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佛堂石窟①位于辽宁省义县县城西北9 公里大凌河北岸。分东西两区，西区9 窟，东区7 窟。始凿于北魏。内容风格与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较为接近。造像大多风化泐损。最重要的是两方北魏造窟题记。一方是太和二十三年（499）营州刺史元景为孝文帝祛病祈福“敬造石窟一区”的造窟题记，置西区第5 窟；另一方是景明三年（502）“慰喻契丹使”韩贞等人“建造私窟”的题记，置东区第5 窟。

　　南方地区以四川省的石窟寺遗址和摩崖造像最为丰富。经调查，四川省将近50个县市有比较集中的石窟摩崖造像，窟龛在10 个以上的分布地点有120 多处②。早期大多利用崖墓雕刻佛像或在地面上建寺造像，著名的有乐山崖墓的东汉浮雕佛像，茂汶县出土的齐永明元年（483）造无量寿、当来弥勒二世尊像，蒲江县龙拖湾出土的西凉嘉兴元年（417）石刻造像群，以及成都万佛寺南朝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文物出版社1089 年版。② 水野清一等：《响堂山石窟》，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7 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录》，1936 年。

　　③ 李裕群：《天龙山石窟分期研究》，《考古学报》1992 年1 期。

　　① 于余：《万佛堂石窟》，《辽宁大学学报》1982 年4 期。曹汍：《万佛堂石窟两方北魏题记中的若干问题》，《文物》1980 年6 期。

　　② 谭洛非：《四川石刻——尚待开发的艺术宝库》，《四川文物》1986 年，“石刻研究专辑”。造像等③。早期石窟寺大多集中在川北，石窟龛像属北方中原系统。其中以广元千佛崖石窟和皇泽寺石窟最著名。

　　千佛崖石窟①位于广元市城北5 公里嘉陵江东岸。北魏晚期开凿，历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开凿历史之长在四川称最。以大云洞为中心，窟群分南北两段。现存54 窟、819 龛、大小造像7000 余躯。窟龛最高处距地面45.5 米，由下而上多达13 层。早期石窟大多集中在南端下层。其中第7 窟（大佛窟）平面略呈马蹄形，穹窿顶，窟内为三尊像组合，依云冈昙耀五窟旧法雕凿，具有明显的北魏晚期作风。第21 窟（三圣堂）平面方形，平顶，三壁各开一大龛，为北朝三壁三龛窟的典型遗存。窟内造像接近麦积山、须弥山西魏、北周时的风格，应为同一时期遗存。

　　皇泽寺石窟②位于广元市西1 公里的嘉陵江西岸，与东岸的千佛崖隔江相望。现存窟龛50 个、大窟6 个、造像1203 躯。约始凿于西魏北周，唐代曾进行大规模改建和扩建。可辨认的北朝石窟有第45 窟和第38 窟。其窟形及造像题材与巩县石窟、须弥山石窟的塔庙窟类似，亦属北方中原系统。

　　南朝石窟仅见于南京栖霞山③。栖霞山在南京市东北20 公里。南齐永明二年沙门法度舍宅为高僧明僧绍建栖霞精舍。南梁皇室继续凿岩造像，或五、六尊一龛，或七、八尊一龛。被近代栖霞寺主持僧用水泥涂缮，外观已非原貌。此外，浙江新昌南明山有南齐时依崖雕成的弥勒佛立像一尊，被后人改为趺坐式，原貌已失。

　　③ 丁明夷：《四川石窟杂识》，《文物》1988 年8 期。

　　① 广元市文物管理所等：《广元千佛崖石窟调查记》，《文物》1990 年6 期。② 广元市文物管理所等：《广元皇泽寺石窟调查记》，《文物》1990 年6 期。③ 宋伯胤：《南京栖霞山石刻》，《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346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版。第三章研究概况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宋代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协助修这一段的是刘恕。刘恕字道原，卒于元丰元年（1078），《宋史》本传说他“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刘恕的儿子刘羲仲所著《通鉴问疑》中，保存了他父亲与司马光讨论这段历史的一些记录。司马光利用正史以及许多正史以外资料，审核比较，选择可信者笔之于书。他排比剪裁，体大思精，把这四百年头绪纷繁的历史叙述得井然有序，明白清楚，正是对本段历史进行研究的结果，而《通鉴考异》反映了研究的过程。如北魏献文帝之死，《魏书》本纪只说“年二十三，崩于永安殿”。《通鉴》卷一三四就写明冯太后“密行鸩毒，夏六月辛未，显祖殂”。《考异》云，“元行冲《后魏国典》云，‘太后伏壮士于禁中，太上入谒，遂崩’。按，事若如此，安得不彰？而中外恬然不以为怪，又孝文终不之知。按《后魏书》及《北史》皆无杀事，而天象志云，‘显文暴崩’。盖实有鸩毒之祸，今从之”。胡三省的《通鉴》注，当然也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宋代学者的笔记中，如沈括（1030—1094）《梦溪笔谈》、洪迈（1123—1187）《容斋随笔》、程大昌（1123—1195）《演繁露》、陆游（1125—1210）《老学庵笔记》、王应麟（1223—1296）《困学纪闻》等，都有涉及本段历史的个别考订。清代学者关于本段历史的研究，首先推钱大听、王鸣盛和赵翼的著作，其次体现在各种补表补志（见前）。此外如顾炎武（1613—1682）《日知录》、杭世骏（1696—1773）《诸史然疑》、钱大听《十驾斋养新录》、赵翼《陔余丛考》、陈澧（1810—1882）《东塾读书记》等，都有有关的个别考订。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和吴士鉴的《晋书斠注》，都在一定意义上总结了清代学者对本段历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