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绍兴十八年八月癸巳。① 《宋会要辑稿》崇儒1 之29；《宋史》卷157《选举志》三，卷296《杨徽之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淳化二年十一月庚戌。

　　② 《历代名臣奏议》卷114，苏颂：《议学校法疏》。

　　三舍法庆历五年设立太学后，曾设“内舍生”200 人，嘉祐元年（1056），有人“或欲立三舍以养生徒”③，但没被朝廷采纳。熙宁元年（1068），太学除内舍生200 人外，增加100 人为外舍生，“且令入斋听读，仍不给官中贴厨钱，候内舍生有缺，即将外舍生拨填”①。王安石把学校看成“一道德”（统一思想），造就人材的重要场所。熙宁四年十月，“太学”开始实行“三舍法”，元符二年（1099），又规定诸路州、府学也实行三舍法，直至南宋末。三舍法规定：太学“生员分三等，以初入学生员为外舍（生），不限员；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生）以百员，内舍（生）以二百员为限。生员各治一经”，“直讲以十员为额，每二员共讲一经”。熙宁五年八月，外舍生定为700 人，“日给食钱”。宋神宗要求将王安石“所著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②。熙宁八年六月，王安石主修，王■、吕惠卿参与修撰的《书义》（《新经书义》）、《诗义》（《新经毛诗义》）、《周礼义》（《新经周礼义》、《周官新义》），合称《三经新义》，颁于学校，作为教科书。元丰二年（1079）十一月，颁《学令》，“太学置八十斋，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内舍生三百，上舍生一百”，共2400 人，还订有考试升迁细则，外舍生由各州生员经考试选入。外舍生每月进行一次“私试”，每年进行一次“公试”，第一、二等者升内舍生；内舍生二年进行一次“舍试”，得优、平二等的升上舍生，升舍时还要参考每月所记学生的行（“师教不戾规矩”）、艺（“治经程文合格”），决定是否升舍。上舍生分为三等，以行、艺俱优为上等，一优一平为中等，二者俱平或一优一否为下等，上等者可直接任命为官，中等者可不参加“省试（礼部试）”而直接参加殿试，下等者可免“解试”直接参加“省试”。但要求很严，上舍上等生“自元丰（二年）以来，十余年间，上舍生推恩（特命官）者林自一人而已”③，元祐时废上舍生直接命官及免省试、解试的制度，绍圣时复行元丰制度。

　　宋徽宗时，又增上舍生为200 人、内舍生为600 人、外舍生为3000 人，学生由州学生升贡，以考试以定入舍等级。自崇宁五年（1106）“是科为始，罢诸州发解并省试，并以学校逐年贡士”①。下一科起即从上舍生中选拔，不进行“省试”而只进行“殿试”，故有“上舍魁首”、状元，而无“省元”。宣和三年（1121），又诏恢复“省试”，复行元丰三舍法。

　　南宋绍兴三年（1133）始设国子监，十三年始建太学，亦行元丰三舍法，定额为上舍生30 人、内舍生100 人、外舍生570 人。以后各舍人数有增减，上等上舍生亦可直接出任官职，直至南宋末年。

　　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规定州、府学也实行三舍法，有关制度与太学三舍法相同，各州、府学每年向太学“岁贡”，每州贡上舍生一人，内舍生二人，州内舍生免试为太学的外舍生，州上舍生先附太学外舍生学习，经③ 《宋会要辑稿》崇儒1 之29、3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8，庆历四年四月壬子。① 《历代名臣奏议》卷114，赵抃：《乞给还太学田土房缗状》；《宋史》卷432《胡瑗传》；《宋会要辑稿》崇儒1 之30。

　　②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12《议学状》。

　　③ 《宋会要辑稿》崇儒1 之30。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十月戊辰；卷237，熙宁五年八月辛卯。《宋史·选举志》三。考试中格升为太学内舍生，经三次考试还不能升内舍生，返回州学。徽宗崇宁元年，又规定县学学生经选考升入州、府学；州、府学学生，每三年向太学输送一次，再经考试，上等者为太学上舍生，中等者为下等上舍生，下等者为内舍生，不入等的为外舍生，宣和三年罢州县学三舍法。

　　元丰时创设小学教授，哲宗时创设在京小学，徽宗政和四年（1114）在京小学生达近千人，小学收8 至12 岁学生入学，亦曾行三舍法。崇宁元年规定州县学亦设小学，收10 岁以上学生入学。小学分别隶属于太学、州学、县学，不另设学。

　　州县学北宋前期，州县学很少。真宗于咸平四年（1001），对诸路州县有学校的赐“九经”。景德三年（1006）任命平归一为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助教，“仍令常切讲授”；又诏令各州县在孔庙起讲堂讲学。大中祥符二年（1009）一月，广州“就宣圣庙创立学舍，及于斋厅讲说”，可说是早期州县学的基本形式。二月，应天府民曹诚自建房舍，“愿以学舍入官”，赐名应天府书院，史称“州郡置学始此”。仁宗“明道、景祐间累诏州、郡立学”。宝元元年（1038），“近制惟藩镇立学”，“时大郡始有学，而小郡犹未置也”，三月，所设颍州州学，是首座小郡州学。“庆历新政”前，已建州、府学五六十所。庆历四年（1144），“诏令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外，余并令立学，如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②。熙宁四年（1071），又诏各州县普遍设学校，但主要仍是府、州学。元符二年（1099），“诸州（学）署教授者，依太学三舍法考选生徒升补”。崇宁元年（1102）时，州学还不能每州都建，“郡小或应举人少，则令三、二州学者聚学于一州，置州学并差教授”①。县学在北宋末年有了很大的发展，崇宁三年规定县学学生名额，大县50 人，中县40 人，小县30 人。北宋末是州县学最盛时期，各路曾设提举学事司，管辖一路学政。州县学不仅有学舍供学生食宿，还有学田及出租“房廊”的收入作为学校经费。大观三年（1109），北宋24 路共有学生167622人，校舍95298 楹；经费年收入钱305872 贯，支出267878 贯；粮食年收入640291 斛，支出337944 斛；校产中有“学田”115990 顷，“房廊”155454楹。在校学生之多，校舍之广，经费之大且如此充裕，不仅是空前的，在宋代也是绝后的。南宋初，州县学大多因战乱而停办，绍兴和议后渐次重建，但总体上始终未能达到北宋末年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