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民要术》成书年代在公元六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之间。据书中所记载的具有地区性的农业资料分析，其反映的地区范围主要在后魏统治下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据《齐民要术·序》记载：贾思勰“采据经传，爱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而写成此书。书的内容则“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全书共计十卷，九十二篇，约十一万余字。九十二篇之外的“杂说”为后人所加。卷一，总论耕田、收种二篇，种谷一篇；卷二包括谷类、豆、麻、麦、稻、瓜、瓠、芋等十三篇；卷三为种葵、蔓菁等蔬菜作物十二篇，苜蓿、杂说各一篇；卷四总论园篱、栽树二篇，果树十二篇；卷五有竹、木及染料作物十篇，伐木一篇；卷六为家畜、家禽和养鱼六篇；卷七为货殖、涂瓮各一篇，酿酒四篇；卷八、卷九有酿造、酱、醋、豉和食品制作以及贮藏二十二篇，还有煮胶、制笔墨各一篇；卷十，“五谷、果蔬、菜茹非中国物产者”一篇，引载了一百多种有实用价值的热带、亚热带栽培植物和六十多种野生植物。总之，范围广泛，综揽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

　　《齐民要术》在唐代以前通过传抄而流传。至今所知刻本始于北宋初的崇文院刻本。此后，复刻本和传抄本多至二十余种。有日、英文译本。

　　第二章手工业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手工业，比起秦汉时期是有发展的。尽管这时期手工业内部分工的部门大致依旧，但品种增多了，产量有所增加，生产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第一节建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筑，主要是继承和运用汉代的成就。但由于佛教的传入，其间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建筑，即佛教建筑，特别是建造了佛教寺院和高层的佛塔。随之而来的印度、中亚一带的雕刻和绘画艺术，也使我国在石窟、佛像、壁画等方面有了巨大发展。这种情况对中国的建筑艺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汉代比较质朴的建筑风格变得更为成熟和圆淳。

　　佛教在东汉就已传入中国，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以致兴建了大量寺院、佛塔和石窟，并使其成为这个时期最突出的建筑类型。梁武帝时，建康佛寺达五百多所，僧尼十万多人。地方各郡县也都建有佛寺。现存的栖霞山千佛岩就是南朝齐、梁时的王公贵族施舍所造。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崇信佛教，兴立寺塔。北魏统治者更是不遗余力地崇佛，建都平城（山西大同）时，就大兴佛寺，开凿云冈石窟。迁都洛阳后，又在洛阳伊阙开凿龙门石窟。到北魏末年，北方佛寺达三万余所，其中洛阳有一千余所，可见佛教建筑之盛。

　　北魏佛寺以洛阳的永宁寺为最大，按《洛阳伽蓝记》所记，中间置塔，四面有门，塔后为佛殿。经近年发掘证实，其平面布局与文献记载是一致的。初期的佛寺布局与印度相仿佛，仍以塔为主要建筑物，置于佛寺中央，而以佛殿为辅，置于塔后。北魏洛阳有许多佛寺是由贵族官僚的邸宅改建的。所谓“舍宅为寺”，就是把前厅改为大殿，后堂改为讲堂。于是，佛寺进一步中国化，不仅把中国传统的庭院式木架建筑应用于佛寺，而且使私家园林也成为佛寺的一部分。这些佛寺也往往是市民游览活动的场所。这在《洛阳伽蓝记》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佛塔本是埋藏舍利供佛徒礼拜而作，传到中国后，把它缩小变成了塔刹，并与东汉已有的多层木结构楼阁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木塔。永宁寺培是该时期一座著名的木塔，方形、九层。除了木塔以外，还发展了石塔和砖塔，北魏时建造的河南登封嵩岳寺砖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塔。这种塔与楼阁式木塔不同，采取密檐式，仅作为礼拜的对象，而不供登临游眺。其来源是公元三世纪时印度出现的高塔形佛殿，即后来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所记的“精舍”。除上述两种塔以外，从壁画和石刻中得知，当时还存在第三种塔——单层塔。

　　石窟寺是在山崖上开凿出来的洞窟型佛寺。汉代已掌握了开凿岩洞的施工技术，佛教传入后，开凿石窟寺的风气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最早是在新疆，如三世纪起开凿的库车附近的克孜尔石窟，其次是甘肃敦煌莫高窟，创于秦苻坚建元二年，其后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辽宁、江苏、四川、云南等地的石窟相继出现，著名的有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等。这些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贵族、官僚出资修建。窟外还往往建有木建筑加以保护。石窟保存下来的历代雕刻与绘画，是宝贵的古代艺术珍品。从建筑功能布局来看，石窟可分为三种：一是塔院型，与初期佛寺以塔为中心相同，这种窟在云冈石窟中较多；二是佛殿型，窟中以佛像为主体，相当于一般寺庙中的佛殿，这类石窟较为普遍；三是僧院型，在印度称毘诃罗（Vihara），主要供僧众打坐修行之用，窟中置佛像，周围凿小窟若干，每窟供一僧打坐，敦煌第285 窟即属此类。此外还有一种小窟，分布在一、二类窟的周围，也属打坐用的禅窟。石窟的壁画、雕刻、前廊和窟檐等方面所表现的建筑形象，是我们研究南北朝时期建筑的重要资料。

　　中国自然风景式园林在这一时期也有若干新发展。北魏末期贵族们的住宅后都往往建有园林。园中有土山、钓台、曲沼、飞梁、重阁等。同时，叠石造山的技术也有所提高，如北魏洛阳华林园、张伦宅①及梁江陵湘东苑②，或重岩复岭，石路崎岖，或深溪洞壑，有若自然，即其例证。魏晋以来，一些士大夫标榜旷达风流，爱好自然野致，在造园方面，聚石引泉，植林开涧，企图创造一种比较朴素自然的意境。这种风尚无疑对当时园林和苑囿的建筑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