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五代、宋的宗教佛教自唐会昌五年（845）“禁佛”以后，虽自大中元年（947）起，大力恢复佛教，但佛教已元气大伤，加上唐末农民战争，佛教寺院经济受到沉重打击。自五代开始，战乱频繁，官府管理僧寺的制度松弛，不少僧尼戒律荡然，到后唐时，“僧尼寺院多有故违条法，衷私度人（为僧尼）”，“妄称圣（佛）教，或僧尼不辨，或男女混居”，因而于天成二年（927）规定，志愿出家为僧尼者必须经官府准允，还要考试念经文，“不得私受戒法”，否则处罪。僧尼除规定的“官中斋会行香”等外，“僧尼不得辄有相过，如敢故违”，“画时擒捉，并准奸非例处断”。僧侣不能在尼寺开讲，除斋月开讲时外，“坊界及诸营士女”，“不得过僧舍”，僧侣也不能公然住在民户家中。后晋天福二年（937），也严申出家为僧尼的规定，如果“州府不遵敕命，衷私剃度（僧尼）”，也要受到惩处。但是，五代时不仅朝代更迭频繁，而且常常是政令不畅，到后周时，私自建造佛寺、剃度僧尼、熔铜钱铸佛像，全无法度，罪犯与逃兵也往往乘机削发为僧以逃避惩罚，而“缁徒（僧侣）犯法，盖无科禁，遂至尤违”，不仅有碍社会治安，加上僧尼寺院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因而也严重影响了后周的赋税与兵役。世宗决心对佛教进行整治并加以限制，显德二年（955）下诏，凡是无“敕额寺院”，全部停废；边远州郡而无敕额寺院的；可保留僧、尼寺院各二所；县城及常住居民200 户以上的军、镇，又没有敕额寺院的，允许保留僧、尼寺院各一所，如无尼则只保留僧寺一所。凡志愿出家，不仅要得到父母、祖父母（如已丧则由同居伯、叔、兄）同意，男15 岁以上，女13 岁以上，还须念读经文考试合格，只在首都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大名府、京兆府及青州设立戒坛进行剃度③。共废寺院30336 所；保留2694 所，系籍的僧尼6.12 万人。同年九月，为了解决钱荒，世宗决定除保留必需的铜器及存留寺院的铜佛像外，所有“民间铜器、佛像”全部用于铸铜钱，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指出铜像并不是佛，“佛在利人”，“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表明限制佛教发展的决心，此举受到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的高度赞扬：“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①北方的佛教发展受到限制，周世宗此举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代武帝一起被列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禁佛”，也称“三武一宗法难”①。

　　佛教在“十国”则并未受到打击，吴僧祖肩以阴阳五行之术佐吴王杨行密，权臣徐温之礼遇石头大师；前蜀王建为诗僧贯休建龙华道场；荆南高季兴之慰留诗僧齐己，可见“十国”帝王礼敬佛教之一斑，而吴越、闽、南唐、南汉的佛教因得到帝王的倡导而尤为兴盛。

　　吴越王钱镠、钱镠（弘俶）先后尊僧昭、德韶为国师。德韶为法眼宗第二代法嗣，法眼宗遂大盛。法眼宗僧人延寿后修净土宗成为净土宗大师。天③ 参据《东京梦华录》卷6 至10；《梦梁录》卷1 至6；陈元靓：《岁时广记》。① 《五代会要》卷12《燃灯》。

　　① 《五代会要》卷12《寺》、《杂录》。

　　台宗义寂向吴越王钱镠提出天台宗佛经因“安史之乱”及会昌禁佛时焚毁，向高丽取经，钱俶即遣使求取，“高丽君乃命国僧谛观报聘，以天台教部还归于我”（《宋高僧传》作通过德韶“嘱人泛舟于日本国购获”），通过义寂的传法，天台宗遂复盛②。佛教其他各宗也都得到发展。

　　唐末王潮、王审知据福建，提倡佛教。禅宗雪峰义存禅师，王审知“时则迎而馆之于府之东西甲第，每将俨油幢聆法论，未尝不移时”，义存死时已是后梁开平二年（908），义“存之行化四十余年，四方之僧争趋法席者不可胜算矣”③，闽国佛教由是大盛。闽国末年，大将李仁达曾一度拥立僧卓岩明为帝。

　　佛教禅宗至唐代晚期，神秀北宗已衰亡，慧能南宗独盛，弟子南岳怀让门下已形成沩山灵祐及弟子仰山慧寂的“沩仰宗”、临济义玄的“临济宗”；慧能另一弟子青原行思门下也形成洞山良山与弟子曹山本寂的“曹洞宗”。僧文益是青原行思门下七世（义存系）漳州罗汉院桂深的弟子，南唐诸帝崇尚佛教，文益被迎住金陵报恩禅院，号净慧禅师，后迁往清凉寺，弘扬禅宗，死后谥大法眼禅师，其所创宗派，号称“法眼宗”。

　　南汉前主刘隐、中主刘岩敬重韶州灵树院僧如敏，“署为知圣大师”，僧文偃受知于禅宗青原行思门下五世闽雪峰义存，义存禅师“密以宗印授焉”，文偃后到灵树院为首座，南汉中主“大加欣赏，文偃倡导灵树、云门凡三十年”①，创云门宗，云门宗首先盛行于南汉。

　　宋朝建立，宋太祖崇佛而有所节制，停止了周世宗的毁寺打击佛教的活动，但“建隆初，诏佛寺已废（者），不得再兴”②。“岁度千人”为僧，在平定诸国前共有僧尼六万七千多人，略多于后周时。欧阳修《归田录》记载：“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现）在佛不拜过去佛。’..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以为定制。”赞宁是太宗时随吴越王钱镠归宋，故此僧可能并非赞宁。太祖“亲征太原，道经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祷于佛前”③，宋太祖对于佛教态度于此二者可见。宋“太宗崇尚释教”①，于宋代诸帝中为最甚。太平兴国五年（980），宣召在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译经的法天来京，于太平兴国寺西侧兴建译经院，太宗亲为译经作序。真宗、仁宗时续有译经，宋代译经多属小部。宋代重视佛经的刻印，益州官刻本自开宝四年（971）起到太平兴国四年刻成，称《开宝藏》。以后由寺院刊刻的有福州东禅寺觉院版，崇宁三年（1104）刻成，称《崇宁藏》；两宋之际的开元寺版，称《毗卢藏》；南宋时，湖州思溪圆觉禅院（《思溪藏》、《圆觉藏》）、安吉县（今安吉北）资福禅寺（《资福藏》）、平江府碛沙延圣禅寺（《碛沙藏》），也陆续刊刻《大藏经》，促进了宋代佛教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