室，庭宇芜秽，有客来访，对他说：你为何不洒扫庭院以待宾客？他答：“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客知他有清世之志，非常器重之。

　　起初仕于郡，举孝廉，任郎中。因母去世，弃官服丧。服丧之后，为刺史周景辟任别驾从事，因谏诤不合，随即离去。

　　经太尉李固推荐，征为议郎，再升为乐安太守。当时李膺任青州刺史，有“威政”之名，属官闻风，多自引退，陈蕃独以“清绩”而留任。郡人周璆是个高洁之士，前后郡守招命总不理睬，只有陈蕃能请得动他，以礼待之。有个叫赵宣的平民，葬亲而不封闭墓道，居在里面，服丧二十多年，乡里称孝，地方长官多次以礼请之。郡人向陈蕃推荐此人。陈蕃与赵宣相见，问起他的妻和子，得知他的五个儿女都是丧服期间所生。陈蕃大怒，斥责其伪装孝道，表里不一，“诳时惑众，诬污鬼神”，随即判处其罪。

　　大将军梁冀致书于陈蕃，有所请托，“不得通”，使者诈骗求谒，陈蕃怒而杀之，因此下放为修武令。

　　陈蕃后为尚书。当时零陵、桂阳二郡“山贼为害”，大臣议论派兵镇压。陈蕃上疏驳之，说：二郡之民闹事，一定是地方官“贪虐”所致，应当审查地方长官，清除“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更选清贤奉公之人去宣布法令，安抚百姓。又提出裁减朝廷和宫中的冗员，除去奸恶。因此触忤左右，被排挤出京为豫章太守。后又征为尚书令。为人严肃，不接宾客，送人不出郭门。反对宦官陈蕃任光禄勋时，感到“封赏逾制，内宠猥盛”，乃上疏进谏，提到“近习以非义授邑，左右以无功传赏，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纪其功，至乃一门之内，侯者数人”；“采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夫不有臭秽，则苍蝇不飞”，但求有所改正。这主要是针刺皇帝信任宦官的。延熹六年（公元163 年），桓帝到广成苑打猎，陈蕃上疏谏道：当今有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三空之厄”，“兵戎未戢，四方离散”，又值农忙，不当逸游而不恤民。未被桓帝采纳。

　　延熹八年（公元165 年），陈蕃为太尉。这时中常侍苏康、管霸复被任用，宦官得势，排挤他人。李膺及大司农刘祐、廷尉冯绲等都因忤旨而抵罪。陈蕃在朝会时为李膺等反复说情，辞意恳切。在宦官专横与反宦官专横的斗争中，有些朝臣惧不敢言，陈蕃独自上疏说：“内政不理，心腹之患。”自从除外戚梁氏之祸后，“近习（指宦官）之权，复相扇结”。他建议，应当“割塞近习豫政之源，引纳尚书朝省之事”，选任清高之士，“斥黜佞邪”之徒。桓帝不采纳。朝野怨之。宦官由此更怨陈蕃。而太学生敬重之，誉其为“不畏强御陈仲举”。

　　次年，李膺等以“党人”案下狱考实。陈蕃上疏极谏，为李膺、杜密、范滂等伸冤，说他们“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拷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并指责桓帝“遇贤何薄？待恶何优？”桓帝讳其言切，借口说陈蕃征用下属不当，罢了他的官。

　　灵帝时，陈蕃为太傅，录尚书事。窦太后因陈蕃在桓帝时坚决拥立她为皇后，又因陈蕃与窦武共参朝政，此时欲封其为高阳乡侯，食邑三百户。陈蕃上疏辞让。窦太后不许，陈蕃固辞，“章前后十上，竟不受封”。

　　“党人”失败这时中常侍曹节、王甫等宦官谄事太后，膨胀势力，“多行贪虐”。陈蕃恨之，志诛宦官，而窦武也有此谋。他自以为德于太后，一定可以如愿，先向灵帝上疏，指出宦官侯览、曹节、王甫等是“元恶大奸”，如不急诛，必生变乱，并希望皇帝宣示自己的奏章。窦太后不采纳，朝廷闻者莫不震恐。陈蕃因与窦武合谋，决心诛除曹节、王甫等宦官；并立即起用原被废黜的“党人”李膺、杜密等，共定计策。

　　建宁元年（公元168 年）五月，陈蕃劝窦武上书窦太后，要求立即诛除专横的宦官。窦太后不同意。窦武和陈蕃先诛了专制宫内的中常侍管霸和苏康，又多次要求诛除曹节等人，窦太犹后豫不决，故久未动手。到了八月，陈蕃与窦武准备对曹节等下手。九月，曹节等人发觉，矫诏收捕窦武等人。窦武抵抗不力而失败，自杀。陈蕃时已七十多岁，闻知事发，带领属官及诸生八十余人，持刀冲出承明门，攘臂大呼“黄门（指宦官）反逆”。终因势小力弱而被捕，关进黄门北寺狱，被害。家属被流放，门生、故吏都被免官或禁锢。

　　第三节李膺附杜密受士人仰慕李膺（110—169），字元礼，颍川襄城（今属河南）人。祖父李修，安帝时为太尉。父李益，赵国相。李膺生性高傲，交结不广，只是和同郡荀淑、陈寔等师友往来。

　　他起初举孝廉，得到司徒胡广征召，举高第，升任青州刺史，地方长官怕他严明，多望风弃官而去。后为渔阳太守，不久转为蜀郡太守，调任护乌桓校尉。鲜卑来骚拢时，他常亲自率军迎击。后因公事免官，退居于颍川郡纶氏县，教授学生常达千人，为世人所仰慕。南阳人樊陵求为他的学生，他不接受。樊陵后来因阿附于宦官，当上了太尉，仍为志节之士所羞。荀爽拜谒李膺时，因能为他驾驭车马而特别高兴，并宣传此事。有的士人以被李膺接待过为荣，名为“登龙门”。可见对他为人仰慕之一斑。

　　永寿二年（公元156 年），鲜卑寇掠云中郡，李膺任为度辽将军，担任抵御任务。由于他抵御得力，寇掠者惧怕，放还一些被掠的人口，边郡得以稍稍安宁。

　　延熹二年（公元159 年），为河南尹。当时宛陵大姓羊元群从北海郡罢官归来，偷偷地带回“奇巧”财物。李膺揭发之，并想查办其罪。羊元群向窃据大权的宦官行贿，反使李膺坐罪，罚到左校（官署名）做苦工。

　　起初，李膺与廷尉冯绲、大司农刘祐等共同立志纠罚奸倖之徒，而这时冯绲、刘祐也因获罪在做苦工。司隶校尉应奉了解其情，上疏桓帝为李膺等说情，认为李膺等人素有功绩，秉公执法，百姓称许，反而受罚，应当宽恕，以免激化矛盾。李膺等人才得以免刑。

　　使宦者畏惧李膺又被任为司隶校尉，与太学生首领郭泰等结交，反对宦官专权，有“天下楷模李元礼”之誉。这时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县令，贪残无道，甚至杀害孕妇，闻知李膺严厉，惧罪逃至洛阳，藏匿在张让宅中。李膺知道张朔的罪状，亲自带着从吏到张让宅中搜捕张朔，交付洛阳狱，取得供辞，立即处决。张让为弟向桓帝诉冤，桓帝诏李膺入殿而亲自诘问为何擅自诛杀官员。李膺据理对答，还要求给五日期限，追查首恶分子。桓帝觉得李膺无罪，不再追问，便让他退出。从此宦官都小心翼翼，不敢再出宫门。桓帝觉得奇怪而问其原因，都说害怕李膺。

　　经历两次党锢事件延熹九年（公元166 年），李膺等捕杀与宦官勾结的卜者张成之子。宦官集团乘机反扑，指使张成的弟子牢修控告李膺等人交结生徒，“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随从宦官的要求，下令逮捕党人，李膺也被捕。审查此案经过三府（汉代的太尉、司徒、司空所设的府署，合称三府）时，太尉陈蕃认为李膺等颇有声誉，罪名不实，不肯“平署”（联合签署）。桓帝大怒，将李膺等人关进了属于黄门署的北寺狱，株连达二百多人。外戚窦武等出面援救，桓帝才将李膺赦免，“禁锢终身”，不许做官。官府中还记录有党人名单。这是第一次“党锢”事件。李膺回乡后，居于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山中，士人“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

　　等到陈蕃免了太尉，朝野之人都属意于李膺。荀爽担心李膺因名高而致祸，写书劝告他明哲保身。不久，桓帝死，灵帝立，外戚窦武为大将军，名臣陈蕃为太傅，两人共掌朝政，合谋诛除宦者，重新任用名士，任李膺为长乐少府。但因宦官势大，一时未曾动手。宦官却在建宁二年（公元169 年）先发制人，迫使灵帝收捕窦武。窦武兵败自杀后，宦官得势，又肆意逮捕“党人”。乡人劝告李膺逃匿，李膺毫不畏惧。结果，李膺及杜密等百余人被捕入狱处死。同时受株连而被处死、迁徙、禁锢者“六七百人”。这是第二次“党锢”事件。

　　李膺的妻子迁徙边地，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李膺的门徒景顾因漏名而未被处治，其父景毅不愿苟安，上书请求免去侍御史的官职而返回家乡蜀郡。

　　时称“李、杜”

　　杜密（？—169），字周甫，颍川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人。据传，“为人沈质，少有厉俗志”。为司徒胡广所辟，升至代郡太守，再任泰山太守、北海相。宦官子弟为其属县长官有奸恶行为者，都收捕查办之。

　　后来杜密去官还乡，常去拜谒地方长官，多所请托。同郡刘胜（字季陵）从蜀郡告归乡里，闭门修养，不大交往。郡太守王昱对杜密说：“刘季陵清高士，公卿多举之者。”他知王昱激己，答道：刘胜官位高，您待为上宾，但他知善不荐，闻恶不言，“隐情惜己，自同寒蝉”，这是罪人；我知善必举，知恶必纠，使您“赏罚得中”，这不是显然的高低之分吗？王昱惭愧而佩服，待之弥厚。

　　桓帝时，杜密任为尚书令，迁河南尹，转为太仆。“党人”事起，被免官还本郡，与李膺一同坐罪，两人齐名，故时人称为“李、杜”。太学生誉之曰“天下良辅杜周甫”。

　　灵帝时，陈蕃辅政，杜密又任太仆。“党锢”事件再起，被迫自杀。

　　第四节范滂、张俭、贾彪范滂严整疾恶范滂（137—169），字孟博，汝南征羌（今河南郾城东南）人。少时因“清节”为州里所佩服，举孝廉、“光禄四行”（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冀州因饥荒而百姓闹事时，范滂由朝廷任命为清诏使，前去审理之。他登车前往，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待到了州境，地方官自知贪赃枉法，闻风而弃官逃跑。他对朝廷的报告，都能合乎众议。

　　任光禄勋主事之时，他对光禄勋陈蕃以“公礼”相待颇为不满，乃弃官而去。郭泰批评陈蕃未曾优礼对待范滂，陈蕃承认欠妥。

　　后又被太尉黄琼辟为掾属。皇帝诏令三府掾属“举谣言”，即举报地方长官贤奸、百姓苦乐。范滂举奏刺史、二千石（即州郡长官）、权豪之党二十余人。掌举奏的尚书责备他举劾猥多，怀疑他有私心。他说：我的举劾，如果不是针对奸暴而为民除害，那还有什么必要！现在只是先举所急，还有待充实材料。“农夫去草，嘉谷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如果我言之不实，愿受处治。但他察觉情况复杂，本意难以兑现，便投劾而去。

　　郡太守宗资曾闻范滂之名，任其为功曹，委以政事。他在位，“严整疾恶”。如有不遵孝悌之行、仁义之道者，一概斥逐之。荐举清节隐居之士。他的外甥李颂，本是公族子孙，但未被乡里荐举，中常侍唐衡为其向宗资说情而拟用为吏。范滂以为推荐者人品不正，便不召李颂。宗资知之，迁怒而责打办事小吏，小吏以为范滂决定正确而不可违背。宗资只好作罢。郡中之人对此颇存看法，指范滂亲信任用之人以为“范党”。

　　后来范滂被诬为“党人”，被捕关进了黄门北寺狱。狱吏将拷打审问囚犯，范滂因为同囚者大多病弱，乃要求先受审，遂与同郡袁忠争受刑。中常侍王甫审问拷打囚犯时，范滂等颈、手、足上都戴着刑具列于阶下，王甫审问他：你为臣不忠，“共造部党，自相褒举，评论朝廷，虚构无端，诸所谋结，并欲何为？皆以情对，不得隐饰。”范滂对答：我只知道孔子“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之言，政治上要求分清贤奸，奖善惩恶，不懂得什么是“党”。王甫说：你拔举用人，合则相好，不合则排斥，什么意思？范滂仰天而叹，自觉问心无愧。王甫无法，只好解下他的刑具。

　　范滂因无罪而释放，南归。从洛阳出发，汝南、南阳二郡士大夫迎接者数千辆。同囚乡人殷陶、黄穆也免罪俱归，并侍卫于范滂，应对宾客。范滂对两人说：你俩相随，是加重吾罪，遂遁逃还乡。

　　建宁二年（公元169 年），大诛“党人”。诏令急捕范滂等。郡内督邮吴导来到县里，手捧诏书，紧闭传舍，伏床而泣。范滂听说此事，知道必为自己，随即主动投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要和他一同逃走。范滂说：我死则祸了，怎敢连累于你，又使老母流离呢！其母与他诀别。他对老母说：我死得其所，只是希望大人“割不可忍之恩”，不要增加悲伤。老母道：“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得兼乎？”范滂跪下受教，再拜而辞。对他的儿子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路人闻之，莫不流涕。这时范滂才三十三岁。

　　张俭举劾侯览张俭（115—198），字元节，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父张成是江夏太守。张俭初举茂才，因刺史不是正经人，推说有病而不起。

　　延熹八年（公元165 年），任山阳郡东部督邮。这时中常侍侯览家在山阳郡属县防东（今山东金乡南），残暴百姓，所为不法。张俭举劾侯览及其母罪恶，请求诛之。侯览扣押其章表，使不得上达朝廷，从此结怨。乡人朱并本是佞邪之徒，因被张俭冷落而怀恨在心，上书告发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欲诛捕之。张俭逃跑，所到之处，都因重其名行而收容之。后来流转到东莱郡，躲在李笃家。外黄县令毛钦带着武器来到，李笃对毛钦说：张俭天下闻名，无罪而躲匿，你忍心捕他吗？毛钦劝李笃不必要做老好人。李笃说：我好义，你如今也有一半。毛钦叹息而去。张俭由李笃设法逃亡出塞，故得以免祸。据说，张俭逃难所经历之处，“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党锢传·论》对此救贤扶危精神大加表扬，说：“张俭见怒时王，颠沛假命，天下闻其风者，莫不怜其壮志，而争为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盖数十百所，岂不贤哉！”

　　张俭历经磨难，到中平元年（公元184 年）“党事解”，才返回乡里。

　　建安年间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贾彪同气相求贾彪，字伟节，颍川定陵（今河南舞阳北）人。少时游洛阳，志节慷慨，与同郡荀爽齐名。起初与郭泰同为太学生首领，结合李膺等人，评论朝政，褒贬人物，与“党人”同气。

　　初举孝廉，补为新息县长。平民贫困，多不养子女，贾彪订了严厉的制度，凡不养子女者与杀人同罪。有一次，他出城巡视，城南有盗劫害民者，城北有妇人杀子者，掾吏想引他往南。他怒道：“贼寇害人，这是常有之事；母子相残，实是逆天违道。”随即驱车北行，查办其罪。因此几年间，民养子者数以千计，都说这是贾彪治理的效果。

　　延熹九年（公元166 年），党事发生，太尉陈蕃谏诤无效，朝臣惊惧而不敢言。贾彪对同志者说：“吾不西行，大祸不解。”于是到了洛阳，劝说窦武等人向皇帝报告情由，桓帝因此大赦“党人”。李膺释放后，说：“吾得免此，贾生之谋也。”

　　先前岑蛭因党事逃亡，亲友大多收匿之，贾彪独闭门不纳，为众人所怨。他解释说，岑蛭触犯皇帝而获罪，咎由自取，吾既然不能捕捉他，又怎能收容他。众人都服他处理有原则。

　　后以“党人”禁锢，死于家中。

　　第五节郭泰郭泰（128—169），字林宗，太原界休（今山西介休）人。家庭世代贫贱。早孤，母亲想要他到县府做点事。他说，大丈夫不能为“斗筲之役”。从师就学三年，博通典籍。善于谈论。游学于洛阳。与河南尹李膺相友善，于是名震京都。后归乡里，官吏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辆。他只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

　　司徒黄琼征辟，太常赵典推举，有人劝郭泰乘机仕进，他认为世将大乱，一概不应。他有知人之明，奖训士类，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各地。曾在陈、梁间行路遇雨，头巾一角下陷，时人仿效而折巾一角，称为“林宗巾”。可见其为人仰慕。有人问范滂：“郭泰何如人？”范滂答：“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他虽然善于交游，但不“危言核论”，所以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他。等到党事发生，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只有他和袁闳得免。于是闭门授徒，弟子数以千计。

　　建宁元年（公元168 年），陈善、窦武等为宦官所害，郭泰痛哭于野，深为国家前途担忧。

　　次年春，郭泰死于家，时年四十二岁。远近许多士人奔丧而来，同刻石立碑，由蔡邕撰文。郭泰同“党人”有广泛联系，并寄予同情，故附传于此。第六节“党人”评论“党锢”人物，首先，以反对宦官专横侈恣为“同志”；次之，多数人员是士人或太学生，自持清高，又要求仕进；再者，多出身于世族和豪族，骨干是官吏与贵戚，故当宦官侵犯其利益、损害其权势、阻碍其仕进时，便群起反对，形成一股反“浊流”的社会势力。范晔《后汉书》盛称“党人”的行为和精神，曰：“桓、灵之时，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崄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又曰：“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家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甚至还将“党人”与宦者区分为“泾渭”、“玉砾”、“兰莸”，比其为“清”与“浊”，而极称“党人”志行高尚，这未免言之过当，然却也不无一点道理。宦者专权确是最腐朽的势力，而有些“党人”实是企图针弊治世的贤者。

　　但在封建帝制而皇帝又被宦者挟持的情况下，“党人”既难以得到皇帝支持，又无严密组织和政治军事实力，更未鼓动和争取民众，自然难以消灭宦官势力，反而为其所迫而禁锢。

　　第四十章宦者宦者，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帝制的产物。其上层分子为皇帝最亲近的奴才，往往恃宠弄权，甚至专权乱政。秦朝的赵高、西汉的石显，都曾弄权为非，本书已写有赵高传，于萧望之传附述石显事。东汉后期，因母后、少主轮流临朝，则外戚、宦官更番专权，宦官弄权与东汉衰亡有直接关系，故对其有立传之必要。宦者在社会矛盾斗争中并非铁板一块，有贤奸之分，本篇据史实具录其主要人物。

　　① 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后汉书·宦者列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第一节郑众专谋除窦宪郑众（？—114），字季产。南阳犨县（今河南鲁山）人，谨慎敏捷，颇有心机。永平年间，在刘炟太子家做事。刘炟即帝位（称章帝）后，任为小黄门，升任中常侍。

　　和帝初年，郑众加位钩盾令。当时窦太后秉政，外戚窦宪任大将军，窃据威权，朝臣上下无不附从。只有郑众“一小王室，不事豪党”，颇得和帝亲信。等到窦宪兄弟图谋“不轨”，郑众首谋诛之，因功升为大长秋，封鄛乡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后又益封三百户）。由此常参与议论政事，东汉宦官参政从此开端。

　　郑众死于元初元年（公元114 年）。

　　第二节蔡伦改进造纸术蔡伦（？—121），字敬仲。桂阳（郡治今湖南郴州市）人。永平末年，开始在宫廷做事，建初年间，任小黄门。和帝时，任中常侍，参与宫廷谋议。后又任主管制造御用器物的尚方令。

　　他有才学，敢于谏诤。每当假日，往往闭门不接宾客，或亲历田野考察。永元九年（公元97 年），监制秘剑及各种器械，都“精工坚密，为后世法”。据今考古发现，西汉时期已经有纸。蔡伦总结西汉以来造纸的经验，改进造纸术，“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为原料制造了纸。于元兴元年（公元105 年）奏报朝廷，得到皇帝称赞，“自是莫不从用”，纸便推广应用了，当时称为“蔡侯纸”。故后世传说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人。

　　元初元年（公元114 年），因邓太后说他长期宿卫宫廷有功，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掌管长乐宫。元初四年，安帝选用刘珍、良史等儒者去东观，校正经传文字，令蔡伦监管其事。

　　蔡伦起初曾受窦后旨意，诬陷安帝的祖母宋贵人，致使她自杀。窦太后死后，安帝亲自掌权，便命蔡伦去廷尉受审。蔡伦知道不妙，怕受耻辱，乃饮药而死。

　　第三节孙程、曹腾谋立皇帝孙程设谋立顺帝孙程（？—132），字稚卿。涿郡新城（今河北徐水）人。安帝时，为中黄门，在长乐宫办事。

　　当时邓太后临朝，安帝不亲政事。小黄门李闰与安帝乳母王圣常常一同诬陷外戚邓悝（邓太后之兄）欲废帝而立平原王刘翼，安帝又恨又怕。邓太后死后，安帝在宦者支持下随即诛邓氏而废平原王，封李闰为雍乡侯；又小黄门江京因谗谄进用，起初曾迎立安帝，封为都乡侯，食邑各三百户。李闰、江京同升为中常侍，江京还兼大长秋，与其他宦官樊丰、刘安、陈达及王圣等“扇动内外，竞为侈虐”。又帝舅大将军耿宝、皇后兄大鸿胪阎显“更相阿党”，专横跋扈，枉杀了太尉杨震，废皇太子刘保为济阴王。

　　延光四年（公元125 年）三月，安帝死，立北乡侯刘懿为帝。阎显等争权夺利，杀了樊丰，废了耿宝、王圣，排挤其党羽。

　　过了几个月，刘懿病重。孙程与济阴王刘保的属下兴渠商量，如果刘懿病危，共除江京和阎显，就可扶立济阴王刘保。中黄门王康，原先也是刘保属下，为刘保被废而愤恨。长乐太官丞王国也附从于孙程。十月二十七日，刘懿死。阎显想要扶立的人尚未召到。十一月二日，孙程与王康等十八人聚会计谋，共同宣誓。四日夜间，他们在崇德殿集合，进入章台门，杀了江京、刘安、陈达。因李闰在宫内有一定权势，孙程等欲推他为首，举刀胁迫他服从，李闰答允。于是迎立济阴王，是为顺帝。同时，一边召集大臣，一边加强宫内外警戒。

　　这时阎显在宫内吓得不知所为，小黄门樊登劝他以太后诏发兵，屯于朔平门，以御孙程等。阎显之弟卫尉阎景从宫中还外府，收兵到盛德门，被尚书郭镇所捉，送廷尉狱，当晚死去。第二天早晨，又活捉阎显等，于是事成。孙程因功封为浮阳侯：食邑万户，提升骑都尉；王康、王国等也都因功封侯食邑，共封了十九侯。

　　永建元年（公元126 年），孙程等人在朝骄横，“呵叱左右”。顺帝发怒，罢了他的官，并遣十九侯离京就国，后徙封他为宜城侯。孙程非常怨恨，封还印绶、符策，偷偷地回到京师，往来于山中。诏书又遣他回到封地。永建三年（公元128 年），顺帝念及孙程等功勋，将他们召回京师，孙程又任骑都尉，其他侯也有重任。阳嘉元年（公元132 年），孙程病危，授为奉车都尉，位特进。不久死去，追赠车骑将军印绶，赐谥刚侯。

　　孙程临终时遗言上书，要求将封国传给其弟程美。顺帝应允，又分封地之半，封孙程养子孙寿为浮阳侯。阳嘉四年（公元135 年），诏令宦官养子都可以承袭封爵，并作为条令定了下来。

　　曹腾定策立桓帝曹腾，字季兴。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安帝时，为黄门从官，由邓太后指派侍皇太子书，特见亲爱。太子即位，是为顺帝，曹腾即为小黄门，升中常侍。桓帝得以即位，曹腾以定策之功封为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

　　他用事宫中三十余年，奉事四个皇帝，未尝有过错。他推荐一些名人入朝。蜀郡太守想通过计吏贿赂曹腾，被益州刺史种暠在斜谷关搜得其书，奏劾蜀郡太守和曹腾，要求查办严惩。皇帝以为，这事是蜀郡太守所为，与曹腾无关。曹腾并不因此而埋怨种暠，还常称其为能吏，博得人们的称赞。曹腾死，养子曹暠嗣位。曹暠即曹操之父，到三国时，魏明帝曹暠追尊曹腾为高皇帝。

　　第四节“五侯”逞凶除梁冀单超（？—160），河南（郡治今河南洛阳东北）人；徐璜，下邳良城（今江苏邳县东）人；具瑗（？—165），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左悺（？—165），河南平阴（今河南孟津东北）人；唐衡（？—164），颍川郾县（今河南郾城南）人。桓帝初年，单超、徐璜、具瑗为中常侍，左悺、唐衡为小黄门史。

　　起初，梁冀两个妹妹为顺帝、桓帝的皇后，冀代父梁商为大将军，“再世权威，威振天下”。梁冀自从诛了太尉李固、杜乔等，更加骄横，皇后也乘势忌恣，“多所鸩毒”，上下之人钳口而不敢多言。桓帝受逼长久，心怀不平，但不敢公开发作。延熹二年（公元159 年），皇后死去，桓帝对唐衡单独询问：我身边谁与皇后家有矛盾？唐衡答：单超、左悺与河南尹梁不疑（梁冀之弟）有矛盾，徐璜、具瑗常忿恨外戚专横。于是桓帝召集单超等五人，对他们说：梁冀兄弟专权，胁迫内外，朝臣多附从之，今欲诛之，你们以为如何？单超等都说早就应当诛之。桓帝就命他们密谋办法。他们说：谋诛梁氏并不困难，就怕再生狐疑。桓帝悦，无可怀疑。于是桓帝与五人定议，桓帝咬单超手臂出血为盟，立即诏捕梁冀及其宗亲党与。梁冀及妻自杀，其宗亲党与多被诛除。左悺、唐衡升为中常侍；单超封为新丰侯、二万户；徐璜为武原侯，具瑗为东武阳侯，各一万五千户，赐钱各一千五百万；左悺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阴侯，各一万三千户，赐钱各一千三百万。单超等五人同日受封，故世称“五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从此权归宦官，朝政日乱。

　　单超患病时，桓帝任其为车骑将军。次年（延熹三年，公元160 年）死，葬礼十分优厚隆重，“赐东园秘器，棺中玉具，赠侯将军印绶，使者理丧。及葬，发五营骑士，侍御史护丧，将作大匠起冢茔”。

　　其后四侯骄横，当时人们说：“左（悺）回天，具（瑗）独坐，徐（璜）卧虎，唐（衡）两堕。”说他们骄贵横行，凶狠狡诈。他们“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都以养子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连郡”，残害百姓。

　　单超之弟单安为河东太守，弟子单匡为济阴太守，徐璜之弟徐盛为河内太守，左悺之弟左敏为陈留太守，具瑗之兄具恭为沛相，“所在蠹害”。徐璜之兄子徐宣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未达到目的，后便率领吏卒到李嵩家强抢其女，“戏射杀之，埋著寺内”。当时下邳县属于东海，东海相黄浮接受告状，收审徐宣家属，并将徐宣弃市，暴尸示众，郡中震慄。徐璜向桓帝诉怨，桓帝将黄浮定罪，罚做苦工。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百姓起而反抗。延熹七年（公元164 年），唐衡死，葬礼也很优厚。

　　第二年，司隶校尉韩演揭发左悺罪恶及其兄太仆南乡侯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左悺、左称都畏罪自杀。韩演又揭发和查办具瑗之兄具恭贪污罪，贬其爵。单超及徐璜、庸衡之袭封者，并降为乡侯，其子弟分封者“悉夺爵土”。

　　第五节侯览、曹节、吕强、张让侯览贪狠陷害张俭侯览（？—172），山阳防东（今山东单县东北）人。桓帝初年，为中常侍，以“佞猾”进用，倚势贪狠放纵，受贿货财以巨万计。延熹年间，连年征伐，国库空虚，乃借贷百官俸禄、王侯租税。侯览乘机上缣五千匹，赐爵关内侯。又借口参与议诛梁冀有功，进封高乡侯。

　　他与小黄门段珪兼并土地，段珪家在济阴，靠近济北境界。其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过往旅客。被济北相滕延捕杀数十人，陈尸于道。侯览、段珪大怒，向皇帝诉怨，诬告滕延多杀无辜百姓，免其官职。

　　侯览等从此更加得意放纵。其兄侯参为益州刺史，诬陷富民有大逆之罪，诛灭而没收其财物，前后累积以亿计。最后被太尉杨秉奏劾，槛车押往京师，于道畏罪自杀。其车三百余辆，都是金银锦帛珍玩，不可胜数。侯览因受连累而免官，不久又复职。

　　建宁二年（公元169 年），丧母还家，大起茔冢，残害百姓。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奏劾侯览贪侈奢纵，前后侵夺民宅三百八十一所，田一百十八顷。兴建第宅十六区，都是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形制犹如宫苑。又预作寿冢（未死而自为冢），有石椁、双阙，庞高百尺，侵损百姓住屋，掘民坟墓，夺人妻女。请求严惩之。侯览伺机没收其章表，使不能上达朝廷。张俭便捣毁侯览的第宅冢墓，没收其财物，揭发其罪状。又奏劾侯览之母生时交通宾客，干扰地方行政。其奏章还是不能送上朝延。侯览反而诬陷张俭为“钩党”，诛了李膺、杜密等人。侯览后又代曹节领长乐太仆。熹平元年（公元172 年），侯览被劾专权骄奢，罢了官，遂自杀。其党与也都被免官。

　　曹节制造“党锢”事件曹节（？—181），字汉丰。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本是魏郡人，世代为官。顺帝初年，为小黄门。桓帝时，迁中常侍，奉车都尉。建宁元年（公元168 年），持节带领中黄门虎贲羽林军一千人，迎接灵帝入宫，故灵帝即位后以定策功封其为长安乡侯，六百户。

　　当时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谋诛宦官。曹节勾结朱瑀等十七个宦官，一同矫诏以王甫为黄门令，将兵诛除窦武、陈蕃等，制造了“党锢”事件。他因此升为长乐卫尉，封育阳侯，增邑三千户；玉甫、朱瑀等或升官或封侯。次年，位特进，秩中二千石，不久转为大长秋。

　　熹平元年（公元172 年），窦太后死，有人在朱雀阙上写了标语：“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皇帝诏令司隶校尉刘猛逐捕书写标语者。刘猛以为标语实是直言，不肯急捕，过了一个多月，还不知书写者是谁。刘猛因此被降为谏议大夫，以御史中丞段颎代替他的工作，四出逐捕，拘留了太学生和游士一千多人。曹节等对刘猛的怨气还没有消去，唆使段颎假借它故将刘猛定罪罚作苦工。朝臣多为刘猛说情，才免刑，又被征用。

　　曹节与王甫等诬桓帝之弟勃海王刘悝谋反，诛之。曹节、王甫等十二人以功封侯或增邑。曹节增邑四千六百户，加上以前的食邑共有七千六百户。他的父兄子弟都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

　　其弟曹破石为越骑校尉，强行索求其部下的妻子，该妇女执意不从而自杀。他们“淫暴无道”，多如此类。

　　光和二年（公元179 年），司隶校尉阳球奏诛王甫及其二子。当时连年出现灾异，郎中审忠（字公诚）以为朱瑀等“罪恶所感”，上书为窦武、陈蕃等鸣冤，要求严惩行凶作恶的朱瑀等宦官。其书提到：朱瑀等害贤窃权，“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赏。父子兄弟被蒙尊荣，素所亲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据三司。不惟禄重位尊之责，而苟营私门，多蓄财货，缮修第舍，连里竟巷。盗取御水以作鱼钓，车马服玩拟于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声，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所揭宦官窃权谋私，奢侈骄横，败坏政治，影响恶劣，可谓切中要害。但其奏章被扣而不得报送皇帝。曹节这时领尚书令，掌握机要，总领纪纲，扣押审忠奏章与他自然有关。光和四年（公元181 年），曹节死，赠车骑将军。其后朱瑀也病死，他们的养子袭封“传国”。

　　吕强建议大赦“党人”

　　吕强（？—184），字汉盛。河南成皋（今河南荥阳氾水镇）人。少时以宦官为小黄门，迁中常侍。灵帝时，按封宦者之例，封他为都乡侯，不肯接受。

　　他上书陈事，指出曹节、张让等宦官“品卑人贱，谗谄媚主，佞邪徼宠，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掩朝廷之明，成私树之党”，建议停止滥封和重用；又指出“后宫采女数千余人，衣食之费，日数千金”，加重百姓苦难，建议勿使民忧怨而减轻其负担；再指出皇家及贵戚、宦官建造楼阁亭馆，“凡有万数，楼阁连接，丹青素垩，雕刻之饰，不可单言。丧葬逾制，奢丽过礼，竞相仿效，莫肯矫拂”，建议去奢从俭；还指出蔡邕直言，“毁刺贵臣，讥呵竖宦”，而被宦者诽谤，遭受刑罚，段颎功勋卓著，而被阳球诬害致死，妻儿流放，致使朝臣畏难，功臣失望，建议“徙邕更授任，反（返）颎家属”。灵帝虽以为是“而不能用”。

　　当时灵帝多有私蓄，收藏天下之珍玩，还有于郡国贡献来的财物中先收入其私库的所谓“导行费”。吕强上疏直谏，指出“调广民困，费多献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献其私，容谄姑息，自此而进。”灵帝不予理睬。

　　中平元年（公元184 年），爆发黄巾起义。吕强建议先诛贪污的宦者，大赦党人，审察地方大员是否称职。灵帝乃先赦党人。某些宦者有所收敛。而中常侍赵忠、夏恽等则诬陷吕强与党人“共议朝廷，数读《霍光传》”，意谓欲仿效霍光谋废立之事。灵帝不悦，使中黄门带了兵器去召吕强。吕强得知，无奈而自杀。赵忠、夏恽还诬言吕强未审问而自杀，显然“有奸”，于是收捕其宗亲，没收其财产。

　　当时丁肃、徐衍、郭耽、李巡、赵祐等五个宦者“称为清忠”，“不争威权”。赵祐还“博学多览，著作校书”，受到诸儒称赞。小黄门吴伉达观，知不得用，“从容养志”。

　　张让蠹害招致民愤张让（？—189），颍川（郡治今河南禹县）人。赵忠（？—189），冀州安平（今属河北）人。少时都在宫中做事，桓帝时为小黄门。赵忠以参与诛梁冀之功，封为都乡侯；延熹八年（公元165 年）黜为关内侯。

　　灵帝时，张让、赵忠并升为中常侍，封列侯，与曹节、王甫等相为表里。曹节死后，赵忠领大长秋。张让有个管理家务的监奴，“交通货赂，威形喧赫”。富人孟佗与监奴勾结，倾囊行贿，要求监奴设法使张让接见他，果然达到目的。众宾客见到张让接待孟佗，误以为孟佗与张让相好，都以珍玩贿赂之。孟佗将所得之物分给张让，张让大喜，便以他为凉州刺史。

　　这时张让、赵忠及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等十二人，都为中常侍，世称“十常侍”。他们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黄巾起义爆发，天下大乱。郎中张钧上书，指出：黄中势甚，“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怨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他建议斩十常侍，布告天下，就可平息民怨。灵帝将奏章宣示张让等人。张让等非常害怕，愿出家财以助军费，乞求恕罪。灵帝诏令他们照常办事，而怒问张钧：难道十常侍竟无一个好人，张钧又上疏，坚持己见，但其奏疏被扣而不得上报。这时诏令追查为张角道者，张让等乘机唆使御史诬奏张钧学黄巾道，逮捕拷打，致使其死于狱中。实际上张让等多与张角“交通”，大耍两面派。后来灵帝得知消息，追问之。张让等推说是原中常侍王甫、侯览所为，灵帝也就不再追究。

　　张让等还借南宫火灾之故，劝说灵帝增收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并乘机搜刮各地材货，敲诈勒索，从中渔利。地方官“复增私调”，乘机捞一把。凡诏令征求，都由“中使”暗中操办，“恐动州郡，多所赇赂”。并且鬻卖官职，大郡太守之价达到二三千万，其余各有差价，名为“助军修宫钱”。官员赴任之前，先商定价钱，才能离去。不能如数付钱的官员，有的被迫自杀。“守清”而乞求不赴任的官员，都被迫遣去。

　　当时新任命的巨鹿太守司马直，因有“清名”，减债三百万。司马直不忍割剥百姓以讨好皇帝，便托病辞官，上书极陈当世得失，吞药自杀。灵帝才稍事收敛。

　　灵帝在西园（即上林苑）造万金堂，将司农征收到的金钱缯帛取来，堆满其中。又还河间买田宅，建屋宇。灵帝即位前并不富裕，登位后由宦官协助大蓄私财，常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宦官由是得志，无所畏惮，并起第宅，如同宫殿。灵帝常登永安宫的瞭望台，宦官怕他望见其第宅，乃使中大夫尚但劝告灵帝：“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从此灵帝不敢再登台榭。

　　次年，缮修南宫玉堂。又铸铜人、大钟、天禄虾蟆、翻车渴乌、四出文钱等。复以赵忠为车骑将军，百余日罢。

　　中平六年（公元189 年），灵帝死。大将军何进听了袁绍劝说，谋诛宦官，然计谋泄露。张让、赵忠等先下手杀了何进。袁绍勒兵斩了赵忠，杀了很多宦者。张让等数十人挟持少帝出走，被迫着急，遂投黄河而死。

　　宦者评论《后汉书·宦者列传》说：东汉自和帝利用宦者诛除外戚窦宪，对郑众封侯信任，“中官始盛”；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侯合谋”，皆由宦者决定政局。信用宦者自有其缘故，“何者？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晖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推情未鉴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渐染朝事，颇识典物，故少主凭谨旧之庸，女君资出内（纳）之命，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故“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有些宦者非常狡诈，表里不一，“真邪并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视听”。于是宦者“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割剥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专横害政，以至“倾国”。

　　宦者弄权，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封建皇帝不能不依靠亲信，大权就往往落在宦官手中。这主要是政治制度所造成的。

　　第四十一章经学第一节汉代经学的历史意义①经学，是指儒家经典《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经》之学。因《乐》早已佚失，实际只有《五经》之学。

　　秦和汉，对经学的态度，在表面上好像很不一样，本质上却没有什么不同。秦始皇焚书坑儒，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这是以暴力的手段夺取思想文化上的最高统治权，为巩固他的专制主义封建政权服务。汉推崇儒家，尊重经学，以利禄的手段争取思想文化的最高统治权，目的也是为巩固专制主义封建政权服务。汲黯对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沉下了脸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②汉武帝时，董仲舒、公孙弘、儿宽，“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①以上这些记载，表明汉代经学不是要实行儒家的主张，而是作为思想文化的最高形式来进行思想统治。汉代的这种办法比秦始皇的手段要高明，在统治效果上是起了历史性的作用的，但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是否也起到什么作用，就须另论了。

　　① 参看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九章。

　　② 《汉书·元帝纪》。

　　① 《汉书·循吏传》。

　　第二节秦及汉初经学的流传经学的传人在秦始皇下禁书令后，《易》以卜筮之书得不禁，《诗》为民间讽诵者多，也禁不了。实际上，《易》、《诗》和《书》、《礼》、《春秋》都各有传人，而且多逐渐形成一经多家的传授。禁书令曾为经学的流传制造了严重的困难，但并不能完全阻塞经学的流传。

　　相传，鲁商瞿子木受《易》于孔子。子木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这都是汉兴以前的事。汉兴，田何系六国齐田之族，徙杜陵，因号杜田生。汉初言《易》者，本之田何。田何三传而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之学，后皆立于学官。

　　《书》在汉初有伏生口传本，有孔子壁藏本。汉兴，文帝欲立《尚书》于学官。闻济南伏生传之。伏生曾为秦博士。文帝想召他到京，但伏生年已九十余，不能行。文帝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业。伏生失其本经，口诵二十九篇传授。伏生又传济南张生、千乘欧阳生，生传同郡儿宽。此后，传授不绝，立于学官。壁藏孔氏本，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之，多伏生二十五篇，孔安国为之传。此本，东汉季年不传。

　　《诗》，相传子夏所传。或称子夏传曾参，再传魏人李克，李克三传赵人孙卿子。汉兴，《诗》有鲁、齐、韩，毛四家之传。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号“鲁诗”。齐人辕固生，作《诗传》，号“齐诗”。燕人韩婴推《诗》之意作内外传，号“韩诗”。鲁人大毛公为《诗故训传》，以授河南人小毛公。相传“毛诗”亦源自子夏，子夏四传而至大毛公。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苌。文帝、景帝之际，鲁、齐、韩三家均立于学官。毛诗在平帝时始得立于学官，而传播较三家为久远。

　　礼，依《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部”所著录，有：“经十七篇，记百三十一篇”，“《周官经》六篇”。此即后人所谓“三礼”，包括《仪礼》、《礼记》和《周礼》。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士礼》即《仪礼》。高堂生以后传《士礼》者，在宣帝时有后仓，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记》，“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戴德、戴胜以其繁，分别删选为二书，称《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周官经》，景帝时河间献王所献，出世较晚，王莽时始一度立于学官。

　　《春秋》，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相传孔子作《春秋》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之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之传。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公羊》、《谷梁》俱立于学官。这所说三传传授情况，不一一皆实。然三传越过秦火之灾，传授不绝，则确然可信。

　　诸侯王的经学活动② 参看吴承任：《经典释文·序录·讲毓》。

　　当经学传人不断地出现并日趋众多的时候，诸侯王中也有人对经学活动深感兴趣而有助于经学的发展。这可以楚元王刘交和河间献王刘德为代表。《汉书·楚元王传》：“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曾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初，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与？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

　　《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立二十六年薨。”

　　汉初经学的发展形势在向朝廷提出决策的要求。是任其自然地发展下去呢，还是掌握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问题。朝廷最初不理解。后来理解了，便采取了措施，把经学掌握了起来。

　　第三节五经博士和经今古文之争五经博士五经博士的设置，是汉朝廷掌握经学的重要标志。在这以后，经学独占了官学。

　　刘邦是一个不喜欢儒生、不喜欢经学的开国皇帝。陆贾不断地向刘邦称道《诗》、《书》。刘邦骂他说：老子在马上得天下，要《诗》、《书》有什么用！陆贾说：在马上得天下，还可以在马上治理它吗？“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取灭亡。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听了，面有惭色。他要陆贾把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及古之成败原因写出来。陆贾每上奏一篇，刘邦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①。这时，大概还没有设置经学方面的博士，而陆贾所论，引申经义，① 以下夫于汉代博士的考证，据王国维《观堂集林·汉魏博士考》。

　　① 《史记·陆贾列传》。

　　联系实际，已是经学博士所职掌。

　　文帝、景帝时，见于记载者，有一经博士。如张生，如晁错，乃《书》博士；如申生，如辕固，如韩婴，都是《诗》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乃《春秋》博士。像这样设置的博士，虽都属于经学博士，还不能说是经学博士的定制。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 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推陈之士，帝亲策问。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的主张，得到武帝的采纳。建元五年（公元前136 年），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除个别情况外，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

　　五经博士的开始设置，不知有多少人。宣帝末年，增至十二人。东汉初年，博士有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公羊》二：严、颜氏。由此至东汉之末，博士人数无所增损。

　　博士的弟子，在武帝时为五十人。昭帝时，增弟子满百人。宣帝时增倍之。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汉末，太学大盛，诸生至三万余人。

　　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于太学。师生传授之际，要遵守一定的师生关系，不能混乱。这叫作守师法和守家法。先有师法，然后有家法。师法，指一家之学创始人的说经。家法，是指一家之学继承人的说经。例如董仲舒通公羊学，立为博士，他的说经即为师法。再传下去，其弟子更为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别，如“颜氏公羊”、“严氏公羊”，就是家法。如不守师法、家法，非但不能任为博士，即使已任为博士，一旦发现，也要被赶出太学。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①。

　　博士秩卑而职尊。于教授弟子外，或出使，或议政，往往是担当国家大事。

　　石渠阁议奏，白虎观议奏因五经博士的设置，经学与利禄之途就密切地联系起来。《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至子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太子既通，复私问《谷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才捷敏，与公羊大师睦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谷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① 《汉书·儒林传》。

　　谷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谷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狄，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谷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这可见，一家之学是否兴盛，要看它是否能取得政治力量的支持。武帝在位，公孙弘为丞相，《公羊》之学兴。宣帝在位，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受重用，《谷梁》之学兴。

　　宣帝诏《五经》名儒评议《公羊》、《谷梁》同异，连类而及《五经》同异，这是经学史上一次重要的盛会，是著名的石渠阁议奏。在这次议会中最突出的活动，是宣帝以皇帝的名义，亲自裁定经书的是非同异。这一活动抬高了会议的政治地位，也使皇帝以大家长、大宗师的身份出现，突出了皇帝作为文化最高统治者的形象。这事发生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1 年）。

　　明帝、章帝都是宣扬儒学的。明帝在即位之初，亲临辟雍，“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①。章帝于建初四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章帝）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②。白虎观议奏的规模和经历的时间，都要超过石渠阁议奏。《汉书·艺文志》于“书类”著录：“议奏四十二篇”，注：“宣帝时石渠论”。于“礼类”著录：“议奏三十八篇”，注：“石渠”。于“春秋类”著录：“议奏三十九篇”，注：“石渠论”。这些议奏都久已佚失。白虎观所论，《后汉书·章帝纪》称作“白虎议奏”，《儒林传》称作“通义”，书今存，一般称作《白虎通》。

　　经今古文之争由于五经博士设置后，立于学官的，基本上都是今文经，而古文不得立，于是乃有经今古文之争。

　　今文经是用汉代流行的隶字书写的。古文经是用先秦六国时流行的字体书写的。今古文经，不只是字体书写上的不同，而在文字内容、篇章多寡以及学风等方面也有所不同。

　　在今文经学领域里，董仲舒是很有影响的大师。他的大一统思想，适应了当时发展中的政治形势；他的阴阳五行灾异的说法，为汉家的皇权涂上了神秘的灵光；他的春秋公羊学很受重视。但今文经学在前进的路程上显然走上了不健康的道路。一是烦琐说经，一经说到百余万字，少也有数十万字，令人生厌。一是宣扬迷信，如求雨、止雨的法术和以孔子名义捏造谶纬。这二者都是不能保持今文经学已有的地位而滋长其内部陈腐的因素。汉哀帝时，刘歆揭露今文学派的儒生说：“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① 《后汉书·儒林传》。

　　② 《后汉书·儒林传》。

　　③ 参看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第二册第三章第十节，“经学”。

　　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疾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①这指出了今文学派于烦琐说经的同时，甚至疲老不能究一经，抱残守缺、目光短浅，死抱着师法，拒绝进步。这实际上是反映今文学派的衰落，但他们仍坚持学官的地位，不肯向古文经学让步。

　　汉景帝时大会白虎观，这正是总结今文经学的良好机会。但今文学派的博士和儒生没有人能把这个任务承担起来。承担这个任务的反而是古文学者班固，是他写出了《白虎通》，把今文经学系统地作了总结。也还是在章帝时，他让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不受学官，然皆擢高第和封爵，给事廷署。这对于古文学者，虽还不能立于学官，但承认了其在政治上学术上的合法地位。以上这两件事表明古文经学的势力在相对地增长，而今文经学在相应地削弱。

　　东汉出现了不少的经学大师，先有郑兴、郑众、贾逵，后有马融、郑玄②。他们都是在古文经学上有成就，而且不为古文经学所限。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官太中大夫。以不善谶，不为朝廷所重。

　　郑众，字仲师，是郑兴的儿子，官大司农。建初八年（公元83 年）卒。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官至侍中，永元十三年（公元101 年）卒，年七十二。郑兴、郑众、贾逵，都以通春秋左氏学见称。郑兴为左氏撰条例、章句、训诂。郑众亦为左氏作注。郑兴和郑众又各著《周官解诂》。贾逵，他的父亲贾徽是一个博学的人，曾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贾逵悉传父业，深明《左氏传》，为之解诂五十一篇。复奉命论次《左传》与二传同异，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齐、鲁、韩诗与《毛诗》同异，又作《周官解故》。贾逵的经学，已远较前人为恢廓，能融合古今文而观其大体。今古之争，至此可能已有了新的转变，而经学的旧樊篱已有显著的突破了。《后汉书》本传说：“世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又说：“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这可见郑贾之学影响之大。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桓帝时为南郡太守。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卒，年八十八。史称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高徒，后列女乐。”所注书多种，有《易》、《尚书》、《诗》、《三礼》、《诗经》、《孝经》、《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不惟不为古今文所限，且不为《五经》所限。融尝欲训《左氏春秋》，见到了贾逵、郑众注后，乃说：“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他只著了《三传异同说》。《三传异同说》，显然是贯穿古今经学的著作。“既精既博”，则可说是马融学风上的特点。精则不烦琐，博则不墨守，这都是与今文经学流行的学风很不相同的，但又不以此自我标榜。马融的成就，已跨过经今古文之争了。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早年投师，学《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学《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① 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见《昭明文选》卷四十三。

　　② 郑兴、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均参见《后汉书》各本传。

　　诗》、《古文尚书》。因涿郡卢植的介绍，师事马融。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融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在一次与计算有关的活动中，郑玄以善于计算，有较多接触马融的机会，得以质疑问难。玄辞归时，融喟然谓门人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玄在外游学十余年。归家之日，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

　　郑玄不乐仕进。对于朝廷和地方权力的征石，他总是避而不就，有时甚至于偷偷地跑掉。但当他偶然处在官宦聚集场合的时候，他还是以他的学识使人们敬服。所注书，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有《天文七政论》、《鲁礼■祫义》、《六艺论》、《毛诗讲》、《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建安六年（公元201 年），玄卒于元城，年七十四。

　　跟郑玄同时的任城樊人何休，好《公羊春秋》，著《春秋公羊解诂》，十七年不窥门。他认为《公羊》义法必须坚持，《左氏》已病入膏育，《谷梁》已废不能兴，因著《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以申其说。郑玄站在何休的对立面，著《发墨守》《针膏育》、《起废疾》，以驳休说。玄休之争已不是简单的今古经学之争。郑玄所主持者有今文经学，何休所反对者亦有今文经学。实际上，今古文经学之争已近尾声。到了魏晋以后，玄学就取而代之了。何休也见到了郑玄所著之书，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何休颇有自居下风之慨。①① 何休事迹见《后汉书·儒林列传下·何休传》，又《郑玄传》。

　　第四节经学对其他学术思想上的影响两汉经学，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问题。上文我们已经说到汉朝廷以经学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这种统治，可以说已有一定的成效。此外，两汉经学还有其他的学术影响，其中最显著者，一是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又一是小学方面的成就。

　　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中国境内某种程度的一统，远在宗周时期已经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一意识也很早就有了。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这种统一越来越残破，同时也越来越接近新的一统。孔子、墨子、孟子都有这种新的一统意识，不过有的是用历史的语言形式来表述，有的是用宗教的语言形式来表述。梁襄王曾经问孟子说，“天下乌乎定？”孟子说：“定于一。”“孰能一之？”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把“一”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提出来，是对新的一统，说得比较明白的。

　　“大一统”的思想，《公羊传》的提法是很鲜明的。公羊学家有更明白的阐述。《公羊传》隐公元年（公元前722 年）：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文王也。易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何休在传文“大一统也”下注云：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何休所说，“自公侯至于庶人”，是政权上的大一统；“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是所有权上的大一统。把这些说成是“政教之始”，是政权、所有权和道德规范上的大一统。这种三合一的大一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特点，对于后来历史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改变了割据局面，成为加强地区间和民族间的联系的力量；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封建专制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就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大一统是有利于历史进步的。如从汉儒的眼光去看，大一统的“大”有它极高的境界。《礼记·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教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又说：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日配天这是把“大”神化了。汉儒不只把皇家的政权神化了，而且把它的道德规范也神化了。

　　小学上的成就在两汉经学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经书的注解，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文字方面的解释。这些解释，在开始的时候总不能离开经文。后来有了发展，可以离开经文而就文字本身的规律加以表述，有时还汇集成书，这就是所谓小学。在《汉书·艺文志》里，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列于“六艺略”之中，而又是置于“六艺略”之末，这也略可说明经学和小学的关系。在汉代学者中，有些人既是古文经学家，又是小学家。张敞，修《春秋左氏传》，又通《苍颉篇》，能读宗周铭文。桑钦传《古文尚书》，又有说小学之书，《说文解字》载其字说。杜林，传《古文尚书》，史称其博学多闻，尤长于小学，著有《苍颉训纂》一篇，《苍颉故》一篇。卫宏，传《古文尚书》、《毛诗》，作《毛诗序》，《唐书·艺文志》有卫宏《诏定古文字书》一卷，《汗简》引有卫宏《字说》。徐巡，传《古文尚书》，《说文解字》引有徐巡说二条。贾逵是经学大师，是许慎之师，《说文解字》引其字说十七条①。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是个有成就的经学家，又是有更大成就的小学家。他博学经籍，为马融所推敬。当世人称道说：《五经》无双许叔重。他认为《五经》传说臧否不同，撰《五经异义》。又认为：“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他撰《说文解字》十四篇，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 年）写成，其中收入古文、小篆九千三百五十二字，解说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分为五百四十部，分别说明文字的结构、意义，辨别伪讹。这是两千年来小学书中的权威著作。书序中，论述文字发展的过程和文字结构的原则，也是小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① 见王国维《观堂集林·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

　　第四十二章方士第一节先秦的方士秦汉时代之所谓方士，是一种讲神仙方术以欺世盗名的骗子。神仙本是古时凡人思想的产物，人生纷扰苦难之世，幻想超凡脱俗，自由自在，就创造了出世的神仙。当时有些统治者对已享有的人间富贵荣华还不满足，妄想长生不老或成仙升天而崇拜信用方士，结果大上其当；或有怀疑而加惩处，然多还是迷途而不知返。故方士始终得以招摇过市。

　　方士起于何时，史料难征。据《史记》载，“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弘”。苌弘是周灵王（前571—前545）时人，当时周王朝势力已经削弱，诸侯不来朝贡。苌弘以方术为周灵王办事，鼓吹通过射击假设不来朝的诸侯，可以招致诸侯到来。诸侯并不信从，晋人还把苌弘杀了。

　　齐威王、宣王之时（前378—前324），燕人宋毋忌、正伯侨、羡门子高等都修仙道，传说能够灵魂脱离躯体，而成鬼神。他们宣传：在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山上的宫阙是以金银建造的，里面住了许多仙人，还藏着吃了可以长生不死之药。神山上的禽兽都是白色。齐威王、齐宣王及燕昭王都是他们的信徒，听了他们的宣传，派人到海上去寻找神仙奇药。寻找者回来报告，说：远望神山，犹如白云，接近之，就沉到水下去了，再临近，风就把船吹了回来。这些君主听了心里非常羡慕，只是可望而不可及。① 此传材料，主要依据于《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及《后汉书·方术传》，本篇凡引其中文字不另加注。

　　第二节秦时的方士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第一次东游齐鲁，封禅天地，刻石颂功，并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还寻找羡门子高等方士。他想长久统治下去。许多方士乘机怂恿他求神仙奇药。齐人徐市（即徐福）上书，请秦始皇斋戒，带着童男女去求三神山的仙人。始皇就派徐市带童男女数千人，乘大船入海去寻求。得到的报告是，船到了海上，风向不顺，未能到三神山，但已望见山了。过了几年，始皇东游到了碣石，派燕人卢生寻找羡门等，并了解方士求仙的虚实。还派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卢生回来报告，奏录图书，编造谎言。他对始皇说，君想见仙人，就得隐居，才有可能得到不死之药。为此，始皇深居内宫，行动诡秘，杀了一些泄密的人。

　　卢生与侯生两人谋议，认为始皇刚愎自用，严刑峻法，如果他发觉方术虚而不实，找不到不死之药，便会处死方士。于是相约逃去。始皇得知消息，怒气大发，骂道：我召用了很多方术士，花了很多钱财，为了兴太平、求奇药，现在一无成效，而他们不仅诈骗贪利，还造谣惑众，竟然给我抹黑。于是命令御史查办。方士互相告发拆台，又牵累及儒生，结果被坑杀四百六十余人。

　　次年，始皇为东郡陨石上刻有“始皇死而地分”事内心不乐，命博士做《仙真人诗》，让乐人随着他游到哪里，就唱到哪里。他怕死、爱慕仙人，自称“仙真人”，就是要长生。

　　又过一年，始皇又到海上，希望遇到三神山，找到奇药。方士入海求神找药，几年没有收获，花了不少钱，害怕治罪，撒谎说：蓬莱仙药是可以找到的，就是因有大鲛鱼捣乱，而不能前去，这时始皇恰好做了一个与海神交战的梦，占梦博士说除了大鱼蛟龙这个恶神，就可以迎来善神。始皇亲自带着连弩在海上等候，果然射杀了一条大鱼，但神仙奇药仍然落空，而且上岸不久就病死①。

　　① 以上秦始皇求神仙奇药事，参考《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三节西汉前期的方士楚汉之际，战乱不休，民生困苦，人们首先想的是能否活着，还不企求长生不死。加之秦始皇坑术士的余威犹在，故这时方士在社会上并不活跃。新垣平诈言“神气”

　　过了几十年，赵人新垣平玩弄新花样，拜见汉文帝，说：长安东北方有五采的“神气”，这是“天瑞”，应当在它的下方立庙祀上帝。于是文帝立了渭阳五帝庙，还任新垣平为上大夫，赏赐了不少钱。新垣平颇为得意，又耍了献“人主延寿”四个字的玉杯，因“金宝气”而求周鼎等把戏，也骗得了文帝的信任。有人上书揭发新垣平“所言皆诈”，文帝命令查究。结果新垣平被处死，文帝因扫兴而对鬼神事也缺乏了兴趣。

　　“神君”能言汉兴六七十年，天下治安，达于极盛。武帝即位，好大喜功，“尤敬鬼神之祀”。方士得以大显身手。

　　元光年间，出了个“神君”。所谓神君，实是长陵县的一个女子，因儿子死去而装神弄鬼，骗得不少愚民往祠。武帝也礼祠之，但只闻其言，而“不见其人”。

　　李少君病死方士李少君感到有机可乘，就对武帝大谈“祠灶”、“祠老”之方，骗得武帝的尊信。李少君这个人，原是深泽侯赵将夕的舍人，主管方药。隐瞒了真实年龄，常自谓七十岁，还说有不死之术。他没有妻子，是个光棍汉，遍游四方，骗得不少钱财。人们以为他不从事生产而生活富裕，又不知其底细，更信奉他。有一次，他从武安侯田蚡饮酒，同坐有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李少君对他大谈与其祖父游射的故事，说的有鼻有眼。而此老人小时候曾听祖父讲过游射之事，了解大概，便信以为真。在坐者听了大为惊奇。武帝有件古铜器，问李少君是何时之物。他答：是齐桓公十年陈列于柏寝台的铜器。一按铜器的铭记，果然是齐桓公时之物。一宫之人都很惊奇，以为他是“神”，是几百岁的人了。其实，他只要早知游射故事和铜器年代，就能信口说来，再添枝加叶，就能使愚者惊讶。

　　李少君对武帝说：礼祠灶神，可以丹沙炼出黄金，以黄金制作饮食器可以益寿，益寿就可以见到蓬莱仙人。又说他在海上曾遇到仙人安期生。安期生吃硕大如瓜的巨枣，能通往蓬莱。武帝听了入迷，亲自祠灶神，命令以丹沙炼黄金，派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等。不久，李少君病死，其骗术显然已自拆穿，但武帝还以为他“化去不死”，派人受其方。尽管寻求安期生落了空，而海上燕齐之方士更来言神仙之事。

　　少翁伪造帛书元狩年间，齐人少翁说有“鬼神方”而得到武帝信用。武帝此时非常怀念已死的王夫人，少翁耍了弄鬼的把戏，以假充真，使武帝深夜于幽暗中隔着帷帐隐隐瞧见有个像是王夫人的身影，心里得到一点安慰。于是少翁受到武帝的青睐，得到宾客的礼遇，任为文成将军，还得到很多赏赐。少翁对武帝说：君主想与神通，就得改饰宫室被服，否则，神物不来。于是制作云气车，车分青、赤、玄、白、黄五色，出驾时限定某日乘某色车，以“辟恶鬼”。又在甘泉山建造离宫，在其台室中画天、地、泰一各种鬼神，使武帝拜祭，冀以与天神通话。过了一年多，天神毫无音信。少翁又玩了另一套把戏，以帛书掺在饲料中让牛吃进肚里，假装不知，宣称这牛腹中有奇物。剖杀此牛而得帛书，人人感到奇怪。想不到武帝识破帛书为人所写，追查底细，果然是伪书。于是少翁被诛，但事涉皇帝威信，只好隐瞒了事。

　　巫与“神君”通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 年），武帝大病，召了很多巫医诊治，还是不愈。当时传说上郡有个巫能通鬼神。于是被武帝召来，安置在甘泉宫内与神君通话，试验有效。他向武帝传达神君的话：“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武帝听了很高兴，心情一好，病也好转了，去到甘泉，病全消了。于是大赦，置寿宫，张羽旗，设供具，供奉神君。各个神君中，数泰一最为尊贵，其余是些辅佐、侍从。人们见不到帷帐内的神君，只听到言语，其言和普通人音一样。据说神君来去，有肃然的风声；有时白天说话，但大都是在夜间细语。武帝斋戒而入，通过巫与神君通话。神君的话，武帝都使人记了下来，称为“画法”。神君的话，只是平常之言，没有什么特殊，但武帝听了独自欢喜。

　　栾大为将封侯元鼎四年（公元前113 年），方士栾大见用于武帝。栾大，本是胶东王家人，曾与少翁同学方术，人长得既高又美，擅长言词，敢于吹牛说大话。武帝杀了少翁，后悔未得到其方，这时有人推荐了栾大。栾大对武帝夸夸其谈：我常往来海中，见到安期、羡门等。我的老师说：“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但我怕和少翁一样的下场，故掩口而不谈方术之事。武帝说：少翁是吃了马肝而死。你只要能修其方，我会重赏，难道能吝惜金宝和禄位吗！栾大听了，乘机伸手要价：我的老师无求于人，只有别人求他。陛下必欲请他，就要派遣亲贵的佩官印的使者，才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肯与不肯，就看能不能派出亲贵的使者而定。武帝还有点怀疑，使栾大验方术，栾大随即玩了使棋子互相触击的游戏。

　　这时武帝正为黄河决口、铸黄金不成而犯愁，乃任栾大为五利将军，幻想通过栾大与神沟通，碰上好运气。接着又任栾大为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一个多月里，栾大佩带上四枚将军印。并封栾大为乐通侯，赐食邑二千户，又赐高级住宅、一千奴婢，以及车马器物。还将卫皇后的长女嫁给了栾大，送金万斤。武帝有时亲幸栾大之府，使者慰问供给相属于道。武帝之姑及将相大臣也都到栾府饮宴，赠送礼物。武帝又命刻了“天道（导）将军”之印，令使者和栾大都穿上羽衣，都在夜间立在白茅之上，举行授印仪式，以示不同凡俗。栾大佩“天道”之印，是将为皇帝导引天神的意思。从此栾大常在家中夜间祀神，想把神请下来。传闻神没有请到，但百鬼已来听差。他后来整治行装，东往海上，去求其师。栾大见到武帝仅仅几个月，就佩了六枚将军印、封侯而娶帝女，“贵震天下”。消息传扬开去，海上燕齐之间，很多人都异想天开，纷纷鼓吹“有禁方，能神仙”。

　　公孙卿侈言神仙这年夏天，河东太守报称出土一个大鼎，武帝将鼎置于甘泉宫。齐人公孙卿乘机宣传：“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已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相同。”又在札书上写道：黄帝得了宝鼎，便成仙上了天。通过宠臣将札书呈于皇帝。武帝看了，非常高兴，召见询问。公孙卿答：受此书的申公已死。武帝问：申公是怎样的人？公孙卿见武帝兴致很浓，便大吹起来，说：“齐人。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曰：‘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汉帝亦当上封禅，封禅则能仙登天矣。黄帝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君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山、泰山、东莱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断斩非鬼神者。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所言虽然玄而又玄，但又明明白白，鼎书所谓“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显然是指武帝，因汉高祖之孙景帝已死，在世的只有“曾孙”武帝了。这怎不使其兴奋。所以，武帝听了，得意忘形地说：“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于是，公孙卿就任郎官，被派东去太室山候神。后来，武帝在桥山祭黄帝冢，心中生疑，问：“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方士解释：“黄帝已成仙升天，群臣葬其衣冠。”

　　原派往入海求仙的栾大，言大胆小，不敢入海，转到泰山去祠神。武帝派人眼去探验，实无所见。栾大的谎话被戳穿，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 年）被武帝处死。

　　不久，到太室山候神的公孙卿传来喜讯。他报告在缑氏城上见到仙人迹，有物如雉，往来城上。武帝立即亲幸缑氏城，察看仙人迹，问公孙卿道：“你不会学少翁、栾大吧？”公孙卿知道这是警告他不能撒谎，便镇静地耍花腔说：“仙人非有求于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宽暇，神不来。言神事如迂诞，积以岁乃可致。”意思是，求神之事急不得，应当耐心地长期等候。因为武帝亲幸缑氏城视仙人迹，各地闻风张罗开了，修桥铺路，建造宫观名山神祠等处，盼望皇帝亲幸。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年）三月，武帝又到缑氏城，登上太室山礼祠，据传有喊“万岁”之声。接着，经过泰山，东巡海上，礼祠八神。齐人乘机上书称道神怪奇方者成千上万，但一无效验。乃增加船只，令那些言海中神山者几千人去求蓬莱仙人。公孙卿到了东莱郡，报告夜晚见到数丈高的“大人”，靠近则不见，只见其迹很大，类似禽兽。群臣有说，见到一个老父牵着狗，说：“吾欲见巨公。”转眼就不见了。武帝看了大人迹颇为怀疑，但以为老父就是仙人，于是留宿海上，给方士传车，随时派使者求仙，数以千计。四月，武帝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无风雨灾，可谓顺利。方士乘兴进一步鼓吹蓬莱诸神可以求得，武帝也想有此幸遇，兴冲冲地又东至海上，希望到达蓬莱。不料这时侍中奉车霍子侯暴病而死，可能武帝觉得扫兴，随即离去。

　　次年春天，公孙卿报告在东莱见到神人，似乎神人说“欲见天子”。武帝听了，任命公孙卿为中大夫，立即动身，先幸缑氏城，再到东莱，留宿了几天，一无所获，据说见到了大人迹。又派上千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仍然扫兴而还。

　　公孙卿对武帝说：仙人是可以见到的，但陛下前去匆促，所以见不到。

　　现在陛下可以建造楼馆，像缑氏城那样，供置脯枣，可能请到仙人。况且仙人是喜欢居住楼馆的。武帝听了，马上下令：长安建造蜚廉馆、桂馆，甘泉建造益寿、延寿二馆，派公孙卿持节设具，恭候神人。还在甘泉建筑高三十丈的通天台，在台下摆了祠具，将招来神仙之属。甘泉还建置前殿，开始扩建各个宫室。夏天，甘泉殿内生芝，又传通天台上似乎闪光。武帝为此而下诏大赦。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 年）十一月，武帝东至海上，对方士入海求仙进行考察，毫无效验，但又增派方士入海，还希望遇到神仙。十二月，临渤海，幻想通过望祀之属，有机会到达蓬莱仙庭。

　　因柏梁台遭了火灾，武帝到甘泉听取各地官吏汇报。公孙卿说：“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不少方士也说古帝王有的建都于甘泉。因此，以后武帝往往在甘泉接见诸侯大臣。有人建议，楼台被烧，再建必须更大，才能消灾。于是所造建章宫规模宏大，超过汉初所建的未央宫，其中太液池上拟建有蓬莱、方丈、瀛洲等神山。

　　太初三年，武帝东巡海上，考察神仙之属，没有收获。方士有说：“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命曰迎年。”武帝采纳，而造意谓延年的迎年殿，亲自前去礼祠上帝。这时武帝除了五年一度修封泰山外，还增加了禅祠石闾。因为方士多说石闾乃仙人之闾，所以武帝亲禅之。

　　后来，因方士之候祀神人、入海寻蓬莱终无效验，公孙卿只是报告见到大人迹，实未见到神仙，武帝对方士怪诞之语不免厌倦，但他还抱一线希望，“冀遇其真”。

　　第四节西汉后期的方士武帝以后，方士的时运不大好了，但由于帝王迷信神仙和不死之药，方士的骗术仍然得逞于世。

　　宣帝时，信方士之言，有祠神、立仙人祠之事。大夫刘更生献秘方，无效，被治罪。张敞上疏有“斥远方士”之谏。

　　元帝初年，有天渊玉女、巨鹿神人、轑阳侯学仙等事，“纷纷复起”。

　　成帝即位，信匡衡之言，按阴阳五行说审查郊祀之制，清理了原来的祠宇，候神方士七十多人被免职回家。方士受了很大挫折。但成帝末年颇好鬼神，又因没有生子，于是有不少方士上书言方术，都得待诏，在长安和上林苑搞祠祭活动，花费很大。

　　谷永上书成帝，谏道：“诸背仁义之正道，不遵《五经》之法言，而盛称奇怪鬼神，广崇祭祀之方，求报无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终之药”，就成仙上天，浮游蓬莱，长生不老，化铸黄金，“皆奸人惑众，挟左道，怀诈伪，以欺罔世主。听其言，洋洋满耳，若将可遇；求之，荡荡如系风捕影，终不可得。”他还指出，历来方士惑众，君主上当，事例颇多，足以为戒。成帝觉得此言有理。

　　西汉末年，博征方术士，派出侍祠使者，“尽复前世所常兴诸神祠官，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王莽掌权，除祭祀有不少花样外，又兴神仙事。他篡位之后，听信方士苏乐之言，在宫中建造八风台；又在殿上种五粱禾，说这是“黄帝谷仙之术”。到了他的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后不能备，乃以鸡当鹜雁，犬当麋鹿。”他多次下诏，自言当成神仙，详见《汉书·王莽传》。

　　第五节东汉的方士东汉之世，方术之士也多。仅《后汉书·方术列传》就载有四五十人。

　　但东汉比之秦与西汉，既无入海之徐市、致鬼之少翁、通神之栾大那样著名的方士，也无秦皇、汉武大张旗鼓地追求神仙奇药那样的世主，不免相形见绌；而且方士的绝招也不大相同。这里略传东汉的樊英、费长房、左慈三个方术士，以见一斑。

　　樊英，字季齐，南阳鲁阳人。少时学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过隐居生活，教授学生。有一回，西方刮起暴风，樊英对人说：“成都市火很盛。”口中含水向西方喷去，并记下了时间。后来有人从成都来，说起当时大火，忽然东来黑云，下起大雨，火遂熄灭之事。于是人们称道其术。安帝、顺帝都曾召之，他不愿出来做官。后来被逼任五官中郎将，干了几个月，并无建树，就回了老家。费长房，汝南人。曾做过市场小吏。他看到，市上有个老翁悬壶卖药，罢市就跳入壶中。他也跟着入壶饮酒。这老翁自称神仙。他要向老翁学道，顾虑家人牵累。老翁以一根与他一样高的青竹挂在舍后作为费长房之形，费家人以为费长房上吊而死，就殡葬了事。费长房随老翁入山学艺，不怕艰难困苦。老翁要他吃粪，粪很臭，其中还有三条虫，他为难了，告辞回家。老翁送他一根竹杖并为作一符。他骑了竹杖，可以随便游到什么地方。回到了家，自以为离家只是十来天，实际上已过了十多年。家人说他早死了，不相信他。他说往年所葬的是竹竿，发棺检验，果然是真。从此，“遂能医疗众病，鞭笞百鬼，及驱使社公”。还能责鬼魅、使东海君作雨等。“后失其符，为众鬼所杀。”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少有神道。”有一回，与曹操等人同坐，曹操对众说：今日高会，酒菜齐备，只是缺少松江鲈鱼。左慈以为好办，他就用钓竿在贮满水的铜盘中钓出一条鲈鱼。曹操拊掌大笑，与会者皆惊。曹操说，一条鱼不够大家吃的。左慈又钓出几条大鱼，都是活泼新鲜的。烹鱼时，缺乏生姜。左慈又弄出了蜀中之生姜。又一回，左慈与曹操等饮酒时，又耍弄别人，曹操不高兴，想杀了他。左慈乃躲入壁中，谁也找不到。或见之于市，又捕之，而市人都变了形与左慈仿佛，不知哪个是真。后来有人在阳城山头见到了他，又捕捉之，他就走入羊群。曹操知道无法捕得他，便发出话来：“不复相杀，本试君术耳。”忽然有一只老公羊如人站立而言：“何必如此！”当人赶上前去，数百只羊都变为那只老公羊一样的形状和动作，而人不知哪只是真。

　　第六节方士评论秦汉方士的特点，一般是以召鬼神、候神仙、求奇药、炼丹砂的骗术欺世，盗名图利。君主因梦想成仙或长生不死，甘心受欺，贻笑于世。据史所载，秦与西汉的方士跟东汉的方士相比，有些不同：前者多为海上燕齐人，后者多为内地人；前者多是道道地地的方士，后者多学过《五经》，是儒生兼方士；前者多求蓬莱神仙奇药，后者多是耍把戏，变幻术。

　　还应该指出，《史》、《汉》记载秦与西汉的方士，显然是暴露方士的骗术及君主的愚昧。司马迁记述之后，说“具见其表里”，意谓通过具体描写而透露内情。班固记述之后，说：“究观方士祠官之变，谷永之言，岂不正乎！岂不正乎！”他们否定方士之术及神仙奇药之说，正告君主和世人不要上当受骗，态度极为明确。《后汉书》记方术之士，品种复杂，有真有假，似乎客观记述，不像有意揭露，容易使读者不辨真假，信以为真。范晔所论：“幽贶罕征，明数难校。不探精远，曷感灵效？如或迁讹，实乖玄奥。”他对方士之术，是信还是不信，令人捉摸不透。

　　我们今日为方士作传，无意宣传迷信，而是据史述事，以明当时史事与风气。

　　第四十三章数学随着数学知识的不断积累以及对于零散的材料逐渐加以总结和系统化、理论化，于是陆续出现了数学方面的专书。《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许商算术》二十六卷，《杜忠算术》十六卷，这是最早见于著录的数学专著。这两部书都已失传了。秦汉时期传留至今的数学著作和涉及数学方法较多的著作，有著名的《九章算术》和《周髀算经》。此外，还有近年出土的简书《算数书》。这些书中包含了算术、代数和几何等丰富的数学内容，诸如复杂的整数和分数四则运算，比例问题，盈不足术，开平方和开立方术，方程术和正负术，面积和体积问题，勾股算术和勾股测量术，等等，其中有不少算法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先进成就。这些成就表明，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数学体系。

　　第一节“九数”

　　根据《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周朝设有称为“保氏”的官员，专门负责向贵族子弟传授所谓“六艺”。数学是六艺中的一门课程，共包括九项内容，称为“九数”。但什么是“九数”，现已难于考证。东汉郑玄注释《周礼》引郑众说，“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①。郑众所称“九数”中的“均输”，实际上是西汉时的赋税制度，不可能是《周礼》九数的内容。但从二郑注释可以了解到，西汉数学大致包含方田、粟米等九个方面，而重差、夕桀、勾股则是数学上的新的发展。上述九项内容与《九章算术》的篇目基本相同。“旁要”和“夕桀”两项，今已不知所指。有人认为“旁要”指简单的勾股问题，“夕桀”二字系传抄有误，应为“互乘”，即解线性方程组的一种方法。东汉一些数学家整理数学著作，用“衰分”代替“差分”，用“勾股”代替“旁要”，于是编写成为著名的《九章算术》。正如刘徽所说，“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②，九章的名称无疑是由《周礼》九数演变而来的。

　　① “赢不足”，《九章算术》作“盈不足”，后皆依此。又，亦有人将“今有重差”断开，作“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把“今有”作为一种数学方法。

　　② 刘徽《九章算术注》原序，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 年版。第二节秦汉简牍和《算数书》在居延、武威、临沂银雀山、云梦睡虎地及江陵凤凰山等地出土的大批秦汉简牍中，可以找到相当多的与社会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数学计算问题，但就数学方法而言，仅有九九表，整数和分数的算术运算，面积、体积和容积的计算等。这些方法一般都很简单，尚不足以反映秦汉数学的全貌。1984 年1 月，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数学著作《算数书》。据推断，《算数书》抄写于西汉初年（约公元前二世纪），成书时间应该更早。这是一部比较完整的，也是目前可以见到的中国最早的数学专著。全书采用问题集形式，共有六十多个小标题，九十多个题目，包括整数和分数四则运算，各类比例问题，各类面积和体积问题等。其中有些内容（如“合分”、“少广”等）与《九章》相近，甚至文句都很相似，说明二书间可能有某些传承关系，有些内容（如“相乘”、“增减分”等）是《九章》所没有的。在张家山简书汉律中，还发现有关于“均输律”的简文。过去一般认为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 年）郡国始置均输官，施行均输法，《九章算术》中的均输问题，应是在此之后写成的。现在看来，这一论断需要进行修改。这部比《九章算术》还早的竹简《算数书》的出土，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节《周髀算经》《周髀算经》是著名的《算经十书》之一，主要是一部解释盖天说的天文学著作，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一世纪，而其中很多内容可能要早得多。在数学方面，《周髀》记述了矩的用途，勾股定理及其在测量上的应用，其中包含了相似直角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的定理。《周髀》开篇就以商高回答周公问题的形式提出“故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即勾3 股4 弦5，这是勾股定理的一个特例。接着，又在陈子回答荣方的问题中提出“以日下为勾，日高为股，勾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得邪至日（太阳到观测者的距离）”，即a2+b2=c2，这是勾股定理的普遍形式。据研究，陈子可能是公元前七到六世纪的人。在西方，这个定理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把勾股定理的发现归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周髀算经》中测量太阳高远的陈子测日法，是勾股测量术的发展，又是重差术的先驱，比起西方“测量之祖”泰勒斯测量金字塔的成就是毫不逊色的。《周髀》中还有开平方和等差级数等，以及相当复杂的分数运算，用以解决古“四分历”的计算问题。唐代国子监添设算学馆，主要学习十部算经，《周髀》即是其中之一。对于研究古代天文学史和数学史而言，《周髀》是传留至今的最早的宝贵文献。

　　第四节《九章算术》《九章算术》的成书中国古代数学名著《九章算术》，是我国最早的传世数学专著。《九章算术》与《周髀算经》一样，不是一人一时写成的。它经历了多次的整理、删补和增订，是几代数学家共同劳动的结晶。大约成书于东汉初年（公元一世纪）。《九章算术》采用问题集形式，列举了246 个数学问题及其答案，并在若干具体问题之后，叙述这类问题的解题方法。全书分为下列九章：方田、粟米、衰（cuī）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方田章是关于土地面积的计算，包括有正方形、矩形、三角形、梯形、圆、环等面积公式，以及弓形面积和球冠表面积的近似公式。后两个公式比较简单，但误差很大。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曾提出用类似割圆术的方法推求弓形面积，但未能给出更好的结果。在这一章中还有分数的四则运算法则和约分、通分、求最大公约数方法。在《九章》中，把最大公约数称为“等数”，求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要“以少减多，更相减损”，这种方法与欧几里得的辗转相除法是相同的，后来在解决一次同余组等问题上获得了更重要的应用。《九章算术》在世界数学史上的贡献完整的分数运算法则，在印度迟至七世纪才出现，而欧洲则更晚。粟米章主要讲各种粮食交易折算的比例问题。所用方法称为“今有术”，即在成比例的四个数中，从三个已知数求第四个数的算法。在欧洲，这种算法称为“三率法”。关于比与比例的思想，古希腊就已经有了，但把比例和三率法联系起来却是迟至十五世纪的事情。衰分章是比例分配问题，即按等级分配物资或按一定标准摊派税收。在这一章中还有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问题，但都用比例方法来解决。少广章讲的是已知正方形面积或正方体体积反求边长，即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其具体运算过程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开平方和开立方法则的记载。在运算中，要把算筹摆放几层，相当于用分离系数法列出与求解二次和三次方程，从而发展了筹算的位值制，并开辟了求解数字高次方程的途径。少广章中还有从已知球体积求直径的问题，给出一个误差很大的球体积公式。刘徽和祖氏父子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终于获得了正确的结果。商功章主要是各种立体体积的计算。这些问题大都来源于营筑城垣、开凿沟渠、修造仓窖等土木和水利工程实际。其中包括长方体、棱柱、棱台、圆柱、圆锥、园台、楔形体等，都给出了正确的体积计算公式。缺点是圆周率取π＝3，这个数值误差很大。根据刘徽对商功章的注释可以知道，这些公式是通过具体模型的分解与合并来证明的，这说明中国古代的体积理论有很高的水平和不同于西方数学的独特的处理方法。均输章是平均赋粟和徭役问题，计算如何按人口多少、物价高低、路途远近等条件，合理摊派税收和民工等。包括正比、反比、复比例、连比例、等差级数等数学方法。盈不足章属于盈亏类问题和算法。盈不足术是通过两次假设取值，然后根据公式求出未知数，其原理与现在求高次代数方程和超越方程近似解的线性插值法是相同的。在中世纪欧洲，这种方法叫做“双设法”或“契丹算法”，是欧洲符号代数学产生以前的一种主要代数方法。据考证，古代阿拉伯数学文献里，“契丹”一般指的是中国。因此，不少人认为，中国的盈不足术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在西方数学领域起了重要的作用。方程章讲的是多元一次联立方程组（线性方程组）问题及解法。这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一项重大成就。用算筹表示多元一次联立方程组，类似于由方程组各系数构成的矩阵，其解法与现在中学代数中的消元法基本相同。古希腊和印度也有过一些特殊的联立方程组解法，但没有一般解法，远不如方程章的算法完整。而在欧洲，提出同类问题要晚一千多年，直到十六世纪才有了加减消元法。在这一章中还引入了负数概念，并给出了正负数加减运算法则：“同名相除，异名相益，正无入负之，负无入正之；其异名相除，同名相益，正无入正之，负无入负之。”负数的出现，反映出对意义相反数量的正确理解，从而实现了数的范围的一次新扩充。这一项杰出创造，也是以中国为最早。印度于七世纪引进负数概念。欧洲十二世纪对负数有所认识，而直到十六世纪才有比较深刻的理解，这一点甚至影响到线性方程组的求解问题。勾股章主要内容是勾股定理的应用和简单测量问题。其中包括勾股容方和勾股容圆问题，以及二次方程x2＋ax＝b（a＞0，b＞0）的解法。关于勾股数的原术及刘徽注中的有关公式，是对整数论的重要贡献，也是世界数学史上整数勾股数研究的较早成果之一。《九章算术》及其中一些问题曾经传到日本、朝鲜、越南、印度、阿拉伯和欧洲，对世界古代数学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九章算术》已被译成英、俄、德、日等多种文字。

　　《九章算术》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总结及其对后来的影响《九章算术》系统地总结了西周至秦汉时期我国数学的重大成就，是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形成的显著标志。它的丰富多采的内容，大多来自生产和生活实践，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高度发展的数学水平，以及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和以算法为核心的突出特点，并对后世数学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九章算术》对中国数学的影响，正像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对西方数学的影响一样，是非常深刻的。中国历史上著名数学家如刘徽、祖冲之、李淳风、贾宪等，都曾经深入研究和注释过《九章算术》，并通过这种形式提出许多新概念和新方法，为推动中国数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数学流传最久，影响最大的一部代表作，也是历代进行数学教育的课本之一。唐代国子监算学馆规定十部数学著作作为学生的数学教科书，后代称为“算经十书”，《九章》就是其中的一部。

　　第五节数学与天文学在中国古代，天、算、农、医是成就卓著的四大学科，其中天文学和数学的关系尤为密切。天文历法的进步促进了数学的发展，而数学的发展也为天文历法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前面提到的《周髀算经》是一部天文学著作，其中也包含了勾股定理、勾股测量、开平方和分数运算等数学方面的成就。东汉晚期的天文学家刘洪在《乾象历》中用“强”、“弱”来表示某数的过剩近似值和不足近似值。他的“强弱”概念与“正负”概念是相通的，并且明确指出：“强正弱负，强弱相并，同名相除，异名相消；其相减也，同名相消，异名相从；无对互之。”这与《九章算术》中的正负数加减运算法则完全一致。刘洪为解决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不等速运动问题，提出了一次内插法。根据这种方法，通过某日某时前后的两个实际观测值，可以比较精确地推算月球在该日该时的实际位置。一次内插法实质上就是盈不足术，它使历法精度有所提高，并为研究二次和高次内插法、不等间距内插法，提供了新方向，后世在这一领域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在西方，古希腊天文学家采用几何方法解决这一问题，相当繁琐，远不如中国的代数方法简捷明确。此外，由于汉代历法中出现了推算上元积年的需要，因此也产生了求解一次同余式或简单不定方程的问题，后世在这一领域也取得了极其突出的成就。

　　第六节数学家秦汉时期曾涌现出一批数学家和有很高数学造诣的人。如许商、杜忠在当时都有数学专著行世。据文献记载，汉北平侯张苍（？—前125）、大司农耿寿昌，皆以善算名世，他们都做过修订数学著作的工作①。刘歆（？—23）“数术、方技，无所不究”②，著有《三统历谱》等。著名天文学家张衡（78—139）“善机巧，尤致力阴阳、天文、历算”③，著有《灵宪》、《算■论》。他所用的圆周率相当于π＝ 10 ≈3.16，优于古圆周率π＝3，是对这一课题较早的研究和改进。刘洪“善算，当世无偶”④，曾创制《乾象历》，有的文献还记载他著有《九章算术》⑤。马续“善《九章算术》”⑥。郑玄（127—200）“少学书数，八九岁能下算乘除。年二十一，博极群书，兼精算术”⑦，曾注释多种重要典籍。蔡邕（133—192），好辞章、数术、天文，“先治律历，以筹算为本，天文为验”⑧。他已知道圆周率π＞258＝3.125，比古率有所改进。徐岳“素习《九章》，能为计数”⑨。据载，著有《九章算术》、《算经要用百法》、《大衍算术注》、《数术记遗》等，实际上很可能是他对《九章算术》作过注释。另外，《数术记遗》一书现有传本，但也有人认为是伪托之作。以上这些人都是中国数学史上较早见于史籍记载的数学家和擅长数学的学者，遗憾的是由于史料缺乏，现尚难以对他们的数学成就做出详细的论述。

　　① 刘徽《九章算术注》原序，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 年版。② 《汉书·律历志》、《艺文志》、《楚元王传》。

　　③ 《后汉书·张衡传》。

　　④ 《后汉书·律历志》。

　　⑤ 唐释慧琳：《大藏经音义》卷六。

　　⑥ 《后汉书·马援传》。

　　⑦ 刘孝标：《世说新语》“文学”第四引《高士传》。

　　⑧ 《后汉书·蔡邕传》，《四部丛刊》影明刊本《蔡中郎集·上汉书十志疏》。⑨ 李昉：《太平御览》卷七五四。

　　第四十四章天文学第一节历法从太初历到乾象历秦汉时期天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初步形成了我国的传统天文学体系。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独具特色的历法体系的形成。秦统一中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字”。又在全国统一施行颛顼历，以建亥之月（十月）为岁首，年终置闰。汉承秦制，仍用颛顼历，但到汉武帝时，颛顼历渐与实际天象不符，把闰月总是放在闰九月也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对掌握季节的需要，司马迁等人提议改历。武帝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 年）下令从全国征募二十余人“议造汉历”。经过实测和推算，共提出了十八种方案，最后确定了邓平提出的81 分法，即每月有294381天，每年有■ 3653851589天，19 年有7 个闰月。

　　新历在太初元年颁行，是为太初历。太初历的原文虽然失传，但西汉末年刘歆按太初历改编的三统历却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现今能见到的最古老的一部完整的历法。它不仅包括根据日月运动推算朔望、24 节气，安排历日的方法，还有推算日月食，预告行星位置等内容，这确立了我国古历的基本框架。制定历法必先造仪器，搞天象观测，按实测来确定数据和检验历法疏密，这一原则在制定太初历前后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古历采用阴阳合历，即以太阳的运动周期作为年，以月亮圆缺周期作为月，以闰月来协调年和月的关系。由太阳运动而确立的24 节气反映了一年四季的变化，与农牧业生产密切相关，在汉初的《淮南子·天文训》中首次出现了完整的24 节气名称，与现今通行的名称一致。24 节气是相间的12个中气和12 个节气的总称。太初历首次确定以中气所在决定月的名称，如雨水所在月为一月，春分所在月为二月，..冬至所在月为十一月，等等。而无中气的月无名称，只能称为前一个月的闰月，这一原则称无中气置闰。它合理地调整了年和月的关系，使季节与月份大体稳定，从太初历开始一直延用到现在。

　　东汉早期发现了月亮的视运动不均匀，即月亮每天的行度不一样，而且知道了月行最快的地方每月朝前移三度。刘洪在乾象历（公元206 年）里首次把月亮的快慢不均匀编成表，为后世月离表和日躔表的先声。要计算某一天月亮的位置，应在平均值上再加上快慢多少的改正，又用内插法推算任何时刻的月亮位置。采用了这些数学方法，推算日月合朔和日月食发生的时刻便提高了准确程度。刘洪还发现，月道（白道）和日道（黄道）不在一个平面上，中间有六度夹角，这就造成了不是每次日月合朔都发生交食。他认为合朔时月亮离黄白交点超过十五度半就不会发生交食，这就是发生食的判断数据，即现代的食限概念，这一数据后代各历都遵用不改。

　　中国古历的特色从太初历到乾象历，中国古历无论在内容、形式、计算方法等方面都形成中国的特色而跟欧洲历法有了明显的不同。如欧洲古罗马公元前46 年起实行的格里高利历，时代同中国的太初历相当，年长也取用2651 4天，同战国时古六历和东汉四分历相同。但月是31 天和30 天两种，与我国的朔望月不同，它没有天文意义，与月亮运动无关。格里历为阳历，我国古历为阴阳合历。欧洲古历仅包括历日安排，大小月年年相同，而我国古历各年不同，且还包括交食、行星、节气、晷漏等内容，可以说是一种天文年历，为了编制历法而带动了整个天文学的发展。中国古历以观测为基础确定各种天文数据，而以代数学方法处理这些数据，推算天文学问题；欧洲从古希腊天文学以来一般以几何学系统立论来处理数据。我国古历以周天3651 4度的制度划分全天，度下为分，各历采用不同的进位制；欧洲以周天360°为分划，度下为分、秒，皆以六十进位。秦汉以来，由于皇权的加强，而历法又由皇家颁行，颁历权成为皇权的一部分。天文历法事业由皇室经办，逐渐形成了我国天文事业的官办性质，而民间研习天文历算逐渐受到了限制，这也与西方的情况大不相同。

　　第二节浑仪和浑象浑仪天文仪器系统也在秦汉时代形成了。为了编制太初历的需要，制造了观测天象、测量角度的仪器，这就是浑仪和浑象的研制。西汉时落下闳就制造过浑仪，据记载他是四川人，“武帝征侍太史，于地中转浑天，改颛顼历，作太初历”①。晋天文学家虞喜也说他“为汉孝武帝于地中转浑天，定时节，作太初历”②。这里的“地中”指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县吉城镇），古传此地为地之中央。“浑天”即浑仪，亦称浑天仪，是用于观测的仪器，以之测量日月行星恒星在天空的位置，确定两个天体之间的角度。它应包括一个用来对准天体的管或衡，又有刻有度数的标尺，如地平环、子午环、赤道环等。当窥管或窥衡对准了要观测的天体时，各种标尺所指示的读数就是天体的位置。东汉的贾逵还在浑仪上加进黄道环，首次制造了一架“黄道铜仪”。汉代的浑仪虽没有留传下来，我们相信后世保留下来的浑仪不会跟它相去太远。

　　应该指出，在制定太初历之前，测量角度的天文仪器已经存在。战国时代石申编制的星表是基于角度的测量，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出土的帛书，记载了秦汉时代几十年间行星的运动，也是基于角度的测量③。《后汉书·律历志》曾提到汉初使用一种“圆仪”来量度日月的运动，后来浑仪流行，圆仪失传。1977 年在安徽阜阳一西汉早期墓中出土了带有28 宿距度的圆盘①，可用于测量角度。这一器物的出土为研究早期的测角仪器提供了实物依据。浑象西汉末年扬雄所著《法言·重黎》里说：“或问浑天，曰：落下闳营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这里的耿中丞即汉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他制造了一个浑象，模拟浑天的运动情况。这种仪器大体是一个大圆球，在球壳上刻着日月星辰，利用它的转动演示天象的变化。汉代最著名的是张衡制造的“水运浑象”，又叫“漏水转浑天仪”，类似今天的天球仪，利用水力来推动仪器的旋转，速度同天空的周日运动一致，所以把仪器放在室内，根据它的旋转也能知道室外的天象变化。在此基础上后来还发明了钟表。浑仪和浑象历代都有制造，从汉代以来，成了我国古代观测天象的主要仪器。①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益部耆旧传》。

　　② 《隋书·天文志》。

　　③ 见《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释文》，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 年版。① 阜阳博物馆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8 期。第三节圭表和漏刻时间的计量随着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时间的要求也在变化，原始社会的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作息制度已嫌粗疏，在殷商时代已将白天分成好几段。甲骨文中有旦、明、小采、大采、中日、昃、昏、夕等字。《左传》昭公五年（公元前537 年）条说：“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说明古代曾将一天分成十时。《隋书·天文志》在记述古代的时刻制度时说：“昼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这可能就是一天十时，而五夜之说也许就是五更的来源。《淮南子·天文训》中有一昼夜分成十五时的记载①，而汉代的十二辰和百刻时制也相当流行②。时刻制度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测时和计时仪器的进步。

　　圭表甲骨文中有关时间的字大多从日字，说明测时的依据是太阳。根据太阳的运动判断一天内的时间变迁，圭表是最早使用的仪器。一根竿子立在地上，可以根据影子的长短和方向判断季节和一天内的时刻，1967 年在江苏仪征的一座东汉墓中出土了一件铜圭表，不用时可以折叠起来，像一把铜尺，使用时将圭从表的凹槽中立起，使用和携带都很方便。在圭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日晷到汉代已做得很精细，1897 年和1932 年先后在内蒙、河南、山西出土了三块秦末汉初的晷仪③，上有69 条刻线，占盘面的2/3，其余部分没有刻线，当为黑夜见不到日影的部分。三块出土地点不同，而其结构和所刻字体都相同，这表明秦汉时圭表和晷仪已很流行。

　　漏刻作为计量时间的仪器，漏壶是最早发明的。古籍载：“漏刻之作，盖肇于轩辕之日，宣乎夏商之代。”①这可能是一种传说。较可靠的资料见于《周礼·夏官》，其中载有挈壶氏，由于古代的漏壶上面有一个提梁、故称挈壶，挈壶氏“掌挈壶，..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西汉以前的漏壶现在未见实物，传世最早的漏壶为西汉时制，1958、1967、1975 年分别出土于陕西兴平、河北满城、内蒙古默特右旗，都是铜铸圆柱状，上有提梁，下有漏嘴，梁上方有小孔，是插刻箭的。为了改进单壶漏水不均匀的缺点，东汉时代开始用二级漏壶，以便互相补偿，如张衡的漏水转浑天仪。经过秦汉时代的发展和创造，圭表、仪象、日晷、漏刻等天文仪器得到很大发展，并已普遍使① 名称是：晨明、胐明、旦明、蚤食、晏食、隅中、正中、小还、铺时、大还、高舂、下舂、悬车、黄昏、定昏。

　　② 阎林山、全和钧：《论我国固有的百刻计时制》，《天文参考资料》1977 年4 期。③ 李鉴澄：《晷仪——现存我国最古老的天文仪器之一》，《科技史文集》第一辑，上海科技出版社1978年版。

　　① 《初学记》卷二十五。

　　用，这些仪器构成了我国二千年间用于天文观测和时间工作的主要仪器系列。

　　第四节宇宙论关于宇宙结构的学说关于宇宙结构的学说，汉代出现了浑天说与盖天说的争论。在秦汉之前，盖天说比较盛行。自古以来，人们看见苍天笼罩着大地，产生了天圆地方的盖天说，而春秋时的曾参就曾提出疑问：“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揜也。”①后来盖天说又认为天不与地相接，而像圆顶凉亭那样由八根柱子支撑着。诗人屈原曾问道：“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公元前一世纪成书的《周髀算经》中提出“天象盖笠、地法复盘”的新盖天说，认为天在上，地在下，天地相盖，二者都是圆拱形，中间相距八万里，日月星辰随天盖旋转，近见远不见，形成了昼夜四季变化。

　　汉代，另一种学说浑天说兴起，认为“浑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以著名天文学家张衡为代表的浑天派提出天是一个整球，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日月星辰有时着不见是因为它们随天球转到地下面去了，天球绕轴转一圈就是一昼夜，地面上的人就看见天上的星星转了一周天。这种看法成功地解释了昼夜的交替、天体的东升西落和其他许多问题。同浑天说一致的浑仪又能很准确地测定天体位置，浑象能演示天象的变化，这一切对历法的推算既有用又方便，所以浑天说得到很快的发展并为大多数人们所接受，成为我国天文学思想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体系，直到明末西方天文学体系进入我国才开始改变。

　　值得提到的还有一种宣夜说。宣夜说打破了浑天说认为天象鸡蛋壳式的有限概念，蕴涵着宇宙无限的思想。东汉时代的郗萌记道：“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瞀精绝，故苍苍然也。..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顺或逆，伏见无常。进退不同，由乎无所根系，故各异也。”①这是元气学说在天文学上的运用，反映了宇宙无限思想和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

　　关于宇宙生成和天体演化学说关于宇宙生成和天体演化学说，在秦汉时期也产生了比较系统的理论。

　　《淮南子·天文训》和张衡《灵宪》都认为，天地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是一片浑沌，而“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在天地形成过程中，元气中的“清阳者”稀疏向上成天，“重浊者”凝滞向下为地，于是形成上天下地或外天内地；天地精气分为阴阳，阴阳精气形成四时、水火，继而产生日月星辰和万物。这种虚物创生的观点和宇宙万物是物质的和运动变化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界和科学界有着长期的影响。

　　① 《大戴礼记·曾子·天圆》。

　　① 见《晋书·天文志》。

　　第五节天象记录、天文学家和天文典籍天象记录秦汉时代对天象的观测和研究也有重要进展，天象记录日趋详备。如征和四年（公元前89 年）日食，在《汉书·五行志》中对于发生日期、太阳方位、食分、亏起方向、初亏及复圆时刻等，都记载得十分清楚。《汉书·天文志》、《五行志》等所载西汉河平元年（公元前28 年）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成帝河平元年“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西汉建始元年（公元前32 年）关于极光的记录，西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和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 年）关于超新星的记录，都是世界上有确切时日记录中最早的一批。1973 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星占》和《彗星图》又一次提供了汉初天文学发展情况的重要资料。

　　天文学家秦汉时期是天文学人才辈出的时代，涌现出众多的成就卓著的天文学家和精通天文历法的学者。如张苍、司马迁、邓平、落下闳、耿寿昌、刘歆、编、李梵、苏统、贾逵、张衡、刘洪、郗萌等，他们在天文理论、天象观测、制订历法、研制仪器等许多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落下闳，字长公，巴郡阆中（今属四川）人，明晓天文地理，隐于落下，是一位民间天文学家。汉武帝时，经友人荐举，征聘为待诏太史，后拜侍中，辞不受。曾与邓平、司马迁等创制《太初历》，还曾制造浑仪并在阳城（今河南登封）用于观测。贾逵（30—101），字景伯，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也是东汉时的著名经学家。曾任左中郎将，侍中领骑都尉。在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 年）至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 年）间，与编、李梵等人集体修订东汉四分历，肯定了李梵、苏统发现的月亮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并指出月行速度最大的位置每个月向前移动三度，从而认识到现代所谓的近点月和近地点的进动。他还主张量度日月运行采用黄道度数比较精确，并倡议制造黄道铜仪。刘洪，字元卓，山东蒙阴人，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天文学家之一。曾任校尉、郎中、常山长史、会稽东郡都尉、山阳太守等官职。他所创制的《乾象历》是一部优秀历法，曾在三国时的吴国颁行。刘洪在太阳运动、月亮运动和交食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对后世天文历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他最早把月亮视运动不均匀性引进历法，并确定出相当精确的近点月日数和一个近点月内每天的月亮实际所行度数；首次给出黄道与白道交角值为古度六度一分；改进了回归年和朔望月数值；用月亮的实际运动修正平朔和平望，得出定朔和定望，从而更准确地推算日月食；最早提出交食食限概念，并给出具体的食限数值为十五度半，这在交食预报上是个重要发明；他所提出的新的交食周期值和各种天文数据表也是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成果。他曾与著名学者蔡邕一起续补《汉书·律历志》。张衡（78—139），字平子，河南南阳人，精通天文历法、仪器制造、地理、数学、文学和绘画，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曾担任主簿、郎中、侍中、河间相、尚书等官职，并两度出任太史令，前后共14 年。张衡曾创制世界上最早的自动运转的天文演示仪器水运浑象和世界上第一架测定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据记载，地动仪成功地记录了顺帝永和三年（公元138 年）在甘肃发生的一次强震。在天文理论方面，他是浑天说的一位杰出代表人物，对于宇宙结构、宇宙无限性、天体演化、日月五星运行规律、月食成因以及陨星和彗星等，都有相当精辟的论述。在历法问题上，他提出了黄道宿度与赤道宿度互相换算的较好的计算方法，对后世历法有很大影响。张衡重视实践，勤于观测，曾对恒星进行了长期的观测和统计工作，把星空划分成444 个星官，记录了两千五百余颗恒星，这个成果在相当长时间内是很先进的。张衡在数学和地理学方面也都很有研究，他在文学方面也很有成就。本卷丁编第三十二章张衡另有传。

　　天文学典籍汉代出现了我国流传至今的第一本天文学著作《周髀算经》，而在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中有关天文历法的章节，是第一批重要的天文学典籍。它们既总结了秦汉以前天文学的发展情况，又开辟了此后天文学发展的道路。《史记·天官书》、《历书》的编写，为此后廿四史中天文、律历诸志作了楷模。此外，汉代科学家张衡的《灵宪》、《浑天仪图注》都对以后的天文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秦汉时期是我国传统天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

　　第六节气象气象与生产气象与生产关系密切，在秦汉时代已成为政府部门关心的问题，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秦简中记载：“稼已生而后雨，亦辄言雨少多，所利顷数”①。至汉代明文规定：“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②在除开冬季之外的农业生产季节里，为了上报雨量多少，必定要有计量的器具，但至今还未发现秦汉时代有关的记载和文物。宋代有“天池测雨”和“竹器验雪”的计算题，其渊源可能是很久的。

　　测量气象的仪器关于测风的仪器在汉代已有多种记述。一种是“伣”，此字在甲骨文中就有，《淮南子·齐俗训》记载：“伣之见风，无须臾之间定矣！”这可能是用帛或鸟羽系在竿子上，见风飘动，以示风向的仪器。还有一种叫“綄”，后汉高诱曰：“綄，候风者也，世所谓五雨。”这可能是同“伣”类似的仪器。还有一种是“相风乌”，据《三辅黄图》记载，“汉灵台，在长安西北八里。..郭延生《述征记》曰：长安宫南有灵台，高十五仞，上有浑仪，张衡所制。又有相风铜乌，遇风乃动”，“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这种风向标做成乌鸦形，头小尾大，遇风转动，乌鸦头即指向风来的方向。李约瑟认为，“上下有转枢”这句话暗示风向标跟下层的转动机件相连，可能附着有记录风速的器件，这是风速计的先驱①。此外，《淮南子·天文训》中还把风分成八种，指出了它们的季节性。

　　另一种气象仪器是测量空气湿度的。在天平的两端分别置土和炭，因木炭的吸湿性大于土，当空气干燥时，木炭里的水分很容易蒸发掉而变得轻，当空气湿度增大时，木炭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变得重，所以结论是“燥故炭轻，湿故炭重”①，这可算是最早的湿度计了。羽毛也有类似于木炭的性质，故同书《说山训》又说：“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琴弦的紧张程度也同空气的燥湿有关，这一现象在《淮南子》中也有发现。《本经训》说：“风雨之变，可以音律知之。”为什么呢？因为“天且雨，琴弦缓”②。燥湿程度能影响琴弹出的音调，这一现象也是后代制造毛发湿度计的依据。

　　唯心主义者对气象的曲解西汉初年，董仲舒倡导的“天人感应论”逐渐流行，这种唯心主义的观念利用天文气象等自然现象附会于社会政治和人民的命运，阻碍了学术问题的探讨。汉代许多学者如司马迁、桓潭、张衡、王充等人对此进行了有力的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4 页，文物出版社1978 年版。

　　② 《后汉书·礼仪志》。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四卷第742 页，科学出版社1975 年版。① 《淮南子·天文训》。

　　② 《论衡·变动》。

　　批判。他们指出自然现象的变化，天下常有，无世不然，有规律可循，决没有神的意志在故意作成。如打雷也有规律：“正月阳动，故正月始雷；五月阳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阳衰，故秋冬雷潜”③，反对“夏秋之雷为天大怒，正月之雷为天小怒”的说法。又如下雨也是有征兆有规律的，“云气发于丘山”，“云散水坠，名为雨矣！夫云则雨，雨则云矣！”“云雾，雨之征也，夏则为露，冬则为霜，温则为雨，寒则为雪，雨露冻凝者，皆由地发，不从天降也。”这些认识既加深了对自然的了解，也为破除迷信，反对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论”提供了武器。

　　③ 《论衡·雷虚》。

　　第四十五章地理学第一节秦代图籍秦朝虽然只存在15 年，但在全国统一的政治形势下，筑长城，修驰道，开运河等，重大工程接连不断。这些工程都需要地理知识，也促进了地理学的发展。如秦朝的水系著作《水经》①，比只记述9 条河流的《禹贡·导水》篇有很大的进步。秦朝《水经》全文近500 字，描述26 条水道的发源地、流向和归宿。叙述的基本地理事实与《汉书·地理志》及汉代《水经》没有矛盾。所记水道分布范围，大体与秦的疆域相当。

　　秦朝有各类地图，只是没有保存下来。刘邦入咸阳，萧何深知地图的重要性，故“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后来“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众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②。《汉书·地理志》中，曾两次提到秦地图，这种地图可能是秦朝的全国性地图。

　　① 这是后人的命名，附于《山海经·海内东经》篇末。见周振鹤：《被忽视了的秦代〈水经〉》，《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9—53 页，1986 年1 期。

　　② 《汉书·萧何传》。

　　第二节《史记·货殖列传》和《大宛列传》两汉地学的代表著作是《史记》、《汉书》等历史著作中的有关列传、书、志，及马王堆出土的地图。对地学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则是张骞、司马迁、班固、班超、张衡等。这些人，都在本卷丁编分别有传，这里只重点地另行论述有关地理学本身的部分。

　　《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是我国第一部经济地理著作，叙述我国各地区的人口、经济、物产、交通、贸易、城市以及各地的地区差异。他把全国分为四个经济区，并指出这四个经济区的自然条件与物产的差异是：“山西饶材、竹、谷、 、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司马迁强调人的作用。他把人们的劳动看作是发展经济的前提。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如果人们开发不够，生产技术落后，那仍然是贫困的。比如“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对比之下，沂、泗以北，秦、鲁等地，虽然自然条件差些，但由于人们积极开发，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所以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货殖列传》还叙述了当时的城市经济状况，把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珠江沿岸的二十几个较大的城市作了分析比较，指出它们之间的自然条件、交通条件、风俗习惯、物产、人口各不相同，各有特色。而共同的特点则是交通发达，为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贸易中心。比如栎邑（栎阳），“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咸阳，“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西近邛筰，..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火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这些叙述体现了各个城市的特色，是我国最早的城市地理著作。

　　《史记·大宛列传》汉武帝时，派张骞三次出使西域，开始了中国和中亚、西亚一些国家的交通往来和物质文化交流，从而扩大了中国人民的视野，丰富了地理知识。张骞及其副使，分别到达大宛（前苏联乌兹别克东部）、康居（前苏联境内锡尔河下游）、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次大陆）等国，获得了丰富的地理知识，而且开辟了东西交通的“丝绸之路”，这在世界历史上有重大意义。张骞第一次去西域时，在大夏看到从印度运来的四川竹杖和布，因此他设想开通一条从我国西南去印度的道路。这个设想，后来得到汉武帝的支持，曾派人从四川宜宾出发，探索去印度的途径。虽未通达，却增加了对西南地区的了解。

　　司马迁根据张骞的报告，写成了《史记·大宛列传》，对大宛、乌孙（在伊犁河、楚河、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一带）、康居、奄蔡（在咸海、里海北面）、大月氏（在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安息、条支（在两河流域）、大夏等国的地理情况作了描述，内容包括各国的人口、兵力、风俗、物产、贸易、文字和各国之间的距离等。比如大宛，“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阗。”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在我国，这样简明扼要而又真实地介绍西域各国地理情况的著作，《史记·大宛列传》是最早的。

　　第三节《汉书·地理志》和《西域传》《汉书·地理志》东汉前期末叶，历史学家班固（32—92）所写的历史巨著《汉书》，不少篇章包含有丰富的地理内容。特别是《地理志》，是我国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也是历代记述疆域政区的始祖。它为以后两千年来我国有关疆域政区的地理著述树立了榜样，创立了规范①。

　　《汉书·地理志》的内容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从黄帝时代至汉初这一历史时期疆域变迁的概况，主要是转录《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的全文。第三部分转录刘向的“域分”及朱赣的“风俗”。“域分”讲分野，即某地对应星空的某个区域，比如“秦地，于天宫东井、舆鬼之分野也”。这种分野没有什么地理意义。“风俗”偏重于经济、物产、风俗习惯、历史沿革的叙述，分论各地区的地方特点，还涉及部分外国地理及海上航线。书中关于海南岛的风俗、物产、兵器等情况的记载，是现存最早的关于海南岛的文献资料。第二部分叙述汉朝地理，为《地理志》的主体，是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 年）的疆域政区为限来叙述的。总计记述了103 个郡（国）和郡所辖的1587 个县（道、邑、侯国）的建置沿革以及各郡县的户口数字、山川水泽、物产、水利设施、古今重要聚落、关塞和名胜古迹等。这种写法的优点是：一以全国政区为纲，提纲絜领，一览无余；二在政区之下，又附有重要的地理事实，某个政区有什么物产，一查便知。缺点是山系、水系被行政区打乱了，全国的自然地理面貌缺乏整体性。所记地理内容也很简略。虽然有缺点，但在一千多年前能创作出这样有特色的地理志很不简单。有些记载包含了珍贵的地理资料。比如：所记高奴县（今陕西延长）“有洧水，可燃”，这是我国关于石油产地的最早记载。类似的宝贵资料还有不少。《汉书·西域传》《汉书·西域传》也有许多地理内容。它对西域一些城邦和部落的治所、人口数目、军队数目、物产、距离长安多远、与中原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它提到了葱岭（帕米尔），并指出葱岭以东“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关千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这里说的葱岭即帕米尔，南北大山，指南面的昆仑山和北面的天山。中央有河，指塔里木河。于阗河（今和田河）北流，与葱岭河（今叶尔羌河）汇合，称塔里木河，它东注蒲昌海（今罗布泊，已干涸）。这些记载都是正确的。但是关于蒲昌海的水潜行地下，南出积石为黄河的说法，则跟《史记·大宛列传》一样，是错误的。它还提到沙漠，说鄯善“当白龙堆，乏水草”。白龙堆在玉门关与鄯善（即楼兰，其地初在今罗布泊北，后迁其南，今已沦为戈壁）之间。又说鄯善的土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乌孙“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橫。不田作① 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第14 页，科学出版社1962 年版。种树，随畜逐水草。”这是当时西域地理情况的宝贵资料。

　　第四节班超父子和《后汉书·西域传》东汉建初元年至永元十四年（公元76—102 年），班超（32—102）在西域长期进行政治和外交活动，使汉朝和西域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得以不断发展。永元九年（公元97 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东罗马），抵安息、条支西界，为西海（波斯湾）所阻，未能到达。但甘英的这次旅行却意义重大，他是中国第一个出现在波斯湾的旅行家。

　　班超的儿子班勇，从儿童时代起就随父到西域，后来又继承父志，再通西域。他的一生几乎都在西域度过。他把亲身经历的见闻，写成《西域记》一书，对西域诸国的道里方位、气候、地势、物产、风俗等，作了较详细的记录。后来此书被南朝宋范晔收入《后汉书·西域传》中，为研究西域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第五节《异物志》东汉及随后的三国时期出现了数量可观的异物志著作，如东汉杨孚的《南裔异物志》、三国谯周的《巴蜀异物志》、万震的《南州异物志》、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等。这些著作所记皆为长江以南地区的事物，内容多属草木、禽兽以及矿物。南方地记著作的出现，是当时北方人民逐渐南移的一种反映①。

　　① 见《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338 页，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

　　第六节马王堆地图1973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三幅绘在帛上的西汉地图，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出土时，三幅地图都没有标图名、图例、比例尺及绘制时间。后经学者研究，推断为西汉初年作品，距今已有二千一百多年②。图的名称一般简称为“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这三幅地图中，“地形图”、“驻军图”已基本复原，“城邑图”由于破损严重，至今没有复原。

　　“地形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以实测为基础的古地图。图的方位是上南下北，长宽各96 厘米，主区部分的比例尺根据推算，约在十五万分之一至二十万分之一间。已有统一的图例，绘有山脉、河流、居民点、道路等。图上包含的地理范围主要是当时长沙国（诸侯国）的南部，即今潇水流域、南岭一带，这部分图的绘图精度相当高。往南直到南海，这是西汉诸侯南粤王的辖区。这部分图的比例尺变小，绘图精度显著下降，海岸线很不准确，几乎是象征性地画一条曲线，谈不上比例。图上除了画有河流外，别无他物。因此，“地形图”的绘图技术和成就，主要表现在主区上。

　　“地形图”中用水平山形线与陡崖符号相配合的方法来表示九嶷山脉。

　　这种设计，欧洲大约到十三世纪以后才出现，比中国晚一千四百多年。图上的水系绘得详细准确，三十多条河流的地理位置、流向和水系结构，大部分与现代地形图大同小异，名称标注也很有规律。图中八十多个城镇分别用方框、圆圈两类符号分级表示，并且一律在符号位置里注记名称。二十多条道路用虚、实两种线划区分。

　　“地形图”的缺点有二：一是山脉未标注山名；二是同一幅图中使用了不同的比例尺。

　　“驻军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彩色帛绘地图，长98 厘米，宽78 厘米，方位是上南下北，主区为大深水流域，即今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的滞水流域，比例尺约为八万分之一至十万分之一。图上除绘有山脉、河流、道路、居民点外，还着重表现了九支驻军的布防，防区界线，指挥城堡等军事情况。用不同颜色区别不同地理要素是“驻军图”的显著特点，它用黑色“山”字象形符号表示山脉；用青色绘制河流、湖泊，而且显示了河道的宽窄；用黑底套红勾框标出守备部队的驻地和军事工程建筑物；用红色虚线表示军队行动的通路；用红色三角形标示城堡；用黑色圆圈标出居民点；用红色标出守备区的分界线等等。

　　马王堆地图的出土，表明秦汉时期中国地图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认为汉代地图很粗糙，不可靠，也没有统一绘图原则的看法①。

　　② 谭其骧：《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文物》1975 年2 期。

　　① 杨文衡：《试论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图的数理基础》，《科技史文集》第3 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 年版。

　　第四十六章生物学生物学是研究生物的结构、功能与探索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我国古代生物学是与农学和医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远古以来，人们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与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采集、渔猎、植物栽培、动物驯养以及医疗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生物学知识。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对于动植物（包括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生态环境，生物的发生与进化等许多方面，都有了较全面的和准确的描述，并且进行了较系统的或带有理论性的总结，从而为生物学的深入研究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生物分类自然界的生物形形色色，千差万别，表现了无与伦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①的道理，并在大量观察与比较的基础上，根据生物体的共同点和差异点，将生物区分为具有一定从属关系的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系统。《周礼·地官》中把生物分为动物与植物两大类，动物又细分为毛、鳞、羽、介、臝五类，植物则细分为皂、膏、核、荚、丛五类。此外还有“小虫”和“大兽”，“百卉”、“百谷”、“百果”、“百蔬”、“百药”等根据形态和用途而类聚群分的简单分类法。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辞书《尔雅》，较集中地反映了先秦至汉初学者的分类观点。《尔雅》将植物分为草、木两大类，草类著录草本植物一百九十余种，木类著录木本植物七十余种。在区分植物方面，《尔雅》发展了“比物醜类”①的“相醜”概念，提出“苇醜芀葭华（苇花）”②，“槐棘醜乔，桑柳醜条，椒■醜莍（聚生的莍果），桃李醜核”③等，用一种植物或植物体的某些部分为代表，来类比或标识形态相似或亲缘关系相近的植物。其中“醜”字，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相当于“植物分类”的专门术语。在《尔雅·释木》中还按植株形态提出木本植物的三型：高耸的“乔木”，丛生的“灌木”和无枝的“檄木”（棕榈科植物），前两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尔雅》著录动物三百余种，将动物分为虫、鱼、鸟、兽四大类，虫类相当于无脊推动物，鱼类相当于鱼纲、两栖纲和爬行纲等变温动物，鸟类基本上为鸟纲，兽类为哺乳纲。在虫、鱼、鸟、兽之下，还有较细的分类，如兽类中分别收有鹿、虎、熊、狸、猩猩、马、鼠、牛、羊、犬、豕等以及相关的各种动物名称，其收录方式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目”和“科”，即鹿科、猫科、熊科、牛科、灵长目、马科、啮齿目、牛科、羊科、犬科、猪科。这种分类方法比较完整地反映出动物分类阶元思想，有许多内容符合于近代的分类体系。《尔雅》中给出的一些定义，如“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①等，简明扼要，相当准确地概括出所定义生物的基本特点。《尔雅》记载的生物的分类命名，有些使用单名，有些使用复名，如“壶枣、白枣、酸枣、羊枣、大枣、无实枣”，“桑蚕、樗蚕、肖蚕”，“鼢鼠、鼸鼠（黄鼠）、鼶鼠（旱獭）、鼮鼠（花鼠）”等，这些名称相当于将物种的属名与种名结合起来，蕴含有用“二名法”来定种名的思想。《尔雅》虽然是一部训诂著作，但其中有关生物的分类与描述，基本上体现了自然分类原则，对后世生物分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尔雅》的分类系统外，为适用于不同的实践需要，还有一些偏重人为性质的分类标准。例如，《神农本草经》中根据对人体的作用，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我国现存最早的字书《说文解字》，将九千三百余字归纳为五百四十部。其中与动物有关的有牛、犬、羊、羽、虫、豕、豸、虎、马、鸟、鹿、鱼、象、鼠、熊、燕、龟等部首，与植物有关的有草（艸）、竹、麦、木、禾、黍、米、麻、尗、韭、瓜等部首。在《说文》① 《易·系辞》上。

　　① 《礼记·学记》。

　　② 《尔雅·释草》。

　　③ 《尔雅·释木》。

　　① 《尔雅·释鸟》。

　　中，这些部首用于编排文字，但就有关动植物的编排与描述而言，也可视为古代的生物分类体系之一。

　　第二节形态方面的知识对于生物形态特征的观察和认识，是中国古代生物分类学的基础。春秋战国以来，人们的生物形态知识，包括对生物体各部分器官的识别、命名及描述，在不断地扩大和深入。《韩非子·解老》提到“树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书之所谓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意思是说，直根具有支撑植物的功能，使之挺然耸立；蔓根具有吸收养料供植物体持续生长的作用。《后汉书·延笃传》提到“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说明枝叶繁蔚是由于根发育得好的缘故。《尔雅·释草》记述“卷施草拔心不死”，认识到植物有宿根的现象。在《说文》中，“茎”解释为“草木幹”，并进一步称草本植物的茎为“茎”，称木本植物的茎为“幹”。从茎派生出的枝条称为“枝”。茎的上部、表皮等都有专名。《释草》中还提到“莽，数节，桃枝四寸有节，邻，簢，坚中，徐中。”说明已注意到茎有“中实”和“中空”的不同，并已有了“节”和“节间”的概念。类似记载还可以列举很多，反映出当时对于植物营养器官根茎叶以及繁殖器官花果核的部位与功能，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知识。在《尔雅》、《说文》等著作中，关于动物形态的描述，大多以大小、毛、皮、颜色以及突出特征等为主，著录范围较广但说明文字比较简略。后来东晋郭璞撰《尔雅注》，对动植物形态性状进行了更具体和详细的描述，对于生物形态学以至生态学和分类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秦汉时期的其他著作中，还有一些有关生物形态的零星描述，如东汉杨孚《异物志》载：“孔雀，其大如雁而足高，毛皆有斑文采，形体既大，细颈，隆背，..自背及尾背有珠文，五采光耀，长短相次，羽毛皆作员文，五色相绕，如带千钱，文长二三尺，头带三毛，长寸许，以为冠。”首次详细和逼真地记述了孔雀的形态特征。此外，《尔雅》所载“桑■有椹”，指的是桑树有半数能结桑椹，说明当时对于植物有雌雄性别的分化已有初步认识。《氾胜之书》中则进一步总结了雌麻和雄麻的不同栽培方法，而且指出收获麻（雄麻）最好是在“穗勃”，即花粉散出的时候，反映出对雌雄株的不同生理特性已有相当的了解。还应特别提到的是，由于畜牧业的发展，对家养动物的形态与内部解剖的观察和认识更为丰富，并且有专著问世。如《汉书·艺文志》载有《相六畜》等书，近年曾在马王堆出土帛书《相马经》，银雀山出土简书《相犬经》残卷，这些都可说是我国早期的动物形态学著作。

　　第三节生态方面的知识关于生物与生物之间和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不少新的认识，有些还试图从理论的高度来加以解释。例如，动物对天气将雨的变化会产生反应，蝼蛄和蚂蚁要搬家，蚯蚓会钻出地面，王充认为，“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矣。”①这是“风雨之气感虫物”②的结果。王充还提到：“夫虫之生也，必依温湿。”③“何知虫以温湿生也？以蛊虫知之。”④指出了温湿环境和季节对昆虫繁殖的影响。仲长统《昌言》也谈到温度对蚕的生长发育的影响。《吕氏春秋》已谈到蚌蛤等水生生物的生殖活动受月亮周期的影响。《淮南子·天文训》载：“月死而蠃蛖膲。”《论衡·顺鼓》载：“月毁于天，螺蚄舀缺。”都是说，月晦时，螺类动物的肉就变得不丰满。发现月亮周期对水生生物的影响，是我国古代动物学上的一个重要成就。动物的共栖现象，早在《尚书》中就有记载，《尔雅·释鸟》称：“鸟鼠同穴，其鸟为鵌，其鼠为鼷。”在古代文献中第一次具体地指出了同穴共居的鸟鼠名称。《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鱼，长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东莱平度出大鱼，长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这是鲸鱼集体自杀现象的最早记载。王充在《论衡》中说：“夫东风至，酒湛溢，鲸鱼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正确地认为这是与人事无关的自然现象。植物的生态环境，如水分、土壤、阳光、空气、温度等，对于植物生长发育的影响和作用尤为重要。《氾胜之书》指出，种豆时要灌水，“临种沃之，坎三升水”，种麻遇“天旱，以流水浇之，树五升”，说明要根据天气、土壤等环境状况，进行合理灌溉，以保持植物体的水分平衡。《氾胜之书》还介绍了利用雪水处理种子使稻麦耐旱多实，利用灌溉水控制田间温度促进稻麻生长，用手摩擦果实控制瓠定向生长，以及独特的施用种肥的溲种法等一系列方法。这些方法都是改善农作物或园艺作物生态环境的增产措施。《神农本草经》载：“大豆黄卷（即黄豆芽），味甘平，主湿痹，筋挛，膝痛。”《盐铁论》载“冬葵温韭”，冬季用加温方法生产韭菜，生长出来的是韭黄。说明我国一千多年前就已认识到因光照不足而产生的植物黄化现象并且加以利用，在世界蔬菜栽培上增添了重要的一页。

　　① 王充：《论衡·变动》。

　　② 王充：《论衡·变动》。

　　③ 王充：《论衡·商虫》。

　　④ 王充：《论衡·商虫》。

　　第四节遗传与变异早在远古时候，人类就已经利用生物的遗传性和变异性来培育符合自己需要的动植物。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人们积累了选育优良品种的丰富经验，从而把物种性状的遗传看成是完全正常的自然现象，如同《吕氏春秋·用民》所说“夫种麦而得麦，种稷而得稷，人不怪也”。东汉王充指出：万物“因气而生，种类相产”①，“物生自类本种”②，更明确地和概括地指出了各种不同生物种类性状的遗传性。他还进一步指出：“万物生天地之间皆一实也。”③即万物的生殖和种类的各种特性遗传给后代，都是通过种子（“实”）来实现，并在《论衡·初禀》中更清楚地说明“草木生于实核，出土为栽蘖，稍生茎叶，成为长短巨细，皆由实核”，即植物的个体发育是从种子开始的，亲代的特征可以通过生殖，而由种子传留给后代。但不同种类的生物不能交配和繁殖，“牝牡之会，皆见同类之物，..天地之间，异类之物，相与交接未之有也”。“若夫牡马见牝牛，雌雀见雄鸡，不相与合者，异类故也。”④人们在实践中不仅认识到生物界普遍存在的遗传现象，而且也发现了各种变异现象。例如史籍中载有许多不同品种的作物和不同品种的家畜等等，《尔雅》就记载了多种枣和多种马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王充在《论衡》中清楚地论述了生物的变异，他指出：“种类无常”，“同类而有奇，奇为不世，不世难审”⑤，并举出许多事例加以说明。如“越常献白雉。白雉，雉生而白色耳，非有白雉之种也。”⑥即是说，白雉犹如常雉，只是毛色出现了白色的变异，并非特别的种类。至于凤凰、麒麟和嘉禾等所谓“瑞物”，也都不是什么特别或神秘的生物种类，而是普通的鸟类、兽类和谷类作物在一定条件下的变异而已，“瑞物皆起和气而生，生于常类之中，而有诡异之性，则为瑞矣。”⑦王充在《论衡·讲瑞》中说：“鲁人得戴角之獐，谓之麒麟，亦或时生于獐，非有麒麟之类”；“凤皇亦或时生于鹄鹊，毛奇羽殊，出异众鸟，则谓之凤皇耳”；“嘉禾生于禾中，与禾殊穗”，讲得十分明确。还值得一提的是，嘉禾是谷类作物在谷穗方面的变异，一茎多穗，产量高于普通谷类，自然给人以深刻印象，因而有人进行过种植“嘉禾”的试验。王充指出：“试种嘉禾之实，不能得嘉禾。”说明当时已认识到有些变异是不遗传的。现代遗传学研究结果表明，谷类作物的分枝变异确实是不遗传性变异。当然，人们在实践中也发现了许多可遗传的显著变异，并加以选择用来培育满足各种需要的动植物新品种。如《氾胜之书》已对多种作物的选种，提出了具体要求，以便利用作物的变异和遗传选育优良品种。显然，这对于抗拒自然灾害，保证农业生产增产丰收具有重要意义。

　　① 《论衡·物势》。

　　② 《论衡·奇怪》。

　　③ 《论衡·物势》。

　　④ 《论衡·奇怪》。

　　⑤ 王充：《论衡·讲瑞》。

　　⑥ 王充：《论衡·讲瑞》。

　　⑦ 王充：《论衡·讲瑞》。

　　第五节朴素的生物进化观关于生命（包括人类）的来源问题，自古以来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远古的人们曾认为人类自身与某些动物或植物之间有着某种亲缘上的联系，因而对其加以崇拜。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一直流行所谓“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①之类上天创造一切的说法。战国时期，宋■、尹文等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把非物质性的“道”改造成物质性的“精气”，并作为产生和构成万物的要素，如：“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②西汉初，淮南王刘安进一步提出：“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①“同出于一，所为各异，有鸟，有鱼，有兽，谓之分物。”②认为各类生物都来源于一种原初物质状态的气，生物之所以有多样性，是由于所享受的气不同。此外，西汉时还提出了“元气”概念，从而真正把气作为宇宙的本原。王充也指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③宋■、尹文以来的这些看法，反映了先秦和秦汉思想家对于生命来源问题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界的发展。关于自然生物之间的联系，《淮南子·坠形训》中有一段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论述：

　　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圣人，圣人生庶人，凡 者生于庶人。

　　羽嘉生飞龙，飞龙生凤凰，凤凰生鸾鸟，鸾鸟生庶鸟，凡羽者生于庶鸟。毛犊生应龙，应龙生建马，建马生麒麟，麒麟生庶兽，凡毛者生于庶兽。介麟生蛟龙，蛟龙生鲲鲠，鲲鲠生建邪，建邪生庶鱼，凡鳞者生于庶鱼。介潭生先龙，先龙生玄鼋，玄鼋生灵龟，灵龟生庶龟，凡介者生于庶龟。煖湿生容，煖湿生于毛风，毛风生于湿玄。湿玄生羽风，羽风生煖介，煖介生鳞薄，鳞薄生于煖介。五类杂种兴乎外，肖形而蕃。日冯生阳阏，阳阏生乔如，乔如生干木，干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于庶木。根拔生程若，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茇草者生于庶草。海闾生屈龙，屈龙生容华，容华生蔈，蔈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于萍藻。”这一段文字清楚地勾划出一幅生物进化的图解④：① 董仲舒：《春秋繁露·顺命》。

　　② 《管子·内业》。

　　① 《淮南子·诠言训》。

　　② 《淮南子·诠言训》。

　　③ 王充：《论衡·自然》。

　　④ 苟萃华：《再谈〈淮南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观》，《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 年，第2 卷第2 期。又参见苟萃华、汪子春、许维枢等：《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通过这幅图解可以看到，在《淮南子》中已把当时具有的分类学知识与朴素的生物进化观统一起来。例如把动物分为 （人类），毛（兽类），羽（鸟类），鳞（鱼类），介（龟鳖类）等五类，把植物分为藻类、草类和木类等三类，并且描述了各类动植物的系统进化过程。此外，还意识到所有的动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类型，叫湿玄。湿玄派生出两支即“毛风”和“羽风”。毛风又演变出 （人类）和毛（兽类），羽风演变出羽（鸟类）、鳞（鱼类）和介（龟鳖类）。而且每类动物、植物也都有一个原始型，如人类的原始型是“ ”，兽类的原始型是“毛犊”等等。最后归结为“五类杂种兴乎外，肖形而蕃”，认为这五类不同的动物各按其自身性状特征而繁衍下去。这是一幅关于生物界从一个原始祖先开始，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的逐步演化发展的图景。它虽然是凭借想象而臆测出来的，与现代生物进化论的生物谱系相差甚远，但它毕竟反映了两千多年前所产生的生物进化观念，因而是非常可贵的。可惜的是，《淮南子》的生物进化观后来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

　　第四十七章物理学秦汉时期的物理知识有着丰富的内容，在力学、热学、声学、光学、电和磁等方面，同先秦时期相比，都有不少新的成果。

　　第一节力学知识关于力的性质和作用的认识继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学派对力进行定义（“力，刑之所以奋”）之后，秦汉时期对力的认识又有发展。在西汉刘安（前179—前122）组织编写的《淮南子》、《淮南万毕术》和东汉王充（27—约79）所著的《论衡》等著作中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归纳起来约有以下几点：物体内力不能使物体自身发生运动：“力重不能自称，须人乃举。..古之多力者，身能负荷千钧，手能决角伸钩，使之自举，不能离地。”①这是关于物体的内力不能使物体自身产生运动的最早表述。

　　外力的作用因物体重量的不同而不同：“湍濑之流，沙石转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轻也。..金铁在地，焱风不能动；毛芥在其间，飞扬千里。”①物体形状影响了物体的运动：“圆物投之于地，东西南北，无之不可，策杖叩动，才微辄停；方物集地，一投而止，及其移徒，须人动举。”②移动物体所需之力比举起物体所需之力少：“夫举重鼎者，力少而不能胜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③就是说，移动物体要比举起该物用力少。这是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就可得知的，但已隐含着对移动摩擦阻力问题的认识。此同先秦著作《考工记》中所提到的车轮着地须“微至”，以减少滚动摩擦阻力的认识相类似。

　　有锋刃的器具也须外力作用才能产生运动：“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锸所以能撅地者，跖蹈之也。诸有锋刃之器，所以能断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④如果没有外力，利器也不能发挥作用：“干将之刃，人不推顿，苽瓠不能伤；苽瓠之箭，机不动发，鲁缟不能穿。”⑤截面积对压力有直接影响，截面积越大，压力越小：“针锥所穿，无不畅达；使针锥末方，穿物无一分之深矣。”⑥关于“势”的概念在先秦著作《孙子·势篇》中提出了“势”的概念，此概念包含了物理学中的动能和势能。如“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指的是动能；“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指的是势能；“势如彍弩，节如发机”，指的是弹性势能。至秦汉时期对于“势”的概念亦多有论述。如“夫舟浮于水，车转于陆，此势之自然也。”①“夫七尺之桡，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为资。① 《论衡·效力》。

　　① 《论衡·状留》。

　　② 《论衡·状留》。

　　③ 《淮南子·主术训》。

　　④ 《论衡·效力》。

　　⑤ 《论衡·效力》。

　　⑥ 《论衡·状留》。

　　① 《淮南子·主术训》。

　　天子发号，令行禁止，以众为势也。”②“是故得势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约甚守，所制甚广。是故十围之木，持千钧之屋；五寸之键，制开阖之门。岂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③十围之木与五寸之键，巨小悬殊，但因五寸之键居于要处，故其用甚大。对于弓矢之势，视远近而有别：“矢之于十步，贯兕甲；及其极，不能入鲁缟。”注云：“言势有极。”④就是说，矢至最大射程时，动能为零（势有极），虽薄如鲁缟，亦无力穿入。

　　对浮力的认识和利用对水浮力：远古时代已有舟楫，因而对水浮力早有所认识。秦汉时期造船业具有一定规模，水浮力在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利用。如“抱壶而渡水”⑤，“鸿毛之囊，可以渡江。”⑥也就是说，空壶和装满鸿毛的皮囊，可以助人渡江。这可看成是后世救生圈、救生衣的滥觞。人们还从竹和金属相比较角度对水浮力进行探讨：“长竹之性浮，残以为牒，束而投之水则沉，失其体也；金之性沉，托之于舟上则浮，势有所支也。”⑦秦汉时期对空气浮力也有一定的认识。相传帝舜曾借助于空气浮力而免于死难。因舜父瞽叟偏爱后妻子，常欲杀舜。有一次，瞽叟让舜上粮仓（廪）修顶，“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扦而下，去，得不死。”①王莽时为抗击匈奴，特招募“有奇技术可以攻匈奴者，..或言能飞，一日千里，可窥匈奴。莽辄试之，取大鸟翮为两翼，头与身皆著毛，通引环纽，飞数百步坠。”②这是人类第一次仿生滑翔飞行的大胆尝试。

　　对于表面张力的认识秦汉时期，人们已注意观察液体的表面，记载了一种属于液体表面强力的现象。《淮南万毕术》云：“首泽浮针。”高诱注：“取头中垢以涂针，塞其孔，置水即浮。”因头垢有油脂，涂在针表面，并塞其孔，钟与水便不浸润，当针足够轻的时候，由于水的表面张力的作用，便能使针浮于水面。这是关于表面张力的最早记载。其后晋葛洪说：“头垢犹足以使金铁浮水，况妙于兹乎？”③即是指表面张力现象。

　　对大气压力的利用有关利用大气压力的具体例子突出表现在制造虹吸管上。东汉灵帝中平年间（公元184—189 年），掖庭令毕岚曾作“翻车”、“渴乌”，李贤等注② 《淮南子·主术训》。

　　③ 《淮南子·主术训》。

　　④ 《淮南子·说林训》。

　　⑤ 《淮南子·说林训》。

　　⑥ 《淮南万毕术》。

　　① 《史记·五帝本纪》。

　　② 《汉书·王莽传》下。

　　③ 《抱朴子·登涉》。

　　云：“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①渴乌就是利用大气压力而制成的虹吸管。此种虹吸管自汉代以后，历代都有制造。

　　关于运动问题，汉代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地恒动不止，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不觉也。”②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地动思想和运动相对性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可惜的是，这两种重要思想未受到后世应有的重视。

　　① 《后汉书·张让传》。

　　② 《太平御览》卷三六引《尚书纬·考灵曜》。

　　第二节热学知识对热的认识和利用热是人类须臾不可离的。秦汉时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积累了不少热的知识。

　　在燃料方面，人们除了使用木炭和煤以外，还发现了新的能源——石油。《汉书·地理志》载：“高奴有洧水，可燃。”当地人用它来做过燃料是有可能的。

　　这一时期对烟囱和火道等通风设施与燃烧程度的关系也有一定的认识。

　　当时已有关于“曲突徙薪”的见解：“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③这里的“突”指的是烟囱，“直突”就是把烟囱安在火膛的上方；“曲突”则是让火焰先通过一段火道，然后再通向烟囱。直突火势过盛，容易招致火灾，因此居家不宜；而曲突可使火势延缓，有利于炊事安全。

　　秦汉时期，人们已能利用热胀冷缩的现象于工程施工上。据载秦国李冰父子在修建都江堰的施工中，曾采用“积薪烧之”的方法，坼裂岩石，开山劈岭。即是先用柴草烧炽岩石，使其热胀冷缩不均匀而致裂解①。东汉武都太守虞诩在开通粮道时，也使用此法：“使人烧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镌去石。”②这是工程实践中的巧妙发明。

　　秦汉时期人们还开始利用热气流。《酉阳杂俎》载：“汉高祖入咸阳宫，宝中尤异者有青玉灯，檠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衔灯。灯燃则鳞甲皆动，炳焕若列星。”③蟠螭的鳞甲可能是很薄的金属片所制，燃灯所产生的热气流向上冲动这些鳞片，致使其炳焕若列星。除了生产生活实践中利用热气流外，人们还做些热气流或热膨胀方面的科学实验。《淮南万毕术》云：“艾火令鸡子飞。”高诱注：“取鸡子去其汁，燃艾火，内空卵中，疾风因举之飞。”事实上由燃艾而引起的热气流外喷不足以令鸡子自飞，但空卵内的空气受热膨胀而使比重减小，从而在疾风中飞行短短的一段是有可能的。后世热气球的原理与此完全相同，只是升力更大而已。

　　对水的三态变化的认识和利用秦汉时期已经知道水的三态变化，并且知道水的蒸发、凝结同温度有密切的关系。如《大戴礼记》说：“天地积阴，温则为雨，寒则为雪。”《论衡》更进一步指出：“云雾，雨之征也。夏则为露，冬则为霜，温则为雨，寒则为雪。”①汉刘熙《释名》曰：“雪，绥也。水下遇寒而凝，绥绥然下也。”《韩诗外传》曰：“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独六出。雪花曰霙，雪云曰同云。”③ 《汉书·霍光传》。

　　① 常璩：《华阳国志·蜀志》。

　　② 《后汉书·虞诩传》注引《续汉书》。

　　③ 段成式：《酉阳杂俎·物异》。

　　① 《论衡·说日》。

　　②汉代人们还做过沸水骤然冷却的实验，由此可以获得低于大气压力的效应，尽管古人当时可能没有低压的概念，但在实践中已有此经验知识。《淮南万毕术》云：“铜瓮雷鸣。”高诱注：“取沸汤置铜瓮中，坚密塞，内之井中，则雷鸣闻数十里。”这是二次沸腾现象。沸汤倒入铜瓮后，即止沸。但坚密塞后，入井中骤冷，瓮中液面蒸汽由于迅速冷凝而使气压骤降，因而引起了二次沸腾；同时因瓮内气压低，致使外力挤压铜瓮，从而使瓮壁塌陷或破裂，发出巨响。至于声闻数十里则是夸张之词。

　　《淮南万毕术》还提到用沸汤造冰的实验：“取沸汤置瓮中，密以新缣，沉井三日，成冰。”这是属于通过减压来提高冰点的实验。但是此种气压的降低对水的冰点的提高影响甚微，因此这个实验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是既有如此记载，说明当时人们是在没有经验事实的情况下提出人工造冰的想法的，必定是受到了某些经验的启示。我国古代典籍中不止一次提到“夏造冰”。如《庄子·徐无鬼》说到鲁遽的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这里的“夏造冰”只是说说而已，未必能造成。《淮南子》对此就明确地否定，在“以冬铄胶，以夏造冰”句下，高诱注曰：“言以非时铄胶、造冰，难成之也。”这说明当时的人就指出：“夏造冰”是不可能的。但是从获得低气压的手段来说，上面两条实验是很先进、很了不起的。

　　成书于西汉的《黄帝内经》曾谈到寒温燥湿对大地的影响：“燥胜则地干，暑胜则地热，风胜则地动，湿胜则地泥，寒胜则地固矣。”又说：“燥以干之，暑以蒸之，风以动之，湿以润之，寒以坚之，火以温之。故风寒在下，燥热在上，湿气在中，火游行其间。”①人们生活在不断变化的寒温燥湿的环境中，需要时刻掌握其变化规律。在对寒温燥湿的大量实践认识的基础上，人们制造了最原始的温度计和湿度计。

　　最原始的温度计是利用水的结冰和溶化来判断气温的变化。“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②“见瓶中之水，而知天下之寒暑。”③寒与不寒，人体当然能够感觉出来，周围的景物也可以做参考，但专门设置一铜瓶进行测温，这在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是前进了一大步，反映了我国先民可贵的实验精神。

　　汉代人们测量燥湿变化的方法也是相当科学的，即是把炭和羽毛或其他物质放在天平的两端，经过一段时间后视其两端的起伏，就能判断燥湿。《淮南子》云：“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①“燥故炭轻，湿故炭重。”②这是利用炭与羽的不同的吸湿性来制成最原始的湿度计。《史记·天官书》有类似的记载：“冬至短极，悬土炭。”裴骃《集解》引孟康曰：“先冬至三日，悬土炭于衡两端，轻重适均，冬至日阳气至则炭重，夏至日阴气至则土重。”又引晋灼曰：“蔡邕《律历记》：‘候钟律权土炭，冬至阳气应黄钟通，土炭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蕤宾通，土炭重而衡低。进退先后，五日之② 《艺文类聚·天部》下引。

　　① 《黄帝内经素问·五运行大论》。

　　② 《淮南子·说山训》。

　　③ 《淮南子·兵略训》。

　　① 《淮南子·说林训》。

　　② 《淮南子·天文训》。

　　中。’”前者是把土与炭放于衡之两端；后者则把土炭合放一端，另一端为砝码。古代测定燥湿的方法有多种，王充在《论衡》中记述了另一种判断燥湿的方法：“天且雨，蝼蚁徙，蚯蚓出，琴弦缓。”③其中琴弦缓属于人们可以测量的物理现象，据此可以预报晴雨天气。王充还对寒温的传播做了研究，指出：“夫近水则寒，近火则温，远之渐微。何则？气之所加，远近有差也。”④这实际上是从“气”的角度探讨热的传导的问题，明确指出，热是靠气来传导的，愈远，热在传导中损失就越大，因而渐微。

　　③ 《论衡·变动》。

　　④ 《论衡·寒温》。

　　第三节声学知识秦汉时期声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是乐器的种类增多，不仅编钟和编磬每组增加至三十余架，而且还出现了笛、阮、箜篌等新的乐器。另一方面是音律学的实践和理论探讨有所前进，开始对十二律的旋宫难题进行研究。

　　十二律和六十律秦相吕不韦（？—前235）所组织编写的《吕氏春秋》记述了十二律的律名：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其生律法是三分损益法，即从黄钟起隔八相生：“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①但是这种用三分损益法生律生到第十二律后，不能回到出发律上，亦即不能旋相为宫。为解决这个问题，西汉京房（前77—前37）提出六十律制。即从黄钟起生到第十二律仲吕后，继续往下生律，直到六十律“南事”为止。《后汉书》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②事实上，当京房用三分损益法生律到第54 律时，就与出发律很相近，只差一个微小的音差（3.61355 音分值），按说此时就可以旋宫转调。可是京房把律数与历数统一起来，就一直生到六十律，即把六十律中的每一律代表一天至八天，使六十律正合一年三百六十六天。京房这种生律法虽较烦琐，在演奏实践和乐器制造方面都有困难，但生律法本身则是一个有创见的尝试，它通过继续生律的办法来找到微小音差，以实现旋宫的目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京房还认为“竹声不可以度调”，即认为律管不能用以定律。因为律管的口径和管长都须经校正，而管口校正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因此京房特地“造准以定数”，即用弦来定律。《后汉书·律历志》上对京房准做了介绍：“准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

　　1973 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西汉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 年）

　　的一组律管，共十二支，最长为17.65 厘米，最短为10.2 厘米，孔径约0.65厘米①。这组律管的出土对于探讨我国古代以管定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从文献资料来看，秦汉时代已有用管定律的内容。《汉书·律历志》孟康注：黄钟空围九分，林钟空围六分，太簇空围八分。说明不仅律管的长度不同，而且内径也各不相同。显然已经过管口校正。

　　共振共鸣① 《吕氏春秋·音律》。

　　② 《后汉书·律历志》上。

　　①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第102 页，文物出版社1973 年版。

　　秦汉时期，人们对于共鸣现象也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庄子》中说：“为之调瑟，废一于堂，废一于室，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夫或改调一弦，于五音无当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动。”②《淮南子》也做了类似的论述，说是“同音之相应”③。用“音律同”或“同音之相应”很容易给人以错觉，认为它是“自鸣”。董仲舒对此做了批驳。他说：“琴瑟报弹其宫，他宫自鸣而应之，此物之以类动者也。其动以声而无形，人不见其动之形，则谓之自鸣也；又相动无形则谓之自然。其实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①他指出这种鼓宫宫动、鼓角角动的现象，是由于“物之以类动者”，“实非自然也”。董仲舒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弦线不会自鸣，不会自振动，它必须是在周期性变化的外力的作用下，当外力的振动频率与弦线的固有频率很接近或相等时，才会引起共振共鸣。

　　② 《庄子·徐无鬼》。

　　③ 《淮南子·齐俗训》。

　　① 董仲舒：《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第四节光学知识关于目视物问题东汉王符所撰《潜夫论》中说：“中阱深室，幽黑无见，及设盛烛，则百物彰矣。此则火之耀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则为已明矣。”②这是说目能视物是由于借物之光，若没有外光，目即“无见”。此同先秦时期墨家学派关于“目以火见”的见解是相一致的。《潜夫论》又说：“偶烛之施明于幽室也，前烛即尽照之矣，后烛入而益明，此非前烛昧而后烛彰也，乃二者相因而成大光。”③这是关于两个光源照度叠加的论述。

　　关于平面镜组合成像的实验《淮南万毕术》云：“高悬大镜，坐见四邻。”注：“取大镜高悬，置水盆于其下，则见四邻矣。”此种平面镜组合的实验装置，可以克服障碍，扩大视野，其原理与后世之潜望镜相合。

　　凹面镜与透镜先秦时期已有用金属凹面镜取火。《周礼、秋官》载：“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①《礼记》载：“金燧。”②《考工记》载：“金有六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③这里的燧，都是指阳燧，即金属凹面镜。《淮南子》云：“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④又云：“若以燧取火，疏之则弗得，数之则弗中，正在疏数之间。”⑤此处“疏数之间”指的是阳燧的焦距，说明当时就有焦距概念，这是中国古代光学中的一大进步。秦汉时代有没有用透镜取火？这是个长期争论的问题。《管子》中提到：珠能取火。“珠者，阴之阳也，故胜火。”⑥《论衡》说：“阳燧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磨砺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⑦此处的阳燧仍为凹面镜，但消炼五石所制之器，则可能是透镜。《淮南万毕术》中记载了冰透镜取火：“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这是我国关于冰透镜取火的最早记载。

　　透光镜② 《潜夫论·赞学》。

　　③ 《潜夫论·释难》。

　　① 《周礼·秋官·司烜氏》。

　　② 《礼记·内则》。

　　③ 《周礼·考工记》。

　　④ 《淮南子·天文训》。

　　⑤ 《淮南子·说林训》。

　　⑥ 《管子·侈靡》。

　　⑦ 《论衡·率性》。《论衡·乱龙》也有关似记载。

　　上海博物馆珍藏有一面西汉时的“透光镜”。此镜为铜制，背面铭文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八个字，正面光可照人。但若把它对日反射日光，则背面花纹文字悉映于墙壁上，故被称为“透光镜”。隋唐之际王度的《古镜记》说有一镜，“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入影内，纤毫无失”即指此种透光镜。为何铜质之镜能“透光”？奥妙在造镜技术上。唐宋以下探索此技术者代不乏人。宋沈括认为；“铸时薄处先冷，唯背文差厚后冷而铜缩多，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然有迹，所以于光中现。”①这就是说，因铸造时厚薄不同，因而冷缩的先后有差别，从而使镜面产生细小的曲率差异，反射日光时就会把背面文画映出来。元代吾丘衍在《闲居集》中说：“如镜背铸作盘龙，亦于镜面窍刻作龙如背所状，复以稍浊之铜填补铸入，削平镜面，加铅其上，向日射影，光随其铜之清浊分明暗也。”这种补铸的办法，的确也能制出“透光镜”来。还有的认为是压磨所致，即在磨镜面时，薄处因弹性作用，磨得少，呈稍凸，厚处受力大，磨得多，呈微凹，结果就能在日光下反映出背部花纹。事实上，上述三种办法都能制成“透光镜”。

　　① 《梦溪笔谈·器用》。

　　第五节电和磁的知识电雷电风雨是最普遍的自然现象。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就注意观察雷电现象，留下了不少记载。如“雷风相薄”①、“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②、“雷不发而震”③、“雷电击夷伯之庙”④、“三月癸酉大雨震电。震，雷也；电，霆也”⑤等等。人们震慑于雷电，但也试图对其起因及性质进行探索。秦汉时期的典籍中对此屡有论述。如“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⑥“盛夏之时，太阳用事，阴气乘之。阴阳分争，则相校轸，校轸则激射。”⑦这是用阴阳观点来解释雷电产生的原因。此种观点在中国流行了二千多年。

　　史载车师后王姑句家“矛端生火”⑧，这可能指的是尖端放电现象。

　　磁石汉代人们也已发现摩擦起电的现象，并把此种现象同磁石的吸铁性联系在一起。如“顿牟掇芥，磁石引针。”①顿牟即玳瑁，其甲壳经摩擦后会产生静电，可以吸引芥一类的轻小物体。至于磁石吸铁性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所认识。只是汉代人们又有新的发现，即磁石不能吸引铁以外的物体。如《淮南子》云：“若慈石之能连铁也，而求其引瓦则难矣。”②又云：“慈石能引铁，及其于铜则不行也。”③显然，这些知识是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获得的。汉代人们还做了磁石本身相互吸引、排斥的有趣实验。如《淮南万毕术》云：“磁石拒棋。”注：“取鸡血与针磨捣之，以和磁石，用涂棋头，曝干之，置局上，即相拒不休。”棋头涂以磁石，便赋磁性。相拒不休，即是磁石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现象。

　　秦始皇时代还利用磁石的吸铁性建造阿房宫的北阙门④，为的是使“怀刃者止之”。

　　磁石的指极性在先秦时期也已被发现并用来做成磁性指向器——司南。

　　关于司南的形制，王充在《论衡》中说：“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⑤据近人王振铎的研究，司南是用天然磁石琢磨成的勺状物，底部呈球形，放① 《易·说卦》。

　　② 《易·解》。

　　③ 《左传》昭公四年。

　　④ 《公羊传》僖公十五年。

　　⑤ 《烜榖梁传》隐公九年。

　　⑥ 《淮南子·墬形训》。

　　⑦ 《论衡·雷虚》。

　　⑧ 《汉书·西域传》下。

　　① 《论衡·乱龙》。

　　② 《淮南子·览冥训》。

　　③ 《淮南子·说山训》。

　　④ 《史记·秦始皇本纪》注引《三辅旧事》。

　　⑤ 《论衡·是应》。

　　在地盘上，可自由旋转，旋定，其柄指南。“投之于地”的“地”字，指的是古代栻占用的地盘①。地盘呈正方形，为铜制或漆木制，四周标有八干、十二支和四维合为二十四向。中间天盘呈圆形，作投转司南之用。整个地盘是采天圆地方之制。这种司南可以看成是后世指南针的前身。

　　① 王振铎：《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中国古代有关静磁学知识之发现及发明》上，《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1948 年。

　　第四十八章化学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化学的奠基时期。特别是炼丹术作为原始形式的化学，自战国时代兴起，经过秦皇汉武的热心提倡，到东汉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汉代疡科“五毒方”的升炼，标志着中国医药化学的开端。秦汉时期冶金技术在战国时期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展，出现了不少与化学有关的创造和发明。

　　第一节炼丹术炼丹术与求仙活动战国时期就有不少关于神仙和不死之药的传说。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都曾使人入海寻仙求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即“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使燕人庐生求羡门、高誓”，“使韩终（众）、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西汉桓宽说：“当此之时，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于是趣咸阳者以千数，言仙人食金饮珠，然后寿与天地相保。”①秦代的炼丹活动已有相当规模。所谓“炼丹”，最初的含义和内容就是提炼丹砂。据说当时有“韩终丹法”、“羡门子丹法”，都是以蜜或酒拌合丹砂而服食。

　　在汉代，炼丹术的规模更为扩大。汉武帝与秦始皇一样也以好神仙和长生之术著称。先是“齐人之上疏言神仙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武帝“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在为数众多的方士中，其姓名见于《史记》、《汉书》者有少翁、栾大、宽舒、公孙卿等，而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为李少君。李少君曾向汉武帝提出：“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于是，汉武帝“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砂诸药齐为黄金矣”①。与汉武帝同时代的淮南王刘安也“招致宾客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此外，“有枕中鸿宝秘苑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②。其后，宣帝、成帝、哀帝以及王莽也都笃好神仙方术。东汉时期，炼丹术与道教结合，相得益彰。从此，方士便演变而为道士，炼丹术也大都由道士掌握了。

　　汉代丹经在现存丹经中，一般认为属于汉代作品的有《三十六水法》、《太清金液神气经》（即今《太清金液神气经》卷上）、《太清金液神丹经》、《黄帝九鼎神丹经》（即《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一）、《太上八景四蕊紫浆五珠绛生神丹方（经）》、《周易参同契》等。其中淮南王刘安时就已行世的《三十六水法》是迄今所知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炼丹术著作①。

　　《三十六水法》记述有溶解34 种矿物和2 种非矿物的54 个方子。从这些方子可以看到，当时已知利用硝石和醋的混合液（有时加石胆）来溶解金属或矿物。其中第一方为“矾石水”方，方中说：矾石水（含有铜盐）“以① 《盐铁论》卷六。

　　① 《史记·封禅书》。

　　② 《汉书·刘向传》。

　　① 李时珍《本草纲目》云：“金乃西方之行，..淮南《三十六水法》，亦化为浆服饵。”《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八载：“昔太极真人以此神经及水石法（即《五灵神丹上经》及《三十六水法》）授东海青童君，君授金楼先生，先生授八公，八公授淮南王刘安，安升天之日授吴左。”华池（盛有浓醋的溶解槽）和，涂铁，铁即如铜”②。《淮南万毕术》也说：“曾青得铁则化为铜。”这说明西汉时的炼丹家就知道铁对铜盐的置换反应。这一反应的发现，奠定了唐宋时代水法炼铜——胆铜法的基础。

　　西汉末或东汉初问世的《黄帝九鼎神丹经》记载了后世丹家极为推崇的铅汞还丹的炼法：“取汞三斤，纳土釜中，复以玄黄覆其上，厚二寸许。以一土釜合之，封以六一泥，外内固济，无令泄。置日中暴，令大干，乃火之。湿者不可，得火即拆破。如调丹华法，以马通若糠火，火之九日夜，寒一日。发之，药皆飞著上釜，状如霜雪，紫红朱绿，五色光华，厚二分寸余，以羽扫除之。”③玄黄一名黄芽，即“仙经涂丹釜所须”的黄丹（铅丹，pb3O4）。因为铅丹在500℃以上能分解放出氧气，氧气又能与汞结合生成氧化汞而凝结在温度较低的上釜内壁，所以上述升炼产物为氧化汞（HgO）。这种以黄芽制汞为丹的还丹炼法为魏伯阳、狐刚子等铅汞还丹派炼丹家所继承，并给后世的中国炼丹术以很大影响。

　　魏伯阳与炼丹术魏伯阳是会稽上虞人，东汉桓帝时在世。他在所著《周易参同契》中说：“河上姹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埃尘。鬼隐龙匿，莫知所存。将欲制之，黄芽为根。”“河上姹女”为汞，“黄芽”即黄丹（Pb3O4）。意思是汞易挥发，若要将其制服成丹，则须用铅丹。《周易参同契》主要讲的是内丹①，但其“内丹以外丹言之”，所以对研究外丹黄白术仍有参考价值。如《参同契》里说：“胡粉投火中，色坏还为铅。”就是说，经炭火的作用，胡粉（碱式碳酸铅）不但色变，而且质也变了，还原为铅。

　　魏伯阳的炼丹理论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他认为，“类同者相从，事乖不成宝”，“同类”的物质才能“相变”。在阐述炼丹术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时，魏伯阳说：“自然之所为兮，非有邪为道。..若檗染为黄兮，似蓝成绿组；皮革煮为胶兮，曲蘖化为酒。”在阐述服食仙丹何以能使人长生不死时，魏伯阳说：“巨胜（胡麻）尚延年，还丹可入口。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服食之，寿命得长久。”这是一种希图把黄金的抗蚀性机械地移植到人体中去以求长生的天真想法。

　　狐刚子与炼丹术东汉末年，大致与魏伯阳同时或稍后的炼丹家狐刚子，本名狐丘，是一位铅汞还丹派的实践家。他的著述反映了汉代炼丹术成就所达到的高度，堪称我国古代化学的瑰丽篇章。他在所著《五金粉图诀》中说：“丹铅（Pb3O4）② 《三十六水法》，《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总第597 册。

　　③ 《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一，《道藏》总第584—585 册。

　　① 炼丹术有内丹、外丹之分。所谓内丹，指的是锻炼人体内在的精、气、神，“以神运精气，结而成丹”。所谓外丹，是指求身外之药，炼之成丹。

　　之精，..其功既深，其力亦大，九上九下，覆荐水银，化汞为丹。”①这与《黄帝九鼎神丹经》中的还丹炼法是一脉相承的。《五金粉图诀》还记载了狐刚子作“九转铅丹法”。所谓“九转”，是指先以铅制备铅丹作为原料，再从铅丹出发用炭火还原出铅，接着以所得铅复炼为丹，如此反复九次。由于铅丹在500℃以上会发生分解，所以狐刚子特别强调，制铅丹时“不得猛火”。在《五金粉图诀》中，狐刚子还提到：“硫黄功能变银化汞。”意思是说硫能与银和汞化合生成硫化银和硫化汞。硫化汞也是中国古代炼丹家的“灵丹”之一。

　　在狐刚子的另一著作《出金矿图录》中，有一段“炼石胆取精华法”的记载：“以土墼（土坯）垒作两个方头炉，相去二尺，各表里精泥其间，旁开一孔，亦泥表里，使精熏，使干。一炉中著铜盘，使定，即密泥之；一炉中以炭烧石胆使作烟，以物扇之，其精华尽入铜盘。炉中却火待冷，开取任用。入万药，药皆神。”②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干馏石胆，接取馏分、冷凝所得干馏液即为硫酸。该反应为：CuSO4·5H2O CuO＋SO3↑＋5H2O↑SO3+H2O=H2SO4。

　　狐刚子的“炼石胆取精华法”是干馏法制取硫酸的世界最早记录，比西方要早五六百年。

　　① 《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十二，《道藏》总第584—585 册。

　　② 《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九，《道藏》总第584—585 册。

　　第二节医药化学五毒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和炼丹术是分不开的。历代丹家常兼修医药学，炼丹术的新成就也常被吸收于《本草》和方书之中。《周礼·天官·冢宰》下载：“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东汉郑玄注云：“五毒，五药之有毒者。今医人有五毒之药，作之合黄堥，置石胆、丹砂、雄黄、礜石（FeAsS）、慈石其中，烧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雄鸡羽扫取之以注创，恶肉破骨则尽出。”这是现存古代文献中最早的丹药配方。模拟实验表明，“五毒方”的基本升炼产物是三氧化二砷（As2O3）、β型硫化汞（β-As4S4）和硫化汞（HgS）；如果石胆相对量较大，则硫化汞（ HgS）的成分会减少，并得到硫酸亚汞（Hg2SO4）；如果石胆过量，则硫化汞（HgS）会完全转化，生成硫酸亚汞（Hg2SO4）及少量汞①。“五毒方”的升炼，标志着中国医药化学的开端，在化学史和医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神农本草经》和炼丹术汉代成书的《神农本草经》明显地受到炼丹术的影响，其中吸收了炼丹家的不少成果。此书对一些元素及化合物的化学变化和性质作过一些正确的叙述。例如书中指出：“丹砂..能化为汞。”就是说丹砂（HgS）在加热时能分解成汞。又说：“水银..杀金、银、铜、锡毒，熔化还复为丹。”说的是汞能和一些金属形成汞齐，并能缓慢氧化为红色的氧化汞。还说：“空青..能化铜铁铅锡作金”，“曾青..能化金铜”，“石胆..能化铁为铜。”这是说铁、铅、锡等金属能与铜盐起作用，置换出金属铜，铜又可以与铁、铅、锡形成金黄色的合金。书中还提到：“石硫黄..能化金、银、铜、铁奇物。”意思是硫黄能和金属化合，生成硫化物，如硫与铁化合则生成硫化亚铁：Fe＋S＝FeS① 赵匡华、张惠珍：《汉代疡科“五毒方”的源流与实验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 卷第3 期（1985年），第199—211 页。

　　第三节冶金化学冶铁的规模和技术，秦汉时期，特别是西汉中期以后，有很大发展。西汉时期，炼铁高炉已开始使用石灰石为熔剂。东汉末建安年间，曹操命人造“百炼”宝刀五把，曹植为此作赋，说此刀“实真人之攸御”①，说明东汉百炼钢技术的发展似与炼丹术有关。

　　炼钢技术的继续发展虽然秦汉时期青铜工具逐步被铁制工具取代，但是炼铜技术并没有停顿，而是在继续发展。除青铜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新型的铜合金。《淮南子》里有“饵丹阳之伪金”一语。西汉东方朔所撰《神异经·西荒经》中说；“丹阳铜似金，..故《淮南子》曰饵丹阳之伪金，即此也。”据此可知，刘安所谓“丹阳之伪金”即丹阳铜。相传西汉武帝时丹阳人茅盈三兄弟先后入山修炼，“以丹阳岁歉，点化丹阳（铜）以救饥人”，所以“后人以煅粉点铜者，名其法曰丹阳”。葛洪《神仙传》载；“三茅君中之长兄大司命君茅盈冶铜于句容山（属丹阳郡）。”《抱朴子·黄白》里则明确记载了用武都雄黄点化铜为“黄金”的真秘，并且指出这就是刘向得自刘安的作黄金法。可见丹阳铜大概是一种砷黄铜，即含砷量在10％以下的铜砷合金。在现存古籍中，“黄铜”一词最早见于西汉东方朔的《神异经》。在其《中荒经》中说：“西北有宫，黄铜为墙，题曰地皇之宫。”东方朔所见的黄铜大约即丹阳铜。

　　狐刚子在《五金粉图诀》中曾着重讨论“三黄相入之道”和“五金相入与不相入”之道。所谓三黄相入之道，就是用伏火三黄（雄黄、雌黄、砒黄）点化五金（金、银、铜、铁、锡）为药金、药银的方技。如以铜为例，狐刚子指出：“铜得伏雄，异性合同”；“铜得伏雌，成真是非”；“铜得伏砒，柔弱自低”。所谓“五金相入与不相入”之道，当指五金彼此间能否相互结合形成合金的规律。如狐刚子说：“金得银而虚，银得铜而疏，铜得铁而缩，铁得锡而舒，铜得锡而殊，锡得铁而俱。”同书还指出：“雄黄功能变铁，雌黄功能变锡，砒黄功能变铜，硫黄功能变银化汞。四黄功亦能变铁为铜，反铜为银，反银为金。如谷作米，是天地之中自然之道。”这里狐刚子明确提到“砒黄功能变铜”，四黄功亦能“反铜为银”，此“银”当为药银，显然是砷白铜，即含砷量在10％以上的铜砷合金。这表明我国古代炼丹家在东汉就已制得砷白铜。

　　汞、金、银等的冶炼技术秦汉时期，汞、金、银等金属的冶炼技术也获得了许多新成就。狐刚子在《五金粉图诀》中还记载了“下火上凝”式炼汞法。这种方法是在铁质下釜中放置朱砂，“然后以瓮合之，以羊毛稀泥泥际口”，“先燃腐草”，再以木柴加热下釜，于是朱砂分解生成的水银便升到上瓮，冷凝在内壁上。狐刚子还对该法的水银产率作过定量研究，结论是：“好朱一斤，可得十二两，① 丁晏纂：《曹集铨评·宝刀赋》。

　　中朱十两，下朱八两。”据计算，他从优质朱砂（假设是纯HgS）中取得汞的产率已达87％。

　　在《出金矿图录》中，狐刚子首次记录了冶炼金银的“吹灰法”。他说：银“若未好白，即恶银一斤和熟铅一斤，又灰滤之为上白银”。他在“出金矿法”和“出银矿法”中都详细记载了“锡灰坯炉法”，即今所谓的“吹灰法”。东汉道教祖师张道陵所撰《太清经天师口诀》中也记载了炼金银的“吹灰法”：“铅炼金法：用金三十六两，用铅七十二两。作灰抔，火烧令干，密闭四边，通一看孔。安铅抔中。作一铁抔，大小可灰抔上，遍凿作孔，用合灰抔。抔上累炭，炭上覆泥。火之铅尽，还收取金。更作灰抔，如是三七遍，名曰铅炼金也。”

　　以上史实说明，中国古代炼丹家对冶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四十九章医学先秦医学的发展，基本上是以医学理论的系统总结为特点，是中医学的理论奠基时期。秦汉时期的医学，则是在此基础上的一次临床实践经验总结和再发展。其特点：虽然《内经》的影响明显可见，但并不十分拘泥于《内经》的观点。

　　第一节《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本草”一名，初见于《汉书·平帝纪》。《纪》云：“元始五年（公元5 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纪、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教授者”，“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①。《汉书·楼护传》有“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②之记述。《汉书·郊祀志》还有：“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③本草待诏是精通本草而等待诏用者，说明中国药物学在秦汉时已为最高统治当局所重视，并统称之为“本草”，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如前所述，本草学发端极古，千百年无数医学家用药经验的积累，为专门本草学之成书创造了条件。据考证，我国第一部药学专书——《神农本草经》约成书于汉代。但该书未见《史记》、《汉书》等收录，至梁陶弘景时，始因参考而提及。因此，对《神农本草经》之成书年代有成于西汉、东汉之分歧。不过陶氏撰《本草经集注》时，凡《神农本草经》内容则以“朱书”。可知本书在梁时尚存，但已多有脱简虫蛀和传抄错讹，因以为陶氏撰《本草经集注》之重要动机，所以《神农本草经》之成书或早于东汉。

　　《神农本草经》所收药物品种《神农本草经》三卷，分药物为上、中、下三品，如序例所云：“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种”，以应周天之要。其中除18 种重复外，实有植物药239 种，动物药65 种，矿物药43种。植物药历来占绝对多数，或系“本草”命名之由来。本书虽谓上品无毒养命，中品少毒养性，下品有毒治病，实际上并不尽然，或正相反。例如：上品中之丹砂、消石等，所谓能“轻身延年”，“久服不老神仙”等，魏晋不知有多少人照此服用而蒙受其害，因为这些服石之品倒多为有毒之物。而下品中之附子、大黄、青蒿、白头翁等，不但并非大毒之品，相反却是至今仍很常用的良药。故从《神农本草经》之内容和思想倾向分析，有明显的神仙家、道家影响。

　　《神农本草经》所总结记述的有效药物，如麻黄定喘，黄连治痢，常山截疟，附子镇痛，大黄泻下等等，均为现代实验研究所证实，其中不少为国内外学者所推崇运用。该书虽至隋已佚，但《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等多有引用，故宋、明、清医家及日本学者有多种辑佚本，其中以宋王炎《本草正经》为最早，现流传较广者有卢复、孙星衍、顾观光及日人森立之的辑佚本。

　　① 《汉书·平帝纪》。

　　② 《汉书·游侠传》。

　　③ 《汉书·郊祀志》。

　　第二节记录病历的创始者淳于意淳于意和女儿缇萦淳于意，姓淳于，名意，齐临菑（今山东淄博市）人，约生活于公元前二世纪初，西汉时著名医学家。曾任齐国太仓长，故《史记》为仓公立传，世人亦多称之为仓公。淳于意从幼年起即喜好医学方术，先后以公乘阳庆、公孙光为师，学习黄帝、扁鹊脉书，五色诊病，并得师授禁方。因此，他的医疗经验丰富，治病效果显著。但因未能满足某些官吏的欲望而被诬告，于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 年）解送京都长安。淳于氏只生五女，因无男为己之冤案奔走而烦恼。小女缇萦上书汉文帝，为父鸣不平，表示愿“身为官婢以赎父罪”。文帝为其胆识所感动，亲自过问了这一案件。

　　记录病历的创始当汉文帝询问淳于意案情时，淳于意一一回答了经他诊治的二十五例病人的姓名、职业、贯里，所患病名、病因、脉象、治病用药、疗效、预后等。其中病名有疽、气鬲病、涌疝、气疝、热病气、风瘅等20 余种，多为内科消化系统疾病。从所论述可知，淳于氏诊断疾病精于切脉，分析病因，重视酒色过度，治疗多以药物为主。他强调切脉审疾“以起度量，主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辨表里，调阴阳，别有余不足、顺逆之法，参其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他在叙述经自己诊治的二十五例病人（十例死亡）中，可贵的是对其治疗结果实事求是，对治愈和死亡都有分析，并不回避自己的失误。这些有系统的记录，史称之为《诊籍》①，是我国医学史上最早的病历记录。淳于意传授的生徒有宋邑、高期、王禹、冯信、杜信、唐安等，亦为当世名医。

　　① 参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第三节《治百病方》汉代医方简牍早在《流沙坠简》、《居延汉简》中已有发现，但内容零乱，残缺严重，且为数很少。《治百病方》，即《武威汉代医简》，1972 年在甘肃武威汉墓出土，是一批木质医药简牍，共92 枚。经整理，以《武威汉代医简》为书名出版。据鉴定：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年逾七十的医学家，约卒于东汉早期②。这批简牍十分珍贵，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汉末、东汉初我国西北地区医药学水平的真面貌。《治百病方》内容颇为丰富，包括用于临床内、外、妇、五官及伤寒杂病等的治疗方剂三十六首，所用药物有百种之多，剂型分汤、丸、膏、散、酒、栓等，其方剂组成几乎均系复方。在用药等方面也反映了西北畜牧地区的特点，比内地使用的动物药为多。在治疗伤寒、内伤等病方面，反映了当时的医学家已开始重视辨证论治的思想，在分析病理、辨别病证、处方用药上尤为明显，这些及其他地方出土的有关伤寒简牍，对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辨证论治思想之形成不无影响。

　　② 《武威汉代医简的发现与清理》、《武威汉代医药简牍在医学史上的重要意义》，载《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 年版。

　　第四节医圣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攻读医学的历史背景张仲景，名机，南郡涅阳（今河南南阳）人，约生活于公元150—219年。张仲景在叙述其攻读医学之背景时指出：“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桓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木，..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①张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同郡张伯祖为师，经过多年刻苦钻研，医术精良，治多有效。他反对墨守陈规，指出：“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

　　《伤寒杂病论》的深远影响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深远影响，千余年来，一直为中外学者所推崇，其理论、经验、医方等，至今仍是治疗传染病、内科杂病的准绳，甚至被奉为医学经典。

　　《伤寒杂病论》经晋王叔和整理，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前者专门论治传染病、热病，后者专门论述内科、妇科和外科等杂病的理论和方法。自宋至今，注解、阐述、发挥其书者数百家①。如孙思邈、钱乙、庞安时、朱肱、成无己、金元四大家，以及明清著名医学家，几乎无不尊崇。张仲景对病因提出：“千般灾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在疾病诊断上，他强调望、问、闻、切四诊，以确定疾病之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进而判断其治疗大法的原则，即汗、下、吐、和、清、温、补、泻八法的运用。因此，在其著作中，理、法、方、药齐备，使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法则趋于完善，所以历代医家推崇张仲景为医圣，日本医学家则尊之为先师。

　　①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见《伤寒论语译》，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 年版。① 参阅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年版。中医研究院、北京图书馆编：《中医图书联合书目》，1961 年。

　　第五节华佗对外科、麻醉之贡献和导引术华佗对外科、麻醉之贡献华佗，一名旉，字元化。后汉三国间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约生活于公元141—208 年间。游学于安徽、江苏、河南一带，兼通数经，尤以外科、麻醉最为精通。世尊为外科鼻祖，并精晓养性导引之术。《后汉书·华佗传》：“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①《三国志·华佗传》也作了内容相似的描述。由此可知，华佗曾在酒服麻沸散之全身麻醉下，为病人进行过腹腔瘤肿摘除术、肠部分切除吻合等手术。

　　养生导引之术华佗除外科手术技术高明外，对养生导引之术也颇有研究，并以之教导弟子吴普曰：“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我有一术，名五禽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普施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华佗的五禽戏源于春秋战国时的六禽戏和马王堆出土的《导引图》，他继承了“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思想，发展了古代在养生长寿问题上的唯物论思想，对服五石之服食派予以批判。华佗传授的生徒有吴普、樊阿等，均为当时享有盛名之医学家、本草家。华佗由于不肯作曹操侍医，终遭杀害。其著作未能传世，题名华佗撰之《中藏经》乃后人伪托之作。

　　① 《后汉书·华佗传》。

　　第六节针灸学的发展针灸学的发展中国针灸学起源极早，扁鹊已以针灸治病而闻名。《内经·灵枢》颇多针灸理论和经验之论述。西汉刘胜墓出土的金制和银制医针，其形制、长短，与《内经》等古典文献所论述之九针很相近。虽然只有锋针、毫针、提针和圆针四种，未能完全证实九针，但仍以实物反映了秦汉时期我国针灸学的高度发展①。后汉时，华佗、张仲景、涪翁、郭玉等均擅长针灸治病，所以，这一时期针灸学比以前有了更明显的进步。

　　涪翁及其后学涪翁，人不知其姓名，因经常垂钓于四川涪水，人称之为涪翁。《后汉书·方术列传》谓其“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①这段记载说明，涪翁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民间针灸医师，而且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可惜其针灸著作早已失传。但他的医疗技术已传授给学生程高。程高十分崇敬老师，翁乃尽心悉授。程高学成后，尊师教导，亦隐迹不仕，以为群众疗疾为愿。其后，程又传授针灸给郭玉。郭玉，广汉郡雒（今四川广汉县）人，亦以针灸、切脉诊断为专长，秉承先师遗志，热心民间医疗，所谓“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以高明的医术闻名于时。和帝时，郭玉曾任太医丞，然其治疗不如为群众治病的效果高。和帝令贵人羸服变处，一针即差。故询问其所以然，郭玉回答：“夫贵者处尊高而临臣，臣怀怖慑而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②其论颇富哲理。

　　① 针依研：《西汉刘胜墓出土的医疗器具》，《考古》1972 年3 期。

　　① 《后汉书·郭玉传》。

　　② 《后汉书·郭玉传》。

　　第七节医事制度和公共卫生依文献及出土文物所见，秦汉时期是有官医和公共卫生设施的。从这里也可以见到当时的医药卫生水平。

　　医事制度秦设太医令之官职。杜佑《通典》：“秦有太医令丞，主医药。”而且“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①可见秦已设侍医之职。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发现一批秦律竹简②，其中有涉及法医部分之文字。可知秦已设有“令史”、“隶臣”、“隶妾”、“医”等官职，负责自杀、他杀、斗殴等之现场勘察、验尸、验伤以及麻风病人的检查确诊。对麻风病人之隔离已有病所之设置等。

　　两汉时期在秦制基础上有所发展，《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等六令丞。太医令丞有二，主管医药，所以设二人者，一属太常，主医疗之事；一属少府，则主药材之事。后汉时在少府之下设暴室，由宦官任暴室丞，供宫人及被废皇后等疗病休养之所。其次还有女医、乳医、女侍医，多属宫廷皇后、少小保健之设。其他如“医工长”、“太医监”、“典领方药”等官职，似为宫廷医药管理之官员。值得注意的是“医待诏”、“本草待诏”，显然是从民间高明的医学家、药学家中被诏至京城皇室的预备官员。《后汉书·百官志》：“设太医令一人，掌诸医，计员医二百九十三人，员吏十九人，药丞一人，方丞一人，药丞主药，方丞主方，..考补选用均由太医令主之。”此外，从《折伤簿》之出土，证明公元前80 年军队的医疗卫生也已有了严格的制度。

　　公共卫生设施卫生设施：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出土的医药卫生文物十分丰富，尤以秦汉为最多。医药简牍、帛书、帛画等，为研究秦汉及其以前之医药学发展状况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物资料。此外，从文献记录和出土的卫生文物，可知秦汉时已十分讲究环境卫生。如饮食卫生方面有公共水井，在水井建设上更有井亭、井栏、井甃等完善的设备以保持水的清洁卫生；还有炊事用的灶具、灶台、瓯、盛水器、食具和冷藏食物的深井、冰窖；在洗浴卫生方面有秦阿房宫供多人同时入浴的浴池，铁制澡盆及个人洗手浴面之器物，都说明秦汉时已很讲究个人卫生。当时《汉律》规定：“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环境卫生方面，秦汉时期无论宫廷或人口聚集之城市，都发掘出大量下水道，有圆筒形的，方形的，也有五角形的，其管与管之间的接口，地下管道与地面之接连，在设计上也相当科学，尤其秦宫之五角形下水道管，非常坚固。汉代除陶制的下水管道外，还有以砻石为沟建造者。《三辅黄图说》：“未央宫有石渠阁，萧何所造，其下砻石为道。”这更是较大型的下水道建设。又如城市街道的防尘，不但要求定期洒扫，而① 《史记·刺客列传》。

　　② 贾静涛：《云梦秦简与医学、法医学》，见《中华医史杂志》1980 年1 期。且设计制造了洒水车之类的工具。毕岚铸作“天禄蛤蟆”，可以喷水；还有“翻车”、“渴乌”等引水车作为喷水洒扫街道的机械。《后汉书·张让传》：“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面，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贵。”此外，各地都从汉墓的明器中发现许多造型各异或大同小异的猪圈、公厕等，说明当时人畜已经分离，从而可以减少很多消化道传染病。清洁俑的出土，更证明秦汉时期我国人民对清洁卫生的重视。

　　第八节中外医学交流秦始皇笃信方士，妄图长生不老，有琅玡方士徐市，上书始皇，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徐市等至日本，不返。此举虽属荒诞，却是中日医学交流之嚆矢，徐市在日本人民的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从今阿拉伯世界带回许多药用植物，如石榴、胡桃、胡瓜、苜蓿、蒜葫、胡荽、西瓜、无花果等。后汉马援“在交趾，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①，后带回薏苡仁等。《后汉书·大秦国传》：“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②，是今日常用中药苏合香传入之最早记载。如此等等，丰富了我国本草学宝库。

　　① 《后汉书·马援传》。

　　② 《后汉书·大秦国传》。

　　第五十章技艺第一节歌舞先秦之时，歌舞甚盛。降至秦汉，斯风不衰，时人颇喜以歌舞的形式来表达喜、怒、哀、乐，且往往出口成章，为千古绝唱。如刘邦做了皇帝后，衣锦还乡，置酒沛宫，召父老乡亲纵饮，“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①这就是有名的《大风歌》。秦汉歌舞形式众多，风格不一，各有千秋，下面介绍几种主要的歌舞形式。

　　盘鼓舞盘鼓舞，是在地上倒置盘，杂以小鼓，盘、鼓的数目不等，多至七盘七鼓，舞者翩翩于盘间，以脚点鼓为节，且舞且歌。有赋形容说：七盘陈于广庭，畴人俨其齐俟。揄皓袖以振策，竦并足而轩跱。邪睨鼓下，伉音赴节。安翘足以徐击，■顿身而倾折①。

　　袖舞袖舞，即挥动长袖而舞。舞袖或上、下宽窄一样，或于宽袖约齐手腕处延接出一窄长袖。西安汉墓中出土的一拂袖舞俑，左手长袖已残断，右手长袖拂肩，垂在背后，表情温婉。有赋描写袖舞云：振飞糓以舞长袖，袅细腰以务抑扬②。

　　振朱屣于盘樽，奋长袖之飒C ③。

　　巾舞巾舞，即手特长巾而舞。成都出土的汉画像砖上，一女伎头梳双髻，足踏木屐，双手挥动两条长巾凌空而舞。据说，巾舞取材于鸿门宴。在鸿门宴上，范增欲杀刘邦，叫项庄舞剑，名为助乐，意在刺杀刘邦。楚左尹项伯见状，也挥袖起舞，以身翼蔽刘邦，谓项庄曰：“公莫！”后来，为纪念此事，编成舞蹈，然非舞袖而是舞巾，并以项伯的话命名为“公莫舞”。到晋代，改名“巾舞”④。

　　假面舞假面舞，即头戴雁雀怪兽等假面具而舞。张衡《西京赋》中所说的“戏① 《史记·高祖本纪》。

　　① 王粲：《七释》。

　　② 崔骃：《七依》？

　　③ 张衡：《西京赋》。

　　④ 《晋书·乐志》。

　　豹舞黑，白虎鼓瑟，青龙吹蜲篪”，就是假面舞的场面。

　　仙人舞仙人舞，即化装成传说中的仙人的歌舞。张衡《西京赋》描写仙人舞云：“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洪崖立而指挥，被毛羽之襳■。”

　　鞞舞鞞舞，是一种以伎者持鞉导引的舞蹈。鞉，“如鼓而小，有柄，两耳，持其柄摇之，则旁耳还自击”①。类似现今的货郎鼓。鞞舞出自《巴渝舞》。巴渝賨人，“劲锐善舞，本从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观其舞，因令乐人习之，故有巴渝之乐”②。此舞有四个舞典：一曰《矛渝》，二曰《安弩渝》，三日《安台》，四曰《行辞》。在四川彭县出土的汉画像砖上，左边一个不冠赤膊的伎者盘腿摇鞉；中间一伎穿长袖舞衣，翩翩起舞；右边一伎裸袒上身，两手各舞一剑，右脚踏鼓为节。

　　① 《说文》段注。

　　② 《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

　　第二节斗鸡、蹴鞠等游戏秦汉文娱活动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斗鸡、蹴鞠等游戏形式。

　　斗鸡斗鸡，即促使两只公鸡相斗，盛行于民间。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在故乡沛县丰邑中阳里时，特好斗鸡。刘邦称帝后把他接到长安宫中，太公悒悒不乐。刘邦为此专门建置了一个新丰县，把故乡的斗鸡、蹴鞠等娱乐也迁去，太公转忧为喜。当时有人以斗鸡为业，人称“斗鸡翁”。封建帝王、公卿大夫也往往斗鸡取乐。曹植有《斗鸡》一诗，云：长筵坐戏客，斗鸡欢闲房。群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挥羽邀清风，悍目发朱光。觜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

　　这首诗等于再现了当时精彩而热烈的斗鸡场面。

　　蹴鞠蹴鞠，也称“踏鞠”。鞠，是一种球，“以皮为之，实以毛。”①或云：“丸毛谓之鞠。”②蹴鞠即踢球，传说发明于黄帝，战国时已很盛行，在齐都临淄城，居民就有“斗鸡走犬，六博踏鞠”①等娱乐活动。秦汉时更为盛行，汉武帝、汉成帝都是球迷。官宦之家，多嗜于此；在“穷巷”里，也有这种活动。蹴鞠还是一项重要的军事训练内容。《汉书·霍去病传》载：“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踏鞠也。”

　　蹴鞠的方式，据《鞠域铭》说是：“圆鞠方墙，仿象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是非。”大意是说，鞠是圆的，球场及围墙是方形的，球场两端各有六个月状球门，彼此相对。参赛双方各设队长，推选裁判员，按规定进行比赛。裁判要公正，不能有所偏向；队员要心平气和，输了球不要埋怨、责怪别人。田池射猎田池射猎，是通行于上自皇帝下至“豪民”的一种娱乐活动，主要包括“走犬”、“弋射”、“骋马”及养花草鸟兽等项活动。“走犬”是驱使猎狗追逐兔子，“弋射”是以弓弩射鸟。《淮南子·原道》云：“强弩弋高鸟，走犬逐狡兔，此其为乐也。”“骋马”是骑马比赛。养花草鸟兽也是统治阶级的一种嗜好，在皇家和官僚地主、富商大贾的苑囿里，多有奇花异草、珍禽奇兽。如汉武帝所建的博望苑就是一个万国动物园。又如茂陵富人袁广汉，有一个南北五里、东西四里的苑囿，里面养着白鹦鹉、紫鸳鸯、■牛、青兕、江鸥、海鹤，又积沙为洲峙，激水为波涛。

　　① 《汉书·霍去病传》颜师古注。

　　② 《太平御览》卷二五四引《风俗通义》。

　　① 《战国策·齐策》一。

　　博弈博弈，博指六博，始于春秋，战国秦汉时在民间和宫廷都很盛行。东汉时有人写了一本《博经》，专门介绍六博的玩法，早已散佚。在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套完整的博具。六博的场面也见于汉画像砖石。六博的玩法大致是：在博的两端各放六只棋子，两人对坐，一人执白棋，一人执黑棋（或采取其他的区别方法，如一方画虎，一方画龙），滚动骰子，依出现的字数行棋。决定胜负的方法，有不同的说法，或说六只棋子中，有一只叫“枭”，其余五只名“散”，以“枭”为贵。“枭”可以吃掉对方的“散”，“枭”在“散”的帮助下可以杀掉对方的“枭”，以杀“枭”为胜。或说到东汉时，棋局当中有一方块，叫“水”，“水”中放“鱼”，得“骁”棋后即入水食“鱼”，亦名“牵鱼”，每牵一“鱼”，获二筹，翻一“鱼”，获二筹，最后谁得的筹码多，谁就为胜。六博根据掷得的彩行棋，有很大的偶然性，故班固《奕旨》云：“夫博悬于投，不专于行。优者有不遇，劣者有侥幸；踦拿相凌，气势力争，虽有雄雌，未足以为平也。”弈是围棋，比赛方法与六博不同，按规则行棋，讲究争夺地盘，围死敌人，胜负决定于棋艺的高低。行乐钱满城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的墓中出土了一套“宫中行乐钱”和一枚铜骰。“宫中行乐钱”共四十枚，外圆内方，形状与铜钱相仿，其中二十枚上分别铸有自“第一”至“第十九”的字样，另二十枚则铸有三字或四字一句的韵语，如“圣主佐”、“得佳士”、“乐无忧”、“饮酒歌”等。铜骰子径长二点二厘米，有十八个面，各个面上分别用金银错出“一”至“十六”的数字和“酒来”、“骄”字样。其比赛方法可能类似六博，先投骰再行钱，输者罚酒。窦绾将“宫中行乐钱”带进坟墓，表明她生前很爱好这一活动。第三节杂技秦汉杂技表演大放光彩，常见的项目有：角抵角抵源出于古老的“角力”，至秦二世时更名“角抵”。应劭说：“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触也。”文颖说：“两两相当，角力，伎艺射御，故名角抵也。”①可见角抵类似现今的摔跤。1975 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的一件木篦的上部弧形背面的画面上，三个男子赤臂，穿短裤，翘头鞋，右边两人正在进行热烈而紧张的角抵比赛，左边一人平伸双手，似为裁判。画面上部有一帷幕飘带，说明这场比赛是在帷幕中进行的。

　　履索履索即走绳。《晋书·乐志》载：“后汉正旦，天子临德阳殿，受朝贺，..以两大绳系两柱头，相去数丈，两倡对舞，行于绳上，相逢切肩而不倾。”沂南汉画像石上的履索图像，是在地上立两个三角架，横系一根粗绳，绳头固定在木柱上，绳上有三个小孩，中间一个双手撑绳倒立，站在绳两端的两个小孩，手中分别拿着木橦、戟，举足向绳中间走去。绳下立着四把刀，显得十分惊险。

　　缘竿缘竿俗称“都卢寻橦”，类似现代的爬竿运动，其表演形式是立一竿于人额上，或于地上，或于车上，或一人仰身躺在地上，双脚抬起，支撑一竿，在竿上，有一至三人表演各种险技。在沂南汉画像石上，有一人于额上立一十字形长竿，竿上横木的两端，有两个小女孩在翻转着，竿的顶端有一圆盘，一个小女孩用腹部在盘上旋转。

　　叠案叠案类似现代在桌、凳等物上表演倒立等活动的杂技。叠案的表演形式是伎者先于一案上表演，逐渐累叠，多者达十二案。在四川彭县出土的画像砖上，有一位头梳双髻的女伎在重叠的十二案上表演倒立，以双手着案，弯腰，脚后伸，脸向上，似乎欲望见脚跟。在四川德阳县出土的一画像砖上，伎者在六案之上表演倒立，旁边一人手扶叠案，故作惊骇状，给人以惊险之感。

　　冲狭张衡《西京赋》中说：“冲狭燕濯，胸突铦锋”，张铣释“狭”曰：“狭，以其为环，插刀四边，使人跃其中，胸突刀上，如燕之飞跃也。”薛综注云：① 《文选·西京赋》李善注。

　　“卷簟席，以矛插其中，伎儿以身投，从中过。”可见“冲狭”的表演方式是以草木编成草环，环上插刀矛等兵器，刃尖向内，伎者从中穿过。

　　旋盘旋盘的表演方式是伎者头顶一竿，竿端顶一盘，使之旋转。在四川和山东汉画像砖、石上都可以见到这一活动场面。

　　扛鼎扛鼎是双手把一沉重的大鼎举起。这是一项强体力的活动，史书中也往往以力能扛鼎来形容一个人力气之大。如西楚霸王项羽，“力能扛鼎”①。转石转石是将若干个大石滚串联成一线，由一人猛力启动第一个石滚，使个个石滚撞击而滚动。张衡《西京赋》中有“转石成雷，霹雳激而增响”的描写。

　　弄丸剑弄丸剑又叫跳丸剑，其表演方式是以手抛接数丸或数剑于空中，往复不绝，也有丸剑并用，飞丸兼飞剑的，丸剑的数目从一至九不等。据说大秦来的幻人，“善跳丸，数乃至千”①。

　　手搏手搏又称卞，即徒手相搏，技术高超者，可以与持兵器的人相搏而不伤。《汉书·艺文志》中有《手搏》六篇，皆已散佚。

　　戏兽张衡《西京赋》中说：“熊虎升而拿攫，猿狖超而高援，怪兽陆梁，大雀踆踆踆，白象行孕，垂鼻麟囷”，就是玩兽的场面。

　　弄蛇在山东嘉祥武氏祠左室第五石上有一弄蛇图，图上三人，当中一人双膝并拢跪在地上，右臂着地，侧身蜷伏，两臂相交，左臂挟一蛇，蛇头直立，蛇尾盘曲；左边一人长袍高冠，左手持斧；右边一人长袍不冠，持一锤，两人似为保护人。此外，还有一蛇飞舞于上，并有蜥蜴之类的东西点缀其中。① 《史记·项羽本纪》。

　　① 《后汉书·西域传》注引鱼豢《魏略》。

　　魔术张骞“凿空”以后，中西交通开辟，从西方传入了魔术表演。《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 年），安息“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索隐》引《魏略》云：“黎轩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缚自解。”又《后汉书·西南夷传》亦载，安帝时，掸国（今缅甸）献大秦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

　　第五十一章妇女传在悠久的封建社会中，男耕女织，妇女在社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社会生产以外的领域中，妇女当有不少的贡献，但记载缺乏，不可详考了。两汉妇女见于记载者，有后妃，有公主，有起义领袖，有学术才女。

　　第一节母后干政母后干政，是在西汉初年由吕后开始的。当吕后还是皇后的时候，她敢于杀了开国的功臣，显示出她掌权的欲望。汉高祖死后，吕后严重违背了惠帝的意愿，杀害了戚夫人和赵王如意。惠帝死后，她临朝称制达八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汉的统治。但这种尖锐的宫廷斗争并没有怎样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所以司马迁称颂：“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①吕后可以说是有政治才能而手段狠毒的女主。景帝时，窦太后好黄老，阻碍了一些儒生的仕进之路。西汉末年，元后信赖外家，导致王莽以新代汉。

　　东汉时期，母后干政现象特别显著。其后临朝称制者就有窦、邓、阎、梁、窦、何六位太后。清人赵翼约举六后的事迹说：“章帝时，窦后专宠，有梁贵人生和帝，窦后养为己子，而陷贵人以忧死。章帝崩，和帝即位，窦为太后称制。和帝崩，皇后邓氏为太后，立殇帝嗣位，殇帝殂，太后又立安帝，终身称制。安帝崩，皇后阎氏为太后，立北乡侯懿嗣位，身自临朝。未几，懿殂，宦官孙程等迎立顺帝，太后乃归政顺帝。顺帝崩，皇后梁氏为太后，立冲帝，身自临朝。冲帝殂，太后又立质帝，犹秉朝政。质帝为梁冀所酖，太后又立桓帝，数年归政。桓帝崩，皇后窦氏为太后，立灵帝，仍自临朝，后其父武为宦官所害，太后亦迁于南宫。灵帝崩，皇后何氏为太后，立子辨嗣位，身自临朝，寻为董卓废弑。”①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妇女在一定条件下，也可拥有最高的权力，这是研究历史的人所应注意的一大问题。① 《史记·吕后本纪》。

　　① 《廿二史札记·东汉乡母后临朝外藩入继》。

　　第二节公主和亲解忧公主，西汉楚王刘戊的外孙女，武帝太初年间出塞，远嫁乌孙。

　　乌孙原为匈奴右臂，后与汉通好，愿与汉和亲，为昆弟。汉曾于元封中，遣江都王建之女细君公主嫁于乌孙。因语言不通，又远在异乡，细君思乡心切，曾上书武帝要求回归故里。武帝令她“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乌孙王死，遂续嫁王孙。不久，细君公主死，汉廷又以解忧为公主，继续对乌孙推行和亲政策。

　　昭帝时，匈奴与车师为一，共侵乌孙。公主上书报告了这一情况，并请求昭帝出兵。适逢昭帝死，宣帝即位，公主又与乌孙王上书说，匈奴使使谓乌孙交出公主，欲隔绝汉，请求汉出兵与乌孙共击匈奴，以解救乌孙王和公主。于是，汉发兵十五万，同乌孙一起，直捣匈奴右谷蠡王庭，斩获首级四万余，各种牲畜七十余万头，给了匈奴以沉重的打击①。

　　解忧在乌孙期间，曾两次从俗。她嫁到乌孙后不久，乌孙王死，又续嫁其叔父肥王及乌孙王前妻的儿子狂王为妻，并生有四男二女。甘露三年（公元前51 年）解忧70 余岁了，她的两个儿子病死。于是她上书宣帝，请求“得归骸骨，葬汉地”，携孙儿孙女，回到长安。宣帝赐以公主田宅、奴婢，奉养甚厚，朝见仪比公主。甘露五年，解忧公主死。从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 年）出塞到宣帝甘露三年，她在乌孙生活了五十年。在此期间，汉和乌孙基本上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王昭君，字嫱，东汉南郡（今湖北兴山县）人。元帝时，她以良家女选入后宫。昭君入宫数年，未得进见。

　　当时，东汉和匈奴的关系重新修好，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请求和亲。

　　元帝以宫女五人赐之。王昭君得知后，特请求行。呼韩邪临行前，元帝为了表示友好，还专门请呼韩邪过目所赐女子，昭君丰容靓饰，光彩照人。元帝很后悔，可是最终还是送昭君出塞。

　　王昭君到匈奴后，与呼韩邪生有二子。呼韩邪死后，其前妻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请求归汉。成帝令从胡俗，她从命为后单于阏氏。

　　昭君后来死于匈奴，唐杜佑《通典·州郡》九“金河”下，提到“王昭君墓”。昭君墓上草色常青，故又称之为“青冢”①。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郊大黑河南，有一座昭君墓，不知建于何时。

　　昭君出塞，对汉朝和匈奴的友好关系有着良好的影响。

　　② 本节材料依据《汉书·西域传》下及《后汉书·南匈奴传》者，不另一一注出。① 参见《汉书·匈奴传》。

　　① 《太平环宇记》卷三八。

　　第三节吕母起义王莽末年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是由一个名叫吕母的妇女揭开的。

　　吕母，琅邪海曲（今山东日照境内）人，家资数百万。天凤元年（公元14 年），她做县吏的儿子因犯小罪，被县宰处死。吕母为了替儿子报仇，“密聚客”，以家财酿醇酒，买刀剑衣服。有来饮酒的少年壮士、无钱者，吕母赊酒给他们；穿着单薄者，则借给衣裳，不问多少。数年以后，吕母的家财殆尽，大家都准备偿还所欠债物。吕母伤心地说：我厚待诸君，非为求利，只因县宰屈杀了我的儿子，我想报仇。大家听了，都很同情。这样，吕母集中了好几千人，自称将军，攻破了海曲县城，捉住县宰。诸县吏叩头为县宰请命。吕母说：我儿犯小罪，不当死，而为县宰所杀，杀人当死，有什么可请求的！说罢，便杀了县宰，以其首祭子冢。

　　后来，吕母的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的光景③，这时，吕母的活动就不限于为儿子报仇了。公元17 年，王匡、王凤等在绿林（今湖北当阳境内）起义，公元18 年，樊崇等在莒县（今山东莒县）起义，起义军开始出现了浩浩荡荡的形势。

　　约公元22 年，吕母病死，她的部下基本上转入樊崇的队伍。这时樊崇的队伍已成为著名的赤眉军。

　　在吕母起义后不久，公元21 年，平原（在今山东平原境内）女子迟昭平，能说经，也聚集了数千人在平原起义，但因缺乏记载，情况不明。

　　② 本节材料依据《后汉书·刘盆子传》者，不另作注。

　　③ 荀悦《汉纪》卷三十称：琅邪女子吕母，为子报仇，党众浸多，至数万人，号曰赤眉。这可见吕母部队同赤眉军关系是很密切的，因而被看作一支队伍了。

　　第四节班昭著书班昭，字惠班，一名姬。扶风曹世叔妻。世叔早死，史称班昭有“节行法度”。

　　班昭博学高才，其兄班固去世后，所著《汉书》有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班昭奉和帝诏续而成之。和帝数召班昭入宫，师事皇后诸贵人，所以又称她作“大家”。和帝还诏她为所贡献异物作赋颂。后来邓太后临朝，有事总要找班昭议论，并封昭子为关内侯，官至齐相。当时《汉书》刚刚完成，书中还有不少要上下互通的地方。于是班昭在楼上讲《汉书》，同郡马融在楼下受读通写。后来班昭死，又诏融兄马续继昭成之。

　　永初中，邓太后的兄弟、大将军邓骘，上书请求还归故里。起初，邓太后不肯，征求班昭的意见，班昭上疏说：“妾闻谦让之风，德莫大焉。..《论语》说：‘能以礼让为国，于从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让之诚，其致远矣。今四舅深执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静，拒而不许，如后有毫毛加于今日，诚恐推让之名不可再得。”她劝太后答应了邓骘的要求。

　　班昭作《女诫》七篇，其辞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有四，执箕箒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后，乃知免耳。吾性疏顽，教导无素，恒恐子榖，负辱清朝。圣恩横加，猥赐金紫，实非鄙人庶几所望也。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沉滞，性命无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怅。闲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女诫》后来流传甚广，成为对妇女施教的封建规范。马融善之，令妻女习之。班昭丈夫曹世叔妹，不同意班昭的观点，作书问难，其书不传。

　　班昭七十余岁卒。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由其儿媳丁氏撰集之，又作《大家赞》。

　　班昭的姑母也是一个女才子，孝成帝初即位时，她被选入后宫。开始为少使，不久得幸于成帝，立为倢伃。班倢伃能诵诗，熟读古箴之书，每日进见皇上，必依法古礼。

　　后来，班倢伃失宠。鸿嘉三年（公元前18 年），她同许皇后受赵飞燕僭告，许皇后坐废。班倢伃对皇上说：我听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无知，愬之何益，故不为也。成帝听了，甚怜悯之，于是赐黄金百斤。

　　班倢伃恐再受赵氏之害，退处东宫。成帝崩后，充奉园陵。死葬园中。

　　班倢伃著作之传世者，《汉书·外戚传》下收其自伤之赋一首，《昭明文选》收其《怨歌行》一首。

　　① 本节材料依据《后汉书·列女传》、《汉书·外戚传》下者，不另一一作注。第五十二章杂传田横、季布、东方朔、朱云都未建立什么功业，然各能以其言行获于当时，留传后世，其事迹不可没也。

　　第一节田横和五百壮士田横，齐人，故齐王田氏族的后裔。他和兄长田儋、田荣，都是狄县（今山东省青高县东南）的豪族。

　　秦末陈胜起义时，田横随其兄杀狄令，东略定齐地，举兵抗拒诸侯，并趁乱扩充齐的地盘。后来田儋被秦将章邯杀死，田荣也被项羽击败而死。田横收齐散兵，反击项羽。他趁项羽与刘邦撕杀之际，夺回了齐的城邑，立田荣子广为齐王，自己为相，专国政，既不为楚，也不为汉。

　　公元前204 年，汉王刘邦派儒生郦食其说齐归汉。郦食其对齐王说：“王知天下之所归，则齐国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归，即齐国未可得保也。今汉王已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后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汉王，齐国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汉王，危之可立而待也。”①田横觉得郦食其说得不错，便撤去守备，准备依附于汉。韩信听说郦食其不费一枪一马便为汉王下齐七十余城，出兵袭齐。田横大怒，以为郦食其不讲信义，耍弄了自己，便烹杀郦食其，然后东走梁地，投靠了当时正值中立的彭越。

　　刘邦定天下后，封彭越为梁王。田横因杀了郦食其，害怕刘邦报复，就跑到了海州东海县一岛上据守，跟从者有五百余人。刘邦素闻田横三兄弟定齐，齐多贤能者。他担心以田横在齐人中的威信，长期留在海岛中，会生后患，对汉不利，便下诏赦去田横之罪，召他回朝。田横不肯，他说：“臣烹陛下之使郦生，今闻其弟郦商为汉将且贤，臣恐惧，不敢奉诏。”他表示愿为庶人，守海岛中。

　　可是刘邦不肯罢休。他一面诏令郦商，如有敢伤害田横人马从者的，夷族，一面又派使者对田横说：“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不来，举兵加诛。”田横无奈，只得随使者前往洛阳。

　　田横深知刘邦是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的，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看看自己的长相。田横当年与刘邦都南面称王，平起平坐，如今要他北向称臣，这使他感到羞辱。他烹了郦食其，现在却要与郦生的弟弟同为刘邦做事，即使郦商因惧刘邦之威不敢把他怎么样，他难道不羞愧吗？因此，当他随使者来到离洛阳三十里地的尸乡驿站，洗沐完毕，便把自己的心里话跟从客说了，并要他们割下自己的头，送给刘邦。说完，便自杀了。

　　刘邦见到田横的头颅，流着泪说：“田横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乎！”随后发卒二千人，以王者礼葬田横，又拜田横从客二人为都尉。不想两个从客将田横墓侧凿开，自刭在墓里。刘邦闻之大惊，于是他使使者召尚在海岛的其余500 人，那些人听说田横死了，也都纷纷自刭身亡。

　　① 本节材料依据《史记·田儋列传》及《汉书·田儋传》者，不另作注。① 《史记·郦食其列传》。

　　第二节季布“一诺百金”

　　季布，楚人。以任侠名闻于时。楚汉相争，他为项羽手下大将，数围困汉王刘邦。刘邦称帝后，拜他为郎中。

　　季布为人耿直，不善阿谀奉迎。孝惠帝时，他任官中郎将。那时汉皇朝和匈奴的关系不好。匈奴单于写信给吕后，吕后觉得其中有侮慢之意，便召集诸将商议付伐匈奴之事。上将军樊哙说，他愿率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也都阿吕后之意，表示赞同樊哙的意见。季布对吕后说，樊哙这是当面欺谩，当斩。当年高皇帝率四十万兵马被围困于平城，这事你应清楚，因为你也在其中，可现在你却说以十万兵横行匈奴中，这不是当面欺谩吗？秦以事于胡修长城而使得陈胜吴广起义，这创伤至今未复，樊哙又当面奉谀，这要摇动国家的根基！诸将听了季布的话都很恐慌，怕吕后动怒。吕后罢朝，从此以后再不议论讨伐匈奴的事儿了。

　　孝文帝时，季布为河东守。有人向孝文帝推荐季布，说他是贤者。文帝便诏季布到京城，想提升他为御史大夫。季布来到京城后，又有人向文帝说季布好喝酒，难以接近。文帝又放弃了原意。季布留在京城整整一个月无所用事。于是他面见文帝说：“臣因为陛下的恩宠任河东守，今陛下无故召臣，大概是有人向您说了我的好话。今臣至，却又无所受事，大概又有人向您说了我的坏话。陛下以一臣之誉召臣，又以一臣之毁去臣，陛下这样做，我只恐怕有人会利用您这一点的。”文帝听后，很惭愧。季布辞官而去。

　　季布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语言信实，说话算话，当时人曾流传着这样的话：“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季布的军功政绩都为人们所忘记，而季布“一诺百斤”的佳话却为人们所称颂。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做到这一点是极不容易的。唐代诗人李白在他的诗中，把“一诺”和“千金”联系起来，于是又有“一诺千金”的说法①。这当然是一种夸张，但也可见这事受到重视，历久不衰。

　　① 本节材料依据《史记·季布列传》及《汉书·季布传》者，不另作注。① 见唐李白：《李太白诗十·叙旧赠江阳宰陆调》：“一诺许他人，千金双错刀。”第三节东方朔的滑稽东方朔，齐人，以善滑稽著称。

　　武帝初即位，举天下贤良方正。东方朔也在被举荐之中。别人上书都说天下得失之策，而多被武帝罢之令归。东方朔上书则陈述自己的德才，自荐可为天子大臣。这书用了三千牍，费时两月才读毕，因其“文辞不逊，高自称誉”，武帝以为奇才，令他待诏公车。不久，又待诏金马门。后拜为郎中，常在侧侍中。

　　东方朔说话诙谐有趣，常于调笑中直言切谏。武帝很喜爱与他交谈，还常常赏赐他钱帛。有人对武帝说，东方朔把所赏钱帛全都花费在妇人身上；又有人说，东方朔不拘礼节，不等割肉大臣来到就先自分割赐肉，还带回家去。武帝说，东方朔在事无所求，你们不如他。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 年），武帝要把南山一带提封顷亩，增为上林苑，供自己弋猎消遣。东方朔进谏武帝，不要取民膏腴之地，这样做，会“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非所以强国富人”，于国于民都不利。武帝拜东方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与黄金百斤，而没有听从规劝，遂起上林苑。武帝的侄儿昭平君，醉杀主傅，被投入内官治罪。廷尉以他是公主之子，上奏请议。左右的人都为昭平君说情，武帝也垂泪叹息，但仍旧以法治罪。这时，东方朔上前为武帝敬酒。下朝后，武帝责备东方朔敬酒不看时辰。东方朔却说：“我听说乐极生悲，哀极阴损，我敬酒是明示陛下正而不阿，不再因此事而悲哀。”东方朔前因酒醉入殿中，遗尿殿上，被劾为不敬，有诏免为庶人，待诏金马门。因此事而复为中郎。

　　武帝时，天下侈靡趋末之风很盛。武帝想改变这种风气，便问东方朔用什么办法来教化人民呢？东方朔说，孝文帝身为天子，崇尚节俭，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于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大兴土木，奢侈成风，而想使民独不奢侈失农，实在是困难。陛下如能“推甲乙之帐，燔之于四通之衢，却走马示不复用”，改变风气也就不难了。《易》说：“正其本，万事理；失之毫氂，差之千里。”

　　武帝以东方朔能言善辩，曾问他说：“先生看我是个怎样的君主？”东方朔回答说：唐虞之隆，成康之际，不足以比喻当世。您的功德在五帝、三王之上，而且不仅如此。如果得到天下贤士，在位的公卿都可得到适当的人选了。“譬若以周、邵为丞相，孔丘为御史大夫，太公为将军，毕公高拾遗于后，弁严子为卫尉，皋陶为大理，后稷为司农，伊尹为少府，子赣使外国，颜闵为博士，子夏为太常，益为右扶风，季路为执金吾，契为鸿胪，龙逢为宗正，伯夷为京兆，管仲为冯翊，鲁般为将作，仲山甫为光禄，申伯为太仆，延陵季子为水衡，百里奚为典属国，柳下惠为大长秋、史鱼为司直，蘧伯玉为太傅，孔父为詹事，孙叔敖为诸侯相，子产为郡守，王庆忌为期门，夏育为鼎官，羿为旄头，宋万为式道候。武帝大笑，又问东方朔：“你看你比公孙丞相、兒大夫等这些人如何？”东方朔说：“臣朔虽不肖，尚兼此数子者。”东方朔虽有才华，但在政治上一直得不到重用。于是会聚宫下的博士诸先生与他议论，故意作难他。他们说：昔日苏秦、张仪凭一张嘴位居相卿，你虽博学多才，尽忠以事皇帝，而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这是什么缘故呢？东方朔回答说，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苏秦、张仪时，天下不稳，诸侯② 本节材料依据《史记·滑稽列传·东方朔传》和《汉书·东方朔传》者，不另作注。相争，因此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士人可以身处尊位。现在天下一统，人才济济，即使苏秦、张仪在世，也不能有所作为。“传曰：天下无害菑，虽有圣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则事异。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块然独处，子何疑于余哉！”这一席话，使嘲笑他的诸先生无言以对。

　　东方朔临死前，对武帝说：“愿陛下远巧佞，退谗言。”可见他对武帝的一片忠心。

　　东方朔善文辞，他的作品，刘向《别录》加以收录。《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载“东方朔二十篇”。东方朔的作品中，以《设客难》、《非有先生论》两篇最著。

　　第四节朱云折槛朱云，字游，鲁人，后徙平陵。西汉后期时人。少时好侠义，经常聚集一帮人为人报仇，以勇力闻。年四十始从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萧望之受《论语》，学业很深。后来，华阴守丞嘉上封事，举荐他为御史大夫，以代替贡禹，丞相匡衡极力反对，未成。

　　当时，尚书令五鹿充宗善讲《梁丘易》。元帝好梁丘氏，因此五鹿贵幸一时。元帝欲考《易》之异同，令五鹿与诸《易》家辩论。诸儒因五鹿藉尊贵之权，都称病不敢与之对抗。有人便推荐朱云与五鹿相对。朱云“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常常驳得五鹿哑口无言。儒生们都很钦佩他的勇气和才华，为语说：“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朱云由此做了博士，后来又迁杜陵县令。因得罪了中书令石显和丞相韦玄成，遂被废锢，直到元帝去世。

　　成帝时，故安昌侯张禹以帝师位特进丞相，成帝非常尊重他。张禹为相六年，无所作为，只图自己享受。朱云上书求见成帝，朝廷公卿俱在。朱云说：“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无以益民，皆尸位素餐。”他请求成帝赐尚方宝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成帝问他要斩何人？朱云说是安昌侯张禹！成帝大怒，说：“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令御史将朱云拉下。朱云攀住殿槛，槛折。朱云大声呼道：“我得以从龙逄、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圣朝何如耳！”

　　此时，左将军辛庆忌免冠解印绶，连连叩头，请求成帝宽恕朱云，说，朱云素著狂直于世，不可诛，臣敢以死争。辛庆忌叩头流血，成帝赦朱云。后来，御史要治理殿槛，成帝说：“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

　　从此以后，朱云居闲不仕，教授学生。七十余岁卒于家。

　　直言折槛，这是朱云有名的大事，对当时以及后世很有影响。

　　附录秦汉礼俗安作璋礼俗，存在于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中。它反映人们的生活面貌，也反映人们对于生活某些方面之传统的认识。我们对于民间礼俗的兴趣，比对皇家贵族礼俗的兴趣要多得多。但关于秦汉时期礼俗的记载，对皇家贵族的记载要比对民间的记载详细得多。而统治阶级的礼俗，也必然对民间礼俗有深刻的影响。同时，阶级社会既存在着阶级对抗，在统治思想占优势的情况下，实际上也有反统治思想的存在。在礼俗这一领域内也必然有类似的情况。不过一直到现在，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没有认真地起步。以下，试依现在所见到的材料，就衣食、住行、嫁娶丧葬等三个方面的礼俗，作一些叙述。① 本节材料依据《汉书·朱云传》者，不另作注。

　　第一节衣和食冕、冠、巾“衣”有广狭二义。狭义的“衣”，是指上衣。广义的“衣”，包含有冕、冠、巾，有上衣、下衣和鞋袜。

　　冕、冠、巾，都是帽子。周制冕为天子、诸侯、卿大夫的祭服。秦、西汉之冕，于史无征。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 年），诏有司采《周礼》、《礼记》、《尚书》而制冕，规定皇帝之冕“广七寸，长一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以其绶采色为组缨”①。三公、诸侯、卿大夫之冕，也广七寸、长一尺二寸，不同的是：三公、诸侯之冕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皆有前无后。民间或谓冕为“平天冠”。

　　周制，贵族子弟年满二十，于宗庙中举行加冠之礼，以表示成年，可以从政。随着春秋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度的瓦解，选官制度的产生，冠礼失去了原有的内涵，备典而已。秦汉之时，自皇帝至百官所服之帽，亦多谓之冠，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通天冠。《晋书·舆服志》云：“通天冠，本秦制。高九寸，正竖，顶少斜缺，乃直下，铁为卷梁，前有展筩，冠前加金博山述。乘舆所常服也。”汉承秦制，通天冠犹为皇帝之常服。

　　法冠。又名“柱后”，“高五寸，以C 为展筩，铁柱卷。”②法冠原为楚王冠。传说当时有一种叫“獬豸”的神兽，一只角，秉性耿直，能别曲直，见有人争斗，即用角戳无理的一方；听到谁说假话，则咋之。楚王猎获到这种神兽后，仿制为冠。秦灭楚，赐与御史服之，盖寓执法公正之意。汉则为侍御史、延尉之服。

　　武冠。武冠又名“武弁大冠”，原为“胡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时仿制，以金珰饰首，前插貂尾，为王冠。秦灭赵，赐与近臣服之。汉时为诸武官之服。

　　刘氏冠。刘邦任泗上亭长时，做了一顶高七寸、宽三寸，竹皮为里，漆丝而成的帽子，时常服之。刘邦做皇帝后，命名为“刘氏冠”，规定公乘爵位以上者，方可服之。大约从刘邦死后，刘氏冠成为祭祀宗庙时戴的一种帽子，并更名为“长冠”。

　　樊哙冠。传说在“鸿门宴”上，范增欲杀刘邦，樊哙闻之大惊，裂裳以裹楯，蒙在头上闯入军门。其后，仿造成一种冠，宽九寸，高七寸，前后各出四寸，制若冕，命名为“樊哙冠”，后为司马殿门卫士之服。

　　委貌冠。冠长七寸，高四寸，状若覆杯，前高而宽，后低而窄，皁绢为之。在辟雍行大射礼时，公卿、诸侯、大夫服之。

　　远游冠。其状若通天冠，有尺筩横于前，无山述。为诸王所服。

　　高山冠。又名“侧注”，形似通天冠，顶不斜却，直竖，无山述展筩。

　　为中外官、谒者、仆射所服。

　　进贤冠。即古之缁布冠。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有三梁：① 《续汉书·舆服志》。

　　② 《续汉书·舆服志》。

　　刘氏宗室、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皆一梁。汉画像石、画像砖上多见此冠。

　　却敌冠。前高四寸，后高三寸，长四寸，制似进贤冠，为卫士之服。

　　建华冠。铁为卷柱，贯大铜珠九枚，下轮大，上轮小。祀天地、五郊、明堂时，舞《育命舞》之乐人服之。

　　方山冠。状若进贤冠，以五彩绢为之，祠宗庙时，舞《大予》、《八佾》、《四时》、《五行》之乐人服之。

　　在先秦时，贵族服冠，庶人用巾。从秦开始，唯庶人服巾的传统礼制被打破。《续汉书·舆服志》云：“秦雄诸侯，乃加其武将首饰为绛袙，以表贵贱。”入西汉以后，自皇帝至庶人，皆可服巾。巾的用法是：用一幅纱或绢包在头上，两端在脑后打成耳状结，文官长耳，武官短耳。不同身份的人和在不同的季节，巾的颜色有所变异。

　　上衣、下衣和鞋袜上衣，秦汉时名目繁多。大别之，有以下几种：禅衣。禅衣是一种单层的长袍，源于先秦的深衣而与深衣又有所不同。

　　深衣由衣和裳缝合而成，肥大臃肿。禅衣上下相通，不别衣裳，较深衣轻便。秦、西汉之时，禅衣是一般地主和贵族的常服。据《汉书·江充传》载：“初，充召见犬台宫，自请愿以所常被服冠见上，上许之。充衣纱糓禅衣，曲裾后垂交输。”据《汉书·盖宽饶传》，至迟到宣帝时，司马等武官开始服用禅衣。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一件用素色纱做成的禅衣，衣长128 厘米，袖长190 厘米，重量只有49 克。

　　襜褕。襜褕为禅衣之变种。禅衣曲裾，襜褕则是直裾，所谓“直裾谓之襜褕”①。在汉代，襜褕为妇女常服，男子虽也有服用者，但较少。绿林军将士服襜褕，三辅旧官吏和士人讥笑他们“服妇人衣”②。

　　袍。袍源出于深衣。《释名·释衣服》云：“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

　　袍，苞也，苞内衣也。”又说：“妇人以绛作衣裳，上下连，四起施缘，亦曰袍。”袍有里有面，也谓之“复袍”。有时还填以绵絮。故袍多为春秋服和冬服。

　　襦。襦是一种及于膝的短衣，有面有里，也谓之“复襦”，为御寒之衣。古诗《孤儿行》曰：“冬无复襦，夏无单衣。”

　　汗衣。《释名·释衣服》曰：“身受汗垢之衣也。”汗衣是一种内衣，其作用相当于现代的背心，而样式则近似于现代的马甲。

　　下衣曰“裳”，所谓上衣下裳。裳主要有以下几种：袴。“袴，谓胫衣也。”①似后世的套裤，穿于两腿，分挂于腰带上。显贵子弟以纨作袴，故称“纨袴子弟”。

　　裈。袴之有■者，谓之“裈”。

　　裙。裙也作“帬”，男女皆可服用，但以女子为多。

　　犊鼻裤。裤腿较短的裈，曰“犊鼻裤”，近似现代的裤衩。司马相如在① 许慎：《说文解字》。

　　② 《后汉书·光武帝纪》。

　　① 《急就篇》颜师古注。

　　成都当酒保时即曾穿过犊鼻裤。这是一种盛夏之服。

　　秦汉时的衣和裳皆用带子系扎。用带子系扎，需用带钩。考古发现的带钩，长者几近半，短者仅二至三厘米。就质料而言，多为金、玉、铜、铁，也有石、骨、木、陶等。带钩的用法大致有三：一是将钩纽嵌入革带一端，钩弦向外，与腰腹弧度贴合，钩首钩在革带另一端的穿孔中。二是将两个或更多相同规格的带钩并联起来使用。三是带钩并不直接钩在革带上，而是在革带的一端先置一环，钩首挂在环上。

　　鞋，有单底、复底之分。单底的鞋称履②。履有三种：一种是用皮革制成，也曰“鞜”。其深而大者，谓之“裒”；薄革的小履，谓之“鞮”；以柔皮制作、头尖者，谓之“靸”。一种用丝制成，曰“绵履”，云梦出土的秦简《法律答问》说：“以丝杂织履，履有文，乃为绵履。”一种是用麻制成，也叫“不借”，所谓“不借者，小履也。以麻为之，其贱易得，人各自有，不须假借，因为名也。”③也有以草为之者。

　　复底的鞋，曰“舃”、“屐”。舃，乃履下有木底者，木底与履底大小相同，实心。屐则以木为之，或以帛为面，有的以漆画之，下有两木齿。《续汉书·五行志》：“延熹中，京师长者皆著木屐。妇女初嫁，作漆画屐，五色采作丝。”

　　据《搜神记》载，男鞋方头，女鞋圆头。但男女往往通用。从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中的贵妇人的鞋和出土的四双青丝鞋来看，女鞋的前头有两个昂起的小尖角。

　　袜，以布帛作成，也有以皮革制作者。袜一般高尺余，上端有两带，以缚系于足胫。

　　秦汉时有进门脱鞋的习惯。在屋中，多穿袜行于席上，不仅平时燕居如此，上殿朝会亦然。着鞋上殿，以为殊荣，汉时唯萧何、梁冀、曹操等膺此殊礼。

　　南方湿热，一般平民多赤足。如东汉时桂阳郡一带，民多“无履，足多剖裂”①。谢罪时也要赤足，谓之“徒跣”。

　　服色的等级性在先秦时期，衣是用来区别尊卑贵贱的一个重要标志，“非其人不得服其服”②。否则，就是僭礼。至于秦汉，一方面，有些旧的等级有了变化，加以往唯庶人才服的巾，到秦汉之时，“上下群臣贵贱皆服之”③。另一方面，新的等级开始建立。秦汉时区分衣之尊卑的标志主要有三：一是服色。秦人尚黑。汉初尚赤。汉武帝时正服色，色尚黄。东汉则尚赤。此外，青紫也是贵族的服色①，平民不准服用，到西汉后期，才放宽了限制。一是质料。如秦简《法律答问》有一般人不得穿“绵履”之条文。汉初，刘邦曾规定商人不② 《急就篇》颜师古注。

　　③ 《急就篇》颜师古注。

　　① 《东观汉记》。

　　② 《续汉书·舆服志》。

　　③ 《续汉书·舆服志》。

　　① 《汉书·夏侯胜传》颜师古注：“青紫，卿大夫之服也。”

　　得衣丝，以卑贱之。一是形制。一般说来，长而肥者为贵，短而瘦者为贱。主食中华民族素以擅长种植五谷而著称于世。以五谷为主。辅之以鱼肉、蔬菜的饮食习惯，由来已久。随着秦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饮食生活也有所改善。

　　秦汉人一日两餐或三餐，主食是五谷②。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各地区的食粮不尽相同。一般说来，南方以水稻为主；黄河中、下游地区以麦为主，其次是粟、黍、菽；关中地区以黍、粟为主，后来，麦子渐增，而食用大麻，则为天下之冠。粮食加工工具也有了改进，桓谭说：“庖牺之制臼，万民以济。及后世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又复设机关，用驴、驘、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③汉献帝时，雍州刺史张既曾令陇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水碓以安民④。粮食加工工具的革新，有助于人们主食水平的提高。

　　主食的制作方法和品种很多，大别之，有饼、饭、粥三种。

　　饼的制作方法有三：一是蒸。颜师古注《急就篇》说：“溲面而蒸熟之，则为饼。”这是一种用水掺和面，不经发酵，捏成饼状，放入釜甑中蒸熟而成的饼。二是烤。至迟到东汉中、后期，出现了一种“胡饼”，汉灵帝及王公大巨等皆喜食之。胡饼是一种撒有胡麻的烤饼。三是煮。《四民月令》说：“距立秋，无食煮饼。”

　　饭，即用麦、粟、黍、稻等制作的干饭，亦称“糒”或“糗”，多为一般平民之食；贵族官吏食之者，则被目为俭约，如“公孙弘为丞相，食脱粟之饭”①。有的在饭中加入干果等以调味，如有加枣而称之为“枣糒”者。粥，是在麦、粟、黍、稻、菽等食粮中掺水煮成，有把麦等磨碎做粥的，也有不磨碎做粥的。

　　由于畜牧业的发展，肉食品较前有所增多。

　　肉食、禽、鱼及蔬菜、瓜果家养畜类有马、牛、羊、猪、狗等。马、牛多用于生产、运输和战争，一般很少食用，多食用羊、猪、狗等。野生的鹿、豲（獾）、黄鼠鼬（黄鼠狼）、兔、鼠等也是人们猎食的对象。人们不仅吃畜类的肢体，也嗜食其“杂碎”。在河西发现的一支汉简上记载着：头六十，肝五十，肺六十，蹄二十，舌二十，胃一百，心三十，肠四十，等等。对畜类的大、小与肥、瘦，也很有讲究，一般以小、瘦者为佳。

　　家养的禽类有鸡、鸭、鹅等。禽蛋也是人们喜爱的食品，汉墓中曾发现带有“卵笥”标牌的竹笥和变质的禽蛋。据说曹操善射，他在南皮（今河北省南皮）一天射杀了六十三只野鸡，可见当时的野生禽很多，其中主要有雉、② 关于五谷，有不同的说法，或曰黍、稷、麦、菽、稻；或曰粟、稷、麻、菽、麦。③ 《新语·离事》。

　　④ 《三国志·魏志·张既传》。

　　① 《汉书·公孙弘传》。

　　雁、鹄、鹤、鸠、鸽、麻雀、鹌鹑、鹧鸪等，这些都是人们猎食的对象。秦汉时期已开始较大规模地利用陂塘养鱼。如汉安（今四川省内江市西），“有盐井、鱼池以百数，家家有焉”①。南阳（今河南南阳）人樊宏，“池鱼牧畜，有求必给”②。陂塘养鱼也常见于汉画像石、画像砖。人工养鱼的产量很高，多者一年可达千石，与一个千户侯的收入相当。人们还捕捉江海湖泊中的鱼、鳖、螺、蚌、蛤等，方法有网捞、毒杀、线钓等。

　　上古物质生活简陋，蔬菜种类较少，很多植物被当作菜吃。至秦汉时，情况有了改善。这时的蔬菜主要有五种：葵、藿、薤、葱、韭，此即所谓的“五菜”。葵在植物分类上称冬葵，汉时葵有“百菜之首”之称。藿是大豆的嫩叶。此外，还有藕、笋，芥、芹、芋、菘（白菜）、萝卜、葫芦、菠菜、蔓菁等。还有从西域传入的胡葱、胡蒜等。内地的蒜叫小蒜，产量较低，胡蒜即今天食用的大蒜。据说，当时一个人要有“一百本■、五十本葱、一畦韭”③才能满足需要。在皇家的太官园内，蔬菜四季常绿。冬菜的种植方法犹如今天的温室栽培，“覆以屋庑，昼夜燃蕴火，待温气乃生”④。

　　人们解剖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具女尸，在她的食道、肠胃里发现了一百多粒甜瓜籽。甜瓜是秦汉众多瓜果中的一种，此外还有西瓜、梨、桔、桃、李、杏、柚、柿、杨梅、香橙、荔枝、龙眼、板栗、橄榄、核桃等。张骞通西域，又传入了葡萄、石榴、胡桃、胡瓜等。有的瓜果成片种植，并形成了一些特产区，如真定的梨，安邑的枣，燕秦的栗等。

　　烹饪技术的提高与灶及炊具、餐具的改进对于饮食，时人是很讲究的，烹饪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张衡说南阳的菜肴有“百种千名”①，枚乘说吴楚的食馔为“天下之至美”②。烹饪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羹，即作肉汤；灸，是把肉用签子串起来放在火上烤；濯，是把食物放在热油中炸；脍，是把生肉切细生吃；脯，是做肉干；腊，是把肉烤熟再晒干；炮，是将带毛的禽兽包以泥巴放到火中烧烤；菹，是腌制瓜菜； ，是做鱼酱。此外，还有类同于现代的蒸、煎、熬、煮等方法。

　　烹饪技术的提高与灶、炊具的改进是分不开的。从出土的陶灶模型和画像砖、画像石上的灶画像来看，灶面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和船形等几种形状，灶门有方形、长方形和券形等形式，灶面上一般有一个大火眼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小火眼，火眼上放置釜、甑等炊具。《汉书·霍光传》有个“曲突徙薪”的故事。“曲突”，就是在灶上装有弯曲的烟囱，这种灶不仅安全，且通风助燃，火苗旺，温度高。当作锅用的釜、甑向着轻薄小巧方面发展。据说，汉献帝建安年间，出现了一种复层的“诸葛行锅”，熟饭很快；还有一种一釜多味，号称“五味齐芳”的“五熟釜”。厨刀、勺、通火钩等炊具也已具备。

　　① 《华阳国志·蜀志》。

　　② 《后汉书·樊宏传》。

　　③ 《汉书·循吏·龚遂传》。

　　④ 《汉书·循吏·召信臣传》。

　　① 《南都赋》。

　　② 《七发》。

　　餐具有盛饭的碗，取羹的勺，盛菜的盘，盛酒的耳杯，夹菜的箸。箸有象耳箸、竹箸、木箸和铁箸。当时仍有用手抓饭菜的习惯。

　　第二节住和行宫殿、楼房和城堡秦汉建筑有新的发展。宫殿建筑代表了当时建筑的最高水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令人把六国宫殿的图样摹绘下来，在咸阳照样兴建。他还嫌六国宫殿狭小，又在上林苑兴建规模宏大的朝宫，它的前殿即历史上有名的阿房宫。据记载，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有秦一代，关中宫殿计有三百，关外四百余。秦亡汉兴，刘邦把秦代的长乐宫加以修缮，住在这里。又在秦章台宫的旧址上修建未央宫，作朝会施政之所，后来的皇帝也住宿在这里。汉武帝时又兴建了明光宫、桂宫和北宫，作为后妃等人的住所。汉都长安，内外宫室一百四十五所，而其壮丽程度，无逊于秦。如未央宫，用名叫木兰的香木作栋，有花纹的杏木作梁，华椽头上用玉璧装饰，柱础以玉石为之，金饰窗，玉饰门。二千余年后，在汉宫遗址上发现的铜器，涂金镂银，工巧绝伦；出土的砖瓦，古朴厚重，坚实耐用。

　　刘秀做皇帝后，都洛阳，修建了南宫和北宫等宫殿。北宫中的德阳殿是最重要的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殿前的朱雀阙高耸入云，据说从四十多里以外即可望见。

　　最能代表官吏、富商居住条件的是楼房和城堡。楼房的大量出现，是在东汉。古诗云：“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甘肃武威和江苏句容出土的陶楼模型，有五层的。楼房的各层之间有楼梯相联。在扬州邗江汉墓出土的楼房模型中，有一整木刳成的楼梯，共十五档，旁有扶手。勾阑也已具备，望柱多加装饰。

　　作为主体建筑的楼房往往与附属建筑构成城堡，也有以平房组成的城堡。在成都杨子山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有一座城堡式建筑，由周垣围成的庭院分两大部分。右部是两进的居住正院，内进上方是四开三间的正堂。左部前端是个跨院，有厨房、水井和晒衣架，后端建有一座望楼，还有一个粮仓。

　　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住宅显示出地区特色。华北地区，冬寒多风，住宅建筑封闭紧锢。江南一带，炎热多雨，住宅敞开外露，多外廊，深出檐，窗口开孔较大，有可以支撑、摘下的“支摘窗”，还有“干阑”式建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居民以板为室屋。日南郡的住宅，开门朝北，即所谓“北向户”；而漠北的匈奴等游牧民族，则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

　　室内用具秦汉时期，自帝王至平民，坐卧起居皆用席。席一般是用蒲草或蔺草编成，也有以竹为之者。马王堆汉墓出土莞席四件，完好的有二件。一件长2.19米，宽0.81 米。另一件长2.22 米，宽0.82 米。席边皆用黄绢包缝，边宽0.20 米左右。

　　坐席之礼，有一定的规定。一般是多人同坐一席，唯尊者有专席。如《后汉书·张禹传》载：“张禹为太傅、尚书，邓太后以殇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中，乃诏禹与三公绝席。”在坐次上，坐北面南最尊，这是帝王之礼，一般人则以坐西面东为尊，其次为北向，而西向最卑。坐席的姿势，如同今日之双膝跪地。若伸腿向前，谓之“箕踞”，是为傲慢无礼。

　　睡眠一般用床。床多木制，较矮。战国时的大床，多绕以栏干。而秦汉时的床，一般无栏干。床上铺席。床除了用于睡眠外，也可当坐具。

　　张骞通西域后，传入了“胡床”。胡床是一种可以折叠的坐具，类似于现今的“马扎”。

　　官宦之家，也有坐榻的。榻是一种较床轻便的坐具。在河北望都汉墓中的壁画上，一主簿和一记吏各坐一榻，榻呈方形，铺有座垫。也有两人同坐一榻者。坐榻姿势同坐席，也是跪坐。

　　几案的使用很普遍。其用途有二，一是用来放置碗、盘等，近似于现今的饭桌。一是供书写用，类似今天的书桌。有木案、石案等，以木案为多，形状多方形或长方形，也有圆形的。几案腿短，适应于秦汉人跪坐的姿势。用来照明的是灯烛。烛的使用较早，灯的使用大约始自战国。秦汉时的灯形式众多，制作精巧。现今可知的灯具有象形的人俑灯、羊尊灯、牛灯、朱雀灯、凤鸟灯、雁足灯、花树连枝灯等。还有仿器皿的豆形灯、槃灯、卮灯、三足炉灯、奁形灯、耳杯灯等。其质料有铜、铁、陶等几种。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其造型是宫女跽坐持灯，生动逼真。灯盘有双重直壁，插置两片弧形屏板为灯罩，灯盘可以转动，屏板可以开合，灯光照度与射光方向，均可调节。侧举的右臂和下垂作灯盖的右袖，既增加了美感，又可使灯盘内空气流通，导烟助燃。灯的各部分都可拆卸，便于清除烟垢。

　　香炉也是家庭常备之物，有陶制的，也有铜制的。据《西京杂记》载，有一个叫丁缓的人，制作了一具卧褥香炉，“为机环转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他还制作了一具九层博山炉，镂以奇禽怪兽。后者在汉墓中时有发现，是汉代香炉的代表作。

　　空中还备有唾壶，以盛痰污，有玉制、铜制和陶制等种类。朝廷多将其作为赐物，颁赐群臣。

　　装置物品的有簏、箧、笥等，都是竹制的箱子。

　　车马和船秦汉交通，陆行有车马，水航则舟船。

　　皇帝的坐乘叫“安车”，立乘叫“立车”。安车、立车十分坚固，都是重辋、复毂、两辖；又极其华丽，较（车箱）上有交错的金龙，衡（车辕头上的横木）上立着金鸟，轼（车前扶手的木栏）上画着伏虎；车上坚着高九仞、垂十二旒、画有日月升龙的大旗，驾六马，体现了皇帝的尊严。举行籍田仪式时，皇帝乘耕车，出征则乘戎车，而校猎则乘猎车。

　　妇女乘坐的车叫“軿车”。“軿，屏也，四面屏蔽，妇人所乘。”①太皇太后、皇太后乘坐的軿车屏之以紫罽，左右騑，驾三马。长公主的軿车屏之以赤軿，贵人、公主、王妃则乘油画軿车，皆只有右騑”。

　　皇太子、皇子乘安车，朱斑轮，较上画虎，轼上画鹿，青色盖，旗垂九旒，画降龙，左右騑，驾三马。公侯也乘安车，朱斑轮，较上画鹿，轼上画熊，黑丝盖，黑轓，右騑。中二千石至六百石皆乘黑丝盖车，区别是：中二① 《释名·释车》。

　　千石、二千石朱两轮，千石、六百石朱左轮。三百石乘黑布车，二百石以下乘白布车。而三老、商人等则多乘小型、轻便、快速的轺车。“古之贵者，不乘牛车。”①汉承秦末战乱之后，经济残破，“将相或乘牛车”②。汉武帝实行削弱王国的政策，有的诸侯王穷困潦倒而乘牛车。然自此以后，牛车渐被重视，到东汉后期，从天子到士大夫都常乘牛车。此外，还有载尸柩的辒辌车，载衣物的辎车，载竹木的栈车，囚罪犯的槛车，服任时坐的柏（大）车，等等。

　　秦汉时的畜力车与现今的畜力车不同之处是：车前是轼，人从后面上车；车轮木制；车箱较小，一般只能乘坐一至三人。

　　值得一提的还有独轮车，汉代叫“鹿车”。鹿车类似于现今的手推车，方便轻巧，大路、小道都能通行，可运物，也可载人。

　　马也是重要的陆路交通工具。驿传多用马，宾客相过也往往乘马。如汉武帝即位之初，“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③造船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造船地点遍及全国。在广州曾发现一处规模很大的造船工场遗址，木船及木船模型、陶船模型屡有出土。船体具备了桨、橹、帆、舵及锚等设备。汉代的战船——楼船是很有名的，以“楼船”命名的水军，是汉代的重要兵种之一。商船大者在五丈以上，漕运粮食入关的船队，在万艘以上。

　　战国时发明的指南针，在秦汉时尚未用于航海，舟师主要靠观察日月星辰的方位、现象来测定航向和气候的变化。《汉书·艺文志》记有六种航海天文书，早已失传。

　　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受地理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仍较多地使用独木舟。

　　① 《晋书，舆服志》。

　　② 《史记·平准书》。

　　③ 《史记·平准书》。

　　第三节嫁娶和丧葬嫁娶春秋战国时期，在激烈的社会变革浪潮的冲击下，古老的婚礼发生了变革。无媒而嫁、同姓而婚、同姓联姻，卜之不吉而犹通婚等违背传统婚礼的行为，在《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中不乏其例。秦汉统一帝国建立后，统治者重整了婚礼。

　　周礼，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娶妻；女子十五而笄，笄而许嫁。秦人不以年龄而是以身高作为成丁与否的标准，男子身高六尺五寸（合今1.50 米）、女子身高六尺二寸（合今1.40 米），即为成丁，始可嫁娶。汉承秦末战乱之后，人口锐减，“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①，造成了严重的人口危机。为增加人口，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 年）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②惠帝此诏，法定了年十五为女子的最高婚年。至于最低年限，则无条文规定。据《汉书·外戚传》载，上官安之女立为昭帝皇后时，“年甫六岁”。至于男子婚年，则无条文规定，有年十九而娶者，也有年八岁而娶者。总的看来，惠帝以后男女婚年普遍过小，因而带来了某些弊端。宣帝朝的博士谏大夫王吉说：“夫妇，人伦大纲，夭寿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①秦汉时期，婚姻的决定权依旧操持在父母手里。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自由结合违背了卓王孙的意志，遭到极大的阻挠。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刘兰芝先由父母包办婚姻，后又被焦母拆散，两人被逼死。若父母的意见有分歧，则服从父意。如吕公欲嫁女吕雉与刘邦，吕雉母不同意，吕公斥之曰：“此非儿女子所知！”②最后按照吕公的意见把女儿嫁给了刘邦。若父已谢世，长兄便代行父权。刘兰芝被婆母赶回后，其兄要她改嫁县令之子，刘兰芝表示她的婚事要“适兄意”，不能“自任专”③。这是子从父、妇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伦理道德在婚姻上的反映。

　　在择偶标准上，汉人认为有五种女子不可娶：“丧妇之长女不娶，为其不受命也；世有恶疾不娶，弃于天也；世有刑人不娶，弃于人也；乱家女不娶，类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废人伦也。”④汉时谓此为“五禁”。除了“世有恶疾”一条外，其余四条都属于封建伦理道德。

　　在先秦之时，名位不同，婚姻礼仪亦异数。遭秦焚书后，先秦婚礼文献只有《仪礼·士昏礼》残存下来。吕后时，将《士昏礼》稍加变通，用之于皇帝。故在汉代，自皇帝至庶人的婚礼，皆由《士昏礼》变通而成。

　　按《士昏礼》，媒人受男方父母之托，到女方家中求婚，谓之“纳采”。秦汉时，为皇帝纳采者，有宗正、少府、尚书令等人。官僚或遣吏为子纳采，或躬自为之。在周代，宾主相见要执一定的礼物，叫作“贽”，实际上是“身①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② 《汉书·惠帝纪》。

　　① 《汉书·王吉传》。

　　② 《史记·高祖本纪》。

　　③ 《孔雀东南飞》。

　　④ 《后汉书·应奉传》注引《韩诗外传》。

　　份证”，用来识别贵贱。据《士昏礼》，士用雁。在秦汉，纳采无论尊卑，一律用雁。这时的雁已非身份地位之标志，其含义是顺乎阴阳，因为雁为候鸟，叶落南翔，冰泮北徂。此外还有璧、羊、酒等三十余种礼物，各有名堂，大意都是象征婚姻和谐美满。行纳采礼者，多是皇室和讲究礼仪的官宦之家，一般人户求婚大都比较简单，无繁文缛节。

　　按《士昏礼》，纳采之后，便问女之姓名生辰，谓之“问名”。男方占卜联姻是否吉利，叫“纳吉”。秦汉时期二礼犹存，然备典而已。

　　占亲之后，行纳聘之礼，因定婚约，古谓之“纳征”，秦汉称“聘礼”。汉高后制，聘皇后黄金二万斤。在汉初，这相当于两千个中等人户的资产。嗣后诸帝皆以为故事，唯王莽娶史氏，增聘金为三万斤。聘金之外，又有奴婢、车马、布帛等若干。如王莽除给史氏三万斤黄金作聘金外，“车马、奴婢、杂帛、珍宝以巨万计”①。官吏之家的聘礼也很丰厚，若以二、三万钱为之者，便被视乃为俭陋。贫无聘礼者，则假贷以聘。有的人家为骗取聘金，至“一女许数家”②。女方要为女儿置办嫁妆，也很丰厚，富者有奴婢、金钱等，贫者也有疏裳、布被、竹笥、木屐之属。秦汉最重聘礼，婚姻具有明显的买卖性。官府屡下禁令，皆无成效；士大夫们也多加讥斥，然则沿而不改，以致造成“贫人不及，故不举子”①的惨景。

　　下聘礼后，选定吉日迎娶新娘，谓之“请期”。如平帝纳王莽女，“待吉日月”②。新郎亲往迎娶，谓之“亲迎”。秦汉皇帝不亲迎，遣大臣代迎。王莽纳史氏，曾亲迎至未央殿前殿两阶间。一般人均需亲迎。迎皇后用乘舆法驾，登车称警跸。王莽之制，自四辅至郎官，亲迎立轺并马。东汉之时，“富贵嫁娶，车軿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③水乡则有以船亲迎者。

　　女将行，家长致戒。如张负嫁孙女与陈平，临行，戒曰：“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事兄伯如事乃父，事嫂如事乃母。”④既行，家人送之。

　　迎至后，行同牢礼，饮合卺酒，及妇见公婆等礼。据《戊辰杂抄》载，李夫人初至，武帝迎入帐中共坐，饮合卺酒，令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与夫人以衣裾接之，云得果多得子多。此即后世“撒帐”之礼的渊源。

　　婚日，亲朋故友，上司下属，皆往贺，夫家具酒肉以飨之。婚宴上，宾客开杯畅饮，歌舞以乐，言行无忌，后世“闹房”之俗，汉时已有之，甚至闹出人命。如杜士娶妻，婚宴上，其友张妙恶作剧，“缚杜士捶二十下，又悬足指，士遂至死”⑤。灵帝时，更有于婚宴上作傀儡戏，唱挽歌者。当时部分士大夫曾指斥此违礼败俗。仲长统说：“今嫁娶之会，棰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趋之情欲，宣淫泆于广庭之中，显阴私于族亲之间，汙风诡俗，生淫长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断者也。”①① 《汉书·王莽传》。

　　② 《潜夫论·断讼》。

　　① 《汉书·王吉传》。

　　② 《汉书·外戚传》。

　　③ 《潜夫论·浮侈》。

　　④ 《汉书·陈平传》。

　　⑤ 《意林》引《风俗通义》。

　　① 《群书治要》引《昌言》。

　　婚后三月，新婚夫妇拜见祖庙，婚礼告终。

　　关于离婚，汉代的基本原则是“七弃、三不去”。所谓“七弃”是：“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窃盗。”“不顺父母者，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后也”；“淫，为其乱族也”；“有恶疾，不可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窃盗，为其反义也”②。若妻子犯有七条中的任何一条，便可与其离婚。但在具备以下三条中的任何一条，则不应离婚，这三条是：“有所取而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而后富贵不去”③。此即所谓的“三不去”。

　　关于离婚手续，秦律规定，离婚必须报告官府并登记；否则，夫、妻各罚二甲。汉代离婚手续，是因秦制还是有所变更，于史无征。

　　丧葬对皇帝来说，在他即位后不久便开始操办丧葬了，这就是作“寿陵”或曰“初陵”。寿陵始见于战国。秦王政初即位，即在骊山营建规模庞大的寿陵。“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④有的皇帝即位数年以后方作陵。到皇帝驾崩之时，他的陵墓也基本上作好了。

　　人初死，沐浴饭含。饭含之物以玉石珠贝最为常见。裹尸的衣衾，有金镂玉衣、银镂玉衣、铜镂玉衣三种。建国后在考古发掘中不断有这类葬衣出土。据《续汉书·礼仪志》载，皇帝用金镂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用银镂玉衣，大贵人、长公主用铜镂玉衣。实际情况要复杂一些，如西汉时诸侯王可用金镂玉衣；东汉时的诸侯王也有用铜镂玉衣者。其他人等，则用布帛之类裹尸，也有裸体而葬者。

　　宣布死讯，谓之发丧。闻丧讯后，亲属无论是家居者，抑或外出者，均要赴丧；其不能亲赴者，则寄物以吊。丧家具酒肉以飨吊唁者，并娱之以音乐。对于王侯公卿，皇帝或遣使持节吊祭，或亲临其丧；对某些重臣谢世，天子往往罢朝三日，以示哀悼。

　　天子之丧，乃国之大事，发民男女哭临殿中。文帝临死遗诏：“无发民哭临宫殿中”；“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①。其后诸帝，遵以为故事。文帝又令临丧的王侯百官等，“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无得擅哭。”②参加会丧的人员，有一定的限制。如安帝崩后，废太子刘保（即顺帝）“以废黜，不得上殿亲临梓宫，悲号不食”③。

　　《礼制·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由于预作寿陵，秦汉诸帝停尸的时间大为缩短。如文帝自崩至葬凡七日，故后人有“以日易月”之说。

　　送葬时，帝王用辒辌车，具黄屋左纛，大驾卤薄，礼仪甚重，丧车所过，街路有祭。重臣之丧，国家或遣羽林孤儿挽送，或派军士列阵以送。东汉时，② 《大戴礼记·本命》。

　　③ 《大戴礼记·本命》。

　　④ 《晋书·索靖传》。

　　① 《汉书·文帝纪》。

　　② 《汉书·文帝纪》。

　　③ 《后汉书·顺帝纪》。

　　常有皇帝或帝、后共同为重臣送葬之举。

　　棺椁之制，因等级而异。皇帝用的棺椁是“黄肠题凑”①。所谓黄肠题凑共包括黄肠题凑、枞木外藏椁、楩房和梓宫四部分。这是一套甚有讲究的葬具。西汉时，皇帝、皇后和同制京师的诸侯国王、王后，皆可用这套葬具，某些重臣如霍光，也曾受此殊礼。东汉时，有的诸侯王犹可用黄肠题凑，但不能用梓宫，改用樟棺。秦汉时新兴的墓葬形式，有砖室墓、石室墓，即用砖、石或砖、石混合砌成地下墓室，墓室里面安置棺槨。在室壁、门楣上，往往刻上画像，内容丰富，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故这两种墓葬又被称为“画像砖墓”、“画像石墓”。到东汉时，这两种墓葬形式达到极盛。在随葬品上，秦汉时的礼器和仿礼器逐渐减少，反映现实生活的模型明器逐渐兴盛，从杯、盘、勺、案等生活用具，到仓、井、灶、楼房、猪圈、鸡鸭舍等建筑；从水田、池塘，到鸡、鸭、猪、狗等禽兽，无不具备，简直是一个埋在地下的现实世界。

　　帝王陵墓埋葬更为丰富。如秦始皇骊山墓，“宫室百官奇器珍怪徏藏满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②在陵墓东面，埋藏着阵容整齐、兵强马壮的兵马俑。两汉诸帝随葬物品虽比秦始皇有所减损，但也十分可观。武帝茂陵随葬物品多至“百九十物”③。晋建兴年间（公元313—316 年），有人盗掘了霸陵和杜陵，得珍宝极多，以致当时的晋愍帝都大为惊叹：“汉陵中物何乃多邪！”①秦汉帝陵封土，皆如山似陵。秦始皇骊山现残存的封土堆高76 米，底面周长485×515 米。昔日的骊山，比现今还要高大，还种植着草木。西汉诸陵封土面积，一般方120（汉）步，高12（汉）丈。东汉帝陵封土，一般方300（汉）步，高度不等，有高15（汉）丈者，也有高4.6（汉）丈者。

　　在文帝以前，行服盖如先秦。文帝遗诏短丧，规定下棺后服大红（“红”同“功”）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合计三十六日。此后遂成定例。如翟方进为丞相，后母死，葬后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②。王莽时，复行三年丧服之制。东汉建立后，刘秀废告宁之典。安帝时，邓太后临朝，诏长吏不亲行服者不得选举。邓太后死，安帝又改制，仍不听行服。桓帝时又令刺史二千石行服，未几又断之。实际上，无论官府准与不准，从西汉到东汉，都有很多服丧三年者。东汉时，有的人为博取乡曲之誉，进入仕途，竟行服多达二十余年。

　　① 《汉书·霍光传》颜师古注引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 《汉书·贡禹传》。

　　① 《晋书·索靖传》。

　　② 《汉书·翟方进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