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告诉我们，咸和二年（327）曾对户籍大加整理，整理出来的户籍被称为“晋籍”，因为“所书并皆详实”，所以一直沿用到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达一百二十四年之久。只是因为此年“以七条征发”，造成了“伪状巧籍”的弊端，才使本来很精详的晋籍发生了问题，因而齐时不得不“东堂校籍”。齐所校之籍，仍然是咸和二年沿袭下来的晋籍。由此可知咸和二年对户籍的整理，相当彻底。这次整理的户籍既是沿用到南朝的全国统一的户籍，可知必为咸和中土断的成果。否则，无从整理为统一的晋籍。由此也可确定这次土断的年代，为咸和二年。因为土断就是为了整顿户籍。户籍的整顿既在咸和二年，土断也就必在此年。

　　二、这次土断和土断后整理出来的晋籍，把王公以下的官吏都包括在内。《陈书·高祖纪上》记载此次土断，将出身于颍川士族陈氏的丞相掾陈康，断为吴兴长城县下若里人。这是因为陈康之父陈达“出为长城令”，以长城② 《晋书·范汪传》附《范宁》。

　　① 《晋书·地理志下》徐州与扬州条。

　　下若里为家。陈康之子陈英为盱眙太守。将陈家情况与《南史·王僧孺传》所说咸和二年整出的晋籍，“位宦高卑皆可依案”，互相印证，可知咸和二年土断及整出的晋籍中，包括了渡江南来的公卿世族。换句话说，咸和土断之制，对王公以下官吏一律适用，没有例外。

　　三、这次土断整理出来的“晋籍”是黄籍。按《南史·王僧孺传》说晋籍本来详实，可以依案，从宋元嘉二十七年以七条征发起，才发生问题。因循至齐，不能不对晋籍进行检定。而《南齐书·虞玩之传》所载的齐建元二年（480）检定户籍的诏文，明言：“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顷民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编户齐家，少不如此。”这与《南史·王僧孺传》的话是衔接的。由此可知咸和二年，与土断同时整理出来的沿用到宋齐的晋籍，必为黄籍。晋令说过“郡国诸户口黄籍”，晋籍本无黄白之别。北人南流，产生白籍，经过土断，又统一为黄籍了。

　　成帝咸康七年（341），东晋又进行了一次土断。这次土断的令文说：实编户，王公己下皆正土断白籍。①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令文有一条注释：“时王公庶人多自北来，侨寓江左，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也。”今人根据胡三省这段释文，说土断是易黄籍为白籍，或给白籍。这种意见与上面说的土断是易白籍为黄籍，正相反对。胡三省的话，有几个问题。1.他以为这是第一次土断，因此说“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也。3.令文的重点本来是“实编户”三字，他把重点放到了土断白籍上。实是验的意思，实编户即验实编户。自咸和二年土断（327）到咸康七年有十四年了，需要进行一次验实。3.他把“正”字解释成为“著之”，把“正土断白籍”，解释成为“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是无根据的。即从字义而言，正是质正的意思，无“著之”之意。“皆正土断白籍”，本来意思很明白。前面有“实编户”三字，皆正土断白籍即都要验实、质正土断和白籍的问题。土断是不是都进行了，白籍是不是都改过来了。这个令文是针对咸和二年的土断而发，而胡三省把它当成了第一次土断，因此，也就不明白“实编户”三字和“皆正”二字的含义，造成解释上的错误。

　　东晋的第三次土断是在哀帝兴宁二年（364）进行的。关于这次土断，有两种记载。1.《晋书·哀帝纪》兴宁二年：“三月庚戌朔，大阅人户，严法禁，称为庚戌制。”这是大阅人户，与咸康七年的实编户同。2.《册府元龟·邦计部·户籍》：“一说天下所在土著”。这与咸和中土断同。刘裕说当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①，称赞这次土断解决了财政问题。

　　东晋的第四次土断是在安帝义熙九年（413）进行的。《宋书·武帝纪中》记述这次土断说：“于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为什么要多次进行土断。刘裕说：自庚戌土断以来，“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②。从他说的话可知一次上断不可能彻底。虽然，土断取消了侨民与土著、白籍与黄籍的区别，画一为土著、黄籍，但多年以后，又颓弛下去。何况北人不断南来，本又有地流寓他所的。要不使财政发生问题，只有多次土断。义熙土断本身也有问题。这次土断特许徐、兖、青三州居住在晋陵郡的人，不在① 《晋书·成帝纪》。

　　①② 《宋书·武帝纪中》。

　　断例。他们合法地保持住了侨人的身分和证明侨人身分的白籍。

　　土断是为了把侨人纳入士著居民中，对他们征税起役。东晋的赋役在第一次土断前后是不同的，在各次土断之间也有不同。要看到它的复杂性，不可一概而论。

　　首先是东晋王公以下的官吏即士族要不要交税的问题。《晋书·孝武帝纪》太元元年（376）秋七月记载：“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已下口税米三斛，蠲在役之身。”东晋的度田收租之制，是在第一次土断后的第三年咸和五年（330）实行的，一亩三升。四十六年后改行口税，一口三斛。改行的口税的对象既包括公王以下，朱改行前的亩税对象自然也包括公王以下。否则，是不可能突然叫公王以下纳税的。王公以下纳税之所以成为可能，原因有二。1.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取消南来王公士族的免税特权，对他们在江东站住脚跟来说，反而有利。2.东晋税制的改革是结合第一次土断进行的，而土断包括王公以下的官利。既有土断在前，要改变王公以下不纳税的制度，就有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