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的交流,为隋唐时期的中外关系创造了条件。隋唐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
丙编典志第一章农业第一节农业发展的形势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农业的发展上,南北有显著的差别。北方由于战乱频仍,农业生产儿经由破坏到复苏的迂回曲折的发展道路,使其原来居于农业生产中心的地位有所下降。南方由于处于相对安定的局面,并因为北方的动乱而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加人口的大量南迁和先进生产技术的输入等,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地位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为日后经济重心的南移创造了条件。
三国两晋时期北方农业由调敝到复兴自汉末以来,北方农业区迭遭战乱,人口流失,土地荒芜,史称“时大饥荒”①。“岁旱,虫蝗,少谷,百姓相食”②。饥荒之严重,不仅劳动人民惨罹茶毒,拥兵割据的势力也深受影响,“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之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萧条”①。饥荒持续时期之长也是空前的,从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到建安元年(196)曹操在许下屯田,已历十二年之久,实际上直到建安之末(219),饥荒的发展也没有完全得到控制。持续的大饥荒,使北方农村呈现空前的调敝,加之“兵难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内,民不安业,捐弃居产,流亡藏窜”(《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昔日繁荣的关中三辅地区“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三国志·《魏志·董卓传》)。山东地区“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②。“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③。“是时天下户口耗减,十裁一在”④。
曹操对于恢复和发展北方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建安元年(196),曹操在挟汉帝都许后,接受枣抵、韩浩的建议,在许下兴立屯田。当年获得丰收,“得谷百万斜”⑤。于是,从许下向北方各地推广,同样获得成功,“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屯田使大量流民成为政府的依附农民,在政权力量的强制推行下,与土地结合起来,使荒芜的土地得到耕种,解决了军粮匮乏的问题。与此同时,又“于征代之中,分带甲之士,随宜开垦”(《晋① 《三国志·魏志·曹洪传》。
② 《三国志·魏志·张邈传》。
①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② 《三国志·魏志,荀或传》注引《曹瞒传》。
③ 《三国志·魏志·袁术传》。
④ 《三国志·魏志·张绣传》。
⑤ 《三国志·魏志·任峻传》。
书·食货志》),大兴军屯。黄初元年(220)魏皇朝建立后,民屯方面没有更多的进展,军屯方面却有进一步的发展,尤以正始年间(240—249)邓艾首倡以五万人在淮南北的军屯成效突出①。
与此同时,曹操针对当时“户口耗减,十裁一在”的情况,大力采取措施迁徙人民,充实司、冀、雍州等心腹地区。几乎整个建安年间都在进行这一工作。不仅从边境地区徒汉族农民进入腹心地区,而且迁徙少数民族入居内地以增加劳动力。
在地方上,各郡县官吏也致力于“招怀流民,兴复县邑”(《三国志·魏志·张既传》)。如吕虔为泰山太守,“诸山中亡匿者尽出安土业”(《三国志·魏志·吕虔传》)。凉茂为泰山太守,“旬月之间,襁负而至者千余家”(《三国志·魏志·凉茂传》)。郑浑为冯翊太守,“前后归附四千余家”(《三国志·魏志·郑浑传》)。苏则为金城太守,“是时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苏)则抚循之甚谨..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由是归附者日多(《三国志·魏志·苏则传》)。有的地方官吏还为“新集”的流民制定“移居之法”,令其伍、比相保,不复流散。通过上述多方面的努力,曹魏统治之下的北方农业生产呈现复苏的景象。在各个屯田区域,大批流民复归土地,荒芜了的农田得到开垦,如刘馥为扬州刺史,“广屯田”,“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三国志·魏志·刘馥传》)。邓文在淮南北屯田获得巨大成功,“自是,淮北仓庾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田屯兵连属焉”(《晋书·宣帝纪》)。
郡县所辖广大的个体农民经济,也呈现活跃的景象。在曹魏的辖境内,已从汉末的饥荒中摆脱出来。
由于农村经济的复苏,个体农民经济相应有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那种军事编制的民屯组织已不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于是,到了魏末晋初便先后两次宣布取消民屯,全部成为郡县编户农民了。
西晋初期,尚能励精图治,发展农业。《晋书·食货志》称:“是时江南未平,朝廷励精干稼穑”。晋武帝曾一再下诏敦促“省摇务本,并力垦殖”,他深知“使四海之内,弃末返本,竞农务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劝事乐业者,其唯郡县长吏乎”,于是,累累下诏敦促郡国守相计吏巡行属县,“敦谕五教,欢务农功”“务尽地利”。地方官中,有很好贯彻这一路线的,如王宏为汲郡太守,“督劝开荒五千余顷”。史称“时谷贱而布帛贵,(武)帝欲立平籴法,用布帛市谷,以为粮储”。可见粮食产量的增加太康元年乎吴之后,六十余年的分裂扰攘局面终于结束,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这种统一安定的局面,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同年颁布了占田、课田令,更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出现了“太康之治”的繁荣局面。史称“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百代之一时也”(干宝《晋纪总论》)。撇开封建史家溢美的成分,太康年间农业的兴旺还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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