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可以从海岬上望见街市上的钟楼，每隔五六分钟，就有一班渡轮从海港中鸣着汽笛缓缓驶出。

　　我第二次横越大陆的演讲旅行是在1914年10月开始的，这一次是由秘书汤姆斯小姐陪着我。

　　秘书的工作委实不轻松，从演讲的接洽、订约，乃至修改日程，收拾善后等等各类事情，无论巨细皆由秘书一手包办。这些事情有时相当烦人，幸好汤姆斯小姐非常能干，做事利落，处理问题井井有条，如有余力还能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整理内务。我真不敢想像，如果没有汤姆斯小姐的帮忙，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情况。虽然我们由卡内基先生那儿得到一笔款项，但仍不能放弃自己认真工作的原则，再说我们的开销也相当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我们无法再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到各地走动演讲了。我只要一想到正在进行中的战争浩劫，而且有越演越炽的趋势时，就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轻松地说些慈善的话了。这段时期，我常常在梦里看到流血、目睹杀戮而惊醒过来。就在同时，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向我索稿，希望我写一些比较新潮有趣的文章，可是满脑子充满着机枪响声与军民惨状的我，哪里有心情写这些文章呢？

　　当时，我觉得最遗憾的是，我收到数千封来自欧洲的求援信件，可是我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说得难听点，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自己还要靠四处旅行演讲来糊口。我们所属的团体在这段时期，展开了热烈的反战运动，希望能阻止美国加入这场世界大战。可是也有与我们持相反立场的团体，他们为了促使美国参战不遗余力，为首的就是过去的老罗斯福总统。

　　莎莉文老师和我都是坚决的反战者，认为应该极力让美国避免卷人战争的漩涡中。因此，从1916年开始，我们就到堪萨斯州、密西根州、内布拉斯加州等地四处做反战演讲，可惜的是，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

　　我们前往每一个可能的地方去鼓吹我们的想法，有时在最豪华的大礼堂，有时在临时搭设的帐篷里。当然，有不少听众与我们起了共鸣，遗憾的是，当时的报纸却多半不支援我们的立场，其中某些报刊态度的转变令人感慨万千。过去他们总极力夸大其辞，赞美我是“时代的奇迹”，或称我为“盲人的救世主”，可在这个时候，只要我的内容稍有涉及社会或政治时，他们就视我为左翼走狗而大肆抨击。

　　听众里当然免不了有些人不同意我们的反战论调，再加上大众传播战争思想，因此，全美各地都在迅速地弥漫着参战热潮。

　　当时我的失望真是无法形容！1916年秋，我终于沮丧地回到连杉的家中，想抚慰一下疲惫的身心。可是连杉也无法令人愉快，因为汤姆斯小姐请假回苏格兰去了，梅西先生也已离开（编者按：梅西先生于1914年与莎莉文分居），只有女仆易安很高兴地迎接我归来。她把房子重新整理、装饰了一下，要我静待满园的花开，可是她哪里知道我连一点赏花的兴致也没有。最后，我想到打电话请母亲来，才多少排遣了些寂寞的心绪。

　　又过了不久，莎莉文老师由于长期疲劳与烦忧交逼，再度病倒了。她咳个不停，医生劝她在冬天时搬到布拉夕度湖畔去住。如果老师再离开的话，这个家将是人各一方，再也没有能力雇用易安了，而我们又这么喜欢易安，舍不得让她走，她再一走，连杉的生活必定整个停顿。

　　我一直为了这事感到烦恼，以致无心工作，甚至不能静下来好好地思考。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人生乏味。

　　我常常恐惧地自问：“如果老师也像我有这种悲观的想法，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了莎莉文老师，将会是多么寂寞无趣呀！她不在我身边的话，我一定什么事情也没办法做的？每思及此，我就更为不安。

　　我之所以对一位青年动了感情，就是在这种极端无助的心情下发生的。

　　有一天晚上，我独自在书房里沉思，那位暂代汤姆斯小姐的年轻秘书忽然走了进来。他以平静温柔的态度向我倾吐对我的关怀，我当然深感意外，但随即为他的真诚所感动。他表示：如果我们结了婚，他将随时伴着我，为我阅读，为我搜集写作资料。总之，原先莎莉文老师为我做的一切他都可以做到。

　　我静静领会了对方这一份爱意后，心中不禁升起一股莫名的喜悦，几乎无法自持地发抖。我从内心里已经打算要把这件事对老师和母亲公开，可是他却阻止我说：“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

　　停顿了一会，他又说道：“你知道，莎莉文老师目前正在生病，而你的母亲又不喜欢我，如果这样贸然地就去告诉她们，可以想像得到，一定会遭到反对。我看我们还是慢慢来，以后再找机会对她们说吧。”

　　此后，我俩共同度过了一段相当美好的时光，有时并肩在森林里散步，有时则静坐书房，由他念书给我听。

　　直到一天早晨，我醒来后正在换衣服，母亲忽然急匆匆地跑进房来问我：“今天的报纸上有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海伦，你已经答应要和人订婚了？”

　　母亲说话时双手微微地发抖。这时我一方面由于没有心理准备，相当惊骇，另一方面想替对方掩饰，因此随口就撒了谎：“根本是胡说八道，报纸上每次都登载一些荒唐的消息，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情。”

　　不仅对母亲如此说，连对老师我都不敢承认。母亲迅速地辞退了他。我现在想起仍觉得很纳闷，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何要撒谎，以致使母亲、老师和那位年轻人都感到痛苦。我的一场恋爱便如此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