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在《后汉书·桓帝纪·论》里说：“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他在这里用了《左传》上的一个典故，批评了汉桓帝崇佛的荒谬。他在《襄楷传》收入襄楷上桓帝书：“闻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乘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这篇上书之收入《后汉书》，可看作是范晔对崇佛的“贤达君子”的讽刺。这些人也只是嘴上说说佛法，在实际生活上是不可能遵从佛教戒律的。

　　刘峻（462—521），字孝标，原籍平原（今山东平原县南），父亲流寓江南。他经历了大半生极为坎坷的生活，晚年居东阳（今浙江金华县）讲学。② 《隋书》卷三三《经藉志》，史部杂史类；《宋书》卷六四，《何承天传》。③ 即《明佛论》，《弘明集》卷二。

　　④ 参看《弘明集》卷三所收何承天、宗炳各书。

　　⑤ 《弘明集》卷四。

　　⑥ 《广弘明集》卷二十。

　　他著《辨命论》①指出：“夫通生万物，则谓之道：生而无主，谓之自然。自然者，物见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动陶铸而不为功，庶类混成而非其力，生之无亭毒之心，死之岂虔刘之志，坠之渊泉非其怒，升之霄汉非其悦。荡乎大乎，万宝以之化：确乎纯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则谓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于冥兆，终然不变，鬼神莫能预，圣哲不能谋，触山之力无以抗，倒日之诚弗能感，短则不可缓之于寸阴，长则不可急之于箭漏，至德未能逾，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勋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时，焦金流石；文公嚏其尾，宣尼绝其粮，颜回败其丛兰，冉耕歌其芣苡，夷叔毙淑媛之言，子舆困臧仓之诉，圣贤且犹若此，而况庸庸者乎？..咸得之于自然，不假道于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斯之谓矣。”刘峻认为，一切都成于自然，所谓“道”、“天”、“命”，都是“自然”的同义语。“自然”的背后，别无主宰，人的才能贤愚在这里一点力量也用不上。这是跟有神论相对立的思想。这说的是一种机械的必然法则，并带有命定论的性质。但比起过去的一些无神论者简单地从个别自然现象或个别社会现象立论，在理论上有了发展。

　　范缜（约450—515），字子真，祖先原籍顺阳南乡（今河南浙川县），东晋初年流寓江南。他早年从名儒刘 学习。史称他“博通经学，尤精三《礼》。”

　　南齐时，司徒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延致宾客，范缜也是被延揽的宾客。萧子良信佛教因果报应之说，而范缜不信。子良问：“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范缜答：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有的是落在茵席之上，有的是落在粪土之侧，这只是偶然的遭遇，贵贱因而不同，因果究在何处？子良没有能说服他。

　　范缜著《神灭论》，这是他反佛的杰作。《神灭论》跟佛教信徒的神不灭论的根本分歧，在于范缜坚持“形神相即”，而后者则宣扬形神相异。范缜所说“形神相即”，用他的话说，即“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从事物之总的方面说，形神是统一的，不能分割。从形神的关系说，神的存灭从属于形的存谢。这是旗帜鲜明的唯物的一元论。神不灭论者所宣扬的形神相异，其主旨在于强调神的独立存在，神可独立于形之外，形灭而神不灭。这是以形从属于神，也是佛家轮回说的理论依据。范缜更申论形神的关系，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这是以形为神的本质，为神的基础，而神则是形的作用。范缜还以刃与利的关系来说明形神的关系。他说：“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神灭论》是用问答体，一步深一步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一方面继承了汉王充自然哲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吸收了魏晋以来名理辨析的续余。

　　《神灭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众僧难之，而不能屈”。子良又派人以高官相诱。范缜大笑，表示不能“卖论求官”。梁武帝即位第三年（504）诏：佛教以外，都是邪道，百官王侯都要“舍邪入正”。后来，梁武帝降敕，不点名地指斥范缜“违经背亲，言语可息，神灭之论，朕所未详”。大僧正法云，还在这时鼓动王公朝贵六十二人，以信札的形式对范缜围攻。范缜并不为这些干涉所动摇，仍坚持神灭的理论，显示了一个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战① 《梁书》卷五十《刘峻传》。

　　斗精神。

　　第三节史学历史撰述的成就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伪历史撰述，继司马迁班固之后，有新的成就。它的代表作，有陈寿的《三国志》、裴宏的《后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成就不如这四部书，页在纪传体史书中还占有一定地位的，有司马彪《续汉书》的志，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和魏收的《魏书》。

　　陈寿生当蜀汉和西晋交替之际，见闻当较真切。他的书在当时已受到好评。有人评论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有人评《三国志》“辞多劝戒，明得失，有益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