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带一说，史学界有认为出身州从事是起码的士族标志，我们觉得这个论断尚可斟酌。按《隋书·百官志上》，萧梁天监官制改革后，门地二品者官分十八班，门地不登二品者为“寒微士人”，又有流外七班安置他们。这流外七班，大体相当于晋宋八、九品官位（考证见后）。我们知道，寒微士人也是士族，数量较多。《南齐书·陆慧晓传》：山阴一县课户二万中资产超过三千者，占一半以上到三分之二。可“凡有资者，多是士人复除”。从这句话虽无法断定其绝对数字，但绝不止三百、五百户是可以肯定的。其中大多数当为层次比较低的寒微士人。这些士人，据天监官制，需经历了流外七班，方能登流内一班。州从事属于哪一班呢？如按南兖州班次最低的文学从事和皇弟皇子北徐、北兖州班次最低的文学从事言，分别是流外六班和五班，略相当于刘宋官品八品。如按扬州、南徐州西曹祭酒从事、议曹从事言，则是流内一班，略相当于刘宋官品七品。把起码士族之标识定为出身州从事，则出身梁流外四班至一班，或刘宋官品九品的寒微士人，岂不被排斥于士族之外，成了役门了吗？这不可能，也不符历史事实。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问题，还需对唐先生据以论断的两条材料加以考证。一条即《宋书·索虏传》何尚之参议，上面已经指出它一个字也没有涉及起家官，其中免役资格与是否士族不是一回事。另一条材料为《南史·庾革传》，原文如下：“后为荆州别驾..。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邓元起功勋甚著，名地卑琐，愿名挂士流。时始兴忠武王憺为州将，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州官，则不为乡里所悉，元起乞上籍出身州从事，憺命荜用之，荜不从..遂止。”

　　这段记载具体史实有误，见《廿二史考异》卷三七，但不影响我们讨论的问题。唐先生把“名挂士流”理解得太实，以为邓元起只想要个起码士族身分，以便“取得士族荫族特权，首先是免役特权”。可是原文明明说“解巾不先州官，则不为乡里所悉”，首先是为了社会声望。如果这一动机是事实，则在大量寒人通过非法手段“改注籍状，诈入仕流（起码士族）”的南齐（《南齐书·虞玩之传》），仅仅改为起码士族是否能满足他的愿望呢？考南齐永元末邓元起已历官槐里令、弘农太守、武宁太守（官品五品），地位虽不高，也不算低（《梁书·邓元起传》）。所以所谓“愿名挂士流”，恐怕不只是想取得一个起码士族或寒微士人身分，而是一句谦词，实际上是想取得较高门品和地望，让“乡里”羡慕。试看邓元起终于争取到的皇弟皇子荆州议曹从事，据《隋书·百官志上》载，在梁流内一班，略当宋齐官品七品，大体是层次较高之低级士族或一般高门的起家官。《宋书·王玄谟传》：出身太原王氏不发达的一支，上代多郡太守，起家徐州从事史。

　　《南史·顾琛传》：出身吴郡顾氏。曾祖和，晋司空，祖、父并七品清官，琛“起家州从事”。《南史·张岱传》：出身吴郡张氏，祖敞度支尚书，父裕都官尚书，均官三品，岱起家州从事。由此可见，州从事是一种趄点稍高的起家官，恐不是起码士族或寒微士人的标志。

　　士族队伍的变化和梁武帝改制在东晋社会渐次形成、固定的高门、门地二品，直到东晋末年数量仍是不多的。如前面已引，东晋末，桓玄为了笼络人心，“置学官，教授二品子弟数百人”。据《通典·职官十九》，晋代内外文武官六八三六人（官品九品以上），其中内八九四人，外五九四二人。我们无法知道桓玄的“二品子弟”是否包括外官中门地二品，姑且全按内官计，如一官有子弟二人，则全部内官共得子弟一七八八人①，“数百人”只能是其中一部分。如果数百人中再扣除虽门地二品，然未出仕户之子弟，则不难看出九品以上内官中大部分必由门地三品以下官吏组成。然而正是这少数门地二品，特别是其中第一流高门掌握统治实权，形成东晋“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②。可是到东晋末年，随着高级士族，特别其中第一流高级士族的腐朽，门阀政治无法维持下去了。大体从东晋末至南朝前期士族队伍发生如下变化：第一，随着宋、齐两代皇权政治的恢复，原为低级士族的皇族，凌驾于高级士族之上，成为享有种种特权的特殊高级士族，只是文化素养、儒学传统一时还跟不上，特① 《通典》记载的当是西普官数，但东晋大概减少不多，因《通典》同卷记刘宋内官八二三，外官五三四九，东晋当相仿，故此处不再区别。

　　② 田余庆：《论东晋门阀政治》，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 年2 期。

　　别在刘宋③。这一状况在政治上形成两个特点：一是皇帝重视吏事，往往信用气质比较接近、长于吏事的寒人、役门为近臣（如中书通事舍人），甚至倚为顾问，造成“寒人掌机要”之局面。另一特点是皇族本身也长于吏事，他们与皇权存在矛盾甚至尖锐矛盾，但在一定条件下，又往往成为皇帝信用的另一对象，而且官位远高过寒人近臣。以刘宋六十年统治言，皇族任尚书令或录尚书事之时即占三十六年。扬州刺史掌握京都地区军政大权，前后十七人，皇族即占十二人①。

　　第二，在宋、齐，原东晋第一流高门太原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都没落了。王、谢两族虽仍显赫，但真正得君主信任，执掌实权的，却极少，并各有其特殊原因。如齐代的王俭，前后任尚书仆射、尚书令共十年，除了本人才干外，主要是以死心塌地投靠萧齐，为宋、齐禅代竭尽智力的代价换来的。这种情况，在第一流高门中极为罕见。由于此故，陈郡谢氏在宋、齐两代无一人任尚书令、仆射。其他琅邪王氏即便入选，也多为形式。如王球即一著例：为仆射，装病，“朝直至少”，以至录尚书事江夏王义恭要“以法纠之”，因宋文帝称他为“时望所归”，“遂见优容”（《南史·王球传》）。第三，低级士族和高级士族中声望稍低的家族，相继配合皇族执掌大权。如上述刘宋的尚书令或录尚书事，皇族充任以外的二十四年中，徐羡之、傅亮、柳元景、袁粲任职一共占去十六年。徐羡之、傅亮被琅邪王氏轻为“中才寒士”、“布衣诸生”，实属于一般高门。袁粲虽出自著名高门陈郡袁氏，但袁粲这一支却“饥寒不足”，走向衰败，父袁濯早卒未仕，母“躬事绩纺，以供朝夕”。袁粲于宋孝武帝世飞黄腾达，升至吏部尚书。因凌辱“寒士”，孝武帝大怒，揭其底曰：“袁濯儿不逢朕，员外郎（即员外散骑侍郎，官品五品）未可得也，而敢以寒士遇物！”见《南史·袁粲传》。这话一方面表明袁粲门第并不显赫，另一面也反映或许孝武帝正是有意识重用这一类门第的人，以压制第一流高门的。后来宋明帝临终赐“门族强盛”的尚书左仆射琅邪王景文死，相反却以尚书令袁粲为主要顾命大臣，可能也与这种指导思想有关。柳元景上代最高位不过清浊不分的郡太守，本人以武功显，原来当是低级士族①。仕于东晋南朝的这一支河东柳氏，似自元景以后方升高门。刘宋六十年，尚书仆射中原次门更多。如孟f 、刘延孙、刘遵考、刘秀之、颜师伯、刘勔、柳世隆均是。其中颜师伯就是一个颇有军事、政治才干，深得宋孝武帝宠幸，而又被袁粲轻视的“寒士”。刘延孙与皇室本非同族，但因有军事政治才干，宋孝武帝与弟竟陵王刘诞发生矛盾时，竟破例“与之合族”，以便用他为“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的南徐州刺史，以防刘诞（时诞为都督南兖州等六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镇广陵。南徐州刺史所居京口与广陵正好隔江相对）。从刘延孙两任尚书仆射，官至侍中、车骑将军，并两领徐州大中正推测，他这时肯定已由次门升为高门了。像颜师伯、刘延孙③ 《宋书·明恭王皇后传》：出身琅邪王氏。明帝在宫内“裸妇人观之，以为欢笑”。王皇后“以扇障面”曰：“为乐之事，其方正多。..外舍（指娘家琅邪王氏）之为欢适，实与此不同”。明帝大怒。而皇后兄王景文闻之则赞后“刚正”。此即两种门阀差别的一个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