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子、公据南宋初，除川陕继续使用纸币“钱引”外，并无其他纸币。绍兴元年（1131）因婺州（今浙江金华）屯兵，需要经费，“乃造（见钱）关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商人将现钱在婺州换取“见（现）钱关子”后，到设在首都临安的“榷货务”取铜钱或换取盐引、茶引等，性质类似现代的汇票，“见钱关子”不久即扩大至浙西地区。绍兴六年一月，张澄任都① 《宋朝事实·财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1，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又学者多以咸平元年前后或大中祥符四年为纸币创始时间，撰者以为票面数额固定是纸币的重要标志，天圣二年才是纸币的创始时间。① 《栾城集》卷36《论蜀茶五害状》。

　　① 《宋史·食货志·会子》；《文献通考·钱币考》二。

　　督行府“专一措置财用”，请依四川交子法造交子与铜钱并行，同年二月，设“行在交子务”印造30 万贯，行用于江淮地区，接着又欲造150 万贯作为“和籴本钱”，准备行用于两浙、江东、江西等路广大地区，而大臣们以为没有“本钱”（发行准备金），必然导致物价暴涨等，于是将交子改为关子，这次由朝廷发行纸币“交子”的措施因而失败。绍兴二十九年，面临金军可能南侵，作为军费的一部分，又发行关子、公据，两者性质相同，淮西、湖广称关子，各80 万贯，行使三年；淮东称公据，为40 万贯，行使二年。票面自十贯至一百贯分为五种，性质都与绍兴元年的关子或北宋早期的交子相同或相近。

　　至于南宋末景定五年（1264）所发行的“金银见钱关子”，则其性质与“会子”相同，属于纸币①。

　　二、会子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商业的兴盛，纸币已成为时代的需要。绍兴二十九年（1159）发行关子、公据时，首都临安城的富豪已私自发行“便钱会子”。绍兴三十年九月初，权户部侍郎钱端礼兼权临安知府，“始夺其利归于官”，临安府印造纸币“会子”，“许于（临安府）城内外与铜钱并行”，同年十二月初开始行用“会子”。

　　次年正月，钱端礼专任权户部侍郎，发行会子遂改由“户部为之”。二月丙辰（1161 年3 月11 日）设“行在会子务”，是由朝廷设置的纸币发行机构。在钱端礼主持下，以10 万贯钱为发行准备金发行“会子”，是铜钱本位制纸币，习称“铜钱会子”、“官会”，是由朝廷发行的纸币（此前的交子、钱引、会子都是地方官府发行的）。会子用铜版印制，票面分为一贯（千）、二贯（千）、三贯（千）三种，隆兴元年（1163）又增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三种。同年还决定在会子上用“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②。会子使用徽州制造的纸币专用纸“会子纸”，后改为成都制造，乾道四年（1168）又在首都临安设会子局制造。“会子纸”是以楮树皮为原料制造的，称为楮纸，会子因而也称为楮币、楮券或单称楮。

　　会子的发行，最初未定发行数额，也不设“界”，“自绍兴三十一年至乾道二年（1166）共印过二千八百余万道（贯），止乾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前，共支取过一千五百六十余万道，除在官司椿管循环外，其在民间者有九百八十万道”，由于“州县不许民户输纳会子”，以致不少商人在外地以低价收买会子，然后到首都支取铜钱，因挤兑而引起喧闹。宋孝宗立即采取“尽出内藏及南库银以易会子，官司并以钱、银支遣，民间从便”的措施①。至次年正月初的不到两个月内，已收回会子100 多万贯，到六月时，还有490万贯会子未收回，即存留民间流通。

　　乾道五年正月，诏令会子定界发行，每三年发行一界，每界1000 万贯，两界相沓而行，从第二界开始的实际流通量为2000 万贯，以后的发行量虽有增加但仍有所节制，且备有较充足的发行准备金，以及遇会子稍有贬值即行“秤提”，以金银及铜钱等回收会子以提高会子的币值。史称孝宗时，“楮（会子）未至于滞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发行准备金）① 《宋史·食货志·会子》；《山堂考索·后集·财用门·楮币类》。又，学者对发行钱引的时间有崇宁四年说与大观元年说，今采崇宁四年说，大观元年为四川交子改钱引时间。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四川钱引》、《钱引兑监界》；《宋史·食货志·会子》。① 《宋史·食货志·会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东南会子·见前（应作钱）关子》。以给之；楮未至于轻（贬值）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发行量）未至于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现）在（发行量）之数”。淳熙七年时，“会子与见钱等（值）”，“民间尤以会子为便，却重于见钱也”①。但自“光（宗）、宁（宗）以来，造（会子）愈多而敝（贬值）愈甚”。李心传在宁宗嘉泰二年（1202）前不久称：“自会子创造至今四十年，遂与见缗并行。”“今江浙会子一千，率得铜钱七百五十”。开禧时，筹措攻金的军费，不仅改为三界会子并行，总流通量近7000 万贯（第七界起每界发行量为2300 多万贯），第十三界发行量更增为4700 多万贯，引起会子大贬值。嘉定二年（1209）在采取多种措施“秤提”后，会子币值才有所回升，“行在（临安府）会子每千为（铜）钱七百，诸路州县才得其半”。但此后史弥远独相二十多年，会子愈印愈多，至绍定五年（1232）“两界会子已及二亿二千九百余万”贯，达会子初行时的十倍以上，直至史弥远死，端平元年（1234）理宗亲政，才不得不于会子换界之际用大量金银、铜钱收换旧会子，经过数年收减会子，至淳元年（1241），“楮价粗定，不至折阅”。淳祐七年，又“以十八界与十七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用”，以后也不再发行新一界会子以控制流通量，但到景定四年（1263）十月后，“复日增印（十八界）会子一十五万贯”，本已贬值的会子更加贬值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