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 《两朝纲目备要》卷4,庆元二年正月甲辰。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2,绍兴十九年十二月丁丑。
② 《宋会要辑稿》职官72 之5。《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载朱熹同榜的第三甲第十三人徐存(兰溪人),可能为“顶冒”者。顶原作项,误。
③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1,绍兴二十年九月乙酉(参见《宋史·选举志》2);卷165,绍兴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午。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绍兴二十五年十月辛卯;卷167,绍兴二十四年七月甲子、十二月丙戌。对遏制的政策,如淳熙五年(1178),“谢廓然言:‘近来掌文衡者,主王氏之说则尚穿凿,主程氏之说则务为虚诞。..乞诏有司公心考校,毋得徇私,专尚程、王之末习。’从之。”⑤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三大学派在宋孝宗后期并为显学,其明证莫过于淳熙十四年(1187)时年58 岁的朱熹所说:“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朱熹在这里所说的诸子,不仅是指理学派的许多学者,也包括新学派王安石、王■和蜀学派的苏轼,他所举的“五经”“四书”的注疏著作,就包括了他们的著作,并说学者学习三派著作,才使“先王之道得以复明于世”①。朱熹实际上是认为理学派与新学派、蜀学派同是宋学的学派之一。
宁宗后期理学地位的提高宁宗初年,“庆元党禁”打击了理学派,三大学派并存的局面被打破。
嘉定元年(1208)的宋金“嘉定和议”后,理学人士刘爚向奸相史弥远建议,实行“收召诸贤”、“以爵禄縻天下士”,扶持理学派。次年,谥“赐朱熹谥曰文”,提高理学派的地位。
嘉定三年,刘爚“遣国子司业,言于丞相史弥远,请以(朱)熹所著《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之说以备劝讲,正君定国,慰天下学士大夫之心。..又请以熹《白鹿洞规》颁示太学,取熹《四书集注》刊行之”②。
嘉定十三年,谥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元”、“纯”、“正”,后又谥张载为“明”,为后来理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同年九月,胡卫的奏议称:“皇朝承五季陵夷之后,士气卑弱,二三圣人作而新之。..熙宁以来,凡典章号令,若王安石之造意平雅,苏轼之发语纯明,..;程颢、程颐又以洙泗之源流兴于伊洛间,士之所趋一归于正。”①胡卫的奏议意在推崇理学,但只将宋学三大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安石、苏轼、程颢、程颐,同列于“二三圣人作而新之”的行列,说明理学派当时的地位虽已提高,但新学、蜀学派也还是主流学派。
理宗后期理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嘉定十七年,宁宗死,奸相史弥远废宁宗自定的皇位继承人赵竑,改立宗室赵贵诚(改名赵昀)为帝(理宗),随即“诏褒表老儒”,年迈的朱熹弟子傅伯成、陆九渊弟子杨简,以及自幼读程颐书的柴中行等,被授予殿阁职名,赐金带。宝庆三年(1227),宋理宗又表彰朱熹的《四书集注》,并“特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②,再次提高理学派的地位。
⑤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绍兴二十六年六月乙酉。
① 员兴宗:《苏氏、王氏、程氏三家之学是非策》,《九华集》卷9。员兴宗死年不详,《九华集》附录祭员兴宗文数篇,最早的撰于乾道六年八月。
②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6,淳熙五年三月。
① 《朱文公文集》卷69《学校贡举私议》。
② 《宋史》卷401《刘爚传》,卷437《真德秀传》、《魏了翁传》。
端平元年(1234),重用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十多位“名士”。次年,诏议胡瑗、孙明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程颐十人从祀孔子。李■称这十人“卓然为学者所宗,宜在从祀之列”③,意在取得与早已从祀孔子的王安石同等的地位,但是此次“诏议”未能使其中的任何一人列入从祀。嘉熙元年(1237)三月,刘汉弼“为校书郎,转对,举苏轼所言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①。结合理学派肆意攻击王安石,以及后来新学派被称为“邪党”,可见此时宋学的三大学派仍然并存。
淳祐元年(1241)正月,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从祀孔庙,而将王安石排挤出从祀的行列,以及推崇理学的其他措施,正式确定了理学为南宋官方的统治思想。有识之士对于理宗在面对蒙古军南侵的南宋存亡之际,不是发愤图强,而是热中于扶持宋学的理学派并打击其他学派,深为不满。理学人士刘克庄在淳祐六年的《召对札子》中说:“薄物细故,纷挐不已;急政要务,谦逊未遑,未免有‘不言防秋而言《春秋》,不言炮石而言(王)安石’之讥。夫废《春秋》,用安石,致祸之本也,于时(指北宋末)尚以为不急,况今之不急有甚于此者乎。今庙谟睽异,邪党(指新学派等)揶揄,臣实未知其所终。”②南宋皇朝在宋理宗致力于“不急之甚”的扶持理学派打击其他学派,而不思救亡图存的“急政要务”下,走上灭亡之途。③ 《宋会要辑稿》选举6 之40。
① 《宋史》卷41《理宗纪》一。
② 《宋史》卷42《理宗纪》二;《宋史全文》卷32。
第四节辽代文化的发展及其特点辽朝的创建者耶律阿保机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他通晓汉语,也吸收了一部分燕蓟地区的上层人物参与国家治理,积极借鉴中原封建政权的统治经验,吸收汉地的封建文化,同时也重视继承和发展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政治、经济制度胡汉分治相适应,辽朝的文化也表现出了游牧文化与高度发展的汉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发展、相得益彰的特点。境内契丹、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发展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草原游牧文化特点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它不但促进了契丹民族的发展,而且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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