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二没想到老大能有这么一招，他的小干脸完全红了，象个用手绢儿擦亮了的小山里红似的。他要发作。可是一看大哥的眼神和脸色，他忍住了气："好，我滚就是了！"老大拦住了他："等等！我还有话说呢！"他的脸白得可怕。"平日，我老敷衍你，因为这里既由我当家，我就不好意思跟你吵嘴。这可是个错误！你以为我不跟你驳辩，就是你说对了，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你的坏毛病--你总以为搂住便宜就好，牺牲一点就坏。我很抱歉，我没能早早的矫正你！今天，我告诉你点实话吧！老三走得对，走得好！假若你也还自居为青年，你也应当走，作点比吃喝打扮更大一点的事去！两重老人都在这里，我自己没法子走开，但是我也并不以此就原谅自己！你想想看，日本人的刀已放在咱们的脖子上，你还能单看家中的芝麻粒大的事，而不往更大点的事上多瞧一眼吗？我并不逼着你走，我是教你先去多想一想，往远处大处想一想！"他的气消了一点，脸上渐渐的有了红色。"请你原谅我的发脾气，老二！但是，你也应当知道，好话都是不大受听的！好，你去吧！"他拿出老大哥的气派来，命令弟弟出去，省得再继续争吵。  

　　老二吃了这个钉子，心中不平，暗中把老三偷走的事去报告祖父与母亲，为了讨点好。  

　　妈妈得到消息，并没抱怨老大，也没敢吵嚷，只含着泪一天没有吃什么。  

　　祁老人表示出对老大不满意："单单快到我的生日，你教老三走！你等他给我磕完头再走也好哇！"  

　　小顺儿的妈听到这话，眼珠一转，对丈夫说："这就更非给他老人家作寿不可啦！将功折罪，别教二罪归一呀！"  

　　瑞宣决定给老人庆寿，只是酒菜要比往年俭省一点。  

　　这时候，学校当局们看上海的战事既打得很好，而日本人又没派出教育负责人来，都想马上开学，好使教员与学生们都不至于精神涣散。瑞宣得到通知，到学校去开会。教员们没有到齐，因为已经有几位逃出北平。谈到别人的逃亡，大家的脸上都带出愧色。谁都有不能逃走的理由，但是越说道那些理由越觉得惭愧。  

　　校长来到。他是个五十多岁，极忠诚，极谨慎的一位办中等教育的老手。大家坐好，开会。校长立起来，眼看着对面的墙壁，足有三分钟没有说出话来。瑞宣低着头，说了声："校长请坐吧！"校长象犯了过错的小学生似的，慢慢的坐下。  

　　一位年纪最轻的教员，说出大家都要问而不好意思问的话来：  

　　"校长！我们还在这儿作事，算不算汉奸呢？"  

　　大家都用眼盯住校长。校长又僵着身子立起来，用手摆弄着一管铅笔。他轻嗽了好几下，才说出话来："诸位老师们！据兄弟看，战事不会在短期间里结束。按理说，我们都应当离开北平。可是，中学和大学不同。大学会直接向教育部请示，我们呢只能听教育局的命令。城陷之后教育局没人负责，我们须自打主张。大学若接到命令，迁开北平，大学的学生以年龄说，有跋涉长途的能力，以籍贯说，各省的人都有，可以听到消息便到指定的地方集合。咱们的学生，年纪既小，又百分之--"他又嗽了两下，"之--可以说百分之九十是在城里住家。我们带着他们走，走大道，有日本兵截堵，走小道，学生们的能力不够。再说，学生的家长们许他们走吗？也是问题。因此，我明知道，留在这里是自找麻烦，自讨无趣--可怎么办呢？！日本人占定了北平，必首先注意到学生们，也许大肆屠杀青年，也许收容他们作亡国奴，这两个办法都不是咱们所能忍受的！可是，我还想暂时维持学校的生命，在日本人没有明定办法之前，我们不教青年们失学；在他们有了办法之后，我们忍辱求全的设法不教青年们受到最大的损失--肉体上的，精神上的。老师们，能走的请走，我决不拦阻，国家在各方面都正需要人才。不能走的，我请求大家象被奸污了的寡妇似的，为她的小孩子忍辱活下去。我们是不是汉奸？我想，不久政府就会派人来告诉咱们；政府不会忘了咱们，也一定知道咱们逃不出去的困难！"他又嗽了两声，手扶住桌子，"兄弟还有许多的话，但是说不上来了。诸位同意呢，咱们下星期一开学。"他眼中含着点泪，极慢极慢的坐下去。  

　　沉静了好久，有人低声的说："赞成开学！"  

　　"有没有异议？"校长想往起立，而没能立起来。没有人出声。他等了一会儿，说："好吧，我们开学看一看吧！以后的变化还大得很，我们能尽心且尽心吧！"  

　　由学校出来，瑞宣象要害热病似的那么憋闷。他想安下心去，清清楚楚的看出一条道路来。可是，他心中极乱，抓不住任何一件事作为思索的起点。他嘴中开始嘟囔。听见自己的嘟囔，心中更加烦闷。平日，他总可怜那些有点神经不健全，而一边走路一边自己嘟囔嘟囔的人。今天，他自己也这样了；莫非自己要发疯？他想起来屈原的披发行吟。但是，他有什么可比屈原的呢？"屈原至少有自杀的勇气，你有吗？"他质问自己。他不敢回答。他想到北海或中山公园去散散闷，可是又阻止住自己："公园是给享受太平的人们预备着的，你没有资格去！"他往家中走。"打败了的狗只有夹着尾巴往家中跑，别无办法！"他低声的告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