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也有记载：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

　　《新唐书·柳冲传》引柳芳论述魏晋以后的姓族：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虏姓者，魏孝文帝迁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属或诸国从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并号河南洛阳人。“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今、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① 唐长儒《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8 年版。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

　　以这两处所记，与诏书及敕所述相校，颇有出入，一时难以究诘。但北魏姓族之制系自汉族引入，而北魏和南方的门阀都有世袭的等级制度，从《隋书·经籍志》及柳芳所论，就更为明白。《隋书·经籍志》称孝文帝迁洛后，以南迁代人“并为河南洛阳人”，柳芳也说代北南迁诸姓“并号河南洛阳人”。这就又提出了一个地望问题。孝文帝迁洛以后，改变了鲜卑贵族的地望，都号称河南洛阳人，这就是通过地望的改变，从而改变他们的北国之恩，并削弱他们与汉人间的民族隔阂。《隋书》又称周太祖入关（534）后，对诸姓子孙有功者，“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而《周书·明帝纪》记明帝二年（558）月庚申诏：“三十六国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徒，咸称河南之民。今同室改都关中，宜改称京兆人。”从这两条记载看，似是从宇文泰入关的有功汉将先改定为京兆郡望，其后在明帝二年又改定了鲜卑贵族的郡望①。至此，在北周的统治阶层中，无论胡汉，都成为同乡共里的人，民族的界限可望更少一些了。这是北周在门阀制度与民族关系上，比北魏孝文帝采取的更进一步的措施。这些措施对于促进北方民族杂居地区少数民族的封建化，无疑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门阀制度意味着封建等级的划分，并且是带有宗族承袭的性质。在北魏，婚姻关系也同样跟门阀制度相联系。史称孝文帝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是世族高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又为五个弟弟聘汉族高门的女儿为妻。魏家公主也嫁给汉族名门，如范阳卢氏“一门三主”，卢道裕尚献文帝女乐浪长公主，卢道虔尚孝文帝女济南长公主，卢元聿尚孝文帝女义阳长公主，尤为时人所称道①。

　　贵贱不得通婚，在北魏是见诸法令的。文成帝和平四年（463）诏：“夫婚姻者人道之始..尊卑高下，宜令区别。然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或贪利财贿，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选择，令贵贱不分。..今制，王公师傅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技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魏书·高宗纪》）孝文帝太和二年（478）诏：“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维氏族，下与非类为婚。先帝亲发明诏，为之科禁。而百姓习常，仍不肃改。朕今宪章旧典，只按先制，著之律令，永为定准，犯者以违制论。”（《魏书·高祖纪》）这两代诏书，都在孝文帝改革之前。诏书所限禁的婚配，是贵族、平民和身分低贱的其他阶层间的婚配，还不是他们所说的士庶不通婚。但这种限制拓跋氏族贵族与卑贱之家婚配的法律，在拓跋贵族门阀世族化之后，又正好为新兴门阀贵族作为士庶不通婚的法律依据。北魏末年，博陵崔家生有一女，一目失明，高门大家没有愿来结亲的。家人打算把她下嫁。她有个姑母，嫁在赵郡李家，听到消息后非常伤感，说：“吾兄盛德，不幸早世，岂令此女屈事卑族！乃为子翼纳之。”（《魏书·崔辩传》）这一故事说明，北朝的门阀世族也是不和社会身分低的卑族结婚的。

　　中原传统文化的传习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页14—17，三联书店1956 年版。

　　① 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第549—550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十六国时期，在年迁的少数民族的君主中，有不少人崇尚中原传统文化，师从名儒，究通经史，并在境年提倡对中原传统文化的传习。①建立汉国的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诵读《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他称隋何、陆贾无武，绛卜、灌婴无文，认为“道由人弘”。他的儿子刘和，“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和弟宣，师事名儒孙炎，“沉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曾不反复咏之”，说“大丈夫若遭二祖，终不令两公独擅善美于前矣”②。刘渊第四子刘聪，“幼而聪悟。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读》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③。刘渊的族子刘曜，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也“善属文，工草隶。尤好兵书、略皆 诵。常自比乐毅萧曹。既即位，立大学于长乐宫东，立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